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故知新 繼往開來

作者：莫礪鋒（南京大學文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三年歲次癸卯六月初二日戊寅

          耶穌2023年7月19日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文化傳(chuan) 承發展座談會(hui) 上發表的重要講話，對中華文化傳(chuan) 承發展的一係列重大理論問題作了全麵係統的深刻闡述，為(wei) 我們(men) 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進方向。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從(cong) 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個(ge) 方麵深入論述了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將中華文明置於(yu) 文明傳(chuan) 承、時代進步和世界發展的大視野中進行觀照，從(cong) 而準確地概括了中華文明有別於(yu) 其他人類文明的民族特征，高瞻遠矚地指出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發展道路，必然在傳(chuan) 承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基礎上建設中華民族的現代文明。作為(wei) 一個(ge) 長期從(cong) 事古典文學研究的學者，能有機會(hui) 當麵聆聽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的重要講話，我深受鼓舞。

五個(ge) 突出特性著眼點在於(yu) 創造性轉化與(yu) 創新性發展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的中華文明的五個(ge) 突出特性，貫穿於(yu) 中華文明史全過程，史料豐(feng) 富，班班可考。中華文化是我們(men) 這個(ge) 星球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經曆了長達五千多年不間斷的發展過程，仍像日月光華一樣亙(gen) 古常新。其中的奧秘就在於(yu) 中華文化的內(nei) 部蘊藏著生生不息的自我更新能力，能夠像鳳凰涅槃那樣不斷獲得新生。中華的先民們(men) 極其重視生命的價(jia) 值。生命在本質上是內(nei) 在機體(ti) 的新陳代謝，會(hui) 不斷地調節自身以適應外界。中華文化就像生命一樣，始終處於(yu) 自我完善的變化之中，自身就包蘊著與(yu) 時俱進的精神。

具有這種品格的文化有足夠的心理承受能力麵對外來文化的壓力，也有足夠的自我調整能力應對日新月異的新時代。中華文化這種精神深深地滲透在各個(ge) 文化支流之中，以中國古代文學為(wei) 例，一部中國古代文學史，就是在形式、題材及風格等方麵不斷自我更新的演進過程。江分九派，河流九曲，中國古代文學也像長江大河一樣，日夜奔流，永不停息，呈現出千匯萬(wan) 狀的豐(feng) 富形態。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是在一個(ge) 幅員遼闊的地域內(nei) 發展起來的，是由生活在華夏大地上的多個(ge) 民族共同創造的。與(yu) 某些地域狹小、民族單一的文化不同，中華傳(chuan) 統文化既是多元的、豐(feng) 富多彩的，又具有強烈的趨同性和凝固力。

古代中國的農(nong) 耕生產(chan) 雖然都是規模很小的小農(nong) 經濟，但中華先民從(cong) 事農(nong) 耕的地域範圍卻相當遼闊，這種地理條件使當時的農(nong) 耕生產(chan) 受到兩(liang) 方麵的嚴(yan) 重威脅。一是來自自然界的水旱災害，二是來自周邊遊牧民族的侵擾掠奪。雖然中華大地的基本自然條件有利於(yu) 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但在如此遼闊的地理區域內(nei) ，局部性乃至大麵積的水旱災害還是會(hui) 經常發生的。中華先民應對水旱災害的主要辦法是興(xing) 修水利。如果說大禹疏鑿江河將滔滔洪水引導入海僅(jin) 是傳(chuan) 說，那麽(me) 秦國開鑿鄭國渠以發展農(nong) 業(ye) 卻是有明文記載的信史。秦代的水利技術已相當發達，秦代興(xing) 修的都江堰和靈渠至今仍在發揮作用。毫無疑問，在古代的技術條件下，興(xing) 修大規模的水利工程必須集中相當的人力、物力，小國寡民是無法承擔這個(ge) 任務的。況且華夏大地上奔流著黃河、長江等大江大河，華夏民族隻有憑借全民族的力量才能完成治理江河、根治水患的巨大工程。

同樣，當以農(nong) 耕為(wei) 主的中華先民受到周邊地區遊牧民族的侵擾時，如果中原地區處於(yu) 小國寡民的狀態，那就根本無法進行有效的抵抗。戰國群雄中有好幾個(ge) 國家各自修築了防禦匈奴入侵的長城，但隻有在秦統一六國後才可能集中力量，從(cong) 而達到“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yu) 裏，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的理想效果。而後來漢武帝屢發大軍(jun) 北伐匈奴，徹底解除匈奴對黃河流域農(nong) 耕文明的威脅，也全憑經過文、景兩(liang) 朝休養(yang) 生息而積聚起來的大漢帝國的巨大國力。因此，從(cong) 很早的時代起，中華民族便產(chan) 生了“大一統”的政治觀念。

“大一統”的思考基點是儒家提倡的“四海之內(nei) 皆兄弟”的理念，也就是不同種族的人們(men) 都是同樣的人。孔子雖然嚴(yan) 於(yu) 夷夏之辨，但是他區分夷夏的標準不是血統，而是文化。孔子本是殷商後裔，但是他最崇拜的卻是周王朝：“周監於(yu) 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cong) 周！”人們(men) 的血統是先天形成而無法改變的，但是文化卻是可以互相影響、互相交融的。

正因如此，華夏民族對其他民族采取了開放、包容的態度，這顯然有利於(yu) 不同民族之間的交流、融合。在古代中國的地域內(nei) 曾生活著許多不同的種族，但是各族之間很早就開始了互相融合的過程。古代曾有所謂的西戎、東(dong) 夷、北狄、南蠻之類的區分，但最後無一例外地融入了華夏民族這個(ge) 大熔爐裏，而傳(chuan) 說中的炎、黃二帝便成為(wei) 華夏民族公認的共同始祖。正像海納百川一樣，華夏民族是由數十個(ge) 民族經過長期交流、融合而逐步形成的，這種融合的最終結果便是今天由五十六個(ge) 民族組成的中華民族。正因如此，中華傳(chuan) 統文化雖然具有強烈的民族特征，但她從(cong) 來不會(hui) 輕視乃至敵視其他民族的文化。中華傳(chuan) 統文化具有對異質文化的寬容態度，這與(yu) 某些古代文化唯我獨尊的極端自大性格不可同日而語。

所以，中華民族的傳(chuan) 統文化是由生活在神州大地的眾(zhong) 多民族共同創造的，光輝燦爛的華夏文明是由眾(zhong) 多民族的靈心慧性交融凝聚而形成的。即使對來自遠方殊域的異質文化，中華民族也能以寬廣開闊的胸懷予以接納、歡迎，並讓它們(men) 在華夏大地上煥發新的生命。佛教在中國的流傳(chuan) 、發展就是最顯著的例子。達摩西來，鑒真東(dong) 渡，佛教文化在華夏大地流傳(chuan) 不息，並進一步傳(chuan) 至東(dong) 亞(ya) 鄰國，整個(ge) 過程都是在和平、友好的氛圍中進行的，這與(yu) 那種憑借火與(yu) 劍來傳(chuan) 教的暴烈方式大相徑庭。產(chan) 生於(yu) 農(nong) 耕文明中的中華文化天然具有熱愛和平的素質，因為(wei) 古代的農(nong) 耕生產(chan) 是在固定的土地上進行的，尤其是達到一定的生產(chan) 水平之後，從(cong) 事農(nong) 耕的人們(men) 積累了精耕細作、保持地力等方麵的豐(feng) 富經驗，他們(men) 願意世世代代居住在相對穩定的區域內(nei) ，過自給自足的生活。與(yu) 追逐水草而遊牧或不遠千裏而經商的人們(men) 相比，從(cong) 事農(nong) 耕的中華先民們(men) 格外具有安土重遷的觀念，他們(men) 格外向往安定、質樸的生活形態。即使對整個(ge) 民族而言，穩定、安定也是農(nong) 耕社會(hui) 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從(cong) 事農(nong) 耕的民族即使與(yu) 其他民族發生衝(chong) 突，也總是以守衛自身的疆土為(wei) 最終目標，在戰事上往往以防禦為(wei) 主。

所以從(cong) 本質上說，中華民族是一個(ge) 熱愛和平的民族。後人常說重文輕武是趙宋王朝的時代特征，其實中華民族的整個(ge) 曆史都是如此。《尚書(shu) ·武成》記載：“王來自商，至於(yu) 豐(feng) ，乃偃武修文。”“偃武修文”後來成為(wei) 曆代君主莫不崇尚的立國精神，曆代思想家的論述更將此種精神上升到民族文化性格的理論高度。墨家主張“兼愛”與(yu) “非攻”，將和平視為(wei) 至高的原則。儒家追求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但實現大同的途徑卻決(jue) 非亞(ya) 曆山大大帝那樣的武力征討，而是“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的文化懷柔。《論語》說“和為(wei) 貴”，《中庸》說“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都包含著重視和平的思想。即使是中國的“武聖”孫子，也認為(wei) 戰爭(zheng) 的最高境界是“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不像西方軍(jun) 事家克勞塞維茨那樣將“消滅敵人的軍(jun) 隊”和“占領敵人的國土”視為(wei) 最重要的戰爭(zheng) 原則。中華民族並不害怕戰爭(zheng) ，但是反對“爭(zheng) 地以戰，殺人盈野”的非正義(yi) 戰爭(zheng) ，他們(men) 擁護的隻是“執幹戈以衛社稷”的衛國戰爭(zheng) 。

世界上有些民族向外輸出的文化以船堅炮利為(wei) 主，中華民族貢獻給人類的是包括造紙與(yu) 印刷在內(nei) 的四大發明，它們(men) 都是和平生活所必需的生產(chan) 技能。現在我們(men) 提倡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ti) ，其可能性就是建立在中華文明的和平性這個(ge) 特點之上。

如上所述，中華文明確實具有延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與(yu) 和平性，這五個(ge) 突出特性之間具有共時性，都貫穿於(yu) 中華傳(chuan) 統文化的整個(ge) 發展過程。但是從(cong) 邏輯脈絡來看，五個(ge) 突出特性之間其實存在著層層遞進的內(nei) 在聯係。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分別指出五個(ge) 突出特性的邏輯指向和實際結果是：連續性——決(jue) 定了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創新性——決(jue) 定了中華民族不懼新挑戰、勇於(yu) 接受新事物的無畏品格；統一性——決(jue) 定了國家統一永遠是中國核心利益的核心，決(jue) 定了一個(ge) 堅強統一的國家是各族人民的命運所係；包容性——決(jue) 定了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兼收並蓄的開放胸懷；和平性——決(jue) 定了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五個(ge) 方麵的內(nei) 容從(cong) 對本民族自身文化特性的審視出發，進而論及對本民族發展前景的展望、對國家核心利益的維護、中華文明與(yu) 世界文明的關(guan) 係、中國對世界和平的貢獻等內(nei) 容。五個(ge) 方麵也是五個(ge) 層次，它們(men) 環環相扣，層層遞進，由低及高、由內(nei) 及外，既構成一個(ge) 完整的理論體(ti) 係，又顯示出清晰的思維層次。

如果說“修、齊、治、平”是中華先賢為(wei) 個(ge) 人進德修行所設計的一條向上發展的理路，那麽(me)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關(guan) 於(yu) 中華文明五個(ge) 突出特性的論述就是為(wei) 一個(ge) 民族的品格及行為(wei) 進行的理論概括和科學論證。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從(cong) 統攬全局的寬廣胸懷和高瞻遠矚的遠大目光出發，對中華文明的根本特性進行如此全麵而深刻的把握，為(wei) 我們(men) 更好地利用本民族傳(chuan) 統文化中的寶貴思想資源，更好地建設現代中華文明，指出了切實可行的努力方向。

為(wei) 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提供精神力量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辟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把馬克思主義(yi) 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ti) 實際、同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相結合是必由之路。他還指出，“第二個(ge) 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讓我們(men) 能夠在更廣闊的文化空間中，充分運用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寶貴資源，探索麵向未來的理論和製度創新。

我認為(wei)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所說的“寶貴資源”，主要不是指物質文明，而是指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中的觀念文化。因為(wei) 隻有後者才能與(yu) 馬克思主義(yi) 基本原理彼此契合、互相成就。人類創造的文化能夠代代相傳(chuan) ，是人類成為(wei) 萬(wan) 物之靈的根本原因。如果說動植物的生命奧秘在於(yu) 一代一代地複製基因，那麽(me) 文化的生命就在於(yu) 某些基本精神的代代相傳(chuan) 。中華文化五千多年生生不息，正是得益於(yu) 其核心觀念綿延不絕的代際傳(chuan) 承，正如莊子所雲(yun) ：“指窮於(yu) 為(wei) 薪，火傳(chuan) 也，不知其盡也。”從(cong) 內(nei) 容來看，中華傳(chuan) 統文化大致上可分成三個(ge) 部分：器物文化、製度文化和觀念文化。

所謂器物文化，是指具有物質形態的文化：大到萬(wan) 裏長城，小到各種器具。經過漫長的曆史過程後，器物文化一定會(hui) 過時。萬(wan) 裏長城當年曾是國防的重要屏障，但今天已經不具有實際意義(yi) 。博物館裏的青銅器和玉器雖然精美絕倫(lun) ，但早已退出人們(men) 的實際生活。製度文化主要指社會(hui) 結構及政治製度，比如古代的私立書(shu) 院，古代朝廷的六部衙門，今天早已不切實際。所以，我們(men) 真正能夠繼承、弘揚的主要是傳(chuan) 統文化中的觀念文化，就是古代先賢們(men) 的思想結晶、倫(lun) 理準則、價(jia) 值判斷、人生理念等。例如，關(guan) 於(yu) “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的倫(lun) 理學原理、“民貴君輕”的政治學原理，關(guan) 於(yu) “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的民族關(guan) 係、國家關(guan) 係準則，關(guan) 於(yu)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愛觀念，關(guan) 於(yu) “天人合一”“民胞物與(yu) ”的自然觀，乃至關(guan) 於(yu) “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的環境保護思想，關(guan) 於(yu) “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戰爭(zheng) 思想等。這些觀念蘊含著普遍價(jia) 值，有可能成為(wei) 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人類共識，更是當代中國人可能從(cong) 傳(chuan) 統中汲取的正能量，我們(men) 應該深入研究，準確領會(hui) ，廣泛弘揚。

觀念文化的主要載體(ti) 便是曆代典籍，《尚書(shu) 》雲(yun) ：“惟殷先人有冊(ce) 有典。”從(cong) 殷商以來，用漢字書(shu) 寫(xie) 的典籍浩如煙海，“經、史、子、集”四大類圖書(shu) 的驚人數量便是明證，於(yu) 是“盛世修典”成為(wei) 中華民族的優(you) 秀傳(chuan) 統。曆朝曆代，中國人都自覺地通過各種方式來保存、整理古代典籍，進而從(cong) 中擷取精華，闡釋義(yi) 理，以達到“溫故而知新”的目的。正因如此，整理典籍，研究典籍，領會(hui) 、闡釋典籍記載的文化精神，便是我們(men) 繼承傳(chuan) 統文化最有效的手段。繼承傳(chuan) 統文化當然不是少數專(zhuan) 業(ye) 研究者的專(zhuan) 利，而應該是當代中國社會(hui) 全體(ti) 成員的共同義(yi) 務。所以從(cong) 根本意義(yi) 上說，流傳(chuan) 至今的古代典籍並非專(zhuan) 供學者研究，它更應該供大眾(zhong) 閱讀、學習(xi) ，從(cong) 而獲得文化啟迪和精神滋養(yang) 。古籍整理的終極意義(yi) 在於(yu) 更好地闡釋並汲取傳(chuan) 統文化中蘊含的觀念、精神，我們(men) 一定要對重要的中華典籍進行完整細密的文本整理，進而用準確可靠的注釋和生動靈活的解說，將經典名著引入千家萬(wan) 戶。

在這個(ge) 方麵，國外的情況值得我們(men) 注意。近幾十年來，美國的著名大學對西方文化經典極為(wei) 重視。例如，哥倫(lun) 比亞(ya) 大學連續多年開設西方文化經典課程，描述該課程的著作《偉(wei) 大的書(shu) 》在社會(hui) 產(chan) 生了巨大影響。又如，耶魯大學教授布魯姆的著作《西方正典》，通過講解西方文化經典來促使現代人更加重視西方文化傳(chuan) 統。這種情況既值得我們(men) 重視，也值得我們(men) 警惕，因為(wei) 上述著作都對中國的文化經典一字不提。西方學者有意無意地忽視或否定中國的經典著作，多半是出於(yu) 維護西方文化在全球領先地位的長遠戰略目標。可惜的是自晚清以來，由於(yu) 中國在船堅炮利的西方列強的打擊下缺乏招架之力，有些中國學者也把原因歸諸中華傳(chuan) 統文化自身的先天不足。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有人激烈地批判中華傳(chuan) 統文化，更有甚者進而聲稱“漢字不滅，中國必亡”。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具體(ti) 語境中，他們(men) 的主張其實是一種論辯策略，是為(wei) 推行新文化運動而進行的掃除廓清，這是可以理解的。就像魯迅所說，為(wei) 了要讓大家同意在屋子上開窗戶，就故意說要掀掉屋頂，否則就連窗戶也開不成了。但是掀掉屋頂的主張必然是一種矯枉過正，其自身的偏頗是不言而喻的。時至今日，我們(men) 要恢複對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敬畏之心。龔自珍說得好：“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如果毀滅了一個(ge) 民族的傳(chuan) 統文化，結果必然會(hui) 導致那個(ge) 民族的淪亡。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強調指出，“第二個(ge) 結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這不但是中共黨(dang) 史上的理論創新，也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具有撥亂(luan) 反正意義(yi) 的理論創新。如果從(cong) 更長的曆史時段來看，這其實就是對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精神的回歸，從(cong) 而充分運用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中寶貴的思想資源，來為(wei) 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並實現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提供精神力量。在這個(ge) 前提下，我們(men) 必須對中國經典著作的重要意義(yi) 具有清醒的認識，並對它們(men) 的現代價(jia) 值給予充分的評價(jia) 。

以中國古代文學為(wei) 例，它是中華傳(chuan) 統文化中最具活力的一部分，深刻且生動地體(ti) 現著中華文明的基本精神。中國古代文學的曆史長達三千多年，由於(yu) 在文體(ti) 方麵存在著“一代有一代之所勝”的規律性現象，當它的某種樣式在某個(ge) 時代達到巔峰狀態後，其高度成就很難被後人超越，從(cong) 而成為(wei) 具有永久價(jia) 值的經典作品，並成為(wei) 後代讀者永久性的審美對象。又由於(yu) 中國古代文學以生動而具體(ti) 的方式體(ti) 現了中華文明的基本精神和中華民族的文化心理特征，所以其經典作品家喻戶曉、深入人心，深刻地影響著中華民族的道德理想與(yu) 審美旨趣，在陶冶情操、培育人格諸方麵有著不可或缺的巨大作用。從(cong) 《詩經》《楚辭》，到《紅樓夢》《聊齋誌異》，中國古代的文學經典無不身兼優(you) 美的文學作品與(yu) 深刻的人生指南的雙重身份。諸如熱愛祖國、熱愛和平、關(guan) 心他人、提倡奉獻、崇尚和諧、倡導節儉(jian) 、鄙視自私、拒絕庸俗等道德取向，都在中國文學經典中得到充分、生動的體(ti) 現。

毫無疑問，中國文學經典生動、直觀地反映著中華民族的精神品格，是中華傳(chuan) 統文化中最容易為(wei) 現代人所理解、接受的一種形態，是溝通現代人與(yu) 傳(chuan) 統文化的最好橋梁。在長達三千多年的中國文學史中，發展最成熟的文學樣式首推詩歌。早在先秦時代，我們(men) 的祖先就提出了“詩言誌”的觀點，成為(wei) 中國詩歌的開山綱領。中國古詩的主要內(nei) 容就是吟詠人們(men) 的現實生活，抒發人們(men) 在現實生活中的內(nei) 心情誌，她和以歌頌神靈為(wei) 主要內(nei) 容的古代西方史詩有根本的不同。正因如此，在中國古代，“詩言誌”不是少數詩人的專(zhuan) 利，而是全民族陶寫(xie) 心聲的普遍方式。

“詩言誌”不是偶然情境中的靈感突現，而是一切生活場合中的抒情渠道。從(cong) 先秦時代起，作詩便成為(wei) 普遍的文化活動。“登高能賦，可以為(wei) 大夫”是說社會(hui) 上層人士以詩歌為(wei) 必備的技藝。而傳(chuan) 說中的“采詩”“獻詩”製度則反映出社會(hui) 下層的創作情形。《詩經》與(yu) 《楚辭》以無與(yu) 倫(lun) 比的美學標準標誌著中國詩歌的早熟，成為(wei) 中華文化詩意特征的最早體(ti) 現。漢代以後，中國詩歌曆經兩(liang) 千多年從(cong) 不間斷，從(cong) 形式、內(nei) 容到風格，都得到了盡善盡美的充分發展。優(you) 秀詩人燦若繁星，名章迥句美不勝收。中華文化賦予詩歌無比強大的功能，成為(wei) 深入人心的文化形態。在中國曆史上，曾湧現出許多誌士仁人，他們(men) 的生命火花為(wei) 中華文化增輝添彩。當後人緬懷這些光輝人物時，詩歌往往成為(wei) 最為(wei) 耀眼的閃光點。行吟澤畔的屈原、漂泊江湖的杜甫，他們(men) 憑借其壯麗(li) 詩篇在中國人民心中獲得了永生。文天祥舍生取義(yi) 的人格精神凝聚在“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兩(liang) 句詩中，林則徐奮不顧身的報國熱情凝聚在“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兩(liang) 句詩中，永遠激勵後人為(wei) 正義(yi) 事業(ye) 而獻身。可以說，沒有其他古代經典可以更簡潔而完整地表現誌士仁人的一腔熱血，也沒有其他古代典籍可以更生動而在後人心頭烙下更深的印痕。

對於(yu) 當代廣大讀者來說，閱讀古典名著有兩(liang) 方麵的實際困難。一是中華典籍浩如煙海，即使是專(zhuan) 業(ye) 從(cong) 事古代文化研究的學者，也難以全麵閱讀。對於(yu) 非專(zhuan) 業(ye) 的各界人士來說，更會(hui) 難尋門徑，茫然無措。二是多數典籍的寫(xie) 作年代較早，今人在字句訓詁、文意解釋方麵有一度難度，非專(zhuan) 業(ye) 的讀者更不容易理解。

這就為(wei) 從(cong) 事古代文化研究的學者提出了兩(liang) 個(ge) 義(yi) 不容辭的迫切任務：一是必須從(cong) 現實意義(yi) 的立場對古籍進行價(jia) 值評估，從(cong) 中精選最適合“第二個(ge) 結合”的經典名著向社會(hui) 大眾(zhong) 進行介紹和推廣。二是必須對精選出來的經典名著進行嚴(yan) 格的文獻整理和精深的學理探討，在此基礎上再向社會(hui) 大眾(zhong) 進行普及，提供有關(guan) 經典名著的選本、注本及導讀講解的普及讀物。這兩(liang) 個(ge) 方麵都是專(zhuan) 業(ye) 工作者義(yi) 不容辭的神聖職責，也是他們(men) 大有可為(wei) 的廣闊天地。從(cong) 事古代文化研究的學者應該認真學習(xi) 、深刻領會(hui)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重要講話精神，以更高的自覺性走出學術象牙塔，投身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偉(wei) 大事業(ye) 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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