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建國之城

作者：貝淡寧

          吳萬(wan) 偉(wei)  譯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當代大陸新儒家文叢(cong) 《儒家政治哲學：——政治、城市與(yu) 日常生活》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六月初六日戊戌

          耶穌2015年7月21日

1991年,我得到了第一份教書(shu) 的工作，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做政治理論講師。我剛剛完成有關(guan) 社群主義(yi) 理論的博士論文，來到新加坡倍感激動，因為(wei) 該政府剛剛提出了“把社會(hui) 放在個(ge) 人之上”的社群主義(yi) 作為(wei) 該國在學校、工作單位和家庭來講授的四個(ge) 核心價(jia) 值觀之一。我知道我來到的不是自由民主國家，新加坡基本上是一黨(dang) 專(zhuan) 製國家，以侵犯隱私權和限製言論自由而臭名昭著，但是如果它的政府管理形式意味著社群主義(yi) 感情的豐(feng) 富而高效地實現而不是政治過程中放縱的個(ge) 人主義(yi) 、無所適從(cong) 、冷漠異化西方民主社會(hui) 社群生活衰弱後產(chan) 生的其他現象，那也是有價(jia) 值的。或許新加坡模式不能被普遍推廣，但可能適合剛剛娶了中國大陸姑娘的“加拿大社群主義(yi) 者”。但三年後，我收拾行李準備離開，因為(wei) 係主任告訴我不“適合”在這裏工作。

新加坡是一個(ge) 熱帶小島，大小和紐約的布魯克林區差不多，現有人口將近500萬(wan) ，包括一百萬(wan) 移民工人。該島最初是蘇門答臘人室利佛逝帝國的前哨基地，被爪哇人稱為(wei) 淡馬錫或“海城”[1]。在16世紀至19世紀期間，該島是柔佛蘇丹統治的領土的一部分，雖然葡萄牙和荷蘭(lan) 殖民者在不同時期曾統治過這個(ge) 地方。1819年英帝國建造者托馬斯·斯坦福·萊弗士成為(wei) 該島的殖民者。萊弗士爵士被稱為(wei) “新加坡的締造者”，他的塑像仍然位於(yu) 他第一次登上新加坡土地的地方。這個(ge) 城市最古老和最豪華的賓館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萊弗士爵士是理性主義(yi) 者，反對奴隸貿易，決(jue) 心在把這個(ge) 島塑造成講究美德和繁榮的地方，雖然後來的曆史並不總是按照這個(ge) 計劃展開。新加坡成為(wei) 重要的貿易中心，成千上萬(wan) 的移民從(cong) 中國、印度和附近的馬來伊斯蘭(lan) 群島湧來。到了20世紀初期，該島主要由中國男人組成，他們(men) 沒有把新加坡當成自己的家。“他們(men) 來這裏賺錢，然後盡可能快地回家，”[2]中國定居者組織起來成立了三合會(hui) （犯罪集團），賣淫猖獗（合法的），70%的中國工人都經常抽鴉片。正如在香港一樣，英國殖民者從(cong) 鴉片貿易中賺取了豐(feng) 厚利潤：從(cong) 1824年到1910年，鴉片稅是政府唯一的最大收入來源。[3]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本軍(jun) 隊入侵馬來亞(ya) ，戰爭(zheng) 的高潮就是新加坡之戰。六天後英國人被打敗，他們(men) 在1942年2月15日交出自認為(wei) 本來固若金湯的要塞而投降。這次投降被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描述為(wei) “英國曆史上最糟糕的災難和最大的投降”[4]。像在香港一樣，殘酷的日本占領期通常被描述為(wei) 新加坡曆史上最糟糕的階段[5]，這也意味著英國失掉了戰無不勝的光環。

戰後英國重新掌權，但是最終也同意了民眾(zhong) 的自治要求。1959年，在給予新加坡控製除外交政策和國防之外的所有政府事務的條件下舉(ju) 行了選舉(ju) [6]，(類似於(yu) 1997年以來在香港推行的“一國兩(liang) 製”)。李光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dang) 贏得了選舉(ju) ，四年後宣布徹底獨立。但人民行動黨(dang) 領導人懷疑這個(ge) 沒有任何自然資源的獨立小島能否在經濟上生存下去，所以竭力加入周邊地區的聯邦組織以便新加坡能夠享受共同市場的利益。李光耀還利用機會(hui) 將島內(nei) 主張獨立的中國左派邊緣化，雖然他們(men) 在二戰中英勇抗擊日本而獲得道德合法性。1963年，新加坡、馬來亞(ya) 、沙撈越、北婆羅洲組成了新聯邦---馬來西亞(ya) 。但兩(liang) 年後，新加坡被馬來西亞(ya) 驅逐出聯邦被迫獨立（雖然李光耀的親(qin) 信吳慶瑞已經製訂了獨立的秘密計劃）。[7]被驅逐出聯邦部分是因為(wei) 主要是華人的新加坡人和主要是穆斯林馬來人鄰居之間的民族差異和互不信任，新加坡和馬來亞(ya) 經濟政策的衝(chong) 突以及領導人的性格差異也發揮了作用。

李光耀在宣布獨立時的公開哭泣非常著名。新加坡輕易地贏得了國際上對它的獨立的承認，但擺在麵前的經濟和安全挑戰似乎是難以克服的。隻有穩定和團結的社會(hui) 才能克服這些障礙。人民行動黨(dang) 發動了大規模的建國運動，旨在塑造共同的身份認同，激發愛國公民為(wei) 國家做出犧牲。但是建國可能成為(wei) 新加坡最大的挑戰，正如李光耀所說“我們(men) 是從(cong) 頭開始建國的”[8]。幸運的是，李光耀和他的中尉軍(jun) 官們(men) 信心十足。像其他國家的建造者一樣，他們(men) 需要灌輸某些價(jia) 值觀神話（批評家可能說的）以便把人民團結起來（本書(shu) 其他城市的政治領袖不需要麵對這樣的要求）。前副總理吳慶瑞博士這樣描述新加坡的初期：“沒有廣泛接受的道德價(jia) 值規範，新加坡仍然是現在的樣子，一個(ge) 基本上以自我為(wei) 中心的自私群體(ti) 。我們(men) 為(wei) 什麽(me) 想用創造性的想象力、健壯的性格、紮實的道德價(jia) 值觀進行公民改造呢？我相信，如果沒有這樣的公民，我們(men) 就不能保證可以維持生存和繁榮所需要的持久基礎。”[9]

那麽(me) ，新加坡領導人讓新加坡人成為(wei) 關(guan) 心他人、關(guan) 心國家命運的公民而試圖灌輸的價(jia) 值觀是什麽(me) 呢？人民行動黨(dang) 喜歡用首字母縮略語，人們(men) 可能用三個(ge) M來標識新加坡的核心價(jia) 值觀：物質福利（material well-being）、多種族主義(yi) （multiracialism）和賢能政治（meritocracy）。自1965年獨立以來就統治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dang) 不遺餘(yu) 力地推動這些價(jia) 值觀。問題是這些價(jia) 值觀（人民行動黨(dang) 解釋和推動的）也產(chan) 生了一種極端形式的個(ge) 人主義(yi) ，比我在任何西方國家遇到的更加個(ge) 人主義(yi) 的生活形式，這破壞了國家創造願意為(wei) 公共利益做出犧牲的愛國公民的目標。正是在認識到社群主義(yi) 言論和個(ge) 人主義(yi) 現實之間的巨大差異之後，我開始真正反對新加坡的社會(hui) 和政治體(ti) 製。在這個(ge) 意義(yi) 上，係主任得出我不合適在那裏工作的結論是正確的。但我不想太過消極，自1994年離開新加坡到14年後再度訪問那裏，我從(cong) 與(yu) 老朋友吃飯、喝酒和聊天中看到了更多希望。下麵請讓我從(cong) 三M破壞國家建設說起，最後提出一種比較樂(le) 觀的預測。

物質福利的價(jia) 值

過去我曾有打零工的經驗。用大鐮刀給滑雪山坡割草，開送貨卡車，在餐廳當服務員，在圖書(shu) 館整理圖書(shu) 等。我總是很清楚這些工作是臨(lin) 時性的，幹這些活掙的小錢主要是用作青少年的物質享受。我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的第一份全職教學工作對一個(ge) 學術界新人來說好得驚人。薪水的40%被放入被稱為(wei) 中央公積金的強製性的儲(chu) 蓄計劃，所以我不需要擔心長期問題；政府將管理我的金融未來，在我看來這很好，因為(wei) 我對管理基金既沒有興(xing) 趣也沒有能力。大學的住房是有補貼的，我能剩下很多錢下館子吃飯或者到馬來西亞(ya) 或越南等異國風情之地旅遊。有生以來第一次不需要為(wei) 錢發愁了，工作也令人愉快。實際上是有人出錢讓我讀書(shu) 、與(yu) 朋友們(men) 或比我小幾歲的學生討論政治理論問題。我是否來到了沒有物質匱乏的、理想的共產(chan) 主義(yi) 社會(hui) 呢？在那裏人們(men) 活著就是要工作而不是為(wei) 了生存才工作，不同種類的人都可以在和諧社會(hui) 中實現自己的創造價(jia) 值?

2000多年前，孟子指出政府必須為(wei) 人民提供基本的生存條件，這樣他們(men) 才不會(hui) 誤入道德歧途。若民無恒產(chan) ，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wei) 已。[10]在人們(men) 為(wei) 下一頓飯怎麽(me) 而吃發愁時推動道德行為(wei) 是沒有意義(yi) 的。因此，政府的首要選擇就是確保人們(men) 的基本生活條件。這種觀點在中國曆史上影響很大。卡爾·馬克思在19世紀得出了類似結論：“沒有絕對基本物質前提，稀缺成為(wei) 普遍的，因為(wei) 稀缺，會(hui) 使得爭(zheng) 奪生活必需品的鬥爭(zheng) 死灰複燃，從(cong) 前肮髒的生意就可能再次複蘇。”[11]如果共產(chan) 主義(yi) 在實施中沒有發達的生產(chan) 力和豐(feng) 富的物質基礎，是不能長久的。

李光耀和他的主要助手擁護社會(hui) 主義(yi) ，至少在初期是如此。不過，他們(men) 也是現實主義(yi) 者，對社會(hui) 變革和道德改造的烏(wu) 托邦計劃保持高度警惕。因此，不足為(wei) 奇的是，在新加坡不幸的開端之後，他們(men) 覺得最緊迫的任務是推動經濟發展以支持人人享有美好的物質生活，這是培養(yang) 強烈的愛國熱情和關(guan) 愛他人的行為(wei) 的必要條件。一旦滿足了基本需求，新加坡就可以成為(wei) 一個(ge) “要求更高層次的感情的國家。這種感情是對國家和人民的愛，是一種歸屬感和身份認同，是以忠誠、犧牲、甚至獻出生命來回報國家的決(jue) 心。”[12]

1960年代初期，很少人會(hui) 預測新加坡的經濟能成功。1960年代的新加坡以暴力和動蕩為(wei) 特征，其課本一再強調“英國軍(jun) 事基地撤出後的經濟災難、華人和馬來人的種族暴亂(luan) 、印度尼西亞(ya) 總統蘇加諾推翻新成立的馬來西亞(ya) 聯邦的“馬印對抗”（Konfrontasi）、華人學生遊行示威抗議征兵等議題，當然還有新加坡被趕出聯邦的傷(shang) 心、痛苦和失望等。[13] 但新加坡成功了，正如李光耀回憶錄的標題顯示的“從(cong) 第三世界晉升到第一世界”。在20年的時間裏，新加坡從(cong) 肮髒落後的亞(ya) 洲港口變成了流光溢彩的現代化大都市和重要的製造業(ye) 中心，為(wei) 國民提供就業(ye) 機會(hui) 和高質量的住房、醫療保險和教育機會(hui) 。[14]

我妻子宋冰在我們(men) 到達新加坡後不久就找到一份工作，為(wei) 新加坡內(nei) 閣撰寫(xie) 中國司法改革的報告。她在為(wei) 一家智庫工作，當時的名字是“東(dong) 亞(ya) 政治經濟研究院”，院長是吳慶瑞博士。吳博士幾次邀請我們(men) 共進晚餐，令我們(men) 深感榮幸。他是一個(ge) 令人尊敬的人，頭腦聰明，談吐優(you) 雅，富於(yu) 個(ge) 人魅力。他有很多增強新加坡人創造性的點子，有時候甚至到了怪異的地步，要是能看到進餐的客人會(hui) 怎麽(me) 使用這些觀點就好了。吳在1980年代後期和1990年代初期曾數次到中國訪問，富有遠見地看到那裏的巨大發展潛力。他是一個(ge) 善於(yu) 聆聽的人，雖然一旦下了決(jue) 心後往往堅持己見。他曾經提議改造辦公室，一個(ge) 室內(nei) 裝修設計師提出了反對意見，但吳不耐煩地說“就這麽(me) 定了。”辦公室就是按照吳的要求進行裝修改造的。

吳博士被廣泛看作新加坡經濟奇跡的設計師。[15]在1959年選舉(ju) 前，他已經製訂了新加坡經濟戰略的綱領。在被任命為(wei) 財政部長後，吳博士建立了經濟發展局，旨在為(wei) 在新加坡辦廠的本地和外國投資者的項目提供財政支持。

到新加坡後不久，我們(men) 就在裕廊西得到政府補貼的公寓。大學房管科的官員告訴我們(men) 那是斜屋脊多元文化區域，但對都市年輕人來說並不是理想的地方。我們(men) 的公寓周圍是公屋區和工廠，往返學校需要一個(ge) 小時。一年後，我們(men) 被允許住得離學校更近一些，因為(wei) 我眼睛一再受到感染，醫生把疾病歸咎於(yu) 環境汙染。

經濟發展局早期最著名的工程是把大片空地和荒地打造成工業(ye) 園的裕廊計劃。經濟發展局在任何客戶到來之前花費大筆金錢建設基礎設施。[16]當時，批評家們(men) 把這些工程稱為(wei) “吳的蠢事”，但最終它由於(yu) 為(wei) 後來的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贏得人們(men) 的稱讚。

吳博士還推動依靠出口製造業(ye) 而不是進口替代的投資政策。其思路是依靠經濟發展局在新加坡之外尋求願意把製造業(ye) 設施落戶新加坡的企業(ye) 家，從(cong) 新加坡向外出口產(chan) 品。與(yu) 此同時，國家實施開放外國投資的戰略是有創新意義(yi) 的。正如李光耀用他典型的坦率語言所說的“當然，流行的理論是跨國公司是廉價(jia) 勞動力和廉價(jia) 原材料的剝削者，會(hui) 榨幹我們(men) 的血。我們(men) 沒有原材料供他們(men) 剝削，我們(men) 擁有的隻有勞動力。別人都不願意被剝削，所以，如果他們(men) 願意剝削我們(men) 的勞動力，為(wei) 什麽(me) 不呢？我們(men) 歡迎他們(men) 。不管他們(men) 是否剝削我們(men) ，都要學會(hui) 如何為(wei) 他們(men) 工作，這是我們(men) 從(cong) 前從(cong) 來沒有學過的東(dong) 西。”[17]

2009年9月，我遇見了老朋友蔡明發，他現在是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hui) 學係主任。他開一輛漂亮的跑車去接我，不過我們(men) 還是去工人階級街區品嚐當地小吃。天氣炎熱潮濕，但是在陰涼處很舒服，我們(men) 悠閑地邊喝冰鎮啤酒邊聊天，痛快地玩了幾個(ge) 小時。我認識到在新加坡可能不適合“逛街”這種研究方法。在這熱帶氣候下，沒有人會(hui) 把逛街當成享受。街市就是社交生活的核心：這是朋友聚會(hui) 的地方，人們(men) 可以談天說地或議論政治掌故。[18]蔡明發解釋說，1960年代幾個(ge) 偶然的曆史因素解釋了為(wei) 什麽(me) 新加坡沒有發展成為(wei) 自由國家。冷戰、越南戰爭(zheng) 、印度尼西亞(ya) 的屠殺華人、新加坡的種族暴亂(luan) 等都成為(wei) 政治精英手中可以依賴的東(dong) 西，使他們(men) 有能力使用暴力手段鎮壓其他權力源頭。但是我納悶，這是真正必要的嗎？香港在1960年代也遭遇巨大的挑戰，如文革期間暴力極端分子引爆炸彈，但政府並沒有上街鎮壓，仍然成功發展了經濟。正如任何一個(ge) 優(you) 秀的馬克思主義(yi) 者都會(hui) 說的那樣，不同政治後果的一個(ge) 關(guan) 鍵解釋或許在於(yu) 不同的經濟模式。

要在一個(ge) 偏遠的並不好客的小城市國家投資，跨國公司隻有在獲得穩定和安全的投資環境的承諾後才願意剝削它的勞工。但是在1960年代初期，左翼政治運動和新加坡的獨立工會(hui) 組織非常強大，他們(men) 並不一定歡迎被剝削的機會(hui) 。而且，人民行動黨(dang) 想更多控製勞工以便實施長期的發展規劃，比如它要求雇員把35%的工資存入中央公積金(雇主被要求投入中央公積金相當於(yu) 工人工資的5%的資金)，這給予政府相當多的現金儲(chu) 備去進行都市開發、公共房屋和基礎設施的更新改造。[19]

1991年，我的同事和朋友教授神經心理學的年輕講師徐順全決(jue) 定加入反對黨(dang) 。李光耀作為(wei) 總理已經下台(雖然作為(wei) 內(nei) 閣的高級部長仍然在發揮影響力)，年輕的部長楊榮文回顧說，曾經有民主和公民社會(hui) 的討論，玩世不恭者稱這個(ge) 階段是新加坡的布拉格之春。徐順全博士無論走到哪裏都吸引大批的人群，毫無疑問這令政府感到擔憂。他在我所在的大學發表演講，房間裏擠滿了人，在氣勢上明顯戰勝了人民行動黨(dang) 的議員文達星(在法庭上繼續和徐順全鬥爭(zheng) )。不久，徐順全博士就被係主任兼人民行動黨(dang) 議員解聘，理由是濫用科研基金。我的許多同事對此感到憤怒，但我們(men) 非常害怕，也沒有任何舉(ju) 動，這是令人感到壓抑的時刻。幾個(ge) 月後，我偶然發現丹尼斯·約瑟夫·恩萊特寫(xie) 的一本文筆優(you) 美的書(shu) ，題目是《乞丐教授》。作者描述了1960年代初期他因為(wei) 發表作為(wei) 英語教授的就職演講而遭到人民行動黨(dang) 部長公開批判的經曆。好多人加入到聲援這個(ge) 大學教授的活動中，數百名老師聚會(hui) 支持他保護言論自由的事業(ye) 。但在徐順全博士的案例中，沒有一個(ge) 學校老師公開為(wei) 他辯護。我的大學怎麽(me) 啦？我納悶。

新加坡這個(ge) 故事的黑暗麵在於(yu) 李光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dang) 開始鎮壓其他派別，尤其是反對黨(dang) 和工會(hui) 組織等可能威脅到他們(men) 的經濟發展計劃的政治力量。

就在我和蔡明發會(hui) 麵的當天，《海峽時報》發表了有關(guan) 一本新書(shu) 《穿白衣的人》的報道，該書(shu) 討論了人民行動黨(dang) 在1960年代的政治鬥爭(zheng) 。第一次有人引述李光耀的話承認把“共產(chan) 黨(dang) ”標簽貼在眾(zhong) 多政治對手身上，他們(men) 推動左翼政治活動，但不一定是正式入黨(dang) 的共產(chan) 黨(dang) 員。

1961年，人民行動黨(dang) 的左翼從(cong) 黨(dang) 內(nei) 分裂出去成立了社會(hui) 主義(yi) 陣線。兩(liang) 個(ge) 反對派群體(ti) 開始主導政治場景，使得人民行動黨(dang) 和親(qin) 政府的新加坡全國總工會(hui) (NTUC)為(wei) 一方，社會(hui) 主義(yi) 陣線及其附屬機構新加坡工會(hui) 聯合會(hui) (SATU)為(wei) 另一方。1961年的兩(liang) 次附屬選舉(ju) 後，人民行動黨(dang) 隻是以非常微弱的多數保住了政權。在這種時候，正如卡爾·特羅說的，有可能的情況是該黨(dang) “開始計劃被稱為(wei) ‘冷藏行動’的政變”[20]。1963年2月3日，安全部隊出動悍然拘捕了將近150名記者、學生領袖、勞工積極分子、反對派政客。在沒有提出指控也沒有審判的情況下把他們(men) 關(guan) 押在歐南路監獄糟糕的條件下三個(ge) 多月。政府求助於(yu) 殖民地時代遺留下來的內(nei) 部安全法案，人民行動黨(dang) 承諾要廢除該法案，但至今仍然在實施。社會(hui) 主義(yi) 陣線附屬的新加坡工會(hui) 聯合會(hui) 因為(wei) 注冊(ce) 申請遭到拒絕而被依法禁止存在，親(qin) 政府的新加坡全國總工會(hui) 成為(wei) 主要受益者。李光耀解釋說，好戰的工會(hui) 組織的目標不是“解決(jue) 經濟和發展問題而是製造更多問題，這將造成更多的失業(ye) ，國家會(hui) 陷入崩潰。如果經濟正常運行，該製度占上風，共產(chan) 主義(yi) 就不會(hui) 得逞。無休止的罷工、怠工、靜坐和各種示威遊行將阻撓經濟，延緩其發展速度。在馬來西亞(ya) 之後，將開始大清洗。如果你呼籲政治罷工不去投票，你將被撤銷注冊(ce) ，失去合法地位。[21]實際上，好戰的工會(hui) 組織受到極大限製，基本上被禁止參與(yu) 政治活動[22]，若在民主背景下，這些措施即便不是不可能的至少也是很難實施的。在人民行動黨(dang) 近乎壟斷的政治權力控製之下，該經濟模式持續了幾十年。

在1985年經濟陷入衰退之後，新加坡政府決(jue) 定從(cong) 依靠廉價(jia) 勞動力的製造業(ye) 退出，增加對中小企業(ye) 的依賴來刺激投資和就業(ye) ，但是新企業(ye) 往往是與(yu) 政府領導下的公司合作的中小企業(ye) ，結果是政府控製和卷入的中小企業(ye) 實際上增加了許多。[23]並不令人吃驚的是，獨立工會(hui) 組織遭到的限製仍然存在，目的在於(yu) 確保本地和外國經營者的穩定。政治壓迫更加零散，但在迫使持不同政見者閉嘴方麵還是非常有效。李光耀的話非常說明問題。他解釋說，政府需要“大棒”以便管理，不需要“使用太多。對大人物用一兩(liang) 次大棒，其他人就會(hui) 注意到了。”[24]

政府用它的社會(hui) 福利途徑為(wei) 其控製民主政治的行為(wei) 辯護。它提供了大規模的自籌資金的公共房屋項目、自籌資金的養(yang) 老金、基本免費的教育，但是正式勞動力之外的人沒有失業(ye) 保險、公費醫療或國家資助的養(yang) 老金。[25]主要考慮是國家資助的福利項目將延緩經濟發展速度，從(cong) 長期看是無法持續下去的。李光耀非常明確地指出，反對派運動企圖“破壞銀行”，隱含的意思是使用“大棒”對付他們(men) 是合法的。“你得與(yu) 這些人鬥爭(zheng) ，他們(men) 不僅(jin) 決(jue) 心不再繼續投資，而且把已經儲(chu) 蓄的錢拿來養(yang) 貓。如果一個(ge) 選民天真地相信可以做這些事情，你就是在破壞銀行。”[26] 這裏，民主政治將破壞人民行動黨(dang) 發展經濟的機會(hui) 。

人民行動黨(dang) 為(wei) 了經濟目的幹預“私人”生活也是臭名昭著的。從(cong) 受教育的母親(qin) 的經濟獎勵到禁止銷售口香糖，人民行動黨(dang) 已經顯示在追求繁榮中對日常生活細節的幹預幾乎無所不在。再次，李光耀對政府的做法直言不諱，“如果不幹涉個(ge) 人事務的話，我們(men) 將不能取得經濟進步。與(yu) 誰做鄰居、如何生活、說什麽(me) 語言、聲音多大、怎麽(me) 吐痰等全由我們(men) 說了算，不要考慮人民的想法。”[27]新加坡記者契連·喬(qiao) 治用令人印象深刻的比喻點明了新加坡發展模式的結果“新加坡是個(ge) 空調國家，是一個(ge) 安逸舒適與(yu) 中央控製獨特結合的社會(hui) ，人們(men) 精確把握了環境，付出的代價(jia) 是犧牲了個(ge) 人自主性。”[28]

為(wei) 什麽(me) 這很重要呢？或許新加坡人不像美國人那樣看重個(ge) 人自主性。正如李光耀說的，新加坡人“很少懷疑，崇尚社會(hui) 利益優(you) 先於(yu) 個(ge) 人利益的社群主義(yi) 價(jia) 值觀的社會(hui) 比美國的個(ge) 人主義(yi) 更適合他們(men) 。”[29]但問題在於(yu) ，政治壓迫破壞社群主義(yi) 的目標，意味著它實際上推動以自我為(wei) 中心的個(ge) 人主義(yi) 而不是對國家整體(ti) 的承諾。即使偶爾使用“大棒”對付反對派政客如徐順全也是在向社會(hui) 發出不愛國的信號，“在新加坡，最好專(zhuan) 心做自己的事，悶聲發大財，把政治留給政客去搞吧。”[30]難怪，根據最新的一次民意調查，“在談到參與(yu) 政治行動的時候，無論是請願書(shu) 簽名還是參與(yu) 靜坐或合法的遊行示威，新加坡人都是最冷漠的。在政治參與(yu) 的所有這三個(ge) 方麵新加坡人都是五個(ge) 東(dong) 亞(ya) 鄰居中排名最靠後的。”[31]

大部分人對政治壓迫的反應是變得冷漠，不過也有些人會(hui) 變得沮喪(sang) ，隻好到其他地方尋求機會(hui) ，結果新加坡一直在喪(sang) 失一些最優(you) 秀的人才。2007年對新年破年輕人的調查顯示，一半以上希望移民到其他國家。許多人尤其是向上流動的已經開始行動了。新加坡的平均人才外流率是每千人26.11，這是世界第二高，至少部分歸咎於(yu) 限製性的政治環境以及規則和法律過於(yu) 嚴(yan) 厲。[32]政府其實也意識到了這個(ge) 問題，前總理吳慶瑞說“我們(men) 給予新加坡人的教育越多，為(wei) 他們(men) 創造的機會(hui) 越多，他們(men) 就有越多的國際流動性，他們(men) 擁有從(cong) 建屋發展局（HDB）得到的廉租房越多，就越有錢在澳大利亞(ya) 買(mai) 更便宜的房子。新加坡人會(hui) 紮根新加坡嗎？會(hui) 有足夠多的新加坡人留在這裏確保國家的長期生存嗎？我把這個(ge) 問題留給那些隻能共安樂(le) 不能共患難的新加坡人，他們(men) 享受了新加坡的一切好處，卻要在國家遇到小風浪的時候收拾行李乘飛機離開。[33] 政府做出的回應是吸引外國人才，但多數新加坡人相信外來人才“在危機時刻是不會(hui) 效忠國家的。”[34]

根據要求，我向係主任提交了“政治理論入門”課程的閱讀書(shu) 目。他把我叫到辦公室，告訴我多講一些社群主義(yi) 而不是自由主義(yi) 和女性主義(yi) ，強調說我不應該給一年級學生講約翰·斯圖亞(ya) 特·穆勒，因為(wei) 他們(men) 還沒有達到理解所需要的成熟程度。很自然的，這使我偏偏要對著幹。我講解了穆勒的《論自由》，確保給全班同學閱讀了最後一段話：

一個(ge) 國家的價(jia) 值，從(cong) 長遠看，還是構成這個(ge) 國家的個(ge) 人的價(jia) 值。一個(ge) 國家若隻圖在管理技巧方麵或者在與(yu) 企業(ye) 經營細節相似的實踐上做得較好一點，卻把國民心智擴展和提高的根本利益向後推遲；一個(ge) 國家若阻礙其國民的成長以便把他們(men) 變成它手中更加馴服的工具，即使為(wei) 了良好的目的；那麽(me) ，這個(ge) 國家將發現，依靠這些卑微小民不可能完成真正偉(wei) 大的壯舉(ju) ；它不惜犧牲一切而實現了的機器的完美，為(wei) 了機器可以更順暢的運轉而寧願撤去了根本動力，到最後卻發現機器因為(wei) 沒有動力而成為(wei) 一堆廢鐵。

當政治壓迫和徹底的家長製結合起來，即使出於(yu) 為(wei) 了公民現有和未來福利考慮的好心，人民也可能變得更加追求物質享受，缺乏公共精神。新加坡社會(hui) 學家郭建文引用托克維爾的話哀歎新加坡出現的情況：

【在“開明專(zhuan) 製主義(yi) ”下，公民】被強大的監護力量所控製，政府竭力去滿足他們(men) 的願望，控製他們(men) 的命運。政府願意為(wei) 了他們(men) 的幸福而努力工作，但是它成為(wei) 那種幸福的唯一代理人和仲裁者：政府為(wei) 公民提供安全，監督和供應必需品，為(wei) 娛樂(le) 提供方便，為(wei) 他們(men) 排憂解難，指導工作，管理財產(chan) ，分配遺產(chan) 。讓人民免於(yu) 思考的麻煩和生活的苦惱，人生還剩下什麽(me) 呢？[35]

求助於(yu) 托克維爾，郭進一步指出這種政權下的民眾(zhong) 將缺乏對同胞的信任，缺乏對公共事務的興(xing) 趣，當然也沒有為(wei) 了公共利益而犧牲個(ge) 人利益的願望。相反，“公民”將把注意力集中在私人生活的物質利益方麵，這再次對政府有利。“人人都熱衷發財，已經有錢的人考慮如何保住財富。專(zhuan) 製主義(yi) 的本質正是鼓勵這種欲望，傳(chuan) 播這種破壞性。雖然這令國民道德水平下降，但這是專(zhuan) 製主義(yi) 的保障，因為(wei) 它能把人們(men) 的注意力從(cong) 公共事務上轉移開來。”[36]

新加坡人熱衷物質享受已經不是秘密。前外交部長拉惹勒南曾描述新加坡的民眾(zhong) 意識形態是“拜金主義(yi) ”，[37]按照前總理吳國棟的說法，對新加坡人來說，“不購物的人生是不完整的”[38]。新加坡人的夢想通常被描述為(wei) “五個(ge) C”：職業(ye) 、公屋、轎車、俱樂(le) 部、和信用卡。在最近的一次調查中，50%的新加坡人暗示他們(men) 對國民身份不感興(xing) 趣，隻要能發財就行。[39]

在裕廊西，妻子和我與(yu) 我們(men) 社區一個(ge) 說漢語的商店店主成為(wei) 好朋友。她討厭人民行動黨(dang) ，尤其討厭李光耀，投票支持反對派---工人黨(dang) 。問題不在於(yu) 她工作賣力卻工資低廉，而是常常因為(wei) 政府檢查員和政府反對落後的中國方言的宣傳(chuan) 而感覺低人一等。我們(men) 覺得她善良聰明。我們(men) 和她的朋友一起慶祝中國節日，她也成為(wei) 我嶽父母的好朋友。我曾經計劃在上次旅行時去看望她，但她母親(qin) 最近剛剛去世，她不願意離開家，這是傳(chuan) 統儒家服喪(sang) 禮儀(yi) 的要求。

新加坡確實創造了經濟奇跡。今天，它是世界人均GDP第五名。其經濟模式被許多發展中國家所借鑒，讓千百萬(wan) 人擺脫貧困。即使“共產(chan) 主義(yi) ”國家如中國也遵從(cong) 新加坡模式依靠跨國公司輸入資本，提供就業(ye) 機會(hui) ，提高管理水平。新加坡擁有2500億(yi) 新加坡元儲(chu) 備以防“不時之需”（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後，新加坡政府做出前所未有的決(jue) 定---減少國家儲(chu) 蓄。）

但是像多數奇跡一樣，新加坡的經濟奇跡也是海市蜃樓。在馬克思主義(yi) 者看來，問題是人們(men) 仍然被當作經濟生產(chan) 力的工具，他們(men) 工作時間長，把工作當作生存手段而不是生活需要（即使老年人也有很多外出工作以便新加坡在國家經濟競爭(zheng) 力優(you) 勝劣汰的鬥爭(zheng) 中保持領先：新加坡勞動力中65歲以上的老人比例在1993年到2003年間增加了57%，雖然隻有5%的新加坡人願意在65歲退休年齡之後工作）[40]。在自由派看來，問題是政府的高壓手段限製了個(ge) 人自主性和創造性。在社會(hui) 民主派看來，問題是缺乏國家資助的福利，造成弱勢群體(ti) 的痛苦和收入不平等的巨大差異（2006年，新加坡在收入不平等方麵排名在全球105名，與(yu) 布隆迪和肯尼亞(ya) 並列；將近30%的家庭不能賺取達到最低生活水平的收入。）[41]在社群主義(yi) 者看來，最深刻的問題是專(zhuan) 製獨裁和家長製政權支持的經濟模式鼓勵以自我為(wei) 中心的個(ge) 人主義(yi) 而不是具有公共精神的國家承諾。契連·喬(qiao) 治說得好，“新加坡的悲劇不是缺乏理想主義(yi) 而是它係統地獎勵熱衷個(ge) 人主義(yi) 的多數派，打擊具有社會(hui) 公共意識的少數派。”[42]難怪李光耀逐漸認識到新加坡人需要“另外30、40、50年”才能養(yang) 成國民對國家整體(ti) 的感情。[43]他沒有說到的是，正是其政治體(ti) 製應該為(wei) 進步緩慢負責。

多元種族主義(yi) 的價(jia) 值

去年在翻閱幾個(ge) 舊箱子的時候，我偶然發現1990年申請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求職時寫(xie) 的“目標宣言”影印件。我寫(xie) 的是“我對新加坡的多元文化主義(yi) 經驗印象最為(wei) 深刻。在魁北克，法裔加拿大分裂主義(yi) 者運動仍然非常活躍，法裔加拿大人和英裔加拿大人的緊張關(guan) 係仍然時常爆發。但新加坡成功地完全消弭了民族衝(chong) 突。在1960年種族暴亂(luan) 後不到30年的時間裏，不同文化族群和諧平等地共處。我計劃學習(xi) 和研究新加坡人的經驗。”我在讀到它時禁不住笑出聲來，心想“我在焦急地尋找工作，我真的相信我寫(xie) 的東(dong) 西嗎？”我知道第一次來到新加坡的時候我非常天真。每次我說話，一個(ge) 同事都會(hui) 說“他是新來的。”但是我真的那麽(me) 天真嗎？

新加坡是多民族社會(hui) ，英國殖民政權把社會(hui) 分成固定的種族類別和俗套，並一直持續到今天。[44] 眾(zhong) 多群體(ti) 並不總能很好地相處。1854年，不同中國方言區的人之間的暴亂(luan) 持續了12天，造成500人傷(shang) 亡。[45]一個(ge) 多世紀之後，1964年，華人和馬來人之間的暴亂(luan) 造成36人傷(shang) 亡。

一個(ge) 外交官朋友告訴跟我談到他和新加坡一個(ge) 部長的會(hui) 麵。他稱讚新加坡維持種族和平共處的努力，但這個(ge) 部長笑了笑，說“沒有那麽(me) 神秘。你需要做的隻是把槍放在這裏（指著桌子下麵）”

從(cong) 那以後，人民行動黨(dang) 開始嚴(yan) 厲鎮壓有可能引發暴亂(luan) 的“民族沙文主義(yi) ”的任何表現。區分維護和平的“大棒”和用來獲得人民行動黨(dang) 權力的“大棒”並不總是很容易。在1990年代中期臭名昭著的案例中，大眾(zhong) 喜歡的反對派政客鄧亮洪被迫離開新加坡，因為(wei) 人民行動黨(dang) 指控他是中國沙文主義(yi) 者[46]，但是自上台以來，人民行動黨(dang) 通過一係列旨在防止種族矛盾出現的法律，成功地阻止了民族衝(chong) 突的爆發。宗教尤其是伊斯蘭(lan) 教受到特別控製。前總理吳作棟說，“一旦宗教卷入，如果燃起大火，就無法撲滅了。我們(men) 非常擔心這種事。”[47]基本想法就是讓不同宗教信徒分開的權宜之計，而不是靠宗教對話和相互理解最終建立更強烈的國家共同體(ti) 意識。

但是，在宗教領域之外，人民行動黨(dang) 確實推行了融合政策。主要目標是遏製狹隘民族主義(yi) 思想，促進民眾(zhong) 對建立在安全和繁榮基礎上的新加坡國民身份的認同。因此，它采取了“多種族主義(yi) ”的建國原則，意思是不同族群在社會(hui) 環境中混合，同時維持各自獨特的文化習(xi) 俗，相互平等和睦共存。其中一個(ge) 融合政策是被稱為(wei) 建屋發展局的全國公共房屋項目。在建屋發展局公寓建造之前，人們(men) 居住在相對分散的同質性民族聚居區內(nei) 。為(wei) 了形成“種族和諧”的局麵，政府強製推行房地產(chan) 的種族融合。政府“通過清除擅自占用土地建房，把它們(men) 改造成為(wei) 高密度的高層建作為(wei) 公共房屋供居民居住，從(cong) 而打破從(cong) 前的種族聚居區。不同的種族按一定比例被分配進入每幢公屋和每個(ge) 公屋區。結果，每個(ge) 公屋區將反映新加坡總人口的種族構成比例：大概75%華人，17%馬來人和8%印度人。”[48] 融合性房屋政策有明顯的劣勢，如把人們(men) 從(cong) 種族社區連根拔起，打破了種族間隔，提高了“雜合”家庭的成本，讓少數族群更難進行自己的宗教活動（如建屋發展局公寓中的廚房緊挨著廁所的設計是殖民地華人商品房流傳(chuan) 下來的，這讓印度教徒難以遵從(cong) 傳(chuan) 統的清潔禮儀(yi) ）[49]，不過這也幫助解釋了自人民行動黨(dang) 上台以來不同種族群體(ti) 之間沒有暴力衝(chong) 突的原因。生活在公共補貼的房屋中的居民獲得一種所有權的意識（今天85%的人住在建屋發展局公寓中，其中80%的人對公寓有99年的租期），這意味著現代大部分新加坡人與(yu) 國家繁榮有密切的利害關(guan) 係，這是國家建設的重要支柱之一。

我花費了一段時間才贏得學生的信任。到最後，學生不再緊張了，尤其是在我的辦公室的小組學習(xi) 時。在離開新加坡之前不久，我問幾個(ge) 學生萬(wan) 一發生戰爭(zheng) ，有多少人願意為(wei) 國犧牲，沒有一個(ge) 學生給出肯定的回答（一個(ge) 學生說他願意做出犧牲，但這是為(wei) 了家庭而不是國家）。

另外一個(ge) 融合措施是國民服役。李光耀對新加坡能否獨立地保障自己的安全沒有信心，吳博士說服他要建造國家軍(jun) 隊並實施強製性的服役製度。新加坡在麵對安全挑戰時確實有一個(ge) 模範---以色列。作為(wei) 被可能充滿敵意的、穆斯林占絕對優(you) 勢的大國鄰居包圍下的小國，新加坡求助於(yu) 以色列的指導。李光耀說“我們(men) 在世界這個(ge) 地方為(wei) 自己的命運而奮鬥，任何人若認為(wei) 我們(men) 好欺負，我說：那就從(cong) 我的屍體(ti) 上踏過去。我們(men) 選擇以色列的模式，具體(ti) 地說，把每個(ge) 男孩和女孩都訓練成紀律嚴(yan) 明、驍勇善戰、保家衛國的軍(jun) 人或許是必要的。”[50] 李光耀政府邀請一群以色列軍(jun) 事顧問(偽(wei) 裝成墨西哥人以避免讓穆斯林鄰居感到窩火)為(wei) 新加坡國防軍(jun) 提供秘密訓練。1967年，新加坡實行了以色列風格的強製服兵役政策。但是，國民服役作為(wei) 融合工具的有效性非常有限，隻有男性被征召入伍（和以色列不同），馬來人入伍的數量很少，因為(wei) 不相信在與(yu) 鄰居發生戰爭(zheng) 時他們(men) 會(hui) 為(wei) 新加坡而戰[51](雖然現在國防軍(jun) 對馬來人更開放了)。而且，新加坡（和以色列不同）自獨立以來沒有打過仗，尤其是私下裏，人們(men) 常常懷疑國防軍(jun) 的價(jia) 值。正如《海峽時報》專(zhuan) 欄作家郭伯鬆說的，“非常清楚，人們(men) 對保家衛國抱著一種玩世不恭的態度。無論是老板還是沒有利益關(guan) 係的旁觀者，我看到他們(men) 都不僅(jin) 對國防軍(jun) 的犧牲不屑一顧，而且顯然沒有任何的愛國情感。”[52]

至於(yu) 語言，人民行動黨(dang) 覺得它必須做出更加不得人心的決(jue) 策。在1960年代初期，它決(jue) 定確立四種官方語言（馬來語、漢語、泰米爾語和英語），以馬來語為(wei) 國語。新加坡的未來是在與(yu) 馬來亞(ya) 組成聯邦的背景下提出的，非馬來人被鼓勵去學習(xi) 馬來語。馬來人作為(wei) 本土人主要是從(cong) 象征意義(yi) 上在憲法中得到特別承認。[53]但是在1965年獲得獨立後，人民行動黨(dang) 偏離了“以馬來人為(wei) 中心的”民族和語言政策，但它不能創造一個(ge) 新的身份認同，若以漢語和中國文化為(wei) 中心可能引起嚴(yan) 重的國內(nei) 種族關(guan) 係緊張並招致鄰國的批評甚至入侵。因此，政府決(jue) 定推動以英語作為(wei) 主要的教育語言，以“母語”作為(wei) 第二語言。英語具有國際商業(ye) 和貿易的語言優(you) 勢，因此英語的推廣和應用為(wei) 新加坡帶來競爭(zheng) 優(you) 勢。英語的推廣也是包括多數族群華人在內(nei) 的所有族群的共同願望。李光耀明確指出新加坡的語言政策是與(yu) 多數原則衝(chong) 突的：

如果我們(men) 選擇漢語，支持漢語，我們(men) 如何謀生呢？如何適應這個(ge) 區域適應這個(ge) 世界呢？我們(men) 沒有辦法生活。但華人都想要漢語。如果我們(men) 投票，就得遵循那個(ge) 政策。所以，當人們(men) 說“啊，問人民吧！”這是孩子氣的廢話。我們(men) 是領袖，我們(men) 知道後果如何。他們(men) 說，人們(men) 自己會(hui) 思考？你真的相信一個(ge) 小學沒有畢業(ye) 的家夥(huo) 知道他對語言、文化和宗教等問題上的本能回答的後果嗎？但我們(men) 知道後果，我們(men) 可能挨餓，可能麵臨(lin) 種族暴亂(luan) ，可能陷入分崩離析的境地。[54]

當然，推廣英語的語言政策也符合人民行動黨(dang) 領袖的利益。一方麵，他們(men) 是相對享有特權的接受英語教育的新加坡少數菁英，在英語環境中他們(men) 的權力將更加鞏固。楚明偉(wei) 認為(wei) 人民行動黨(dang) 可以利用接受英語教育的人挫敗接受漢語教育的人，摧毀說漢語的工人階級政治反對派。[55]

雖然這些專(zhuan) 製措施---打破民族聚居區、強製性服兵役、推廣英語教育剛開始很不受歡迎，但是這些政策逐漸被大多數人所接受。到了1980年代中期，大部分新加坡人已經很舒服地使用英語作為(wei) 教育和政府管理的媒介，少數人主張重新劃分民族聚居區。或許，國家建設真的接近成功的邊緣。

2009年9月。我與(yu) 蔡明發在小吃街邊吃邊聊幾個(ge) 小時後，另外一個(ge) 朋友，政治理論家本傑明王參加到我們(men) 的對話中。本傑明王和蔡明發相互熱情地打招呼，然後用新加坡人口音很重的英語交談，這種口音讓我覺得很親(qin) 切，因為(wei) 它讓我想起魁北克法裔加拿大人說英語的方式。在喝了更多冰鎮啤酒後，我問本傑明王新加坡政府在什麽(me) 事情上還可以做得更好。他說政府應該放鬆對文化和語言的管理。他指出多倫(lun) 多比新加坡的文化更加多元，他在那裏讀博士，不同族群的人一般來說相處得很好。不像我們(men) 這裏必須說新加坡英語這種“雜合語言”或被迫適用不同的種族劃分，這等於(yu) 時刻提醒我們(men) 語言和文化差異並讓我們(men) 覺得低人一等。

在這一點上，政府可以放鬆管製和文化重塑，允許更自然的表達和演化。另外，政府如果不是消除強製性的服兵役，或許可以逐漸減少，逐漸采用哥斯達黎加的去軍(jun) 事化模式而不是繼續以色列模式。它還可以推行包容性更強的融合政策，如新加坡年輕人（無論男女）需參加一年強製性的公共服務項目。整個(ge) 過程將伴隨著政治自由化和更多言論自由，因為(wei) 政府不再需要高壓手段實現國內(nei) 和平。

但是曆史選擇了另外一個(ge) 方向。人民行動黨(dang) 決(jue) 定優(you) 先選擇民族身份，尤其是華人語言和文化。他開展了“說普通話”的運動，鼓勵新加坡華人在社會(hui) 場合使用普通話而不是方言。在教育上，政府更多強調母語教學，每個(ge) “種族”的孩子必須在學習(xi) 英語之外學習(xi) “母語”（雖然政府後來認識到雙語政策有點要求過高，所以在大學入學考試中降低了語言要求）。1980年代後期，政府在中小學也推動宗教教育，基本上是不同族群對應不同宗教。引起爭(zheng) 議最大的是，政府推動以民族為(wei) 基礎的福利，通過廢棄全國性組織負責各民族弱勢者的觀點，而是采取以民族為(wei) 基礎的福利體(ti) 製，各自照顧“自家”窮人。

有必要問一下為(wei) 什麽(me) 政府的官方話語和政策在1980年代後期及1990年代初期發生民族轉向。最寬厚的解釋是新加坡領導人是受經濟動機的驅使。他們(men) 在1980年代後期有足夠的先見之明預測到中國經濟和政治崛起，所以新加坡決(jue) 定應該強調其“中國性”以便在國際市場上維持這種比較優(you) 勢。結果，中國成為(wei) 新加坡第三大貿易夥(huo) 伴和最大投資目的地，兩(liang) 國在2008年後期簽訂了自由貿易協定。

重新強調民族性的另外一個(ge) 可能理由是李光耀的個(ge) 人性格，其他“締造者”（失去政治影響力）不能像從(cong) 前那樣多地限製李光耀的個(ge) 人喜好。[56]李光耀從(cong) 來不隱瞞其世界觀“你知道存在一些天生的偏見。我並不假裝自己沒有偏見，我也有偏見。如果我的一個(ge) 兒(er) 子回家後說‘我結識了這個(ge) 美國女人，她是我在美國認識的’，我的第一個(ge) 問題是她是什麽(me) 膚色？”[57]他也非常清楚地說，他自己的種族身份認同隨著年齡的增長而不斷增強。“人人都知道我們(men) 離真正的正宗的新加坡華人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我現在比30年或40年前更有中國性的理由之一是學習(xi) 和讀書(shu) 及年齡增長的結果，我認識到人性沒有改變。”[58]或許他逐漸“認識”到那些根深蒂固的偏見其他人也有。隱含的意思是，最好和他們(men) 一起工作而不是提出建立在人們(men) 可以超越自身局限性的烏(wu) 托邦假設基礎上的政策。

以民族為(wei) 基礎的福利一直遭受批評，因為(wei) 它增加了跨族婚姻子女的成本，他們(men) 被迫進入政府劃定的類別中去。[59]而且，民族群體(ti) 名義(yi) 上的平等往往掩蓋了法律平等往往有利於(yu) 眾(zhong) 多富裕華人的事實。[60] 因為(wei) 人口少和經濟狀況低劣，馬來人沒有同樣的能力幫助相對窮的馬來人，所以族群之間的不平等即便沒有擴大也仍然持續存在。[61]

1992年，學校安排我上大課“政治理論簡介”（300多學生）。我是接替一個(ge) 隻依靠西方材料的僑(qiao) 民，所以決(jue) 定在課程中更多承認亞(ya) 洲文明的內(nei) 容。該課程開始討論的主題包括“沒有道德的政治”，但我沒有選擇馬基亞(ya) 維裏，我覺得選用中國古代思想家韓非子(公元前280-233年)更好。他是一個(ge) 深刻的玩世不恭的現實主義(yi) 政治鼓吹者，被認為(wei) 是中國政治思想中的法家奠基人。我在課堂上使用多數學生都懂得的韓非子原文中的漢字。在本課程的第二部分“沒有政治的道德”中，我討論了無政府主義(yi) 思想家的觀點，同時特別提到了道家思想家的觀點。在最後一部分“道德與(yu) 政治”中，我引用了亞(ya) 裏士多德和穆勒的觀點，但同時也討論了孔子的觀點。我希望學生會(hui) 讚賞我在課程中納入更多亞(ya) 洲觀點的嚐試。

在我最後一次上課前不久，一個(ge) 學生從(cong) 辦公室門下塞進來一張字條，上麵的用語很不友好。該學生指控我有種族主義(yi) 傾(qing) 向，具體(ti) 地說就是讚美中國思想家，貶低少數民族的文化貢獻。我試圖在課堂上反駁這種指控，但新加坡一個(ge) 同事和朋友指出我也有部分責任，因為(wei) 我隻討論了中國思想家的貢獻。問題不在於(yu) 我實際上是否支持他們(men) 的觀點，僅(jin) 僅(jin) 在課堂上呈現這些內(nei) 容就已經顯示我是在認真對待它們(men) 。從(cong) 課程大綱中排除穆斯林或印度思想家的貢獻，我送出的隱含信號是他們(men) 的觀點不重要或沒意思，至少馬來人學生和印度教學生會(hui) 這麽(me) 看。我使用漢字的做法進一步讓少數民族學生感到疏遠，因為(wei) 他們(men) 看不懂。後來，我通過納入伊斯蘭(lan) 和印度傳(chuan) 統經典中的相關(guan) 讀物，並堅持在課堂上使用英語以試圖糾正這種偏見。

結合新加坡各地張貼的“說普通話”的標語和李光耀公開為(wei) “強大的中國價(jia) 值”能夠和應該影響非華裔新加坡人的觀點辯護，對相對富裕的華人多數族群有利的事實使新加坡少數族群的政治疏遠感更加強烈。[62]作為(wei) 回應，人民行動黨(dang) 采取措施提高少數族群政治代表的數量，如實施集體(ti) 選舉(ju) 區製度確保選民投票選舉(ju) 的多席位選區中至少有一位少數民族代表。但是這些措施也旨在鞏固人民行動黨(dang) 對權力的把持。在1977年選舉(ju) 前不久政治動機被表達得非常清楚，人民行動黨(dang) 增加了集體(ti) 選舉(ju) 區製度的規模從(cong) 四席增加到六席，但並沒有增加少數民族的代表。

顯然，這種以民族為(wei) 基礎的政策從(cong) 國家建設角度看似乎問題特別大，因為(wei) 政府非常有效地批準了對一個(ge) 族群而不是對國家的依戀。正如反對派政客徐順全指出的，“這些以種族為(wei) 基礎的社區將變得越來越內(nei) 向，他們(men) 關(guan) 心的問題將更加狹隘和區域性，在此情況下，怎麽(me) 能培養(yang) 強大的國民精神呢？”[63]從(cong) 新加坡敏感的地緣政治背景看，值得進一步探討其政治動機，這或許有助於(yu) 解釋它對民族性尤其是中國性的強調。不管在國家建設上會(hui) 付出什麽(me) 代價(jia) ，新加坡呼籲對亞(ya) 洲文化的自豪感與(yu) 不那麽(me) 民主的鄰國領導人的利益碰巧吻合，所以在這方麵可擔憂的事並不多。

協議履行幾年後，我參加了新加坡國立大學的一個(ge) 主要由新加坡著名外交官和公共知識分子參加的座談會(hui) 。討論的題目是“東(dong) 南亞(ya) 為(wei) 什麽(me) 比東(dong) 南歐做得好？”當時印度尼西亞(ya) 在蘇哈托總統領導下政治穩定，南斯拉夫則分裂成衝(chong) 突不斷的民族部落，他的答案是基本上專(zhuan) 製政權有助於(yu) 獲得和平並為(wei) 經濟發展打下基礎。(蘇哈托政權幾年後垮台，印度尼西亞(ya) 成為(wei) 新興(xing) 民主國家)我對西方政治說教強烈反感，可我非常討厭發言者自鳴得意的語調，所以忍不住走到麥克風前說，我對比較政治也很感興(xing) 趣，也在思考為(wei) 什麽(me) 新加坡成為(wei) 除了少數石油豐(feng) 富的海灣國家之外沒有采取政治民主的唯一發達國家。一開口講話我就後悔了，知道自己已經落入大辯論家的陷阱。發言者回應說，我是擁有帝國主義(yi) 心態的典型西方人，總認為(wei) 民主對任何人都是最好的製度，我應該更多反省自己的偏見。很多聽眾(zhong) 熱烈鼓掌。

對亞(ya) 洲自豪感及其遺產(chan) 的重新強調發生在蘇聯解體(ti) 和自由民主似乎橫掃全球的時刻決(jue) 非巧合。新加坡領導人開始擔心西方文化和價(jia) 值觀尤其是政治民主思想的入侵。他們(men) 做出的回應是創建了“亞(ya) 洲價(jia) 值”觀，該術語就是為(wei) 了挑戰西方的公民和政治自由。以亞(ya) 洲價(jia) 值觀名義(yi) 提出的最常見的主張是需要犧牲這樣的自由以便滿足更基本的物質財富需求。[64]但是亞(ya) 洲價(jia) 值觀的說法很快遭遇批判性的審視。即使在發展的早期階段自由需要做出一些犧牲，為(wei) 什麽(me) 新加坡人均GDP已經是最富裕的國家之一時，新加坡人還要繼續做出犧牲呢？這種論證是價(jia) 值觀之爭(zheng) 還是在競爭(zheng) 性的善之間保持平衡的實證研究呢？像亞(ya) 洲這麽(me) 多樣化的地區共同擁有的價(jia) 值觀到底是什麽(me) 呢？民主的印度能分享這些價(jia) 值嗎？作為(wei) 對這些批評的回應，李光耀很快改變立場，宣稱他實際上指的是支持經濟發展的擁有儒家傳(chuan) 統的東(dong) 亞(ya) 價(jia) 值觀。但它們(men) 真的是“儒家”價(jia) 值觀嗎？

在離開新加坡後不久，我和一個(ge) 著名的儒家支持者共進午餐，他在美國一重點大學教書(shu) 。曾經應邀在1980年代後期幫助設計新加坡學校的儒家倫(lun) 理學課程（作為(wei) 宗教倫(lun) 理學課程的一部分，因為(wei) 威脅到重新引起宗教衝(chong) 突而最終被拋棄）並和李光耀有個(ge) 人交往。我問起李光耀對儒家的興(xing) 趣，這個(ge) 學者連連歎氣“他不懂，他根本就不懂。”

儒家是豐(feng) 富而多樣的傳(chuan) 統，擁有一些共同的線索。在政治上，它強調依靠禮儀(yi) 和道德典範而不是懲罰進行管理，追求和而不同、一個(ge) 和平的沒有邊界的大同世界理想。而且，占主導地位的孟子一派認定，人性可以通過適當的道德教育而改善。早期儒家的觀點受到法家如韓非子的強烈批判，理由是鬆散的管理在充滿追求自我利益的政治行動者的危險世界裏將引發災難。因此，需要通過法律和嚴(yan) 酷的懲罰等手段來增強國家的力量。韓非子的目標幾乎就是徹底的國家控製，他一再強調道德考慮不應該成為(wei) 幹擾。難怪各國君主非常樂(le) 於(yu) 接受這種觀點，公元前246年登上王位的殘暴的秦始皇吸收韓非的建議征服和控製了整個(ge) 中國，成為(wei) 秦朝第一個(ge) 皇帝。秦始皇建造了長城（部分）和擁有大量兵馬俑的陵墓，還活埋了數千儒家學者並焚燒儒家書(shu) 籍。這個(ge) 王朝非常短命，但韓非的影響一直持續存在。

所以，李光耀或許確實受到中國政治文化的影響，不過法家的影響或許更明顯。公平地說，李光耀還沒有殺掉一個(ge) 政治對手，也沒有公開為(wei) 殺害無辜民眾(zhong) 辯護，但他的“要麽(me) 支配別人要麽(me) 被別人支配”的玩世不恭論調[65]、他依靠嚴(yan) 酷懲罰控製民眾(zhong) 生活的做法、他的缺乏仁愛以及嚴(yan) 酷對待批判他的記者和反對派、還有他的“艱困的社會(hui) ”和富國強兵的呼籲等等都說明李光耀是現代法家。或許這就是為(wei) 什麽(me) 李光耀偏離了1980年代中期的建國目標和民族融合政策，那時候國家建設本來可以通過政治自由化而得到鞏固的。但李光耀需要強調種族分裂，因為(wei) 沒有比這更好的來對付政治自由化訴求的辦法了。在他的心目中，目標是建造強大的國家而不是強大的國民。

賢能政治的價(jia) 值

一封送到我母親(qin) 在蒙特利爾的住址的平信通知我去參加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係教師崗位的麵試。我認真地準備這次麵試，閱讀了政治理論中的經典內(nei) 容和最近的一些熱點議題辯論。我期待的是由一幫專(zhuan) 家進行的麵試，通過考察該領域的知識挑選一名最佳候選人。他們(men) 給我提供一張前往華盛頓特區的機票。下飛機後，我乘出租車前往信封上寫(xie) 的地址。讓我感到吃驚的是，那裏不是大學而是新加坡大使館。我被引領到樓上，更令我吃驚的是，接待我的人竟然是新加坡駐美大使。大使和我打招呼，並請我坐下。第一個(ge) 問題：1985年你為(wei) 什麽(me) 前往古巴？我感到奇怪他是怎麽(me) 知道的？到現在為(wei) 止，我也沒有找到答案。我告訴他，那是麥基爾大學組織的學習(xi) 熱帶農(nong) 業(ye) 的旅行的組成部分。第二個(ge) 問題：你是共產(chan) 黨(dang) 員嗎？我回答說，不是，我是社群主義(yi) 者。這是一個(ge) 質疑自由主義(yi) 的個(ge) 人主義(yi) 傾(qing) 向的政治理論。他似乎對這個(ge) 回答感到滿意，說“希望你在新加坡過得愉快。”麵試就這樣結束了。我對這個(ge) 結果感到高興(xing) ，但對麵試過程感到困惑不解，一直在想，我是否真的配得到這份工作。我被錄用是因為(wei) 我是最優(you) 秀的候選人還是僅(jin) 僅(jin) 因為(wei) 我擁護社群主義(yi) ？

新加坡政府是人民選舉(ju) 的，但選舉(ju) 過程並不民主，即使按民主的最低定義(yi) ，即國家的最重要政治決(jue) 策者是通過自由和公平的競爭(zheng) 性選舉(ju) 選出來的。正如薩繆爾·亨廷頓注意到的，這樣的選舉(ju) 隻有在采取措施如保障言論自由、結社自由、新聞自由以及在反對派候選人和政黨(dang) 能夠批評現任領導人而無需擔心遭到報複等情況下才是可能的。[66]但在新加坡，個(ge) 人投票是編號的（政府至少在理論上能夠查出誰投票支持了哪個(ge) 政黨(dang) ，對那些可能投票支持反對派的人來說，這可能是一種限製性的影響力）；有希望的反對派候選人遭到公開羞辱，以令人懷疑的理由令其破產(chan) 或丟(diu) 掉工作；政府還明確威脅要取消某些服務如公屋改造，如果該選區投票支持反對派的話。親(qin) 政府的媒體(ti) 很少為(wei) 反對派提供時間或空間來表達觀點。不過，如果考慮到李光耀公開的反對民主的觀點，這些反民主做法不應該令人吃驚。他的兒(er) 子李顯龍是新加坡現任總理，提出了類似觀點“假如你在國會(hui) 中有10個(ge) 、15個(ge) 或者20個(ge) 反對派議員，我就不是花費時間思考新加坡的正確政策是什麽(me) 而是要花時間思考用什麽(me) 辦法搞定他們(men) 或收買(mai) 支持者的選票。”[67]

在很多外國觀察家眼中，新加坡應該被貼上專(zhuan) 製國家的標簽。但新加坡領導人並不接受國家隻有民主或專(zhuan) 製兩(liang) 種的這個(ge) 前提。相反，他們(men) 認為(wei) 賢能政治的概念最好地描述了新加坡的政治製度。考慮到新加坡人口少，資源有限，國家應該由根據美德選擇最聰明和最有品德的人來領導，讓我們(men) 再次借用李光耀自己的話：

新加坡是獎勵勤勞和美德而不是依靠天生的財富和特權的社會(hui) 。精英根據人民的利益而把握國家前進的方向、製訂規劃、控製國家權力。我們(men) 就是在資源貧乏和有限的情況下，依靠這個(ge) 群體(ti) 創建社會(hui) 組織，激發起全民的熱情和蓬勃發展的力量，創造出為(wei) 國民提供亞(ya) 洲第二高的生活水平的奇跡。這種頑強奮鬥的精神是新加坡應該保持的。現有計劃和實施的主要重擔落在大概300個(ge) 重要人物身上，他們(men) 來自貧窮的或中產(chan) 階級家庭，來自不同的語言學校。新加坡實行賢能政治，這些人就是通過自己的品德、才幹和辛苦工作而脫穎而出的。[68]

賢能政治的基本觀點是人人都有平等的機會(hui) 受到教育並為(wei) 社會(hui) 和政治做貢獻，但不是每個(ge) 人都擁有同樣的能力做出知情的道德和政治判斷，成為(wei) 出類拔萃的人才。因此，政治的任務就是辨認出具有中等水平和能力以上的人，讓他們(men) 為(wei) 公眾(zhong) 服務。如果領導人表現良好，人們(men) 就會(hui) 跟從(cong) 。

我和妻子參加了新加坡的牛津劍橋同學會(hui) 聚會(hui) ，新加坡的一個(ge) 政府部長作為(wei) 聚會(hui) 的嘉賓主持人。有人問主持人政府為(wei) 什麽(me) 需要限製《遠東(dong) 經濟評論》之類期刊的發行量，因為(wei) 人們(men) 可以越過邊界進入馬來西亞(ya) 輕易地搞到這些東(dong) 西。他笑著回答說“我們(men) 當然知道。我們(men) 不是擔心你們(men) 。聰明人會(hui) 找到辦法了解信息的，這沒關(guan) 係。我們(men) 擔心的是建屋發展局的公屋居民，生活在公屋裏的中下層階級。他們(men) 是需要照顧的人，我們(men) 要確保他們(men) 得到很好的照顧，不要過多接觸那些引起感情反應的信息。”

這種途徑在新加坡華人社區引起強烈反響。正如李顯龍解釋的，“許多儒家理想仍然對我們(men) 有重要意義(yi) 。一個(ge) 例子就是君子管理政府的概念，他們(men) 有義(yi) 務為(wei) 人民做正確的事，因而得到民眾(zhong) 的信任和尊敬。這比西方概念更符合我們(men) 的實際，西方認為(wei) 應該盡可能限製政府的權力，總是用懷疑的目光看待政府，除非它能證明並非如此。”[69]

這樣的言論很容易被認為(wei) 是領導人為(wei) 限製民主的措施辯護的幌子而被不屑一顧，但是新加坡政府或許比世界上其他任何政府都更多地嚐試將賢能統治的理想製度化。新加坡的教育體(ti) 製是無情的競爭(zheng) ，學習(xi) 最好的學生“成為(wei) 未來領袖”。[70]內(nei) 閣部長都有出色的教育和業(ye) 績記錄，越來越多的政治領袖是因為(wei) 學業(ye) 優(you) 秀獲得政府獎學金從(cong) 而進入政府工作的。[71] 1960年代後期，人民行動黨(dang) 派出若幹擁有博士學位的候選人參選，但是李光耀發現僅(jin) 有學術成就還不夠，最終把目光轉向政績突出的技術官僚。到了1980年代中期，該黨(dang) 從(cong) 新加坡武裝力量中招募了越來越多的“學者軍(jun) 官”。吳博士受到殼牌公司選擇擁有“直升飛機質量”（意思是關(guan) 注關(guan) 鍵細節的能力同時看到全局）的經理的選拔體(ti) 製的啟發，製訂了嚴(yan) 格的標準化的選拔程序。這個(ge) 過程涉及到政府和公司領導人的推薦，與(yu) 部長一起“喝茶”，對候選人的人品、動機和團隊協作能力的詳細調查，然後是政府高官進行的麵試。接著候選人被安排在不同部門進行基本培訓，並從(cong) 事基層政治工作，那些具有管理潛力的人被給予一天半的心理測試，涉及到一千多個(ge) 問題。這些考試旨在候選人的檢驗分析能力、想象能力和現實感。[72]

雖然如此，仍值得提出的問題是人民行動黨(dang) 采用這種嚴(yan) 格的篩選程序是否屬於(yu) 賢能政治。一方麵，該體(ti) 製的偏見在於(yu) 更喜歡這些政府領導人自己在當學生時追求的學業(ye) 成績良好。當選者往往擁有“法律、工程、科學、企業(ye) 管理和其他基本上形式論的或定量研究的學科背景”。[73]能為(wei) 政府管理帶來更多人文關(guan) 懷的人文學科的優(you) 秀人才有可能當選嗎？如果政府受到儒家理想的影響，它或許考慮這樣的觀點，政治領袖應該接受包括音樂(le) 在內(nei) 的“六藝”訓練，以改善其道德判斷力和通感能力而不僅(jin) 僅(jin) 是以最有效率的方式管理國家的能力。

這個(ge) 選拔過程似乎也強化了傳(chuan) 統偏見，它意味著教育和政治上的流動性機會(hui) 並不像宣傳(chuan) 的那樣開放。性別偏見最明顯，在新加坡政治曆史上還沒有一個(ge) 女性內(nei) 閣部長，越來越多地依靠“學者士兵”（他們(men) 從(cong) 來沒有真正打過仗）並不是變革的好兆頭。這個(ge) 過程似乎也在獎勵政治一致性，排斥那些或許不善於(yu) 團隊協作的具有創造精神和批判能力的人。雖然有一些獎學金旨在為(wei) 少數優(you) 秀貧困學生支付學費，但新加坡式的賢能政治受到階級和特權等操作方式的嚴(yan) 格限製。“精英學校之所以是‘精英’不僅(jin) 因為(wei) 它們(men) 的學生學習(xi) 成績好教學水平高而且因為(wei) 學生幾乎完全來自社會(hui) 的和經濟上的特權家庭。”[74]新加坡最貧窮的社區是馬來人社區的這種階級和種族的重疊意味著這個(ge) 體(ti) 製同樣存在天生的民族偏見。[75]更糟糕的是自從(cong) 1980年代以來，教育資源中的非華人份額已進一步惡化。[76]政治精英中具有軍(jun) 方背景的學者的優(you) 越地位更是伴隨著軍(jun) 隊中對馬來人的製度化歧視，這隻能加劇政治精英選拔過程中對少數民族的歧視。

一個(ge) 朋友談到曾經和前任政府部長會(hui) 麵的故事。這個(ge) 前任部長顯然非常惱火，問道“在新加坡，誰最討厭？”我朋友回答說“你指的是李光耀？”這位前任部長說“是的，他除了家人，誰都不信任。”

李光耀的生活遵循馬基亞(ya) 維利原則，對政治領袖來說，令人害怕比受人愛戴更好。他公開支持怪異的優(you) 生學理論，[77]把獎勵受教育的母親(qin) 多生育或讓教育少的人絕育等優(you) 生政策製度化的嚐試引起激烈的爭(zheng) 議，或許因為(wei) 它們(men) 與(yu) 位於(yu) 賢能政治理想核心的機會(hui) 平等價(jia) 值觀格格不入，這也是他被迫從(cong) 自己的政治目標上退卻的少數例子之一。但新加坡政治生活中最引起爭(zheng) 議的焦點和對賢能政治理想的最明顯挑戰是李光耀家族控製了新加坡的大部分政治和經濟權力。李光耀本人是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董事長，這是不透明的主權財富基金，擁有大約3300億(yi) 美元資產(chan) 。[78] 他兒(er) 子是總理，也是該財富基金的副董事長。他的兒(er) 媳婦何晶把持著一個(ge) 與(yu) 政府關(guan) 係密切的新加坡淡馬錫控股公司（從(cong) 前，她是新加坡最大的與(yu) 政府有密切關(guan) 係的聯合大企業(ye) “新科集團”的總經理）。何晶本來會(hui) 在淡馬錫控股公司最近的經濟逆轉後辭職，但是因為(wei) 一個(ge) 美國商人拒絕該公司的邀請，她仍將繼續留任。李光耀最小的兒(er) 子李顯陽是該國電信巨頭新加坡電信公司的首席執行官（最大的上市公司，政府是最大股東(dong) ）[79]他現在是星獅集團(大型房地產(chan) 開發商和果汁製造商)的非執行主席和新加坡民用航空局局長。毫無疑問，李氏家族是聰明的，其成員已經證明了在激烈競爭(zheng) 的學界、商界和政界的能力。但是似乎很難讓李氏家族之外的人相信他們(men) 的成就完全取決(jue) 於(yu) 其能力或家族紐帶，隻是偶然因素或其他人沒有資格從(cong) 事他們(men) 現在的工作。

新加坡式賢能政治的另外一個(ge) 引起爭(zheng) 議的特征是李顯龍所說的“在賢能政治社會(hui) ，工資水平與(yu) 能力高低成正比”的思想。[80]因為(wei) 政府官員應該是國家最聰明的人，他們(men) 的出色工作理應得到高額回報。表現良好的30出頭的政府官員拿到“數十萬(wan) 元（新加坡元）的工資”。[81]工資級別的頂端是政府部長，總理本人每年獲得310萬(wan) 新加坡元，這是美國總統薪水的五倍。[82]人們(men) 不由得想到很明顯的問題。在實行嚴(yan) 厲專(zhuan) 製、缺乏有效媒體(ti) 監督的政治環境下，政府投票支持這樣的高工資，這種高薪酬難道不是合法的腐敗？[83]為(wei) 什麽(me) 工資水平應該和能力對應？卡爾·馬克思說，共產(chan) 主義(yi) 的低級階段應該是以賢能政治理想為(wei) 特征的“各盡所能，按勞分配”，但他接著說“它緘默地承認個(ge) 人天賦能力的不平等，因而生產(chan) 力是天生的特權。”[84]為(wei) 什麽(me) 人們(men) 根據天賦能力進行分配呢？約翰·羅爾斯的名言是“從(cong) 道德角度看，天賦能力是隨意性的”。新加坡政府解釋說這些高工資是必要的，可以防止腐敗，吸引私有領域的人才進入政府部門工作（高薪養(yang) 廉）[85]。若用羅爾斯的說法，還可以補充一點，這些享受高薪的政治領袖推行了最終有利於(yu) 新加坡人最貧困者的政策。但是，很難相信真的需要這樣驚人的高薪來吸引政治人才。

從(cong) 國家建設的角度看，存在一個(ge) 主要的反對意見：這種工資水平給廣大民眾(zhong) 傳(chuan) 達了不愛國的信息。如果國家的締造者和締造者的子女們(men) 都需要這種令人作嘔的高薪刺激來為(wei) 國民服務的話，其他人幹嘛費心勞神地為(wei) 社會(hui) 服務呢？[86]人民行動黨(dang) 常常求助於(yu) 儒家思想，政治領袖應該成為(wei) 社會(hui) 其他成員的政治典範，但他們(men) 樹立的榜樣是，除非給予很高的報酬，否則沒有人願意為(wei) 國家利益做出犧牲。在1998年和1999年亞(ya) 洲金融危機期間，部長和公務員工資凍結，但雇主給中央公積金的繳費實際上被縮減，大部分員工的工資被降低。正如《海峽時報》一讀者來信評論的“如果我們(men) 的領袖能夠與(yu) 我們(men) 一起，我們(men) 就能忍受”[87]。但是一年後，在普通民眾(zhong) 的養(yang) 老金分擔額還沒有恢複之前，政府已經宣布大幅提高政府部長（20%）和公務員的工資（13%）了。

但是“上麵的示範”或許隻是新加坡式賢能政治的原子化效應的表麵現象。更深刻的問題在於(yu) ，在很小的時候，孩子們(men) 就被灌輸超級競爭(zheng) 的教育製度。1979年，吳博士主持的一個(ge) 教育研究團隊對許多孩子不能對付學習(xi) 兩(liang) 種語言的發現做出反應，建議在小學三年級末實行“分班製”。但早分班學習(xi) 的意外後果是，父母盡一切可能防止孩子被貼上“失敗者”的標簽，從(cong) 而導致了私人家庭教師的迅猛增加以及孩子在求學過程中時刻取得最佳成績的壓力。[88]製造壓力的學校體(ti) 製加劇了“怕輸”（kiasuism）現象，這是閩南話，字麵意思是“怕輸”，指使用所有形式的小動作和自私行為(wei) 以便戰勝別人。國家試圖通過旨在提高優(you) 雅和文明行為(wei) 的公共宣傳(chuan) 活動來抗衡怕輸，但是競爭(zheng) 精神和自私利益似乎對人的行為(wei) 有更大指導作用。[89]

愛國主義(yi) 和政治壓製

2009年9月。在長時間離開後，我又返回新加坡做研究。在從(cong) 機場到市區的出租車上，我問司機他喜歡新加坡的什麽(me) 地方。他說他對自己的國家感到自豪，並提到了新加坡的幹淨整潔、豐(feng) 富的飲食和綠色風光。我問自1994年之後到現在發生了什麽(me) 變化，他提到了新加坡摩天觀景輪，我問在政治上有無變化，他說還是老樣子“我們(men) 這裏不談政治”。我告訴他我現在住在中國，並說了幾句漢語，但他說他是在英語學校受的教育，不怎麽(me) 會(hui) 說漢語。他說他每天工作12到14小時，每周工作7天，每年工作365天。他的妻子呆在家裏，有一個(ge) 16歲的女兒(er) ，必須花錢供她上學。他問我在西方國家教育免費是真的嗎？我告訴他中等教育一般都是免費的，但我們(men) 的住房沒有補貼。現在我們(men) 的談話變得更加親(qin) 切了，我試圖返回到政治話題，他仍然說我們(men) 不談政治，我問為(wei) 什麽(me) 不。他提到了法規23條，即允許不審判就拘留的國內(nei) 安全法案。我告訴他肯定不會(hui) 有人因為(wei) 在出租車裏談論政治而被關(guan) 進監獄，他回答說“為(wei) 什麽(me) 要談論政治？我們(men) 有吃的啊。”他接著問如果我想給妻子買(mai) 什麽(me) 珠寶的話，他可以帶我去。我告訴他不用了，謝謝。接著他提出帶我到新加坡鬧市區的豪傑大廈，通常被稱為(wei) “四層樓的妓院”，我說不了，謝謝。

截止目前，我的觀點是新加坡政府一直提倡的三個(ge) 價(jia) 值：物質福利、多種族主義(yi) 和賢能政治係統性地破壞了其建國目標。它不是打造一個(ge) 由富有公共服務精神，願意為(wei) 共同的國家利益而做出犧牲的公民組成的新加坡人國家，政府實際上推行了一種極端形式的個(ge) 人主義(yi) ，把超級競爭(zheng) 和自私行為(wei) 合理化。與(yu) 此同時，廢墟中確實誕生出一個(ge) 國家。按照政策研究院對1451名新加坡人的調查，新加坡人對自己的國家感到非常自豪，在24個(ge) 國家中排名第三，超過加拿大與(yu) 美國並列。幾乎所有公民（95%）都同意或者強烈同意他們(men) 為(wei) 自己是新加坡人感到自豪，他們(men) 喜歡新加坡。在眾(zhong) 多民族中，持這種看法的印度人和馬來人的比例超過華人，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打分最低。四分之三的新加坡人說如果發生戰爭(zheng) ，他們(men) 不會(hui) 離開新加坡，三分之二的人說他們(men) 會(hui) 為(wei) 新加坡而戰，即使這意味著失去性命。[90] 最初我對這些發現表示懷疑，或許因為(wei) 它們(men) 和反對派引用的調查數據比起來過於(yu) 積極了。新加坡人真的這麽(me) 愛國，竟然到了願意為(wei) 國獻身的地步嗎？那些作為(wei) 體(ti) 製受害者的少數民族和窮人比其餘(yu) 人更愛國嗎？或許他們(men) 的答案並不真誠，或許受訪者在自我欺騙。到了緊要關(guan) 頭，他們(men) 真的願意為(wei) 國而戰嗎？

在2009年訪問新加坡的時候，我得到東(dong) 亞(ya) 研究院的熱情接待，東(dong) 亞(ya) 研究院從(cong) 前是東(dong) 亞(ya) 政治經濟研究所，我妻子曾在那裏工作過。我非常遺憾地得知吳博士身體(ti) 不是很好。[91] 在最初的見麵中，妻子從(cong) 前的上司開玩笑說我在新加坡不總是一個(ge) “和諧的”存在。我笑著說，是的，或許那些時候我過於(yu) 急躁和對抗了。

但是，我突然想到一個(ge) 問題。如果我的理論錯了怎麽(me) 辦？萬(wan) 一新加坡人真的是愛國者呢？或許我的動機應該受到質疑，因為(wei) 自己在新加坡的不愉快經曆，我可能一直在尋找某種結論。我到新加坡的時候正好位於(yu) 國家開始走上政治開放道路的時刻（或許隻有像我這樣的初來乍到者才會(hui) 上當受騙），或許我對社群主義(yi) 作為(wei) 自由派個(ge) 人主義(yi) 的替代品的期待本身就是浪漫主義(yi) 幻想，或許我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的經曆隻是罕見的倒黴而已。今天，它的政治係主任是個(ge) 可敬的美國政治理論家，他使用的選拔標準與(yu) 其他地方的大學一模一樣。或許我與(yu) 外國人及批判性的知識分子交流太多了。多數普通新加坡人把國家看作機會(hui) 之鄉(xiang) 和向上流動的地方，尤其是如果和先輩或周邊國家的人的命運相比的話？有沒有這種可能呢？

不過，我的論證不可能完全錯誤。它來自政治領袖的言論和我三年的生活經曆、社會(hui) 科學研究以及與(yu) 深入思考的新加坡人的深度討論。發生的情況或許是這樣的：新加坡人自從(cong) 我離開後變得更加愛國了，這個(ge) 發現得到我早先引用的調查的支持，該調查對比了1993年的結果。如何解釋呢？一方麵，時間或許發揮了作用。不管政府做什麽(me) ，多數人需要的是一種歸屬感，人們(men) 對自己出生和成長的地方會(hui) 逐漸產(chan) 生感情。就新加坡來說，人們(men) 期待新一代人的愛國熱情更高，因為(wei) 他們(men) 沒有經曆過1960年代更自由的環境，或許不認為(wei) 他們(men) 的國家是“偶然”產(chan) 生的國家。食物或許是部分答案，正如林語堂說的“愛國主義(yi) 隻不過是熱愛童時所吃食物而已，豈有他哉？”[92]當然不難想象人們(men) 對新加坡豐(feng) 富多彩的美食的喜愛。

後來發現，我的賓館離豪傑大廈隻有兩(liang) 個(ge) 街區遠。在外出閑逛的時候，我走進大廈，馬上就有一個(ge) 高個(ge) 子“女士”迎上來提出猥褻(xie) 要求，其性別特征很模糊。我說謝謝，走進去使用廁所。擴音器裏傳(chuan) 出一個(ge) 女性的聲音說這裏嚴(yan) 禁吸煙，“除此之外，祝你玩的愉快。”我繼續閑逛，但裏麵太熱了。我來到市中心君悅大酒店地下室的一個(ge) 酒吧，有漂亮的雷蓋樂(le) 隊在表演，很快一個(ge) 漂亮的夜晚女郎就迎上來，我拒絕後，她轉向隔壁一張桌子的商人。我知道賣淫在15年前在新加坡就是合法的，我妻子曾陪同一些中國官員參觀過國營妓院，學習(xi) 新加坡政府是如何管理性工作者的。不過，這個(ge) 地方似乎已經成為(wei) 官方和非官方性交易的熱土。我回到自己的旅館房間，繼續重新評價(jia) 早先對新加坡的認識。

在過去15年中，國家的強製手腕稍微鬆動了一些。強製服兵役的時間從(cong) 兩(liang) 年半縮減到兩(liang) 年。讓新加坡成為(wei) 笑柄的法律如禁止出售口香糖已經放鬆或取消（技術解決(jue) 了部分問題，如發明了自動衝(chong) 洗的小便池，不再需要找人衝(chong) 洗廁所了）。公平地說從(cong) 前有關(guan) 新加坡的雙關(guan) 語“它是個(ge) 好城市（罰款的）”已經過時。政府不再連續派出宣傳(chuan) 家去宣揚其工作做得有多好，相反是通過行動（如讓新加坡走出1997年亞(ya) 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後期全球性金融危機的有效措施）來證明。藝術領域更加充滿活力，有關(guan) 新加坡社會(hui) 和政治的諷刺性電影和文學作品即便不是鼓勵至少可以容忍了。[93]甚至移民政策也在某種程度上放鬆了，美國商人[94]和其他不完全適合政府的新加坡種族類別者也被給予公民身份。

我的老朋友，曾經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憲法學教授的譚凱文邀請我和他家人一起到外麵吃飯。他已經讓兩(liang) 個(ge) 女兒(er) 退學，由他在家裏進行教育。譚凱文在和李光耀本人進行的議會(hui) 辯論中遭到間接批評，所以職稱評審沒有通過，雖然他的科研成果和教學成績都非常出色。今天，他必須滿足於(yu) 兼職的教學工作。他寫(xie) 書(shu) 論述新加坡政治史中的領導人，擔任一個(ge) 非政府組織的領導。該非政府組織的名字是新加坡遺產(chan) 協會(hui) ，組織過有關(guan) 曆史的討論，動員保護新加坡的曆史遺跡和建築。他解釋說，愛國主義(yi) 不僅(jin) 僅(jin) 是物質利益，必須有對一個(ge) 地方的感情依賴，而對曆史和建築的熟悉程度是這個(ge) 工作的一部分。他的非政府組織不僅(jin) 僅(jin) 有新加坡人，許多外國長期居民也是成員。譚凱文提到澳大利亞(ya) 前戰俘的案例，他們(men) 動員起來阻止拆除樟宜監獄的計劃:澳大利亞(ya) 政府也卷入其中，最終雙方達成妥協保護監獄中那些可以追溯到二戰期間的部分。晚餐後，我們(men) 參觀了亞(ya) 洲保險大廈，這是1954年的建築，在藝術裝飾風格上非常漂亮，曾經是東(dong) 南亞(ya) 最高的建築。譚凱文的非政府組織積極行動阻止它被破壞，如今是漂亮的雅詩閣酒店，在原始裝飾之外非常好地結合了現代生活設施。

[新加坡一章] 新加坡亞(ya) 洲保險大廈 (由黃慶祥設計) Photograph © Jeremy San. Jeremy San Tzer Ning / Stzern Studio.

最重要的是，政府放鬆了對公民社會(hui) 的控製。或許政府最終承認充滿活力的結社生活是愛國主義(yi) 的真正秘密。關(guan) 鍵在於(yu) 家庭和國家之間中介的協會(hui) 對愛國主義(yi) 是必不可少的，因為(wei) 它們(men) 打破了社會(hui) 孤立，允許人們(men) 合作，發現本來可能被忽略的共同利益和價(jia) 值觀。正如托克維爾指出的，各種協會(hui) 組織是“大的自由學校”，公民“可以看到自我之外的東(dong) 西”[95]，在這裏可以激發政治興(xing) 趣和鍛煉組織能力。這種協會(hui) 對抗那些把個(ge) 人利益淩駕於(yu) 公共利益之上的傾(qing) 向，培養(yang) 人們(men) 的公共服務精神和意識。當然，公民社會(hui) 也呈現惡劣的形式如三K黨(dang) ，但新加坡政府已經開始保護公民社會(hui) 的自由特征。其中一個(ge) 案例是在一群福音派基督教徒采取令人懷疑的手段奪取女權主義(yi) 非政府組織婦女行動及研究協會(hui) 的領導權後，政府暗中支持恢複其從(cong) 前的領袖地位。在另一個(ge) 案例中，獲得提名的國會(hui) 議員張黎衍在議會(hui) 發表煽動性演說，反對針對同性戀淵藪去罪化的一個(ge) 法案，理由是同性戀是“性別認同錯亂(luan) ”，肛交類似於(yu) “往鼻子裏塞麥稈吸管來喝水”[96]。該法案沒有能通過，但政府很少強行實施針反對同性戀場所的法律。如今，新加坡的同性戀場所是亞(ya) 洲最具活力的地方。就好像政府承認通過法律手段安撫非常保守的選民，同時對不給他人造成傷(shang) 害的行為(wei)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在小吃街和蔡明發進行了更多的交談，他是新加坡最著名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之一。他說孩子們(men) 在保守派環境中長大更好，長大後如果願意的話他們(men) 可以選擇生活在自由社會(hui) 中。如果他們(men) 在自由派環境中長大，很容易接受諸如毒品和影響學習(xi) 的活動等誘惑，他們(men) 的一生就給毀掉了，即使可以從(cong) 傷(shang) 害中走出來，他們(men) 也不大可能欣賞生活在保守社會(hui) 中的美德了。換句話說，他們(men) 作為(wei) 成人的選擇將受到限製。作為(wei) 一個(ge) 16歲男孩的父親(qin) （仍然對自己曾經有點墮落的年代的記憶，我總算挺過來了）我同意蔡明發的觀點。我很高興(xing) 兒(er) 子在北京相對保守的環境中長大。我突然想到兒(er) 子就是在新加坡被懷上的，作為(wei) 歐亞(ya) 混血兒(er) （借用新加坡的說法），他說英語和普通話，特別喜歡高質量的美食，他以後或許非常“合適”在新加坡生活。

我並沒有暗示新加坡已經成為(wei) 自由社會(hui) 的意思。政府仍然采取嚴(yan) 厲措施反對那些破壞社會(hui) 秩序的人，如美國少年邁克爾·費的著名案例，他因為(wei) 盜竊和故意破壞財物而被判處鞭刑。政府派警察去管理新加坡居民的盆栽植物以確保它們(men) 不會(hui) 成為(wei) 滋生蚊子以傳(chuan) 播登革熱的土壤。對擁有少量毒品者必須執行死刑，警察有權力讓毒品嫌疑犯進行尿檢。這些措施在新加坡不像在西方國家那樣會(hui) 引起爭(zheng) 議（如79%的新加坡人強烈讚同對犯有嚴(yan) 重罪行的人實施鞭刑）[97]這或許反映了在社會(hui) 秩序和個(ge) 人自由的兩(liang) 種競爭(zheng) 性的善之間劃線的不同道德辯護方式。

2009年9月。我的朋友和前同事徐順全到烏(wu) 節路的賓館來看我，我們(men) 相互擁抱。陪同他來的是他的台灣妻子和三個(ge) 可愛的孩子，他們(men) 似乎對新加坡市中心的熙熙攘攘很興(xing) 奮（徐順全告訴我他們(men) 一家很少到 烏(wu) 節路來)。徐順全是反對派新加坡民主黨(dang) 的領袖，因為(wei) 各種政治罪行被關(guan) 進監獄7次，這些罪行若在西方發達國家可能根本不算什麽(me) 。第二天早上他將再次接受審判，很快可能第8次坐牢。（他拒絕了我送給他的我最近的一本書(shu) ，理由是太薄了：他在監獄中每兩(liang) 個(ge) 星期隻允許帶4本書(shu) ，書(shu) 必須很厚，否則他在裏麵就沒有可看的東(dong) 西了）。他曾經是新加坡最有前途的反對派候選人，但是政府反對他的宣傳(chuan) 活動給他造成重大傷(shang) 害。李光耀家族和人民行動黨(dang) 其他官員針對他的訴訟讓他破產(chan) ，因此他既不能離開這個(ge) 島國（他已經三年沒有出國了）也不能參加下次選舉(ju) ，但他仍然很樂(le) 觀。我問他從(cong) 個(ge) 人角度是否對新加坡感到依戀，我覺得自己若被限製離開這個(ge) 小島，就會(hui) 認為(wei) 這是一種懲罰。他說當然，這是他的家啊。他擔心的是越來越多的外出移民對過敏性造成的影響，他引用了新加坡學生歡呼對方學校的羽毛球選手的例子，因為(wei) 他們(men) 自己的球隊裏有中國大陸的選手。他說他的鬥爭(zheng) 促進了一些進步，如現在組織在演講角的示威遊行是被允許的。他說網絡沒有政治審查（我自己想這比中國更自由些），熱心的積極分子幫助他維持他的政黨(dang) 的網站，該網站已經成為(wei) 新加坡最受歡迎的政黨(dang) 網站，每個(ge) 月有超過兩(liang) 百萬(wan) 的點擊率。他的書(shu) 在新加坡兩(liang) 個(ge) 書(shu) 店銷售（同樣比中國更自由）。雖然如此，我仍然不由得感到悲哀。如果在1992年我第一次認識他的時候，政府不幹涉他，我或許是在同當今的總理交談呢。

新加坡沒有變化的是精英政治。它仍然由人民行動黨(dang) 壟斷統治，國內(nei) 電視台和印刷媒體(ti) 仍然是政府的口舌。是的，新加坡周圍的環境處於(yu) 危險之中，恐怖分子2001年襲擊新加坡大使館的陰謀就是必要的提醒，但政府沒有必要臉皮這麽(me) 薄，安全考慮也不能為(wei) 政府動用一切手段打壓國內(nei) 外批評家的行為(wei) 辯護。政府不能對那些沒有社會(hui) 力量的人采取如此不人道的做法，如外國勞工在新加坡的待遇比在香港差多了。[98]

返回北京後，我和妻子交談，她注意到我仍然對新加坡政治耿耿於(yu) 懷。我們(men) 在香港這個(ge) 相對開放和公民政治環境裏生活了8年，我似乎很少關(guan) 注香港的政治民主化（實際上，我常常站在反對政治快速民主化的陣營一邊）或關(guan) 心籠統的香港政治。那麽(me) ，關(guan) 心新加坡是為(wei) 什麽(me) 呢？妻子提出了一個(ge) 令人不安的觀點：或許偶爾的“大棒”可以提高人們(men) 對這個(ge) 社會(hui) 的感情。它給予人們(men) 一種需要反對的東(dong) 西，尤其是如果這個(ge) 大棒是一個(ge) 相對小的社會(hui) 的著名領袖給出的話。在像斯德哥爾摩這樣一個(ge) 和諧的城市，一切運行良好，人們(men) 沒有理由對社會(hui) 的命運感到激動。如果蒙特利爾由李光耀統治，或許我仍然要在那裏爭(zheng) 取改善那裏的狀況。如果新加坡被香港式的不幹涉統治者管理，我的具有公共精神的新加坡學界朋友可能會(hui) 遷居到像墨爾本這樣壓力小的城市，他們(men) 可以生活在郊外擁有花園的豪宅中。這就像一個(ge) 嚴(yan) 厲的父親(qin) 管教孩子，他通常都很仁慈，偶爾有些殘忍和不講道理：孩子們(men) 可能更依賴這個(ge) 父親(qin) ，而不是聽任孩子想做什麽(me) 就做什麽(me) 的冷漠的父親(qin) （承認代理父親(qin) ）。所以我的結論是：我仍然認為(wei) 一個(ge) 社會(hui) 越民主，國民的愛國意識就越強。在本書(shu) 的背景中，一個(ge) 城市越民主，其公民意識就越強。但我不敢肯定政治現實是否與(yu) 我的理想吻合。或許斯巴達人像雅典人一樣愛國？

【注釋】

[1] 最近，一本有關(guan) 新加坡殖民前曆史的書(shu) 的作者認為(wei) 這個(ge) 現代城市國家不應該被看作曆史反常。相反，自它1965年獨立以來，新加坡已經恢複了其作為(wei) 開放的港口城市的傳(chuan) 統角色，這個(ge) 角色在第一個(ge) 千年就在這個(ge) 地區出現了。請參閱Derek Heng, Kwa Chong Guan, and Tan Tai Yong, Singapore: A 700-Year History From Emporium to World City (Singapore: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2009).

[2] Carl A. Trocki, Singapore: Wealth, Power, and the Culture of Control (London: Routledge, 2006), 47.

[3] Ibid., 64, 20.

[4] https://en.wikipedia.org/wiki/ - cite_ref-27; BBC, “On This Day1942: Singapore Forced to Surrender," https://news.bbc.co.uk/onthisday/hi/dates/stories/february/15/newsid_3529000/3529447.stm (retrieved 5 January 2007).

[5] 根據一項統計，“在這次占領中，五萬(wan) 新加坡華人被屠殺。”請參閱John Keay, “Singapore: The Lion City,” in The Great Cities in History, ed. John Julius Norwich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09), 269.

[6] 在國內(nei) 安全理事會(hui) 下，英國也控製了新加坡和馬來西亞(ya) 的國內(nei) 安全。

[7] 請參閱 Tan Siok Sun, Goh Keng Swee: A Portrait (Singapore: EDN, 2007), 116-23.

[8] Lee Kuan Yew, The Singapore Story (Singapore: Prentice Hall, 1994), 9.

[9] Goh Keng Swee, The Economics of Modernization (Singapore: Asia Pacific Press, 1972), 146-48.

[10] D. C. Lau, trans., Mencius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4), IA.7 (筆者對譯文做了修改).

[11]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German Ideology, in Collected Work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5-98), 5:49.

[12] Edwin Lee, Singapore: The Unexpected Natio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8), 648.

[13] Souchou Yao, Singapore: The State and the Culture of Excess (London: Routledge, 2007), 38.

[14] Trocki, Singapore, 107.

[15] 請參閱Tilak Doshi and Peter Coclanis, “The Economic Architect: Goh Keng Swee,” in Lee’s Lieutenants: Singapore’s Old Guard, ed. Lam Peng Er and Kevin Y. L. Tan (St. Leonards, Australia: Allen & Unwin, 1999). 在若幹關(guan) 鍵議題上，吳博士和李光耀發生衝(chong) 突，並最終占上風。請參閱 Melanie Chew, Leaders of Singapore (Singapore: Resource Press, 1996), 142. 在許多觀察家的眼中（尤其是羨慕新加坡模式的外國人），李光耀是思想家。比如，楊賢在影響很大的中文期刊《財經》Caijing上撰文指出李光耀是1970年代對世界發生最大影響的亞(ya) 洲人，沒有注意到新加坡的經濟政策主要是他的“副官”如吳博士等人提出來的。請參閱 Bernard Yeung, “Lingxiu Shijie” [Claiming a Century], Caijing, annual special, 2009, 46-51. 在2008年美國大選前夕采訪李光耀的時候，湯姆·普萊特表現出了赤裸裸的英雄崇拜：

問：在即將到來的美國大選中，你有一個(ge) 更喜歡的候選人嗎？你願意支持誰？我有自己的候選人，但是你還必須獲得美國公民身份。

李：你的候選人是誰？

問：你！你管理了這個(ge) 美好的國家這麽(me) 長時間。請參閱

www.asiamedia.ucla.edu/article.asp?parentid=79541 (accessed 21 March 2010).

[16] Diane K. Mauzy and R. S. Milne, Singapore’s Politics under the People’s Action Party (London: Routledge, 2002), 67, 9.

[17]引自 Han Fook Kwang, Warren Fernandez, and Sumiko Tan, Lee Kuan Yew: The Man and His Ideas (Singapore: Times Editions, 1998), 109.

[18] 請參閱Yao, Singapore, 124-25.

[19] Trocki, Singapore, 179.

[20] Ibid., 124.

[21] 引自 Han, Fernandez, and Tan, Lee Kuan Yew, 109.

[22] 請參閱Garry Rod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ingapore’s Industrialization: National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Houndsmills: Macmillan, 1989), chap. 3.

[23] Trocki, Singapore, 160, 176.

[24] 引自 Straits Times, 12 December 1992.

[25] Trocki, Singapore, 129.

[26]引自Han, Fernandez, and Tan, Lee Kuan Yew, 136, 135.

[27]引自Chee Soon Juan, A Nation Cheated (Singapore: self-published, 2008), 90.

[28] Cherian George, Singapore: The Air-Conditioned Nation (Singapore: Landmark Books, 2000), 15.

[29]引自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9-10 November 1991.

[30] Cherian George, Straits Times, 11 July 1993.

[31] Tambyah Siok Kuan, Tan Soo Juan, and Kau Ah Keng, The Wellbeing of Singaporeans: Values, Lifestyles, Satisfa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10), 111. See also 97-98.

[32] Chee, A Nation Cheated, 81; Mauzy and Milne, Singapore, 189-90.

[33] 請參閱 Singapore, 651; Michael D. Barr and Zlatko Skrbis, Constructing Singapore: Elitism, Ethnicity and the Nation-Building Project (Copenhagen: 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Press, 2008), 267.

[34] 請參閱 Lee, Singapore, 587.

[35]引自Kwok Kian Woon, “The Moral Condition of Democratic Society.” Commentary: The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ociety 11, no. 1 (1993), 23.

[36]引自ibid., 25.

[37]引自Mauzy and Milne, Singapore, 52.

[38]引自Trocki, Singapore, 171.

[39] Chee, A Nation Cheated, 82.

[40] Ibid., 87.

[41] Ibid., 77, 98-99.

[42] George, Singapore, 207.

[43]引自Lee, Singapore, 650.

[44] Barr and Skrbis, Constructing Singapore, 88.

[45] Trocki, Singapore, 91.

[46] Mauzy and Milne, Singapore, 134.

[47]引自ibid., 100.

[48] Chua Beng Huat, “Communitarianism without Competitive Politics in Singapore,” in Communitarian Politics in Asia, ed. Chua Beng Huat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4), 90.

[49] Barr and Skrbis, Constructing Singapore, 98.

[50]引自Christopher Tremew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 Control in Singapore (Houndsmills: Macmillan / St. Antony’s College, 1994), 107-8.

[51] Barr and Skrbis, Constructing Singapore, 219.

[52] Koh Buck Song, Straits Times, 11 July 1994.

[53] Mauzy and Milne, Singapore, 102, 103; Trocki, Singapore, 130.

[54]引自Han, Fernandez, and Tan, Lee Kuan Yew, 134.

[55] Tremew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 Control in Singapore, 149; see also Trocki, Singapore, 117, 123, 151.

[56] Barr and Skrbis, Constructing Singapore, 91.

[57]引自Tremew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 Control in Singapore, 131.

[58]引自Lee, Singapore, 621.

[59] Chua, “Communitarianism without Competitive Politics in Singapore,” 89.

[60] Lily Zubaidah Rahim Ishak, “The Paradox of Ethnic-Based Self-Help Groups,” in Debating Singapore, ed. Derek da Cunha (Singapore: Institute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4).

[61] Mauzy and Milne, Singapore, 113; Barr and Skrbis, Constructing Singapore, 51.

[62] Barr and Skrbis, Constructing Singapore, 87; Trocki, Singapore, 153.

[63] Chee Soon Juan, Dare to Change: An Alternative Vision for Singapore (Singapore: Singapore Democratic Party, 1994), 25.

[64] See, e.g., Nathan Gardels, “Interview with Lee Kuan Yew,”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9, no. 1 (winter 1992).

[65]引自Mauzy and Milne, Singapore, 51.

[66] Samuel Huntington, “American Democracy in Relation to Asia,” in Democracy and Capitalism: Asian and American Perspectives, ed. Robert Bartley et al.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3), 28.

[67]引自Yao, Singapore, 186.

[68]引自Han, Fernandez, and Tan, Lee Kuan Yew, 315.

[69]引自Lee, Singapore, 547.

[70]引自Han, Fernandez, and Tan, Lee Kuan Yew, 315.

[71] Barr and Skrbis, Constructing Singapore, 209.

[72] Mauzy and Milne, Singapore, 46-49; Barr and Skrbis, Constructing Singapore, 64.

[73] Trocki, Singapore, 130. 並不令人奇怪的是，這種偏向主要歸功於(yu) 李光耀的觀點“雖然學者在經濟進步中仍然是最偉(wei) 大的角色，但他是這樣的人隻是在他使用腦子不僅(jin) 研究偉(wei) 大的著作，經典著作和偉(wei) 大詩歌，而且能抓住和發現新的知識，並親(qin) 自用在研發、管理和營銷、銀行和金融等眾(zhong) 多需要掌握的新領域中。”引自 Benjamin Wong and Xunming Huang,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Singapore,” Politics and Policy 38, no. 3 (2010): 529.

[74] Barr and Skrbis, Constructing Singapore, 192-93.

[75] 但是，區分政府政策和文化的影響並非總是很容易的。新加坡學校並不允許穆斯林女孩戴頭巾，所以許多家長把姑娘送到穆斯林學校，那裏世俗課程可能稍微弱一些（但是政府迫使穆斯林學校的課程偏離純粹的宗教學校，並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請參閱Norimitsu Onishi, “In Singapore, a More Progressive Islamic Education,” New York Times, 23 April 2009). 同樣的，馬來人家長常常把兒(er) 子送到通常的學校，因為(wei) 普遍的願望是培養(yang) 守在家裏的保守派的女兒(er) 和在資本主義(yi) 世界闖天下的兒(er) 子。

[76] Ibid., 216.

[77] Mauzy and Milne, Singapore, 55.

[78] https://wapedia.mobi/en/Government_of_Singapore_Investment_Corporation. On the lack of transparency of the GIC, see Chee, A Nation Cheated, 123-24).

[79] Yeo, Singapore, 128.

[80]引自Barr and Skrbis, Constructing Singapore, 208.

[81] Ibid., 206.

[82] Yeo, Singapore, 131; Chee, A Nation Cheated, 90.

[83] 值得提問的還有為(wei) 什麽(me) 公共官員的高薪不如在香港那樣引起爭(zheng) 議。一個(ge) 原因是新加坡的工資比較高，另一個(ge) 原因是香港政府的政策（包括給官員高薪的政策）要受到公眾(zhong) 嚴(yan) 格的監督（官員通常都遭到媒體(ti) 的嘲弄辱罵），因此，辯論中出現的任何東(dong) 西在公眾(zhong) 眼中就有了更多的合法性。

[84] Karl Marx,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 in Karl Marx: Selected Writings, ed. David McLell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568-69.

[85] 政府高官的工資限定在他們(men) 若在私有領域應該能拿到的數量，雖然公共領域的利益如退休金和社會(hui) 威望沒有被計算進去。

[86] 總理李顯龍似乎認識到了這個(ge) 問題，至少從(cong) 公共認知的角度看。2007年，他決(jue) 定保持現有工資水平五年不動，增加的部分捐給慈善機構。這點“金融犧牲”旨在提高他在新加坡人心中的道德立場(引自 Wong and Huang,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Singapore,” 15).

[87]引自Mauzy and Milne, Singapore, 61.

[88] Barr and Skrbis, Constructing Singapore, 117.

[89] Yeo, Singapore, 148.

[90] www.spp.nus.edu.sg/ips/docs/Media/yr2000/Press%20-%20Citizens%20and%20the%20Nation%20(web).pdf.

[91] 2010年5月，聽說吳博士去世，我感到很傷(shang) 心。

[92] www.goodreads.com/quotes/show/155480.

[93]  www.mrbrownshow.com 和 www.TalkingCock.com 等網站公開嘲諷新加坡政府及其行為(wei) 。已經出現了一種新的文體(ti) 嘲笑新加坡教育和其他社會(hui) 生活領域中的怕輸行為(wei) （kiasu），比如精彩的新加坡電影《我不是笨蛋》。

[94] 新加坡不允許雙重國籍，因此那些擁有其他國家護照的人如果成為(wei) 新加坡公民，必須放棄外國國籍，但是新加坡的低稅率讓“跳下去”很容易。

[95]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Doubleday, 1992), 519.

[96] 完整的演講，請參閱 www.yawningbread.org/apdx_2007/imp-359.htm.

[97] Mauzy and Milne, Singapore, 197.

[98] 但是，加裏·羅丹注意到東(dong) 盟發起的亞(ya) 洲政府國際人權委員會(hui) 或許允許新加坡積極分子加入地區人權網絡，給新加坡的移民工人帶來可能的利益。請參閱 Rodan, “Human Rights, Singaporean Styl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December 2009.

責任編輯：陳汝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