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重義(yi) 不重事：略論莊存與(yu) 與(yu) 孔廣森對《春秋》的看法

作者：郭曉東(dong)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杭州師範大學學報》2012年第1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八月初九日戊午

         耶穌2017年9月28日

摘要：清代今文經學的興(xing) 起，與(yu) 《春秋》“義(yi) ”“事”之爭(zheng) 有莫大關(guan) 係。在乾嘉實“事”求“是”的學術氛圍下，莊存與(yu) 提出“《春秋》非記事之史”，認為(wei) 《春秋》之所書(shu) ，皆“約文以示義(yi) ”，是“不書(shu) ”重於(yu) “書(shu) ”；孔廣森提出“《春秋》重義(yi) 不重事”，認為(wei) 孔子之《春秋》，雖然是因魯史而作，然每每賦予了新義(yi) 。雖然莊、孔兩(liang) 人嚴(yan) 格上講，都未必可視同於(yu) 嘉、道之後的今文學者，然這樣一種重“義(yi) ”不重“事”的問題意識，事實上已為(wei) 清代今文學之之濫觴。

關(guan) 鍵詞：《春秋》；義(yi) ； 事； 莊存與(yu) 孔廣森

一

皮錫瑞說：“今古文之興(xing) 廢，皆由《公羊》、《左氏》為(wei) 之轉關(guan) 。”[1]（書(shu) 經，P97）漢代如此，清代亦然。有清今文學之興(xing) 起，與(yu) 莊存與(yu) 和孔廣森師弟有莫大關(guan) 係，而其中為(wei) 之“轉關(guan) ”者，當屬其對《春秋》之定位，即判定《春秋》到底是“經”還是“史”，其所措意的，到底是“事”，還是“義(yi) ”。

《春秋》有“事”有“義(yi) ”之說本之於(yu) 《孟子·離婁下》：“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yi) 則丘竊取之矣。’”此說漢儒大致深信不疑，故司馬遷作《史記》，在《十二諸侯年表序》稱孔子作《春秋》，“約其文辭，去其煩重，以製義(yi) 法，王道備，人事浹”，在《太史公自序》中則稱其為(wei) “王道之大者”，而前漢今文十四博士稱“《左氏》不傳(chuan) 《春秋》”，亦是出於(yu) 這一立場，以為(wei) 《春秋》是“經”，《左傳(chuan) 》雖然詳於(yu) 記事，卻不能達經之義(yi) 旨，故稱《左傳(chuan) 》不能傳(chuan) 《春秋》。然而，漢之後《左傳(chuan) 》孤行，《公羊》、《穀梁》皆成絕緒，杜預以《春秋》為(wei) “經承舊史，史承赴告”，則《春秋》雖有“經”之名，而實際上已經被視同於(yu) “史”。唐代劉知幾更是基於(yu) 史法之立場來看待《春秋》，遂有“惑經”與(yu) “申左”之論。劉氏之說雖然極端，亦頗受後儒批評，然這一基於(yu) 史法之立場來看待《春秋》思路卻影響極大。其後如清人毛奇齡，視《春秋》與(yu) 《左傳(chuan) 》的關(guan) 係為(wei) “簡書(shu) ”與(yu) “策書(shu) ”，經簡而傳(chuan) 煩，經的作用不過是“標誌其名而列作題目”，即不過是一“籤題”而已，如其在《春秋毛氏傳(chuan) 》的《總論》中引《徐仲山日記》曰：“至於(yu) 事之始末詳略，皆所不問”，因此，欲詳經所記之“事”，必待傳(chuan) 而行；同時，經既然不過是“籤題”與(yu) “名目”，那自然就無所謂的“微言大義(yi) ”。[2]（P626）再如以研究《左傳(chuan) 》名家的顧棟高，雖然不否認《春秋》有“義(yi) ”，但卻是“用史家的眼光看《春秋》中的‘事’與(yu) ‘義(yi) ’”，“褒貶大義(yi) 即寓於(yu) 記事之中”，[2]（P637）故如趙伯雄先生所說：“治經也就變成治史”。[2]（P638）乾嘉以降，漢學大行，學主實“事”求“是”，而《春秋》之研究遂集中於(yu) 文字之校勘、訓詁與(yu) 名物度數之考證，則學者於(yu) 《春秋》之“義(yi) ”，更是不甚措意。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莊存與(yu) 與(yu) 孔廣森師弟兩(liang) 人重新就《春秋》之“義(yi) ”與(yu) “事”的關(guan) 係展開討論，提出“《春秋》重義(yi) 不重事”的口號，從(cong) 而拉開了清代今文學之序幕。

二

在乾嘉主流的學術氛圍中，武進莊存與(yu) 可謂獨樹一幟。在他看來，聖人之學不應該建立在“分文析字、繁言碎辭”之上，而應該去探究文字背後聖人所要表達的意義(yi) ，故他說：“征實事，傳(chuan) 故訓者，為(wei) 膚為(wei) 末。” [3]又說：“誦《詩》讀《書(shu) 》，不深惟古人之終始，心意淺薄，俾盛德不宣究於(yu) 後世。”[4]也就是說，閱讀《詩》、《書(shu) 》等經典，如果僅(jin) 僅(jin) 局限於(yu) 考據與(yu) 辨偽(wei) ，那隻是“心意淺薄”者之所為(wei) ，更重要的是要“深惟古人終始”，去領會(hui) 《詩》、《書(shu) 》所陳之大義(yi) ，從(cong) 而使曆代賢聖之盛德能夠宣究於(yu) 後世。誦《詩》讀《書(shu) 》如此，理解《春秋》在莊氏看來亦是如此，如他說：

《春秋》以辭成象，以象垂法，示天下後世以聖心之極。[5]

《春秋》樂(le) 道堯、舜之道，察其所譏，則堯、舜之道存焉。[6]（卷9）

也就是說，《春秋》之意義(yi) ，在於(yu) 體(ti) 現“聖心之極”，在於(yu) 體(ti) 現“堯舜之道”，善說《春秋》者，也就是要去體(ti) 會(hui) 文字背後的“聖人之心”與(yu) “至聖之法”。就此而言，在莊存與(yu) 看來，就不應該將《春秋》單純地視為(wei) 一“記事之史”。若視《春秋》為(wei) “記事之史”，那麽(me) ，正如莊氏所指出的：

《春秋》之辭，斷十二公之策而列之，則十二公之行狀莫不著也。辭有屢於(yu) 一公之策書(shu) 者，有屢於(yu) 一年之策書(shu) 者，有曠而不誌者，有曠而一誌者，不可不察也。[5]

也就是說，既然十二公之策書(shu) 俱在，那麽(me) 十二公的事跡行狀應該都一一記錄在案。然而，《春秋》之所誌，或詳或略，其或書(shu) 或不書(shu) ，那隻能說是有“不可不察”之深意在其中，故其又曰：

《春秋》非記事之史也，所以約文而示意也。[5]

如《春秋》一開篇，經文書(shu) “元年春，王正月”。按常規書(shu) 法，新君之即位，當書(shu)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而隱公元年不書(shu) “公即位”，《左傳(chuan) 》稱“不書(shu) 即位，攝也”，杜氏注以為(wei) “不修即位之禮，故史不書(shu) 於(yu) 策”，即便是對莊存與(yu) 影響極大的趙汸，也認為(wei) 這不過是其所謂“策書(shu) 之大體(ti) ”，即史家記史之常法。[①]然而，在莊存與(yu) 看來，《春秋》開篇的“元年春，王正月”幾個(ge) 字，並非僅(jin) 僅(jin) 是史法之常則，而必須從(cong) “建五始”這一《公羊》學的特定角度來加以釋讀，從(cong) 而賦予了這句經文“奉天尊王”的獨特內(nei) 涵[②]。至於(yu) 經文中不書(shu) “公即位”，按杜預、趙汸的說法，隻是因為(wei) 魯隱公不行即位禮，從(cong) 而直書(shu) 其事。而在莊存與(yu) 看來，“五始”乃《春秋》之大教，隱公元年乃《春秋》之始年，故“公即位”本不可闕，抑不是無其史事而不可書(shu) ，而是其中另具有深意：

嚐得而推言《春秋》之誌，天倫(lun) 重矣，父命尊矣。讓國誠，則循天理、承父命；不誠矣，雖行即位之事，若無事焉。是以不書(shu) 即位也。君位，國之本也。南麵者無君國之心，北麵者有二君之誌，位又焉在矣。十年無正，隱不自正，國無以正也。元年有正，正隱之宜為(wei) 正，而不自為(wei) 正，不可一日而不之正也。[6]（卷1）

莊氏認為(wei) ，隱公元年之所以不書(shu) “公即位”，問題的關(guan) 鍵並不在於(yu) 有沒有“公即位”之“事”，在他看來，若是讓國不誠，“雖行即位之事，若無事焉”。故不書(shu) “公即位”者，正是因為(wei) “隱不自正”，“無君國之心”，從(cong) 而助長了桓公的大惡行為(wei) ，從(cong) 而有背於(yu) 《春秋》之誌。[③]

又如僖公五年，“冬，晉人執虞公”，莊氏評論說：

此滅虞也，曷為(wei) 書(shu) 執而已？忌也。虞，畿內(nei) 之國，滅而不忌，是無天子也。虞曰公，王官也，晉曰人，晉侯也。目人以執王官，罪既盈於(yu) 誅矣，舉(ju) 可誅而人之以不失罪，不書(shu) 滅以隱之而不傷(shang) 義(yi) ，故曰“史，事也；《春秋》者，道也。” [6]（卷2）

按：在莊氏看來，晉滅天子畿內(nei) 之國，執天子之王官，實是罪大惡極。然而，若直書(shu) “滅”，則顯得是目無天子而無所忌憚，從(cong) 而有傷(shang) 君臣大義(yi) 之教。因此，《春秋》一方麵不書(shu) “滅”，是要為(wei) 之“隱”而不傷(shang) “義(yi) ”；但從(cong) 另一方麵來講，晉之罪“既盈於(yu) 誅”，故不書(shu) 爵而書(shu) “人”以誅之。若就事論事而言，本條當書(shu) “晉滅虞”，但《春秋》這一其別具用心書(shu) 法，則使我們(men) 看到，“史，事也；《春秋》者，道也。”

在莊存與(yu) 看來，“《春秋》非記事之史”，則意味著並不是每一件“事”都要有所書(shu) ，更多的時候是聖人有意削之不書(shu) ，故其曰：

《春秋》非記事之史，不書(shu) 多於(yu) 書(shu) ，以所不書(shu) 知所書(shu) ，以所書(shu) 知所不書(shu) 。[5]

文於(yu) 所不審，則義(yi) 不可斷，皆削之而不書(shu) 。[5]

《春秋》之辭，禮不備，則雖有事焉而不書(shu) 。[5]

莊存與(yu) 極其重視《春秋》之“不書(shu) ”。如隱公八年，瓦屋之盟，鄭實在會(hui) ，而《春秋》削而不書(shu) ，莊氏以為(wei) “削鄭伯然後知禮樂(le) 征伐有天子存，聖人必不願其自諸侯出矣。”[6]（卷7）又如魯世卿臧孫辰，其生前僅(jin) 一見於(yu) 莊公二十八年“告糴於(yu) 齊”，其後又享卿位五十餘(yu) 年，而“閔、僖、文之《春秋》削之無一事之可錄者，則知蔽賢之罪大，而小善不足以自贖也。”[④] 又如《春秋》十二公，僅(jin) 記桓公嫡子之出生，在莊氏看來，這並不是其他十一公皆沒有嫡長子，而是因為(wei) 其他十一公之嫡長子皆未能正常繼位，故其曰：“不終為(wei) 君，《春秋》不書(shu) 非記事之史也。” [6]（卷2）

“不書(shu) ”而後有所“書(shu) ”，正是因為(wei) 有常“不書(shu) ”，所以才能因此而彰顯“所書(shu) ”的意義(yi) ，即莊氏所說的：“以不書(shu) 推所書(shu) ，故曰凡所書(shu) 者，有所表也。” [5]如宣公十一年，“秋，晉侯會(hui) 狄於(yu) 攢函。”在莊氏看來，《春秋》例不書(shu) 外會(hui) ，而此之所以書(shu) 之者，是批評晉之不能討賊。[⑤]又比如文公十年，“秦人入諾”，在莊氏看來，諾既是微國，對魯而言又是遠國，以《春秋》之例皆不書(shu) ，而其所以書(shu) 之者，是批評秦人之窮兵黷武。[⑥]又比如隱公五年，“公觀魚於(yu) 棠”，莊氏以為(wei) 此以“非事”書(shu) ，然“非事”本不當書(shu) ，而書(shu) 之者，是譏亂(luan) 政之始，故謹而誌之。[⑦]

在諸多“不書(shu) ”中，一個(ge) 非常重要的方麵就是“常事不書(shu) ”，如隱公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莊氏評論說：

八年於(yu) 茲(zi) ，公不一如京師，又不使大夫聘，天王則再使上大夫來聘，周德雖衰，不若是甚也。公如京師矣，以為(wei) 常事而不書(shu) 也。宋公不王而謀伐之，在此歲矣。齊人朝王，在往年矣。書(shu) 曰“天王使南季來聘”，見公之朝於(yu) 天子也。公一朝王，比使聘，則以為(wei) 非常數而誌之矣。得其常數，不誌於(yu) 《春秋》，《春秋》非記事之史也。[6]（卷2）

按：入《春秋》以來，從(cong) 不書(shu) 魯公如京師朝周天子，也未書(shu) 魯君使大夫聘於(yu) 王室，若是從(cong) 據實直書(shu) 的史法立場來說，也就意味著隱公即位以來從(cong) 未朝聘於(yu) 王室，從(cong) 而無其事可書(shu) 。但這在莊存與(yu) 看來，幾乎是不可能的，其稱“周德雖衰，不若是甚也”。那麽(me) ，合理的解釋就是，諸侯之朝王本是“常事”，而《春秋》既非“記事之史”，故可以不書(shu) “常事”，盡管這對於(yu) 諸侯來說，也許是件“大事”。

“常事”不書(shu) ，則其有所書(shu) 者，則意味著“非常”，從(cong) 而必“意”在其中。成公三年，“冬，十有一月，晉使荀庚來聘。”莊氏論曰：

晉，兄弟之國也，我事之敬矣。敬不答乎？何逮乎成之篇而後言來聘？向以為(wei) 常事焉，而不書(shu) 也。“晉侯使荀庚來聘”，何以書(shu) ？抑之也。何抑爾？禮之始失也。偶晉於(yu) 京師，其甚也。以共京師者共晉，微見乎僖，至成而甚焉。晉侯益驕，非魯所望也。誌晉之聘，見晉之為(wei) 晉，我之適者而已矣。曷為(wei) 於(yu) 此焉始？曰：王使不誌矣，而後誌晉使，《春秋》之大教也，不可不察。隱、桓之《春秋》，誌王使聘五焉。成、襄之《春秋》，誌晉使聘九焉。魯人之所以榮且喜者，移於(yu) 晉矣。以共京師者其晉，聖人之所甚懼也。舍隱、桓則誌王使也罕，自成而下，王使亦絶不見，章疑別微，以為(wei) 民坊，《春秋》之大教也。《春秋》終不使魯人以待王使者待晉使，絶之若不相見者。然以尊王而抑晉，微故尊之，僭故抑之。王聘屢於(yu) 隱、桓，晉聘屢於(yu) 成、襄，皆以為(wei) 非常焉爾。[6]（卷2）

按：晉使大夫來聘於(yu) 魯，始見於(yu) 成公三年此條。在莊氏看來，諸侯之相聘問，本為(wei) 常事而不當書(shu) ，但入成之篇所以書(shu) 者，是“抑之也”。因為(wei) 魯人從(cong) 此“以共京師者共晉”，即魯人從(cong) 此不再尊王，轉而尊事晉，此“聖人之所甚懼”。然而，孔子之作《春秋》，“終不使魯人以待王使者待晉使”，故成、襄之篇，屢誌晉使聘，實是為(wei) 了“尊王而抑晉”。

總之，莊氏在《春秋正辭》與(yu) 《春秋要指》中反複強調“《春秋》非記事之史”，因此，對某事之記或不記，並不是由事件本身來決(jue) 定，而是由其背後的“義(yi) ”來決(jue) 定的，即其所謂“《春秋》記事，以義(yi) 為(wei) 從(cong) ”，[5]從(cong) 而體(ti) 現聖人之“大教”。[⑧]

三

作為(wei) 莊氏弟子，孔廣森更是進一步從(cong) “經”與(yu) “史”的關(guan) 係中對《春秋》作出定位：

大凡學者謂《春秋》事略，《左傳(chuan) 》事詳，經傳(chuan) 必相待而行，此即大惑。文王係《易》，安知異日有為(wei) 之作《十翼》者？周公次《詩》，安知異日有為(wei) 之作《小序》者？必待傳(chuan) 而後顯，則且等於(yu) 揚雄之《首讚》，朱子之《綱目》，非自作而自解之不可也。聖人之所為(wei) 經，詞以意立，意以詞達，雖無三子者之傳(chuan) ，方且揭日月而不晦，永終古而不敝。魯之《春秋》，史也。君子修之，則經也。經主義(yi) ，史主事。事故繁，義(yi) 故文少而用廣。世俗莫知求《春秋》之義(yi) ，徒知求《春秋》之事，其視聖經竟似《左氏》記事之標目，名存而實亡矣。[7]（敘）

在孔廣森看來，學者對《春秋》之惑，大抵如上兩(liang) 個(ge) 方麵：其一就是所謂“經承舊史，史承赴告”之說，以孔子所修之《春秋》與(yu) 作為(wei) 魯之舊史之《春秋》沒有實質性的差別；其二，以為(wei) 《春秋》事略，《左傳(chuan) 》事詳，故欲求《春秋》之義(yi) ，須有賴於(yu) 《左傳(chuan) 》。結合這兩(liang) 個(ge) 方麵，其實關(guan) 鍵隻在一點，即不辨經史。而這一經與(yu) 史之區別，則在於(yu) 經主義(yi) 而史主事，對於(yu) 那種純依史法以論《春秋》者，廣森提出質疑說：

君子之修《春秋》，垂教雲(yun) 乎，豈曰記事雲(yun) 乎？[7]（卷1）

也就是說，孔子之作《春秋》，並不是一般意義(yi) 上的曆史著述，而是以之立萬(wan) 世之法：

《春秋》文不空設，皆為(wei) 後世法。[7]（卷6）

又曰：

《春秋》記事皆為(wei) 後王示法。[7]（卷9）

因此，對於(yu) 孔廣森來說，《春秋》雖本為(wei) 魯之舊史，但經孔子之刪削，即已為(wei) 魯之舊史賦予了“新義(yi) ”或“新意”，從(cong) 而就不能再視之是“史”，而已是“經”。是以孔廣森批評所謂“俗儒”以魯史視《春秋》之說雲(yun) ：

俗儒謂《春秋》唯見魯史，又詳略去取悉無意義(yi) ，一依赴告，何陋之乎言《春秋》也。[7]（卷1）

“俗儒”雲(yun) 雲(yun) ，當指持左氏學之儒。在《公羊通義(yi) 》中，孔廣森屢屢提及孔子之作《春秋》，是在損益魯舊史的前提下賦之以“新義(yi) ”或“新意”，從(cong) 而達到為(wei) 萬(wan) 世立法的目的，其曰：

《春秋》之製者，君子所托新意，損益周製以為(wei) 後王法。[7]（卷1）

隱公六年，“秋七月。”《公羊傳(chuan) 》曰：“此無事，何以書(shu) ？《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shu) 。首時過則何以書(shu) ？《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為(wei) 年。”孔氏注曰：

諸特言《春秋》者，皆一經之達例，所以損益舊史而示新義(yi) 者也。……言王者向明而治，必奉順四時之正，天道正於(yu) 上，人事正於(yu) 下，故《春秋》謹時、月、日，以進退中失之事焉。十二公之篇，有無冬者，無秋、冬者，五月或以冠夏，十有二月或不冠冬，方見變文以起微意，常不立則變不見，是故無事必具四時，為(wei) 常法也，其或不具者，即有所為(wei) 可知爾。[7]（卷1）

按：從(cong) 史法上講，無事而書(shu) ，似乎顯得多餘(yu) ，然而，在廣森看來，“《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shu) ”，恰恰是立此“達例”與(yu) “常法”，然後才可以體(ti) 會(hui) 孔子在損益舊史過程中通過“變文”所要表達的“新義(yi) ”。如魯成公十年，“秋，七月。公如晉。”當年《春秋》經不記“冬十月”，顯然是不合常例，然而，在孔廣森看來，這正是“變文以起微意”，其注曰：“然則是年無冬者，本當係葬晉景公於(yu) 冬三月之下，但緣諱不書(shu) 其事，令如常例書(shu) 首時，嫌若冬實無事，故去冬以起之也。” [7]（卷7）按是年晉景公卒，根據《左傳(chuan) 》記載：“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shu) ，諱之也。”也就是說，魯侯這次朝晉頗受屈辱。若按常例而書(shu) ，應該記冬某月，公葬晉景公，然此實魯侯之辱，故諱而不書(shu) 。不過，若諱而不書(shu) ，按“首時過則書(shu) ”之例，僅(jin) 僅(jin) 書(shu) “冬十月”，則又會(hui) 讓人產(chan) 生當年冬三月無事可記的嫌疑，故孔子通過去冬來體(ti) 現其微意所在。

隱公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公羊傳(chuan) 》曰：“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為(wei) 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廣森注曰：

蓋王喪(sang) 主訝喪(sang) 賓者，以其新與(yu) 內(nei) 接，有赴吊之禮，故得錄卒。知非主為(wei) 譏世卿書(shu) 者，魯史本有其卒，但舊文書(shu) 名，今更之曰‘尹氏’，則君子所托新義(yi) 爾。凡治《春秋》皆當以此意求之。[7]（卷1）

按：孔廣森以為(wei) ，《春秋》書(shu) “尹氏卒”，本因尹氏在周平王之喪(sang) 上“主訝喪(sang) 賓者”，以其“新與(yu) 內(nei) 接”，故得恩錄之，因此，魯舊史之《春秋》並不是為(wei) “譏世卿”而書(shu) 尹氏之卒。同時，考諸實際，孔廣森認為(wei) ，“周之命官，或曰人，或曰師，或以掌司典職冠所事。唯世其職者，乃曰氏。然三百六十之屬，以氏名者財四十有四，而其位貴者不過中大夫，則知卿之義(yi) 不得世也。” [7]（卷1）既然“卿之義(yi) 不得世”，而“世其職”才稱“氏”，那麽(me) 魯史舊文當書(shu) 其名而不書(shu) “尹氏”。由此可見，《春秋》書(shu) “尹氏卒”，是孔子易其名而更之曰氏，以闡發“譏世卿”之“新義(yi) ”。

莊公十一年，“秋，宋大水。”《公羊傳(chuan) 》曰：“何以書(shu) ？記災也。外災不書(shu) ，此何以書(shu) ？及我也。”孔氏注曰：

不舉(ju) 內(nei) 為(wei) 重者，錄災所由生，道其本也。知非為(wei) 王者之後記災者，所傳(chuan) 聞之世，方外諸夏，雖王者之後，猶未得記，故知仍以及內(nei) 錄爾。《左氏》說“外災據告書(shu) ”者，但魯史之體(ti) 如是，非《春秋》新意也。[7]（卷3）

按：從(cong) 一般上說，《春秋》外災不書(shu) ，宋大水，《左傳(chuan) 》認為(wei) 是“外災據告書(shu) ”，孔廣森以之為(wei) 魯史之體(ti) ，但卻不是《春秋》新意。

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婁儀(yi) 父盟於(yu) 眜。”《公羊傳(chuan) 》以儀(yi) 父為(wei) 邾婁君之字，是“為(wei) 其與(yu) 公盟”而“褒之”。廣森注曰：

邾婁之進自緣他事，因而褒之於(yu) 此，則《春秋》之新義(yi) 。《春秋》皆假事以托義(yi) 者也，得其義(yi) 則事可略也。[7]（卷1）

按：在《通義(yi) 》中，孔廣森還詳細考證說，邾屢在隱公篇本為(wei) 附庸，而附庸有氏、人、名、字四等，邾屢在桓之篇稱“人”而曰“夷狄之”，隱之篇稱“字”而曰“褒之”，則其實際本當列在“名”等，其後在莊公篇始獲王命而進為(wei) 諸侯。就其“事”而言，邾屢之進顯然不是因為(wei) 他能與(yu) 隱公盟，而另有原因，而《春秋》於(yu) 此書(shu) 字而褒之，在廣森看來，這就是孔子的“新義(yi) 。”更重要的是，孔廣森在此進一步發揮說：“《春秋》皆假事以托義(yi) 者也，得其義(yi) 則事可略也。”也就是說，《春秋》所重者根本不是“事”，而是“義(yi) ”，所謂“事”，不過是“假”以明“義(yi) ”的依托而已，一旦得其“義(yi) ”，則“事”甚至可以忽略不談，甚至對其事件本身之真相也可存而不論，如其論齊襄、魯莊之複仇雲(yun) ：

齊、魯皆非能誠複仇者，而假襄公以見複仇之善，又假莊公以寛不能複仇之責，皆所以因事托義(yi) ，著為(wei) 後法。[7]（卷3）

也就是說，《春秋》為(wei) 明“大複仇”之義(yi) ，遂借齊襄公之伐紀，魯莊公之伐齊來闡明此義(yi) 。但齊襄、魯莊是否真的是能誠心複仇，對《春秋》而言其實無關(guan) 緊要，重要的是依托此事所明的大義(yi) 。故孔廣森說：

《春秋》非記事之書(shu) ，明義(yi) 之書(shu) 也，苟明其義(yi) ，其事可略也。[7]（敘）

孔廣森又以祭仲為(wei) 例說：

《春秋》有當略而詳，當詳而略。詳之甚者，莫如錄伯姬；略之甚者，莫如鄭祭仲之事。祭仲權一時之計，紓宗社之患，君子取之，亦“與(yu) 其進，不與(yu) 其退”之意焉爾。若《左傳(chuan) 》所載，忽之弑，亹、儀(yi) 之立，仲循循無能匡救，苟並存其跡，將不可為(wei) 訓，故斷至昭公複正，厲公居櫟，取足伸仲之權而止，此《春秋》重義(yi) 不重事之效也。[7]（敘）

按：對於(yu) 孔廣森來說，《春秋》之記鄭祭仲，是略其事而伸其義(yi) 。就“事”而言，《左傳(chuan) 》記之甚詳，然《左傳(chuan) 》中祭仲之形象，“逡巡畏難，不終其誌”，其於(yu) 昭公之弑，對於(yu) 子亹、子儀(yi) 之立，都有詳盡的記載。然而，祭仲對此“循循無能匡救”，故“事”越詳而於(yu) “義(yi) ”越“不可為(wei) 訓”。反過來，《春秋》於(yu) 祭仲，隻是取其詭辭，許其生忽存鄭為(wei) 知權。因此，對《春秋》而言，所重者是祭仲之“權”，而對那些“不可為(wei) 訓”之“事”，則必須略之，這就是孔氏所謂有“當詳而略”。

若從(cong) “記事”的角度來說，當然越詳盡越好，但問題是，孔子之作《春秋》，目的不是“記事”，而是為(wei) 了“垂教”，故凡所謂“不可為(wei) 訓”者，則自當略之。是以《左傳(chuan) 》雖然記事詳盡，但在孔廣森看來，其於(yu) 發明經義(yi) 上的價(jia) 值，反而不如《公羊傳(chuan) 》，其於(yu) 《通義(yi) 敘》中明確地說：

《左氏》之事詳，《公羊》之義(yi) 長，《春秋》重義(yi) 不重事，斯《公羊傳(chuan) 》尤不可廢。[7]（敘）

其又曰：

《左氏》馳騁於(yu) 文辨，《穀梁》圈囿於(yu) 詞例，此聖人製作之精意，二家未有言焉，知《春秋》者，其唯公羊子乎！[7]（敘）

總之，在孔廣森看來，傳(chuan) 統上以《左傳(chuan) 》例《春秋》的《春秋》觀實為(wei) “大惑”，“經承舊史，史承赴告”之說，隻知孔子與(yu) 魯舊史《春秋》的傳(chuan) 承關(guan) 係，卻不明孔子之作《春秋》，在因循舊史的同時卻更多地是彰顯“新義(yi) ”。而孔子之彰顯“新義(yi) ”，當然不是為(wei) 了記事而記事，而是為(wei) 了垂教與(yu) 立法之目的，正是在這一意義(yi) 上，孔子所修之《春秋》，是“經”而不再是“史”，相應地，其所重在“義(yi) ”而不在於(yu) “事”。就此而言，《左傳(chuan) 》記事雖詳，但《春秋》之為(wei) 經，並不見得要與(yu) 《左傳(chuan) 》“相待而行”，否則的話，“莫知求《春秋》之義(yi) ，徒知求《春秋》之事”，則誠如孔廣森隱然對毛奇齡所作的批評，“視聖經竟似《左氏》記事之標目，名存而實亡矣”。

四

就清代今文學來講，莊存與(yu) 與(yu) 孔廣森都被認為(wei) 是先行者之一。梁啟超稱莊存與(yu) 為(wei) 一代“今文學啟蒙大師”。[8](P61)劉逢祿序魏默深《詩古微》時稱：“皇清漢學昌明，通儒輩出，於(yu) 是武進張氏始治《虞氏易》，曲阜孔氏治《公羊春秋》，今文之學萌芽漸複。”[9](卷9)皮錫瑞亦以為(wei) ，“及孔廣森專(zhuan) 主《公羊》，始有今文之學。” [1]（書(shu) 經，P97）然而，從(cong) 另一麵來講，莊存與(yu) 並沒有自覺地作為(wei) 一個(ge) 今文學者，蔡長林指出，“莊存與(yu) 從(cong) 未強調以今文經說解釋其特殊的經學觀，甚至在莊氏的學術認知中，並無‘今文經學’此一概念的存在，這是遍讀莊氏著作之後，任何人皆可以發現的事實。” [10]（p57）這一判斷無疑是正確的，從(cong) 其對《尚書(shu) 》、《周禮》等古文經典的態度即可見一斑。[⑨]而孔廣森從(cong) 莊存與(yu) 學的同時，更是從(cong) 小師從(cong) 戴震，被視為(wei) 漢學正統，江籓的《漢學師承記》、支偉(wei) 成的《清代樸學大師列傳(chuan) 》均因此把他列為(wei) “皖派經學家”，故梁啟超曾批評說：“戴震弟子孔廣森著《公羊通義(yi) 》，然不明家法，治今文學者不宗之。”[8](P61)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講，這兩(liang) 種貌似對立的看法都可以成立。毫無疑問，莊、孔兩(liang) 人事實上並沒有嘉、道以後的今文意識，也從(cong) 未以今文學者自居。但對於(yu) 其問題意識而言，從(cong) 他們(men) 稱“《春秋》非記事之史”、“《春秋》重義(yi) 不重事”諸說中以可以看得出來，他們(men) 的學術方向，又顯然已經是清代今文經學之濫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