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憶唐宋？

作者：盛 洪

來源：《讀書(shu) 》2015年第9期，刊載時有刪節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七月廿七日戊子

           耶穌2015年9月9日

今天大凡一個(ge) 中國人，尤其是漢族人，多少會(hui) 背幾首唐詩宋詞，這往往是他或她在孩童時期在父母或老師的督促下背會(hui) 的。而對其它時代的詩詞文學作品，如《詩經》，《楚辭》，《漢賦》，《元曲》和明清小說等，卻鮮有這樣的背誦。我們(men) 很少想過，為(wei) 什麽(me) 是這樣？這也許是因為(wei) 詩詞合轍押韻，朗朗上口，很容易引起孩子的興(xing) 趣和朗讀的願望。那又為(wei) 什麽(me) 是唐詩宋詞呢？因為(wei) 它們(men) 譴詞優(you) 美，造句雅致，意境幽遠，神情豪放。進一步的問題是，為(wei) 什麽(me) 是這兩(liang) 個(ge) 時期？唐宋時期有什麽(me) 特殊的地方使得使其詩詞別具風韻呢？

首先能想到的，是詩人、詞人的不同。不過當我們(men) 說這兩(liang) 個(ge) 詞的時候，要小心別產(chan) 生誤解。因為(wei) 在當今，詩人似乎是一種專(zhuan) 業(ye) ，他以作詩為(wei) 主，也多少以詩謀生。而在唐宋時期，沒有專(zhuan) 業(ye) 的詩人，一個(ge) 人作詩作詞，隻是感情的舒發；即使詩詞被傳(chuan) 唱，也不收版稅。吟詩作賦隻是文人士大夫的一種生命表達。若說他們(men) 有什麽(me) 職業(ye) 或專(zhuan) 業(ye) ，那就是作一個(ge) “士”或“君子”。所謂“士”，按今天的說法就是文化精英；在傳(chuan) 統中國的社會(hui) 結構中發揮著關(guan) 鍵性作用。孔子說，“士誌於(yu) 道”，就是說，士的使命就是探究、施行和維護天道。所謂“天道”，就是自然萬(wan) 物與(yu) 人間社會(hui) 的基本規則。

天道太高，理性有限的凡人怎能得知？一是借助“民意”，即所謂“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一是靠士來探究，即所謂“仰觀天則，俯察人事”。而這樣做的，不僅(jin) 是一個(ge) 士，而是許多個(ge) 士；不僅(jin) 是一代人，而是世世代代。於(yu) 是形成了文化傳(chuan) 統。在世界的其它地方有猶太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蘭(lan) 教，在中國有儒家。人間社會(hui) 的治理，表麵上看，有世俗政權。在人類曆史的絕大多數時間裏，它們(men) 的創立隻是因為(wei) 掌握了暴力優(you) 勢，奪得統治權也多是滿足“坐天下”的私念。而政府的正路應是提供公共物品，遵行天道。這時士的作用就體(ti) 現出來了，他們(men) 進入政府，提出建議，糾正錯誤，目的就是將這個(ge) 追求私利的政治集團引導到遵從(cong) 天道的軌道上來。

然而世俗政權與(yu) 士之間的合作並不確定。有時合作得很好；有時不能很好合作；有時根本不能合作。極而言之，政府“有道”的簡單標誌就是能夠與(yu) 士合作，合作的形式就是製度化地引進士，並保證他們(men) 發揮作用，反過來也就能夠保證政府的“有道”；政府“無道”的簡單標誌就是不願或不能與(yu) 士合作，因而因缺乏士的匡正而“無道”。對於(yu) 士來說，一般就有兩(liang) 種對策，即孔子所說“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意思是說，如果政府願意聽取批評和建議，士就參政幫助他們(men) ；如果不願意，士就退出。

提到“隱”，就會(hui) 想到陶淵明，他是“無道則隱”的經典。他曾五次出仕，不隻是為(wei) 了糊口謀生，還因心有不甘，不願輕易斷定天下無道。當他最後一次失望時，就義(yi) 無反顧回到田園，縱然窮困，也不再“見”。何以見得他此時已斷定“天下無道”？他在其“感士不遇賦”中感歎屈原，賈誼，董仲舒，李廣，張釋之等之不遇，也就是在反過來譴責當權之無道；而最終是用來比喻當世的政治黑暗。魏晉篡權而又被篡，靠的是暴力和陰謀。怎會(hui) 再相信天道，怎能聽得進道德勸誡？而一旦選擇歸隱，陶淵明就真正隱到底了；達到了“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俯仰觀宇宙，不樂(le) 複何如”的境界。

不過，孔子雖說“無道則隱”，但對他自己卻說“天下有道，丘不與(yu) 易也！”是說他寧願顛沛流離到列國辛苦遊說，也不願生活在有道的安寧世界中。孟子也說過，“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這說明儒家聖賢說“隱”隻是針對一般情況，他們(men) 對自己都有更高的要求，即以自己的辛勞與(yu) 生命，知其不可為(wei) 而為(wei) 之，拯救天下於(yu) 無道。所謂“以身殉道”，可以是像屈原那樣投汨羅江，也可以像比幹那樣直諫而死，還可以是荊軻刺秦王。實際上，在儒家的政治圖景中，可以幫助的政權是有道的，無道的政權則已經失去了政治合法性，已沒有資格再作“君”了。既不是“君”，就可以通過革命推翻。所以孟子說，“隻聞誅一獨夫紂，未聞弑君也。”

雖然儒家認為(wei) 革命是糾正偏離天道的最後手段，但也強調不應輕易發動。孔子批評《武》樂(le) “未盡善”；王陽明也曾說過，“文王在時，天下三分已有其二；若到武王伐商之時，文王若在，或者不致興(xing) 兵，必然這一分亦來歸了。”革命畢竟要流血，代價(jia) 太大。曆史地看，通過革命革除暴政的情形還屬少數，其作用隻是警示，不可能作為(wei) 經常性的手段糾正世俗政權的錯誤。可以想見，士進入政府，通過進諫匡正政治缺失，則是保證世俗政權不太遠離天道的主要形式。

不過由於(yu) 有了革命，改朝換代就是糾正偏離天道錯誤的長期性製度安排。尤其是目睹前一朝代如何崩潰的新朝政治領導人，會(hui) 深刻反思，總結經驗，以避免重蹈覆轍。他們(men) 更擔心後代子孫不知“無道而失天命”的道理。周公曾說，“我擔心子孫後代，不能敬天理民，繼承先王光榮傳(chuan) 統，不知得天命之不易，也不能參透天道，從(cong) 而失去政治合法性。”唐太宗也曾說過，“朕年十八，猶在民間，百姓艱難，無不諳練。及居帝位，每商量處置，或時有乖疏，得人諫諍，方始覺悟。若無忠諫者為(wei) 說，何由行得好事？況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難，都不聞見乎！”正是有這種政權變換的前例和欲保天命的長遠視野，使得新政權的創立者同時就是一個(ge) 製度創立者。在這一製度中，核心內(nei) 容是糾正政治領導人偏離天道的錯誤；最重要的形式就是諫議監察製度。

有文字記載的諫議製度創始於(yu) 周，經漢代形成製度框架，到唐宋則發展成熟。如上文所述，這不僅(jin) 歸功於(yu) 曆史傳(chuan) 統，也要歸功於(yu) 朝代創始人。唐太宗深知，“主若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敗，豈可得乎？”有唐一代，未有一個(ge) 台諫官員因言被誅（胡寶華，《唐代監察製度研究》，商務印書(shu) 館，2005，第217頁）。宋太祖則直接將“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shu) 言事人”的“秘密誓約”刻在石碑上，並警告子孫不得違背，否則必有天罰。這就是對士的參政和諫議製度的憲法式的保證。有了這樣一個(ge) 基本原則，才能創造一個(ge) “有道則見”的環境，諫議製度才能發展成熟，也才能不是一個(ge) 擺設，而發揮真正的功效；當然這一製度的創立者及其子孫後代也因此受益。

實現諫議功效的最重要的規則，就是保證士大夫和台諫官員有最充分的發言權利。錢穆說，諫官就是監察皇帝的（《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三聯書(shu) 店，2012，第82頁）。如果皇帝有錯不提出批評，那就是屍位素餐，應該辭職。對於(yu) 宰相及百官，那更可以“風聞言事”，即可以對消息來源保密，或有失實也不受責罰。如果皇帝都可以批評，還有什麽(me) 話不能說？如果嚴(yan) 肅的政治批評受到鼓勵，作為(wei) 文化副產(chan) 品的詩詞又會(hui) 有什麽(me) 禁忌？

我們(men) 已經知道，所謂的詩人詞人們(men) 其實就是活躍在唐宋政治舞台中的士大夫，他們(men) 中的大多數人都擔任過台諫官員。如唐代的陳子昂，李白，杜甫，白居易，杜牧，張九齡，高適，王維，張說，柳公權，崔道融，元稹，司空曙等（傅紹良，《唐代諫議製度與(yu) 文人》，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2003，第108頁）；宋代的範仲淹、歐陽修，司馬光，蘇軾，王安石等。作好詩的製度條件是，要排除任何外在威脅對內(nei) 心創造過程的幹擾。顯然諫官和詩人這兩(liang) 種身份之間存在著互動，而共享著同一文化精神。

這種文化精神起源於(yu) 他們(men) 自幼受到的“以身殉道”的教育。一個(ge) 最經典的故事就是蘇軾幼時，母親(qin) 教他讀《範滂傳(chuan) 》，讀到範滂受宦官迫害赴死，其母從(cong) 容相送的情節時，蘇軾問母親(qin) ，“我長大之後若作範滂這樣的人，您願意不願意？”母親(qin) 回答說，“你若能作範滂，難道我就不能作範滂的母親(qin) 嗎？”（轉引自林語堂，《蘇東(dong) 坡傳(chuan) 》，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第26頁）既然生命的意義(yi) 與(yu) 天道聯係在一起，士的精神就超越了世俗的利益和權力，當然也就超越了最大的權力——世俗政權。在這時，雖然士在世俗層麵要在君的麵前以“臣”自稱，但在精神上卻是俯視著他。因為(wei) 君生來就有著一個(ge) 巨大的俗物——權力讓他們(men) 難以超脫。這種心態，黃宗羲總結得很是精辟：“故我之出而仕也，為(wei) 天下，非為(wei) 君也；為(wei) 萬(wan) 民，非為(wei) 一姓也。”（《明夷待訪錄》）

“士誌於(yu) 道”的最直接表現就是進諫。尤其是擔任諫官之職而不進諫，反而感到惶恐。白居易“初授拾遺”一詩寫(xie) 道：

……

天子方從(cong) 諫，朝廷無忌諱。豈不思匪躬，適遇時無事。

受命已旬月，飽食隨班次。諫紙忽盈箱，對之終自愧。

當他最初擔任低級諫官還不到一個(ge) 月時，並沒有鉗製輿論的惡劣環境，隻因還未出現值得批評的事情，就對自己沒有盡責感到羞愧。

範仲淹認為(wei) 宋仁宗想率群臣向太後祝壽是公私不分，上書(shu) 反對，並建議皇帝可率皇族在內(nei) 廷“行家人之禮”；他的舉(ju) 薦人宴殊嫌他惹禍。範仲淹於(yu) 是致信宴殊說，自己“信聖人之書(shu) ，師古人之行，上誠於(yu) 君，下誠於(yu) 民”，對皇帝過失就應“有犯無隱，有諫無訕”；如果您“求少言少過自全之士，則滔滔乎天下皆是”，又何必推舉(ju) 我呢？（轉引自李涵等，《範仲淹傳(chuan)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第29頁）

士大夫們(men) 很清楚，進諫就是行道。歐陽修對範仲淹很是欽佩，在《上範司諫書(shu) 》中說，

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行；立殿陛之前與(yu) 天子爭(zheng) 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

這不僅(jin) 是歐陽修與(yu) 範仲淹之間的互相砥勵，而且道出諫議製度的基本目的，也描繪出它的行為(wei) 方式。所以士大夫們(men) 有著維護這一製度的高度自覺。麵對王安石對台諫官員的打壓，蘇東(dong) 坡在《議學校貢舉(ju) 狀》中說，“然觀其委任台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 言

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guan) 廊廟，則宰相待罪。”用世俗政治懂得的話來說，“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wei) 子孫立萬(wan) 一之防？朝庭綱紀，孰大於(yu) 此？”（轉引自林語堂，2000，第118~119頁）既然沒有比這更重要的，這種通過進諫對皇帝的直接製衡，就是基礎性的憲政原則。保證它的存在，就是保證所有派生製度與(yu) 政策能夠及時地糾正錯誤，也才能保證凡人做出決(jue) 策大致能遵行天道。

據胡寶華統計，在唐代近三百年的曆史中，約有171起向皇帝的進諫事件，“除去3次結果不明以外，其餘(yu) 未能納諫者54次，納諫者114次，進諫成功率為(wei) 68%。”（2005，第215頁）據宋靖統計，北宋自仁宗朝至欽宗朝止，“封還詞頭共25 例，其中成功事例15例, 未被采納者7例，不可考者3例。中書(shu) 舍人通過封還詞頭的方式直接改變決(jue) 策的事例占 60 %。”（“封還詞頭與(yu) 北宋的封駁製度”，《史學月刊》，2007年第11期。）所謂“封還詞頭”，就是負責給皇帝起草詔書(shu) 的中書(shu) 舍人可因認為(wei) 詔書(shu) 內(nei) 容有問題而駁回，這是一種直接諫止皇帝錯誤決(jue) 策的手段。過了這一關(guan) ，還有門下省，更是審查皇帝詔書(shu) 的正式機構，發現問題駁回被稱為(wei) “封駁”。

因而，唐宋朝庭發出的詔令，才可能既不是一個(ge) 人的一時意氣，也不是一個(ge) 人的偏私之舉(ju) ，才更接近公正與(yu) 有效。因而才會(hui) 有盛唐，才會(hui) 有富過盛唐的宋代。據吳慧估計，唐代一個(ge) 農(nong) 業(ye) 勞動力年產(chan) 糧食約4524斤（《中國曆代農(nong) 業(ye) 畝(mu) 產(chan) 研究》，農(nong) 業(ye) 出版社，1985，195頁），比較一下，1949年到1978年之間，這一指標從(cong) 來沒有突破過2000斤。據麥迪森估計，唐代的人均GDP已達450美元（1990年美元），宋代則達600美元（《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9頁）；比較一下，1978年則隻有381元人民幣。至於(yu) 商業(ye) 發達、都市繁華，有《清明上河圖》，《東(dong) 京夢華錄》為(wei) 證，這裏就不多說了。

正是通過進諫匡君而使道行，百姓安康，社會(hui) 繁榮，士就有最大的成就感。他們(men) 也就會(hui) 認為(wei) ，雖然世俗政治角度看，天下由一家一姓統治；但從(cong) 天道的角度看，天下是士大夫的。所以他們(men) 關(guan) 懷天下，就是關(guan) 懷自己的天下，天下人的天下。有了這樣的視野，才會(hui) 有天下豪情。甚至不管有道無道，這天下都是需要擔憂的；如範仲淹在《嶽陽樓記》中所說，“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le) 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le) 而樂(le) ’乎！”天下是他們(men) 的視野，“君”和“民”都在天下之下，天下之中。

有天下情懷，思緒和想象才能在天地間自由馳騁，才會(hui) 有風流千古的詩篇，“天姥連天向天橫，勢拔五嶽掩赤城”，“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以天下為(wei) 己任，才會(hui) 有張揚而豪邁的人格，“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關(guan) 懷天下，就是關(guan) 懷天下蒼生，視民如傷(shang) ，才會(hui) 有杜甫不朽的“三吏三別”，才會(hui) 有白居易的“賣炭翁”和“新豐(feng) 折臂翁”，才會(hui) 有“安得廣廈造千萬(wan) 間，大蔽天下寒士盡歡顏”的偉(wei) 大關(guan) 照；以進諫為(wei) 行道，才會(hui) 痛責諂媚之風，才會(hui) 有白居易之《采詩官》：

……

郊廟登歌讚君美，樂(le) 府豔詞悅君意。

若求興(xing) 諭規刺言，萬(wan) 句千章無一字。

不是章句無規刺，漸及朝廷絕諷議。

諍臣杜口為(wei) 冗員，諫鼓高懸作虛器。

……

當然，士大夫們(men) 也絕沒有認為(wei) 自己就是完人，能夠完全參透天道。蘇東(dong) 坡說，“台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之所以設立台諫，是因為(wei) “將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內(nei) 重之蔽也。”通過這種內(nei) 在製衡製度，將錯誤消滅在萌芽之中，以避免“及其既成，以幹戈取之而不足。”（轉引自林語堂，2000，第118~119頁）既然台諫也是凡人，他們(men) 與(yu) 皇帝、宰相和百官的互動中，就不會(hui) 百戰百勝。況且他們(men) 自己也可能犯錯誤，遭到彈劾。因而，遭受挫折雖不是他們(men) 所樂(le) 見，也在意料之中。甚至明知如此，也不會(hui) 回避自己的責任。如韓愈明知諫止過度事佛會(hui) 觸怒唐憲宗，卻仍堅持上《諫迎佛骨表》，結果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

貶謫是士人們(men) 經常碰到的事情，他們(men) 雖然留戀京城，但到了貶謫之地，卻經常融入當地社會(hui) ，關(guan) 心民眾(zhong) ，了解下情，交結名士，創辦書(shu) 院，興(xing) 利除弊。如在潮州，韓愈幫助當地百姓滅除鱷魚，用自己的薪俸支持學校，而到了袁州則解放了七百多奴婢。而蘇東(dong) 坡在被貶謫黃州時，發現當地有殺嬰惡俗，則立刻上書(shu) 鄂州太守，要求製裁殺嬰者；並成立了救兒(er) 會(hui) ，向富人募捐，自己也每年出十緡錢，以救貧窮之家的嬰孩（林語堂，2000，第211~213頁）。至於(yu) 與(yu) 當地百姓的關(guan) 係，我在儋州東(dong) 坡書(shu) 院看到一幅“坡仙笠屐圖”，畫中蘇東(dong) 坡頭戴鬥笠，腳登木屐，一副本地農(nong) 人打扮，惹得婦孺皆笑，圖中題稱“瀟灑出塵之致”。

貶謫也使士人們(men) 經曆了一次宦海浮沉，讓他們(men) 反省自身，思想激蕩，超越時空，精神升華；也同時激發他們(men) 詩詞靈感。如果沒有被貶謫於(yu) 江州，我們(men) 怎麽(me) 能擁有“江州司馬”的《琵琶行》，讓我們(men) 領略文字描繪的動聽樂(le) 曲，還更有“無聲勝有聲”的境界？如果沒有被貶謫黃州，我們(men) 怎能擁有蘇軾之“大江東(dong) 去，浪淘盡千古英雄”的《赤壁懷古》？他雖認錯地點，這首詞仍不失磅礴氣勢，超越意境：“亂(luan) 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如果士人們(men) 注定要為(wei) 直諫行道付出代價(jia) ，也許被貶謫是一種最好的形式。它並沒有剝奪士人的公職，而隻是讓他們(men) 到更偏遠荒蠻的地方去履職。它既是對士人們(men) 的考驗和磨練，也是對他們(men) 視野的擴展，更是邊遠郡縣的幸運，還是遼闊疆土的某種治理方式。我們(men) 所熟知的這些著名詩人、詞人幾乎都有被貶謫的紀錄。反過來說，這正是他們(men) 的光榮。如果他們(men) 沒有這一閱曆，就說明他們(men) 不曾發出擊中要害的諫言，也不曾有明知其不可為(wei) 而為(wei) 之的勇氣，也就沒有為(wei) 維護天道付出自己應有的努力。

所以當範仲淹第一次被外貶時，親(qin) 朋們(men) 稱讚“此行極光”；第二次被外貶，同僚們(men) 稱讚他“此行愈光”，第三次則被稱讚為(wei) “此行尤光！”（李涵等，《範仲淹傳(chuan)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第60頁）。“光”即光榮。蘇軾從(cong) 儋州北返途中遊金山寺，看到一幅自身以前的畫像，便題畫雲(yun) ：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係之舟。問汝平生功業(ye) ，黃州惠州儋州。

用三個(ge) 流放地作為(wei) 他一生功業(ye) 的標誌，不正說明蘇軾自認為(wei) 的一生價(jia) 值所在嗎？這裏既包括犯顏直諫所起的作用，也包括在邊遠郡縣利民生、興(xing) 文化的舉(ju) 措，還包括政治生涯波蕩起伏對他的心路曆程的影響，精神升華的推動。

既能“以身殉道”，就會(hui) 無畏和勇敢。孔子說，“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士人的勇敢不僅(jin) 體(ti) 現在直言極諫上，也體(ti) 現在危難時和戰場上。韓愈隻身前去宣慰藩鎮首領王庭湊，唐穆宗擔心他遭殺害，告誡他不要“馳詔徑入”，但韓愈卻認為(wei) “止，君之仁；死，臣之義(yi) ”，“日馳三百自嫌遲”，最後完成使命（李道英，《韓愈》，春風文藝出版社，1999，第24~25頁）。北宋時範仲淹經略西北，民謠頌之“軍(jun) 中有一範，西賊聞之驚破膽”，最後迫使西夏元昊稱臣請和（李涵等，1991，第93~110頁）。

可以想見，勇敢與(yu) 無畏可以增加詩詞中之豪氣。南宋時嶽飛身為(wei) 軍(jun) 事將領，為(wei) 後人留下一首“仰天長嘯，壯懷激烈”的《滿江紅》；辛棄疾青年時在金起義(yi) ，以數十人攻上萬(wan) 人之軍(jun) 營擒叛徒；他在《京口北固亭懷古》中回憶道，“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還是在北固山上，陳亮向北瞭望，遙想謝安，“正好長驅，不須反顧，尋取中流誓。小兒(er) 破賊，勢成寧問強對！”陸遊到陝西南部籌劃北伐，登高興(xing) 亭北望終南山，“悲歌擊築，憑高酹酒”，想象著長安“灞橋煙柳，曲江池館，應待人來。”

當然，由於(yu) 各種原因，由於(yu) 文明的悖論，南宋終被蒙古所滅。文天祥率兵抗元，兵敗後被俘，至死不降。他的《過零丁洋》氣貫長虹，留下“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詩句，讓人讀之每每感奮不已。而最後崖山之戰，宋軍(jun) 戰敗，陸秀夫背宋幼帝投海殉國。據說當時有十萬(wan) 軍(jun) 民隨之投海。他們(men) 非為(wei) 宋朝殉身，而是為(wei) 了一種讓人景仰和懷念的文化陪葬。這是一種能產(chan) 生宋詞的文化。而元朝的統治，除了任意侵犯漢人的人身和財產(chan) 外，最重要的，就是削弱了自周以來不斷發展成熟的文化。科舉(ju) 製被取消，直到很晚才恢複；雖保留了禦史台製度，諫議製度卻不複存在；元帝雖表麵尊孔，卻隻是為(wei) 維護統治而用；唐宋時期的匡君以行道的製度毀於(yu) 一旦。

以後的明、清，僅(jin) 從(cong) 台諫製度角度看，中國再也沒有恢複到唐宋的水平。明清雖都有台諫製度，但在初年都有嚴(yan) 酷的文字獄，不少士人因文獲罪，甚至喪(sang) 命。“不殺士大夫及上書(shu) 言事人”的日子再也沒有了。明世宗嘉靖皇帝因拒諫而仗殺十餘(yu) 名台諫官員。“風聞言事”也被禁止。清代雍正皇帝將台諫合一，“使得言官事實上喪(sang) 失了‘匡君過’的功能”（林乾，句華，《言官與(yu) 康乾政治》，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第119頁）；他又創立軍(jun) 機處，架空了士大夫組成的內(nei) 閣和議政大臣會(hui) 議，也宣告了“中國古老的台諫製度的完結”；原來的中書(shu) 省“封還詞頭”和門下省的“封駁”製度完全被繞開，對皇帝的製衡被打破，他的旨意直接下達，再也“不受監督，不受約束，不受朝臣的掣肘了”（林乾，句華，第128頁）。

直到近代中國與(yu) 西方相遇，中國人開始反思自己的文化傳(chuan) 統。但他們(men) 非常粗略地把唐宋放在“兩(liang) 千年封建製度”的大概念下一並拋棄，全然沒有意識到，他們(men) 所直接理解的中國文化傳(chuan) 統，實際上是對清代殘存的中華文化的理解，已經失去唐宋時期所包含的士人的真精神，

那種以天下為(wei) 己任，匡君以行道的氣概，以及相對成熟的台諫製衡製度。錢穆說，中國曆代都鼓勵公開發言，“隻有清代不許人講話。”（2012，第157頁）在欽慕西方憲政製度之時，隻是忘了，與(yu) 清代缺少諫議製衡製度相比，確有很大不同；但與(yu) 唐宋成熟的台諫製度對比，或可更易理解其中相近之處，即製衡的規則。

奇怪的是，近代以來中國不少知識分子常有“後說優(you) 勢”，以與(yu) 現代西方憲政相比的不足之處，完全否定唐宋為(wei) 代表的製衡製度；也以“曆史局限性”為(wei) 由，否定唐宋士人的超越情懷。實際上，任何一個(ge) 在現代發展成熟的製度，都是以本社會(hui) 的曆史資源為(wei) 基礎發展起來的。現代西方憲政民主製度的形成，與(yu) 複興(xing) 希臘羅馬文化不無關(guan) 係；沒有對十三世紀尚有缺陷且未實施的“大憲章”的肯定，就不會(hui) 有後來英國君主立憲。當代知識分子也從(cong) 來沒想過，他們(men) 的“當代局限性”要遠大過唐宋時期的“曆史局限性”；當他們(men) 嘲笑唐宋士人未能完全約束皇權的時候，他們(men) 在製衡權力方麵的表現卻遠不能望其項背，更遑論憲政。

再經文革，花果凋零的中華文化，又被橫掃落葉。隻是有一點兒(er) 東(dong) 西漏網。這就是唐詩宋詞。無論怎樣說，家長總覺得應該讓孩子背誦唐詩宋詞。因為(wei) 它們(men) 很美。隻是不知道為(wei) 什麽(me) 這麽(me) 美。在中學裏，士人們(men) 必讀的經史子集已被縮略為(wei) “語文”。顧名思義(yi) ，這是一門有關(guan) 文字技巧的學問；因而詩人就是“語文”很好的那些人。老師在分析詞意和句子結構時，一般不會(hui) 告訴學生在其背後那宏大深遠的曆史與(yu) 製度環境。其實，詞藻排列，終要有精神點睛。那就是士人們(men) 心懷天下，傲視君王，替天行道，關(guan) 愛蒼生的精神。思緒不會(hui) 被禁忌打斷，才情則裝上自由的翅膀。

除了唐詩宋詞，他們(men) 還給我們(men) 留下了物質的遺跡。當初白居易和蘇東(dong) 坡都曾被“外放”杭州。如今我們(men) 知道杭州為(wei) 什麽(me) 那麽(me) 美了。有白堤，有蘇堤。春天來時，湖風拂麵，柳岸聞鶯，姹紫嫣紅。西子湖畔，唐宋遺留的文化密碼在等人讀。當女兒(er) 剛讀小學時，我們(men) 帶她第一次出遠門就來到杭州。當時的美景我們(men) 難以用語言描繪，還好她剛背會(hui) 了幾首描繪江南景色的唐詩宋詞，其中有一首白居易的《憶江南》：

江南好，風景舊曾諳。

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

……

2015年5月12日於(yu) 五木書(shu) 齋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