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慶：“重建儒教”能為中國和平崛起提供道德支撐

深圳《晶報》專訪（2005年12月）

記者劉敬文

當代著名儒家學者蔣慶提出“重建儒教”構想後受到眾多學者和媒體的批評，12月25日上午，記者采訪了蔣慶。蔣慶說，《關於重建中國儒教的構想》引起如此大的反響讓他始料不到，尤其驚奇的是，部分媒體已經不再是交流的平台，放棄了價值中立，直接站出來成為論辯一方的當事人。但他始終對“重建儒教”充滿信心，並且說儒教崩潰已經有100多年，西方文化影響了當代中國社會的方方麵麵，占據了大部分知識分子的心靈，但西方文化始終是“霸道文化”，是“小人文化”，重建儒教才能為中國的和平崛起提供文化和道德支撐。

儒教文化要悲壯地複位

晶報：你發表《關於重建中國儒教的構想》（下稱構想）前是否想過會引起如此強烈的反響，而且大部分是反對的聲音？

蔣慶：我預料會遭到一些學者的反對，但沒有想到反對的人那麽多，那麽強烈。中國社科院召開“第一屆中國儒教學術研討會”，其中一個用意就是讓當代中國各種思想流派的學者碰撞交流，與會的很多學者都是自由民主主義者，他們反對重建儒教是很自然的事。但是，他們的這種反對是不加具體分析的，凡是不符合他們心中“自由民主”理念的都一概情緒性地反對（我將這種態度稱為“自由民主”崇拜的意識形態，或者叫 “五四迷思”）。他們沒有認真分析我提出“重建儒教”的思想理路和時代背景，而是簡單地加以的否定。

晶報：會議完了以後，各類媒體也對《構想》的提出有大量的報道，批評的聲音也不少。

蔣慶：這是第二個我預想不到的地方：很多媒體成了辯論的一方，成了當事人。本來媒體是思想交流的平台，價值中立，在很多關於這次會議的報道裏，不少媒體有了明顯的價值取向，他們站在自由主義的一方，例如有報紙說“蔣慶的主張引來了與會學者的一致批評”，這不是真實的情況，還是有部分學者同意我的看法，像香港東方文化學院院長的霍韜晦先生、中國社科院儒教研究室副主任鄒昌林先生、台灣師範大學的林安梧先生、陝西師範大學韓星先生、香港“孔教會”會長湯恩佳先生的代表等等。即使在自由主義的學者裏麵，秋風先生也不反對《構想》裏提出的“下行路線”。會議上最起碼是“多數人批評，部分人支持”，何來“一致批評”？

晶報：《構想》引起的爭論其實反映了當代中國思想界的現狀，儒教還是處於邊緣化的位置上。

蔣慶：你說得對，但這是不正常的。儒教是中國文化和中華文明的載體，是中華民族道德精神與生命信仰的體現，儒教與中華民族、中國國家的命運緊密相連：儒教興則華族興中國興，儒教衰則華族衰中國衰。今天中國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必須伴隨中國儒教的偉大複興，不可能中國儒教式微衰落而中華民族複興強大，儒教需要悲壯地複位，更度成為“王官學”，回到文化權力中心的位置。

“下行路線”是變通之法

晶報：《構想》中的“上行路線”、“下行路線”引起很大爭議，有批評者認為你向上想要權力，向下想要利益。

蔣慶：這種說法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不完全錯。文化就是一種權力，有學者認為一百年來中西文化衝突僅僅是思想衝突，像當年佛教傳入中國一樣，不存在文化權力的爭奪，這是錯誤的。即使是佛教傳入中國也存在文化權力的爭奪，隻不過它是柔性的，通過民間傳教和平地、學理式地進入中國，但最後也會演變為文化權力的鬥爭，否則就不會有韓愈為中國文化抗爭的曆史事件了。而西方文化則是伴隨著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進入中國的，因而西方文化百年來與中國文化相遇時就是霸權式的文化。在西方霸權文化的影響下，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幾乎全部接受了西方文化，具體說來在政治中幾乎全部接受了西方的各種主義，一概反對中國固有的古典文明——儒教，加之儒教在古代的載體清王朝終結，1911年後儒教就處於被放逐的地位。評論家說的沒錯，儒教向上要權力，但這不是具體的政治權力，而是中國文化在中國曆史上曾經有過的文化權力，用古代的話來說，儒教就是要重新成為“王官學”，重新回到中國文化權力中心的位置。你想一想，如果代表中國文化的儒教不回到中國文化權力中心的位置，那就會出現中國文化權力的真空，其他文化就會填補這個位置；如果西方文化填補這個位置，那中國就成了孟子所說的“以夷變夏”，中國就不再是文化意義上的中國了。

晶報：很多人擔心一旦儒教如你所說上升為“王官學”成為國教，會導致儒教思想精神的專製。

蔣慶：這是一種誤解。儒教是很寬容的，中國曆史上大部分時間儒教都是國教，但沒有發生宗教戰爭，儒道釋三教共存就是證明。西方民主國家現在有國教的也很多，聖公會是英國不成文法確立的國教，路德宗是北歐諸國憲法確立的國教，東正教是希臘憲法確立的國教，這些有國教的國家也沒有因為有國教而帶來思想精神的專製。而儒教的國教地位不是我決定的，也不是任何一個人的主觀願望決定的，而是中國文化的特征，是中國曆史的共識。儒教作為國教解決了國家的文明屬性問題，確立了國家的文化自性，形成了中國人共同的文化共識與精神信仰。也就是說，儒教作為國教能夠在全球化時代解決中國國家和中國人“我是誰”的文化身份認同問題和中國在世界文明中的定位問題。

晶報：建立“中國儒教協會”，這也是你的新提法。

蔣慶：是的。所謂“下行路線”，就是在民間社會中建立儒教的宗教社團法人，成立類似於中國佛教協會的“中國儒教協會”，因為現代社會是組織化的社會，要複興儒教，靠個人的力量去麵對一個個組織化的實體是很困難的，必須通過“中國儒教協會”組織化的力量才能完成。儒教崩潰了，需要恢複的東西太多：要恢複社會禮俗、要重建祠堂祭祀、要恢複文廟祀孔、要恢複傳統經典教育、要主持各種民間和國家禮儀，沒有組織形態的儒教就無法辦到。像今年官方祭孔祭黃陵，就沒有儒教專業的司祭來主持，不得已隻好找禮儀小姐來替代，確實不成體統。如果有了“中國儒教協會”，這些事自然就是儒教協會的分內事了，事情就好辦了。

晶報：“下行路線”之所以引來很多批評，主要是儒教的財產形態那部分，你建議跟儒教有關的遺產全部歸還“中國儒教協會”，還建議國家開征“儒教遺產使用稅”用於發展儒教事業。

蔣慶：那位評論家說此舉是要利益，也沒有完全錯。問題是要誰的利益？利益用在何處？是儒教要自己該有的利益，儒教的利益用在中國文化即儒教複興的事業上。很多人對宗教存在與運作的方式不太了解，其實所有人類宗教都有其財產形態，宗教要為社會做善事，但它自己不從事生產，因此需要有其財產來支持，例如西方宗教有教堂、學校、醫院，甚至還有實業，但這些財產歸誰所有？肯定不是歸教皇所有，也不是歸教士所有，而是歸特定的宗教社團或教會所有，用於維持宗教的日常運作。儒教要辦教育、辦醫院、辦敬老院，要從事救災、濟貧、助學等社會公益事業，要發起振興中國社會道德的運動與生態保護的運動，要做很多的社會事業，沒有自己的財產怎麽辦不到？如果社會歸還了本來屬於儒教的財產，當然這個財產獲得的利益不是某個儒者的利益，這個財產既不能繼承，也不能贈送，這個財產獲得的利益將是用於發展儒教的事業，發展儒教的事業就是發展中國文化的事業。

晶報：在中國古代儒教不存在財產的問題嗎？

蔣慶：在中國古代，儒教不存在這樣的問題。由於古代儒教處於國家文化權力的中心，儒教要為社會做善事，費用直接從國庫裏支出，不需要在社會上另外建立一個組織，擁有這個組織自己的財產。古代儒教是有很多財產的，如文廟、書院等，書院還有田產地產，這些財產屬於公共文化財產，不屬於國家，也不屬於個人，而是屬於儒教。但古代儒教沒有組織形態，因而沒有一個法律形式來確認儒教的財產歸屬，1911年後儒教崩潰，又沒有一個組織形式來接收儒教的財產，儒教的財產遂成為無主財產而流失了，因此，為了實現曆史的公正，將曆史上屬於儒教的財產歸還儒教是完全合理的，也是合情的。

晶報：中國古代受過儒家教育的鄉紳也會出錢出力救災濟貧造福一方，講學講經教化人心，建祠堂立鄉約維持社會秩序。

蔣慶：對，這就是我所說的儒教傳統的“下行路線”，古代的鄉紳既有政治的影響力，又有傳播儒教倫理教化民眾的義務，所以能夠在民間建立和諧的儒教社會。現在時代變了，整個鄉紳階層都沒有了，現在單靠傳統的“下行路線”不行了，儒教需要一個變通的“下行路線”。這個變通的“下行路線”就是在民間建立一個儒教宗教法人團體，依托這個宗教法人團體來完成古代鄉紳們傳播儒教倫理教化民眾的事業，在民間建立和諧的儒教社會即禮樂社會。在這一背景下，在民間建立儒教宗教法人團體即儒教協會的新的“下行路線”就提到議程上來了。

晶報：批評者還提出曆代聖賢儒士的遺產例如書院、故居應該屬於他們的子孫所有，你怎樣看？

蔣慶：像陽明先生、朱子，他們辦了書院，幾十年後他們去世了，這個財產是不歸子女繼承的，也不屬於國家所有，這點在古代所有人心裏都清楚，這是屬於公共文化財產，具體說屬於儒教財產，盡管古代沒有用法律的形式來確認。孔府有點例外，從法律上孔府財產屬於孔子後人，但從公共文化財產的角度來看，同時也屬於儒教。

晶報：你提議國家開征“儒教遺產使用稅”是不是考慮到儒教遺產過度商業化的問題？

蔣慶：是這樣。今天剛好是西方基督教的聖誕節，連西方國家一些基督教教會都拒絕基督教聖誕節商業化，因為宗教商業化會破壞宗教的神聖性與虔敬。與基督教的商業化比起來，儒教商業化就更離譜了，我的一位朋友帶給我一包印有孔子頭像的香煙，在西方你能夠看到耶穌頭像印到香煙上嗎？還有各種以儒教人物注冊的商標、廣告、企業名稱，如孔府家酒孔府宴酒之類，他們利用儒教遺產漁利卻從來不回饋儒教，儒教想要為社會做好事的時候卻沒有財力支持，所以我提出國家代儒教開征“儒教遺產使用稅”，真正的目的是限製對儒教遺產的過度商業化行為。其實現代國家代宗教征稅是有先例的，德國的宗教費用就是由政府以稅收的方式代宗教征收。

晶報：批評者所指的“權力”和“利益”可能指向你們儒家人物。

蔣慶：這是個誤解。他們不了儒家人物的胸懷，堯舜事業尚且如浮雲過太虛，何況世間虛權浮利？孔子要參政不是為了自身的權力，而是為了振救天下；董仲舒重建儒教不是為了自己的榮華富貴，而是為了中國文化的複興。孔子與董子一生追求儒教的理想，他們自己得到了什麽權力和利益？孔子得到的是“惶惶如喪家之犬”的嘲笑，董子得到的是《士不遇賦》的哀歌，他們遭到世俗權力的打壓迫害，古今的儒家人物都是如此。但他們不顧這些，而是胸懷天下，救世濟民，世俗的權力和利益對他們根本沒有任何吸引力，他們隻是行仁行道而已。《構想》不是從一個儒者的角度考慮問題的，而是從中華文明複興的角度來考慮問題的。如果儒教遺產歸還儒教，例如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歸還儒教，我們依然繼續辦書院講儒學，從事複興儒教的事業，不可能拿書院去賺錢，更不可能把書院財產歸某個儒者所有。

中國需要擺脫“狼羊”困局

晶報：看你和有西式教育背景的學者朋友爭論，總有“關公戰秦瓊”的感覺，他們是從西學的角度解釋中國，而你總執著於你的中國傳統解釋係統，例如有人就認為儒教不成立，儒家不是宗教。

蔣慶：一百多年來，中國傳統文化解釋係統逐漸喪失，中國的知識分子已經喪失了“以中國解釋中國”的能力，同樣地，中國人也喪失了按照自己文化解釋解釋西方、解釋世界的能力，似乎離開西方文化中國人就不會獨立思考問題，儒教是否成立也屬於這樣的問題。但如果我們不拘泥於西方的宗教概念，儒教肯定是一種宗教，隻不過是一種與西方宗教不同的獨特的中國宗教。儒教的“教”既有中國文化中“禮樂教化”與“道德教育”之義，又有西方文化中“神人交通”的“宗教”之義。西方“宗教”概念其實無法涵蓋儒教的“教”，為了言說和交流的方便，隻能權且運用“宗教”這一概念。

晶報：很多學者包括你的朋友阮煒先生、2004年與你就讀經問題辯論過的薛湧先生都認為文化是融合的產物，現代中國文化是中西文化融合的產物，很難分清哪些是中國傳統文化，哪些是西方文化，你怎樣看？

蔣慶：文化融合是無法避免的，但要有主次之分。從中國文化發生史來看，中國文化是原生性文化，儒教作為中國文化的主幹這個屬性一直沒有改變，直到1911年儒教崩潰。而西方文化是變異性文化，不斷融合，不斷變異，從古希臘文化到羅馬文化再到基督教文化，現代希臘已經不是古希臘文化了，它變成了東正教文化。我的朋友到意大利去問當地人，你們是不是羅馬人？他們都回答，我們是意大利人。中西文化融合是事實，盡管西方文化是靠堅船利炮打進來的，但中國不能改變原生態文明的性質，就像一棵大樹，在樹上嫁接一顆樹枝沒關係，但主幹不能變。主幹變了，這棵大樹的性質就變了。

晶報：佛教文化當年與中國文化融合的先例有借鑒的作用嗎？

蔣慶：所有的外國文化要進入中國都應該向佛教學習，唐以後，佛教再沒有要爭奪中國文化權力中心的意圖。佛教剛到中國時是中國文化的一個客人，在中國文化的家裏住久了就成為中國文化家庭中的一份子，但不能成為主人，主人是儒教，這是中國曆史文化的共識，其它外來文化進入中國都應作如是觀。

晶報：1840年以來尤其是“五四”以後，中國知識分子有這樣一個集體無意識：儒教需要為中國近代以來的落後挨打負上責任，儒教對於國家是無用的，這也許也是你受到眾多批評的原因之一。你同意嗎？

蔣慶：這裏要分清兩個判斷：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事實判斷能夠得出上述結論：由儒教培養出來的人，打不過野蠻的西方，用霍韜晦先生的話來說，西方是近代以來的“新野蠻人”，所以儒教在對付西方“新野蠻人”上沒有用，事實的確如此。但是如果把這個事實判斷上升為價值判斷就有問題了，很多知識分子都有這樣的誤區：一百年來建立在中國儒教文化上的君子之國打不過建立在西方文化上的野蠻之國，中國儒教文化就沒用了，因而西方文化就是比中國儒教文化更好的文化，更可欲的更有價值的文化，因而百年來的中國很多知識分子對西方文化的事實判斷變成了對西方文化的價值判斷。但是，“有用沒用”除了事實標準外還有價值標準，用辜鴻銘的話來說，就是一種文化好不好的標準就是看它培養出什麽樣的人，培養出君子的文化就是好文化，培養出小人的文化就是壞文化，近代西方文化培養出來的是小人甚至強盜，所以西方文化在價值上是比中國文化低得多的壞文化。西方文化的“用”是不道德的，到現在為止，西方文化仍然沒有改變這個屬性，按中國士大夫的標準來看，西方文化是以力服人而非以德服人，是屬於喻於利而非喻於義的“霸道文化”，觀察一下當今以西方強權為主導的國際秩序，問題就很清楚了。

晶報：你認為近代以來中國的落後不能責怪儒教嗎？

蔣慶：梁漱溟先生說過，如果中國在一百年前碰到的不是西方文化而是佛教文化，儒教文化會繼續延續下去，中國也不會出現巨大的社會整體動蕩。可我們碰到的是在政治、軍事上強大而且有宗教背景支持的西方，西方的進入打亂中國按照自己文明發展的曆史進程，導致了中國一百年來的一係列社會政治動蕩。中國近代以來社會政治的禍患是誰造成的？是儒教的君子文化造成的嗎？不是。小人強盜闖進了君子的家把君子打了，難道責任在君子嗎？君子有錯嗎？中國儒教文明能培養出君子難道也有錯嗎？我覺得一點錯也沒有，中國近代以來“落後被挨打”的曆史完全是西方“霸權”的野蠻行徑造成的，所以中國近代以來的禍患我稱之為“夷禍”，與儒教文明無關，完全由西方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文化引起。

晶報：按照你的說法，學習西方變小人，但不學西方做中國君子又要挨打，怎麽辦呢？

蔣慶：這的確是中國近代曆史的困境。一百多年前，我們打不過西方，士大夫們開始學習西方，戊戌變法、洋務運動就是這樣一種努力。到了19世紀末，盡管中國在軍事上、技術上已經在學西方，而且已有所成就，但在心態上還有君子理想，並不願意完全放棄儒教的道德文明，這就是張之洞“中體西用”思想提出的原因。在甲午中日海戰中中國失敗了，當時中國在軍事上已經和日本相當，但心態還是君子式的，不願意完全放下君子的身段像日本人一樣做一個徹頭徹尾的“新野蠻人”（霍韜晦先生發以此詞很傳神），即不願意最大限度地不道德地使用武力，結果還是打不贏。為什麽廢除科舉是張之洞這些舊派人物發起的？因為他們意識到君子文化無法培養出有技術、有知識的“新野蠻人”，所以學習西方就是要把我們君子的心變成“狼”的心。但儒教文明培養的君子擁有的是“羊”的心，即道德仁愛之心，但我們知道，“羊”在群狼環伺的國際秩序中是無法生存的，結果我們又不得不極不情願地向“狼”學習。

晶報：你的比喻很有趣，中國的困境是非“狼”即“羊”，人們擔心按照你的《構想》，是開曆史的倒車，中國又會回到落後挨打的狀態，難道沒有第三條道路嗎？

蔣慶：西方近代以來政治脫離道德，不能建立製度化的善的力量，而有良知的西方人的和平願望隻能在政治體製之外表達，難以抵抗整個國家有組織的惡，所以世界總是處於衝突狀態，這樣發展下去人類曆史是沒有希望的。鑒於此，中華文明有改變不合理的國際秩序的責任。雖然近代以來我們的儒教文明崩潰，但我們的文化記憶還在，我們中國人在內心深處都有一棵“羊心”，希望建立一個和平的國際秩序。中國經過一百年的現代化過程，綜合國力已經大大增強，我們的“羊心”還在，但我們已經不是“羊身”了，我們在慢慢變成一頭大象。中國成為大象就是你所說的中國發展的第三條道路，大象有“羊心”，但大象同時又有巨大的力量，狼不敢侵犯大象，大象則可以戰勝狼。但是象並不可怕，象有道德的心靈，不行“霸權”，不搞侵略，而“大象”的心靈就是儒教的心靈。在現在社會達爾文主義規則仍然支配世界的時代，中國必須繼續走現代化發展的道路，繼續增強國家的綜合實力，但這條道路必須是和平崛起的道路，和平崛起是需要道德和文化支撐的，而西方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文化無法提供這種支撐。所以，在中國，隻有儒教能夠為中國的和平崛起提供道德和文化的支撐，因為儒教是培養君子的道德的文明。

晶報：你從深圳行政學院提前退休後倡導儒教複興，似乎總與爭論聯係在一起，2004年“讀經爭論”到今年“重建儒教”的爭論，你是否有孤軍作戰的孤獨感，你仍然信心十足嗎？

蔣慶：孤獨感肯定是有的，儒教崩潰已經一百多年了，重建可能需要幾代人的努力，需要幾百年的時間。研究儒教的學者很多，但都是作為學理研究，真正倡導儒教複興的不多，在大陸也許隻有我、康曉光、王達三和一些朋友。不過沒關係，我們一塊磚一塊磚往上砌，首先是要把“重建儒教”的道理講清楚，《構想》就是這方麵的嚐試。我始終對儒教複興懷抱著信心。

蔣慶：“重建儒教”能為中國和平崛起提供道德支撐

蔣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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