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shu) 院與(yu) 中華文明的傳(chuan) 承和傳(chuan) 播

作者：鄧洪波 趙偉(wei)

來源：“中華瑰寶雜誌”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四年歲次癸卯十一月初二日丙午

          耶穌2023年12月14日

位於(yu) 江西省鉛山縣的鵝湖書(shu) 院因朱熹和陸九淵兄弟的學術辯論而名垂千古

在世界文明史上，中華文明獨具色彩，光輝燦爛，綿延數千載而不間斷，依靠的正是中華民族對文化、教育事業(ye) 的格外重視。傳(chuan) 說在三皇五帝時代，就誕生了中國最早的“大學”——“成均”，成為(wei) 後世傳(chuan) 頌不已的理想教育形式。夏、商、周三代，又有“庠”“序”“校”等教育機構，國家教育製度逐漸走向成熟。然而這一時期的教育體(ti) 製屬於(yu) “學在官府”性質，教育權、受教育權被統治階級掌握，平民難有惠及。春秋時期，禮崩樂(le) 壞。在“士”階層的推動下，學術開始向下層擴散，造就了“百家爭(zheng) 鳴”的思想文化黃金期，中華文明進入群星璀璨的“軸心時代”。

尊師重教：中華文明的優(you) 秀傳(chuan) 統

諸子百家中，最為(wei) 突出的代表人物當屬孔子，他“有教無類”的教育思想，打破了“學在官府”的限製，使得平民也有了受教育的權利，這在當時屬於(yu) 教育體(ti) 製的一場革命。孔門教學以培養(yang) 德行兼備的“君子”為(wei) 目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即是儒家精神的有力彰顯。在儒家精神的塑造下，原本作為(wei) 階層身份的稱謂——“士”，被賦予了更多的文化意涵，在後世逐漸成為(wei) 讀書(shu) 人的代稱。這些有理想、有擔當的讀書(shu) 人繼承了孔子開創的私人講學傳(chuan) 統，在一代代的講學授受中完成了文化的延續、文明的傳(chuan) 承。

祭祀孔子是書(shu) 院最悠久的傳(chuan) 統之一

在漢代，儒家士人開始建立“精舍”“精廬”作為(wei) 私人講讀之所，如東(dong) 漢名士李充就曾“立精舍講學”。由於(yu) 漢代用來選官用人的察舉(ju) 、征辟製度逐漸為(wei) 門閥士族掌控，寒門士人難以通過誦讀經典施展抱負，這些零星設立的精舍因而未能產(chan) 生較大的影響。在魏晉南北朝佛教盛行之時，精舍成為(wei) 佛家講經、譯經的場所，改變了精舍的原初之意，儒家文化一度麵臨(lin) 傳(chuan) 承斷絕的危機。

書(shu) 院的形成與(yu) 規範

自隋朝創立科舉(ju) 製度以來，讀書(shu) 應舉(ju) 成為(wei) 選官用人的主要依據。科舉(ju) 以其公平性及開放性的原則，使得“田舍郎”亦有機會(hui) 成為(wei) “天子門生”，改變了門閥士族壟斷仕途的局麵，成為(wei) 實現階層上下流動的重要途徑。至宋代已有“科舉(ju) 社會(hui) ”之稱，“書(shu) 中自有千鍾粟”“書(shu) 中自有黃金屋”即出自宋真宗趙恒之口。這時，讀書(shu) 的重要性空前提高，由此產(chan) 生了對書(shu) 籍以及教育事業(ye) 廣泛的社會(hui) 需求，一種適應新時代變化的文化教育製度呼之欲出。

此時，科技的進步推動了文化教育體(ti) 製的革新。借助“四大發明”中的造紙術與(yu) 印刷術，紙本雕版印刷書(shu) 籍以其低廉的成本與(yu) 良好的閱讀體(ti) 驗迅速取代簡帛，廣泛流通於(yu) 社會(hui) ，使得文化開始變得“廉價(jia) ”而親(qin) 民。官府與(yu) 私人大量存貯典籍已逐漸普遍，民間士人也有條件通過印刷書(shu) 籍完成文化的生產(chan) 與(yu) 流通。因此在這一時期，圍繞書(shu) 籍的生產(chan) 、流通和收藏的組織機構開始出現，“書(shu) 院”一詞逐漸成為(wei) 指代這類機構約定俗成的稱謂。

江西白鹿洞書(shu) 院春風樓、朱熹像

關(guan) 於(yu) 中國書(shu) 院的起源，曆來有不同的看法。長期以來，學界普遍認為(wei) 書(shu) 院起源於(yu) 唐玄宗時朝廷設立的麗(li) 正、集賢書(shu) 院。但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在麗(li) 正、集賢以前，民間已有零星的書(shu) 院存在。書(shu) 院源於(yu) 私人治學的書(shu) 齋與(yu) 官府整理典籍的衙門，應當有官府與(yu) 民間兩(liang) 大源頭。因此，從(cong) 唐代誕生時起，書(shu) 院就得到了官方與(yu) 民間兩(liang) 種力量的支持，兩(liang) 者共同助推了書(shu) 院這一新興(xing) 的文化教育組織在全國的普及。不過，書(shu) 院之所以能夠成為(wei) 後世儒家精神的旗幟，應當歸功於(yu) 南宋理學家的努力。

南宋是中國書(shu) 院製度走向規範的時期，而朱熹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了關(guan) 鍵角色，他提出的書(shu) 院理想以及實際興(xing) 複白鹿洞書(shu) 院的舉(ju) 措，成為(wei) 後世書(shu) 院建設運動的取法對象。朱熹針對當時士人醉心於(yu) 科舉(ju) 利祿之學的狀況，製定了《白鹿洞書(shu) 院揭示》，宣揚新的教育理念。他認為(wei) ，古昔聖賢所教人之學，不外乎五教五倫(lun) ，因此士人的為(wei) 學目的和進學之法也應當據此而定。在朱熹看來，學的最終目標應落實到對人倫(lun) 秩序的明晰與(yu) 維持上，為(wei) 此則必須格物窮理、篤行實踐。具體(ti) 而言，為(wei) 學之方應分為(wei) 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大方麵，缺一不可。隨著程朱之學逐漸成為(wei) 正統學說，以及宋理宗將《白鹿洞書(shu) 院揭示》頒行天下的政治舉(ju) 措，朱熹宣揚的新教育理念得到認可與(yu) 推廣，其影響甚至超出了書(shu) 院，成為(wei) 官學、私學普遍的精神指導。

傳(chuan) 統中國教育、文化的新格局

南宋以後，書(shu) 院與(yu) 儒家傳(chuan) 統學術的發展、傳(chuan) 播密不可分，成為(wei) 程朱理學、陸王心學、乾嘉漢學等學術發展與(yu) 傳(chuan) 承的重要場所。各個(ge) 學派皆有標誌性的書(shu) 院作為(wei) 其存續的見證，甚至成為(wei) 學派的代稱。如宋代湖湘學派以嶽麓書(shu) 院為(wei) 基地，後世即以“嶽麓諸儒”稱之；明代以顧憲成、高攀龍為(wei) 代表的東(dong) 林學派，其得名來自於(yu) 學派賴以講學的東(dong) 林書(shu) 院；陽明學派則借助水西書(shu) 院、天真精舍等大開講會(hui) ，傳(chuan) 揚師說，使得明代書(shu) 院取得“相望於(yu) 遠近”的曆史成就；而清代乾嘉漢學的傳(chuan) 播，離不開詁經精舍、學海堂、南菁書(shu) 院等機構的倡導。如此種種，不勝枚舉(ju) 。書(shu) 院與(yu) 傳(chuan) 統學術的一體(ti) 化，於(yu) 茲(zi) 盡現。

《朱子語類》一百四十卷清應元書(shu) 院刻本

書(shu) 院雖源出於(yu) 中國，卻又不僅(jin) 限於(yu) 中國。從(cong) 明代開始，書(shu) 院隨著中國文化的對外傳(chuan) 播，逐漸在海外落地生根、開花結果。書(shu) 院向海外移植的第一站是受中國文化影響最深的東(dong) 國朝鮮。李朝世宗即位之初，大致相當於(yu) 明永樂(le) 十六年（1418年），是朝鮮書(shu) 院450餘(yu) 年曆史的開端。當時，“東(dong) 國朱子”李滉提出全麵引進中國書(shu) 院製度的建議。經過多年的發展，朝鮮書(shu) 院已是“比邑相望”，助推了朝鮮儒學“黃金時代”的到來。

除朝鮮外，日本到江戶時代，也開始了中國書(shu) 院文化的傳(chuan) 播、接受史。其中，《白鹿洞書(shu) 院揭示》隨著朱子學東(dong) 傳(chuan) 日本而引起了各學派，如朱子學派、陽明學派、考證學派的重視，不少學者為(wei) 之詳作集注，以廣流傳(chuan) 。有研究者統計，日本圍繞《白鹿洞書(shu) 院揭示》而編纂著作至少50種。其他地區如歐洲、美洲，在清代以降也相繼有了中國書(shu) 院的身影。這些移植於(yu) 海外的書(shu) 院，與(yu) 中國本土的傳(chuan) 統書(shu) 院血脈相承，傳(chuan) 揚中國文化的功效保持不變，在異域風土的環境下又靈活變通其規製，從(cong) 而成為(wei) 連接中西文化的橋梁。

湖南嶽麓書(shu) 院，北宋開寶九年（976年）由潭州太守朱洞創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宋真宗禦筆賜書(shu) “嶽麓書(shu) 院”四字門額

作為(wei) 中國古代讀書(shu) 人的精神家園，書(shu) 院曆經唐、宋、元、明、清1300餘(yu) 年的發展，遍布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區，為(wei) 傳(chuan) 統教育、學術、文化等事業(ye) 的發展，對民俗風情的培植，為(wei) 倫(lun) 常觀念的養(yang) 成等做出了巨大貢獻。19世紀以來，隨著中西文明之間交流、衝(chong) 突程度的加深，書(shu) 院在動蕩的局勢與(yu) 多層次的文化教育需求下，追隨時代的變趨，引進“新學”“西學”，調整、改革其教育理念與(yu) 製度，開始了從(cong) 古代走向近現代的轉型曆程。

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在朝廷改書(shu) 院為(wei) 學堂的詔令之下，各省、府、州縣書(shu) 院被改製為(wei) 大、中、小三級學堂。民國以後，學堂又改製為(wei) 學校，使得中國的教育製度經由書(shu) 院而得以貫通今古，書(shu) 院在後世的大學、中學、小學中得以永存。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