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liang) 情若是長久時

——深切懷念楊景凡主任

作者：蔣慶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首發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四月十一日己亥

           耶穌2016年5月17日

楊景凡先生

接到俞榮根學長來函，謂今年是楊老百歲冥誕，希望我寫(xie) 一篇紀念文章，我豈有不允之理。回想起我自從(cong) 拜見楊老以來，一直稱楊老為(wei) 楊主任，因為(wei) 楊老曾任西南政法學院法製史教研室主任與(yu) 科研處主任。這一稱呼對我來說不僅(jin) 是昔日的習(xi) 慣，現在懷念楊老時亦倍感親(qin) 切，仿佛我又在楊老麵前再次稱呼楊主任。我想，終我一生，我都會(hui) 像往常一樣親(qin) 切地稱呼楊老為(wei) 楊主任。

我最早見到楊主任，是在上張警老師中國法製史課時，楊主任在課前對張警老師與(yu) 法製史教研室進行介紹，介紹的內(nei) 容現在已不複記憶，但當時有一個(ge) 很深的印象，就是法製史教研室是西政最有學問的教研室，法製史教研室的老師是西政最有學問的老師，但同時又非常納悶，法製史教研室的老師大多都是右派，或是有曆史問題與(yu) 政治問題者，這些有問題的人為(wei) 什麽(me) 都很有學問？他們(men) 為(wei) 什麽(me) 會(hui) 聚集在楊主任手下？為(wei) 什麽(me) 楊主任會(hui) 重用他們(men) ？這對當時作為(wei) 學生的我來說，是百思不得其解的。

我與(yu) 楊主任的真正深入接觸，是我成為(wei) “問題人物”以後的事，其中的因緣湊泊，須作一點簡單交代。七八、七九、八零屆的西政校友大多知道，我在七九年底寫(xie) 了一篇長文，名叫《回到馬克思》。該文起因於(yu) 文革剛結束，報刊披露了很多文革中不人道的現象，如張誌新因堅持自已的政治信念被割喉管遭淩辱等殘暴事件，這對我年輕的心靈刺激非常大。我當時正熱衷於(yu) 西方“青年馬克思”的異化理論與(yu) 人道思想，如饑似渴地閱讀馬克思《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認為(wei) 講異化重人道的馬克思主義(yi) 才是真正的馬克思義(yi) ，而講專(zhuan) 政重暴力的馬克思主義(yi) 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yi) ，文革中不人道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就在於(yu) 放棄了講異化重人道的馬克思主義(yi) ，錯誤地堅持了講專(zhuan) 政重暴力的馬克思主義(yi) ，而我認為(wei) 這一馬克思主義(yi) 不可能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yi) ，隻是被歪曲被篡改了的俄化斯大林主義(yi) 。所以，要避免文革中不人道事件的再發生，我當時堅信隻有在思想上回到真正的馬克思主義(yi) ，即回到人道的馬克思主義(yi) ，才是從(cong) 根本上解決(jue) 中國問題的不二法門。這就是我當時撰寫(xie) 《回到馬克思》一文的時代原因。

《回到馬克思》一文寫(xie) 好後，在同學們(men) 中傳(chuan) 看。當時正值思想解放運動，有些熱心的同學不知從(cong) 哪裏找來傳(chuan) 統的油印機，將文章刻寫(xie) 油印後四處散發，更有熱心的同學用毛筆將文章抄寫(xie) 成大字報，貼在食堂前的牆壁上供同學們(men) 觀覽。然而，由於(yu) 文革剛結束不久，對馬克思主義(yi) 的傳(chuan) 統解釋仍占上風，《回到馬克思》一文強調馬克思主義(yi) 是人道的馬克思主義(yi) 而非暴力的馬克思主義(yi) ，無疑觸動了當時“政治正確”的底線，引起了上方的高度重視，認為(wei) 我犯了“嚴(yan) 重思想錯誤”，必須接受正確思想的教育，改變錯誤的觀點，並且書(shu) 麵承認錯誤。於(yu) 是，四川省最高學術機構四川省社科院專(zhuan) 門組織專(zhuan) 家學者寫(xie) 文章批判我這個(ge) 大學二年級學生的錯誤思想，西政也組織哲學、經濟學、共運史等教研室的老師們(men) 對我進行正確思想的教育，時曆一年，每周一次，直到我們(men) 班全體(ti) 同學到成都實習(xi) 時，才不好留我一個(ge) 人在校繼續教育而作罷。（近日才從(cong) 俞榮根學長處得知，楊主任曾對俞榮根學長說，他對當時學校對我的思想教育很反感，曾當麵對西政書(shu) 記張文澄說：你們(men) 這是對青年學生探索真理精神的圍剿，應該停止這種“教育”。另從(cong) 楊主任女兒(er) 楊甸勻處得知，楊師母曾對她說，楊主任還在學校院務會(hui) 上拍了桌子，動了肝火，說他們(men) 這是在圍剿蔣慶。）由於(yu) 我被教育兩(liang) 年來一直沒有書(shu) 麵正式承認錯誤，給我帶來了一係列後果：學校不許我報考研究生，除非我寫(xie) 出正式的書(shu) 麵檢查。更為(wei) 嚴(yan) 重者，在即將畢業(ye) 分配時，同學們(men) 都在熱烈地商討如何填寫(xie) 好分配自願書(shu) ，都希望到一個(ge) 自己滿意的單位工作，畢竟我們(men) 這一屆畢業(ye) 生是文革中斷法學教育十年後首屆政法院校畢業(ye) 生，很多用人單位都非常奇缺。就在這時，有同學從(cong) 內(nei) 部得到消息，告知我已被內(nei) 定到貴州邊遠山區的一個(ge) 縣級法院工作。既然如此，填寫(xie) 分配自願書(shu) 對其他同學有效，對我則毫無意義(yi) ，於(yu) 是我拒絕填寫(xie) 分配自願書(shu) ，獨自一人冷坐在空蕩蕩的教室裏，繼續讀我心愛之書(shu) 。

然而，人的一生往往具有某種不可思議的偶然性，就在我安心讀書(shu) 準備發配到貴州某縣法院報到時，一日在東(dong) 山大樓教室過道上偶然碰到回西政辦事的王嘉恵院長，王院長是楊主任的老朋友，當時已由西政調任中南政法學院，主持中南政法學院的籌建工作。王院長一見我就問：願不願意到中南政法學院任教？我說當然願意，人家還不要我呢！我還以為(wei) 這隻是一般的寒暄，沒想到王院長竟然當真，在司法部要了教師指標，因為(wei) 中南政法學院尚在籌建中，我就作為(wei) 中南政法學院的教師先留在西南政法學院工作，等以後中南政法學院建好後再說。這樣，我的命運有了突然的轉變，也決(jue) 定了我與(yu) 楊主任的長期接觸。

既然我已留校任教，但去哪個(ge) 教研室呢？在當時我是一個(ge) “問題人物”，我當然首選去法製史教研室，因為(wei) 我知道法製史教研室是過去的“問題人物”最多的教研室，老“問題人物”與(yu) 新“問題人物”聚在一起就不會(hui) 有“問題”。並且我也深深地知道，在西政隻有楊主任敢要我，因為(wei) 我的“嚴(yan) 重思想問題”並未解決(jue) ，我仍處於(yu) “問題之身”，要我就意味著必須承擔巨大的政治風險與(yu) 現實壓力。當然，我也隻願意在楊主任手下工作，因為(wei) 我知道楊主任能理解我，我在楊主任手下工作能心情舒暢。留在法製史教研室後開什麽(me) 課呢？當時我正傾(qing) 心西方的政治哲學，我就說我開“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課，楊主任欣然同意，任由我便，給了我很大的思想自由與(yu) 講課空間。但是，正當我準備好講稿並且已安排好授課日期時，國內(nei) 發生了反對資產(chan) 階級自由化的“清除精神汙染運動”，因為(wei) 我仍是“問題之身”，學校說要先審查我的講稿，否則不讓我開課，而對其他青年教師的講稿則不審查，我覺得極不公平，於(yu) 是拒絕開課。自此以後，我對政治心灰意冷，以至厭惡，在重慶古舊書(shu) 店買(mai) 了許多佛教書(shu) 籍，卷縮在歌樂(le) 山下鐵路西的“歌樂(le) 山房”潛心研讀佛學，印證了歐陽竟無先生“人到傷(shang) 心才學佛”的箴言。這時我自號“歌山野人”，終日沉浸於(yu) 讀書(shu) 之中，教研室的周六例會(hui) 很少參加，非查閱資料則不去教研室，外麵火熱的考研、讀博、留學之事一概不問，一心隻求釋氏的“無上正等正覺”，曾誓言“不成正覺，不下歌樂(le) ”，並且因為(wei) “反精神汙染”之賜，得以數年不開課，擁有大把的自由時間，使我能夠完全按照自己的性之所近盡情閱讀。這一時期，我除讀佛書(shu) 外，也讀了大量儒書(shu) ，特別是從(cong) 重慶友人王康處讀了不少他舅舅唐君毅先生寄回國內(nei) 當時國人讀不到的港台新儒家書(shu) 籍，遂由此萌生了賡續聖學重振斯文之誌。這段時間我很自愜，認為(wei) 自己是全中國青年教師中最幸福的人，因為(wei) 我不上課，不開會(hui) ，不考博、不應酬，擁有大量的自由閱讀時間，能夠窮盡讀書(shu) 之樂(le) 。我當時曾自豪地對朋友說，我是“漫天讀書(shu) ，遍地結果”，並自嘲我是“死讀書(shu) ，讀死書(shu) ，讀書(shu) 死”。然而，對我這段時間的輕狂怪異行為(wei) ，作為(wei) 教研室領導的楊主任竟然全不在意，不加任何幹涉，而是對我放任自流，讓我自得其樂(le) 。今天回想起來，我這段自由閱讀的幸福時光，完全歸功於(yu) 楊主任對我的理解與(yu) 放任，如果當時換一位教研室領導，對我這一“問題人物”嚴(yan) 加管束，我可能就會(hui) 成為(wei) 當時全中國最痛苦的人。我知道，在楊主任心中，我不是一個(ge) “問題人物”，而我在楊主任麵前，也從(cong) 不把自己看作一個(ge) “問題人物”，因為(wei) 楊主任在年輕時也和我一樣，是一個(ge) 自認為(wei) 的真理追求者。正是在這一點上，我與(yu) 楊主任雖然屬於(yu) 不同時代的人，但我們(men) 的心則是相通的，進而是相知的。人類的曆史已經證明，追求真理的心永遠不會(hui) 產(chan) 生代際的隔閡，哪怕曆千萬(wan) 祀亦複如是，就像現在我們(men) 與(yu) 孔子相遇而然。

說到孔子，我的儒學研究也與(yu) 楊主任有關(guan) ，我的第一篇儒學論文，就是我的大學畢業(ye) 論文，是在楊主任的指導下完成的。在寫(xie) 畢業(ye) 論文時，我最初的選題並不是孔子，而是《斯大林主義(yi) 批判》，我仍然遵循《回到馬克思》的思路，希望用人道的馬克思主義(yi) 來批判異化的斯大林主義(yi) ，但是因為(wei) 這一選題又觸犯了當時的思想紅線，不獲學校通過，不得已，我隻好將選題改為(wei) 《孔子“仁學”初探》，由楊主任指導。在該論文中，我接受了楊主任對孔子思想的正麵評價(jia) ，論文獲得了楊主任的好評，並被學校評為(wei) 西政七八級優(you) 秀畢業(ye) 生論文。雖然楊主任在對待自己的學術成就上非常低調，從(cong) 不張揚，但我心裏明白，我今後的儒學之路，確實受到了楊主任潛移默化的不少影響。

留校任教以後，我與(yu) 楊主任的接觸多了起來，有一些涉及到日常生活的具體(ti) 事情，楊主任也非常關(guan) 心。比如，當時青年教師的分房事件，就是在楊主任的直接關(guan) 心與(yu) 督促下才得到解決(jue) 的。這一事件的起因，是因為(wei) 當時留校的一批青年教師，響應政府晚婚晚育的號召，又響應學校搞好教學科研的號召，決(jue) 定晚生小孩，一心撲在教學科研上。但是，學校當局在製定分房政策時，卻規定必須有小孩才能分房，這一政策無疑有利於(yu) 行政部門的青年職工，不利於(yu) 教學部門的青年教師，因為(wei) 行政部門的青年職工沒有教學科研上的壓力，因而大多已有小孩。楊主任知道此事後，認為(wei) 學校的這一分房政策對青年教師極不公平，於(yu) 是帶著院長與(yu) 有關(guan) 部門領導實地調查青年教師的住房情況，敦促學校立馬解決(jue) 。當時我們(men) 一家住在東(dong) 山八樓十平方的一間筒子樓內(nei) ，兩(liang) 人都是教師，都要備課，日常的生活、讀書(shu) 、工作、會(hui) 見學生都擠在這一狹小逼仄的空間內(nei) ，甚至吃飯時因為(wei) 沒有地方放碗筷，隻能將書(shu) 桌的抽屜拉出來放上一塊木板權當飯桌。楊主任了解了這一情況後，直接帶著學校領導到我們(men) 家來看，當著校領導的麵要求解決(jue) 青年教師的住房問題。由於(yu) 楊主任作為(wei) 學校老領導的直接幹預，學校當局終於(yu) 調整了分房政策，不再以有無小孩作為(wei) 分房條件，這就使留校的青年教師能夠公平地進入學校的分房程序，凡符合分房條件的青年教師都分到了新的住房，如我們(men) 一家、楊磊一家都分到了新的住房。現在回想起來，我在西政住進新房的五年的時間內(nei) 能安心讀書(shu) 思考，並能生養(yang) 小孩，完全虧(kui) 得在楊主任以及其他一些老師的力爭(zheng) 下為(wei) 我們(men) 爭(zheng) 取到了新的居住條件。從(cong) 這裏可以看出，楊主任對青年教師完全是發自內(nei) 心的無微不至的關(guan) 懷，現在大學裏的領導可能很難做到這一點了。

在西政任教的幾年時間內(nei) ，楊主任對我的學術發展也非常關(guan) 心。當時李光燦先生正在整理沈家本的學術資料，並組織撰寫(xie) 研究沈家本法律思想的係列學術專(zhuan) 著，楊主任遂推薦我加入了沈家本學術研究的課題組，並希望我能擔任李光燦先生的學術助手，從(cong) 中得到係統的學術訓練。當時李光燦先生正在幫助南開大學籌建法學研究所，楊主任又推薦我參與(yu) 南開大學法學研究所的籌建工作，我因此前往南開大學住了半年時間。法學研究所初具規模後，南開大學希望正式調我到法學研究所工作，並派專(zhuan) 人到西政商議調動事宜，楊主任也認為(wei) 去南開大學對我的學術發展有利，因而希望我能同意去南開大學工作。但是，由於(yu) 我不適應北方的幹燥氣候，更因為(wei) 這時我的學術興(xing) 趣已經遊離出了法學領域，集中在儒學、哲學與(yu) 宗教領域，還因為(wei) 我無限懷念在楊主任庇護下歌樂(le) 山畔無憂無慮的自由閱讀生活，所以決(jue) 定仍然留在西政，不去南開。也就是在這一時間，中南政法學院已籌建完畢，校方為(wei) 履行以前的約定，希望我能去中南政法學院工作，但也是基於(yu) 上述理由，我也決(jue) 定留在西政，不去中南。好在王嘉惠院長寬宏大量，不以為(wei) 意，去留全由我自己決(jue) 定。於(yu) 是，我選擇留在了西政。現在回想起來，我既未去南開法研所，又未做李光燦的學術助手，並且學術研究還離開了法學領域，實在辜負了楊主任對我的殷切期望，也有愧於(yu) 楊主任對我的推薦與(yu) 提攜。

楊主任為(wei) 人十分嚴(yan) 曆，批評起人來完全不留情麵。有一次我在東(dong) 山大樓過道上看見楊主任批評教研室的一位老師，嚴(yan) 厲得讓站在一旁的我都感到害怕。但是，楊主任對我卻完全判若兩(liang) 人，待我非常親(qin) 切，所謂“即之也溫”，有時還不乏幽默與(yu) 詼諧，常常表現出一顆童心，笑起來就像一個(ge) 小孩。在西政與(yu) 楊主任相處的六年時間中，楊主任從(cong) 來沒有批評過我。予何人？何幸之有？竟能得到楊主任如此的偏愛，也許正是因為(wei) 楊主任在我的身上看到了他年輕時候的影子吧。

與(yu) 楊主任相處久後，我發現楊主任的內(nei) 心深處其實非常孤苦悲涼，並非如外麵所看到的那樣剛強。楊主任對現實常常表現出諸多不滿，經常進行激烈批評，又往往因為(wei) 無奈而哀歎，心靈得不到慰藉與(yu) 撫平。我知道楊主任的孤苦悲涼並非來自個(ge) 人際遇，而是來自楊主任年輕時代心憂家國天下的稟性。然而，揚主任年輕時代追求的社會(hui) 理想並沒有在今天得到完全的實現，甚至在很多方麵現實的存在與(yu) 楊主任平生所持守的信念每每發生衝(chong) 突。一個(ge) 人平生追求的理想與(yu) 信念在晚年時日見落空，其內(nei) 心深處的孤苦悲涼可想而知！我作為(wei) 晚輩曾想安慰楊主任的晚年心境，借了一套我珍藏的線裝版《杜詩鏡詮》給楊主任看，因為(wei) 杜甫將家國天下之憂寄托於(yu) 性情境物之詠，或可通過讀杜詩給楊主任帶來一點心靈上的慰藉。但我也知道，不會(hui) 有用，因為(wei) 我不能改變我們(men) 的現實存在，而楊主任孤苦悲涼的晚年心境正是產(chan) 生於(yu) 我們(men) 不理想的現實存在。楊主任因為(wei) 行政級別可以購買(mai) 到當時群眾(zhong) 出版社出版的內(nei) 部讀物，有一次楊主任慎重地將其購買(mai) 的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中譯本給我看，我即知道楊主任在反思現代中國的命運，然其反思的結果又如何呢？除了帶來楊主任晚年心境的孤苦悲涼外，隻能是獨立蒼茫中的無助與(yu) 無奈！孔子晚年哀歎道不行而天下莫能宗予，隻有上天才能知道孔子晚年內(nei) 心深處的痛苦。我想，對楊主任也是這樣，隻有上天才能知道楊主任晚年內(nei) 心深處的痛苦——這種痛苦是理想與(yu) 現實巨大差距帶來的痛苦，是青年楊主任約翰·克裏斯托夫式的痛苦與(yu) 晚年楊主任孔子式的痛苦，無怪乎楊主任年輕時推崇約翰·克裏斯托夫，而晚年時推崇孔子。然而，有這種痛苦的人是幸福的，因為(wei) 這種痛苦超越了人的生物性存在，是憂國憂民憂天下的痛苦，是一般人所經曆不到的先知先覺的痛苦！

我認為(wei) ，楊主任屬於(yu) 老一輩革命者群體(ti) 中的清流，是顧準式的人物，他們(men) 參加革命的動機不是追求一已的榮華富貴，而是為(wei) 了實現自己年輕時的社會(hui) 理想與(yu) 價(jia) 值追求。當他們(men) 為(wei) 之奮鬥的目標在其晚年不能實現時，其孤苦悲涼的心境是不難理解的。然而，追求理想的清流在現實的邏輯麵前往往不會(hui) 得誌，也很難被世人理解，他們(men) 的命運若不是為(wei) 堅持真理而身陷囹圉，就是陷入貝多芬式的永遠的孤獨、孤獨、孤獨！

我上世紀八八年移居深圳後，與(yu) 楊主任的接觸漸少，但從(cong) 師友們(men) 傳(chuan) 來的信息中，得知楊主任仍然陷入深深的孤獨中，常常枯坐書(shu) 齋，終日不言，晚境日益悲涼。作為(wei) 老一輩的理想主義(yi) 者，楊主任心靈的痛苦也許隻有上天能夠知曉，正如孔子晚年無人理解時長歎一樣：“知我者，其天乎！”因我遠處南海一隅，不能對楊主任晚年心境有絲(si) 毫慰藉。突然有一天，俞榮根學長來電話，說楊主任住院病危，我立即飛抵重慶，直奔醫院，此時楊主任已處於(yu) 彌留之際，守護在旁的師友們(men) 不斷大聲呼喊：“楊主任，您不要走。蔣慶來看您了！蔣慶來看您了！” 楊主任果然等著我，沒有走，我緊緊握住楊主任的手，大聲說：“楊主任，我是蔣慶，我是蔣慶，我來看您了！我來看您了！”頓時，楊主任的抽搐之聲逐漸放平緩，雖然此時楊主任已經不能再睜眼說話，但我仿佛聽見楊主任的心靈在說：“我知道你是蔣慶，我知道你來了，你來了就好。”慢慢地，我握著楊主任的手，楊主任安詳地落了最後一口氣。

楊主任走了，帶著人間所有的煩惱與(yu) 憂愁走了。也許，正如童話故事所說，天上沒有孤獨與(yu) 痛苦，特別是沒有理想主義(yi) 者的孤獨與(yu) 痛苦。是的，人世間天地不仁，但上天卻最終給了人類的理想主義(yi) 者們(men) 永遠的回報與(yu) 公平——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君子息焉……

丙申孟夏後學蔣慶拜撰於(yu) 龍場陽明精舍俟聖園之立命居

附：楊景凡先生簡介

楊景凡，男，西曆1916年出生，四川渠縣人，西南政法大學法律史學科創始人，複辦後首任教研室主任，時任校科研處（加掛研究生處牌子）處長、校學術委員會(hui) 秘書(shu) 長，兼中國法律史學會(hui) 副會(hui) 長、四川省法學學科高級職稱評審專(zhuan) 家組成員等。有合著《論孔子》（內(nei) 部印行）、《孔子的法律思想》傳(chuan) 世。先生鶴駕周年時，學生和家人將其部分論文、讀書(shu) 筆記、日記等收錄於(yu) 《景凡文存》。西曆2001年逝世，享年83歲。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