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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林作者簡介:彭林,男,西元一九四九年生,江蘇無錫人,北京師範大學曆史學博士。現為(wei)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曆史係教授,經學研究中心主任。著有《周禮主體(ti) 思想與(yu) 成書(shu) 年代研究》《文物精品與(yu) 文化中國》《中國禮學在古代朝鮮的播遷》《禮樂(le) 文明與(yu) 中國文化精神》等。 |
中華傳(chuan) 統文化的獨特模式
作者:彭林(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北京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七月初七日丁亥
耶穌2017年8月28日
近代以來,最令中華民族糾結的問題,莫過於(yu) 文化選擇。在近代特殊的曆史背景之下,某些知識精英對本國文化的信心徹底崩潰,“全盤西化”似乎成為(wei) 不二之選。世事滄桑,百年之後的今天,我們(men) 迫切需要對文化傳(chuan) 統進行再認識。中華文化存在的價(jia) 值,不是為(wei) 證明西方文化的唯一正確再增加一個(ge) 新的例證。中國學者理應深入發掘本國文化的核心意蘊,與(yu) 國際學術界平等交流,並為(wei) 未來世界發展提供借鑒。
中華文化的三個(ge) 核心意蘊
一是以“德”為(wei) 靈魂。
人類文明是多元的,不同文明的內(nei) 涵與(yu) 氣象各有千秋。中華文明最基本的特點是以“德”作為(wei) 價(jia) 值核心,其起點是在殷周之際。武王伐紂之後,周人反思夏、商亡國的教訓,兩(liang) 朝都曾經秉受天命,並且享有不短的國祚,可惜“惟不敬厥德”,對道德沒有敬意,極度腐敗,“故天降喪(sang) 於(yu) 殷”,“天非虐,惟民自速辜”。上天將喪(sang) 亡降給殷,不是上天暴虐,而是商民自己招致的罪辜。周公要求周人體(ti) 諒小民“稼穡之艱難”,像文王那樣,“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周公還引“人無於(yu) 水監,當於(yu) 民監”的古語,要求周人時刻關(guan) 注民情民意,以之作為(wei) 檢驗自己為(wei) 政得失的鏡鑒。在周人行將遷都於(yu) 洛之際,周公告誡成王“不可不敬德”。周公製禮作樂(le) 奠定了中華文化的底色,中國由此走上了以人為(wei) 本、以道德為(wei) 靈魂的“民本主義(yi) ”道路。
孔子繼承周公以來的德治思想,篤信隻有道德才能贏得長治久安:“為(wei) 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zhong) 星共之。”他主張君子要為(wei) 社會(hui) 樹立道德表率,以此教化民眾(zhong)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孔子以道德服人之說,影響最為(wei) 深遠,曆代學者多奉為(wei) 圭臬。孟子說:“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qin) 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他認為(wei) ,最終決(jue) 定戰爭(zheng) 勝負的,不是高城、深池、堅兵、利器、積粟、儲(chu) 米,也不是封疆、險固,而是人心的向背。這段膾炙人口的名言,高揚道德理性,經過千百年的傳(chuan) 誦,成為(wei) 中華民族的文化信仰。
二是以“士”為(wei) 人格楷模。
孔子最早提出“鳥獸(shou) 不可與(yu) 同群”的命題,並將“士”作為(wei) 人格典範來塑造,希冀全社會(hui) 以此為(wei) 楷模,修身進德,實現人生的道德價(jia) 值。
先秦時代,貴族階層的基本構成為(wei) 天子、諸侯、大夫、士。士處於(yu) 貴族階層的最下層,大多接受過良好教育,學識豐(feng) 富,故人稱“聞一知十為(wei) 士”,“辨然否,通古今之道,謂之士”。他們(men) 求學的重心在“道德”,所以古人每每以此來定義(yi) 他們(men) :“守道者謂之士”,“士,蹈道者”,“士,講學道藝者”,“士,謂進士有德行者”,“士,有道德之稱”,“士者,有德之稱”。社會(hui) 各界都將士作為(wei) 道德楷模來追慕。
周人崇信“天道”,視其為(wei) 天之正道、宇宙公理。天道在人類社會(hui) 的投影,即“君子之道”,是人生的正道。士追求“道”作為(wei) 實現生命價(jia) 值的最高目標。生命誠可貴,但生命的價(jia) 值不在於(yu) 壽夭長短,而在於(yu) 是否得“道”,即是否獲得真理。孔子說:“士誌於(yu) 道”“朝聞道,夕死可矣”,“義(yi) 之所在,不傾(qing) 於(yu) 權,不顧其利,舉(ju) 國而與(yu) 之不為(wei) 改視,重死持義(yi) 而不橈,是士君子之勇也”。他們(men) 不惜以生命捍衛自己畢生追求的道德理想,孔子說:“誌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此後,每當民族危急存亡之時,“殺身成仁”都成為(wei) 萬(wan) 千誌士慷慨獻身的精神動力。
士以近乎嚴(yan) 酷的要求修身進德,“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yu) 是,顛沛必於(yu) 是”。他們(men) 有很強的道德自律意識,“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nei) 自省也”。曾子說:“吾日三省吾身:為(wei) 人謀而不忠乎?與(yu) 朋友交而不信乎?傳(chuan) 不習(xi) 乎?”這更是中國盡人皆知的存問反省的格言。
士“無恒產(chan) 而有恒心”,“行己有恥”,“居仁由義(yi) ”,身體(ti) 力行,寬宏強毅,以畢生的精力踐行自己的學問,《論語》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wei) 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一息尚存,此誌不容少懈。”他們(men) 無論仕與(yu) 不仕,周身都充盈著積極向上的正能量。
孔子、孟子、荀子等所論之“士”,絕非實有其人,而是為(wei) 引導人們(men) 修身進德而構擬的道德形象,並賦予其種種人格內(nei) 涵。受此激勵,曆代社會(hui) 都有大批品格高尚的士出現,成為(wei) 中華民族的脊梁。這是中華文化非常獨特的地方。
三是以“天下”為(wei) 己任。
西方經濟學理論認為(wei) ,人都是自私的,每個(ge) 人都希望將個(ge) 人利益最大化。有學者據此認為(wei) ,中國社會(hui) 重視群體(ti) 利益、忽略個(ge) 人發展,因而是錯誤的。此說似是而非。中華文化中的士都是實現了人生價(jia) 值的優(you) 秀個(ge) 體(ti) 。士所希冀的利益最大化,不是狹隘的個(ge) 人利益的最大化,而是群體(ti) 利益的最大化,再擴而大之,是社會(hui) 利益的最大化。中國先哲的認知邏輯是,既然“利出於(yu) 群”,故群體(ti) 重於(yu) 個(ge) 人,“小我”理應服從(cong) “大我”。大量優(you) 秀的“小我”成就了強大的“大我”,“小我”與(yu) “大我”是利益共同體(ti) ,並不對立。個(ge) 人隻有全身心融入群體(ti) ,將個(ge) 人發展與(yu) 社會(hui) 發展緊密結合,為(wei) 人類進步作出貢獻,個(ge) 人價(jia) 值才可實現最大化,才可成為(wei) 千古為(wei) 人所景仰的民族英雄,堯與(yu) 禹就是其例:“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監養(yang) ,不虧(kui) 於(yu) 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為(wei) 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yu) 此矣。”
與(yu) 柏拉圖一樣,孔子提出了人類發展的理想世界,將建立“天下為(wei) 公”的“大同”作為(wei) 社會(hui) 發展的終極目標:“選賢與(yu) 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qin) 其親(qin) ,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ang) 。”他憧憬“四海之內(nei) 皆兄弟”“以天下為(wei) 一家,以中國為(wei) 一人”的未來社會(hui) 。
《大學》提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wei) 知識精英的人生取徑。儒者終身學習(xi) ,旨在報效天下。《禮記·儒行》說:“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ju) ,力行以待取。”先實現自身的人格價(jia) 值,然後以身許國,實現自身的社會(hui) 價(jia) 值,必要時可以犧牲“小我”,捍衛“大我”,成為(wei) 千年以來中國知識精英共同的人生理想。曹植說:“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誌也。”諸葛亮說:“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陸遊挑燈夜讀《出師表》後言:“位卑未敢忘憂國。”林則徐說:“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這些都是擲地作金石聲的價(jia) 值觀宣言。
北宋承五代之亂(luan) ,積弱積貧,又受遼、金紛擾,國勢危殆,而學者多有為(wei) 國分憂之誌,並由此確立了中華的“天下觀”。從(cong) 範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le) 而樂(le) ”,張載的“為(wei) 天地立心,為(wei) 生民立命,為(wei) 往聖繼絕學,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到明朝東(dong) 林黨(dang) 的“風聲雨聲讀書(shu) 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guan) 心”,明清之際顧炎武的“天下興(xing) 亡,匹夫有責”,為(wei) 天下而奮鬥、獻身的擔當精神,已成為(wei) 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深深紮根於(yu) 社會(hui) 各階層,成為(wei) 中華民族始終立於(yu) 不敗之地的偉(wei) 力。
中華文明為(wei) 人類作出最重要的貢獻,就是為(wei) 人類提供一種不同於(yu) 西方的社會(hui) 發展模式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說:“中華民族有著深厚文化傳(chuan) 統,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體(ti) 係,體(ti) 現了中國人幾千年來積累的知識智慧和理性思辨。這是我國的獨特優(you) 勢。”“要圍繞我國和世界發展麵臨(lin) 的重大問題,著力提出能夠體(ti) 現中國立場、中國智慧、中國價(jia) 值的理念、主張、方案。”這就表明,中華民族實現“中國夢”是全方位的,除了包括科學技術、經濟、軍(jun) 事戰略之外,還包括哲學、社會(hui) 科學在內(nei) 的文化戰略。中華文化曾經得到全世界的讚譽。德國哲學家雅斯貝斯認為(wei) ,中國的孔子與(yu) 老子同屬於(yu) 人類“軸心時代”的巨擘。中國的火藥、指南針、印刷術以及哲人思想,對歐洲“文藝複興(xing) ”“宗教改革”“啟蒙運動”三大思想解放運動都產(chan) 生過重大影響。中國的科舉(ju) 製度直接為(wei) 英美近代的文官製度所仿效,是我國對於(yu) 人類文明的傑出貢獻。
中華文明有著獨特的文明模式。西方文明是宗教文明,以神為(wei) 中心;中華文明以人為(wei) 中心。中華文化要求人們(men) 通過禮樂(le) 雙修,涵養(yang) 高雅氣質,踐行仁義(yi) 禮智信,成長為(wei) 道德高尚的“君子”。中華文化重視家庭文化建設,使之成為(wei) 國家機體(ti) 的健康細胞,自古把鄉(xiang) 風民俗的端正看作國家的元氣之所在,著力移風易俗,推動社會(hui) 進步。這些都是中華文化中足以驕人於(yu) 世的精華。
當今之世,宗教多具有排他性,因而多有局限性,而中華文化超越了宗教信仰的局限。雖然歐洲長期以來受到宗教文化的熏陶,但如今的歐洲年輕人正麵臨(lin) 著將自己的靈魂交給誰來管理的嚴(yan) 峻問題。中華文化似乎早就為(wei) 這一局麵做好了準備。中華文化超越宗教,人們(men) 可以自己管理靈魂,從(cong) 而為(wei) 解決(jue) 西方年輕人的困境提供了希望。我們(men) 應該克服長期以來的文化自卑心理,看到自己文化的優(you) 越性。
中華文化從(cong) 一開始就波及廣袤的南北大地,覆蓋麵之廣遠非古代埃及、古代巴比倫(lun) 、古代印度可比。因幅員遼闊、地貌各異、風俗迥別,故思想家著書(shu) 立說都會(hui) 兼顧四方的種種差異。《禮記·祭義(yi) 》中說:“推而放諸東(dong) 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此即後世“放諸四海而皆準”一語的出處,是中國人注重自己學說普適性的一種鮮明表述。
21世紀人類最偉(wei) 大的事件,將是中華民族的崛起。在新的曆史條件下,中華文明為(wei) 人類作出的最重要的貢獻,是為(wei) 人類提供一種不同於(yu) 西方的社會(hui) 發展模式,我們(men) 應該有這樣的自信。
責任編輯: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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