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平民社會(hui) ”論芻議

——研習(xi) 錢穆論著的一個(ge) 讀書(shu) 報告

作者：張邦煒（四川師範大學曆史文化與(yu) 旅遊學院）

來源：《曆史教學》2017年第16期（8月下半月刊）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七月十二日壬辰

            耶穌2017年9月2日

一、引言：過猶不及

對於(yu) 宋代社會(hui) ，學界有兩(liang) 種看似相近，實則相遠的結論性認識。

一種是“平民化”。鄧小南認為(wei) ，平民化是從(cong) 唐到宋社會(hui) 變遷的一個(ge) 重要趨勢。過猶不及，凡事都得把握一個(ge) “度”。鄧小南頗有防範意識，或許正是出於(yu) 被無限引申的擔心，她在訪談中格外強調：“所謂‘化’，是指一種趨向，一種過程，是進行時而非完成時。”本人對此，深表讚同。90年代初，我曾草成《宋代文化的相對普及》一文，雖然僅(jin) 著眼於(yu) 狹義(yi) 的文化，但多少包含這層意思。文中的某些認識，或可作為(wei) 宋代平民化趨勢的例證。當年之所以想到這個(ge) 論題，是受到當代史學大家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一書(shu) 的啟示（商務印書(shu) 館1994年。本文以下凡引此書(shu) ，均僅(jin) 在正文中用括號注明頁碼）。他在書(shu) 中將宋代“社會(hui) 文化之再普及與(yu) 再深入”（175頁）作為(wei) 中國文化史上值得大書(shu) 特書(shu) 的三件事之一。遺憾的是，當時我並未把《導論》一書(shu) 讀懂，至少領會(hui) 不深。

另一種是“平民社會(hui) ”。有學者將宋代稱為(wei) 中國曆史上“第一個(ge) 平民社會(hui) ”，隻怕就失度、過度了。其主要依據是錢穆在《理學與(yu) 藝術》一文所說：“論中國古今社會(hui) 之變，最要在宋代。”“宋以下，始是純粹的平民社會(hui) 。除卻蒙古、滿洲異族（或係“貴族”之誤）入主，為(wei) 特權階級外，其升入政治上層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無古代封建貴族及此後門第傳(chuan) 統之遺存。故就宋代言之，政治經濟、社會(hui) 人生，較之前代莫不有變。”（《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cong) （六）》）豈止平民社會(hui) 而已，並且是“純粹的”。這段文字，我80年代在《婚姻與(yu) 社會(hui) ·宋代》一書(shu) 的《結語》中曾部分加以引用。當時我感興(xing) 趣的是其唐宋變革論，對“平民社會(hui) ”一說雖心存疑義(yi) ，但並未深究，僅(jin) 在注釋中有所表達。

錢穆“貴有‘係統’”、“本諸‘事實’”的治學主張，重在“尋求曆史之大趨勢和大變動”的治學方法，受到學者廣泛認同。其學問素有博大精深之稱，其論著新意迭出，無論對錯，均極具啟發性與(yu) 刺激性。由於(yu) 錢穆名望很高，宋代“平民社會(hui) ”論當前在學界較為(wei) 流行。“平民社會(hui) ”到底何所指？錢穆究竟是如何闡述的？近來我帶著這個(ge) 問題，重新學習(xi) 錢穆有關(guan) 論著（以下省稱“錢著”），有一些體(ti) 會(hui) 和感受。於(yu) 是寫(xie) 下這個(ge) 讀書(shu) 報告，其中難免有尚未讀懂與(yu) 妄加評議之處，尚祈同好指教。還要說明的是，錢穆闡述論題，總是瞻前顧後，本文雖以宋代為(wei) 題，不得不上掛下聯，或有離題較遠之嫌。

二、錢穆的原意是什麽(me)

我也曾下意識地以為(wei) ，錢穆將宋代社會(hui) 視為(wei) 曆史上“第一個(ge) 平民社會(hui) ”。多讀了些錢著之後才發現，此說並不完全符合錢穆的原意。

第一，錢穆並非僅(jin) 有平民社會(hui) 一說。眾(zhong) 所周知，他是位學術“長青樹”，其學術生命極長。宋代是個(ge) 什麽(me) 社會(hui) ？在不同時期，或因視角有異，或因語境有別，錢穆有多種說法。除平民社會(hui) 而外，還有“平等社會(hui) ”（177頁）、“平鋪社會(hui) ”（171頁）、“白衣社會(hui) ”、“科舉(ju) 社會(hui) ”、“進士社會(hui) ”、“士人社會(hui) ”、“四民社會(hui) ”（《中國曆史研究法》）等等。其中含義(yi) 相同或相近者較多，可歸納為(wei) 兩(liang) 大類，即平民社會(hui) 和四民社會(hui) 。錢穆論及四民社會(hui) 、士人社會(hui) 之處，甚至多於(yu) 平民社會(hui) 。

第二，在錢穆看來，平民社會(hui) 早已產(chan) 生於(yu) “秦以下”，宋代不是“第一個(ge) ”。他關(guan) 於(yu) 平民社會(hui) 的闡述，有兩(liang) 個(ge) 基本點：一是平民社會(hui) 從(cong) 秦、漢開始，並非始於(yu) 宋代。他在許多情況下將秦以下的古代社會(hui) 看作一個(ge) 整體(ti) ，作為(wei) 一個(ge) 曆史大單元。錢穆說：“秦、漢以下的中國”，“當時已無特殊的貴族階級的存在，民眾(zhong) 地位普遍平等”（105頁）。又說：秦、漢時代“平等社會(hui) 開始成立”（177頁）。還說：“漢唐諸代，建下了平等社會(hui) ”（245頁）。二是時至宋代，平民社會(hui) 更純粹。錢穆說：“自唐以下，社會(hui) 日趨平等，貴族門第以次消滅。”（《國史大綱》）又說：“一到宋代，社會(hui) 真成平等，再沒有貴族與(yu) 大門第之存在了。”（190頁）還說：“中國自宋以下，貴族門第之勢力全消”（《國史大綱》），“社會(hui) 上更無特殊勢力之存在”，“沒有特殊的階級分別”，“不讓有過貧與(yu) 過富之尖銳對立化”，“全國公民受到政府同一法律的保護”（《國史新論》）。諸如此類，不勝枚舉(ju) 。

錢穆

三、“平等社會(hui) ”與(yu) “士人社會(hui) ”

何謂平民社會(hui) ，據我閱讀所及，錢穆始終未曾下過明確的定義(yi) 。但從(cong) 其眾(zhong) 多論述中，不難發現，所謂平民社會(hui) 是指無封建貴族、無特權階級、無特殊勢力的平等社會(hui) ，“全國人民參政”（242頁），“一律平等對待”。其關(guan) 鍵之處在於(yu) “平民、貴族兩(liang) 階級對立之消融”，“一切力量都平鋪散漫”，因此他又將平民社會(hui) 稱為(wei) 平鋪社會(hui) 。所謂“平鋪”即無高低上下之分，社會(hui) 各色人等一律平等，都是平頭百姓；“散漫”即“無組織，不凝固”，以致“沒有力量，無可憑借”，猶如“一盤散沙”。在錢穆的辭典裏，平民社會(hui) 、平鋪社會(hui) 、平等社會(hui) 是同義(yi) 詞。他斷言：“中國曆史上的傳(chuan) 統政治，已造成了社會(hui) 各階層一天天地趨向於(yu) 平等。”“中國社會(hui) 早已是個(ge) 平等社會(hui) 。”（《中國曆代政治得失》）

如果說平民社會(hui) 一詞較費解，那麽(me) 平等社會(hui) 一語則相當直白。平民社會(hui) 論是對還是錯？弄清其含義(yi) 之後，答案應當是明確的。“中國社會(hui) 早已是個(ge) 平等社會(hui) ”嗎？秦漢以後果真再也沒有特殊勢力了麽(me) ？讚同者想必寥寥。行文至此，或可擱筆。下麵要稍加補充的是，在錢著中反證比比皆是。

錢穆的四民社會(hui) 說與(yu) 其平民社會(hui) 論便自相抵牾。他在力主平民社會(hui) 論的同時，又反複強調：“中國社會(hui) 自春秋戰國以下，當稱為(wei) ‘四民社會(hui) ’。”（《國史新論》）如前所引，所謂平民社會(hui) 是平鋪的，無組織，無等差。按照錢穆的解釋，四民社會(hui) 則有高下，有領導，有中心。他說：四民社會(hui) “以士人為(wei) 中心，以農(nong) 民為(wei) 底層，而商人隻成旁枝。”如東(dong) 漢社會(hui) 便是“一種士人中心即讀書(shu) 人中心的社會(hui) 了”（126頁）。並稱：“此種傾(qing) 向，自宋以後更顯著。”（《國史大綱》）錢穆反複強調：“中國仍為(wei) 一四民社會(hui) ，士之一階層，仍為(wei) 社會(hui) 一中心”（《國史新論》）；四民社會(hui) “乃由士之一階層為(wei) 之主持與(yu) 領導”（《國史大綱》）；“於(yu) 農(nong) 、工、商、兵諸色人等之上，尚有士之一品，主持社會(hui) 與(yu) 政治之領導中心”；“中國社會(hui) 有士之一階層，掌握政治教育之領導中心。”（《國史新論》）因此，他又將四民社會(hui) 稱為(wei) 士人社會(hui) 。依我之見，士人社會(hui) 說較之平民社會(hui) 論有可取之處。既無強大經濟實力，又處於(yu) 無權地位的平民決(jue) 無主持與(yu) 領導社會(hui) 的可能，平民社會(hui) 論很難成立。

問題在於(yu) ：普通士人就能主導社會(hui) 嗎？按照錢穆的論說，士人是“一個(ge) 中間階級（或可改作‘階層’）”，介於(yu) 貴族與(yu) 平民兩(liang) 者之間。其下層依然是標準的平民，而其上層則近乎於(yu) 貴族。俗話說：“書(shu) 生不帶長，說話都不響。”真正有可能主導社會(hui) 的不是普通士人，而是錢穆所說的“書(shu) 生貴族”，即人們(men) 常說的士大夫。什麽(me) 是士大夫，解釋者甚多，如費孝通、陶晉生等等。愚見以為(wei) ，所謂士大夫是士與(yu) 大夫的結合，主要是指在朝為(wei) 官的讀書(shu) 人。正如錢穆所論，士人即使出身平民，一旦出任高官，即在社會(hui) 上“居於(yu) 翹然特出的地位”，其“子弟自然有他讀書(shu) 與(yu) 從(cong) 政的優(you) 先權”，“容易在少數家庭中占到優(you) 勢”。他將此種情形稱為(wei) “變相的世襲”（127-128頁）。僅(jin) 由此也可見，“士人社會(hui) ”之說仍然不妥。如果將士人社會(hui) 改稱士大夫社會(hui) 或書(shu) 生貴族社會(hui) ，其說服力也許會(hui) 增強許多。

四、兩(liang) 大特殊勢力

錢穆的平民社會(hui) 即平等社會(hui) 論，其主要依據是：“中國自秦以下即無貴族。”（《國史大綱》）尤其是“自宋以下，中國社會(hui) 永遠平等，再沒有別一種新貴族之形成”（162頁）。僅(jin) 以西周式封建貴族而論，這一論斷大體(ti) 屬實。但斷言秦以下即是無特殊勢力的平等社會(hui) ，隻怕就並非“語語有本，事事著實”之論了。人們(men) 即刻會(hui) 想到東(dong) 漢至唐代的門閥士族和明清時代的紳士。其實，這兩(liang) 大特權階層或稱特殊勢力均見於(yu) 錢著。

對於(yu) 門閥士族，錢穆曾反複闡述，可謂深中肯綮。他說：士族“端倪早起於(yu) 西漢末葉，到東(dong) 漢而大盛，下及魏晉南北朝，遂成為(wei) 一種特殊的‘門第’”（128頁）。又說：“門第社會(hui) 遠始於(yu) 晚漢，直迄唐之中晚而始衰，綿亙(gen) 當曆七百年以上。”（《國史新論》）還說：“魏晉南北朝下迄隋唐，八百年間，士族門第禪續不輟。”（《國史大綱》）錢穆將他們(men) 稱為(wei) “變相的世襲”“變相的貴族”（128頁）、“門第新貴族”、“封建貴族特權勢力”（176頁）。錢穆在《中國文化史導論》一書(shu) 中說：他們(men) “多由‘累世經學’的家庭而成為(wei) ‘累世公卿’的家庭”（128頁）。在《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一書(shu) 中又說：“爵位不世襲，而書(shu) 本卻可世襲”，他們(men) 將學問與(yu) 書(shu) 本作為(wei) “變相的資本”，由“讀書(shu) 家庭”變為(wei) “做官家庭”。錢穆指出：門閥士族“無異於(yu) 一傳(chuan) 襲的封建貴族”，是一種“書(shu) 生貴族”。如果按照錢穆的言說，士族“端倪早起於(yu) 西漢末葉”，“唐代門第勢力正盛”，門閥士族前後延續豈止七八百年而已，而是長達近千年之久。這一特權階層經久難衰正是秦以下無特殊勢力一說的絕好反證。

對於(yu) 明清時代的紳士，錢穆雖然涉及較少，但對“地方自治”“地方紳士”乃至“土豪劣紳”均有所論述。錢穆所謂“地方自治”，包括經濟方麵的義(yi) 莊、義(yi) 塾、學田、社倉(cang) 等，營衛方麵的保甲、團練等以及鄉(xiang) 規民約。他說：“那些地方自治，也可說全由新儒家精神為(wei) 之唱導和主持。”精神可以唱導，怎能主持？他接著又說：“宋後的社倉(cang) ，則由地方紳士自己處理”（191頁）。這下明白了，地方自治的主持者少不了地方紳士，他們(men) 或地方政府共治。地方紳士為(wei) 地方上做了些有益的事。但作為(wei) 特殊勢力，他們(men) “長者”與(yu) “豪橫”這兩(liang) 種類型或兩(liang) 種麵相均兼而有之（梁庚堯：《豪橫與(yu) 長者》，《宋代社會(hui) 經濟史論集》）。其豪橫者“在地方仗勢為(wei) 惡，把持吞噬”，錢穆出於(yu) 義(yi) 憤，斥之為(wei) “土豪劣紳”。所謂紳士，即曾做官或將做官的讀書(shu) 人。他們(men) 可稱為(wei) 繼門閥士族之後的又一種“書(shu) 生貴族”。正如有關(guan) 研究者所說：“紳士是一個(ge) 獨特的社會(hui) 集團。他們(men) 具有人們(men) 公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hui) 特權以及各種權力”。“紳士們(men) 高踞於(yu) 無數的平民以及所謂‘賤民’之上，支配著中國民間的社會(hui) 和經濟生活。政府官吏也均出自這一階層。”（張仲禮著、李榮昌譯：《中國紳士》）明清時代乃至近代的紳士同先前的門閥士族一樣，都是平民社會(hui) 論的反證。

五、兩(liang) 個(ge) “無定型時期”

剩下的問題是：西漢與(yu) 宋代無特殊勢力嗎？答案同樣是否定的。但要回答這個(ge) 問題，還先得從(cong) 錢穆在《國史新論》一書(shu) 中“提出兩(liang) 概念”說起。其一是“有定型時期”，“指那時社會(hui) 上有某一種或某幾種勢力，獲得較長期的特殊地位”，如西周至春秋的封建貴族。以此為(wei) 標準，東(dong) 漢至唐代的門閥士族長期獲得特殊地位，可視為(wei) 繼西周、春秋之後的又一個(ge) 有定型時期。其二是“無定型時期”，這一時期從(cong) 戰國延續至漢代（主要是指西漢），“舊的特殊勢力（指封建貴族）趨於(yu) 崩潰，新的特殊勢力（指門閥士族）尚未形成”。這個(ge) 曆史階段，“在社會(hui) 上並無一個(ge) 固定的（特權）階級”。到東(dong) 漢，“終於(yu) 慢慢產(chan) 生出一個(ge) 固定的（特權）階級”。而唐代則是第二個(ge) 無定型時期，“舊的特權勢力（指門閥士族），在逐步解體(ti) 。有希望的新興(xing) 勢力（當指紳士），在逐步培植。那時的社會(hui) ，也如西漢般，在無定形的動進中。”（《國史新論》）錢穆在《中國曆史研究法》一書(shu) 中又說：唐代“可稱為(wei) 門第過渡時期”。過渡時期的含義(yi) 與(yu) 無定型時期大體(ti) 相同。第二個(ge) 無定型時期延續到宋代，作為(wei) 兩(liang) 大特殊勢力之一的紳士尚未固化。

按照錢穆本人的論述，處於(yu) 第一個(ge) 無定型時期的西漢，並非沒有特殊勢力。西漢初期的諸侯王，即是一例。在秦始皇廢除分封製之後，漢高祖又裂土封王。錢穆認為(wei) ：此舉(ju) “較之秦始皇時代，不得不說是一種逆退”（100頁）。除諸侯王而外，還有“無異於(yu) 往昔之封君貴族”的商賈與(yu) 任俠(xia) 。錢穆指出：“‘商賈’與(yu) ‘任俠(xia) ’是西漢初期社會(hui) 上的兩(liang) 種特殊勢力，是繼續古代封建社會(hui) 而起的兩(liang) 種‘變相的新貴族’”（118頁）。這批靠經營鹽鐵發家的富商大賈被當時人稱為(wei) “素封”，其含義(yi) 為(wei) 雖無封邑，但富比封君。與(yu) 此前的封建貴族和此後的門閥士族不同的是，諸侯王、商賈、任俠(xia) 這三種特殊勢力延續時間不長，尚未固化為(wei) 階層，在漢景帝、武帝時即先後被清除。可是漢武帝之後，又有郎吏。所謂郎吏，是指太學生入仕為(wei) 官，補郎補吏者。錢穆認為(wei) ，此項製度乃士族之溫床，由此“逐漸形成了世襲之士族”。南朝人沈約所說：“漢代本無士庶之別”，是身處門閥時代之人倒看曆史，專(zhuan) 指門閥士族尚未成型，不能作為(wei) 西漢無特殊勢力的佐證。

處於(yu) 第二個(ge) 無定型時期的宋代，其情形與(yu) 西漢相似。錢穆對宋代的特殊勢力論述不多，但學界的探討頗多。當時的特殊勢力，既有勢官地主，又有士大夫階層。“勢官地主”這一概念由白壽彝提出，他解釋道：“勢，當時叫作形勢戶。官，當時叫作官戶。勢官地主也有政治身分和特權，但所擁有的世襲特權是很有限的。”對於(yu) 官戶、形勢戶，研究最深入、最詳盡的是王曾瑜，請參看其《宋朝階級結構》一書(shu) 及《宋朝的官戶》、《宋朝的形勢戶》等文。對於(yu) 宋代的士大夫階層，既有研究難以備舉(ju) 。可稍加補充者有三：一是錢穆本人就指出，宋代科舉(ju) 出身的士大夫“地位崇高”，“為(wei) 社會(hui) 之中堅”。麵對這一實現，當時有人將宋代社會(hui) 直呼為(wei) “官人世界”，換言之，即士大夫社會(hui) 。雜劇人說得更形象：“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shu) 人。”二是熙寧四年（1071），樞密使文彥博所說：“為(wei) 與(yu) 士大夫治天下，非與(yu) 百姓治天下也。”吳晗早於(yu) 40年代便在《論皇權》一文中引用，並在《論士大夫》一文中列舉(ju) 了士大夫享有的種種特權。三是至遲在南宋時期已有明清時代紳士的雛形。如辭官閑居處州（治今浙江省麗(li) 水市）的南宋執政何澹與(yu) 退休回到家鄉(xiang) 華亭縣（即今上海市嘉定區華亭鎮）的明代首輔徐階就相仿佛，兩(liang) 人雖然麵相不盡相同，但在地方上的地位與(yu) 作為(wei) 很相似。或許可以如是說：紳士階層肇端於(yu) 南宋，成型於(yu) 明代。

需要指出的是，正因為(wei) 西漢與(yu) 宋代都處於(yu) 無定型時期，其平民化趨勢較為(wei) 明顯，隻怕是個(ge) 不爭(zheng) 的事實。錢穆將西漢政府稱為(wei) “平民政府”、西漢政治稱為(wei) “平民政治”，言過其實。但他所說的“大臣出自民間”（110頁），“鄉(xiang) 村學者盡有被舉(ju) 希望”（125頁），平民學者講學之風很盛，太學生“不限資格，均可應選”（103頁）等等，都是平民化趨向的表征。至於(yu) 宋代，錢穆的論述不限於(yu) 所謂平民參政，也不限於(yu) 平民學者“講學風氣愈播愈盛”，講學內(nei) 容“牽涉到政治問題”（190頁），等等。其重點在於(yu) 文化，並使用了“平民化”這個(ge) 概念。錢穆在《中國文化史導論》一書(shu) 中，從(cong) “文學平民化的趨勢”說起，直到“平民的美術”（197頁）、平民的音樂(le) 、平民的工藝，並稱：“唐代的美術與(yu) 工藝，尚多帶富貴氣”，“否則還不免粗氣”。“一到宋代才完全純淨化了，而又同時精致化了”。“民間工藝實在是唐不如宋”（201頁）。錢穆在《理學與(yu) 藝術》一文中，又講到書(shu) 法特別是繪畫的平民化及其與(yu) 理學精神的關(guan) 聯。宋代的平民化趨勢涵蓋麵廣，無論是從(cong) 充實、細化還是梳理、深化的角度，都還有文章可做。

六、結語：權力社會(hui)

世上萬(wan) 事萬(wan) 物均處於(yu) 變換不居之中，動態是絕對的，靜態是相對的。錢穆治史重在“明變”，並將變化分為(wei) “大變”與(yu) “小變”的主張，本人舉(ju) 雙手高度讚同。就中國古代特殊勢力演變史而論，沒有任何一種勢力能夠實現萬(wan) 世一係，永不傾(qing) 覆的幻想。確如錢穆所言，總是舊的特殊勢力在崩潰，新的特殊勢力在形成。這是大變。從(cong) 小變來說，正如錢穆所說：特別是“宋以後的社會(hui) ，許多達官顯貴家庭，不過三四代，家境便是中落了”（248頁）。然而也有不變的，那就是特殊勢力和特權家庭在中國古代社會(hui) 從(cong) 來不曾缺席。大而言之，貴族之後，士族繼起；士族之後，紳士繼起。盡管其權勢有大小之別，從(cong) 總體(ti) 上看“一代不如一代”，呈遞減趨勢，貴族非士族可比，而士族又非紳士可比。翦伯讚當年曾強調：“不要見封建就反，見地主就罵。”對於(yu) 貴族、士族、紳士應作曆史的具體(ti) 分析，不宜簡單地一概否定。然而在中國古代曆史上特殊勢力始終存在，應該是個(ge) 不爭(zheng) 的事實。

學界有權力社會(hui) 一說。如果將中國古代社會(hui) 稱為(wei) 權力社會(hui) ，從(cong) 社會(hui) 形態的角度看，並不確當。但與(yu) 平等社會(hui) 一類的說法相比，權力社會(hui) 一說似乎較為(wei) 合理，關(guan) 鍵在於(yu) 它揭示了包括宋代在內(nei) 的秦漢以下社會(hui) 的不平等性。就宋代而言，與(yu) 其說是平民社會(hui) ，不如說是權力社會(hui) 。由於(yu) 中國古代社會(hui) 極具不平等性，於(yu) 是出現了《不平歌》這類激憤之詞：“不平人殺不平者，殺盡不平方太平。”不平等社會(hui) 在古代曆史上周而複始，翻來覆去。人們(men) 回望往古，才不免有“六道輪回，出路何在”之歎。平等在中國古代隻是美妙的向往。當時人曾述說：“此間不問人貴賤，不問官尊卑，但看一念之間正不正爾。”“此間”者，虛擬世界陰間也。不平等是我們(men) 的祖先不得不麵對的嚴(yan) 酷社會(hui) 現實。一言以蔽之，平民社會(hui) 即平等社會(hui) 一說隻怕是想當然耳，恕我直言不諱。

(成蔭、陳鶴兩(liang) 位學友曾對本文提出修改意見)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