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慶：以儒教文明回應西方文明

《新京報》蔣慶專訪

蔣慶 1953年生，字勿恤，號盤山叟，江蘇徐州人。1982年畢業於西南政法大學法律係，先後任教於西南政法大學、深圳行政學院。2001年申請提前退休，在貴陽龍場建陽明精舍。主要著作有《公羊學引論》、《政治儒學---當代儒學的轉向、特質與發展》、《以善致善：蔣慶與盛洪對話》、《生命信仰與王道政治---儒家文化的現代價值》等，翻譯有《基督的人生觀》、《自由與傳統》、《當代政治神學文選》、《政治的罪惡》、《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等，主編《中華文化經典基礎教育誦本》。

　　儒學學者蔣慶近日發表《關於重建中國儒教的構想》一文，提出“儒教要重回國家文化權力中心”，“以儒教文明回應西方文明，才能完成中國文化全麵的複興。”在如何重建的方法上，他提出要走“上行路線”和“下行路線”。“上行路線”就是要恢複儒教古代“王官學”的地位，重建新的科舉製度與經典教育製度等。“下行路線”就是成立擁有政治、經濟、文化、組織特權的“中國儒教協會”。該文刊出後，在學術界引起很大反應。12月17日，“第一屆中國儒教學術研討會”在廣東從化舉行，在發言中，蔣慶再次重申了自己的主張並引來了與會學者的一致批評。為了了解蔣慶提出這些想法的初衷和目的，《新京報》記者專訪了蔣慶。

中國文化能流傳下來是偶然

新京報：我注意到，《關於重建中國儒教的構想》與你以前闡述儒教價值和學理的文章還不一樣，你在這篇文章中提出了一個很大的構想，各個方麵都做了全方位的安排，這個想法是最近才有還是慢慢形成的？

蔣慶：這個是思考很久的結果，而不是一天兩天才有的。10年前我也不認為儒教是宗教，當時隻提儒學的宗教化而不提儒教。我與其他學者一樣，也很憂慮提儒教有沒有精神專製的問題。

但是後來我慢慢發現，我們泛泛地提儒家文化，儒學不能涵蓋，儒家不能涵蓋，因為它是一種文明，要概括的話，隻有儒教這個詞。人類的所有文明形態都是以宗教來體現的，從這點來說，中華文明的形態肯定就是儒教。

新京報：所以你就想到了重建？

蔣慶：對。但是，儒教已經崩潰了，現在要重建應該怎麽辦？我一開始隻想到了傳統的方法，就是我提到的“上行路線”，儒教就是這樣形成的。第二就是“下行路線”，在民間建立宗教團體。

這是康有為發端的。假如我們還處在傳統社會，不是遭到西方文化的挑戰，那麽隻用“上行路線”也夠了，我們可以等機會出現。孔子的那些學生也是等了400年，等到了漢武帝出來，儒學成為了“王官學”。但是現在不一樣，西方文化在各個方麵形成了霸權，光靠“上行路線”

已經不行了。我說現在已經是“以夷變夏”，中國成了西方文化的殖民地，那些搞西方文化的朋友不滿意。但這已經是一個事實，除了漢語是中國的，很難說我們的心靈還是中國的了。

新京報：綜合以前許多學者的說法，儒家文化的同化力很強，你不這樣認為嗎？

蔣慶：我原來一直認為，中國文化的同化力強，包容性大，沒有被其他文化改變是必然的，其他的宗教和文化都不能改變我們。到目前為止，事實也的確是這樣。但是，現在我認為這並不是必然而是偶然。假定元和清是另一種文明進來就很難說了，朝廷利用高壓來強迫灌輸一種宗教，幾代人過去就完了。像希臘被統治600年後，就變成東正教文化了。

　　我們曆史上比較幸運，是被北方民族侵入，而北方的民族自己沒有一套很強大的宗教體係。

新京報：你在文章中有一句話，“如果離開儒教的重建來談儒家與儒學的重建，將是放棄複興中華文明的努力，把中華文明降到思想學派的位置與西方文明對話，這是中國文化的自我貶黜。”

在這裏，你顯然已經有一種預設，中華文明高於西方文明，為什麽？

蔣慶：我的意思是說，這100年來，儒教已經不存在了，我們的儒學、儒家還存在，這樣在客觀上造成我們與西方對話的時候，把自己降到一個學派上去和他們對話。兩種文明在對話的時候應該是文明在對話。比如說，宋朝的時候，佛教進來，和儒教產生衝突了，這種衝突因為儒家文明還在，所以對話是平等的。但1911年以後，人家來的是一個文明，由於儒教不存在了，我們與他們對話就把自己降低成了一個思想學派。如果我們要和他們對話的話，要與他們的基督教文明進行。

　　雖然在實質上沒有，但在意識上我們要認識到儒教是個文明。我發現，很多學者在中西交融中與人家對話的時候，不是與他們的文明對話，而是拿我們的儒學、儒家去和他們的某一個學派甚至某一個思想家對話，這就很不公平了。舉例說，我們可以拿王陽明與盧梭對話，但不能拿整個儒學與他們的某一個思想家去對話。

　　儒學要成為“王官學”

　　新京報：如果按照你的設計也會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比如現在的社會結構更加複雜，整個國家全部“儒化”之後，各種權力之間的關係和界線也是一個問題。還有，你在“儒教的財產形態”中，提出國家要代儒教開征“儒家遺產使用稅”，這讓很多人感到匪夷所思。

蔣慶：我現在隻是提出了一個構想，認為“應該如此”，那些細節問題還沒有到談的時候。比如關於國教這個問題不是我說了就算的，而是它在曆史上就是這樣。

即使是儒教回歸，方式上也要變通。但是，不管怎樣，儒學要成為“王官學”。

新京報：有學者稱，由於儒教、儒學在中國曆史上與政治權力的關係過於緊密，當1911年它所依附的政治體製滅亡以後，儒學就隨之衰落了。你似乎不太同意這一點？

蔣慶：我不完全認同。

儒學在進入體製這一塊，比如說從漢朝到1911年的兩千多年裏，就是儒教了。在春秋那一段，孔子在民間講學，儒教不在，但儒學在。從1911年到現在也是這樣，儒家在一代一代傳承。我們隻能這麽說，從漢代到1911年，儒學成為“王官學”，1911年因帝製垮台，儒教就退出了“王官學”和權力中心的地位，下降為儒家。但並不能說它是遊魂。

新京報：如果按照你的這個說法，那麽儒教的式微主要是因為1911年以後帝製垮台，儒家文化失去了它自身發展所需要的最重要的條件。

　　蔣慶：儒家文化的發展有兩條線，一條是所謂官學的係統，這一條是隨著帝製的垮台和科舉製度被廢止而中斷，還有一條是孔子辦私學及其後的儒者辦書院這種體製之外的民間講學的這個係統。它沒有隨著帝製的崩潰而崩潰。你看，帝製崩潰以後，新儒家的學者，人人都在辦書院。比如梁漱溟、馬一浮、張君勱等。

　　文化是一種權力

新京報：有發言者說，雖然儒教已經衰落了，但它的一些特性還存留在一部分人身上。比如，一些農村的老人，雖然識字不多，但是為人處世、言行舉止等方麵都有很鮮明的儒家風格，你怎麽看這一點？

蔣慶：1911年以後，我們自覺、顯性的儒教在國家和社會中沒有了。在一些地方的農村，受現代化的衝擊比較小，這些文化積澱還在，儒家做人的道理還在影響他們。但我認為，盡管如此，在自覺的層麵，1911年以後，儒教退出了中國文化權力的中心，急劇邊緣化，這與儒教的正常形態是不能比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就主張儒教應該重新回到文化權力中心的位置，它是信奉儒教的人的一個訴求。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文化上不能沒有權力的中心。因為它空缺以後，填補的不是中國文化。中國文化如果不回到文化權力的中心，不進入國民教育體係，再過幾年，文化積澱就沒了。我們應該有危機感。

文化是一種權力，這個在古今中外都是有爭奪的。

　　比如在古代，一開始，儒家是失敗的，秦始皇“焚書坑儒”，用的是法家，漢代初期，用的是法道互補，儒家處於邊緣化。這其中是文化在爭，最後，哪一個文化成為“王官學”，占據文化權力的中心，不是由於哪一個皇帝的喜好，也不是因為哪一個儒家人物，而是曆史選擇的結果。法家試驗失敗了，道家試驗也不行，所以我說儒家在漢代上升為儒教，是中國知識分子共同選擇的，是競爭所形成的。

新京報：但是，今天麵臨的局勢與過去有了很大的不同，如果儒家不能回應西方現代性的挑戰，比如法治、個人權利等問題，它能否重新煥發出生命力？

　　蔣慶：關於權利的問題，中國傳統文化中不太講，資源不多。我認為，權利觀念是維持一個社會秩序的底線價值，底線價值不是高級價值。一個社會沒有底線價值固然不行，但是隻有權利（和法治）沒有道德的話，這個社會就是一個冷冰冰的、利害計較的、大家都是小人的、人不堪居住的社會。我們可以看西方社會，像美國之所以還有活力，因為它在權利之上還有道德和宗教。美國社會的道德價值不是從權利上來的，而是從宗教來的。我承認，儒家文化可以吸收一些西方價值比如權利，但是，中國社會光有權利是不行的，還必須有道德，道德不會從契約來，是曆史文化千百年來的產物。在中國，道德是聖人製定的。在承認西方個人權利的基礎上，我們還要有道德，道德是要把一個人變成君子，在社會關係中，處在按梁漱溟先生說的，人與人之間相與之情厚的社會。

　　采寫/本報記者張弘

蔣慶：以儒教文明回應西方文明

蔣慶

作者文集更多

微信公眾號

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