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的興(xing) 廢與(yu) 大陸新儒學的目標

作者：曾亦（同濟大學哲學係教授）

來源：《天府新論》2016年第1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臘月二十日庚戌

           耶穌2016年1月29日

《天府新論》編者按：

百餘(yu) 年前，清政府實行學製改革，從(cong) 此拉開了對西學亦步亦趨的大幕。置身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國傳(chuan) 統學術遭受比佛教輸入更為(wei) 激烈的西學衝(chong) 擊。道術為(wei) 天下裂，傳(chuan) 統的人文教化之學分化為(wei) 現代諸人文、社會(hui) 學科，儒家學統隨之崩解。學統是道統的肉身，道非學不明，學統不立，道統焉傳(chuan) ？反省以現代西方學科範式來改造中國傳(chuan) 統學術的削足適履，構建中國學術的自主性以重建學統、賡續道統，毋寧說是現代新儒家乃至每一位現代中國學人的天命所在。

基於(yu) 此，《天府新論》編輯部聯合弘道書(shu) 院，於(yu) 2015年12月5日在都江堰文廟共同主辦了“範式轉移與(yu) 學統重建——現代學科分化背景下的儒家天命”研討會(hui) ，這是繼去年我刊主辦“儒家思想與(yu) 中國改革”研討會(hui) 後的第二屆“天府新儒學論壇”。此次會(hui) 議邀集了法學、政治學、外交學、心理學、曆史學、哲學等學科代表，圍繞學科分化、範式轉移、理論創新、經學複興(xing) 和學統重建等議題作了比較深入的探討，在此輯錄會(hui) 議精彩發言以饗讀者。以下內(nei) 容已經發言者審訂，本刊略有刪節。

好像這裏就我與(yu) 黃開國教授的學科方向最為(wei) 接近，都是研究《春秋公羊傳(chuan) 》的。剛才黃老師的發言主要討論了康有為(wei) 的經學思想，那我也打算從(cong) 康有為(wei) 開始談起，不過是從(cong) 另一個(ge) 方向談，即從(cong) 康有為(wei) 的戊戌變法引發的晚清新政著手，尤其是西方新式教育對當時中國學製改革的影響，而這種影響最主要的表現就是經學科的設立和廢止。

記得我原來念中國哲學研究生時，那還是在上世紀90年代，當時就覺得讀中國哲學似乎比讀西方哲學矮了一頭，所以，我和同學都會(hui) 去選修一些西方哲學的課程，但西方哲學方向的同學一般不會(hui) 來選修中國哲學。當然，他們(men) 這個(ge) 態度是有充分理由的，因為(wei) 當時的中國哲學研究，根本上來說，不過是用西學的那套概念、範式來處理中國古代的思想材料而已，從(cong) 這個(ge) 角度來看，中國哲學還是西方哲學的附庸。當時已經有些西方哲學出身的學者轉過來兼治中國哲學，卻因此還有某種優(you) 越感，這大概由於(yu) 他們(men) 對西方哲學的掌握，使他們(men) 可以高屋建瓴地研究中國哲學。雖然他們(men) 對於(yu) 死守西學的研究者來說，算是先知先覺者，但從(cong) 現在來看，畢竟還是落伍了。畢業(ye) 以後，我開始研究經學，但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那些做中國哲學的同行大概是受了西學方法論的毒害，卻瞧不起做經學的。為(wei) 什麽(me) 呢？他們(men) 認為(wei) 經學不夠哲學，缺乏思想。毫無疑問，這些人由於(yu) 抱殘守缺，坐井觀天，終於(yu) 還是被時代拋棄了。

最近這幾年來，似乎風向變了，因為(wei) 大家都開始講經學了。不僅(jin) 學院裏，甚至民間國學愛好者，都聲稱自己搞經學。一時間，經學成了最時髦的學問。這從(cong) 民國初年經學科的廢止到現在的經學熱，乃至進入中、小學課堂，剛好是一百年時間，可以算是徹底完成了一個(ge) 大逆轉。但是，經學到底是什麽(me) 呢？不僅(jin) 民間學者，而且包括學院學者，多半是糊塗的。對於(yu) 民間學者來說，他們(men) 自以為(wei) 隻要是讀讀經典，就算是經學了；而對於(yu) 學院學者來說，在這方麵的見識也未必高明到哪裏去，尤其在很多治中學的學者那裏，依然不過是用西學那套範式來處理更多、更新的材料而已。

然而，不論我們(men) 追溯到漢武帝時“五經博士”的建立，還是清末經學一科的設立，經學僅(jin) 限於(yu) 對《詩》、《書(shu) 》、《禮》、《易》、《春秋》這“五經”的研究，後來擴大到把“四書(shu) ”和小學類也納入經學研究的範圍。到了民國初年，在蔡元培、範源濂等人主導的學製改革中，正是按照西學的分科，將經學原來包括的內(nei) 容分散到哲學、文學和史學這三種西式學科之中，這意味著以一種不同於(yu) 傳(chuan) 統經學的範式來從(cong) 事對古代思想材料的研究。因此，今日經學的複興(xing) 尚另有一層意義(yi) ，即對西方學科範式的超越。如果落實到哲學學科，則必須首先摒除以哲學尤其是西方哲學的範式來從(cong) 事經學研究，當然，對於(yu) 出身文學或史學的學者來說，同樣也應該有這種破除西方學科範式的自覺。總言之，目前經學要真正得到複興(xing) ，不僅(jin) 是在研究對象上，而且還在研究方法上，都必須超越過去哲學、文學和哲學的學科局限。從(cong) 這個(ge) 角度上講，我主張“回到康有為(wei) ”，其中尚有一層意義(yi) ，就因為(wei) 康有為(wei) 是晚清今文經學的殿軍(jun) ，因此，通過回到康有為(wei) ，其實就開辟了一條通往傳(chuan) 統經學的康莊道路。可以說，目前講經學，首要在於(yu) 提倡一種研究經典的新方法、新範式，這種方法或範式首先體(ti) 現在漢人講的“家法”。直到清中期公羊學複興(xing) ，如劉逢祿等人，還聲稱要回到西漢今文學者治經的“家法”。當然，很多“家法”到後來已經失傳(chuan) ，但有些還是保留下來了，如《公羊》、《穀梁》、《毛詩》、《喪(sang) 服》，還是可以讓後人去推求的。

康有為(wei) 基於(yu) 他對《公羊》“三世說”的闡釋，主張中國改革必須要向西方先進文明學習(xi) ，這種主張體(ti) 現在教育上，就是引進西式教育和廢除科舉(ju) 。由於(yu) 戊戌變法的迅速失敗，康有為(wei) 的許多主張都沒來得及施行，直到庚子之亂(luan) ，朝廷實行新政，重新開啟了戊戌間被中斷的變法。其中有一個(ge) 非常重要的舉(ju) 措，就是1902年以後實行的學製改革。這個(ge) 學製改革體(ti) 現了張之洞“中體(ti) 西用”的精神，即不僅(jin) 引進西學教育，又保留傳(chuan) 統教育於(yu) 經學一科，共同融入晚清的學堂教育之中。但是，這種改革表麵上創立了中國曆史上從(cong) 來沒有的經學科，實質上卻是將經學“子學化”了。因為(wei) 從(cong) 西漢以後的傳(chuan) 統教育中，學校隻以經學教授天下學子，可以說，儒學在思想上的尊崇，其實是由學校教育中經學的獨占地位所決(jue) 定的。上午好像有好幾位老師都提到古代圖書(shu) 的四部分類問題，其實，圖書(shu) 分類跟學校教育是兩(liang) 碼事，不論漢代的七略，還是後來的四部，“經”隻是其中一類，似乎並沒有太多獨尊的地位。但若就學校教育而言，從(cong) 漢武帝建立“五經博士”開始，一直到最後科舉(ju) 考試的廢除，學校教育的內(nei) 容都不過是經學，至於(yu) 其他子部、史部類圖書(shu) ，從(cong) 來就沒有作為(wei) 學校教育、學習(xi) 的內(nei) 容。因此，從(cong) 教育和人才選拔的角度來看，經學是具有獨尊地位的。現在有些學者老說儒學不過是中國文化和思想的一部分，這種說法是不對的，因為(wei) 這種說法既不理解什麽(me) 是經學，也沒有把圖書(shu) 分類與(yu) 學校教育區分開來。

所以，古人講的官學就是經學，但是，當清人最初把兩(liang) 千多年的經學教育簡化為(wei) 經學一科，這實際上就留下了後來攻擊經學的口實。這對於(yu) 經學在古代的獨尊地位來說，經學一科的設立，不是太保守，而是太激進了。然而，對於(yu) 傳(chuan) 統教育的批評者來說，卻意猶未盡。因此，不久就有主張廢止經學科的議論出現了。當時學部主持下的中央教育會(hui) 甚至通過了廢除小學堂讀經的議案。唐文治曾經說道，“辛亥之夏，學部廣征名流開教育會(hui) ，綜核同異，維時廢經之說已盛行”。此外，羅振玉反對廢除讀經，而於(yu) 式枚卻提醒其“暫避鋒芒”，可見，當時廢經的輿論已頗盛行，實不待於(yu) 民初蔡元培的廢經舉(ju) 措也。

從(cong) 晚清到民國初期，最初對於(yu) 經學的批評還隻是針對兒(er) 童讀經的批評。正如今日國學複興(xing) ，兒(er) 童讀經似乎比高校中的經學教育要更早一些。記得在十多年前，我曾在曲阜參加過一個(ge) 全球兒(er) 童讀經的比賽，規模很大，兒(er) 童的國學素養(yang) 也很高，可見，兒(er) 童讀經實為(wei) 經學複興(xing) 的先導。當我們(men) 回到晚清時，那時批評兒(er) 童讀經大致有這樣幾個(ge) 方麵：其一，認為(wei) 經典太難，小孩讀不懂，不利於(yu) 兒(er) 童的正常成長。不難看到，這種觀點到現在還是很普遍，譬如，認為(wei) 兒(er) 童應該快樂(le) 成長，要減輕功課的負擔，這正是清末民初人士的觀點。其二，傳(chuan) 統教育中的某些內(nei) 容，譬如《詩經》中有不少關(guan) 於(yu) 男歡女愛的描寫(xie) ，清末民初人士則認為(wei) 有誨淫之嫌，不利於(yu) 兒(er) 童的成長。這種觀點卻恰與(yu) 現代人的看法相反，因為(wei) 我們(men) 現在主流的媒體(ti) 和教育界人士，都覺得應該盡早對兒(er) 童進行性教育，這種觀念背後的邏輯就是覺得現在兒(er) 童多半早熟。總之，我們(men) 現在的輿論界和教育界，有很多混亂(luan) 而矛盾的觀念，時而認為(wei) 兒(er) 童不夠成熟，處處想著要保護兒(er) 童，甚至搞什麽(me) 《反家暴法》；時而又覺得兒(er) 童很成熟了，故希望他們(men) 盡早進入成人的世界。

當然，此類觀點在晚清時還隻是一種在野的言論，但隨著民國的建立，這些在野之論隨著蔡元培執掌教育部，就很快成了在朝的法令。此時的朝廷不僅(jin) 重複了晚清批評兒(er) 童讀經的論調，而且上綱上線，試圖在大學裏也廢除經學教育。譬如，當時有這樣一種論調，即將經學與(yu) 君主政治聯係起來。因此，民初學製改革背後其實有一個(ge) 意識形態的考慮，即建立一種符合共和政體(ti) 的教育，以“迎合共和”為(wei) 新教育的基本方向。後來國民黨(dang) 北伐成功，積極推行黨(dang) 化教育，其實正是民初激進舉(ju) 措的翻版而已。

民國初年，蔡元培主導的教育部首先廢止兒(er) 童讀經，進而又反對經學作為(wei) 一門獨立學科門類的存在，他提出，“舊學自應保全，惟經學不另立為(wei) 一科。如《詩經》應歸入文科，《尚書(shu) 》、《左傳(chuan) 》應歸入史科也”。可見，蔡氏的辦法就是在大學教育中采取徹底的西式學科分類原則，從(cong) 而“肢解”經學，將相關(guan) 內(nei) 容並入文科之哲學、史學、文學三門。顯然，按照這種新學製，舊學不僅(jin) 是被“肢解”，而且，不少經典內(nei) 容完全被變相棄置了。譬如，《詩經》被歸入文學科後，現代《詩經》研究就脫離了漢人的經解，變成了文學青年的想象和臆解；至於(yu) 《春秋》被歸入史學科後，則現代學者隻重視《左傳(chuan) 》，而少有措意《公羊傳(chuan) 》和《穀梁傳(chuan) 》；而歸入史學、民俗學的《三禮》，以及視為(wei) 哲學的《周易》，現代學者的研究基本上脫離了中學兩(liang) 千年來的學術傳(chuan) 統，將注疏束諸高閣，唯對經文“向壁虛造”而已。可見，蔡元培的改革事實上隔斷了舊學的延續，不過是變相廢除傳(chuan) 統學術而已。

此外，當時還有一種觀點，即批評經學宣揚中國悠久的曆史文明，從(cong) 而助長了國人那種自大保守的心態，不利於(yu) 向西方學習(xi) 。諸如此類的批評，如果放在今天，大部分都顯得幼稚可笑，甚至是有害的，至少也是不符合當前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現實需要。正因為(wei) 如此，基於(yu) 相反的理由，現在確實到了經學複興(xing) 的時候了。

五四以來，一方麵是經學在民國教育體(ti) 係中的廢除，另一方麵則是在新學製下孕育出新的傳(chuan) 統學術成果，這就是梁漱溟、熊十力為(wei) 代表的現代新儒學。但是，新儒學有著先天的缺陷，這包括兩(liang) 個(ge) 方麵：其一，新儒家接受了經學科廢止的體(ti) 製現實，轉而站在西式學科的角度去研究儒家思想，這主要是從(cong) 哲學的角度去建構現代新儒學。進而新儒家把自己的研究對象限製在“四書(shu) ”範圍，因為(wei) “四書(shu) ”比較適合用西學範式進行研究，而將“五經”棄置一旁。其二，新儒家接受了民國以來把經學與(yu) 君主政治聯係起來的汙名化處理，故把新儒學的價(jia) 值取向定位為(wei) 西方舶來的自由、民主、人權、平等這些所謂的“普世價(jia) 值”。我覺得，這兩(liang) 點能充分概括這近百年新儒學發展的基本脈絡。

因此，未來大陸儒學的發展必然要根本否定現代新儒學這兩(liang) 個(ge) 基本前提，不僅(jin) 一方麵將儒學的研究對象由“四書(shu) ”拓展到“五經”，且通過“回到康有為(wei) ”，進而回到清代被中斷的學術傳(chuan) 統，即用傳(chuan) 統經學的方法去研究經學；另一方麵，則否定民國以來對傳(chuan) 統政治的汙名化處理，即正視中國兩(liang) 千多年的政治傳(chuan) 統和政治資源。我認為(wei) ，大陸儒學應該在這方麵發揮積極的作用，即主動吸取傳(chuan) 統政治的優(you) 秀資源，而為(wei) 當前中國道路的開展提出建構性的探索。

此外，就目前的中國哲學研究來看，經過這三十多年的發展，許多領域都研究遍了，我看現在大學裏麵研究生做的論文題目，隻好越做越小，越做越偏。因此，從(cong) 學術發展的需要來看，必須要拓寬研究領域，即深入到“五經”範圍。但是，“五經”中大量問題和材料又不是西學範式能夠處理的，因此，這要求我們(men) 必須突破目前的學術範式，充分借鑒清人甚至漢人治經的方法。我們(men) 如果讀了“五經”，就不難有這樣的體(ti) 會(hui) ，即“五經”中涉及的問題和材料，其廣度和深度都遠非“四書(shu) ”能夠比擬，當然也遠遠超出現代新儒學的能力，這需要我們(men) 運用新的方法和學科範式。

可見，我們(men) 現在講經學複興(xing) ，至少具有這樣幾個(ge) 方麵的意義(yi) ：其一，學術研究領域的拓寬和學術範式的轉變。其二，接續中國數千年的文明傳(chuan) 統。因為(wei) “五經”不僅(jin) 是儒家的典籍，同時也是中華文明的源頭，我們(men) 對經學的研究，不過是通過對文明源頭的重新闡釋，而為(wei) 我們(men) 當下的民族複興(xing) 注入來自源頭的活水。其三，反思西方文明的缺陷和弊端，提出一種不同於(yu) 西方文明的另一條道路，或者說，將向人類展示另一條道路是可能的。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