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慶：大儒的烏托邦實踐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何三畏發自貴州

蔣慶：1953年生於貴陽，字勿恤，號盤山叟，江蘇徐州人。1982年畢業於西南政法大學法律係，留校任講師6年。1988年調入深圳行政學院中西文化研究室，後轉入該院文史教研室，2001年申請提前退休。長期執著於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研究。1996年擇明代大儒王陽明悟道之貴州龍場雲盤山建傳統書院，名“陽明精舍”。

著有《公羊學引論》、《政治儒學——當代儒學的轉向、特質與發展》、《以善致善：蔣慶與盛洪對話》、《生命信仰與王道政治——儒家文化的現代價值》等；獨自翻譯與合譯的著作有《基督的人生觀》、《當代政治神學文選》、《自由與傳統》、《政治的罪惡》、《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等；選編《中華文化經典基礎教育誦本》，推動兒童讀經運動。被稱為“儒家原教旨主義者”。

陽明精舍複現儒家舊製

盡管蔣慶被稱為大陸新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但卻是很容易把他從別的新儒家學者中區分出來——首先，他自己並不接受新儒家學者的稱號，他說儒家自古以來講的都是 “常理”“常道”，在這個意義上，儒家無所謂“新”“老”，他說我就是儒家。相比之下，他更願意領受“文化保守主義”的帽子，你也可以稱他為“儒家原教旨主義者”，但他更願意人們稱他為現代中國的儒學家。

標簽是次要的。蔣慶跟其他生活在現代物質條件下的儒學家的區別還在於他的生活——他實踐了一種特立獨行的生活方式，一種古代大儒式的生活方式，或者說他讓他的生活服從於他的事業。儒學不僅是他矢誌研究的學問，也是他的價值取向，以及他的生活方式。

這是一個“儒化的烏托邦”。在貴陽市郊六十公裏外有一個修文縣，在修文縣龍場鎮外十多公裏的山間，有一山名雲盤山，山裏有一處小水庫，水庫背後的山坳裏，綠樹掩映之中，白色的圍牆內有一個院子。這就是蔣慶的陽明精舍，他所建的傳統書院。

取名陽明精舍，是因為明儒王陽明被謫發配到當時十分蠻荒的貴州，他悟道的地方，今稱陽明洞，就在附近。民國時西安事變之後的張學良一度軟禁於在這裏。有人以此戲說此地所以偏僻且適合“悟道”。

1994年，蔣慶參加籌辦貴州省陽明心學國際會議，住到“陽明洞”。於夜晚獨自徘徊，因感歎主導中國文化數千年的儒學落得“苔深文柏老，祠靜野階涼”的淒涼境地，立誌“恢複儒學的尊嚴”。

1996年，蔣慶在陽明洞附近的雲盤山購得幾畝荒地，他的理想開始實施。

陽明精舍淡雅樸素，建築因地勢而錯落，雖非全木結構，但外形則是忠實的中國傳統樣式。按功能不同，各處分別取名鬆風館，感物廳，水雲軒，奉元樓，複夏堂，繙經閣，性天園，存心齋，樂道園，俟聖園，桂竹園——月窟居，退藏菴。“複夏堂”裏麵供奉著從孔子以來的二十多位先聖先賢的牌位。堂中掛著蔣慶自撰聯“聖賢為人文性命根本，血食千秋，繼體傳心頌聖跡；天道乃品物生民化源，清香一柱，修身講學報天恩。”

雲盤山與陽明洞隔山相望。此山在當地本來無名，直到今天，修文縣城也隻有少數出租車司機知道。但是，現在那裏住著一位名號盤山叟的當代儒家，陽明精舍已經揚名遠方。在海內外的儒學界，這裏已經成為一個弘揚儒家文化的標誌性的地方，經常有人前去訪學問道。2004年7月10日至17日，蔣慶邀請盛洪、康曉光、陳明等文化保守主義人士以“儒學的當代命運”為主題，會講於陽明精舍。今天8月份，將有一批來自大陸香港和東南亞的新儒家將在這裏會講。

陽明精舍是蔣慶弘揚儒學的地方。他的誌向在於恢複傳統的書院製度。他穿著中式對襟褂子在這座書院裏沉思感悟讀書寫作收徒講學。

2005年7月3日，記者去陽明精舍。從龍場鎮去雲盤山路雖不遠，但卻山重水複，道路曲折。書院的門是虛掩的，但主人不在家，前些天他不慎“被狗牙齒掛傷”，去修文縣城打針去了。一個穿對襟中式褂子的“文化個體戶”，一個一心複興儒學的學者，住在“有機會被狗牙齒掛傷”的山村……我一邊參觀書院一邊想像著第一眼見到蔣先生的情景。

但從縣城回來的蔣慶卻穿著一身普通休閑服。原來，正是因為去縣城看病，比較隨便，所以沒有穿正裝——中式對襟褂子是蔣慶先生的正裝。平時在書院，麵對各位先聖先賢，蔣慶穿正裝。

無論穿什麽裝，看上去蔣慶神態平和而安適，這種普通的中年人的樣子，在大學和中學講台上都容易見到。但以五十剛過的年齡來說，他的頭發白得太多了。令人想到他那花白的頭發覆蓋下的頭顱幾十年來宏大的思慮。

陽明精舍在處偏僻。在院內最高處或者後山上，手機才有一點微弱信號；吃的也隻是時令蔬菜；生病看醫生得花大半天時間去縣城。對此，蔣慶淡然處之，不改其樂。但說到電腦撥號上網的慢悠悠的速度卻不免一吐煩言。正如他的儒學理論不排斥西方文明的物質外殼一樣，蔣慶在生活中並不拒斥西方文明帶來的物質和技術。

雲盤山隻是蔣慶的一個家園，深圳是他的另一個據點，當冬天到來，雲貴高原刮起幹燥而寒冷的風，蔣慶就要回到深圳。他是從深圳退休的。他腳踩在雲盤山，但他也需要在深圳呼吸。

求學問道 著書立說

蔣慶出生於1953年，屬於“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一代，還是幹部子弟。但蔣慶的成長有更多的心靈故事，造就了蔣慶特出的心靈。

那是一個基礎教育正在被破壞的年代。沿著當時最著名的“五•七道路”，蔣慶到1970年才初中畢業。學工學農學軍，都是一些沒有任何成效的勞動。學校教育不正常，畢業時間也沒有準。

時值國防工廠內遷貴州山區，那屆畢業生沒有“上山下鄉”，而是麵向工廠。蔣慶分配到一家鑄造廠。蔣慶正處於渴求知識的年代。他結識了一位朋友，朋友的父親早年曾考過科舉，他得到老人的賞識，老人教他學習古文，古詩詞，學寫舊詩。

這時，蔣慶又遇到一個“私授”中國文學的人。他沿著一個街頭電杆上小紙條的指引，來到一個破舊不堪的小屋，見到一位陷於絕境的先生。他曾是貴州一所大學的教授，他被文革衝擊到離貴陽300多公裏外的鄉村，一家人精神受到極大刺激，一個兒子瘋了，老伴患上抑鬱症。在鄉下實在活不下去了，全家就偷偷跑回貴陽靠收垃圾過活。萬般無奈，老先生動起了在晚間悄悄講授中國文學的念頭。蔣慶拜教授為師。這個事件給蔣慶造成了很大的振動。

蔣慶學古文，寫詩，談論政治，刻苦好學，充滿幻想。那時的圖書館是封存的，很多書和知識都受到禁忌。1973年，一個偶然的機會，在貴陽金沙坡舊貨市場，蔣慶發現有各種外國小說中國曆史文化古籍。

有啟蒙老師，有啟蒙教材，就這樣，蔣慶在那個歧視知識的年代完成了知識啟蒙。

1974年，蔣慶穿上了軍裝。他帶上了一包書籍，其中有《資本論》，這是當時的有誌青年熱切希望讀到的革命經典。蔣慶在讀書，他抓緊一切時間讀書，他甚至覺得睡覺是浪費時間，常常點著煤油燈讀到子夜。他覺得自己的前途不在部隊，1978年，退伍回到貴陽。

當年，蔣慶考取西南政治大學法律係。這是蔣慶青年時代又一個重要時期。他在大學裏斬露了頭角。1979年底，寫成《回到馬克思》，盡管是一篇發表在黑板報上的習作，但反映了他超出當時流行思想的思考能力，在同學們中間甚至四川省學術界引起了轟動。他早於中國學術界兩年提出馬克思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

1982年，蔣慶畢業留校任教。

1983年蔣慶接觸到尚未解禁的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並陸續接觸到熊十力，唐君毅的思想，開始了解新儒學。

1984 年春，蔣慶前往北京拜謁梁漱溟先生。從孔夫子談到陽明心學，從新儒學談到中國未來的文化走向。臨別前，得梁先生叮囑不要“數典忘祖”，要讀陽明學的書，要用中國的智慧解決人類的問題。“刹那間，我覺得承續儒學的大業，落在我們這一代人身上了。”

但這時的蔣慶還在儒學和佛學之間徘徊。把儒學作為他一生的依歸，還是幾年後在深圳發生的事情。

1988年下半年蔣慶移居深圳，供職深圳行政學院。這時，他的主攻方向是基督教文化和西方文明演進史。翻譯或者與人合譯了《基督的人生觀》、《政治神學文選》、《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自由與傳統》等西方宗教、哲學著作。

而後蔣慶考慮“離開了西方的話語體係，我們怎樣言說”的問題。他再一次捧起了儒家經典。

1995年，蔣慶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儒學著作《公羊學引論》。

而後，蔣慶把目光遠投到如何建立中國文化的“解釋係統”上。

《公羊學引論》出版8年後，2003年，三聯書店於出版了他的《政治儒學》，而後，《生命信仰與王道政治》在台灣出版，並在網上廣為流傳。在後兩本書中，蔣慶建構了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政治儒學理論以及王道政治具體落實的儒家議會三院製政體。

2004年5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蔣慶選編的12冊《中華文化經典基礎教育誦本》，內容涵蓋儒家經典19部，15萬字，這是中國自1912年學校教育廢除“小學讀經科”後第一次係統地、全麵地精選和出版的少兒讀經教材。

至此，蔣慶徹底地以儒家為依歸。與時同時，也引來了熱烈的喝彩和尖銳的批評。

絕對的儒家政治哲學

在當今文化保守主義浪潮中，蔣慶立在頂尖，他比所有的新儒家都走得遠。自由主義者和新儒家都在蔣慶的批評範圍，當然，不願意糾纏於個別現象的批評，他的目標是為建立體係，建立中國傳統文化的解釋係統，他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當代大儒。

蔣慶認為，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解釋係統裏，一切現代社會的困難和困惑都可以找到對策。

他痛恨的是“禮崩樂壞，學絕道喪”的現實。他說，從1912年，或者更早以來，作為中華民族精神載體的儒學被中國人自己逐出了公共領域，中國人盲目地學習西方的各種文化，西方文化成了中國的文化主流，一切現象中國人都按照西方文化的解釋係統來解釋，中國人逐漸喪失了按照自己文化解釋自己曆史與解釋西方、解釋世界的能力。“西方文化是語法，中國文化成詞匯”，離開西方文化中國人就不會獨立思考問題了。而西方文化是“小人文化”，中國文化是“君子文化”，一百年來的中國人實際上是按照西方的“小人文化”來解釋中國的曆史與世界的現實，蔣慶認為這就是儒家說的“以夷變夏”，這是中國文化的最大悲劇！其解決之道就在於複興儒家文化，回到儒家政治哲學自身的解釋係統，在儒家經典裏去尋求解決現實問題的政治智慧，隻要這樣才能實現中國古聖先賢的文化理想——以夏變夷。

什麽叫經典？蔣慶說，“經”就是“常理”“常道”，就是永恒不變的普遍真理。 “經典”，包含著宗教學、哲學、政治學、法律學、經濟學、倫理學、文學、藝術學、音樂學等方麵的價值內容。在蔣慶的解釋裏，儒學有兩大傳統，一為心性儒學，即生命儒學傳統；一為政治儒學，即製度儒學傳統。後者源自孔子的《春秋》經，包含了豐富的政治智慧。

蔣慶的政治儒學設計了“儒家議會三院製”的憲政構想。政府從議會產生，政府對議會負責。議會由“庶民院”、“通儒院”和“國體院”三院組成，分別代表民意、天道和傳統。三院具有平等的憲法地位，任何法案必須三院通過始得成為法律。在這三院中，體現民意的“庶民院”按一人一票的原則由民眾普選產生；體現曆史文化的“國體院”按血緣關係通過繼承和任命產生，其範圍包括曆代聖賢、曆代帝王和曆代曆史文化名人的後裔（如孔子的後裔）；體現儒家聖賢理想及天道價值的“通儒院”，根據德才兼備的標準，以考試、舉薦和到民間察訪等方式產生。

這同樣是選舉政治，是比民主政治更公平的選舉政治：民意隻占三分之一，其它各占三分之一。其中，“通儒院”代表天意，代表超越神聖的價值。

——天意或超越神聖的價值怎樣產生呢？

——天意或超越神聖的價值存在於《四書》《五經》，由每個時代的大儒代表。

——這樣會不會產生新的精神專製呢？

——不會。精神專製是近代西方極權政治的產物。儒家文化是寬容的，董仲舒把儒家文化提升為中國社會的主導思想，但並沒有否定其它思想學說研究信奉的自由。關於文化多元，蔣慶還說，從來沒有絕對平等的多元，隻有一種主流文化主導下的多元，號稱文化多元的美國實質上是基督新教文化主導下的多元，基督新教文化與其它文化的憲法地位是不平等的，隻有基督新教文化才能成為美國的國家意識形態，而其它文化不能。“我從前也認為文化是平等的，現在看法改變了，實際上文化是有高低優劣之分的，不是平麵的認為各種文化都有價值，比如西方“以力服人”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霸道文化”就低於中國聖賢主張的“以德服人”的“王道文化”。從古今中外的曆史與現狀來看，任何國家都需要占主導地位的統一思想，西方民主國家也不能例外。統一思想並不意味著思想精神的專製，隻意味著國民道德價值與精神信仰的共識。從中國未來的政治發展來看，儒家文化就是中國占主導地位的統一思想。

——儒家政治哲學是否支持市場經濟呢？

——儒家文化從來就肯定市場經濟的價值，反對任何形式的獨占與壟斷。《中庸》言，“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悖”，就是市場經濟的最高原則。而西方的自由經濟有嚴重弊端，它會帶來環境破壞，貧富懸殊，社會衝突和道德敗壞，而儒家文化追求和諧，孔子提出“均富”，孟子主張“製民恒產”，董仲舒的藥方是“限民名田”，均是反對貧富懸殊而倡導共同富裕，可以避免走向貧富兩個極端。

西方民主政治是一種民意合法性一重獨大的政治，是拋棄神權政治後的另一種極端，無論民意是否道德，票數決定一切，所以民主政治是沒有道德內容的政治，儒家不接受這樣的政治。

事實證明，西方的民主是有嚴重缺陷的，不適合中國國情。台灣現行體製是傳統政治文化被消解的結果，失去了中國文化在政治製度上的主體性和權威性，全盤接納了西方製度。台灣地區的體製實驗，是想在中國文化的土壤裏長出西方製度，結果注定是不倫不類的亂局。假如台灣的政治製度能按照這“三重合法性”建立，那麽台獨就不可能擺上桌麵。

——蔣老師，請問你對儒家政治哲學有沒有你個人的發明，你個人對儒家政治哲學外推沒有？

——沒有。經典是常新的，我隻是做解釋工作。

——那麽，對人類文化前景你是否感到樂觀呢？

——這個問題應該這樣說，人類未來的命運決定於自己的文化選擇。所謂曆史的必然性是不存在的，人類選擇了好的文化就有好的未來，中國文化就是建立在道德價值上的好的文化。

儒家文化是一整套關於宇宙人生與曆史文化的超越價值。我對儒家文化複興的前景是樂觀的，儒家文化的複興肯定有希望。近年來，儒家文化傳統正在回歸。儒家文化正在走向中國社會的公共生活領域，開始爭取到了公共話語的權利，打破了西方話語壟斷中國公共領域近百年的局麵，這是儒學複興的好現象，例如你們媒體傳播關於儒學複興的信息就是參與了儒學話語進入公共領域的過程。

接下來說到人民大學正在籌辦的國學院，蔣慶表示他的關切。他說，那當然是好事，我很讚成。現代文憑製度是按照西方學製建立的，人大國學院將來發國學文憑，是中國文化進入公共領域的開始，因為國民大學教育就是公共領域。但從人大公開的說法來看，我有兩點疑慮。一是，如果隻是把國學當成一種知識來學習，是不夠的，國學不隻是一種知識，國學更是一種價值，即一種體現中國古聖人之道的價值，一種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比如《春秋》就不是關於古代曆史的知識，而是孔子治國平天下的大經大法，體現了孔子對人類曆史所作的是非善惡的價值評判，如果把《春秋》當作曆史知識來學習傳授，就根本不可能了解孔子作《春秋》的微言大義。

第二，主張辦國學院的人認為要用西方的學術方法來研究國學，這是一種進步，其實不然。如果用西方的學術方法來研究國學，我們就很難理解到國學自身的真精神與真價值，因為所謂用西方的學術方法來研究國學就是“用西方解釋中國”，“用西方解釋中國”隻能把中國變成“西方的中國”，而不是“中國的中國”，所以不能用西方的學術方法即西方的解釋係統來了解、解釋我們的國學，而應該用中國的學術方法，即中國自身的解釋係統來了解、解釋中國的國學，這就是我常說的“以中國解釋中國”。而中國的學術方法、中國的解釋係統就是中國古代學術傳統中的 “家法”，不經由“家法”，我們根本不可能了解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就像不經由門徑不能看到宮室之美一樣。

——請問蔣先生以後主要做些什麽工作？

——我當然是繼續建立中國文化的解釋係統，繼續從事儒學的研究。

附錄——

蔣慶選編《中華文化經典基礎教育誦本》後記

嗚呼，編書豈易言哉！而況為童蒙編書乎！又而況為童蒙編經書乎！傳山疏海，定一音則躊躇旬日；義藏理窟，謀一篇而徘徊半載。寶中探寶，尋往聖之至道；金裏揀金，應今世之時變。兩經寒暑，一聚心力；今日書成，差可告慰。宣聖刪述代作之意，朱子訓蒙養正之心，於今吾知之矣！吾知之矣！近世以降，斯文見黜；經書之厄，甚於秦火。學堂廢讀經，杏壇禁祀孔。於是弦歌聲絕，《詩》、《書》掃地，國人已不知經典為何物矣！所幸天運往還，斯文重振；經籍複興，弦歌再起。是編之處，正其時矣。十萬之文，經典精華盡在是；十二之冊，聖賢法言萃乎此。惟願吾中華兒童手持一編讀之再讀之，而他日君子之國、大同之世，必在此琅琅讀書聲中也！

蔣慶：大儒的烏托邦實踐

蔣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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