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印馬衡《漢石經集存》散記

作者：虞萬(wan) 裏

來源：《中華讀書(shu) 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一年歲次辛醜(chou) 九月廿二日戊申

          耶穌2021年10月27日

《漢石經集存》，馬衡著，上海書(shu) 店出版社2021年7月第一版，480.00元

石經的鐫刻是為(wei) 了統一文本，有利於(yu) 國家官吏的選拔。東(dong) 漢光和六年，曆經八九年的熹平石經刊成後，因當時尚無椎拓技術，紙張亦不普及，各地士子隻能千裏裹糧，輻輳洛陽，終日摹抄。六朝後期，掌握了椎拓方法，於(yu) 是有一字石經拓本行世。魏徵接收整理隋朝皇家圖書(shu) 館書(shu) 籍，有不全本的熹平石經拓本七種，這些今文經本在古文經盛行的隋唐，已屬珍貴文物，因為(wei) 熹平原石刊成不久即遭損毀，之後數百年中，迭經戰亂(luan) ，一再遷徙，有改作精舍石材，或用為(wei) 營造柱礎，至唐已十不存一。可惜的是，傳(chuan) 至中唐，不僅(jin) 僅(jin) 存殘石混於(yu) 瓦礫之中，連皇家圖書(shu) 館保存的拓本也流散不知所終。北宋嘉佑間，洛陽掘地建築，不時發現殘石，好事者椎拓傳(chuan) 觀，視為(wei) 古董玩物。石經不僅(jin) 有文本價(jia) 值，亦有漢隸字體(ti) 價(jia) 值，更有文物和懷古讀經的文化意義(yi) ，故三二有識之士，或取監本略作考訂，視其異同；或摹錄字體(ti) ，以作楷式；亦或椎拓殘石行款文字，翻刻新石，樹之學宮。七八百年之後，此類考訂文字、翻刻片石，摹錄拓本多已澌滅無存，偶有一鱗半爪，即成鴻寶。清人的考證，隻在洪適《隸釋》所錄文字上求索，而熹平漢碑經本和行款形態，就一般人而言，已是海客口中的瀛洲，煙波微茫信難求了。

上世紀二十年代初，洛陽繼大塊三體(ti) 石經（魏石經）後，又挖掘出百餘(yu) 塊熹平殘石，羅振玉率先指出其中一小石係《論語·堯曰》篇殘文，馬衡因親(qin) 往洛陽購得近百塊，故又檢出一塊可與(yu) 《堯曰》相拚接的殘石，並寫(xie) 出第一篇漢石經考證文字——《漢熹平石經〈論語·堯曰〉篇殘字跋》，揭開了收集、傳(chuan) 拓、研究熹平石經的序幕。此後十餘(yu) 年間，王國維、羅振玉、吳維孝、孫壯、吳寶煒、文素鬆、張國淦、關(guan) 百益、屈萬(wan) 裏等均先後作過校錄、影拓，出過專(zhuan) 著，更有錢玄同、方國瑜、陳子怡、劉節、吳承仕、郭沫若、胡小石、王獻唐、餘(yu) 祥森等投入精力，撰文考證，使石經成為(wei) 一時顯學。

王國維1916年撰《魏石經考》，涉及漢石經文字、碑式，其對石經的開拓和石經學的建立，堪稱首功。馬衡於(yu) 1919年因請教石刻與(yu) 王國維締交，之後即有書(shu) 函往返討論石經。王國維北上執教清華研究院，馬衡與(yu) 之往來更頻，交流石經考證心得亦愈密，如《儀(yi) 禮》所屬家法文本，《魯詩》章次空格行款和《小雅·采薇、出車》篇文字等。王國維自沉後，馬衡繼續收集新出漢石經殘石拓本，並從(cong) 孫壯議編次《集拓新出漢魏石經殘字》，為(wei) 羅振玉考訂和張國淦複原奠定了基礎。羅振玉《漢熹平石經殘字集錄》搜羅宏富，是漢石經不可忽視的名著。張國淦參據羅書(shu) ，擷取清孫星衍、李富孫、馮(feng) 登府、皮錫瑞等人的今古文考證成果，第一次將一千七百多年前的石經做了複原，初步展示出熹平石經碑式和漢代今文文本。盡管羅、張的文字考訂和碑式排列有諸多可商之處，但憑借六七千字殘文複原二十多萬(wan) 字的七經碑石，確實是一個(ge) 了不起的裏程碑式工程。

張國淦《漢石經碑圖》出版，興(xing) 盛一時的石經研究高潮漸漸落幕，隻有個(ge) 別如羅振玉、屈萬(wan) 裏等少數人繼續在收集研究。馬衡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考古學研究室主任身份，在當時也是一個(ge) 石經圈的中心人物，不僅(jin) 曾親(qin) 往洛陽收集殘石，更與(yu) 王國維有較多的切磋機會(hui) ，使得他既擁有大量拓本，又握有真正的殘石，且其在古器物教學中引進石經一類，所以對石經經曆了由淺入深、由片麵到較全麵的認識過程。比如他最先定熹平所刻《論語》為(wei) 魯論，為(wei) 學界所稱道。後孫壯遺以大塊《周易》殘石拓本，他又撰文考定熹平《周易》用京本《易》，雖有錢玄同竭力表彰，並不為(wei) 人認可。至四十年代，他又看到《周易》校記殘石，證明確是用梁丘本《易》，乃作文糾正。總之，當時馬衡雖身居要職，行政事務繁忙，無暇專(zhuan) 心全麵整理石經，但對石經研究動態卻一直予以高度關(guan) 注。

人生得失，很難一概而論，當其執掌北大考古學研究室和故宮院務時，忙於(yu) 教學和播遷文物等事，無暇深入研究石經；及至五十年代因故受審查，隨即離開故宮賦閑，有了整塊時間，使其萌發了整理三十年來積累的漢魏石經拓本想法。在馬衡之前，漢石經已有羅振玉和張國淦兩(liang) 位的成果，魏石經雖有王國維、吳寶煒、陳乃乾、白堅、章太炎、孫海波等研究成果，但馬衡與(yu) 王國維共同商榷補綴的整塊《尚書(shu) 》《春秋》碑石有著無可替代的價(jia) 值，王國維自沉，馬衡曾抄錄其《魏石經殘石考》，發願要為(wei) 朋友續成寫(xie) 定，但此時他還是“先整理熹平石經”，將魏石經工作放在後麵。

從(cong) 馬衡日記考察其整理過程，自1952年7月下旬至1955年2月，前後兩(liang) 年半時間中，可粗略分為(wei) 十多個(ge) 各有側(ce) 重的時段：先是整理自己所藏拓本，隨拓本排列而考釋；次取許光宇藏拓，孫壯、吳寶煒所編《集拓》，對照校勘、增補、考釋，並重新複校一遍；次取羅振玉《集錄》對校、增補、修正；又檢尋出碎石多塊，插入後再重新校閱一過；之後李涵礎、許稚簧送來藏拓一批及羅振玉《六經堪》拓本，不得不再重新校錄一次。經過反複校勘、增補，乃取清人馮(feng) 登府《三家詩異文疏證》、陳喬(qiao) 樅《詩經四家異文考》和胡承珙、徐養(yang) 原兩(liang) 家《儀(yi) 禮異文》校文字異同，取洪適《隸釋》所錄殘石文字補入《集存》。再走訪北京圖書(shu) 館，冀有所得，但卻徒勞無獲；訪張國淦，張贈送《漢石經碑圖》一冊(ce) ，並囑其將碑圖方位補入殘石序號之後，馬衡似未實際操作。一九五五年一月底二月初，撰寫(xie) 《概述》成，至此《集存》基本完稿。此時馬衡深感“病後文思枯窘，精神不集中”，體(ti) 力不支，故未逮清抄成定稿，即著手整理魏石經，可見其欲成此兩(liang) 書(shu) 之急切心理。

由於(yu) 馬衡未清抄成定稿，所以其逝世後陳夢家、陳公柔等接手整理時，“原稿皆為(wei) 散頁，中為(wei) 拓本，下注釋文，而考釋朱筆散記在四周，每一經編號為(wei) 次”。所謂每一經編號為(wei) 次，若《魯詩》1970字，編號1-37，校記5號，無所屬9號；《尚書(shu) 》802字，編號1-22；《周易》1171字，編號1-20，校記2號，無所屬1號。七經各自編號，總數為(wei) 518號。1957年出版時統一編為(wei) 520號，是加進了原無拓本的《隸釋》《隸續》和馬衡“有考釋而未附拓本”者，這些拓本來自羅福頤的家藏。可見今本是經過陳夢家等增刪合並重排的結果。

馬衡《集存》成書(shu) 晚於(yu) 羅振玉《集錄》和張國淦《碑圖》二十多年，在參考、吸收羅、張兩(liang) 書(shu) 優(you) 點基礎上，無論是殘石經文的考訂和歸屬，還是文字的隸定、篇次的排列，都有青出於(yu) 藍的超越。加之羅福頤貢獻拓本，陳夢家整齊全書(shu) ，使其成為(wei)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洛陽出土漢石經殘石以來的集大成之著。

《集存》1957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後，有人輾轉從(cong) 香港帶到台灣。1976年，台灣聯貫出版社和藝文印書(shu) 館分別影印發行，藝文還將編撰者改為(wei) “馬無咎”，並不斷印刷。屈萬(wan) 裏學生重新複原漢石經和其他台灣學者所用多為(wei) 藝文翻印本《集存》。相反，大陸學者利用率不是很高。筆者深感《集成》對漢代今文經本研究和出土文獻對勘有唐石經和宋刻本無可替代的價(jia) 值，故在承擔“曆代儒家石經文獻集成”項目伊始，率先影印此書(shu) ，旨在讓更多學者利用。影印時加入當年陳夢家因倉(cang) 促未找到的第七二、第三三四號兩(liang) 張和馬衡在《概述》中提到的熹平石經後記兩(liang) 張拓本，而溢出《集存》之外如關(guan) 百益《殘字譜》中的拓本無法補入。原書(shu) 《周易》殘石拓本係縮小影印，這次將之分割六塊放大，俾清晰觀賞文字點畫。我在書(shu) 前撰寫(xie) “馬衡與(yu) 漢石經研究”一文，幫助讀者認識、理解這位為(wei) 漢石經付出極大心力的學者和本書(shu) 編纂過程及其價(jia) 值。由於(yu) 撰文時《馬衡日記》尚未出版，於(yu) 其整理過程略有遺漏，這次趁重印機會(hui) ，參據日記，補充作者撰作此書(shu) 的某些細節，應該說較全麵地反映了馬衡先生與(yu) 漢石經的因緣和《集存》編纂全過程，相信對讀者利用此書(shu) 有所幫助。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