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追溯經製事功學的興(xing) 起,多注目薛季宣及其弟子陳傅良。同時期的另一個(ge) 浙東(dong) 大儒呂祖謙,學術以博雅通達著稱。實際上,討論經製事功學與(yu) 治體(ti) 論的近世勃興(xing) ,呂東(dong) 萊在其中扮演著薛季宣以外的另一個(ge) 源起性角色,在作為(wei) 立國思想家的浙東(dong) 儒者群中無疑是一個(ge) 影響更為(wei) 重大的中心人物。
本世紀以來,中國社會(hui) 出現了“國學熱”的現象,形成了一種學習(xi)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學習(xi) 的熱潮。近十多年以來,民間也形成了一個(ge) 讀經的熱潮。這個(ge) 讀經熱潮是伴隨著“國學熱”而來的,具有十分鮮明的時代特色,所以說讀經是對時代的回應。
用建立在建製性基督宗教範式基礎上的西方宗教觀看待中國本土宗教,造成對宗教認識高度混亂(luan) ,將本土宗教判定為(wei) 建製性宗教、將我國絕大多數人判定為(wei) 無宗教信仰者、片麵注重對各宗教信徒人數的統計、宗教學研究以建製性單一宗教分科等一係列認識誤區。這些認識誤區負麵影響我國的宗教、社會(hui) 和宗教政策,造成多種危害。
《大學章句》是書(shu) 生之學,故而采取了傳(chuan) 統章句體(ti) ,通過章句訓詁引導學者,進而闡發義(yi) 理,思想簡明扼要,語言典雅規範;《經筵講義(yi) 》是帝王之學,故而采用了新興(xing) 講義(yi) 體(ti) ,雖然也講訓詁,但是特別重視義(yi) 理闡發,以鮮明的觀點、通達的語言感格君心。宋代帝王之學的興(xing) 起,從(cong) 一個(ge) 側(ce) 麵體(ti) 現出中國經典詮釋形態從(cong) 章句之學向義(yi) 理之學的學術轉型,···
陽明學研究的政治維度,呈現為(wei) 三種形式,一是以王陽明之政治軍(jun) 事事功為(wei) 中心的政治史考察;二是以陽明學所蘊含的理論品格、精神氣質為(wei) 中心的思想史考察;三是以陽明學之核心概念、命題以及社會(hui) 教化活動為(wei) 中心的政治哲學考察。對陽明學上述三種形式的政治維度考察,特別是對陽明學政治哲學思考,可以拓展中國傳(chuan) 統政治哲學的研究領域。
兩(liang) 層存有論結構模式可以轉換成體(ti) 用論結構模式,但是由“用”到“相”之間變成了“坎陷”,而不是“詐現”。雖然如此,這仍舊是在熊十力體(ti) 用論探索路線上的建構,是“十力學派”體(ti) 用論的第三條探索路線。在此基礎上,牟宗三還把此模式延展至圓善、真善美合一等問題的解決(jue) 之中。這一解決(jue) ,是心學研究的最高峰,也是一條無法走出的絕路。
在諸多戴震道德哲學詮釋中,“達情遂欲”的情欲主義(yi) 、“能知故善”的理性主義(yi) 抑或“遂其群生”的功利主義(yi) 皆有之。
從(cong) 德行的角度出發,可以發現西周文化將正德放在第一位,預示著以德治國理念的萌芽,周文之德這一基本治國的理念已經樹立起來。西周的禮樂(le) 文化是儒家產(chan) 生的文化土壤,西周思想為(wei) 孔子和早期儒家提供了重要的世界觀、政治哲學、倫(lun) 理德行基礎。
荀子的性惡隻是現象的惡,而非實體(ti) 的惡。主體(ti) 克服人性中惡的自然傾(qing) 向,乃是克服自我中的他者。這一主體(ti) 的自我克服、自我超越是以“人心”為(wei) 基礎的。作為(wei) 一種自我反思、自我觀照的心理能力,“人心”意味著主體(ti) 的自我對象化,能將自我前此的意識作為(wei) 對象加以省察,從(cong) 而為(wei) 自我超越感性欲望提供基礎,並由此而證成了主體(ti) 的道德自主性。然而,···
經筵講義(yi) 作為(wei) 宋代興(xing) 起的一種新經學體(ti) 例,是儒家士大夫詮釋經旨義(yi) 理並對帝王進行教育的經筵講稿與(yu) 帝學教材,為(wei) 經筵製度定型與(yu) 學術轉型的產(chan) 物,寄寓了士大夫以學術影響政治,致君堯舜的政治理想。在帝王與(yu) 士大夫的互動與(yu) 交流中,經筵講義(yi) 逐漸興(xing) 起與(yu) 發展,至南宋時蔚為(wei) 大觀,具有以義(yi) 理解經,啟沃君心,聯係時政,語含勸誡,語言通俗,經···
從(cong) 《壬午應詔封事》首次提出以《大學》為(wei) 帝王之學,到《癸末垂拱奏劄》《庚子應詔封事》《辛醜(chou) 延和奏劄》《戊申延和奏劄》《戊申封事》《乙酉擬上封事》,朱熹的帝學思想經曆了一個(ge) 逐漸形成、發展與(yu) 定型的過程,其貫穿始終的主題,就是通過講明《大學》之道以正君心立紀綱,規範帝王的德性修養(yang) 與(yu) 政治治理,從(cong) 而貫通學術與(yu) 政治,成就君···
二程和朱熹把道德學說建立在先驗的人性論基礎上,注重對理想境界的追求和道德境界的提升。王船山則認為(wei) ,人性並不是基於(yu) 某種絕對的本原而被內(nei) 在地規定的,其形成離不開人類共同體(ti) 的生活和社會(hui) 實踐,人性在本質上是“分殊”之性。船山對“分殊”之性的強調,與(yu) 明中葉以來由於(yu) 商業(ye) 經濟的發展而出現的個(ge) 體(ti) 性被日益重視起來的思潮不無關(guan) 係。
雖然劉宗周認為(wei) 兩(liang) 種提法大同而小異,但史孝複批評“意為(wei) 心之所存”的命題會(hui) 引發不必要的誤解。進而劉宗周提出“意為(wei) 心之本體(ti) ”“好善惡惡意之動”,史孝複指出由此而來的“存”之工夫無法踐行,功夫主要在心之發用時做。通過對辯論的考察亦可看出,雖然與(yu) 王陽明的提法有所不同,但劉宗周始終堅持與(yu) 王陽明思想的一致,努力融納史孝複的批評。在···
李退溪對王陽明的批判,是朝鮮陽明學史上的重要事件。從(cong) 心靈哲學看,王陽明與(yu) 李退溪的觀點分別代表了對行為(wei) 主義(yi) 的反對與(yu) 辯護。
數字卦研究的不足在於(yu) 它過分依賴經驗論證和過分強調其獨特性,以及對“數字卦”概念的定義(yi) 不夠清晰。易卦就其整體(ti) 來說不是一個(ge) 數字,“數字卦”其實等於(yu) “數字爻卦”或“數字爻畫卦”的概念。“數字卦”的命名缺乏曆史的正當性,在當代學術研究中引起了混亂(luan) 。
孟子與(yu) 荀子、心學與(yu) 理學的關(guan) 係,是儒學研究中首屈一指的大問題,被人譽為(wei) “千古不可合之同異”。
黃榦將《太極圖說》劃分為(wei) 陳述太極道體(ti) 邏輯展開的本體(ti) 論、具體(ti) 人物生成的宇宙生成論和人生修養(yang) 論三個(ge) 部分;從(cong) 厘清“極”字的本義(yi) 出發提出了一個(ge) 對“無極”與(yu) “太極”概念的理解思路;認為(wei) 太極有動靜,但太極不能自為(wei) 動靜;對朱熹將五行次序分為(wei) 生之序與(yu) 行之序的說法提出質疑,認為(wei) 五行次序隻有一個(ge) ,即水木火金土。這些理解既是對朱熹《太極···
要想解決(jue) 百年來《詩經》研究發生的問題和糾正出現的偏差,我們(men) 確需回到傳(chuan) 統文化經典文本本身,回歸我們(men) 自己的文化根脈和屬於(yu) 中華民族自己的文化語境,破除《詩經》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的唯一認定,從(cong) “文學與(yu) 倫(lun) 理之凝合”(錢穆)的角度,來把握《詩經》精神,以期中國《詩經》學獲得一個(ge) 否定之否定後的嶄新未來。
熊、賀二人麵對著波蕩的政局,以傳(chuan) 統語境中的異端人物王安石和張居正作為(wei) 取證,盡可能地調適著“學”與(yu) “主義(yi) ”、“改革”等實際政治需要的矛盾,嚐試在當權者麵前為(wei) 學術爭(zheng) 得位置。相較前賢,他們(men) 的努力有異有同,但都是不完全成功的。基於(yu) 以上的思想史觀察,本文在最後簡單討論了這種權衡於(yu) 學、政之間的論說在當代的表現與(yu) 處境。
近些年來,隨著對清代學術研究的展開,以為(wei) 清代“隻有學術,沒有思想”的論調已經逐漸被否定了。[1]而清代思想的一個(ge) 焦點問題,就是禮理之辨。但究竟該如何看待禮理之辨,卻還是一個(ge) 亟待研究的領域。筆者認為(wei) ,由黃薇香(式三)、黃元同(以周)及元同在南菁書(shu) 院的諸弟子構成的儆居學派的思想史意義(yi) ,就在於(yu) 他們(men) 把對這個(ge) 問題的討論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