中國經學的性質、價(jia) 值與(yu) 學科地位

作者：彭林（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中國經學研究院院長，浙江大學馬一浮書(shu) 院兼任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三年歲次癸卯四月初一日丁醜(chou)

          耶穌2023年5月19日

編者按：2016年5月17日，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發表《在哲學社會(hui) 科學工作座談會(hui) 上的講話》強調，中華民族有著深厚文化傳(chuan) 統，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體(ti) 係，體(ti) 現了中國人幾千年來積累的知識智慧和理性思辨。要加強對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挖掘和闡發，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yu) 當代文化相適應、與(yu) 現代社會(hui) 相協調，把跨越時空、超越國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jia) 值的文化精神弘揚起來。要推動中華文明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激活其生命力，讓中華文明同各國人民創造的多彩文明一道，為(wei) 人類提供正確精神指引。中國經學與(yu) 西方古典學是人類古老文明的智慧結晶，中國經學是中華傳(chuan) 統文化的核心，西方古典學則是西方文化傳(chuan) 統中曆史最悠久的學問。因應時代變遷，中國經學與(yu) 西方古典學形成了各自的傳(chuan) 統與(yu) 風格。為(wei) 貫徹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重要講話精神，促進文明交流互鑒，本報特組織本期特別策劃。限於(yu) 版麵，本期未能發表的相關(guan) 文章，另行刊發，敬請關(guan) 注。

中華傳(chuan) 統學術以經、史、子、集四部為(wei) 大綱，而以經部冠其首，是毋庸置疑的曆史事實。孔子刪述的“六經”，被譽為(wei) 古代中國的“教科書(shu) ”，更是盡人皆知的文化常識。而在近代中國“全盤西化”的思潮下，犁經為(wei) 史，將經學逐出大學的學科體(ti) 係，令中國文化的根荄遭受重創。回歸史實，撥亂(luan) 反正，還經學以公道，使中華文明發皇，適其時矣。

“六經”非史

在“全盤西化”思潮影響下，推倒孔子、否定“六經”成為(wei) 一時“風尚”。有人藉由章學誠《文史通義(yi) 》中“六經皆史”一語，宣稱“六經”非經，不過是史料或普通史書(shu) 而已。在反傳(chuan) 統的年代，此說無須論證即可成立。“六經”既然“皆史”，則古代中國何來的“經”？既然“六經”非經，則孔子就是封建統治階級憑空造出來的“神”。經過如此這般的邏輯演繹，“六經皆史”便被上升為(wei) 反對封建製度、將孔子拉下神壇的“革命”之舉(ju) 。

既然事情緣起於(yu) 章學誠，我們(men) 便不能不好奇，一生讀孔孟書(shu) 、生當社會(hui) 尚稱安定的乾嘉時代、41歲中進士、仕途尚屬順利的章氏，其反孔非經的動機何在，證據又何在？最好的求解方式，莫過於(yu) 讀他的《文史通義(yi) 》。

《文史通義(yi) 》涉及章氏經學觀的部分，集中在卷一的《易教》《書(shu) 教》《詩教》《經解》四篇。以“六經”中的《易》《書(shu) 》《詩》列全書(shu) 之首，而且三經皆與(yu) “教”字相連，以之為(wei) 教化萬(wan) 民的本源；繼之以《禮記》論“六經”大旨的《經解》篇作結。此布局，已烙上章氏尊經的鮮明印記。

“六經皆史”一語出於(yu) 《易教上》首句，似有提示全文之意。然而，通讀全卷四篇，居然無一處文字申述“六經”何以為(wei) 史而非經！章氏反複論述者，卻是如下幾點。

第一，經乃“綱紀世宙之謂”。此語旨在為(wei) 經學定位。學術有高下，功用有大小。章氏認為(wei) ，“經”字取義(yi) 於(yu) 《易》“君子經綸”一語，經乃“綱紀世宙之謂”，是最高層麵的學術。而後世淺學不辨於(yu) 此，於(yu) 書(shu) 名濫冠“經”字，《經解上》曆數其妄：如墨子之徒稱《墨子》為(wei) 《墨經》，戰國之人冒用伏羲、神農(nong) 、黃帝之名而稱《靈樞經》《難經》《甘石星經》。西漢以後，此風大開，致有《禽經》《相馬經》《茶經》《棋經》等名。東(dong) 漢秦景從(cong) 天竺帶回佛門《四十二章》，原不稱經，漢譯本亦不冠“經”字，佛教盛行後始稱“佛經”；而《老子》亦稱《道德真經》，《莊子》稱《南華真經》，《列子》稱《衝(chong) 虛真經》。章氏慨歎：“異學稱經以抗六藝，愚也。儒者僭經以擬六藝，妄也。”（《文史通義(yi) ·經解下》）章氏之推崇“經”，可見一斑。

第二，“六經皆先王之政典”。此語是為(wei) 《六經》定性，經是先王為(wei) 政的典製，卓具權威性。章氏雲(yun) ，“古之所謂經，乃三代盛時，典章法度，見於(yu) 政教行事之實”（《文史通義(yi) ·經解上》）；“若夫《六經》，皆先王得位行道，經緯世宙之跡”（《文史通義(yi) ·易教上》），“夫子之述《六經》，皆取先王典章”（《文史通義(yi) ·經解中》）。是章氏明言六藝為(wei) “經”。

第三，孔子之功在傳(chuan) 承周公之典章。章氏雲(yun) ，孔子身處三代之衰，而能存亡繼絕，承傳(chuan) 周公之典，厥功甚偉(wei) ，“夫子生於(yu) 東(dong) 周，有德無位，懼先聖王法積道備至於(yu) 成周，無以續且繼者而至於(yu) 淪失也，於(yu) 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體(ti) 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跡者，獨與(yu) 其徒，相與(yu) 申而明之。此六藝之所以雖失官守，而猶賴有師教也”（《文史通義(yi) ·經解上》）；又雲(yun) ，文王拘而演《易》，武王克商，以《周易》立一代之典教，“夫子生不得位，不能創製立法，以前民用；因見《周易》之於(yu) 道法，美善無可複加，懼其久而失傳(chuan) ，故作《彖》《象》《文言》諸傳(chuan) ，以申其義(yi) 蘊”（《文史通義(yi) ·易教上》）。此又足見章氏對孔子之推崇。

第四，“六經之名，起於(yu) 孔門弟子”。章氏考鏡源流，辨析六藝稱經的過程，“夫子之時，猶不名經也”。東(dong) 周諸子百家，著書(shu) 立說，“不盡出於(yu) 典章政教”。為(wei) 維護孔學的正統，孔門後學，“乃尊六藝而奉以為(wei) 經”；荀子說“學始於(yu) 誦經”，莊子說“孔子言治《詩》《書(shu) 》《禮》《樂(le) 》《易》《春秋》六經”，荀、莊均子夏門人，是“六經之名起於(yu) 孔門弟子亦明矣”（《文史通義(yi) ·經解上》），此說客觀公允，並無反孔叛經之意。

第五，經有其支裔。“六經”之外，孔門時有新增之經，它們(men) “取先聖之微言，與(yu) 群經之羽翼，皆稱為(wei) 經”，如《論語》《孟子》《孝經》，大小《戴記》，《左氏》《公羊》《穀梁》等，故儒家有九經、十經、十三經、十四經等，“蓋尊經而並及經之支裔也”（《文史通義(yi) ·經解上》）。此類經籍與(yu) “六經”一體(ti) ，乃儒學自身發展的結果。此說亦符合常識。

綜上可知，章氏尊孔崇經，嚴(yan) 辨孔子“六經”與(yu) 儒門之外種種“非經之經”的區別，維護“六經”的至尊地位，哪有半點離經叛道的意味？

經學至尊地位非武帝所賜

漢武帝為(wei) 實現大一統王朝的思想與(yu) 國體(ti) 的統一，“詔舉(ju)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繼采董仲舒建議，“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當今教科書(shu) 的解讀是，儒學原本百家之一，因武帝此舉(ju) 而被抬高到至高地位。此說似是而非。

治國理政，采用某種思想為(wei) 主導，此為(wei) 普遍現象，無可厚非。問題在於(yu) ，所擇是否允當？儒家雖是百家之一，但與(yu) 諸家並非不分軒輊。孔子首開私人講學之風，弟子三千，賢人七十，已然獨領風騷。其後雖經秦始皇焚書(shu) 坑儒，而薪盡火傳(chuan) ，漢初猶有田何傳(chuan) 《易》，伏生傳(chuan) 《書(shu) 》，申公傳(chuan) 《詩》，高堂生傳(chuan) 《禮》，至劉向、劉歆父子校書(shu) 中秘，六藝篇籍，凡103家、3123篇；儒家，凡53家、836篇；門庭之盛，遠超諸家。司馬遷《孔子世家》盛讚雲(yun) ：“孔子布衣，傳(chuan) 十餘(yu) 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yu) 夫子，可謂至聖矣！”孔子所傳(chuan) 六藝之學，始終是舉(ju) 國折中的標準，天子王侯，概莫能外，社會(hui) 基礎最為(wei) 深厚。

《漢書(shu) ·藝文誌》指出，諸子十家均是六藝的“支與(yu) 流裔”，最大弊端是“各引一端”“各推所長”，劍走偏鋒，如道家“獨任清虛”；陰陽家“舍人事而任鬼神”；法家“專(zhuan) 任刑法”；雜家“漫羨而無所歸心”；無力單獨麵對複雜的社會(hui) 問題。曆史曾先後給過法家、黃老之學以治國良機，可惜均不堪大任。

若說儒學至尊地位得自武帝一言，武帝亡故，其威權不再存在，何以儒學綿延至兩(liang) 漢之末，無人翻盤？再者，魏晉南北朝，北方民族入主中原，是擺脫儒術的最佳時機。早在先秦，諸夏即有夷狄交侵之患，文明有倒退到“被發左衽”時代之可能，故《春秋》提出“夷夏之變”的命題。韓愈《原道》論“夷夏之變”，最得其旨：“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yu) 中國則中國之。”夷狄若能“進於(yu) 中國”，行華夏之禮，文化達標，則“中國之”，視其為(wei) 華夏的一員。夷狄在與(yu) 中原的長期交往中，目睹中原風俗美、人倫(lun) 厚、文化典雅，皆生仰慕之心，故不僅(jin) 拒絕“以夷變夏”，而且主動追隨以儒學為(wei) 核心的華夏文明，自覺完成文化上的蛻變。

匈奴族酋長劉淵，少年即習(xi) 儒學，定鼎中原後，大興(xing) 經學，明儒張大齡讚其“文雅博洽，既與(yu) 中國士大夫埒”。羯人石勒稱趙王之後，“始建社稷、立宗廟，營東(dong) 西宮”；製軒轅之樂(le) ，八佾之舞，“禮樂(le) 備矣”。拓跋珪初定中原，“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為(wei) 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yu) 人”。朝廷以隆禮延聘經師沈重、熊安生等，令“天下慕向，文教遠覃”。北魏宣武帝，“複詔營國學，樹小學於(yu) 四門，大選儒生”，“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錄，不可勝數；大者千餘(yu) 人，小者猶數百”（《北史·儒林傳(chuan) 》）。《南史·儒林傳(chuan) 》收錄經學家29人，《北史·儒林傳(chuan) 》收錄53人，北朝多於(yu) 南朝，且不乏徐遵明、劉獻之等名儒。北朝經師多聚徒講學於(yu) 鄉(xiang) 裏，受業(ye) 者常數百人，熊安生“弟子自遠方至者千餘(yu) 人”，極一時之盛。六朝經師創為(wei) 義(yi) 疏之學，皮錫瑞《經學曆史》讚其“有功於(yu) 後世甚大”，而北朝風氣樸茂，少有南人清談之風，故“以純正勝南也”，成為(wei) 經學史上的精彩一頁。毋庸諱言，北朝地區“華化”步伐的加速，恰是由北方民族所主導的。

學界每每盛談魏晉南北朝為(wei) 中國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時期，殊不知形成此次融合的文化核心是儒家經學。

經學蘊含“常道”

中國學者多經史兼治，兩(liang) 者關(guan) 係密切，但不相雜越。“史”，記載的是變動中的現實，有特定的時空範圍，以事件始末、人物經緯等為(wei) 主線。“經”，最為(wei) 人稱引的訓解是“常也”。“六經”追求的是超越時空、可大可久、符合客觀規律的常道。曆史猶如無固定水道的河流，總是左右偏擺，不可能自發地按“常道”發展。故曆史的發展，需要“經”的指引。章氏稱“六經”為(wei) 先王經綸宇宙的典章，可謂深得經旨。

儒家經典能為(wei) 不同朝代、不同民族所歡迎，成為(wei) 不斷吸附、凝聚人心的思想之源，主要原因如下。

1.有博大精深的理論體(ti) 係。孔子從(cong) 公有製與(yu) 私有製的轉換著眼，論述從(cong) 小康走向大同的必然性，以“天下為(wei) 公”的大同世界為(wei) 終極理想目標。孔子反對苛政與(yu) 暴力，主張建立完美的人格標準，以溫和的方式，持續不斷地教化民眾(zhong) ，從(cong) 文化上實現社會(hui) 的高度統一，最終實現“以天下為(wei) 一家，以中國為(wei) 一人”的理想，其說符合曆史發展規律，符合民眾(zhong) 對未來的期待，深受曆代知識精英擁護。

2.將道德成長作為(wei) 人生的基本課題，“自天子以至於(yu) 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wei) 本”。（《大學》）充分論述人何以為(wei) 人、如何修身進德、如何治學等重大問題，引導大眾(zhong) 做合格的社會(hui) 人、做優(you) 秀的社會(hui) 人（君子）、做傑出的社會(hui) 人（聖賢）；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wei) 走向大同的四個(ge) 台階；這一邏輯鏈環，將個(ge) 人與(yu) 家庭、社會(hui) 做了恰當的勾連，司馬遷、文天祥、王陽明、顧炎武等精英無不受其浸潤。

3.理論與(yu) 實操兼具，足以回應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所有問題。如《周禮》構擬的官政大法，覆蓋傳(chuan) 統國家管理的所有方麵。《儀(yi) 禮》記載的冠婚喪(sang) 祭等人生禮儀(yi) ，成為(wei) 中國人共同的生活樣態。《禮記》各篇涉及廣泛，《月令》將人與(yu) 自然和諧相處之法規範化，《樂(le) 記》論述中華的樂(le) 學思想，《學記》綜論教化萬(wan) 民的學理與(yu) 方法，《大學》乃入德之門，《中庸》談心性修養(yang) ，《儒行》展示儒者氣象，全書(shu) 既有天下擔當的引領，又有坐立行走、言談交接的細節，上下縱橫，皆有布局，均能展開；社會(hui) 規範與(yu) 價(jia) 值觀體(ti) 係符合普遍的人性，具有真正的普遍價(jia) 值，誠如《禮記》所說，“放諸四海而皆準”，故深受當時社會(hui) 歡迎。

以上數點，兩(liang) 漢時期有哪家哪派的學說堪與(yu) 比肩？故武帝獨尊之。

恢複經學學科地位刻不容緩

西方大學體(ti) 係被全盤引入中國後，經學被徹底排棄在外，經籍在西方圖書(shu) 分類的書(shu) 架上被胡亂(luan) 插放，作為(wei) 中國學術冠冕的經學已成文化遊魂。經學的消解，使原本血肉一體(ti) 的中國本位文化失去價(jia) 值依托與(yu) 內(nei) 在邏輯，猶如“錢串子”被抽取，隻有滿地散錢。史學、子學、文學日益碎片化，轉而從(cong) 西學體(ti) 係中尋找理論依據，幾乎成為(wei) 西方文化的附庸。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上的講話中，列舉(ju) 儒家經典中“天下為(wei) 公、大同世界”“以民為(wei) 本、安民富民樂(le) 民”“為(wei) 政以德、政者正也”等思想，認為(wei) 其中“蘊藏著解決(jue) 當代人類麵臨(lin) 的難題的重要啟示”，“可以為(wei) 人們(men) 認識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啟迪，可以為(wei) 治國理政提供有益啟示，也可以為(wei) 道德建設提供有益啟發”。其重要性既然如此，我們(men) 該如何向國際社會(hui) 、向國內(nei) 的億(yi) 萬(wan) 民眾(zhong) 解釋：在中國高校學科體(ti) 係中何以沒有經學的學科地位？

為(wei) 經學正名，充分肯定其曆史貢獻與(yu) 現實價(jia) 值，確立經學與(yu) 文學、史學同等的一級學科地位，既是對中國學術史的尊重，也是重拾文化自信、再造中華學術體(ti) 係的重要前提。爾今正當其時矣。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