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是建立中國法律製度的道德基礎
演講人：蔣慶 
主持人：李顯冬教授 
時  間：2004年5月13日19：00 
地  點：中國政法大學昌平校區禮堂   

緣 起：華夏五千年曆史蘊育了光輝燦爛的中國文化。傳(chuan) 統與(yu) 現代的衝(chong) 撞是每個(ge) 發展中國家邁向現代化過程中不可回避的現實問題，如何看待中國傳(chuan) 統文化與(yu) 中國法律的關(guan) 係？如何解決(jue) 傳(chuan) 統文化和現代民法典的理論聯係？敬請關(guan) 注本期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舉(ju) 辦的高峰對話論壇。    

李顯冬教授：大家晚上好，有請梁治平教授、蔣慶先生，有請我校民商經濟法學院院長王衛國教授。今天我們(men) 學術研討活動的題目是“集國人智慧，成偉(wei) 大法典”。中華民族有泱泱五千年的曆史，作為(wei) 中國人，我們(men) 感到無比自豪。現在，來到我們(men) 大會(hui) 的蔣慶先生是國內(nei) 著名的民間儒家學者，今天能夠請到他，是非常有幸的事情。在這個(ge) 論壇上，我們(men) 非常高興(xing) 能夠有機會(hui) 探討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和中國民法典的問題。經過國內(nei) 所有專(zhuan) 家、所有學者、所有關(guan) 心我們(men) 民事立法的同仁們(men) 和所有國人的共同努力，民法的立法已經有了很大的進展。我們(men) 已經創造了燦爛的文明，當然也包括法律文明。在民法典的立法中，如何解決(jue) 傳(chuan) 統文化和現代民法典的理論聯係問題？蔣慶先生是西南學者，和我們(men) 的梁治平教授、王衛國老師都是西南政法學院的優(you) 秀畢業(ye) 生，畢業(ye) 以後蔣慶先生在儒學的研究中取得了非常卓著的成績。我們(men) 想請蔣慶先生談一談他在中國儒學的研究過程中，在中國民法或者中國法律製度這一問題上，曾經有哪些感受或想法。歡迎！ 

蔣慶先生：我從(cong) 山上到中國政法大學來，和大家一起交流，你們(men) 王院長給我出了一個(ge) 非常大的難題。為(wei) 什麽(me) ？因為(wei) 在我們(men) 西南政法大學所有78屆的畢業(ye) 生中，隻有我一個(ge) 人離開了法學，我已經將近20年沒有研究過法律了，所以我認為(wei) 我已經遊離出法律界了。但實在是禁不住你們(men) 王院長的盛情邀請，因為(wei) 是老同學，我不能不來。我來講什麽(me) 呢？說實話，民法典我確實也搞不清楚了。王院長讓我講我自己的這一套，實際上我自己的這一套在這裏短短的時間內(nei) 是講不清楚的，那麽(me) ，我還是盡量能夠切題吧，講講我對法律的看法，也是儒家對法律的看法。   

我是學法律的，為(wei) 什麽(me) 一個(ge) 學法律的人最後離開法律去研究儒家文化？這是因為(wei) 我接觸到儒家文化後，改變了我對法律的看法。我從(cong) 一個(ge) 法律的推崇者，變成了一個(ge) 對法律的冷靜的思考者，看到了我原來沒有看到的法律的有限性或者說法律在本原處的缺失。這一具體(ti) 過程我就不說了，我想說的是儒家或者說孔子對法律有什麽(me) 看法，儒家主張以什麽(me) 樣的方式來治理國家。現在很多中國人，還有外國人，甚至包括國內(nei) 法學界和儒學界的人，都認為(wei) 孔子是一個(ge) 偉(wei) 大的曆史文化人物，是偉(wei) 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學問家。在國外大部分旅遊區的蠟像館中，中國人往往隻有一個(ge) 人，就是孔子，而孔子在蠟像館中的地位是曆史文化名人的地位。

但是，後來有朋友對我說，他們(men) 去海牙國際法庭，海牙國際法庭裏麵有一個(ge) “人類偉(wei) 大法官”的展廳，裏麵掛有我們(men) 孔子的像。我聽後很詫異，因為(wei) 在我們(men) 的記憶中，孔子最偉(wei) 大的貢獻是在思想文化上，我們(men) 不知道孔子是“人類偉(wei) 大的法官”。我又聽朋友說，美國國會(hui) 裏也有孔子的像，孔子是作為(wei) “人類偉(wei) 大的法學家”而被尊奉的。把孔子的像放在曆史名人蠟像館或者其他有關(guan) 曆史文化的博物館，和放在法院與(yu) 議會(hui) 中是不一樣的。把孔子的像放在法院就意味著孔子是一個(ge) 大法官，能夠公正地審理司法案件；把孔子的像放在議會(hui) 就意味著孔子是一個(ge) 大法學家，能夠為(wei) 立法活動提供法律思想。但是這些我們(men) 中國人自己都不知道，以前我也不知道，後來才知道。也許是因為(wei) 孔子在中國曆史上的地位太崇高了，是至聖先師，萬(wan) 世師表，使我們(men) 看不到或者說忽視了孔子的司法實踐活動與(yu) 法學研究活動。   

在中國曆史上，孔子確實當過魯國大司寇，大司寇是最高司法長官，相當於(yu) 現在的“最高法院院長”和“一級大法官”。孔子在當大法官的過程中，公正嚴(yan) 明，把魯國治理得非常好。史書(shu) 上記載，羊販子“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也就是不敢再象從(cong) 前那樣早上去賣羊時搞假讓羊多喝水，多喝水增加重量好多賣錢。由於(yu) 孔子在任大司寇三年的時間中斷獄公正，執法嚴(yan) 明，那些搞假冒偽(wei) 劣商品的人在魯國沒法呆下去，都離開了魯國，如一向胡作非為(wei) 的“慎潰氏逾境而徙”。曆史上還有很多這類孔子審理案件的故事。孔子作為(wei) 一個(ge) 大法官，肯定有孔子自己獨特的法律思想，具體(ti) 來講，孔子對法律是怎樣看的呢？也就是說儒家對法律是持什麽(me) 樣的看法呢？大家可能都讀過孔子的書(shu) ，知道孔子有個(ge) 很經典的說法：“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孔子和所有的法官一樣，在審理案件時“以事實為(wei) 依據，以法律為(wei) 準繩”。這就是《史記•孔子世家》所記載的孔子斷案“文辭有可與(yu) 人同者，弗獨有也”。所以孔子辦案和所有法官一樣，沒有什麽(me) 區別，這叫“聽訟猶人”，但是，後麵一句話就有區別了，“必也使無訟乎”，孔子的最高理想是消除人類社會(hui) 生活中的訴訟，人類社會(hui) 不應有訴訟，有訴訟的社會(hui) 不是一個(ge) 好的社會(hui) ，是一個(ge) 出了問題的社會(hui) ，是一個(ge) 生了病的社會(hui) 。一個(ge) 健康的社會(hui) 、好的社會(hui) 是不應該有訴訟的。大家知道，社會(hui) 中有紛爭(zheng) ，有人侵犯了他人的利益，然後才出現訴訟。我想，孔子之所以是孔子，之所以是“至聖先師”，而不是一個(ge) 一般意義(yi) 上的法官，孔子後麵這句話“必也使無訟乎”就是孔子作為(wei) 聖人的根本標誌，這句話體(ti) 現了孔子的“無訟理想”與(yu) 孔子對人類社會(hui) “太和”理想的追求。這是人類其他文明中的法官所沒有的，其他文明中的法官隻是一個(ge) 專(zhuan) 業(ye) 的職業(ye) 法官，專(zhuan) 業(ye) 的職業(ye) 法官就像我們(men) 醫院的醫生一樣，他要治社會(hui) 的病，因為(wei) 我們(men) 的社會(hui) 已經生病了，但他們(men) 沒有使社會(hui) 不生病的理想，他們(men) 隻是具體(ti) 地就社會(hui) 的病而治社會(hui) 的病。

從(cong) 常識來說，從(cong) 我們(men) 人類的理想和追求來說，當然，我們(men) 希望沒有病的社會(hui) ，希望“無訟的社會(hui) ”。我相信，這是人類的共同理想，而不僅(jin) 僅(jin) 是孔子或儒家的理想，隻是孔子為(wei) 我們(men) 指出了這一理想。所以，我和朋友交流的時候，特別是和我們(men) 學法律與(yu) 當法官的朋友交流的時候，我說，如果哪一天法官辦公桌上到處布滿灰塵，辦案的法官失業(ye) ，我們(men) 政法大學也不辦了，那個(ge) 時候就是社會(hui) 最好的狀態了，因為(wei) 社會(hui) 的訴訟減少了，紛爭(zheng) 減少了。就像我們(men) 人類再也不生病了，不進醫院了，不辦醫院了。孔子的理想就是要去追求最完美最理想的社會(hui) 與(yu) 世界，所以我們(men) 才說孔子不隻是一個(ge) 法官，更是一個(ge) 人類偉(wei) 大的聖人，是人類心靈最偉(wei) 大的導師。我們(men) 國內(nei) 有些法院把我國春秋戰國時代的法家人物的像塑在法院，如商鞅啊、韓非啊，李斯啊，我看大有問題，因為(wei) 不管從(cong) 我國兩(liang) 千年來強調仁道的正統儒家思想來看，還是從(cong) 現在強調權利的西方法律思想來看，法家都是應該被批判的，法家的學術思想和人物都是負麵的，用今天流行的話來說，法家的思想都是為(wei) 君主專(zhuan) 製獨裁服務的，都是壓製人民自由和限製人民權利的。用儒家的話說是“刻薄寡恩，殘仁害義(yi) ”，用今天的法律術語說是“侵犯人權，違反人道”。把這樣一些法家人物的像放到法院的大廳內(nei) ，是文化理解上出了錯誤。這種文化理解上的錯誤或者說顛倒可以追溯到“五四”時代，現在仍然普遍存在，具體(ti) 法院部門的人不知道，我們(men) 可以諒解。

但是，我想哪一天，我國的大學，特別是我國專(zhuan) 門教法律的政法大學，如果你們(men) 的學院門口塑了一尊孔子像，我相信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法律教育就開始了，因為(wei) 孔子是大法官，是大法學教育家。但是，非常遺憾，今天我看你們(men) 學院門口沒有塑孔子像，我希望你們(men) 哪一天，五年、十年以後，我有機會(hui) 再來的時候，你們(men) 中國政法大學在校園裏塑立了孔子像，那時你們(men) 大學才稱得上是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中國的政法大學。   

在中國曆史上，儒家的文化性格既是理想主義(yi) 的，同時又是現實主義(yi) 的。我國古代的幾大學派，墨家是極端理想主義(yi) 者，法家是極端現實主義(yi) 者。極端理想主義(yi) 者追求很高，要實現天誌，要實現兼愛，要實現一個(ge) 完全的絕對的理想社會(hui) ，而法家則認為(wei) 我們(men) 沒有理想的社會(hui) 可以追求，我們(men) 生存的是一個(ge) 赤裸裸的利害欲望衝(chong) 突的社會(hui) ，我們(men) 隻能按利益欲望行事。但是，儒家的文化性格與(yu) 二者都不同，我們(men) 可以把儒家的文化性格歸結為(wei) “理想的現實主義(yi) ”，或者“現實的理想主義(yi) ”。我們(men) 大家都知道，儒家是“入世法”，儒家要進入世間去從(cong) 事治國平天下的社會(hui) 政治活動，治國平天下除了從(cong) 事行政管理活動外還要從(cong) 事司法審判活動。

古代的儒家人物往往既是行政長官又是司法長官，儒家人物因為(wei) 長期從(cong) 事具體(ti) 的行政司法活動，所以非常清楚：現實的世界和理想的世界有很大的差距，在現實的世界中，我們(men) 不能沒有法律，如果離開了法律就根本不可能建立基本的社會(hui) 秩序，人類最基本的社會(hui) 生活就不可能存在。所以孔子從(cong) 來沒有說過在現實的社會(hui) 中不要法律。孔子自己就是法官，他對現實社會(hui) 中的紛爭(zheng) 狀況、人與(yu) 人的利益衝(chong) 突非常了解，對人性的負麵價(jia) 值和人類的負麵存在有非常深的體(ti) 認，現實的世界是需要用法律來規範約束的。但是，孔子也非常清楚，治理一個(ge) 國家，不能把法律作為(wei) 根本，或者作為(wei) 基礎，不能把“以法治國”提到治國的高度，如果一個(ge) 國家治理社會(hui) 以法律作為(wei) 根本或基礎的話，那麽(me) 這樣的社會(hui) 永遠不會(hui) 有理想。用我的話說，這樣的社會(hui) 不會(hui) 有“向上一機”，用現在流行的話說，這樣的社會(hui) 隻能是底線的社會(hui) 。隻有把國家的治理建立在道德的基礎上，這樣的社會(hui) 才會(hui) 有理想，有希望，才會(hui) 有“向上一機”，這是儒家的基本看法。

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來看，儒家文化是質疑西方法治的，是不接受西方的法治理念的。為(wei) 什麽(me) 不接受？因為(wei) 西方的法治理念有很大的問題，如果我們(men) 按照儒家立場來看待西方的法治，西方的法治理念把治理國家的根本完全放在法律上，排斥了以道德來治理國家的最重要的功能。法治的基本含義(yi) 是“法律至上”與(yu) “權利本位”，這是儒家把道德放在治國首位的思想不能接受的。儒家的根本理念是“以德治國”，是把人類普遍道德作為(wei) 治理國家的根本，這一人類普遍道德就是我國聖賢義(yi) 理之學中所體(ti) 現出來的“常道”“常理”。但是，儒家並不反對法律，而是把法律放在應該放的位置，法律在治理國家社會(hui) 上隻具有輔助道德的次要功能。所以儒家的治國之道是“德主刑輔”，是“明刑弼教”，法律隻具有輔助教化的作用。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儒家對法律還是很重視的。

但是，我們(men) 看現在，由於(yu) 中國受了西方一百多年法律文化的影響，跟著西方人把法治看成治國的根本，而放棄了傳(chuan) 統的“以德治國”思想，現在仍然在拚命學西方，幾乎所有的法律製度都是按西方的法律理念建立起來的。這種違背中國把道德放在治國首位的做法會(hui) 帶來問題，會(hui) 大大降低一個(ge) 社會(hui) 的道德水準。為(wei) 什麽(me) 呢？我們(men) 前麵說過，法治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權利本位”，或者說“權利首出”，權利的出發點是很低的，是為(wei) 了維護每個(ge) 人的利益。當然，追求權利，維護權利，你說該不該？當然該，當一個(ge) 人的權利被他人或政府侵害時，當然應該維護被侵害者的權利。但是，西方文化把法治放在治國的首位，有其產(chan) 生於(yu) 基督教原罪觀的深刻的人性基礎，西方法治文化假定我們(men) 周圍的每個(ge) 人都是惡人，如果每個(ge) 人遇到的人都是惡人的話，權利就非常重要，就必須放在治國的首位。為(wei) 什麽(me) 呢？因為(wei) 每個(ge) 人隨時都可能侵犯我的利益，因此每個(ge) 人隨時都要用一個(ge) “盔甲”來保護自己的利益，所以法治社會(hui) 中的人是天天穿著“權利盔甲”生活的人，一個(ge) 人一輩子穿著“權利盔甲”生活，你說累不累！

有時我舉(ju) 例，權利社會(hui) 中的人都被孫悟空的金箍棒把每個(ge) 人的生活畫了一個(ge) 圈，任何人都不能進入這個(ge) 圈，都不能侵犯我的利益，其他的人也是如此，每個(ge) 人都帶著一個(ge) 自我封閉的權利之圈生活。這樣的社會(hui) 是非常底線的社會(hui) ，是人人自保自利的社會(hui) 。用我的話來說，是西方沒有“向上一機”的社會(hui) 。沒有“向上一機”是什麽(me) 意思呢？是說西方社會(hui) 沒有道德上的理想和希望的可能性。用董仲舒的話來說，西方社會(hui) 是“以義(yi) 正人”的社會(hui) ，而不是“以義(yi) 正我”的社會(hui) 。在這樣的社會(hui) 中，每個(ge) 人都時刻提防著他人，每個(ge) 人都隻追求自己的權利，隻保護自己的利益。如果我們(men) 人類永遠都生活在這種每個(ge) 人都劃一個(ge) 金箍棒圈來保護自己權利的社會(hui) ，這樣的法治社會(hui) 是相當可悲的，是沒有理想的，是沒有希望的。孔子有一句名言：“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如果用孔子的這段話來剖析西方的法治社會(hui) ，西方的法治社會(hui) 隻能是“民免而無恥”的社會(hui) ，即人們(men) 可以通過利害得失的理性計算與(yu) 功利權衡而不犯法，但不知道犯法是不道德，不感到犯法是一種恥辱，因為(wei) 利害得失的理性計算與(yu) 功利權衡已經將人的道德感破壞，人的心術已不正，人因此喪(sang) 失了羞恥心。

孔子最怕的是什麽(me) ？是人的心術變壞，人的心術變壞後，人喪(sang) 失了道德感與(yu) 羞恥心，整個(ge) 社會(hui) 就沒有辦法從(cong) 根本上治理好了。而西方的法治恰恰就是建立在使人喪(sang) 失道德感與(yu) 羞恥心之上的，是不能從(cong) 道德上來治理社會(hui) 的，即不能建立一個(ge) 使人飽含道德感與(yu) 羞恥心的“有恥且格”的理想社會(hui) 。其實我並不是完全反對法治與(yu) 權利，我隻是說如果一個(ge) 社會(hui) 把法治與(yu) 權利作為(wei) 治國的根本或基礎，不把道德放在治國的首位，就要出問題，最大的問題就是敗壞人的心術，使人在理性的利害計算與(yu) 功利權衡中喪(sang) 失道德感與(yu) 羞恥心。我認為(wei) 這是儒家對西方法治的一個(ge) 根本判斷，因為(wei) 今天時間有限，我就不展開說明了。   

我要講的第二個(ge) 問題和民法大概有點關(guan) 係了。我在讀西方曆史的過程中，發現了一個(ge) 非常奇怪的現象：在西方的思想史中，在西方的政治法律製度史中，甚至在西方的宗教史中，民法的原則是西方曆史的主導性原則。我們(men) 知道，民法調整的是物權或者說財產(chan) 權，而民法的根本原則是“契約原則”，在西方文化中，“契約”是一個(ge) 壓倒一切並通行於(yu) 所有領域的概念，是一個(ge) 擴張性極強的“帝國主義(yi) 概念”。我為(wei) 什麽(me) 這樣說呢？我發現，西方的宗教講人與(yu) 上帝立約，立什麽(me) 約？人與(yu) 上帝訂立契約，通過契約規定“我有什麽(me) 信仰義(yi) 務，上帝有什麽(me) 統治權利”。這是民法的“契約原則”擴張到宗教上，把人心靈深處的宗教信仰問題變成了一個(ge) 契約問題，實在令人不可思議。

另外，在政治上，國家是怎樣產(chan) 生的？西方近代以來的社會(hui) 契約說就認為(wei) 國家產(chan) 生於(yu) 契約，西方政治思想史家普遍認為(wei) 西方民主政治在解決(jue) 合法性問題時受到了民法的影響，因為(wei) “人民同意說”中的“同意”概念就產(chan) 生於(yu) 民法中的“契約原則”，因為(wei) “契約”正是平等主體(ti) “同意”的產(chan) 物。這是民法的“契約原則”擴張到政治領域。此外，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憲法都規定了對私有財產(chan) 的保護，許多國家的行政法規都規定了對市場交易秩序的維護，這是“公法以私法為(wei) 基礎”，是“私法的公法化”，其核心是把民法的原則貫穿在公法中，把民法的“契約原則”擴張到公法。還有，本該具有神聖性的婚姻關(guan) 係和本該體(ti) 現人類親(qin) 情的親(qin) 子關(guan) 係在西方近代以來的曆史中也變成了民法的契約關(guan) 係，民法的“契約原則”擴張到了人類神聖親(qin) 密的婚姻家庭領域。至於(yu) 經濟領域就不用說了，它本身就是靠契約來維持的，市場經濟就是契約的天下。

但是，我們(men) 知道，契約產(chan) 生於(yu) 人的理性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時冷靜而自私的精確計算，這種契約精神如果隻存在於(yu) 市場交易中，問題不大，因為(wei) 市場交易就是為(wei) 了精確計算交易者雙方的利益。也就是說，如果“契約原則”隻是民法原則，“契約原則”就是正當原則。然而，正如我們(men) 所看到的那樣，在西方文化的影響下，幾乎人類所有的生活都民法化了，也就是說都契約化了。我們(men) 可以想見，如果一個(ge) 社會(hui) 完全契約化，人的宗教靈性生活、人的政治公共生活，人的婚姻家庭生活都契約化，那是多麽(me) 的危險！因為(wei) 民法的“契約原則”完全是一種精確計算私利的原則，絕不能適用於(yu) 人類的宗教信仰生活、政治公共生活與(yu) 婚姻家庭生活。

可是，現在的西方社會(hui) ，以及受西方文化影響的非西方社會(hui) ，包括正在學習(xi) 西方的中國社會(hui) ，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生活領域民法化、契約化的傾(qing) 向。所以我們(men) 可以說，現在受西方文化影響的人類社會(hui) 是“民法帝國主義(yi) ”的社會(hui) ，或者說“契約帝國主義(yi) ”的社會(hui) 。哈貝馬斯說，受現代性支配的現代社會(hui) 的最大問題是“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這個(ge) “殖民化”就是民法的“契約原則”的殖民化，即我們(men) 所說的“生活世界的民法化、契約化”。我們(men) 現在人類所有的生活全被民法的“契約原則”入侵了，占領了，殖民了，這好不好呢？我覺得很不好。為(wei) 什麽(me) 不好？因為(wei) “生活世界民法化契約化”後，人類的一切生活都變成了運用理性精確計算私利的場所，人類宗教生活中的神聖性、公共生活中的無私道德交往以及建立在親(qin) 情上的家庭生活都一去不複返了。

我們(men) 回過頭來看看中國，傳(chuan) 統中國建立在道德上的法律製度從(cong) 來沒有給予民法太高的地位，民法隻在其應有的商業(ye) 領域中發揮作用，所以在中國的傳(chuan) 統社會(hui) ，由於(yu) 有道德來指導並規範民法，民法能“住其自位”，能“貞定其自性”，能在自己的領域充分地實現自己的價(jia) 值而“證成其自身”，因而民法的“契約原則”不可能擴張到其他生活領域，不可能出現“生活世界的民法化、契約化”問題。究其原因，就是因為(wei) 在中國傳(chuan) 統的法律製度中道德是民法的基礎，民法要受到道德的約束而不能擴張自己。中國文化的理想是《易經》所說的“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社會(hui) 生活中的每一存在都能在自己特定的領域實現其特定的價(jia) 值，同時又不侵占其他領域而同其他領域處於(yu) 和諧狀態，達到人類的“太和”理想。

在西方偏至文化的影響下，不僅(jin) 西方，受西方影響的人類已經“生活世界民法化契約化”了，已經不能“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了，在這樣的人類困境下，中國文化的“太和”理想，以及中國傳(chuan) 統建立在道德上的民法製度也許是化解這一困境的最好藥方。因此，以道德作為(wei) 中國民法的基礎不僅(jin) 是繼承我國的民法傳(chuan) 統，也是克治西方法治帶來的“法弊”的解決(jue) 方案。   

西方人往往因為(wei) 文化上有所蔽，看不到自己文化中的“法弊”，而人類其他文化中的人往往無所蔽，能清楚看到西方文化中的“法弊”。比如，前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索爾仁尼琴到美國後，對美國的法治非常失望，他既不滿意前蘇聯建立在暴力上侵犯人權的極權製度，也不滿意美國涵蓋所有生活領域的法律製度，為(wei) 什麽(me) 呢？因為(wei) 在前蘇聯的極權製度中人與(yu) 人之間的關(guan) 係是一種恐懼自保的赤裸裸的權力關(guan) 係，而在美國的法律製度下，人與(yu) 人之間的關(guan) 係則是一種自私的冷冰冰的理性計較的法律關(guan) 係。這種冷冰冰的法律關(guan) 係就是契約關(guan) 係，契約關(guan) 係就是“你的我不碰，我的你也不要碰”。如果我們(men) 人類的所有關(guan) 係都變成這種契約關(guan) 係，包括婚姻關(guan) 係、家庭關(guan) 係、朋友關(guan) 係、師生關(guan) 係、社會(hui) 關(guan) 係、治者與(yu) 被治者的關(guan) 係以及宗教關(guan) 係、道德關(guan) 係等都變成了這種冷冰冰的理性計較關(guan) 係，那人類的生活雖然有法律，有秩序，但一定是活在一個(ge) 無情無愛的自私的冷漠世界。所以，索爾仁尼琴認為(wei) 最好的人類關(guan) 係是俄羅斯東(dong) 正教社會(hui) 中體(ti) 現出來的溫情脈脈的倫(lun) 常關(guan) 係，這有點象中國儒家所追求的“禮樂(le) 社會(hui) ”中“民吾同胞”的人類道德情感關(guan) 係。   

說到這裏，我們(men) 有必要搞清楚什麽(me) 是中國文化。用梁漱溟先生的話來說，中國文化的最大特征是“人與(yu) 人相與(yu) 之情厚”，就是說人和人在一起感情非常深厚，人與(yu) 人都是在深厚的感情世界中交往與(yu) 生活。人與(yu) 人的關(guan) 係有各種意義(yi) 上的關(guan) 係，有親(qin) 子、夫妻、朋友、師生、治者與(yu) 被治者（古代叫君民）、上下級（古代叫君臣）、同事以及士農(nong) 工商等關(guan) 係，這些關(guan) 係雖然各自不同，有不同的相處之道，古代叫“名分”，如父子有親(qin) ，君臣有義(yi) ，夫婦有別，朋友有信等，但貫穿在其中的都是倫(lun) 常關(guan) 係，而倫(lun) 常關(guan) 係最大的特點則是人的道德情感的深厚聯係，通過這種深厚的人類道德情感來穩固地長久地維係社會(hui) 。這是中國文化的最大特色，中國文化不通過理性計較自私權利的方式維係社會(hui) ，即不通過法治的方式維係社會(hui) ，而是通過人類天然的道德情感維係社會(hui) ，而人類天然的道德情感與(yu) 理性計較相比，道德情感從(cong) 來都不是自私的冷冰冰的，而是無私的溫和的，象索爾仁尼琴所說的那樣是溫情脈脈的。這是中國“禮樂(le) 文化”與(yu) 西方“法治文化”的最大區別。

梁漱溟先生曾說過中國文化就是“禮樂(le) 文化”，而“禮樂(le) 文化”的特征就是用人自然的道德情感來維係社會(hui) ，就是“人與(yu) 人相與(yu) 之情厚”。現在，我們(men) 看到，西方社會(hui) 已經出現了民法“契約原則”的帝國主義(yi) 傾(qing) 向，“生活世界的民法化契約化” 已經把契約的理性計較私利原則擴張到人類所有的生活領域，人類維係社會(hui) 的天然道德情感已被逐出人類的生活世界，人變成了一個(ge) 精於(yu) 計算私利的冷漠的理性動物，人與(yu) 人之間的關(guan) 係變成了冷冰冰的法律權利關(guan) 係。這不僅(jin) 是今天西方社會(hui) 的真實寫(xie) 照，也是一百年來中國不斷學習(xi) 西方在法律上日趨西化的真實寫(xie) 照。我們(men) 應該怎麽(me) 辦呢？

我們(men) 現在的大學學的都是西方的法律，不能因為(wei) 我們(men) 學法律、學民商法，就認為(wei) 法律是個(ge) 好東(dong) 西，我們(men) 不能這樣看，因為(wei) 法律的存在是以社會(hui) 有病為(wei) 前提的，並且法律治病的方法不僅(jin) 不能根絕社會(hui) 的病痛（利益紛爭(zheng) ），反而會(hui) 降低人的道德水平，排斥人的道德情感，消解人類社會(hui) 的情感聯係，把人變成一個(ge) “民免而無恥”的隻會(hui) 用理性計較私利的權利動物。也就是說，我們(men) 不能因為(wei) 學醫，做一個(ge) 醫生給人醫病，就認為(wei) 人生病是件好事情。我們(men) 中國文化的理想是要建立一個(ge) 沒有病或者少生病的社會(hui) ，這樣的社會(hui) 才是一個(ge) 人的心靈能夠接受的美好的社會(hui) 。

因此，我們(men) 中國法律大學的學生就應該清醒認識西方法治的弊病，並且承擔起用中國文化克服西方法治弊病的使命。具體(ti) 說來，我們(men) 就應當去克服西方近代以來“民法帝國主義(yi) ”的傾(qing) 向，把契約原則重新收回到民法領域，截斷契約原則向人類生活世界擴張殖民之路。要實現這一目標，我認為(wei) 應當回到中國文化來解決(jue) ，這就是你們(men) 今天辦這一“中國傳(chuan) 統文化與(yu) 民法典”論壇的目的。大家都很清楚，民法是法律，但是法律的基礎是什麽(me) ？法律的基礎就是道德，沒有道德，法律一天都不能存在，就算製定了非常完善的法律也不會(hui) 起作用，為(wei) 什麽(me) 呢？比如你們(men) 學民法，民法講契約，契約的根本是誠信，而誠信是每個(ge) 人心中的道德，法律上的誠信首先建立在道德的誠信上，如果一個(ge) 人在道德上沒有誠信可言，合同就是一紙空文，契約就沒有效力。所以法國保守主義(yi) 邁斯特說過，真正的法律不是用墨水寫(xie) 在紙上的，而是用道德寫(xie) 在人們(men) 心中的。我在深圳和企業(ye) 家聊天，他們(men) 說，其實我們(men) 簽合同的時候，都知道這是沒有用的。我問，明明知道沒有用，你為(wei) 什麽(me) 還要簽呢？他說簽合同隻是一個(ge) 法律形式而已，生意最後做得成做不成，最根本的還是簽約者心中的誠信。如果他不守信用，不履行合約，你又有什麽(me) 辦法？所以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如果一個(ge) 人沒有信用，根本就不能在社會(hui) 上立身行事，哪裏還能做生意從(cong) 事商業(ye) 活動呢？所以我們(men) 說誠信是民法的基礎，而誠信不是法律，是我們(men) 心中的道德。有了這個(ge) 誠信的道德作基礎，法律才有效力，契約才能履行。如果沒有道德，民法製定得再多再細，也不會(hui) 有作用。

孫中山先生曾經說過，以前在南洋做生意的華人，從(cong) 來不簽合同，帶過口信貨就發過來了，或者款就寄過去了，非常有信用。如果一個(ge) 人要求簽合同，這個(ge) 人就會(hui) 被生意圈內(nei) 的人看作異類，因為(wei) 他的這一做法就是在質疑其他人的道德，是對其他人道德人品的不尊重，最後會(hui) 從(cong) 生意圈子中淘汰出去。這說的是一百多年前的事，那時中國的傳(chuan) 統文化和傳(chuan) 統道德還存在。而現在不一樣了，中國已經“禮崩樂(le) 壞，學絕道喪(sang) ”，中國文化崩潰了，中國人的道德全麵滑坡了，現在是有了法律也不遵守，關(guan) 鍵是作為(wei) 法律基礎的道德在人們(men) 心中已不存在了。

所以，我的看法是：道德是法律的基礎，如果我們(men) 要建立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民法製度的話，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民法製度的基礎就是中國文化中所體(ti) 現出來的傳(chuan) 統道德。中國文化所體(ti) 現出來的傳(chuan) 統道德就是中國聖賢義(yi) 理之學中所講“常理”“常道”，即仁、義(yi) 、禮、智、信之類。人類沒有抽象的道德，人類所有的道德都不能離開特定的曆史文化傳(chuan) 統。所以講到道德，我們(men) 隻能講具體(ti) 曆史文化中的傳(chuan) 統道德，比如西方人講的道德是西方基督教文化傳(chuan) 統中的基督教道德，穆斯林講的道德是伊斯蘭(lan) 文化傳(chuan) 統中的伊斯蘭(lan) 教道德，猶太人講的道德是猶太教道德，印度人講的道德是印度教道德。他們(men) 講的道德都是他們(men) 曆史文化中形成的傳(chuan) 統道德，而我們(men) 中國人講的道德就是存在於(yu) 中國曆史文化中的傳(chuan) 統的儒家道德。所以，說到底，要建立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民法製度或民法典，就必須以儒家文化中所體(ti) 現的傳(chuan) 統道德作為(wei) 中國民法製度或民法典的道德基礎，或者說文化基礎。   

中國文化最大的特點就是講道德，就是把道德作為(wei) 治理國家的根本。如果我們(men) 今後的民法製度或者說法律製度能夠以中國文化所體(ti) 現的道德作為(wei) 基礎，我覺得這就實現了一百多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理想。因為(wei) 一百多年來，由於(yu) 落後就要挨打的救亡壓力，我們(men) 的國家和社會(hui) 都在拚命學西方，中國文化遇到了“兩(liang) 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西方文化的挑戰，中國的士大夫（知識分子）的理想就是“以中國文化為(wei) 本位回應西方文化的挑戰”。

我們(men) 知道，清末張之洞在回應西方的時候，就提出了“中體(ti) 西用”的口號，我們(men) 中國的“體(ti) ”不能變，中國的“體(ti) ”就是中國儒家文化中聖賢義(yi) 理之學所講的道德，“用”可以變，我們(men) 可以學西方的“用”來對抗西方。到康有為(wei) “戊戌變法”的時候，中國的“體(ti) ”已經開始變化了，康有為(wei) 借孔子的名義(yi) 從(cong) 事政治變革，要學習(xi) 西方建立西方的民主製度——君主立憲製，康有為(wei) 說“孔子政製”，結果孔子改成的製是“西製”。所以當時有人批評康有為(wei) 是“貌孔心夷，以夷變夏”，這不是沒有道理的。到康有為(wei) 的時候，儒家文化隻是一個(ge) 象征符號了，康有為(wei) 變法的實際內(nei) 容已經是西方文化了。到了孫中山進行民國革命的時候，中國文化已經成了工具性的東(dong) 西了。孫中山“三民主義(yi) ”中有“民族主義(yi) ”，這個(ge) “民族主義(yi) ”，按孫中山的解釋是對中國現狀有好處，有什麽(me) 好處？可以團結大眾(zhong) ，共同抵禦世界列強。在這裏，中國文化已經不是指導社會(hui) 國家的“體(ti) ”了，而降為(wei) 工具性的“用”（好處）了，中國的“體(ti) ”已信是西方文化的自由民主的“體(ti) ”了。民國革命以後，一直到現在，我們(men) 連中國文化都看不見了，都沒有了，還有什麽(me) 中國文化的“體(ti) ”可言？

現在的中國，鋪天蓋地都西方文化的“體(ti) ”和“用”了！你們(men) 看一看，大學裏麵有沒有中國文化的“體(ti) ”？社會(hui) 上有沒有中國文化的“體(ti) ”？沒有了，我們(men) 中國文化崩潰了、消亡了，我們(men) 中國已經成了西方文化的殖民地，我們(men) 中國已經在不知不覺中“以夷變夏”了！但是，我們(men) 中國人還有個(ge) 夢，什麽(me) 夢啊？我和一些朋友，一些法律界的朋友聊天的時候說，我們(men) 中國人不是“星期五”，“星期五”是什麽(me) 意思，大家看過《魯濱遜漂流記》，“星期五”是土人，他沒有文化，所以魯濱遜上到孤島之後教他認字，把文化帶給了他。我發現南亞(ya) 的一些國家，如菲律賓等，還有非洲的一些國家，都在近代變成了基督教國家，他們(men) 是可以變的，為(wei) 什麽(me) ？因為(wei) 他們(men) 的文化低於(yu) 西方的文化，他接受西方的文化改變自己的文化也許不失為(wei) 一件好事。但是，我們(men) 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碰撞以前我們(men) 中國已經有了5000多年的文明史，如果從(cong) “伏羲畫卦”開創文明算起，我們(men) 中國已經有6500年的文明史，（科學家考證《易經》的曆史已有6500年，這意味著中國的文明史已有6500年。）我們(men) 中國文明比西方文明的曆史要早得多長得多，並且把道德放在首位也比西方文明優(you) 越得多，我們(men) 不可能被西方文化所同化所改變。

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我們(men) 中國人一直有一個(ge) 最大的願望，有一個(ge) 夢：我們(men) 既要走現代化的道路，同時我們(men) 又不能放棄我們(men) 自己的聖賢文化，我們(men) 要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堅持我國聖賢文化所體(ti) 現的道德理想不動搖。但是，非常遺憾，我們(men) 這一百多年來的曆史就是不斷放棄我們(men) 聖賢文化的曆史，我們(men) 近代救亡的曆史從(cong) “保國”、“保種”開始，目的是為(wei) 了“保教”，但現在一百多年過去了，我們(men) 的“國”保了，“種”也保了，“教”卻沒有保住。什麽(me) 是“教”？“教”就是我們(men) 的聖賢文化，我們(men) 中國成了世界上最獨特的“無教”的國家！我們(men) 看一看，我們(men) 的國家哪裏有“教”？哪裏有源自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的聖賢文化？沒有！一點也沒有！

但是，我們(men) 中國人還存在，我們(men) 的語言文字還沒有被完全改變，隻要我們(men) 中國人還沒有在地救上消失，我們(men) 就還有曆史文化的記憶，這種曆史文化的記憶會(hui) 在我們(men) 的生命中複活，會(hui) 在我們(men) 的血脈中流淌，會(hui) 在我們(men) 的思想中萌動。我們(men) 在一百多年學習(xi) 西方現代化的過程中，雖然“以夷變夏”，但這隻是暫時的失憶，暫時的忘記，忘記了我們(men) 的曆史，忘記了我們(men) 的文化，忘記了我們(men) 的聖賢義(yi) 理之學是我們(men) 文化的根基，忘記了堯舜孔孟之道是我們(men) 治世治國的根本。

但是，這沒關(guan) 係，我們(men) 隻是暫時的忘記，我們(men) 不會(hui) 永遠忘記。因為(wei) 中國文化深深紮根於(yu) 我們(men) 中國人生命深處的曆史記憶中，中國人生命深處的曆史記憶總有一天會(hui) 覺醒。到我們(men) 曆史記憶覺醒時，中華文化的偉(wei) 大複興(xing) 就會(hui) 真正出現。今天你們(men) 大學舉(ju) 辦這個(ge)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與(yu) 中國民法典論壇”，就是中國人曆史文化記憶覺醒的先兆，這在五年前、十年前是不可思議的。五年前、十年前對法律的理解都是學西方，都是抄西方，都是在立法過程中、司法實踐中完全按照西方的這一套辦事。現在已經出現契機了！雖然你們(men) 的王院長並不專(zhuan) 門研究儒家，但是他有中國曆史文化的記憶啊，他生命深處的曆史文化記憶在召喚他，他才會(hui) 舉(ju) 辦這樣一個(ge) 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民法講壇。總而言之，我們(men) 中國人有自己的文化，我們(men) 沒有理由讓我們(men) 的文化在我們(men) 這一代繼續崩潰下去，我們(men) 沒有理由等我們(men) 變成“星期五”後，再等待現在的魯濱遜重新用西方文化來拯救我們(men) 。雖然我們(men) 中國已經被西方文化改變，不光我們(men) 的法律，還有我們(men) 的政治、經濟、教育以至整個(ge) 社會(hui) 全都成了西方文化的殖民地。但是，西方文化唯一改變不了的是我們(men) 中國人的曆史文化記憶，因為(wei) 我們(men) 的曆史文化記憶深藏在我們(men) 生命深處，一直在提醒我們(men) ：我們(men) 中國人不是文化上的“星期五”！

因此，我們(men) 中國的知識分子就有一個(ge) 曆史文化的使命，我們(men) 雖然在學習(xi) 西方的這一套法律，學習(xi) 西方傳(chuan) 過來的一套文明，但是我們(men) 一定要把我們(men) 學到的西方文明建構在我們(men) 中國文化的根基上。不管我們(men) 學會(hui) 了西方文化的多少“用”，我們(men) 中國文化的“體(ti) ”（堯舜孔孟聖賢文化的道德理想）永永遠遠也不能變。如果我們(men) 在我們(men) 文化的“體(ti) ”上建立了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法律製度、政治製度、經濟製度、文化教育等製度，並且運轉非常成功，到那時，我們(men) 的同學們(men) 才可以堂堂正正地說，我們(men) 沒有愧對我們(men) 的古聖先賢，我們(men) 的文化在我們(men) 這一代得到了繼承和發揚。到那時，我們(men) 才能無愧於(yu) 我們(men) 中國士大夫的理想，什麽(me) 理想？張橫渠的“四句教”：“為(wei) 天地立心，為(wei) 生民立道，為(wei) 往聖繼絕學，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

今天講這些，雖然是給具體(ti) 的民法典提意見，但也是在講中國文化的大問題，中國現在的所有問題都離不開中國文化的大問題。用《易經》的話來說，今天你們(men) 舉(ju) 辦這個(ge) 講壇已經展示中國文化的複興(xing) 已是“一陽來複”。“一陽來複”的意思是陽氣非常微弱，但陽氣畢竟已經回來了，中國文化的生命畢竟開始複蘇了。隻要一陽已經來複，中國文化純陽用九大化流行的那一天就不會(hui) 太遠了。我就講到這裏，謝謝大家！   

李顯冬教授：蔣慶先生以多年來對中國儒學的研究給我們(men) 講了他的很多感悟，他談到了我們(men) 艱難地學習(xi) 西方法律文化一百年的曆史。蔣慶先生講，他是走進了法學然後又走出來，他站到了儒學的角度上對民法也罷、法律文化也罷進行了一種理性的評點。現在我想給蔣慶先生提一個(ge) 問題，我自己多少對中國文化作過一點研究，我感覺到很多學者都講，說中國古代的民法其實就是禮法，我還知道一個(ge) 消息，最近的司法考試，從(cong) 去年開始我們(men) 把中國法製史列入到了職業(ye) 入門考試中作為(wei) 一門必考課，我想請蔣慶先生結合這個(ge) 小題目，但不限於(yu) 題目，也就是你覺得中國法製史列入到中國職業(ye) 入門考試中，它是一件好事還是一件壞事？這隻是一個(ge) 小題目，請蔣先生發言。   

蔣慶先生：把“中國法製史”列入到了職業(ye) 入門考試中作為(wei) 一門必考課，肯定是件好事，絕對是件好事。因為(wei) 一個(ge) 民族如果不知道他的曆史，他肯定不知道他的今天，如果他不知道他的今天，他肯定不知道他的未來。具體(ti) 到法律教育、法製史這一門課也是這樣，我們(men) 要了解我們(men) 古代的法律理念與(yu) 法律製度是什麽(me) ，才能全麵而深刻地了解我們(men) 現在的法律理念與(yu) 法律製度是什麽(me) ，因為(wei) 我們(men) 現在的法律理念與(yu) 法律製度都是從(cong) 古代演變而來。中國人是最重曆史的民族，“觀今宜鑒古”，中國的史學與(yu) 西方的史學不同，用陳寅恪先生的話來說，中國的史學具有為(wei) 今天的生活“供借鑒”的功能。我們(men) 了解了曆史，才知道我們(men) 文化的價(jia) 值在什麽(me) 地方，我們(men) 的政製與(yu) 法製的成功與(yu) 失敗在什麽(me) 地方，我們(men) 現在的文化與(yu) 我們(men) 古代的文化的問題在什麽(me) 地方，因而我們(men) 才能知道我們(men) 應該怎樣看待曆史與(yu) 改革現實，怎樣實現現代中國人流行的說法：製度創新。所以，具體(ti) 到法製史這門課程也是這樣。   

實際上，我以前在西南是在法製史教研室任教，我不是教法製史，我教的是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但是我覺得法製史非常重要，曆史對一個(ge) 國家一個(ge) 民族來說，永遠是智慧之源，一個(ge) 國家一個(ge) 民族如果忘記了他自己的曆史，這個(ge) 國家就會(hui) 衰亡，這個(ge) 民族就會(hui) 滅亡。古人曾說：亡國先亡史，由此可見一個(ge) 民族的曆史對這個(ge) 民族多麽(me) 重要！所以我完全讚同考法製史，把它納入到司法考試中。十多年前，不少大學為(wei) 了迎合現在的工商社會(hui) ，把法製史和法律思想史全砍掉了，增加了一些技術性的法律學科，他們(men) 的理由是法製史這樣的學科在現代工商社會(hui) 沒有用。當然法製史在現代公司和企業(ye) 中確實沒有用，你如果按法製史的那些知識去找工作你就找不到。但是要知道，法製史給我們(men) 的是曆史的智慧，我們(men) 要做一個(ge) 好法官，要了能什麽(me) 是法律，最重要的不是法律知識，法律知識我們(men) 永遠都學不完，最重要的是法律理念，而法律理念又是在法律的曆史中形成的，集中體(ti) 現了一個(ge) 民族千百年來無數古聖先賢共同創造的智慧，是一個(ge) 民族曆史中無數先人的共識。我們(men) 的法律理念必須從(cong) 法律曆史的學習(xi) 中獲得，所以我讚成把“中國法製史”列入到了職業(ye) 入門考試中作為(wei) 一門必考課。   

但是，我們(men) 的法製史也有問題，而且是很大的問題，什麽(me) 問題？中國一百多年來，中國文化遇到的最大問題之一就是放棄了按照中國文化自己的義(yi) 理架構與(yu) 解釋係統思考問題與(yu) 解釋問題的立場和原則。我曾經用了這樣一句話來形容這一狀況：中國文化的失思症。我們(men) 說，人的語言能力的喪(sang) 失叫做失語，失語就是說不出話來，但說不出話還可以想，現在我們(men) 中國人是失思，連想都不會(hui) 想了，不會(hui) 按照我們(men) 中國文化自己的義(yi) 理架構與(yu) 解釋係統來想問題了，我們(men) 中國人想問題時隻能按照西方文化的義(yi) 理架構與(yu) 解釋係統來想問題了。我們(men) 中國人對我們(men) 的曆史、對我們(men) 的文化、對我們(men) 的學術、對我們(men) 的製度都喪(sang) 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我們(men) 真正的是在心靈深處“以夷變夏”了。你們(men) 反省一下，你們(men) 在思考問題的時候，你們(men) 的概念、你們(men) 的原則、你們(men) 的義(yi) 理架構、你們(men) 的解釋係統、你們(men) 的言說體(ti) 係、你們(men) 的評價(jia) 標準，哪一個(ge) 不是西方的？你們(men) 會(hui) 不會(hui) 、能不能按照中國文化的義(yi) 理架構與(yu) 解釋係統來思考問題？我想你們(men) 心中裝滿的都是西方的自由、民主、法治、權利、理性、進步、發展、現代等觀念。我想現在的法製史大致和我讀大學時所學的法製史差不多，完全是站在西方義(yi) 理架構與(yu) 解釋係統的基礎上來解釋我們(men) 中國古代的法律製度。

在西方義(yi) 理架構的解釋下，中國古代的法律製度橫豎不對頭，比如，“民刑不分，諸法合體(ti) ”成了大問題，為(wei) 什麽(me) ？因為(wei) 現代西方的法律製度是民刑二分諸法分離的，不分離就不對頭，就不合理，就不先進，就必須批判改造。因為(wei) 西方的法律製度是先進的，你和我不一樣，你就是落後的，要不得的。又如，西方文化中法律和道德是分開的，中國的法律和道德不僅(jin) 不分，而且道德是法律的基礎，形成所謂“倫(lun) 理法”，這又是落後，因為(wei) 西方先進的所謂“現代性”標誌是法律與(yu) 道德的二分，法律獨立於(yu) 道德而存在。再如，中國的公法私法多存在於(yu) “禮”中，而“禮”的精神是“別異”，是相對於(yu) 不同的等級而形成的“等差的公正”，這又不同於(yu) 西方法律理性主義(yi) 鼓吹的普遍而齊一的“形式的公正”，或者說“抽象的公正”，所以“禮”就成了封建的、落後的、壓抑人性的、為(wei) 奴隸主貴族與(yu) 地主階級服務的要不得的製度。

前麵我們(men) 說到，“亡國先亡史”，其實文字記載的史隻要漢字存在永遠不會(hui) 亡，“亡史”最關(guan) 鍵的是亡掉本民族產(chan) 生於(yu) 自己曆史的解釋係統。中國一百多年來文字記載的史沒有亡，亡的是中國文化對中國曆史的解釋係統。我們(men) 今天已經不會(hui) 按照我們(men) 自己的文化解釋我們(men) 自己的曆史了，我們(men) 都是按照西方的文化來解釋我們(men) 的曆史，我們(men) 中國成了“西方的中國”，我們(men) 中國的曆史成了西方解釋下的中國曆史。悲莫大於(yu) 一個(ge) 民族不能用自己的文化解釋自己的曆史，自己的曆史淪為(wei) 其他文化的解釋對象或材料。中國法製史課程也麵臨(lin) 著這樣的慘狀，現在雖然受到重視而可喜，但不能擺脫被西方文化解釋的命運而深深令人擔憂。   

事實上，任何曆史任何文化都不會(hui) 是十全十美的，我們(men) 古代的曆史文化肯定會(hui) 有許多問題，但我們(men) 古代的製度有它自己的一套解釋係統與(yu) 評價(jia) 體(ti) 係則是沒有疑問的，也就是李老師所說的我國古代的民法是在禮裏麵的。我們(men) 的傳(chuan) 統沒有在古代製定出一套完整而獨立的民法典，但並不能說我們(men) 中國古代社會(hui) 人與(yu) 人在財產(chan) 上的交往就沒有規則，人與(yu) 人的財產(chan) 交往比國家產(chan) 生還早，隻要有人類存在財產(chan) 交往關(guan) 係就產(chan) 生了，財產(chan) 交往關(guan) 係一產(chan) 生就有規則了。但這個(ge) 規則不是國家製定的民法典，而是社會(hui) 交往中自發產(chan) 生的“禮”。我們(men) 古代的“禮”就是民間自發形成的善良風俗。這種用社會(hui) 中自然生成的“禮”來規範人的交往行為(wei) 管理成本非常低，反而國家製定的成文法典管理成本非常高，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都由民間社會(hui) 的善良風俗來規範，何必還要國家製定的法律呢？

另外，如果我們(men) 現在要重新編教材的話就要注意了，我們(men) 的法製史教材就應該用我們(men) 中國文化的義(yi) 理架構和解釋係統來解釋我們(men) 中國的法律製度史，包括中國的法律思想史，這樣我們(men) 才能真正理解、讀懂我們(men) 自己古代的法律製度和法律思想。如果你永遠戴著西方文化的有色眼鏡去看中國曆史的話，不僅(jin) 橫看豎看全不對，你看到的隻能是西方文化本身，而不是真實的中國曆史。梁漱溟先生說，中國文化是“禮樂(le) 的文化”，整個(ge) 中國文化都是按照禮樂(le) 的原則運作的，禮樂(le) 就是民間的善良風俗。中國古代的聖賢把它們(men) 搜集起來加以整理，賦予它們(men) 新的意義(yi) 與(yu) 新的力量，成為(wei) 中國人的行為(wei) 準則。這是一種中國行之有效的非常好的製度，“以西方解釋中國”看不見，隻有“以中國解釋中國”才看得見，梁漱溟先生“以中國解釋中國”，所以能看見。   

下麵，我還想回應一下王院長講的問題，我覺得今天王院長講得非常好，因為(wei) 我不是民法專(zhuan) 家，我也搞不清楚民法究竟需要什麽(me) 道德原則，聽了王院長的講話後忽然明白起來，王院長講的民法的三大道德支柱：公平正義(yi) 、公序良俗、誠實信用實際上就是儒家道德。為(wei) 什麽(me) 這樣說呢？儒家講“五常”：仁、義(yi) 、禮、智、信。什麽(me) 叫做“常”，“常”就是永恒不變的絕對真理，“五常”就是五種永恒不變的絕對真理。

剛才王院長說的民法的三大道德支柱正好就是儒家所講的“五常”：公平正義(yi) 是“義(yi) ”，善良風俗是“禮”，誠實信用是“信”。儒家講的“五常”中王院長已經把其中的“三常”作為(wei) 民法的道德支柱了。如果現在民法典還沒有製定，這就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們(men) 的機會(hui) 來到了，我們(men) 要為(wei) 中國的民法典建立一個(ge) 中國文化的根基的時候到了。以中國傳(chuan) 統儒家的道德作為(wei) 我們(men) 中國民法典的基礎，如果我們(men) 中國人同意這一說法的話，我們(men) 製定民法的同仁們(men) 就需要進行儒家思想的啟蒙了。

我不知道民法典是怎樣製定出來的，因為(wei) 按照梁治平先生的說法，應該是在社會(hui) 上收集善良風俗、收集民族的習(xi) 慣，不過現在可能收不到了，我們(men) 的社會(hui) 已經“禮崩樂(le) 壞”了，我們(men) 已經沒有善良風俗了。不過，我們(men) 還有曆史的記憶，還有“禮樂(le) 文化”的記憶，我們(men) 隻有在喚醒我們(men) 的曆史記憶中，去找尋我們(men) 民法典的文化根基與(yu) 道德基礎。我們(men) 前麵已經說過，道德不是抽象的，所有道德都不能超越曆史文化，都必須在特定的曆史文化中存在。

所以，我們(men) 說中國民法的道德基礎，實際上是說以儒家文化作為(wei) 中國民法典的道德基礎，因為(wei) 儒家文化體(ti) 現的正是中華民族千百年來曆史中形成的傳(chuan) 統道德。希望你們(men) 把我的這個(ge) 觀點傳(chuan) 遞給民商法律界的朋友，他們(men) 在醞釀製定中國民法典時不要忘了以儒家道德作為(wei) 中國民法典基礎，他們(men) 如果這樣做了，我們(men) 才能說中國第一次建立了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民法製度。   

李顯冬教授：再次對蔣先生精彩的論述表示感謝。按照我們(men) 的慣例，來賓和同學們(men) 可以提問，請願意提問的同學及時提出你們(men) 的問題。   

同學提問：很榮幸能在台下仰視梁先生和蔣先生，我想問一下關(guan) 於(yu) 現代性的問題。現代社會(hui) 需要大批量的格式化的契約，那麽(me) 我請問儒家的傳(chuan) 統或者我們(men) 中國的傳(chuan) 統，如何解決(jue) 這麽(me) 一個(ge) 現代性的問題。 

第二個(ge) 問題，我們(men) 把時間定在清末，在清末我們(men) 的社會(hui) 是沒有受到浸染的，它是非常和諧或者是溫馨的社會(hui) ，但是我們(men) 用現代化把它給破壞了。就象剛才老師所說的用經濟或政治把它給汙染了。這樣一種秩序我們(men) 把它破壞了以後，在道德上到底有沒有正當性？或者說到底什麽(me) 樣的社會(hui) 才是最好的社會(hui) ？什麽(me) 樣的生活才是最令人滿意的生活？謝謝！   

蔣慶先生：第一個(ge) 問題我想由梁治平先生來回答，我回答二個(ge) 問題。中國一百多年來所遇到的問題是中國2000年來所從(cong) 未遇到過的問題。這個(ge) 問題是中國文化、中華民族或中國國家遇到了人類曆史上最特殊、最奇怪的一種文化或者說一種挑戰，這就是建立在所謂理性進步上的 “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中國的現代化是被詛咒的，是被西方帝國主義(yi) 列強的“堅船利炮”逼出來的，是被西方建立的國際霸道規則卷進去的，是“落後就要挨打”這一奇怪但又真實的強盜邏輯推著去學西方的。按中國人的本心是不願意走現代化的，就象你剛才說的那樣，中國人願意過那種禮樂(le) 的、人與(yu) 人“相與(yu) 之情厚”的倫(lun) 常生活，過那種與(yu) 自然相親(qin) 相敬的萬(wan) 物一體(ti) 的詩意的生活。但是，西方的霸道力量進來了，他要強迫你接受他的那一套強盜規則，那一套小人文化，如果你不接受的話，你仍然堅持你的聖賢道德、君子文化的話，你就會(hui) 變成殖民地，最終會(hui) 被滅掉。遇到這樣大的問題怎麽(me) 辦？中國人從(cong) 來沒有遇到過，中國文化也從(cong) 來沒有遇到過，這個(ge) 問題就引起了中國文化的巨大改變，這個(ge) 改變就是放棄自己的聖賢道德與(yu) 君子文化去學西方，逐漸喪(sang) 失了自己的文化自性，使自己最終變成了西方（東(dong) 方的西方），把自己的君子文化變成了小人文化，即接受了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的規則。所以我說，中國的現代化是中華民族付出了改變自己文化自性的沉痛代價(jia) 而獲得的。你們(men) 也許會(hui) 問，我們(men) 不學西方的這一套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文化、不改變我們(men) 自己的文化自性行不行？我的回答是：不行！因為(wei) 一個(ge) 君子的文化打不贏強盜的文化，君子跟強盜去講道德，去講理，你憑什麽(me) 理由打我？這有用嗎？沒用。強盜之所以是強盜就是因為(wei) 強盜從(cong) 來不講道德不講理，隻講拳頭大有力量打人，而君子則是要講道德要講理。 

在最初回應西方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挑戰的過程中，我們(men) 發現，日本和中國不一樣。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很快就學會(hui) 了西方的這一套強盜規則，很快“脫亞(ya) 入歐”，一躍成為(wei) “西方列強”，變成了與(yu) 西方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帝國主義(yi) 國家，並且很快打敗了強大的俄國，也打敗了當時軍(jun) 事力量比日本強的中國。反觀中國，學習(xi) 西方的過程比日本早，但就是遲遲學不會(hui) 西方的這一套強盜規則，學西方列強一直不見成效，為(wei) 什麽(me) 中國學西方這麽(me) 艱難呢？原因在哪裏？我想，這是因為(wei) 中華民族在學習(xi) 西方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文化的過程中一直背著一個(ge) 非常沉重的文化包袱，這個(ge) 文化包袱就是我們(men) 幾千年曆史中經過無數聖賢教誨形成的君子文化，這一君子文化的核心就是道德。而日本在學習(xi) 西方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文化的過程中則沒有這一君子文化的包袱，因而沒有道德上的焦慮。

另外，從(cong) 日本曆史來看，日本文化一向都是學習(xi) 其他國家的，他要丟(diu) 掉一種文化引進另一種文化沒有文化心理上的太大障礙。具體(ti) 說來，他要丟(diu) 掉1000多年來學到的中國儒家君子文化完全接受西方的強盜文化沒有太大的文化心理障礙，也沒有太多的道德焦慮。但是，中國就不行了，中國文化就是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是中國自本自根的文化，其核心內(nei) 容就是做君子講道德。要中國丟(diu) 掉我們(men) 自本自根的君子文化，接受一個(ge) 和中國文化格格不入的不講道德的強盜文化小人文化，這個(ge) 文化心理障礙之大，道德焦慮之深，大家可想而知。

我們(men) 舉(ju) 個(ge) 例子來說明中國人遇到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時的君子包袱與(yu) 道德焦慮。比如，中國人與(yu) 日本人在戰場中相遇，中國人先拿起槍瞄準對方，日本人也隨即拿起槍瞄準對方，兩(liang) 人在對峙的時候，如果中國人沒有君子文化的包袱與(yu) 道德上的焦慮，他拿起槍不加思索砰一下就把對方打倒了。但是，中國人拿起槍，開槍之前，他要去想一想，君子應不應該開槍，應不應該先開槍，開槍的道德理由在哪裏，他在想的時候，還沒想完，對方砰一槍，自己就被放倒了。回顧近代中國的曆史，我們(men) 中國人在回應西方時背上非常沉重的道德文化包袱，使中國的現代化遲遲不能啟動，啟動後又一直落後於(yu) 人。當然，最後中國人明白了，隻有拋棄君子文化的包袱，消解道德上的焦慮，中國才能真正學會(hui) 西方的這一套。

中國近代以來一百多年的曆史，可以說就是不斷拋棄君子文化、消解道德焦慮的曆史。特別是49年以後，中國可以說完全沒有了文化包袱，也不再焦慮傳(chuan) 統的道德，即不再焦慮中國文化的“體(ti) ”，我們(men) 已經完全學會(hui) 了西方的這一套，學會(hui) 了以西方列強之道還治西方列強之身。並且，我們(men) 學西方還要超過西方（超英趕美），我們(men) 在朝鮮和美國打了個(ge) 平手，我們(men) 造了原子彈，我們(men) 搞人造衛星上天，我們(men) 發展國防高科技，我們(men) 增加強國家綜合國力，這些都是在學西方。雖然我們(men) 現在與(yu) 西方還有不小距離，但我們(men) 最終會(hui) 變成西方已經不遠了。

一百多年來我們(men) 不斷學習(xi) 西方，不斷放棄我們(men) 中國的聖賢之道與(yu) 君子文化，當我們(men) 學西方學得越來越象、越來越好的時候，就出現了兩(liang) 個(ge) 問題：一是我們(men) 比西方還西方，因為(wei) 我們(men) 用了西方的邏輯，接受了西方的規則，我們(men) 有“落後就要挨打”的壓力，我們(men) 拚命地不顧一切地希望早日學成西方而反抗西方，所以我們(men) 就可以學得比西方還要西方。現在我們(men) 在沒有文化包袱與(yu) 道德焦慮的狀態下按照西方的規則在玩，我們(men) 已經快成了一個(ge) 新的西方。我們(men) 原來不想玩，西方逼我們(men) 玩他們(men) 所謂的現代化規則，玩他們(men) 的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規則。我們(men) 玩得不好的時候，被他們(men) 欺負，被他們(men) 打，我們(men) 為(wei) 了玩會(hui) 他們(men) 的規則付出了很多代價(jia) ，其中最大最沉痛的代價(jia) 就是改變了我們(men) 文化的自性，拋棄了我們(men) 的聖賢之道與(yu) 君子文化。在我們(men) 沒有了文化包袱與(yu) 道德焦慮的時候，我們(men) 玩他們(men) 的規則開始玩得比他們(men) 好了，我們(men) 什麽(me) 都不怕了，因為(wei) 我們(men) 屬於(yu) 自己的東(dong) 西已經沒有了，我們(men) 已經沒有什麽(me) 東(dong) 西值得害怕了，值得焦慮了。

文革時的歌曲唱道：“東(dong) 風吹，戰鼓擂，現代世界上究竟誰怕誰？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我們(men) 中國人什麽(me) 都不怕了，當我們(men) 中國人玩他們(men) 的規則玩得比他們(men) 好的時候，到是他們(men) 開始害怕了，“中國威脅論”出籠了。“中國威脅論”是他們(men) 真實心情的寫(xie) 照，因為(wei) 他們(men) 製定的規則就是比拳頭大的規則，就是大拳頭打小拳頭的規則，你學他們(men) 的規則學得成功拳頭越來越大，拳頭大後肯定會(hui) 打比你拳頭小的人，而拳頭的大小又是在變化之中的，他們(men) 能不感到威脅嗎？能不從(cong) 心裏麵害怕嗎？他們(men) 對玩他們(men) 的規則會(hui) 帶來什麽(me) 樣的結果比誰都清楚。我們(men) 現在有些學者一相情願地說，我們(men) 學西方強大起來後永遠不稱霸，這不可能，絕對不可能，為(wei) 什麽(me) ？你在玩他們(men) 的規則，他們(men) 的規則就是強大就要稱霸的規則。

比如我們(men) 要參加足球比賽，我們(men) 就要接受足球比賽的規則，我們(men) 不能說我們(men) 要踢足球，但是我們(men) 不想進球，這不可能！絕對不可能！除非你不參加比賽，進不進球對你無所謂，但現在是我們(men) 已經被卷進了世界足球比賽中了，我們(men) 根本不能說不想進球的話了，你說了人家也不相信，你說我參加比賽但不進球誰信？我們(men) 現在說不稱霸是因為(wei) 我們(men) 的力量還不大，不夠稱霸的資格，一旦我們(men) 的力量強大了，與(yu) 美國的力量可以平起平坐了，到那時候，我們(men) 肯定會(hui) 稱霸，因為(wei) 我們(men) 遵循的正是美國稱霸的規則，我們(men) 按照他的規則在做，不稱霸才是不可思議的事。這是一個(ge) 問題。 

我們(men) 到底怎麽(me) 辦呢？我想我們(men) 的文化雖然崩潰了，但我們(men) 還有文化記憶，如果我們(men) 的現代化是因為(wei) 落後要挨打，然後我們(men) 拚命追求富強，到最後我們(men) 力量強大了也稱霸，這樣的現代化有什麽(me) 意義(yi) 呢？沒有意義(yi) ！為(wei) 什麽(me) ？因為(wei) 君子被強盜打，然後學強盜，最後變成了更大的強盜，這有什麽(me) 意義(yi) ？一點意義(yi) 都沒有。我認為(wei) 人類所有的現代化唯有中國是拋棄了自己的文化走向現代化的國家，世界上其他國家都沒有拋棄或打倒自己的文化走向現代化。但是，正因中國現代化遭受了人類難以想象的痛苦與(yu) 磨難，中國現代化被天道與(yu) 曆史賦予了一個(ge) 非常獨特的道德使命，其他國家的現代化則沒有這種道德使命。這一中國現代化的道德使命就是：中國的現代化要恢複中國聖賢文化的曆史記憶，然後用儒家文化建立在道德上的“王道理想”去改變西方文化稱霸世界的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規則，用中國的老話來說，就是用中國的“王道”去改變西方的“霸道”。所以，中國的現代化是改變西方現代化規則的現代化。

現在大家講民族主義(yi) ，中國文化不是建立在國家利益上的民族主義(yi) ，這種民族主義(yi) 是西方曆史與(yu) 文化的產(chan) 物，中國文化是建立在道德上的“天下主義(yi) ”，但是，在百年來救亡的壓力下，中國從(cong) “天下主義(yi) ”變成了民族主義(yi) 。你看，我們(men) 的國歌天天在唱，表現的就是強烈的民族主義(yi) 。但是，中國的民族主義(yi) 與(yu) 中國的現代化一樣，非常特別，它是人類曆史上消除民族主義(yi) 的民族主義(yi) ，為(wei) 什麽(me) 這樣說呢？因為(wei) 我們(men) 的文化中有王道理想，有天下主義(yi) 追求，我們(men) 中國人的理想是要建立一個(ge) 以道德作為(wei) 基礎國際秩序，孔子作《春秋》尊王道，孟子強調國與(yu) 國相處必須“以德服人”而反對“以力服人”，張橫渠“四句教”最後一句“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就是這種中國人的理想。現在以美國為(wei) 代表的西方政治，一百多年來國內(nei) 是功利主義(yi) ，國際上是霸道，霸道是“以力服人”而不是“以德服人”，所以我認為(wei) 中國的現代化擔負了改變西方文明規則的道德使命。

我們(men) 很清楚，現在這個(ge) 按西方霸道規則建立起來的世界就要靠實力說話的，如果我們(men) 中國學西方學成功強大了，到那時，我們(men) 有實力和美國、和西方平起平坐說話的時候，我們(men) 現代化的道德使命就出現了：我們(men) 要改變西方文化建立起來的不合理不道德的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規則。因為(wei) 訴諸人類的道德良知，西方文化300年來建立的這個(ge) 規則不合理。我們(men) 判斷一個(ge) 規則合不合理，我們(men) 要看這個(ge) 規則能不能普遍化。什麽(me) 叫普遍化？一個(ge) 規則製定以後，接受的人越多，人類的福利就越增長。一個(ge) 規則不能普遍化，就是說，一兩(liang) 個(ge) 國家接受，對這一兩(liang) 個(ge) 國家有好處，但如果更多人的接受，就會(hui) 防礙製定規則的人的利益。這樣的規則是不能普遍化的，是有毛病的，是為(wei) 了少數人的私利製定的。現在美國老是說，不準別國發展核武器，從(cong) 人類的道義(yi) 上講，從(cong) 平常心上講，這是不合理的，為(wei) 什麽(me) 你能發展，人家就不能發展？就國際關(guan) 係來講，好比鄰居之間，我個(ge) 頭比你小就要挨你個(ge) 頭大的打，這有什麽(me) 道理？這是什麽(me) 道德？這叫什麽(me) 規則？現在你天天要打我，我才鍛煉身體(ti) ，增加體(ti) 魄，為(wei) 什麽(me) 就準你身體(ti) 強壯不準我身體(ti) 強壯？我這樣說並不是支持核擴散，而是說西方文化建立的國際規則與(yu) 國際秩序不合理，不能普遍化。什麽(me) 樣的規則才能普遍化？隻有建立在道德上的規則才能普遍化，具體(ti) 說來隻有建立在儒家“以德服人”上的“王道規則”才能普遍化。如果人類都接受了“王道規則”，那人類社會(hui) 肯定是一個(ge) 萬(wan) 世太平的社會(hui) 。 

從(cong) 這個(ge) 意思上說，在場的同學們(men) 都擔負著一個(ge) 非常大的道德使命，你們(men) 現在學習(xi) 西方的知識和文化，你們(men) 將來要用中國文化的道德理想去改變西方文化不道德的因素，創造出一個(ge) 建立在中國文化基礎上的道德的現代化來。如果我們(men) 造就的現代化沒有道德作為(wei) 基礎，不僅(jin) 我們(men) 的現代化沒有意義(yi) ，財富的增長反而是負麵的腐蝕性力量，你們(men) 王院長講到正是財富的增長腐蝕了古羅馬帝國的道德精神，如果不把道德作為(wei) 中國現代化的基礎，現代化帶來的財富肯定會(hui) 把我們(men) 中國人的道德精神壓垮，會(hui) 把我們(men) 民族腐蝕掉。

同時，我們(men) 這一百多年來中華民族所受的屈辱將沒有意義(yi) ，我們(men) 改變自己聖賢文化接受西方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文化更沒有意義(yi) 。如果我們(men) 的現代化沒有改變西方霸道文化的道德目的，我們(men) 最終也變成了霸道的西方，那我們(men) 不僅(jin) 要愧對我們(men) 的古聖先賢，要愧對養(yang) 育我們(men) 六千五百年的文化，我們(men) 還要愧對我們(men) 的道德良知，愧對我們(men) 民族一百多年來遭受的痛苦與(yu) 磨難。所以，我希望同學們(men) 努力學習(xi) ，擔負起創造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道德的現代化的曆史使命！ 

李顯冬教授：各位學者、同學都感到意猶未盡，但是非常遺憾的是由於(yu) 我的組織不好，已經超過了5分鍾，最後，我們(men) 民商經濟法學院的同學向今天作了精彩演講的各位老師，向蔣慶先生、梁治平教授、王衛國教授以及通過他們(men) 向今天來的各位嘉賓表示我們(men) 衷心的感謝，我們(men) 今天的研討就到此結束，謝謝大家！   

（李芳根據錄音整理，李麗(li) 校對）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www.biodynamic-foods.com）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