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朝鮮：中國書(shu) 院製度的移植

作者：鄧洪波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

        節選自作者所著 《中國書(shu) 院史》（東(dong) 方出版中心2006年）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閏六月十一日辛酉

  　　耶穌2017年8月2日

書(shu) 院是中國士人的文化組織，唐宋以來，它為(wei) 中國的教育、學術、藏書(shu) 、出版、建築等文化事業(ye) 的發展，對民俗風情的培植、思維習(xi) 慣及倫(lun) 常觀念的養(yang) 成等都作出過重大貢獻。而隨著中國文化的向外傳(chuan) 播，書(shu) 院製度也被移植到國外，為(wei) 傳(chuan) 播中華文明，並促進這一文明與(yu) 當地文化的結合，進而推進世界文明的向前發展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書(shu) 院製度的移植始於(yu) 明代，第一站是隔黃海、鴨綠江而與(yu) 我相鄰的“東(dong) 國”朝鮮。朝鮮書(shu) 院最有力的倡導者，是有“東(dong) 國朱子”之稱的李滉，他在當年請求創建書(shu) 院的上書(shu) 中就說：“惟我東(dong) 國，迪教之方一遵華製，內(nei) 有成均、四學，外有鄉(xiang) 校，可謂美矣。而獨書(shu) 院之設，前所未聞，此乃吾東(dong) 方一大欠典也。”

因此，他援引《明一統誌》所載天下三百餘(yu) 所書(shu) 院之例，提出了全麵引進中國書(shu) 院製度的建議。“我東(dong) 書(shu) 院之作，委於(yu) 嘉靖年間，逮至萬(wan) 曆以後，朝宇之作，歲益浸盛，比邑相望”。從(cong) 此，中國書(shu) 院走上了移植朝鮮的征程，並由朝鮮而日本，而東(dong) 南亞(ya) ，甚至歐美地區，成為(wei) 中外文化交流的紐帶與(yu) 橋梁。

李滉

一、朝鮮書(shu) 院發展史

在朝鮮曆史上，“書(shu) 院”二字連用始見於(yu) 新羅末年，此時正當我國唐末五代之際。據朝鮮《三國史記》卷四六《崔致遠傳(chuan) 》載，“崔彥為(wei) 年十八，入唐遊學……四十二還國，為(wei) 執事侍郎瑞書(shu) 院學士”。所謂“瑞書(shu) 院”，是掌管國家機密事務的機關(guan) ，並無教學授受的成分。高麗(li) 成宗九年（990，宋淳化元年），設“修書(shu) 院”於(yu) 西京，“令諸生抄（詩）書(shu) 史籍而藏之”。這與(yu) 唐代長安、洛陽的集賢、麗(li) 正書(shu) 院相類似，是整理收藏圖書(shu) 典籍的機關(guan) 。

到李朝世宗元年（1419，明永樂(le) 十七年），頒布教令：“其有儒士私置書(shu) 院，教誨生徒者，啟聞褒賞”。此時，“書(shu) 院”才成為(wei) 一個(ge) 獨立的名詞，並賦予教學功能。自此以後，朝鮮書(shu) 院遂開始步入其450餘(yu) 年的發展曆程。而這一段時間恰好在李朝（1392－1910），因此朝鮮書(shu) 院的曆史，實際上就是李氏朝鮮的書(shu) 院史了。

大致而言，朝鮮書(shu) 院有祠廟和書(shu) 齋兩(liang) 個(ge) 源頭，其始和中國書(shu) 院似乎沒有聯係，獨立發生。後來在援引中國書(shu) 院製度，形成祭祀、講學並重的“正軌書(shu) 院”概念之後，才獲得“比邑相望”的大發展。其發展進程，可以分為(wei) 三個(ge) 時期。

朝鮮李朝世係表

自世宗元年至明宗末年（1419－1567，明永樂(le) 十七年至隆慶元年），曆世宗、文宗、端宗、世祖、睿宗、成宗、燕山君、中宗、仁宗、明宗共十帝，凡149年，可視為(wei) 朝鮮書(shu) 院曆史的第一期。是期又可分為(wei) 兩(liang) 個(ge) 階段，中宗元年（1506）以前的87年為(wei) 第一階段，書(shu) 院從(cong) 一個(ge) 教學的機構發展成教學與(yu) 崇祀先賢並重的文化組織。

李氏朝鮮的教育由養(yang) 士的學校製度與(yu) 選士的科舉(ju) 製度二者支撐，運行到世宗時期，它出現一些故障。首先是科舉(ju) 紊亂(luan) ，貴族子弟可以不經科舉(ju) 而入仕，寒門儒生則無此特權；即便是貴族子弟與(yu) 一般儒生同時參加科舉(ju) 考試，中式的首先也是前者。這使得養(yang) 士的學校失去吸引力。同時，兵曹（相當中國的兵部）規定，20歲以上子弟許屬軍(jun) 籍，“軍(jun) 籍”的許多優(you) 待使在校學生尤其是寒門之士大多不專(zhuan) 於(yu) 學而喜於(yu) 屬軍(jun) ，這更加重了官學的衰微。

官學式微，教育卻必不可少，因此，朝廷就轉向支持和鼓勵民間興(xing) 學，企望其能填補官學留下的空缺。前麵提到的世宗元年所頒布的褒賞“私置書(shu) 院，教誨生徒”的教令，就是這種情形的反映。而這種情勢，也就決(jue) 定了朝鮮曆史上最初的書(shu) 院功能是純教學的，而且是處於(yu) 一種替補官學教育角色的地位。

朱子白鹿洞教條

中國書(shu) 院傳(chuan) 入東(dong) 土朝鮮的最明確的記錄始見於(yu) 《李朝世宗實錄》，其二十一年（1439，明正統四年）九月甲申條載：“初，兼成均主簿宋乙用上書(shu) ，請令各官學校，明立學令。命下禮曹，與(yu) 成均館議之。成均館議曰：‘謹按：朱文公淳熙間在南康請於(yu) 朝，作白鹿洞書(shu) 院，為(wei) 學規，其略曰：父子有親(qin) ，君臣有義(yi) ，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這是朝鮮史書(shu) 上第一次提到朱熹所訂立的《白鹿洞書(shu) 院學規》。

研究朝鮮書(shu) 院的金相根先生認為(wei) ，自此次“新提到宋朝的白鹿洞書(shu) 院以後，就不再以‘書(shu) 院’二字為(wei) 代表單純的教學之所”了，“當時人明白‘書(shu) 院’不隻是單純的教學場所，而是奉祀先賢祠廟須在內(nei) 的”，於(yu) 是，“負有教學與(yu) 奉祀先賢的雙重使命，而奉祀先賢尤為(wei) 重要”的“正軌書(shu) 院”的概念得以逐漸確立起來。

這種“正軌書(shu) 院”，包括祠宇、祠、影堂、別祠、精舍、裏社、裏祠、影殿、廟、鄉(xiang) 社、鄉(xiang) 祠、堂宇、書(shu) 院等14種名目。據統計，朝鮮計有這種“正軌書(shu) 院”670所。茲(zi) 將各書(shu) 院按朝代和行政區劃製作成表5.8、表5.9，從(cong) 中我們(men) 可以了解朝鮮書(shu) 院時空分布的基本情況。

在上述670所書(shu) 院中，真正以書(shu) 院相稱者為(wei) 376所，占總數的56.1%。“正軌書(shu) 院”概念的確立，標誌著朝鮮書(shu) 院相對獨立發展格局的改變，自此以後，中國書(shu) 院對其發展及其製度的完善都表現出相當大的影響力。然而，在這一階段，像我國明代初年那樣，書(shu) 院並沒有大的發展，整個(ge) 半島上僅(jin) 有9所書(shu) 院，基本上是每十年才有一所。因此，這一階段隻能視作朝鮮書(shu) 院的原初階段。

朝鮮國王實錄

第二階段，自中宗元年至明宗末年（1506－1567，明正德元年至隆慶元年），凡62年，是朝鮮書(shu) 院大發展的準備階段。中宗（1506－1544）以降，官學進一步衰敗，中央成均館（太學）及四學儒生“全不聚會(hui) ，師長亦不勤教誨”，地方“鄉(xiang) 校”更有“托名儒籍，年幾六十而不識一字”者，基本上已經喪(sang) 失其培養(yang) 人才的功用及其在公眾(zhong) 中的聲望。

有識之士認為(wei) ，“惟有書(shu) 院之教盛興(xing) 於(yu) 今日，則庶可以救學政之缺”。另一方麵，李朝開國之初即以中國的儒教作為(wei) 立國的政治指導，到中宗時期，受明代影響，則形成了建立祠廟以崇儒尊賢的運動。《中宗實錄》卷三四載，中宗十三年（1518）十月丁卯，成均館直講林霽光上奏朝廷，其稱：“臣伏見《大明一統誌》，先賢祠無處不有，此崇德義(yi) 以勸後來之美事也。我國家典章文物悉仿中朝，而獨於(yu) 祠廟之製蓋闕如也，豈非聖治之欠典也。”

是以，紛紛為(wei) 號稱“東(dong) 方理學之宗”的鄭夢周、“遠紹夢周之緒，深求濂洛之源”的金光弼、“東(dong) 方文獻之首”的崔致遠等朝鮮儒家學者建祠，以彌補這一聖治欠典，致使“祠廟建立運動成為(wei) 後世書(shu) 院發展上有力的原動力”。正是在這種情形之下，才出現了教學與(yu) 祭祀先賢兩(liang) 者兼具的第一所“正軌書(shu) 院”——白雲(yun) 洞書(shu) 院。

紹修書(shu) 院（白雲(yun) 洞書(shu) 院）

白雲(yun) 洞書(shu) 院，後改名紹修書(shu) 院，中宗三十六年（1514，明嘉靖二十年），豐(feng) 基郡守周世鵬創建於(yu) 屬邑順興(xing) 縣（今屬慶尚北道榮州郡）的文成公安裕（後改名珦）故居，祠祀安裕，並集諸生肄業(ye) 其中。

有關(guan) 書(shu) 院的具體(ti) 情況，《中宗實錄》卷九五是這樣記載的：“世鵬於(yu) 珦之舊居為(wei) 建祠宇，春秋享之，名曰白雲(yun) 洞書(shu) 院。左右有序，以為(wei) 儒生棲息之所。儲(chu) 穀若幹，存本取利，使郡中凡民俊秀者聚食而學焉。當初開基時，掘地得銅器三百餘(yu) 斤，貿書(shu) 冊(ce) 於(yu) 京師而藏之，非徒經書(shu) ，凡程朱之書(shu) ，無不在焉。”這所集祠祀、教學、藏書(shu) 於(yu) 一體(ti) 的書(shu) 院，正合“正軌書(shu) 院”的概念。

因此，一般的研究者都將它看作是朝鮮書(shu) 院的發端：樸尚萬(wan) 《韓國教育史》視為(wei) “東(dong) 方書(shu) 院之始”；李丙燾《國史大觀》以其為(wei) 書(shu) 院“嚆矢”；柳洪烈《在於(yu) 朝鮮書(shu) 院的成立》認為(wei) ，雖然白雲(yun) 洞書(shu) 院之前有書(shu) 院出現，但“所謂規模完成之書(shu) 院，為(wei) 白雲(yun) 洞書(shu) 院設立以後之事矣”；金相根亦持白雲(yun) 洞為(wei) 朝鮮書(shu) 院“嚆矢”之說。

白雲(yun) 洞書(shu) 院之所以被看成是朝鮮書(shu) 院的源頭，不僅(jin) 因為(wei) 它首先合乎祭祀先賢與(yu) 教授生徒二者於(yu) 一體(ti) ，還在於(yu) 它於(yu) 中宗三十九年以安輔、安軸兄弟配祀院中，開書(shu) 院主祀先師之外，配享從(cong) 祀或追祀先賢之先例，以及明宗五年（1550，明嘉靖二十五年）李滉請得賜額“紹修書(shu) 院”，而開朝廷賜額製度之始。

此後，由於(yu) 重要製度的確立，加之以李滉為(wei) 代表的一大批儒家學者倡導於(yu) 下，朝廷褒揚於(yu) 上，第二階段這62年的時間內(nei) ，就新建了22所書(shu) 院，比前一階段增加4.2倍還強。其中明宗一代（1546－1566），即建有16所，每年將近一所，顯示出明顯的上揚趨勢，它預示著書(shu) 院將在朝鮮走上蓬勃發展的道路。

第二個(ge) 時期，自宣祖元年開始，至景宗末年（1568－1724，明隆慶二年至清雍正二年），曆七帝，凡117年。這是朝鮮書(shu) 院的大發展期。各朝新建書(shu) 院的數目為(wei) ：宣祖朝（1567－1608，明隆慶元年至萬(wan) 曆三十六年）86所，光海君時期（1609－1622，明萬(wan) 曆三十七年至天啟二年）38所，仁祖朝（1623－1649，明天啟三年至清順治六年）57所，孝宗朝（1650－1659，清順治七年至十六年）35所，顯宗朝（1660－1674，順治十七年至康熙十三年）70所，肅宗朝（1675－1720，康熙十四年至五十九年）287所，景宗朝（1721－1724，康熙六十年至雍正二年）9所。

以年平均數計算，各朝皆超過每年2所，其中以宣祖朝最低，每年2.09所，最高為(wei) 肅宗時期，每年6.23所。其發展趨勢，以肅宗時為(wei) 頂點，成一拋物線狀。拋物線的起點宣祖朝，比之前代是第一個(ge) 發展高潮，恰與(yu) 我國明萬(wan) 曆年間書(shu) 院發展的高潮同步。

孝宗時，“書(shu) 院漸盛，鄉(xiang) 校儒生，鹹皆書(shu) 院”。到最高峰的肅宗朝，“書(shu) 院之設，一道至八九十者，宮室之美，守護之盛，往往逾越聖廟”，可謂盛矣。此時正當清康熙時代，我國書(shu) 院在經過明清之際的戰亂(luan) 之後，也進入複興(xing) 時期。

其後的景宗時代，不僅(jin) 絕對數目大大減少，年平均數也跌至每年2.5所。而接下來的英祖朝，雖然有20所書(shu) 院建立，但它統治長達51年，年平均數已降至0.39所。因此，景宗時代即可視為(wei) 朝鮮書(shu) 院大發展時期結束的標誌。

這一時期，書(shu) 院之所以大盛，主要原因有兩(liang) 個(ge) 。首先是由於(yu) 官府的提倡，這是非常重要的。具體(ti) 來講，表現在如下幾個(ge) 方麵：

第一，朝廷大量賜額。這種“賜額書(shu) 院”，也和我國的“賜額書(shu) 院”一樣，比一般書(shu) 院多了一道“護身符”，其地位亦高出一般，而享有一種榮耀。因此，賜額製度形成之後，官府即充分利用它來鼓勵、褒揚書(shu) 院，大大刺激了書(shu) 院的發展。如宣祖朝就有21所書(shu) 院請得賜額，占新建書(shu) 院總數（86所）的24.4%。顯宗時期書(shu) 院70所，賜額者43所，占總數的61.4%。

第二，頒賜田土、布穀等，並免除所有學田的賦稅。書(shu) 院因此成為(wei) 一個(ge) 自給自足的經濟實體(ti) ，使得書(shu) 院的發展獲得了完全的經濟保障。

第三，允許書(shu) 院擁有完全免役的院奴。院奴的職責是做“院事齋事”和“耕作院田”。除此之外，“人不得役，官不得奪”。院奴數量則多少不等。國家規定數額，孝宗時為(wei) 賜額書(shu) 院7人，未賜額書(shu) 院5人；肅宗時賜額書(shu) 院增至20人，未賜額書(shu) 院者則不定額。院奴的設置及其免役的特權，是書(shu) 院正常運行的有力保證。

另外還有派遣官員主持祭祀，賜予祭品、繁文等。所有這些都表明了政府對於(yu) 書(shu) 院的提倡與(yu) 重視。上有所好，下必行焉，因此形成了書(shu) 院蓬勃發展的局麵。

陶山書(shu) 院

其次，地方儒林的熱心創辦，也是促成書(shu) 院發達的重要原因。書(shu) 院以教學與(yu) 祭祀為(wei) 兩(liang) 大事業(ye) ，且尤重祭祀，各地士紳遂特別注意鄉(xiang) 賢及先儒先哲的行蹤，於(yu) 其過化之地建院奉祀。

據金相根先生統計，供奉於(yu) 朝鮮書(shu) 院的先賢竟達1300人之多，其中被2所以上書(shu) 院奉祀者185人，5所以上者44人，10所以上者14人，而李朝宋時烈、李滉、李珥等則分別被34、31、20所書(shu) 院同時供奉。此所謂“書(shu) 院迭設”。它從(cong) 一個(ge) 側(ce) 麵反映出地方人士對於(yu) 書(shu) 院建設的極大熱情。這種熱情受到政府的鼓勵，遂造成了書(shu) 院文化在朝鮮半島的盛行。

第三個(ge) 時期，自英祖元年至高宗八年（1725－1871，清雍正三年至同治十年），曆英祖、正祖、純祖、憲宗、哲宗、高宗六帝，凡147年，僅(jin) 新建書(shu) 院29所，是書(shu) 院衰落並被裁撤的時期。書(shu) 院興(xing) 盛之時，即隱藏沒落之機。最大也最先出現的問題是“濫設”、“迭設”。仁祖時代，朝廷對此就有覺察，並提出了未經批準，不許另建書(shu) 院的對策。孝宗時禁“私建”，肅宗時禁“迭設”，對違令者“論以重律”。然而屢禁不止，院宇愈設愈多。

同時，書(shu) 院本身也出現了霸占土地，集斂院奴，勒索“祭需錢”，私征“院保”（一種稅金），庇護罪犯，參與(yu) 黨(dang) 爭(zheng) ，以“儒通”、“清議”而幹擾時政等種種弊端，對國家經濟收入、兵役來源、社會(hui) 安定都構成重大的威脅。書(shu) 院既已步入沒落之境，且無以為(wei) 救，國家遂改變鼓勵、扶持的政策，轉而采取嚴(yan) 厲的措施進行整頓。

朝鮮英祖

英祖十七年（1741，清乾隆六年），詔令“撤毀”書(shu) 院300餘(yu) 所，此為(wei) 大規模撤廢書(shu) 院之始。純祖元年（1801，清嘉慶六年），溫陽郡、金山郡、石成縣三邑儒生私設書(shu) 院，受到“嚴(yan) 勘”，其行政長官也受到“從(cong) 重推考”的處分。哲宗九年（1858，清鹹豐(feng) 八年），曾發布“華陽洞墨牌”，對引起官紳士民“切齒蓄怨”的華陽書(shu) 院進行嚴(yan) 厲處置，其行政長官福酒村被“永久革罷”。這些都是全麵整治書(shu) 院的先導。

高宗二年（1865，清同治四年），攝政的大院君力排眾(zhong) 議，撤廢素有“書(shu) 院之魁首”的東(dong) 萬(wan) 廟，開始了全麵的撤裁行動。八年（1871，清同治十年），終於(yu) 發布“文廟從(cong) 享人以外的書(shu) 院及迭設書(shu) 院，並為(wei) 毀撤”的詔令。

詔令稱：“書(shu) 院設置，始以前朝人文成公安裕之道學，有所寓慕，建院妥靈者。邇來無窮之弊，家家有院，且一人之四五六處建院，比比有之，各其本孫之周旋為(wei) 家廟矣。本以尊賢之義(yi) ，近作為(wei) 先之事，且道學忠節姑舍，一次輔道之人，則每多建院與(yu) 生祠，此非當然之事也。今此書(shu) 院歸正，既經遠之謨也。予有尊賢之心，則迭設實非尊賢之本意，故如是矣。”令下，全國除保存47所書(shu) 院外，各地書(shu) 院均強行撤毀。茲(zi) 將47所書(shu) 院基本情況列表如下：

李朝末年的朝鮮官員

至此，作為(wei) 一種製度，書(shu) 院在朝鮮已經基本完成其使命而開始淡出曆史舞台。26年之後，高宗改國號為(wei) 大韓帝國，改元光武（1897，清光緒二十三年）。又十三年，即純宗隆熙四年（1910，清宣統二年，日明治四十三年），簽訂《韓日合並條約》，朝鮮本身也被日本帝國主義(yi) 吞並了。

白鹿洞書(shu) 院

朱熹及白鹿洞書(shu) 院對朝鮮書(shu) 院的影響

在注重祭祀的朝鮮書(shu) 院中，我們(men) 注意到一些中國先賢的牌位，茲(zi) 據金相根先生統計，按時代先後將其姓名、奉祀書(shu) 院數開列如後，他們(men) 是殷人伯夷1所，殷人叔齊1所，西周人箕子3所，東(dong) 周人孔子8所，東(dong) 周人顏子1所，三國人諸葛亮4所，漢人管寧1所，唐人蘇定方1所，宋人胡安國1所，宋人程明道3所，宋人程伊川1所，宋人嶽飛1所，宋人呂大臨(lin) 1所，宋人文天祥1所，宋人朱熹25所，宋人鄭臣保1所，明人劉綎1所，明人李成梁1所，明人李如梅1所，總計共19人，奉祀於(yu) 57所書(shu) 院。這些為(wei) 中國書(shu) 院師生所熟悉的名賢、名儒，在朝鮮書(shu) 院中享受香火與(yu) 膜拜，說明其書(shu) 院受到中國儒家影響頗大。明宗五年（1550，明嘉靖二十九年），朝鮮理學大師李滉上書(shu) 請求為(wei) 白雲(yun) 洞書(shu) 院賜書(shu) 、賜額時稱：“惟我東(dong) 國，迪教之方，一遵華製，內(nei) 有成均、四學，外有鄉(xiang) 校，可謂美矣。而獨書(shu) 院之設，前未有聞，此乃吾東(dong) 方一大欠典也。”因此，“請依宋朝故事，頒降書(shu) 籍，宣賜匾額”，倡建書(shu) 院於(yu) “先正遺塵播馥之地”，“興(xing) 書(shu) 院之教於(yu) 東(dong) 方，使可同於(yu) 上國也”。

這無異於(yu) 說，“東(dong) 國”書(shu) 院是模仿中國書(shu) 院製度而形成、發展的。那麽(me) ，朝鮮書(shu) 院的發生、發展及其製度的完善是怎樣的呢？又有哪些方麵受到中國書(shu) 院文化的深刻影響呢？這裏我們(men) 以書(shu) 院教育家朱熹及其經營的白鹿洞書(shu) 院為(wei) 例加以闡述。

白鹿洞書(shu) 院內(nei) 的朱熹像

在朝鮮，奉祀朱熹的書(shu) 院有25所，占到所有奉祀中國先賢書(shu) 院總數的43.8%，位居第一，號稱至聖先師的孔子因為(wei) 有各地文廟專(zhuan) 祀而隻有8所，屈居第二，由此可見朱子學說在朝鮮影響之大。這些書(shu) 院分布在朝鮮八個(ge) 道中的七個(ge) 道，其中慶尚道星州的川穀書(shu) 院建於(yu) 中宗二十二年（1528，明嘉靖七年），早於(yu) 號稱朝鮮書(shu) 院“嚆矢”的白雲(yun) 洞書(shu) 院十三年，又可反映其影響之廣與(yu) 深。茲(zi) 將各書(shu) 院的基本情況列表如下：

另據韓國李春熙《關(guan) 於(yu) 朝鮮的教育文庫研究》所附《全國書(shu) 院一覽表》輯錄，除上述25所書(shu) 院之外，朝鮮尚有如下6所書(shu) 院奉祀朱熹：

寒泉祠，在京畿道開城，純祖丁卯（1707）創建，奉朱熹及高麗(li) 安裕等人。

朱溪講堂，在全羅道茂朱，英祖丙子（1726）創建，祀朱熹。

新安書(shu) 院，在全羅道任實，創建年代不詳，祀朱熹，配宋慶元等人。

城南書(shu) 院，在慶尚道永川，創建年代不詳，祀周公、箕子、孔子、顏子、朱子、李衡祥。

新安祠，在平安道平壤，創建年代不詳，祀朱熹。

府南書(shu) 院，在成鏡道宣川，肅宗辛巳（1701）創建，祀朱熹，配李朝李珥。

古代朝鮮八道區劃圖

以上兩(liang) 項合計，朝鮮奉祀朱熹的書(shu) 院總數至少就有31所之多了。而據金相根先生統計，同時被10所以上書(shu) 院奉祀的有14人，依次是宋時烈（34所）、李滉（31）、朱熹（25）、李珥（20）、趙光祖（17）、李彥迪（16）、鄭逑（15）、金宏弼（14）、鄭夢周（13）、趙憲（11）、金尚憲（10）、金長生（10）、閔鼎重（10）、鄭汝昌（10），僅(jin) 朱熹為(wei) 中國先賢，居第三位。而丁淳睦的統計稍有差別，被10所書(shu) 院奉祀的隻有13人，依次是宋時烈（44）、李滉（29）、朱熹（25）、李珥（20）、鄭逑（16）、趙光祖（15）、李彥迪（14）、宋浚吉（12）、鄭夢周（12）趙憲（12）金長生（12）、金尚憲（11）、金宏弼（10），仍然隻有朱熹為(wei) 中國人，排名仍居第三。由此可見，朱熹在朝鮮書(shu) 院的地位和影響是何其重也。

具體(ti) 而言，朱熹與(yu) 白鹿洞書(shu) 院對朝鮮書(shu) 院的影響有如下幾個(ge) 方麵：

第一，朱熹學說的傳(chuan) 入、傳(chuan) 播，繼而成為(wei) 指導李朝政治的哲學思想，為(wei) 朝鮮書(shu) 院的發展奠定了思想基礎。新羅初期，儒家思想與(yu) 佛教教義(yi) 同時傳(chuan) 入朝鮮，並很快與(yu) 其武士道式的“花郎徒”結合而成為(wei) 官方哲學。新羅後期，受盛唐文化的影響，佛教思想漸漸興(xing) 盛。隨著高麗(li) 王朝代替新羅的統治，佛教也就成了朝鮮的國教，遍布全國鄉(xiang) 村都邑的叢(cong) 林寺院，名副其實地變成士大夫政治的思想背景。但這深涉塵世的僧侶(lv) 政治的腐敗，也正是王氏高麗(li) 王國亡國的最大原因之一。因此，承續高麗(li) 的李氏王朝，朝野上下都痛恨佛教，轉而以儒教經典作為(wei) 其政治的思想指導了。

李朝建立時，明太祖朱元璋立國才二十五年，正在大力提倡程朱理學，作為(wei) 當時明朝屬國的李氏朝鮮所接受的儒教思想，自然也就是集大成的程朱學說了。同時，李朝的統治者感到，新的官方思想的確立需要設立研究機構，而類似寺院式的儒教書(shu) 院也就應運而生地取代了高麗(li) 寺院的地位。柳洪烈在《關(guan) 於(yu) 朝鮮書(shu) 院的成立》中曾指出：“寺院雖然消滅，支配者仍存，供給支配者哲學的機關(guan) 仍頗需要。所以有似寺院的儒教之書(shu) 院，高揚招牌而登場。”而李氏朝鮮“所有文物製度，皆始終模仿中國，且已自國初，上下君民以朱子思想為(wei) 一大支配觀念。朱文公《家禮》為(wei) 國家社會(hui) 百般禮儀(yi) 上唯一之準則，遵奉《小學》為(wei) 律身經世修道之大法”。因此，我們(men) 可以說，朱子學說是這種“高揚招牌登場”的書(shu) 院的思想先導。

《白鹿洞書(shu) 院學規》

第二，如前所述，朱熹在白鹿洞書(shu) 院的作為(wei) ，尤其是他所作學規的傳(chuan) 入，確立了朝鮮教育史上兼具祭祀與(yu) 教學兩(liang) 種功能的“正軌書(shu) 院”的概念。不僅(jin) 如此，由於(yu) 李滉、黃仲舉(ju) （俊良）等朱子學說學者的“考證”和“集解”，《白鹿洞學規》的原則精神亦為(wei) 大多數朝鮮書(shu) 院所接受，成為(wei) 指導其師生教學授受的普遍準則，從(cong) 深層影響和規範著朝鮮書(shu) 院的發展，如全羅道長城的筆岩書(shu) 院，至今還懸掛著《白鹿洞學規》。

不僅(jin) 如此，它還被傳(chuan) 到日本。如日本慶安三年（1650，清順治七年，朝鮮孝宗庚寅年），日本京二條通本屋町刊山崎嘉的中文本《白鹿洞學規集注》，其序稱：“近看李退溪（滉）《自省錄》，論之詳矣。得是論反複之，有以知此規之所以為(wei) 規者，然後集先儒之說，注逐條之下，與(yu) 同誌講習(xi) 之。”

第三，作為(wei) 朝鮮書(shu) 院“嚆矢”的白雲(yun) 洞書(shu) 院，是仿朱熹的白鹿洞書(shu) 院規製而建立的。朝鮮《明宗實錄》卷十載：“明宗五年（1550，明嘉靖二十九年）二月丙午，領議政沈漣源、右議政尚震、禮曹判書(shu) 尹溉、禮曹參議徐國議：豐(feng) 基白雲(yun) 洞書(shu) 院，黃海道觀察使周世鵬所創立，其基乃文成公安裕所居之洞，其製度規模，蓋仿朱文公之白鹿洞也。凡所以立學令，置書(shu) 籍田糧供給之具，無不該盡，可以成就人才也。”同書(shu) 卷十三亦稱：“豐(feng) 基郡有紹修書(shu) 院，一道儒生濟濟相聚，如朱文公之白鹿洞。”

第四，朝鮮書(shu) 院的賜額製度，深受白鹿洞故事的影響。在朝鮮書(shu) 院的發展史上，有一個(ge) 重要的製度，那就是朝廷賜額。接受賜額的書(shu) 院，叫“賜額書(shu) 院”。據統計，朝鮮有這種類型的書(shu) 院269所，占總數的40%強，它推動了書(shu) 院在半島上的蓬勃發展。而這種製度的形成也與(yu) 朱熹有著淵源聯係，《增補文獻備考》卷二一○《學校考九》載：“明宗庚戌（1550，明嘉靖二十九年），文純公李滉繼蒞本郡，以為(wei) 教不由上，則必墜廢，以書(shu) 遺監司請轉聞於(yu) 上，而依宋朝白鹿洞故事，賜額頒書(shu) 給土田臧獲，俾學子修藏。監司沈通源從(cong) 其言，啟聞，賜額紹修書(shu) 院，命大提學申光漢作記，仍頒‘四書(shu) ’‘五經’、《性理大全》等書(shu) 。書(shu) 院賜額始此。”

第五，朝鮮書(shu) 院是儒家思想，特別是朱熹學說傳(chuan) 入的產(chan) 物，反過來，又為(wei) 朱子學說的發揚光大作出了重大貢獻。和中國書(shu) 院一樣，朝鮮書(shu) 院既是教育場所，又是學術中心，培養(yang) 了大批人才，使以朱子學為(wei) 主的儒學在朝鮮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出現了鼎盛之勢。正如金相根所說：“書(shu) 院製度產(chan) 生以前，儒學家們(men) 往往視政治與(yu) 學術為(wei) 一體(ti) 而不分，自書(shu) 院製度發達後，學者則以書(shu) 院為(wei) 樂(le) 園，舍政界而歸書(shu) 院，專(zhuan) 心修治，使學術相當有限度地脫離政治而獨立發展。結果，培育出徐敬德、李彥迪、金麟厚、李滉、曹植、奇大升、李珥、成渾、張顯光等一批優(you) 秀的儒學家，而確立朝鮮儒學之體(ti) 係。尤其他們(men) 受朱子的影響最大，對性理之論，樹立空前絕後的成績。故後人認為(wei) 此期為(wei) 朝鮮儒學之黃金時代。”

作者：鄧洪波，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教授，中國書(shu) 院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書(shu) 院三十餘(yu) 年，人稱“鄧書(shu) 院”。本文係鄧洪波著《中國書(shu) 院史》第五章“走向朝鮮：中國書(shu) 院製度的移植”下部，鳳凰國學經作者授權發布。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