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經研究與(yu) 石經學之建立

作者：虞萬(wan) 裏（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曆代儒家石經文獻集成”首席專(zhuan) 家、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閏六月十一日辛酉

  　　      耶穌2017年8月2日

儒家經典由春秋戰國以至秦漢，言語南北，意義(yi) 異轍，篆隸興(xing) 替，文字歧出，一源十流，天水違行，需要有一種統一的文本，以使傳(chuan) 之久遠。熹平石經即應此而生。熹平石經和正始石經，固與(yu) 今古文之爭(zheng) 有關(guan) ，但也與(yu) 唐、蜀及北宋二體(ti) 石經一樣，是使用當時正體(ti) 文字來統一經學文本，便於(yu) 銓選與(yu) 科舉(ju) 。南宋所刊石經，有高宗籠絡群臣之意，清乾隆石經則成為(wei) 高宗文治武功的標誌。漢魏石經，幾經遷徙，損毀沉埋，至唐初已十不存一，唯時六朝拓本尚存，猶能想其仿佛。迨及開元，僅(jin) 存魏石經拓本十三紙，以致漢魏石經共刊幾經，各經所用何種文本，皆已紛亂(luan) 莫可究詰。宋趙明誠曾據北宋出土殘石，著成校記，惜散佚無存；南宋洪適集錄所存，著於(yu) 《隸釋》，但其後五六百年間，石經研究幾成絕響。

清顧炎武等有感於(yu) 元明經典文本歧出，始關(guan) 注石經文字，杭世駿不僅(jin) 補充、糾正前賢不足，並兼及唐宋等石經，拓寬了石經研究範圍。臧琳對洪適《隸續》卷四所收《魏三體(ti) 石經左傳(chuan) 遺字》進行分解，析出其中有三體(ti) 石經《尚書(shu) ·大誥》《文侯之命》《呂刑》文字，跨出了魏石經研究艱難一步。孫星衍、馮(feng) 登府繼臧氏之後，更分《春秋》和《左傳(chuan) 》之別，並重新連綴石經殘文，給人在視覺上感受到殘石的形製。自洪適在《隸續》中雲(yun) 《儀(yi) 禮》殘碑“每行七十三字”，從(cong) 文字校勘中鑿破行款混沌，翁方綱循其思路，“於(yu) 諸經所見殘本下各記其每行字數”，可謂已撩開漢碑形製複原一角。

光緒十八年丁樹楨得三體(ti) 石經《君奭》殘石百餘(yu) 字，讓世人目睹了魏石經真麵目。1916年，王國維取楊守敬所得《君奭》拓本比勘其古文字形。因為(wei) 《君奭》殘石行款俱在，遂推定魏石經每行皆六十字，著成《魏石經考》二卷。連累而及地梳理熹平石經的經數石數，依清人成果考定為(wei) 七經；魏石經則依據其複原的《三體(ti) 石左傳(chuan) 遺字》圖計算，推測當時鐫刻到《尚書(shu) 》《春秋》及《左傳(chuan) 》莊公中葉以前文字而止。經數與(yu) 石數密切相關(guan) ，他反複計算，最後定漢石經為(wei) 四十六碑，魏石經為(wei) 三十五碑。

漢石經用今文本，魏石經雖有《隸續》文字和《君奭》殘石，但文本很難確定。王國維從(cong) 《文侯之命》和《呂刑》之間容不下《文侯之命序》十五字，定其所刊為(wei) 馬鄭本《古文尚書(shu) 》。王氏對魏石經的前後兩(liang) 考，奠定了漢魏石經研究格局。其對漢石經的考證和認識，在逝世後由羅振玉來完成。

羅振玉於(yu) 1929年開始纂輯《漢熹平石經殘字集錄》，循王國維複原石經的思路，對每行石經文字都計算其行字數，並重新考定《易》用梁丘本，《書(shu) 》用小夏侯本，《禮》用大戴本。揭示今古文文本差異，如《魯詩》和《毛詩》的篇次、章次乃至章節多寡都有不同，《二雅》分什有別，證實了九百年前趙明誠“篇第亦時有小異”之說；《儀(yi) 禮》之記與(yu) 傳(chuan) 本文字亦有參差。至於(yu) 各經書(shu) 寫(xie) 款式，如篇題占一行，《易》卦文連書(shu) ，卦畫當一格之位不空格，《魯詩》每篇、《春秋》每年、《論語》每章前都空格加點以示區別；各經每行字數雖有恒定而時有參差，並非一律；今文本與(yu) 今所見傳(chuan) 本字數多有差異等等，都非經目驗殘石悉心考證者所無法想象，不僅(jin) 加深了世人對西漢文本的認識，更主要的是凸顯了石經無可替代的學術價(jia) 值，為(wei) 複原石經碑圖奠定了基礎。

張國淦完成《曆代石經考》，適值羅振玉《集錄》陸續印行，於(yu) 是考驗《集錄》行款，於(yu) 1931年著成《漢石經碑圖》，將熹平石經排列成九十六碑，第一次主觀展示了1700多年前的石經樣貌。1937年孫海波出版《魏三字石經集錄》，圖示魏石經為(wei) 二十八碑。張、孫二書(shu) 之出版，標誌著儒家石經這門學科基本建立。

石經學不同於(yu) 石刻學，它局限於(yu) 儒家石經而不包括其他各種碑刻；石經學不同於(yu) 經學或儒學，它專(zhuan) 指經學的石刻文本，是相應時代的標準文本而非一般抄本刻本。石經學是廣義(yi) 文獻學的一個(ge) 分支，但有其獨特的內(nei) 容。石經文本建立是在當時政治統攝下，由官方選定一種文本精校後，用當時正字（必要時兼用數體(ti) ）書(shu) 寫(xie) 、鐫刻的定本，具體(ti) 落實在字體(ti) 、石數、碑製（篇題、行款）上。因其材質、書(shu) 法導致其有拓本，故有書(shu) 法研究之價(jia) 值；因年代久遠鐫刻經數不明，故有曆史考證之必要。儒家石經在宋代僅(jin) 是著錄與(yu) 校勘，清代有意識從(cong) 今古文文本、行款上去認識，但仍多局限於(yu) 文獻與(yu) 文字字形考證。到王國維著《魏石經考》，才從(cong) 經數、石數、經本、拓本、經文、篇題、古文、書(shu) 法作全麵考訂，經羅振玉、張國淦、孫海波之努力，綜合八要素成果，複原了漢魏石經碑圖。馬衡匯輯《漢石經集存》，在此之上又做了規整和增量工作。

石經學由研究漢魏石經而建立，可以輻射到其他五種石經的研究。其中唐石經、清石經形製具存，而蜀石經、二宋石經形製卻有很大的研究空間。即就漢魏石經而論，張、孫所圖遠非定論。我國台灣地區在二十世紀後半葉，屈萬(wan) 裏著漢石經《易》《書(shu) 》二書(shu) 和其學生所撰《詩》《公羊》《論語》等殘字集證，都是在張《考》馬《存》基礎上精益求精；呂振端《魏三體(ti) 石經殘字集證》也是在孫《錄》基礎上重新考證。20世紀50至80年代洛陽等地發掘出新漢魏石經殘石，學者先後綴合考訂，都有新的突破。

縱觀八九十年來的石經學，緣其他學科相繼興(xing) 起成為(wei) 熱點和石經書(shu) 籍難覓等原因而顯得沉寂。我們(men) 試圖將所有石經拓本、題跋、專(zhuan) 著、論文匯為(wei) 一編，方便學界參考利用。在儒家簡牘頻繁出土的現今，匯集資料重振石經之學，意義(yi) 重大。儒家經典文本，二千多年來因字體(ti) 更替和傳(chuan) 抄舛誤，顯得異常複雜。將七朝石經作為(wei) 不同時代實物坐標，不僅(jin) 楚簡古文與(yu) 魏石經古文相印證，可覘字形嬗變之跡；其文字文句文本與(yu) 漢魏石經相校核，亦可窺兩(liang) 漢今古文文本之異同。鎖定唐石經文本，朝前與(yu) 敦煌殘卷、《經典釋文》、《五經義(yi) 疏》和漢魏石經、出土簡牘乃至漢魏六朝碑刻引經相校核，向後匯集宋刻本，盡可能參證蜀石經、嘉祐石經殘石，則我們(men) 現今文本的流傳(chuan) 、演變之跡大致可得。

張國淦、孫海波圖示之碑式，石數、行款都已被新出殘石和深入的研究修正或調整，其間有行款問題，亦有今古文文本之異，今可參據新出殘石和簡牘資料複核、校正漢魏石經碑圖。由漢魏石經碑圖推衍，蜀石經和北宋石經的碑圖形製，以往少所涉及，近已有學者在這兩(liang) 方麵作出努力。

集文獻、文字、文本、碑刻、經義(yi) 、經學史、曆史於(yu) 一身的石經學，有其獨特的研究視野與(yu) 路徑。七朝石經是曆史留存的儒家經典珍貴文物，蘊含著豐(feng) 富的文字與(yu) 文本信息。如何深入研究、恰當利用，是當今經學、曆史學、語言學、文獻學、碑刻學值得深思的一個(ge) 課題。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