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反對漢儒將“權”與(yu) “經”對立的觀點,認為(wei) 不能以“反經”定義(yi) “權”。同時,針對“反經合道為(wei) 權”的經權觀在道德實踐中可能導致權術、變詐的流弊,他提出行權應“不易於(yu) 正”的主張,明確反對“機權”行為(wei) 。船山將“經”“權”關(guan) 係理解為(wei) 一種體(ti) 用關(guan) 係,認為(wei) 二者是統一的。王船山的經權觀,在承認道德準則的普遍約束力的基礎上,對主體(ti) 在具體(ti) 情境中···
按照朱熹的理解,太極圖每相鄰的兩(liang) 層都有天地之心的作用,也就是說,太極圖其實也可以稱作天地之心圖;朱熹特別重視天地之心的主宰含義(yi) ,在其思想架構中,天地之心的理論功能是統合理氣,也就是說,與(yu) 工夫論層麵的心統性情相應,宇宙論層麵則是心統理氣。
陳立明確區分了“衰周之魯”與(yu) “《春秋》之魯”,認為(wei) 孔子作《春秋》,以《春秋》當新王,從(cong) 而托魯為(wei) 王者乃“《春秋》之魯”,而非“衰周之魯”。同時,陳立在為(wei) 何休《公羊解詁》作新疏時,不僅(jin) 全麵繼承了何休的“王魯”思想,並且順著何休、徐彥的思路,對《公羊》本文的“王魯”意蘊作了進一步的闡釋與(yu) 發揮,從(cong) 而使得何休的“王魯”思想被更為(wei) 徹底···
針對晚清民國時期傳(chuan) 統社會(hui) 結構的崩潰以及儒學遊魂化的問題,梁漱溟側(ce) 重以人與(yu) 人之間的情感關(guan) 聯來詮釋儒家的良知觀念、理性觀念,並強調理性製度化(組織化)之必要性,由此重塑新的禮樂(le) 秩序。其實質是以心學的致思進路回到倫(lun) 常生活的大本大源,重建儒家倫(lun) 理的公共性和凝聚力。
《明夷待訪錄》將宋學變革思維發揮得淋漓盡致,它的非曆史論理氣質使得治體(ti) 構想能夠截斷眾(zhong) 流,別開天地。這一別開天地,建立在抽掉現實立國傳(chuan) 統本末的基礎上,在轉向未來的時刻倚靠的是一個(ge) 虛無化的曆史世界和完美化的經學典範。
六經責我開生麵,七尺從(cong) 天起活埋”,“抱劉越石之孤忠而命無從(cong) 致,希張橫渠之正學而力不能企”,船山的夫子自況,其背後的辛酸,孤獨,玄遠,乃至偏激,恐非後人輕易能解,也未必合乎當世時宜。要還原船山思想原貌,談何容易,遑論“複活”。
一個(ge) 具有啟蒙作用的圓滿的哲學體(ti) 係必須“體(ti) 證的形上學”與(yu) “觀解的形上學”並建,但船山的生命形態之於(yu) “體(ti) 證的形上學”根本隔膜,故他隻建立了“觀解的形上學”體(ti) 係。這樣的哲學體(ti) 係必然導致對儒學宗教性的消解。
關(guan) 於(yu) 中國哲學研究之話語,其所涉及的有“古典話語”“現代話語”,此兩(liang) 者又分別涉及於(yu) “生活話語”“學術話語”,如此一來,就有“古典生活話語”“古典學術話語”“現代生活話語”“現代學術話語”四個(ge) 向度。
通過文獻梳理,仁宗禦撰有《洪範政鑒》,該書(shu) 承繼漢唐災異學說,沿襲曆代《五行誌》編撰體(ti) 例,並踐行於(yu) 現實政治。但因為(wei) 仁宗對待災異的“不誠”態度、流為(wei) 程序化的政治應災行為(wei) ,以及由此表現出的統禦之術與(yu) 用人之道,特別是慶曆新政時期以災異為(wei) 契機的政治博弈,致使北宋現存《洪範》論著無不表現出反思這一災異化的《洪範》學。而這正···
責己與(yu) 責人是儒家用以處理己他關(guan) 係或人我關(guan) 係的重要倫(lun) 理規範,也是儒家責任倫(lun) 理思想的有機構成,同時還是當代中國推動人履行社會(hui) 責任的不可多得的美德傳(chuan) 統資源。
自先秦以降,“身家國天下”乃是中國人理解世界和指導個(ge) 體(ti) 生命實踐與(yu) 社會(hui) 生活實踐的最基本意象之一。“身家國天下”意象是中國文化賴以生存的一個(ge) 隱喻性概念或概念性隱喻。本文進而探討“身家國天下”意象的內(nei) 在結構、利弊得失及現當代轉型,同時通過“身家國天下”意象體(ti) 察隱喻和意象思維的一般特點和中西之異。“
民國二十五年(即西元1936年),唐文治在無錫國專(zhuan) 為(wei) 學生講《孝經》,將此講義(yi) 編成《孝經救世編》,因為(wei) 自覺“惟因為(wei) 初學講解,隨講隨編,如朱子所謂急迫之意多,沉潛之味少”,遂將此編寄給隱居蘇州的遜清遺老、唐氏舊交曹元弼以求正,曹元弼的複信中,對此書(shu) 的評價(jia) 有雲(yun) :“凡立教,有為(wei) 萬(wan) 世者,有救一時者。君之書(shu) ,殆救一時者也。”
自西周時期以來,中國文化逐漸形成了以天地為(wei) 人與(yu) 萬(wan) 物的父母,以人為(wei) 萬(wan) 物之靈的思想。這一思想模式既是中國傳(chuan) 統哲學的自然觀,也是儒家學說的人性論、人生觀、社會(hui) 觀以及道德修養(yang) 工夫論等的基礎。因為(wei) 人稟受了“天地之中”或“五行之秀氣”,所以人為(wei) 萬(wan) 物之靈,人之“性善”的思想也濫觴於(yu) 其中。
漢代大儒董仲舒審時度勢,提出了“天人三策”理論,這種理論的背後,反映的是董仲舒所秉持的“天”“君”“儒”三角關(guan) 係哲學。
後儒對荀子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其“性惡論”。荀子論人性的結構,強調人的實存活動及其情欲要求必受製於(yu) 心知及其抉擇之支配,據“心之所可”以規定其實現的途徑與(yu) 行為(wei) 的原則,由之而獲得其正麵(善)或負麵(非善或惡)的道德價(jia) 值和意義(yi) ,而非直接現成地順自然而行。
本文以簡略的方式描述了儒學變遷的邏輯進程:孔子立足於(yu) “原事”“原情”“原人”引申出價(jia) 值理想;戰國時期,“原人”的蛻變而有形上學的建立;漢唐宇宙論把價(jia) 值追求往天地宇宙掛搭固使人有所歸依亦不免頗受支使;宋明本體(ti) 論賦予理以普遍絕對意義(yi) 使人價(jia) 值提升有所憑借更難免為(wei) 其異化;降及泰州學,通過消解形上形下的分立,祈求返回“原本”,得···
朝鮮祭祀與(yu) 講學並重的“正軌書(shu) 院”基本參照中國的書(shu) 院製度,南宋的朱熹與(yu) 白鹿洞書(shu) 院是其重點仿效的典範。朝鮮書(shu) 院在其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自身的特色,但放到東(dong) 亞(ya) 書(shu) 院這一曆史視域來看,這隻是一種地域性特色,並不意味著它可以區別於(yu) 東(dong) 亞(ya) 其他書(shu) 院而自成一係。
儒學發展到宋元時代以後,出現了民間化、大眾(zhong) 化的新趨向。儒家知識分子在學術義(yi) 理探研和個(ge) 體(ti) 工夫涵養(yang) 的興(xing) 趣之外,在重建社會(hui) 政治和禮法秩序的經世實踐中,突破“致君堯舜”的精英視界,主動尋求與(yu) 社會(hui) 中下層的互動及與(yu) 基層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聯結,通過在普通民眾(zhong) 中推廣儒家基本倫(lun) 常道德,實現教化民眾(zhong) 、端正世風、達致“善治”的社會(hui) 理想。
董仲舒首創了五行關(guan) 係論的多重模式,包含了“五行相勝”“五行相生”“五行相幹”“五行相助”“五行相和”等多種內(nei) 容。這種思想不斷被後世學者堅持、豐(feng) 富與(yu) 發展。但是,相生相克最終成為(wei) 占據主流的通俗模式。而相和相助雖然屈居次要位置,但更符合現代公民社會(hui) 的倫(lun) 理需求。
《春秋繁露》以“道必極於(yu) 其所至”的天人整體(ti) 觀為(wei) 形上基礎,根據“褒貶”“兩(liang) 言而管天下”建立核心價(jia) 值觀之“大義(yi) ”,借“長於(yu) 治人”的《春秋》架構起“為(wei) 政”之理,著眼於(yu) 正確處理人與(yu) 自然、人與(yu) 社會(hui) 、人與(yu) 自我關(guan) 係,並滲透到社會(hui) 生活的方方麵麵,從(cong) 而為(wei) 漢代亦為(wei) 其後的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奠定長治久安的意識形態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