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禮議”與(yu) 王陽明

作者：任文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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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載於(yu) 《治道的曆史之維——明代政治世界中的儒家》第四章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四月初四日丁酉

           耶穌2015年5月21日

“大禮議”是嘉靖初年發生的對明嘉靖四十多年的政治走向發生巨大影響的曆史事件，關(guan) 於(yu) 這一曆史事件的評價(jia) ，史家迄無定論，而且將繼續爭(zheng) 議下去。明代大儒王陽明並不是“大禮議”的直接參與(yu) 者，而“大禮議”中持世宗入繼為(wei) “繼統”而非“繼嗣”一派，多為(wei) 其門弟子、或過從(cong) 甚密的友人，因此引起了人們(men) 的一些特別關(guan) 注。章太炎先生如此批評道：

然大禮議起，文成未歿也，門下唯鄒謙之以抵論下詔獄謫官，而下材如席書(shu) 、方獻夫、霍韜、黃綰爭(zheng) 以其術為(wei) 佞，其是非勿論，要之讒謅麵諛，導其君以專(zhuan) ，快意刑誅，肆為(wei) 契薄。且製禮之化，流為(wei) 齋醮，糜財於(yu) 營造，決(jue) 策於(yu) 鬼神，而國威愈挫。明之亡，世宗兆之，而議禮諸臣導之，則比於(yu) 昌狂者愈下，學術雖美，不能無為(wei) 佞臣資，此亦文成之蔽也。[1]

章太炎先生言“明之亡，世宗兆之，而議禮諸臣導之”，可謂切責於(yu) “大禮議”中“繼統”一脈了，並以王陽明學術為(wei) “佞臣”所資，而不能不說是“文成之蔽”。張立文先生則徑視“大禮議”之爭(zheng) ，“它背後體(ti) 現的是正統程朱道學與(yu) 新興(xing) 王陽明心學的衝(chong) 突和較量”[2]，肯定了“大禮議”中“繼統”一脈所持觀點與(yu) 王陽明心學之間的某種契合。與(yu) 此相較，耐人尋味的是《年譜》嘉靖三年（1524）甲申條下記載所體(ti) 現的王陽明的態度：“霍兀涯、席元山、黃宗賢、黃宗明先後皆以大禮問，竟不答。”並於(yu) 《譜》中引述王陽明詩句為(wei) 證：“無端禮樂(le) 紛紛議，誰與(yu) 青天掃舊塵”，“卻憐擾擾周公夢，未及惺惺陋巷貧”，錢明先生解讀《年譜》所載體(ti) 現的是王陽明當時對“大禮議”采取的“回避立場”[3]，可說無誤。《年譜》所載，研究者多指出其失，但實際情形究竟如何，尚有進一步澄清的必要。

本章，我們(men) 希望對於(yu) 王陽明對“大禮議”的態度作一全麵考察。關(guan) 於(yu) “大禮議”針鋒相對的兩(liang) 派，或以“清議派”與(yu) “新貴派”稱之，如沈德符。今人亦有相沿如此稱呼者，如鄭德熙、錢明。然“清議”與(yu) “新貴”之稱呼字麵上的褒貶色彩過重，如沈德符之使用“新貴”，所寓即厭惡之情，故我們(men) 不采是說。而以“繼統”（主張世宗入繼為(wei) “繼統”而非“繼嗣”）指稱“新貴”，以“繼嗣”（主張世宗入繼為(wei) “繼統”兼“繼嗣”）指稱“清議”。雖或難以盡其概，然取其不寓褒貶，為(wei) 論述方便計。同時，為(wei) 便於(yu) 讀者閱讀，略述嘉靖初“大禮議”來龍去脈於(yu) 下。

“大禮議”起因是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明武宗崩，無子嗣，經楊廷和等廷臣與(yu) 皇太後議定，承明太祖“兄終及弟”祖訓，迎明孝宗弟興(xing) 獻王之子入繼大統，是為(wei) 世宗皇帝。所謂“大禮”，即世宗入繼後如何處理其與(yu) 孝宗、武宗以及所生父興(xing) 獻王的關(guan) 係。

正德十六年（1522）四月，世宗入繼後不久，即命廷臣議所生父興(xing) 獻王主祀與(yu) 尊稱的問題，“大禮”爭(zheng) 議初起。五月，廷臣會(hui) 議後擬尊孝宗為(wei) “皇考”，以興(xing) 獻王為(wei) “皇叔父”，世宗大怒，以為(wei) “父母可更易若是邪”，令再議。一時廷臣多持此論。七月，觀政進士張璁上疏力排眾(zhong) 議，責廷臣之非。十月，廷臣迫於(yu) 世宗壓力，假皇太後懿旨上興(xing) 獻王尊號為(wei) “興(xing) 獻帝”，母妃為(wei) “興(xing) 獻後”。嘉靖元年（1522）正月，在一番爭(zheng) 議之後，世宗下諭尊孝宗為(wei) “皇考”，而稱興(xing) 獻帝後為(wei) “本生父母”，“大禮”初步議定，爭(zheng) 論告一段落。此間上疏附和張璁之議者尚有霍韜、熊浹、席書(shu) 、方獻夫等人。

嘉靖二年（1523）癸未冬，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疏再言“大禮”駁廷議之非，並錄當初席書(shu) 、方獻夫疏同上，嘉靖三年（1524）正月，世宗下桂萼疏，令廷臣會(hui) 議，並召張璁、桂萼、霍韜進京議禮，大禮爭(zheng) 端再起。其間，張璁、桂萼、黃宗明、黃綰於(yu) 南京聯名上疏。四月，尊興(xing) 獻帝為(wei) “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上興(xing) 國太後尊號曰“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後”，頒詔天下，“大禮”再議初定。張璁等複爭(zheng) “兩(liang) 考”之非，“本生”非宜。六月，張璁、桂萼至京。七月，以何孟春、楊慎為(wei) 首的廷臣二百餘(yu) 人於(yu) 左順門哭爭(zheng) “大禮”，下五品以下臣僚一百三十四人於(yu) 獄，廷杖而死者近二十人。去“本生”，上尊號曰“皇考恭穆獻皇帝”。八月，席書(shu) 入朝為(wei) 禮部尚書(shu) 。九月，議定“大禮”，稱孝宗曰“皇伯考”，昭聖皇太後曰“皇伯母”，獻皇帝曰“皇考”，章聖皇太後曰“聖母”，“大禮”議定。

嘉靖六年（1527）丁亥正月，詔開館修纂《大禮全書(shu) 》（後定名《明倫(lun) 大典》），召方獻夫、霍韜、黃宗明、黃綰進京參與(yu) 修纂事。嘉靖七年（1528）戊子六月，《全書(shu) 》告成，定“大禮議”諸臣功、罪，以行賞罰。

一、鄒守益與(yu) 陽明門下持“繼嗣”論者

章太炎先生以為(wei) ，在“大禮議”中，王陽明“門下唯鄒謙之以抵論下詔獄謫官”，張立文先生則在作出“大禮議”之爭(zheng) “背後所體(ti) 現的是正統程朱道學與(yu) 新興(xing) 王陽明心學的衝(chong) 突和較量”的結論時，甚至連鄒守益的立場亦未納入視野，或許以這一現象隻是一種特例而未加考慮吧。其實，即便如章太炎先生所言，陽明門下當時隻有鄒守益一人主“繼嗣”，以鄒守益在陽明弟子中的重要地位，也是應該給與(yu) 關(guan) 注的。況且，章太炎先生所言並不確切，除鄒守益而外，王陽明弟子中與(yu) 主“繼嗣”一派立場相同者尚有馬明衡、季本、舒芬、夏良勝、應良、萬(wan) 潮等人。今略述於(yu) 下。

先談鄒守益。鄒守益介入“大禮”紛爭(zheng) 在嘉靖三年甲申（1524）三、四月間，正值大禮紛爭(zheng) 再起，議論激切之時，凡兩(liang) 次上疏爭(zheng) 執，最終以下詔獄、謫廣德州判官而告結束。據《明通鑒》記載：

（嘉靖三年三月）而是時，議於(yu) “本生皇考”上去“興(xing) 獻”二字，上尊諡曰“恭穆獻皇帝”，於(yu) 是，修撰唐皋、編修鄒守益等，給事中張翀、鄭本公等，交章抗言，大略謂：“本生之恩，特加帝後之號，則於(yu) 正統毫無分別。”翀及本公等複極以立廟大內(nei) 為(wei) 不經。疏入，上不悅，以“守益出位妄言，姑置不問，餘(yu) 皆奪俸三月”。[4]

（四月）辛酉，編修鄒守益複上疏曰：“陛下欲隆本生之恩，屢下廷臣會(hui) 議，諸臣據禮正言，致蒙詰責。昔曾元以父寢疾，憚於(yu) 易簀，愛之至也。而曾子責之曰‘姑息’。魯公受天子禮樂(le) 以祀周公，尊之至也。而孔子傷(shang) 之曰‘周公其衰矣’。臣願陛下勿以‘姑息’事獻帝，而使後世有‘其衰’之歎。且群臣欲專(zhuan) 意正統，此皆為(wei) 陛下忠謀，乃不察而督過之，以為(wei) 忤慢。臣曆觀前史，如冷褒、段猶之徒，當時所謂忠愛，後世所斥以為(wei) 邪媚也；師丹、司馬光之徒，當時所謂欺慢，後世所仰以為(wei) 正直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古。望陛下不吝改過，察群臣之忠愛，信而用之。複召其去國者，無使奸人動搖國是，離間宮闈。”疏入，上大怒，下詔獄拷掠，謫廣德州判官。[5]

鄒守益三月初次上疏，是世宗欲尊其生父“興(xing) 獻帝”為(wei) “恭穆獻皇帝”[6]之時，此前二月，主“繼嗣”的首輔大學士楊廷和已因爭(zheng) “大禮”而致仕。四月辛酉二次上疏時，則世宗尊其生父為(wei) “恭穆獻皇帝”的意願已經達成，並詔告天下。《明史》所記如此：

癸醜(chou) ，追尊興(xing) 獻帝為(wei) 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大赦。辛酉，編修鄒守益請罷興(xing) 獻帝稱考立廟，下錦衣獄。[7]

鄒守益四月上書(shu) ，其文集收錄全文，題為(wei) “大禮疏”[8]。文集收錄鄒守益奏疏凡六篇，數量很少，而此篇即收錄其中，可見編纂者對它的重視。在該疏中，鄒守益希望世宗能夠“專(zhuan) 意正統，罔搖異說，於(yu) 獻帝之尊稱存始封之號，避皇考之嫌”，並指斥張璁、桂萼等持“繼統”論者為(wei) “奸人”，謂“獨一二奸人，變亂(luan) 黑白，指忠為(wei) 欺，離間上下之交，摧挫忠直之氣，而求以投間抵隙，竊弄威福”。除《明通鑒》所引以“姑息”、“其衰”刺世宗外，鄒守益於(yu) 奏疏中也直言不諱地表達了他對當時“大禮議”將產(chan) 生的後果的擔憂：

是陛下狥情以為(wei) 孝，群臣順令以為(wei) 忠。若長此而不已，則陛下獨斷於(yu) 上，而不顧天下萬(wan) 世之公論；群臣依阿於(yu) 下，以苟一時之富貴，而忽宗社長久之計。棄禮害義(yi) ，非國家之福也。

《明通鑒》謂“疏入，上大怒”，此意於(yu) “大禮疏”末所附“聖旨”可以解讀得出：“鄒守益這廝出位妄言，不修本業(ye) ，既知忌憚，又來瀆慢，好生輕易！著錦衣衛拿送鎮撫司，打著問了來說！”

鄒守益三月、四月兩(liang) 次上疏爭(zheng) “大禮”，均為(wei) 世宗斥為(wei) “出位妄言”，因其時官職為(wei) 翰林院編修，在史館預修《武宗實錄》[9]，議“大禮”非其分內(nei) 之事。值得一提的是，鄒守益於(yu) 嘉靖二年癸未以“養(yang) 病痊可”複編修之職，自江西吉安家中赴京城任上，途中曾往越中拜會(hui) 其師王陽明，盤桓數日，講學問道。告別時，王陽明特別相送至浮峰，《傳(chuan) 習(xi) 錄》為(wei) 我們(men) 記錄下了陽明送別弟子的場景：

癸未春，鄒謙之來越問學，居數日，先生送別於(yu) 浮峰。是夕，與(yu) 希淵諸友移舟宿延壽寺，秉燭夜坐。先生慨悵不已，曰：“江濤煙柳，故人倏在百裏外矣！”一友問曰：“先生何念謙之之深也？”先生曰：“曾子所謂‘以能問於(yu) 不能，以多問於(yu) 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較’，若謙之者，良盡之矣！”[10]

在王陽明“居越詩”中，《次謙之韻》、《再遊浮峰次韻》、《夜宿浮峰次謙之韻》、《再遊延壽寺次舊韻》等參諸《傳(chuan) 習(xi) 錄》此段記載，當即作於(yu) 此時。[11]從(cong) 王陽明“江濤煙柳，故人倏在百裏外矣”的慨歎中可見師弟子之間濃濃的情誼，而以曾子所言“以能問於(yu) 不能”、“犯而不較”等語加之鄒守益，可見王陽明對其推許之高。鄒守益正德六年（1511）舉(ju) 進士時識王陽明於(yu) 京城[12]，此後不久即以養(yang) 病告歸江西吉安家中。正德十一年（1516）至正德十六年（1521）王陽明在江西軍(jun) 旅之中，鄒守益屢次拜會(hui) 問學。

值得注意的是，鄒守益在赴廣德任上之前，特取道越中再度拜會(hui) 其師。耿定向《東(dong) 廓鄒先生傳(chuan) 》雲(yun) ：“謫廣德州判官，取道於(yu) 越，省王公而後履任。”[13]此番與(yu) 鄒守益一同赴越拜會(hui) 其師的尚有同門友陳九川。陳九川當時奉使封弋陽王，自魯地返京複命，適逢鄒守益赴謫廣德，二人遂一同迂道越中，問道其師。[14]此行有陳九川詩句可以為(wei) 證：

經年南北別，忽作會(hui) 稽逢。係纜先吳下，題詩共浙東(dong) 。[15]

師徒二人此次見麵之詳情如何已不可考，唯《明儒學案》所載一段問答與(yu) 此似有關(guan) 聯：

又自廣德至越，文成歎其不以遷謫為(wei) 意，先生曰：“一官應跡優(you) 人，隨遇為(wei) 故事耳。”文成默然良久，曰：“書(shu) 稱‘允恭克讓’，謙之信恭讓矣，自省允克何如？”先生欿然，始悟平日之恭讓，不免於(yu) 玩世也。[16]

此事亦見於(yu) 鄒守益的回憶之中：

昔歲待罪廣德，常請教先師。先師稱古聖之德，曰允恭克讓。恭而弗允，讓而弗克，雖外麵矯揉安排，終非本體(ti) 流行，畢竟有滲漏出來。[17]

二者所述當為(wei) 一事。在此段問答中，王陽明讚賞鄒守益不以仕途得失縈懷的態度，但對其比官場為(wei) 逢場作戲則頗見憂慮，故而以“允恭克讓”啟之。此段是王陽明與(yu) 鄒守益之間相互交流的與(yu) “大禮議”最有關(guan) 聯的文獻記載[18]，我們(men) 很難想象師弟子二人之間就“大禮議”本身沒有進一步的交流，隻是相關(guan) 文獻未見。

鄒守益對於(yu) “大禮”的態度似乎並沒有像他的同門陸澄那樣，在與(yu) 老師交流後發生截然相反的大轉向。而“大禮議”對於(yu) 他本人仕途的影響，一如其對嘉靖一朝明政局的影響一樣，仍然在繼續，直至最終“落職閑住”，家居講學二十餘(yu) 載未再入仕。

嘉靖十八年（1539）七月，鄒守益為(wei) 太子蒙養(yang) 上“聖功圖”，再度引發世宗不悅：“奉聖旨：鄒守益假以圖疏，譏刺朕躬，下禮部參勘。”[19]後因本次上疏是鄒守益與(yu) 時任南京禮部尚書(shu) 、“大禮議”中持“繼統”之說的霍韜共同上奏的，最終獲得寬宥：“複奉聖旨：姑念納忠，免罪。欽此！”[20]“聖功圖”何以會(hui) 引發世宗的不悅，是一件頗費考索的事。夏燮《明通鑒》“考異”謂其“實蒙養(yang) 之切要”[21]，所言不虛。《明儒學案》則推測其原因為(wei) “世宗猶以議禮前疏弗悅也”[22]，時隔十五年之久，猶耿耿於(yu) 懷，在世宗確有這種可能，不過，亦當為(wei) “聖功圖”中有所觸發而然。《明史》謂“帝以為(wei) 謗訕” [23]，《聖功圖疏》所附聖旨，則以其為(wei) “譏刺朕躬”。考諸《聖躬圖疏》，涉及世宗者有“西苑耕稼圖”與(yu) “西苑蠶桑圖”，然以其與(yu) “周王耕稼圖”、“周室後妃蠶織之圖”相比類，斷不會(hui) 引發世宗“謗訕”、“譏刺”的聯想。引發世宗之不悅的或為(wei) 最後一圖，“商王高宗訪道圖”，此中借商高宗訪道傅說故事，而論及君臣關(guan) 係，兼及於(yu) 儒家道統與(yu) 政統的關(guan) 係。其略如下：

此是高宗訪道傅說，首揭學之一言，以嘉惠萬(wan) 世，萬(wan) 世君臣講學立極的樣子。明君惟知學，故不敢自用，而求助於(yu) 俊乂，使布滿庶位，天地萬(wan) 物賴以位育。其曰遜誌，曰時敏，猶千聖相傳(chuan) 心學之要。遜誌者，如海之虛，無所不納，故能取諸人以為(wei) 善。時敏者，如日之運，晝夜不停，故能篤實光輝以至於(yu) 聖神。商王中興(xing) ，實由於(yu) 此。

臣等又伏讀我太祖高皇帝作大誥，其《君臣同遊篇》曰：“昔者人臣得與(yu) 君同遊者，其竭忠成全其君，飲食夢寐未嚐忘其政。所以政者何？惟務為(wei) 民造福，拾君之失，捄君之過，補君之缺。……”……高宗訪傅說，望以講學啟沃；我太祖與(yu) 下同遊，望以拾失捄過補缺。高宗講學，惟以為(wei) 民；我太祖於(yu) 臣下。曲盡恩禮，亦惟望之為(wei) 民造福而已。……仰惟皇太子殿下熟玩高宗訪道圖，證以聖祖格訓、又玩我皇上賜臣《敬一》等箴，體(ti) 我聖祖與(yu) 臣下講學之心，即聖祖君臣同遊之心，即高宗訪道之心，道統正脈，傳(chuan) 之萬(wan) 世。[24]

世宗是否即因此圖為(wei) 譏刺朕躬，或不能肯定，然鄒守益此處所言，為(wei) 世宗所不樂(le) 聞，倒是可以肯定的。要言之，此中所論君臣關(guan) 係，其背後所隱含的則為(wei) 君權與(yu) 道統的關(guan) 係。傅說之位為(wei) 臣，以道統傳(chuan) 人而論，則又係於(yu) 師之位。伊尹、傅說對於(yu) 儒家士大夫而言，正是君臣關(guan) 係中體(ti) 現師道的表率，所謂“萬(wan) 世君臣講學立極的樣子”。以明代官製而言，人臣最高的官階正是所謂三公，太師、太傅、太保，雖太師罕以任人，但設此品階，蘊含的正是此意。然世宗對此，顯不能認同。

鄒守益疏中尚提到世宗所撰《敬一箴》，世宗賜群臣《敬一箴》乃至頒行天下學宮，後麵我們(men) 會(hui) 有專(zhuan) 門論述，此中正體(ti) 現了他對於(yu) 儒家道統與(yu) 君權關(guan) 係的顛覆性理解。而在《明倫(lun) 大典》初成，世宗欲以罪人冠之程頤，遭內(nei) 閣謝遷反對。世宗斥謝遷為(wei) “泥於(yu) 尊師，近於(yu) 回護”，他非常明白儒家道統、師統之用意，故非常反感臣下以道統、師統淩駕於(yu) 君權之上。鄒守益“聖功圖”第四圖為(wei) “漢儒桓榮授經圖”，講的也是這個(ge) 意思。其故事則為(wei) 漢明帝為(wei) 太子時，桓榮曾授太子經，及其為(wei) 天子，而尊桓榮以師禮。

至如“講學立極”的內(nei) 容，鄒守益這裏申述了《尚書(shu) ·說命》中傅說以“遜誌”、“時敏”告誡高宗。鄒守益以“如海之虛，無所不納，故能取諸人以為(wei) 善”釋“遜誌”，正是儒家士大夫所強調的君德的重要內(nei) 容，這也就是他前麵所強調的明君之“不敢自用”。引述明太祖祖訓中的拾失、救過、補缺，所言無非此意。這與(yu) “大禮疏”中鄒守益所示對於(yu) 君主“不顧天下萬(wan) 世之公論”而“獨斷於(yu) 上”的憂慮是一脈相承的。

嘉靖二十年（1541）四月，“九廟災”。此次“災異”發生在嚴(yan) 嵩助世宗達成興(xing) 獻帝稱睿宗、祔太廟的意願三年之後，堪稱奇特：“是日薄暮，雨雹，風霾大作。入夜，火從(cong) 仁宗廟起，延燒成祖及太廟，群廟一時俱燼，惟睿宗廟獨存。其成祖、仁宗二廟，帝後神主皆毀焉。”[25]太廟火災，唯睿廟獨免，難免讓人生發聯想。世宗以“災異”成例，“祭告南北郊、宗廟”，並“頒詔天下，行寬恤之政，敕群臣修省”[26]。鄒守益時為(wei) 南京國子監祭酒，依修省例上疏自陳，自謂“學術膚淺”、“屍位素餐”，請求罷黜，以嚴(yan) 交修之實。此疏再度引發世宗不悅：“鄒守益假以自陳，言詞乖刺，著冠帶閑住。”[27]鄒守益從(cong) 此脫離了其曾經以為(wei) 的如“應跡優(you) 人”的官場，優(you) 遊林下二十餘(yu) 年，一意於(yu) 講學。

關(guan) 於(yu) 此次上疏落職，《明儒學案》的看法是比較準確的：“九廟災，有旨大臣自陳，大臣皆惶恐引罪。先生上疏，獨言君臣交儆之義(yi) ，遂落職閑住。”[28]鄒守益於(yu) 《九廟災自陳疏》開篇引述世宗聖旨後，隨即申言：

臣聞隆古交修之訓，曰“後克艱厥後，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曰“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後惟明明。”[29]

鄒守益所引古訓均出於(yu) 《尚書(shu) 》，前者見於(yu) 《大禹謨》，後者見於(yu) 《胤征》。在鄒守益看來，“君克艱”是“臣克艱”的重要前提：“故君而克艱，則能以天之心為(wei) 心，是謂善事其天；臣而克艱，則能以君之心為(wei) 心，是謂善事其君。”隻有君主以天心為(wei) 心，進而臣下以君心為(wei) 心，方能達到君臣和諧共治。在此，鄒守益再引殷商故事，其一為(wei) 中宗因災異訪於(yu) 伊尹而能自修省，其二為(wei) 高宗以災異聽於(yu) 祖己而善自修養(yang) ，從(cong) 而使商祚得以延續。鄒守益希望世宗能“務以上天之心為(wei) 心”，“如此則臣工方能以陛下之心為(wei) 心”，[30]全篇重心均在於(yu) 此，所謂“格君心之非”。實則鄒守益所言，亦儒家士大夫之所常言，疏中也沒有有直接言及時事語，如此猶引起“言辭乖刺”的指責，亦可佐證我們(men) 前麵分析“聖功圖疏”時對世宗心態的解讀。

以上所述，是對陽明弟子鄒守益在“大禮議”中所持立場的分析。因鄒守益在陽明弟子中的重要地位，故著墨較多。而之所以涉及此後鄒守益兩(liang) 次上疏事，意在強調他在《大禮疏》中對君上“獨斷”的憂虞。鄒守益參與(yu) “大禮議”，表達其對“大禮”的看法是一方麵，通過議禮使當時日見危險的君臣關(guan) 係重回正軌也是其重要目的，後者則體(ti) 現了儒家士大夫的政治觀念。這一點，鄒守益直至告別其在嘉靖一朝的政治生涯時，也始終未曾改變。

在鄒守益之前，因議禮遭遇詔獄、廢黜的尚有馬明衡、季本。嘉靖三年（1524）二月，值昭聖皇太後（武宗之母，世宗伯母，世宗繼位之初，迫於(yu) 主“繼嗣”廷臣之議而尊為(wei) “聖母”者）生辰，例應接受命婦朝賀，而世宗傳(chuan) 旨免朝賀。禦史朱淛、馬明衡上疏言免朝賀之非，馬明衡雲(yun) ：

暫免朝賀，在恒時則可，在議禮紛更之時則不可。且前者興(xing) 國太後令節，朝賀如儀(yi) ；今相去不過數旬，而彼此情文互異。詔旨一出，臣民駭疑。[31]

朱淛、馬明衡二人以“離間宮幃，歸過於(yu) 上”下詔獄拷訊。季本時為(wei) 禦史，與(yu) 廷臣論救，俱下詔獄，後“貶揭陽主簿”[32]。世宗本欲置朱淛、馬明衡二人死地，因首輔蔣冕懇乞，最終“杖八十，除名為(wei) 民”。[33]

馬明衡，字子莘，福建人，為(wei) 正德九年（1514）至正德十一年（1516）王陽明任南京鴻臚寺卿時相與(yu) 講學的弟子[34]，《明史》本傳(chuan) 雲(yun) ：“閩中有王氏學，自明衡始。”[35]今《傳(chuan) 習(xi) 錄》上卷陸澄、薛侃所錄語錄部分中，亦有馬明衡問學的記錄。嘉靖二年癸未（1523）鄒守益至越造訪王陽明時，馬明衡也在越中問學。以上疏言事獲罪廢黜為(wei) 民後，馬明衡再至越中拜訪其師，並在路過南京時造訪同門友黃宗明（“大禮議”中持“繼統”論者）等人。[36]

季本，字明德，浙江會(hui) 稽人。徐渭《師長沙公行狀》雲(yun) ：“及新建伯陽明先生以太仆寺卿守製還越，先生造門師事之”。[37]考諸《年譜》，王陽明正德七年（1512）十二月升南京太仆寺少卿，便道歸省。次年二月至越，至十月方至滁州赴任，則季本入陽明門下當即在正德八年（1513）此段時間。正德九年（1514）至十一年（1516）王陽明在南京期間，季本也經常赴南京問學。後登正德十二年（1517）進士，“欲舍仕而歸就學”，王陽明“以書(shu) 勸之仕，乃隨例就選”。[38]由相關(guan) 文獻記載可知，季本因論救馬明衡等遭貶謫後，於(yu) 赴揭陽任途中亦曾返家，並拜會(hui) 他的老師王陽明。[39]直至嘉靖七年戊子（1528）王陽明用兵兩(liang) 廣之時，季本仍任揭陽主簿。同年四月，季本以其在揭陽所推行的“鄉(xiang) 約”上呈王陽明，王陽明借軍(jun) 務調度之便將季本“留軍(jun) 中聽用”。[40]後南寧敷文書(shu) 院成，王陽明請季本擔任書(shu) 院的老師。[41]

在嘉靖三年（1524）二月為(wei) 昭聖皇太後生辰事與(yu) 朱淛、馬明衡一同上疏反對“免朝賀”的尚有舒芬[42]，亦為(wei) 陽明弟子，與(yu) 鄒守益同官於(yu) 翰林，為(wei) 修撰。舒芬疏入，以“出位妄言”，而奪俸三月。六月，“繼統”論者張璁、桂萼進京，並以中旨得入翰林，舒芬與(yu) 翰院同僚羞於(yu) 為(wei) 伍，或請罷斥張、桂，或自求罷黜，“上怒，俱切責停俸有差”。七月，“大禮議”高潮，廷臣二百餘(yu) 人伏闕廷哭，舒芬隸名其中，陽明弟子翰林院編修應良亦在其列[43]。舒芬奪俸如初，後以母喪(sang) 守製還家，四十四歲死於(yu) 家中。[44]應良後來在張璁報複性地清理翰院時，出為(wei) 山西副使，謝病歸。[45]

應該說，鄒守益、馬明衡、季本、舒芬、應良等人，特別是前四人，無論是在陽明弟子中，還是在“大禮議”持“繼嗣”論者的群臣中，均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中，鄒守益、馬明衡、季本等人均於(yu) 其後不久至越拜訪陽明，他們(men) 的遭際與(yu) 切身經曆無疑會(hui) 對其師有所影響，這一點我們(men) 下文還會(hui) 論及。同時，明白了陽明門下除持“繼統”論者而外，持“繼嗣”論者也大有人在，在此前提下，再行評價(jia) “大禮議”中的王陽明及其弟子們(men) ，再行討論“大禮議”背後所蘊含的學術背景，方不至偏頗。

二、王陽明與(yu) 持“繼統”論諸人的關(guan) 係

如所周知，王陽明本人未曾直接介入“大禮議”，因此，有關(guan) 王陽明對於(yu) “大禮議”的態度，我們(men) 隻能通過他與(yu) “大禮議”直接參與(yu) 者相互之間的交往、議論加以考察。誠如後人所見，王陽明與(yu) “大禮議”持“繼統”論者關(guan) 係非同一般。但是，其中也有一些人們(men) 未加詳細考察者，有必要先略作陳述。

我們(men) 知道，“大禮”議定後，所推首功者有張璁、桂萼、席書(shu) 、方獻夫、霍韜五人，而黃綰、黃宗明等人以附議得次功。其中，方獻夫、黃綰與(yu) 黃宗明三人為(wei) 陽明弟子，席書(shu) 為(wei) 陽明過從(cong) 甚密的友人，霍韜與(yu) 陽明在師友之間。至於(yu) 張璁、桂萼，我們(men) 在現存文獻中能夠看到，王陽明與(yu) 他們(men) 都有書(shu) 信往還，但均在嘉靖六年（1527）陽明起都察院左都禦史赴兩(liang) 廣平思、田之亂(luan) 時，書(shu) 信往還因公事而起。除此而外，在現存文獻中他們(men) 之間的私人交往紀錄並不多見[46]，有的學者竟稱張璁、桂萼為(wei) 王陽明的“友人”[47]是缺乏根據的。

至於(yu) 席書(shu) ，亦有人稱其為(wei) 王陽明弟子[48]。或所據為(wei) 《年譜》此語：“（席書(shu) ）遂與(yu) 毛憲副修葺書(shu) 院，身率貴陽諸生，以所事師禮事之。”[49]《年譜》所述為(wei) 正德四年己巳（1509）謫居龍場之事，是時席書(shu) 為(wei) 提學副使，與(yu) 王陽明論學相契，因此聘其主貴陽書(shu) 院。其《為(wei) 諸生請王陽明先生講學書(shu) 》雲(yun) ：“執事早以文學進於(yu) 道理，晚以道理發為(wei) 文章，倘無厭棄塵學，因進講之間，悟以性中之道義(yi) ，於(yu) 舉(ju) 業(ye) 之內(nei) ，進以古人之德業(ye) ，是執事一舉(ju) 而諸生兩(liang) 有所益矣。”[50]《年譜》所雲(yun) “以所事師禮事之”，當隻是示以尊重之意，其它則未見席書(shu) 於(yu) 王陽明有執弟子禮之事者。

雖然如此，席書(shu) 與(yu) 王陽明無論在講學還是在政治上，確是關(guan) 係比較密切的朋友。席書(shu) 曾著《鳴冤錄》主張陸九淵之學，並寄上王陽明求教。王陽明在江西遭遇寧藩之變時，席書(shu) 為(wei) 福建左布政使，率兵赴江西支援，中途接王陽明“預備水戰牌”[51]，返福建調度“海滄打手”後，再赴江西途中，王陽明已平寧藩，複返回。[52]另有一事，亦可見二人交情之篤，正德十六年辛巳（1521），王陽明自江西便道歸省，聞席書(shu) 有“內(nei) 台之擢”，料定其沿途行止，曾派專(zhuan) 人守候，希望能有“信宿之談”。然最終無緣一麵，王陽明為(wei) 此“駐信城五日”，方“怏怏而去”[53]。

與(yu) 席書(shu) 相較，王陽明與(yu) 霍韜之間相交則比較少了。他們(men) 之間的交往，更多的是因為(wei) 王陽明友人湛若水、弟子方獻夫。二人與(yu) 霍韜同為(wei) 廣東(dong) 南海人，且於(yu) 正德年間很長一段時間，俱家居講學求道，被王陽明視為(wei) 一時幸事。王陽明此間與(yu) 湛、方書(shu) 信往還論學之事甚多，往往並及於(yu) 霍韜。正德十五年庚辰（1520）秋，霍韜曾至南昌拜訪王陽明問學，留給王陽明的印象是所誌在於(yu) “傳(chuan) 習(xi) 書(shu) 史，考正古今”，於(yu) 《大學》亦“持舊見”。[54]從(cong) 王陽明的書(shu) 信中，我們(men) 可以看到，此前王陽明亦曾與(yu) 霍韜有過短時間的相處，稱其“一見知為(wei) 忠信之士”[55]，且以為(wei) “美質”[56]。但無論如何，二人交往尚屬有限。

方獻夫、黃綰與(yu) 黃宗明則為(wei) 王陽明過從(cong) 甚密的弟子。其中，黃綰為(wei) 王陽明正德五年（1510）歲末入覲京師時一見訂交的友人，此後交往不衰，至嘉靖元年壬午（1522）而執弟子禮[57]。方獻夫則是正德六年（1511）王陽明為(wei) 吏部主事時以上司（時為(wei) 郎中）而事以師禮者[58]，黃宗明則為(wei) 正德九年（1514）王陽明為(wei) 南京鴻臚寺卿時的門下弟子（時官南京兵部主事）。[59]

關(guan) 於(yu) 王陽明與(yu) “議禮”諸人的關(guan) 係，有一件事具有一定的說服力。嘉靖六年丁亥（1527），王陽明奉召起用兩(liang) 廣，得命後即於(yu) 六月上疏請辭。為(wei) 得遂所願，上疏的同時，王陽明一並給當時舉(ju) 薦他的張璁、桂萼[60]，以及此時應修《明倫(lun) 大典》之召在京的弟子友人方獻夫、霍韜與(yu) 黃綰（席書(shu) 已於(yu) 三月卒於(yu) 京師）寫(xie) 信，請他們(men) 幫助其得遂所願。

在與(yu) 張璁的信中，王陽明僅(jin) 道及病衰不能勝任，軍(jun) 旅之事非其所長，所擅無非“口耳講說之學”、為(wei) 鄉(xiang) 裏子弟“考正句讀”，請對其懇辭之疏“扶持曲成”。[61]在寫(xie) 給霍韜的信中則兼及往年“大禮”之議及其後果，並及今日政事之“急務”，再告以身體(ti) 狀況請其“扶持曲成”。[62]而在與(yu) 門人黃綰、方獻夫的信中[63]，則不僅(jin) 告以身體(ti) 狀況，且同時告知“讒構未息”，不宜於(yu) 輕出。於(yu) 黃綰信中，並言及往時平寧藩之事，仍“查勘不已”，冒昧輕出，事勢有所不能。之所以與(yu) 黃綰言之較詳，實則二人長期以來，一直過從(cong) 甚密，於(yu) 學問、時事、出處無所不及。黃綰接信後，即為(wei) 其江西寧藩之事上疏朝中申白。[64]於(yu) 門弟子則告以“讒構未息”等關(guan) 涉出處進退之節者，於(yu) 友則直言以“議禮”事，與(yu) 舉(ju) 薦者張璁則惟以“懇辭疏”內(nei) 容再申於(yu) 信中，其間親(qin) 疏遠近自然可見。

在王陽明上述這批書(shu) 信發出後不久，黃綰借兵部差官來之便，給王陽明捎來書(shu) 信，王陽明借“兵部差官還”，給黃綰回信的同時，或以前信意猶未盡，同時再寫(xie) 信給張璁、桂萼。二書(shu) 所言意思相同，但用語則於(yu) 張璁有所勸諫，猶有所寄望，於(yu) 桂萼則有所暗諷。

與(yu) 張璁書(shu) 開篇雲(yun) ：

奏本人去，曾附小劄，腐劣多病已成廢人，豈能堪此重任。若懇辭不獲，終不免為(wei) 相知愛者之累矣。奈何奈何！[65]

同樣的意思在與(yu) 桂萼書(shu) 中則語氣強硬，不卑不亢：

向齎本人去，曾奉短劄，計已達左右矣。朽才病廢，寧堪重托？懇辭之疏，必須朝廷憐準。與(yu) 其它日蒙顛覆之戮，孰若今日以是獲罪乎？[66]

須略作說明的是，稱張璁為(wei) “相知愛者”（猶第一書(shu) 稱“過承謬愛”），以其舉(ju) 薦自身而言，並沒有太多的別的意思。但既如此相稱，亦見王陽明於(yu) 張璁沒有太多的厭惡之情。而桂萼亦為(wei) 舉(ju) 薦之人，則但言不堪“重托”，亦不言有可能為(wei) 其薦舉(ju) 之“累”，惟言自己寧願以今日“懇辭”獲罪，亦不願他日以不能任事而蒙“顛覆”之戮，示以懇辭之決(jue) 心。

信中接下來的內(nei) 容為(wei) 兩(liang) 廣之事，不足為(wei) 今日之慮，然於(yu) 張璁則惟輕描淡寫(xie) 地說：

東(dong) 南小蠢，特皮膚瘡疥之疾。

於(yu) 桂萼則曰略有幾分不耐：

東(dong) 南小夷，何足以動煩朝廷若此！致有今日，皆由憤激所成。以主上聖明，德威所被，指日自將平定。

接下來即言今日所患則在於(yu) 朝廷、廟堂之上，在此時與(yu) 二人信中，王陽明方道出前此在與(yu) 霍韜信中即已指出的“今日急務”。而對張璁、桂萼語遣詞造句之不同，是很耐人尋味的。

於(yu) 張璁雲(yun) ：

若朝廷之上，人各有心，無忠君愛國之誠，讒嫉險伺，黨(dang) 比不已，此則心腹之病，大為(wei) 可憂者耳。諸公方有湯藥之任，蓋天下莫不聞。不及今圖所以療治之，異時能辭其責乎？

於(yu) 桂萼則雲(yun) ：

但廟堂之上，至今未有同寅協恭之風，此則殊為(wei) 可憂者耳。不知諸公竟何以感化而斡旋之？大抵讒邪不遠，則賢士君子斷不能安其位，以有為(wei) 於(yu) 時。自昔當事諸公，亦豈盡不知進賢而去不肖之為(wei) 美？顧其平日本無忠君愛國之誠，不免阿時附俗，以苟目前之譽，卒之悅諛信諂，終於(yu) 蔽賢病國而已矣。

關(guan) 於(yu) 朝廷、廟堂之上形成如此局麵的原因，王陽明在給張、桂二人的信中並沒有明言，但在此前給霍韜的信中，我們(men) 可以看到，王陽明是認為(wei) 它和“大禮”紛爭(zheng) 是有一定的關(guan) 聯的：“後來賴諸公明目張膽，已申其義(yi) （指大禮）。然如倒倉(cang) 滌胃，積於(yu) 宿痰，雖亦快然一去，而病勢亦甚危矣。今日急務，惟在扶養(yang) 元氣，諸公必有回陽奪化之妙矣。”[67]故而在此與(yu) 張璁信中，問以“不及今圖所以療治之，異時能辭其責乎？”雖有相質之意，亦有寄望之情。而與(yu) 桂萼信中，則借“自昔當事諸公”，諷以若“無忠君愛國之誠”，則雖欲“進賢而去不肖”，終止於(yu) “蔽賢病國”。通過以上解析可知，陽明於(yu) 張璁尚有好感，於(yu) 桂萼則當無好感可言。

三、王陽明對“大禮”所持觀點及對“大禮”紛爭(zheng) 的態度

厘清了王陽明與(yu) 持“繼統”論者的關(guan) 係，我們(men) 再來考察陽明本人對於(yu) “大禮”以及“大禮”紛爭(zheng) 的看法。我們(men) 不妨先回到開篇提到的《年譜》於(yu) 嘉靖三年甲申（1524）這一“大禮議”最激烈年份的記載：“霍兀涯、席元山、黃宗賢、黃宗明先後皆以大禮問，竟不答。”《年譜》所記問題較大，此數人以“大禮”相問，並非一時之事，而以“竟不答”概言，不實。審視相關(guan) 文獻，陽明於(yu) “大禮議”的幾個(ge) 關(guan) 鍵時間點上均與(yu) 門人弟子就相關(guan) 問題有所交流，敘之於(yu) 下。

其一，“大禮議”初起

“大禮議”初起，是正德十六年（1521）世宗即位後不久，提出相應問題，至嘉靖元年（1522）正月，告一段落。此間，反對廷議的除張璁而外，尚有方獻夫、霍韜、席書(shu) 。《年譜》所雲(yun) 霍韜、席書(shu) 以“大禮”問於(yu) 陽明，即在此後不久。關(guan) 於(yu) 此事，王陽明後來於(yu) 嘉靖六年（1527）疏辭兩(liang) 廣任時給霍韜的信中如此回憶：

往歲曾辱《大禮議》見示，時方在哀疚，心善其說而不敢奉複。既而元山亦有示，使者必求複書(shu) ，草草作答。意以所論良是，而典禮已成，當事者未必能改，言之徒益紛爭(zheng) ，不若姑相與(yu) 講明於(yu) 下，俟信從(cong) 者眾(zhong) ，然後圖之。其後議論既興(xing) ，身居有言不信之地，不敢公言於(yu) 朝。然士夫之問及者，亦時時為(wei) 之辯析，期在委曲調停，漸求挽複，卒亦不能有益也。[68]

觀此可知，陽明於(yu) 席書(shu) 有答複，於(yu) 霍韜未答複，則《年譜》所謂“竟不答”，甚屬無謂。霍韜《大禮議》撰於(yu) “大禮議”初起時，其文集標注是篇雲(yun) ：““（正德十六年）辛巳（1521）六月送禮部。”[69]此議非公開上疏，隻是呈交禮部提出不同的意見，《明史》載其事如下：

及“大禮”議起，禮部尚書(shu) 毛澄力持考孝宗，韜私為(wei) 《大禮議》駁之。澄貽書(shu) 相質難，韜三上其書(shu) 極辯其非。已，知澄意不可回，其年十月上疏曰……”[70]

由此可知，霍韜以此議呈禮部後，曾與(yu) 毛澄私下以書(shu) 信相辯駁，相持不下，才有後來的公開上疏。此後因“朝士鹹指目韜為(wei) 邪說”，而“謝病”還鄉(xiang) 。從(cong) 陽明信中我們(men) 知道，霍韜曾以《大禮議》寄陽明求教。具體(ti) 時日，陽明雲(yun) “時方在哀疚”，則當在嘉靖元年（1522）二月其遭父喪(sang) 後不久，陽明因此“心善其說而不敢奉複”。

席書(shu) 初介入“大禮議”《明史》如此記載：

見中朝“大禮”未定，揣帝向張璁、霍韜，獻議言……議既具，會(hui) 中朝競詆張璁為(wei) 邪說，書(shu) 懼，不敢上，……[71]

席書(shu) 此議載於(yu) 其編纂的《大禮集議》，附載於(yu) 嘉靖二年（1523）十一月二十六日桂萼疏[72]中。此議開端題雲(yun) “巡撫湖廣都禦史席書(shu) 謹上議”，可知作於(yu) 席書(shu) 巡撫湖廣任上，在嘉靖元年（1522）二月其任南京兵部右侍郎之前。綜合陽明敘事可知，席書(shu) 以此請教在霍韜後不久，當亦在嘉靖元年（1522），且必求答複。陽明複書(shu) 今已不可見，但與(yu) 霍韜信中“意以所論良是”以下一段話，當為(wei) 陽明追述其當時答複席書(shu) 語。是年正月，“大禮”初次議定，尊孝宗為(wei) 皇考，興(xing) 獻帝、後為(wei) 本生父母，所以陽明雖然非常讚同席書(shu) 的觀點，但以為(wei) 典禮已成，再興(xing) 此說徒益紛爭(zheng) ，不若與(yu) 人私下講明，待信從(cong) 者眾(zhong) ，再作定奪。

我們(men) 知道，席書(shu) 此議當時並未正式上呈。[73]席書(shu) 求教於(yu) 陽明而必求答複，或在上與(yu) 未上之際有所躊躇，故陽明有此答複，以為(wei) 私下講明為(wei) 一時之宜。席書(shu) 於(yu) 陽明之意，當有認同。黃綰在與(yu) 席書(shu) 信中曾憶及一事：

綰初晉謁論此（指“大禮”），即蒙教雲(yun) ，且不可具疏。綰雲(yun) ，欲得致書(shu) 當路，使其默改，公私各全。則喜動顏色，如此深厚老成之意，人孰知之。[74]

黃綰和席書(shu) 於(yu) 嘉靖二年（1523）、三年（1524）同為(wei) 南京官，其事當發生在此時，準確地說，應該在嘉靖二年（1523），在“大禮”爭(zheng) 端再起之前。席書(shu) 在與(yu) 黃綰的交流中，亦以不宜公開上疏相告，黃綰的回應也大致是陽明所雲(yun) 私下講明的意思了。以此一時而言，他們(men) 的態度是一致的。

陽明之私下講明，確有其事，這在他和弟子顧應祥的交流中可見。顧應祥撰有“大禮”私論，其附識雲(yun) ：

此論乃嘉靖二年（1523）考滿赴京途中所作，因畏避人譏幹進，不曾敢出，止被江西士子抄錄傳(chuan) 至王陽明先生處，故陽明有書(shu) 雲(yun) ：“近見禮論，足知日來德業(ye) 之進。秦漢以來，禮家之說，往往如仇，皆為(wei) 不聞致良知之學耳。”今歲久論定，故附錄於(yu) 此。”[75]

觀其私論，與(yu) “繼統”論者觀點相類，顧應祥可以說是陽明弟子中持“繼統”論者又一人，隻是未公開上呈，故稱“私論”。陽明因他人傳(chuan) 抄得見此論，主動致書(shu) ，讚弟子“日來德業(ye) 之進”。此亦可證，陽明於(yu) “大禮”並無刻意回避，私下講明，正是其一時所為(wei) 。

王陽明弟子中於(yu) “大禮議”初起時持“繼統”而介入者為(wei) 方獻夫，嘉靖元年（1522），方獻夫於(yu) 家中還朝，途中上疏申明大禮。[76]從(cong) 現存文獻中，我們(men) 沒有看到他與(yu) 陽明就“大禮”問題有所交流[77]，不過，方獻夫對於(yu) 議行大禮的態度與(yu) 陽明有相似處。嘉靖七年戊子（1528），《明倫(lun) 大典》修成，當時首輔楊一清奏對議“大禮”功次時，認為(wei) 方獻夫“持論雖正而究禮猶有未精”，並引方獻夫之言以為(wei) 證：“禮時當人順次之，故非昭聖之心釋然，不可改也；非舉(ju) 朝之心釋然，不可改也。”故論功次時“但取其大節略其小疵可也”，世宗亦以為(wei) “獻夫論禮猶持兩(liang) 端，不過以果行者從(cong) ”。[78]方獻夫所言“非舉(ju) 朝之心釋然，不可改也”，與(yu) 王陽明“講明於(yu) 下”的態度相似。

其二，“大禮議”再起

“大禮議”於(yu) 嘉靖三年（1524）再度興(xing) 起，並達至高峰。起因緣於(yu) 我們(men) 上文提到的前一年十一月桂萼所上疏，其後，世宗為(wei) 達成心願，下桂萼疏會(hui) 議，並促張璁、桂萼等進京議禮。陽明於(yu) 霍韜信中所雲(yun) “其後議論既興(xing) ”，即指此一時而言。是年四月，陽明父喪(sang) 已除，雖經人舉(ju) 薦，但饞構時有，未能起複。故而在信中雲(yun) “身居有言不信之地”，於(yu) “大禮”之事“不敢公言於(yu) 朝”。此一時，陽明自述其態度雲(yun) ：“然士夫之問及者，亦時時為(wei) 之辯析，期在委曲調停，漸求挽複”，仍如此前之私下講明。

此時陽明弟子以“繼統”爭(zheng) “大禮”者，又有黃綰、黃宗明二人。他們(men) 和張璁、桂萼同在南京，是年三月，四人聯名上疏。二、三月間，黃綰三度單獨上疏爭(zheng) “大禮”[79]陽明於(yu) 嘉靖四年（1525）乙酉正月與(yu) 黃宗明的書(shu) 信中提及其事：

近得宗賢寄示《禮疏》，明甚。誠甫之議，當無不同也。古之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仆之所望於(yu) 二兄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果若是，以為(wei) 斯道之計，進於(yu) 議禮矣。[80]

陽明此信因弟子黃綰寄示禮疏而發，讚以“明甚”，則深表認同。現存文獻無陽明回複黃綰禮疏書(shu) ，然既稱“明甚”，師弟子間本無所諱，陽明有所答複當為(wei) 必然。非但如此，陽明且主動致書(shu) 弟子黃宗明，告知自己的態度。由此可見，《年譜》有關(guan) 黃綰、黃宗明以“大禮”相問“竟不答”的記載有誤。

此信在雖在“大禮”議定之後，同樣也能表明陽明於(yu) 議論方殷時的態度，即前因與(yu) 霍韜信所雲(yun) ：“其後議論既興(xing) ，身居有言不信之地，不敢公言於(yu) 朝。然士夫之問及者，亦時時為(wei) 之辯析，期在委曲調停，漸求挽複。”此中所言“士夫之問及者”，對於(yu) 居家的陽明來說，並不乏此類機會(hui) 。其中最著名的例子，也許就是陸澄了。《明史》載陸澄之事雲(yun) ：

初，（陸澄）極言追尊之非，逮服闋入都，《明倫(lun) 大典》已定，璁、萼大用事，澄乃言初為(wei) 人誤，質之臣師王守仁乃大悔恨。……而帝見澄前疏惡之，謫高州通判以去。”[81]

史家所載多斥陸澄為(wei) 陋，黃宗羲則不以此汙點。無論如何，此事確鑿，陸澄所言非虛語。陸澄的轉變，可以說是陽明私下辨析、委曲調停的一個(ge) 結果。就黃綰而言，除寄示禮疏，亦曾於(yu) 嘉靖三年（1524）楊廷和、汪俊先後告去時致書(shu) 陽明道及一時觀感：

近日石齋與(yu) 石潭之去，其詳可悉聞否？原其事情所處，惡可謂朝廷之過，此事全賴聖明若天地包荒。隻依諸公所處，國事當如何耶？雖諸公如此悖理，如此黨(dang) 比，欺忤至矣，然猶從(cong) 容斟酌，略無纖毫憤懥之情。此分明堯舜之資，但惜無人輔翼，擴充此心，以為(wei) 蒼生之福。今不惟不能擴充，反為(wei) 摧挫抑遏，以使消沮疑阻，豈古大臣引君當道之理如是也？世道之衰，天理不明，至此極矣，為(wei) 恨何如！亦無怪乎桂子實所謂強臣抗君者也。[82]

黃綰寫(xie) 此信時，在公開上疏之後，已陷入“大禮”爭(zheng) 端，故言辭激切。陽明見此信觀感如何，有否回複，如何回複，皆不得而知。與(yu) 此同時，持“繼嗣”論的弟子如鄒守益、馬明衡、季本，均於(yu) 此時或貶謫、或廢黜後，至越麵見其師。師弟子相見，陽明可表明自己的態度，也可由弟子那裏獲悉“議禮”的慘烈情形。

以鄒守益為(wei) 例，他在祭“大禮”廷杖致死的友人王思文[83]中，道其赴謫廣德沿途所聞。鄒守益在行至潞河，收到廷杖出獄後的王思手書(shu) 及贈行廣德詩。王思在伏闕哭爭(zheng) 前已得告歸之請，故鄒守益放緩行程，迎候王思同歸。行至闕裏，噩耗忽至，鄒守益不敢信以為(wei) 真。至姑蘇，消息已確，不禁臨(lin) 風痛號。王思不僅(jin) 是鄒守益之友，與(yu) 陽明淵源亦深。王陽明用事南、贛之時，王思適以諫言謫官潮州三河驛丞，王陽明以提督軍(jun) 務之便，調至軍(jun) 中以備谘訪，品評其人雲(yun) ：“誌行高古，學問淵源，直道不能趨時，長才足以濟用。”[84]。至次年平寧藩之亂(luan) 時，王思仍在軍(jun) 中。王陽明上捷音疏、報征藩功次，王思均列名其中，身份為(wei) “參謀驛丞”[85]。平寧藩後，王思於(yu) 正德十五年還三河驛丞任上，“功成亟歸，口不言勞”。[86]世宗入繼，召用前朝因直諫罷謫諸臣，王思複翰林院舊職，此時竟死於(yu) 爭(zheng) 大禮。陽明耳聞其事，當不能不有所觸動。

由此看來，陽明與(yu) 霍韜書(shu) 所雲(yun) ：“後來賴諸公明目張膽，已申其義(yi) 。然如倒倉(cang) 滌胃，積於(yu) 宿痰，雖亦快然一去，而病勢亦甚危矣。”[87]陽明於(yu) 此是有切實感受的。至此，我們(men) 再來解讀《年譜》所引述的陽明作於(yu) 嘉靖三年（1524）秋“大禮”激爭(zheng) 時的兩(liang) 首詩。

其一，《碧霞池夜坐》：

一雨秋涼入夜新，池邊孤月倍精神。潛魚水底傳(chuan) 心訣，棲鳥枝頭說道真。莫謂天機非嗜欲，須知萬(wan) 物是吾身。無端禮樂(le) 紛紛議，誰與(yu) 青天掃舊塵。[88]

其二，《夜坐》：

獨坐秋庭月色新，乾坤何處更閑人？高歌度與(yu) 清風去，幽意自隨流水春。千聖本無心外訣，六經須拂鏡中塵。卻憐擾擾周公夢，未及惺惺陋巷貧。[89]

此外，作於(yu) 此一時，主題相近的尚有《秋聲》：

秋來萬(wan) 木發天聲，點澀回琴日夜清。絕調回隨流水遠，餘(yu) 音細入晚雲(yun) 輕。洗心真已空千古，傾(qing) 耳誰能辯九成？徒使清風傳(chuan) 律呂，人間瓦缶正雷鳴。[90]

三首詩皆於(yu) 末聯點題，“無端禮樂(le) 紛紛議，誰與(yu) 青天掃舊塵”，“卻憐卻憐擾擾周公夢，未及惺惺陋巷貧”，“徒使清風傳(chuan) 律呂，人間瓦缶正雷鳴”。無論如何，對於(yu) “大禮”激爭(zheng) ，詩意所透露的是譏刺與(yu) 不屑之情。“誰與(yu) 青天掃舊塵”、“惺惺陋巷貧”、“清風傳(chuan) 律呂”，所指乃講學論道，與(yu) 此相較，“大禮”激爭(zheng) 又算得了什麽(me) 呢？這不僅(jin) 僅(jin) 是針對“大禮議”某一方而言，實則是對“大禮”爭(zheng) 端本身的看法。

泛泛而言是如此，進一步解析，講學論道，方足以明禮，同時，也才能知曉如何議禮，這正是我們(men) 前麵提到的陽明告其議禮弟子語的意味所在。如於(yu) 顧應祥雲(yun) ：“秦漢以來，禮家之說，往往如仇，皆為(wei) 不聞致良知之學耳。”聞“致良知”之學，不徒足以明“禮”，且可以避免因禮之爭(zheng) 而至於(yu) “如仇”。於(yu) 黃綰、黃宗明則雲(yun) ：“古之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仆之所望於(yu) 二兄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果若是，以為(wei) 斯道之計，進於(yu) 議禮矣。”“恭敬撙節退讓”，無此態度亦不足以“明禮”。以“允恭克讓”四字告鄒守益，其意同樣在此。詩中所雲(yun) “無端”、“擾擾”、“瓦缶雷鳴”，正與(yu) 此相反，這是陽明之所譏刺者。

不知是否與(yu) 陽明告誡有關(guan) ，其弟子於(yu) “大禮”議定後的出處尚屬無虧(kui) 。嘉靖四年乙酉（1525），黃綰“升南京刑部員外郎，再謝病歸”[91]，方獻夫升任詹事府少詹事，亦“謝病歸”。黃宗明未因“議禮”升遷，隻是“出為(wei) 吉安知府”[92]。他們(men) 再度出現在嘉靖朝的權力世界核心則以另一機緣，應召修纂《明倫(lun) 大典》，相關(guan) 出處問題，則與(yu) 其師有所交流。

其三，應召修《明倫(lun) 大典》

嘉靖五年十二月，因何淵之請，以《大禮集議》有所未備，複有再行編纂《大禮全書(shu) 》（後更名《明倫(lun) 大典》）之議。因禮部尚書(shu) 席書(shu) 建議，召方獻夫、霍韜、黃宗明、熊浹、黃綰等五人進京參與(yu) 修纂。[93]黃綰此次應召，於(yu) “出處”頗見躊躇，並致書(shu) 陽明請教[94]，王陽明複書(shu) 雲(yun) ：

北來消息，昨晚始聞。承喻信，然所謂“甚難行止”者，恐亦毀譽之心猶在。今且隻論纂修一事，為(wei) 可耶？為(wei) 不可耶？若纂修未為(wei) 盡非，則北赴未為(wei) 不可。升官之與(yu) 差委事體(ti) ，亦自不同。況議禮本是諸君始終其事，中間萬(wan) 一猶有未盡者，正可因此潤色調停。以今事勢觀之，元山既以目疾，未能躬事。方、霍恐未即出。二君若複不往，則朝廷之意益孤，而元山之誌荒矣。務潔其身者，楊氏為(wei) 我之義(yi) 。君子之心，未肯硜硜若此也。凡人出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非他人所能與(yu) ，高明自裁度之。北行過越，尚須一麵，不一一。[95]

陽明信中立場尚明確，讚成其出而與(yu) 纂修事。對於(yu) 黃綰的“甚難行止”，以為(wei) 或不免於(yu) “毀譽之心”。原因有二，首先纂修是任事，非升官。其次，纂修事本身不為(wei) 非，亦可於(yu) 此“潤色調停”，發當時未盡之意。此外，揆諸當時情勢，亦以一出為(wei) 是。黃綰在與(yu) 他人書(shu) 中解讀乃師陽明對此事的態度為(wei) “義(yi) 不容辭”，是比較準確的。信中並提及方、霍或未肯輕出。方獻夫於(yu) 嘉靖六年（1527）六月，應此召已在京師，二人有書(shu) 信往還，陽明複信雲(yun) ：““聖主聰明不世出，諸公既蒙知遇若此，安可不一出圖報！”[96]可見，陽明對於(yu) 方獻夫之“出”也是認可的。

陽明於(yu) 答黃綰書(shu) 中又請其北行過越時麵談，從(cong) 陽明後來的書(shu) 信看，黃綰赴召途中確曾入越麵見其師。[97]二人相見必於(yu) 黃綰此行有進一步的討論，其詳已不可知，但在黃綰入京後不久，王陽明再度致書(shu) 殷殷叮囑，並兼及於(yu) 黃宗明：

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其工夫之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則其平日之所誌向，鮮有不潛移默奪，馳然日就於(yu) 頹靡者。近與(yu) 誠甫言，在京師相與(yu) 者少，二君必須預先相約定，彼此但見微有動氣處，即須提起致良知話頭，互相規切。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勝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qin) 切時，其工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隻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消矣。

《中庸》謂“知恥近乎勇”。所謂知恥，隻是恥其不能致得自己良知耳。今人多以言語不能屈服得人為(wei) 恥，意氣不能陵軋得人為(wei) 恥，憤怒嗜欲不能直意任情得為(wei) 恥，殊不知此數病者，皆是蔽塞自己良知之事，正君子之所宜深恥者。今乃反以不能蔽塞自己良知為(wei) 恥，正是恥非其所當恥，而不知恥其所當恥也。可不大哀乎！

諸君皆平日所知厚者，區區之心，愛莫為(wei) 助，隻願諸君都做個(ge) 古之大臣。古之所謂大臣者，更不稱他有甚知謀才略，隻是一個(ge) 斷斷無他技，休休如有容而已。諸君知謀才略，自是超然出於(yu) 眾(zhong) 人之上，所未能自信者，隻是未能致得自己良知，未全得斷斷休休體(ti) 段耳。今天下事勢，如沈痾積痿，所望以起死回生者，實有在於(yu) 諸君子。若自己病痛未能除得，何以能療得天下之病！此區區一念之誠，所以不能不為(wei) 諸君一竭盡者也。諸君每相見時，幸默以此意相規切之，須是克去己私，真能以天地萬(wan) 物為(wei) 一體(ti) ，實康濟得天下，挽回三代之治，方是不負如此聖明之君，方能報得如此知遇，不枉了因此一大事來出世一遭也。病臥山林，隻好修藥餌苟延喘息。但於(yu) 諸君出處，亦有痛癢相關(guan) 者，不覺縷縷至此。幸亮此情也！[98]

此信在錢德洪編輯《文錄》時，收入正集，依其編輯體(ti) 例，當以所論為(wei) 講學語，從(cong) 文字上看，也確實是在講“致良知”宗旨。不過，如信之末尾所言，“於(yu) 諸君出處，亦有痛癢相關(guan) 者，不絕縷縷至此也”，所發正為(wei) 弟子黃綰、黃宗明應召纂修《明倫(lun) 大典》事。由信中語“近與(yu) 誠甫言……”可知，王陽明就此事與(yu) 黃宗明亦所交流。[99]信中所論以“言語不能屈服得人”、“意氣不能陵軋得人”、“憤怒嗜欲不能直意任情”為(wei) 恥，正是“恭敬撙節退讓”、“允恭克讓”的反麵，陽明則給出“致良知”作為(wei) 對症之藥。

對於(yu) “大禮議”後的天下事勢，陽明以“沈痾積痿”概括，正與(yu) “倒倉(cang) 滌胃”說相呼應。而陽明於(yu) 本年再致黃綰、張璁、桂萼諸人書(shu) 中所雲(yun) “群僚百司各懷讒嫉黨(dang) 比之心”[100]、“廟堂之上，至今未有同寅協恭之風”[101]、“若朝廷之上，人各有心，……讒嫉險伺，黨(dang) 比不已”[102]，正是對這一情勢的具體(ti) 描述。是有鑒於(yu) 此，王陽明於(yu) 此信末對黃綰、黃宗明提出自己的希望，作一個(ge) “斷斷無他技，休休如有容”的“古之大臣”。此語出於(yu) 《大學》所征引的《秦誓》：

若有一個(ge) 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為(wei) 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

其核心意思講的就是寬容與(yu) 包容。一個(ge) 比較耐人尋味的現象是，現存王陽明文獻中幾次提到“斷斷”、“休休”均是針對當時“議禮”之人而發的，且均發於(yu) 丁亥（1527）之年。同年三月，席書(shu) 卒於(yu) 京，王陽明聞訃為(wei) 文祭之，以“斷斷休休，人之有技，若己有之者”稱道席書(shu) ，並以一時士風相較，所謂“世方娼[女*忌]讒險，排勝己以嫉高明，而公獨誠心樂(le) 善，求以伸人之才，而不自知其身之為(wei) 屈，求以進賢於(yu) 國，而不自知其怨謗之集於(yu) 其身。”[103]

同年六月給弟子方獻夫的信中也如此告知：“然此非有忠君報國之誠，其心斷斷休休者，亦隻好議論粉飾於(yu) 其外而已矣。”[104]如果說祭文中對席書(shu) 的評價(jia) 在期許之中有所溢美的話，以“斷斷休休”告門下弟子黃綰、方獻夫則無疑是王陽明發自內(nei) 心的期待，此中體(ti) 現了王陽明對於(yu) 時事的洞察。而在丁亥（1527）致霍韜書(shu) 信中，亦告以“寬以居之，仁以行之”[105]，所言無非“斷斷休休”之意。次年戊子（1528），對於(yu) 議禮諸人之一時“名位俱極”，再通過弟子黃綰告以“貴不期驕，滿不期溢”、“警惕朝夕，謙虛自居”、“不必務速效，求近功”[106]，苦口婆心，幾近於(yu) 煩瀆了。

須再度申明的是，王陽明此時對於(yu) “大禮”所持觀點還是非常明確的，在與(yu) 黃綰的通信中曾這樣講：“近見二三士夫之論，始知前此諸公之心尚未平貼，姑待釁耳。”[107]這裏所說的“前此諸公”，當是指在此前“大禮議”中受挫的持“繼嗣”論者的臣僚。

綜合上述，在“大禮議”不同時段，王陽明本人對於(yu) “大禮議”的觀點和“大禮”紛爭(zheng) 的態度都是非常明確，且比較一致的。首先，他對於(yu) “大禮”本身看法清晰，完全認同於(yu) “繼統”一方。其次，陽明是“大禮”爭(zheng) 端的局外人，他的態度是“講明於(yu) 下”，事實上也是如此作的。其三，時局之外的王陽明對於(yu) “大禮議”所引發的朝中政局走向有清醒的認識，並以“恭敬撙節退讓”、“允恭克讓”、“斷斷休休”等告誡“議禮”的弟子、友人。

四、對“大禮議”之中的王陽明的分析與(yu) 評價(jia)

在開篇我們(men) 提到後人對王陽明與(yu) “大禮議”之間關(guan) 係的評價(jia) 時，曾提到了張立文先生指出其背後程朱理學與(yu) 王陽明心學之爭(zheng) 的學術背景。此說並非肇始於(yu) 張立文先生，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就有類似說法：

大抵世儒之論，過以天下為(wei) 重，而不返其本心之所安。永嘉《或問》：‘天下外物也，父子天倫(lun) 也，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也。’聖人複起，不易斯言。陽明所謂心即理也，正在此等處見之。世儒以理在天地萬(wan) 物，故牽挽前代以求準則，所以懸絕耳。[108]

黃宗羲征引張璁《大禮或問》之語，以為(wei) “聖人複起，不易斯言”，並以世儒認“理在天地萬(wan) 物”，與(yu) 王陽明之“心即理”正相對，以此指出其背後所體(ti) 現的學術紛爭(zheng) 。

“牽挽前代以求準則”是否因“世儒以理在天地萬(wan) 物”而有此，不是一個(ge) 容易正麵回答回答的問題。應該說，在中國古代的政治建製中，“禮樂(le) ”製度在某種意義(yi) 上體(ti) 現的是社會(hui) 政治運作的合法性原則，君主的權力也不能淩駕於(yu) 其上，而禮樂(le) 建製本身首先即體(ti) 現為(wei) 一種曆史沿革。“大禮議”“繼統”論者鼓噪 “非天子不議禮，不製度，不考文”，於(yu) 《中庸》文本而言，有斷章取義(yi) 之嫌。《中庸》對於(yu) “天子”之議禮、製度、考文也是嚴(yan) 格限定的，此“天子”不僅(jin) 僅(jin) 須有位，且須有德，否則亦“不敢作禮樂(le) ”。換言之，隻有“聖王”才能夠製禮作樂(le) ，體(ti) 現的是在議禮、製度、考文上的審慎。

世宗一朝引發的關(guan) 於(yu) “禮”的爭(zheng) 議，之所以被稱為(wei) “大禮”，以其關(guan) 涉於(yu) 皇位繼承，大統之承續。這一問題的嚴(yan) 重性於(yu) 今人而言或比較隔膜，如果我們(men) 看看夏燮的評論，當能對此有深切的體(ti) 會(hui) 。夏燮於(yu) 嘉靖三年九月“大禮”議定後如此評論道：

世宗而後興(xing) 獻，則將使興(xing) 獻上為(wei) 憲宗後，而孝、武兩(liang) 朝之世次俱滅，此則議禮之大變，國家之奇禍。一時楊慎等三百餘(yu) 人，大呼高孝皇帝而哭於(yu) 左順門者，誠以有明一代之統至此幾絕，而世宗入為(wei) 天子，若漢、晉之分為(wei) 東(dong) 、西，宋之分為(wei) 南、本，所謂統絕而複續者，豈不可為(wei) 痛哭哉！[109]

夏燮以為(wei) 大禮議定後，“有明一代之統至此幾絕”，並以世宗入繼天子比之於(yu) 東(dong) 漢、東(dong) 晉、南宋與(yu) 西漢、西晉、北宋，屬於(yu) “統絕而複續”者。夏燮所論允當與(yu) 否，我們(men) 在此不作評論，但通過如此嚴(yan) 厲的評價(jia) ，我們(men) 可以意識到“大禮”所關(guan) 涉的問題本身的嚴(yan) 重性。解決(jue) 這一問題最為(wei) 穩妥的辦法首先是訴於(yu) 祖製乃至曆史上固有之慣例。世宗入繼事情本身的合法性即取於(yu) 祖製，明太祖“兄終及弟”之訓。然藩王之子入繼在明朝沒有先例，相關(guan) 禮儀(yi) 問題的解決(jue) ，援引先例就是最合理、最審慎的辦法。所以世宗嗣位之初，向廷臣提出為(wei) 其本生父定尊稱的問題時，楊廷和首先想到的是援引前代成例，他找到的是漢定陶王與(yu) 宋濮王故事。時任禮部尚書(shu) 的毛澄與(yu) 廷臣會(hui) 議後，認同了楊廷和的看法，擬稱孝宗為(wei) “皇考”，改稱本生父興(xing) 獻王為(wei) “皇叔父”。此議引起世宗大怒，“父母可更易若是邪”？即便在此情況下，此議在當時朝中輿論幾乎仍然得到壓倒性的支持，原因亦在有曆史成例可作為(wei) 其合法性的前提。

就援引曆史慣例而言，“繼統”論者對這一點也是不能輕易非議的。所以張璁首先發難時，所質疑的並非曆史慣例本身，而是廷臣所援引的先例與(yu) 今日之事有失倫(lun) 類。曆史慣例的有效性，對於(yu) 爭(zheng) 議雙方而言都是不言而喻的。

在“繼統”論者看來，既無成例可循，那麽(me) ，適當的辦法就是遵循禮製的另一原則，所謂“禮以義(yi) 起”。這個(ge) “義(yi) ”的內(nei) 涵，在儒家的語境中是敞開的，可以是“正義(yi) ”、“天道”、：“天理”、“經義(yi) ”、“人性”、“人心”、“良知”等等。至此，則誠如黃宗羲等所言，或與(yu) “議禮”背後各人的學術背景在某種程度上發生了關(guan) 聯。我們(men) 還是要強調，即便如此，這種關(guan) 聯也遠非必然。陽明弟子對此一事件的截然相反的看法，就很能說明這一問題。如果一定要從(cong) 學術背景加以審視的話，我們(men) 也隻能說陽明學者或更有可能認同“繼統”論。

同時，在討論學術背景時，我們(men) 應避免將此一問題簡單化，如有的學者以為(wei) “先王製禮，本緣人情”這一命題體(ti) 現了“繼統”論者背後的陽明學特色，實則此命題在程朱與(yu) 陸王這裏同樣有效。在程朱那裏，“天理”與(yu) “人情”之間遠非絕然對立，二者本可協調一致，也應該協調一致。落實到“禮”上，“禮”誠然是“天理”之節文，但悖謬於(yu) “人情”，同樣不能稱其為(wei) “禮”。

有的學者征引張璁疏中“聖人緣人情以製禮”、方獻夫疏中“先王製禮，本緣人情”[110]，席書(shu) 所雲(yun) “禮本人情”，以為(wei) “繼統”論者關(guan) 於(yu) “禮”與(yu) “人情”的看法與(yu) 王陽明所雲(yun) “先王製禮，皆因人情而為(wei) 之節文”[111]相契合，實有失簡單。就此諸語之文獻來源而言，毋寧說源於(yu) 程頤更為(wei) 確切。其中“先王製禮，本緣人情”，正出於(yu) 程頤《代彭思永上英宗皇帝論濮王典禮疏》：

先王製禮，本緣人情。既明大義(yi) 以正統緒，複存至情以盡人心。[112]

而“大禮議”初起，時任禮部尚書(shu) 而成為(wei) “繼嗣”論之主導者的毛澄，在廷臣會(hui) 議後所上疏中，也援引程頤“先王製禮，本乎人情”[113]以為(wei) 支撐。這就說明了，“禮”與(yu) 人情的密切相關(guan) 性，是“大禮議”雙方均認可的共法。而“先王製禮，本緣人情”語雖發自程頤，卻代表了儒家傳(chuan) 統對“禮”與(yu) “情”關(guan) 係的普遍看法。後人從(cong) 這裏解讀出“大禮議”背後的程朱理學與(yu) 陽明心學之爭(zheng) ，其一源於(yu) 對此政治事件的學術背景的過度詮釋，其二源於(yu) 對程朱的誤讀，此不贅論。

對於(yu) “大禮議”這一複雜的政治事件，我們(men) 還是更傾(qing) 向於(yu) 從(cong) 政治因素加以解讀。以王陽明而論，之所以支持世宗尊崇本生，未嚐不是從(cong) 為(wei) 君者一念“純孝”中所體(ti) 現的當下“良知”，看到了“致君堯舜”的機緣，如前引其弟子黃綰之言曰：“此分明堯舜之資，但惜無人輔翼，擴充此心。”這一點對陽明而言，是有其現實性基礎的。陽明一生的政治生涯主要是在明武宗朝展開的。如我們(men) 前麵所看到的，武宗是個(ge) 罕有其匹的荒唐皇帝。陽明甚至於(yu) 正德末年平寧藩之後的政治抗爭(zheng) 最終無效時，於(yu) 心目中將其於(yu) 君位上放逐。武宗駕崩，世宗入繼大統，值此新舊交替之際，以楊廷和為(wei) 首的廷臣革除武宗一朝積弊，號稱嘉靖新政。這一新政氣象與(yu) 世宗無直接關(guan) 聯，不久即被“大禮議”風波衝(chong) 擊殆盡。但是僅(jin) 僅(jin) 就人之為(wei) 人而言，世宗與(yu) 武宗之間有天壤之隔。陽明與(yu) 人書(shu) 信中，也屢屢提及世宗之為(wei) “聖主”，稱道“議禮”諸臣的君臣際遇為(wei) “明良相逢”，不能不說有見於(yu) 此，並希冀由此培養(yang) 君德而“引君於(yu) 道”：

今日所急，惟在培養(yang) 君德，端其誌向。於(yu) 此有立，政不足間，人不足謫，是謂“一正君而國定。”[114]

從(cong) 後來的情況看，世宗顯然不是什麽(me) 聖主。我們(men) 看到的是，在“大禮議”中持“繼統”論“非天子不議禮樂(le) ”、希望世宗奮起“獨斷”的鼓噪聲中，世宗未嚐不以“聖王”自居。而其尊崇本生遭致“繼嗣”論之廷臣的強烈反對，使其仇恨於(yu) 儒家士大夫，特別是自居於(yu) “道統”、以氣節自詡的儒家士大夫。這在古典政治之中，恰恰是君之為(wei) 君者的大忌。

以上所論，隻是一個(ge) 曆史事實的描述，並非苛責於(yu) 陽明。就事實而論，陽明於(yu) “大禮議”這場政治風波而言，始終是一個(ge) 局外人，未嚐在公開場合發一言，讚一詞。然而，這一從(cong) 表麵上看來“明哲保身”（不含貶義(yi) ）、審慎的做法，事實上引來世宗的極端反感，陽明死後遭際，可以說與(yu) 此有直接的關(guan) 係。

陽明死後，封爵止於(yu) 其身，不與(yu) 贈諡諸典，其學並被禁為(wei) 偽(wei) 學。史家一般指為(wei) 桂萼之誣，應該說是實情，黃綰申論疏中亦以為(wei) “萼與(yu) 守仁舊不相合，……小人乘間搆隙”。[115]但是，在筆者看來，這並不是決(jue) 定因素。我們(men) 知道，陽明與(yu) 朝中一時重臣如首輔楊一清，與(yu) 議禮而得世宗信用之諸臣，除桂萼而外，方獻夫、黃綰為(wei) 其弟子，即以張璁而論，二人亦不相惡。桂萼及一二小人乘間搆隙，當無如許大的力量。實則世宗本人，對陽明觀感極差。

陽明起用兩(liang) 廣之時，世宗即曾詢及首輔楊一清“王守仁為(wei) 人如何”，此問當非無因而發。楊一清於(yu) 奏對中於(yu) 陽明有所稱道，並以為(wei) 當時之起用兩(liang) 廣，最愜公論，但人望猶以為(wei) 未滿，待地方平定，有兵部尚書(shu) 缺，可以此召用。[116]此間，世宗於(yu) 密諭張璁時也提出對陽明用事兩(liang) 廣能否成功的疑問：“兩(liang) 廣之事，恐守仁不能了辦。”張璁勸解其“未足為(wei) 慮”。[117]

後來，陽明上《八寨斷藤峽捷音疏》[118]，楊一清內(nei) 閣擬票依慣例升賞陽明及相關(guan) 官員，即未獲禦批俞允。後內(nei) 閣與(yu) 兵部有所更張，禦筆批改雲(yun) ：

這捷音近於(yu) 誇詐，有失信義(yi) ，恩威倒置，恐傷(shang) 大體(ti) 。但各洞傜賊習(xi) 亂(luan) 日久，亦不可泯，王守仁姑寫(xie) 勅獎勵。欽此。[119]

楊一清於(yu) 申論疏奏中道及一時內(nei) 閣之觀感雲(yun) “相顧駭愕，誠不能窺測聖意”，進一步為(wei) 陽明辯八寨之功。但“捷音近於(yu) 誇詐，有失信義(yi) ，恩威倒置”數語，終成世宗朝官方為(wei) 八寨之功所定基調。陽明死後，吏部會(hui) 議其事時，給事中周延曾上疏為(wei) 陽明申辯，世宗不悅，禦批示內(nei) 閣，“命吏部對品調出外任”。楊一清內(nei) 閣於(yu) 奏對時唯強調周延乃言官，不應因言獲罪，隻擬罰俸，免其外調。世宗因此震怒，觀其回報內(nei) 閣之語：

卿等以朕不當責調周延，自違求言之意。卿等非為(wei) 延，亦是為(wei) 守仁耳！……周延謂守仁學正，直譏朕無知。是遵守仁之所行所用大壞人心之學，是可歟，否歟？[120]

此等語對陽明之憎惡，溢於(yu) 言表。而由“周延謂守仁學正”，聯想到“譏朕無知”，亦深合於(yu) 嘉靖的性格特點。於(yu) 吏部會(hui) 議議定陽明之事後，世宗猶不能釋懷，再於(yu) 與(yu) 楊一清密疏往來之中如此計較其事：

又王守仁竊負儒名，實無方正之學。至於(yu) 江西之事，彼甚不忠，觀其勝負以為(wei) 背向。彼見我皇兄親(qin) 征，知宸濠必為(wei) 所擒，故乃同文定舉(ju) 事，實文定當功之首，但守仁其時官在上耳！且如擒宸濠於(yu) 南直隸地方，卻去原地殺人，至今孰不知其縱恣。前日兩(liang) 廣之處，見彼蠻寇固防，卻屈為(wei) 招撫，損我威武甚矣。至於(yu) 八寨而縱戮之。以此看來，勢之固而有備者，則不問其為(wei) 罪之首從(cong) 輕重，一於(yu) 撫之，否則乘而殺戮，自雲(yun) 奇功，是人心而否哉？況崇事禪學，好尚異鬼，尤非聖門之事，是可問乎？弗問乎？卿等何堅於(yu) 庇護，可獨密言之，勿以近日攻密諭為(wei) 非而忌。欽此。[121]

所論與(yu) 事實相悖不可以道裏計，這就是嘉靖一朝對於(yu) 陽明的蓋棺定論。陽明之學以“邪說”被禁，仍於(yu) 嘉靖中風靡於(yu) 天下，其弟子、後學不乏此間居於(yu) 朝廷要津者，然此定論始終不曾改易，直至隆慶時方罷。楊一清於(yu) 奏對中對此已不再置辯，唯順承世宗與(yu) 吏部所議以為(wei) 言，當以辯亦無益了吧。

世宗何以如此敵視陽明，乃至陽明之學？除了桂萼與(yu) 一二小人搆隙之外。筆者推測，原因有二。首先，陽明對於(yu) “大禮議”的態度，世宗一定是有所聞的。如前所言，陽明弟子陸澄曾於(yu) 奏疏中明言其事，黃綰也有所言。但是，陽明於(yu) 公開場合始終未曾讚一詞。“大禮”爭(zheng) 議之時，世宗缺乏的是如陽明一類品階的大臣的支持。後來如果沒有席書(shu) ，張璁等人也難於(yu) 一時促成“大禮”議定，因其品階過低。所以陽明在公開場合於(yu) “大禮議”不讚一詞，而於(yu) 私下喋喋不休，且聞於(yu) 世宗，定會(hui) 遭致狹隘的世宗極端反感，觀以上用語可窺一斑。

其次，“大禮議”中儒家士大夫所倡道統、氣節，也讓世宗有所領略。以人君而仇視道統、敵視氣節，莫世宗為(wei) 甚。此後如貶抑孔廟祀典等一係列行為(wei) ，都是這一方麵的表現。陽明同時亦以講學名家，所講之學，也就很自然的成為(wei) 世宗打擊的對象。孟森先生探究明代士風之正的原因時，曾言及人君與(yu) 臣下爭(zheng) 意氣，而不爭(zheng) 道理。就這一點而言，世宗是一個(ge) 絕然相反的例證。“大禮議 ”最嚴(yan) 重的後果之一，如陽明所言，就是士氣摧殘殆盡，士風丕變。陽明死後遭際，隻是如此諸般情形之一斑。

【注釋】

[1] 章炳麟：《王文成公全書(shu) 題辭》，《王陽明全集》（以下簡稱《全集》）卷四十一，163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2] 張立文：《論“大禮議”與(yu) 朱熹王陽明思想的衝(chong) 突》，《南昌大學學報》（人社版），第30卷第2期，頁67，1999年6月。張立文先生關(guan) 於(yu) 大禮議背後所體(ti) 現的朱、王思想之爭(zheng) 的解讀方式應該說是很有代表性的，胡吉勳先生在綜論“大禮議”已有研究成果時，曾列有專(zhuan) 節“程朱學派與(yu) 陸王學派爭(zheng) 競的敘述”加以介紹。（見《“大禮議”與(yu) 明廷人事變局》，頁13-17。社會(hui) 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

[3] 錢明：《陽明學的形成與(yu) 發展》，頁321。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

[4] 夏燮：《明通鑒》卷五十一，頁1364-1365。嶽麓書(shu) 社，1999年。

[5] 《明通鑒》卷五十一，頁1368。

[6] “興(xing) 獻帝”為(wei) 正德十六年辛巳世宗繼位之初，經與(yu) 廷臣的一番爭(zheng) 議，於(yu) 本年十月，“追尊父興(xing) 獻王為(wei) 興(xing) 獻帝”（《明史》卷十七《世宗本紀》一，216頁。中華書(shu) 局，1975年），並於(yu) 次年嘉靖元年正月，“命稱孝宗皇考，慈壽皇太後聖母，興(xing) 獻帝後為(wei) 本生父母”（同上，217頁）。這是“大禮議”第一次爭(zheng) 端後所達成的結果。

[7] 《明史》卷十七《世宗本紀》一，217頁。

[8] 《鄒守益集》卷一，《四庫全書(shu) 存目叢(cong) 書(shu) 》集部65，頁13-15。

[9] 鄒守益《大禮疏》雲(yun) ：“臣待罪史館，預修先帝《實錄》。”（《鄒守益集》卷一，頁15）

[10] 《全集》卷三，頁117。

[11] 此數詩均見《全集》卷二十，頁785。《傳(chuan) 習(xi) 錄》載別鄒守益在癸未春，《年譜》“癸未二月”條下有“鄒守益、薛侃、黃宗明、馬明衡、王艮等侍……”的紀錄，可知鄒守益癸未訪王陽明在癸未春。王陽明《再遊浮峰次韻》雲(yun) “偶懷勝事乘春到，況有良朋自遠來”，《夜宿浮峰次謙之韻》亦雲(yun) “日日春山不厭尋”，時節相合。唯《次謙之韻》所雲(yun) “珍重江船冒暑行”於(yu) 時節不合，或非作於(yu) 此時。

[12] 《明儒學案》謂鄒守益“初見文成於(yu) 虔台”（卷十六，《黃宗羲全集》第七冊(ce) ，頁380），《明史》本傳(chuan) 雲(yun) “舉(ju) 正德六年會(hui) 試第一，出王守仁門”（卷二百八十三，頁7269），以王陽明正德六年為(wei) “會(hui) 試同考試官”，故有《明史》此說，亦可知二人當初識於(yu) 此時，然鄒守益入陽明門下則當為(wei) 正德十一年（1516）以後王陽明在江西時事。

[13] 耿定向：《東(dong) 廓鄒先生傳(chuan) 》，《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十四，《四庫存目叢(cong) 書(shu) 》集部131，頁354。

[14] 聶豹《禮部郎中陳明水先生墓碑》曰：“奉使封弋陽王，得謁闕裏廟。複命，道出浙裏，又與(yu) 東(dong) 廓鄒君密約複見陽明先師，竟所未聞。”（《明水陳先生文集》，《四庫存目叢(cong) 書(shu) 》集72，頁5。）

[15] 陳九川：《吳江遇東(dong) 廓姻家謫赴廣德任，別之》，頁150。

[16] 黃宗羲：《明儒學案》卷十六，《黃宗羲全集》第七冊(ce) ，頁380。

[17] 《簡李六峰》，《鄒守益集》卷十一，頁544。

[18] 王陽明嘉靖五年丙戌有《寄鄒謙之》一書(shu) （《全集》卷六，頁202-204），中有因鄒守益以其在廣德所編纂《諭俗禮要》奉上並請教相關(guan) 問題，而引發的王陽明關(guan) 於(yu) “禮”的一段議論。有的學者以該段話為(wei) 王陽明向學生“表示對‘大禮議’的想法”（見鄭德熙：《從(cong) 官私學派糾紛到王學傳(chuan) 習(xi) 禁令》，《中國哲學》第十九輯，頁259，嶽麓書(shu) 社，1998年。另，錢明先生亦引述王陽明此段話語認為(wei) “陽明對大禮議案還是提出過自己看法的”，見氏著《陽明學的形成與(yu) 發展》，頁321，注1）。但此段話視為(wei) 王陽明對於(yu) “禮”的一般看法尚可，視之為(wei) 王陽明針對“大禮議”而發的議論則不免於(yu) 牽強。

[19] 鄒守益：《聖功圖疏》，《鄒守益集》卷一，頁13。

[20] 同前注。“聖功圖”之事，史籍所載略有出入，其中尤以《明通鑒》為(wei) 誤，張冠李戴，誤以為(wei) 湛若水與(yu) 霍韜同上。《明通鑒》“考異”謂“事見《明史·湛若水傳(chuan) 》，月日據《實錄》”（《明通鑒》卷五十七，頁1553），則其敘事當據《明史·湛若水傳(chuan) 》，然查《明史·湛若水傳(chuan) 》未載其事，而其事實見於(yu) 《明史·鄒守益傳(chuan) 》中。當為(wei) 《明通鑒》一時疏忽而有此誤。《明史·鄒守益傳(chuan) 》謂“乃與(yu) 霍韜上《聖功圖》”（《明史》卷二百八十三，頁7270），查鄒守益《聖功圖疏》，起首雲(yun) “……鄒守益謹奏”，末所附世宗聖旨亦唯責“鄒守益……”，奏疏中用語則為(wei) “臣等……”，則聖功圖與(yu) 聖功圖疏當為(wei) 鄒守益所作，霍韜當為(wei) 附名而同上者。

[21] 夏燮：《明通鑒》卷五十七，頁1553。

[22] 黃宗羲：《明儒學案》卷十六，《黃宗羲全集》第七冊(ce) ，頁380。

[23] 《明史》卷二百八十三，頁7270。

[24] 《聖功圖疏》，《鄒守益集》卷一，頁12-13。

[25] 夏燮：《明通鑒》卷五十七，頁1575。

[26] 夏燮：《明通鑒》卷五十七，頁1575。

[27] 《九廟災自陳疏》，《鄒守益集》卷一，頁19。

[28] 《明儒學案》卷十六，頁380。

[29] 《九廟災自陳疏》，《鄒守益集》卷一，頁18。

[30] 《九廟災自陳疏》，《鄒守益集》卷一，頁19。

[31] 《明史》卷二百七，頁5464。

[32] 徐渭：《師長沙公行狀》，《徐渭集》，頁645。中華書(shu) 局，1983年。

[33] 此段引述見《明通鑒》，卷五十一，頁1363。另，《明史》卷二百七，朱淛、馬明衡等傳(chuan) 載其事與(yu) 《明通鑒》同，頁5463-5465。

[34] 《年譜》正德九年“五月，至南京”條下雲(yun) ：“自徐愛來南都，同誌日親(qin) ”，所列“同聚師門”者有馬明衡、季本。

[35] 《明史》卷二百七，頁5464。

[36] 王陽明甲申《與(yu) 黃誠甫》書(shu) 雲(yun) ：“子莘來，備道諸公進修，亦殊慰。”（《全集》卷二十一，頁824。）黃宗明（字誠甫）此時在南京，因有是說。

[37] 《徐渭集》，頁644。

[38] 《徐渭集》，頁644。

[39] 王陽明嘉靖三年甲申《與(yu) 尚謙尚遷子修書(shu) 》雲(yun) ：“季明德往，聊寄一慟。”（見錢明：《〈王陽明全集〉未刊散佚詩文匯編及考釋》，《陽明學的形成與(yu) 發展》附錄，頁307。）尚謙即陽明弟子薛侃，家於(yu) 揭陽。由此可知，季本在赴揭陽主簿途中，亦曾返家並拜會(hui) 其師。

[40] 王陽明：《揭陽縣主簿季本鄉(xiang) 約呈》，《全集》卷十八，頁632。

[41] 王陽明：《牌行南寧府延師設教》、《牌行委官季本設教南寧》，《全集》卷十八，頁634-635。

[42] 舒芬，字國裳，江西進賢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翰林院修撰。史載其事以正德十四年己卯三月諫諍武宗南巡而著稱，因此招致“帝大怒，命跪闕下五日，期滿複杖之三十.……竟謫福建市舶副提舉(ju) ，裹創就道”。（《明史》卷一百七十九，頁4761。）正德十五年庚辰，王陽明在江西，以提督軍(jun) 務之便，禮取舒芬至軍(jun) 中。其《禮取副提舉(ju) 舒芬牌》雲(yun) ：“訪得福建市舶提舉(ju) 司副提舉(ju) 舒芬誌行高古，學問深醇，直道不能趨時，長才足以濟用，合就延引，以匡不及。”（《全集》卷十七，頁599。）今《傳(chuan) 習(xi) 錄》下陳九川所錄語錄中，多有舒芬此間問學記錄，王陽明與(yu) 江西弟子開館白鹿洞書(shu) 院時，舒芬也參與(yu) 其中。《年譜》正德十五年庚辰九月條下，載有舒芬“遂躍然拜弟子禮”的一段問答（《全集》卷三十四，頁1278）。錢德洪的《答論年譜書(shu) 》（見《全集》卷三十七，頁1376-1377）曾專(zhuan) 門對舒芬師事陽明一事加以考證。

[43] 應良，字原忠，仙居人。《明史》本傳(chuan) 雲(yun) ：“守仁在吏部，良學焉。”（卷二百八十三，頁7273。）《年譜》七年壬申“三月，升考功清吏司郎中”條下，亦記有應良與(yu) 黃綰、朱節、蔡宗兗(yan) 、徐愛等陽明早期弟子“同受業(ye) ”。應良與(yu) 黃綰應交往較多，《全集》中王陽明凡提到“應原忠”者均與(yu) 黃綰相聯係，其中有辛未《答黃宗賢應原忠》一書(shu) ，其它幾處則亦為(wei) 在《與(yu) 黃宗賢》書(shu) 信中提及“原忠”。應良似於(yu) 嘉靖元年壬午與(yu) 黃綰同至越中訪王陽明，王陽明壬午《與(yu) 陸原靜》書(shu) 中雲(yun) ：“今原忠、宗賢二君複往，諸君更相與(yu) 細心體(ti) 究一番，當無餘(yu) 蘊矣。”（《全集》卷）所雲(yun) “細心體(ti) 究”是指體(ti) 究陽明此前發明的“致知之說”。《石龍集》載有黃綰《寄應原忠》三書(shu) （《石龍集》卷十八，頁12-13）言“大禮”相關(guan) 問題，其中似有相商之意味。

[44] 此段所述參見《明通鑒》卷五十一1363-1378頁。《明史》卷一百九十一《何孟春傳(chuan) 》（頁5065-5070）、卷一百七十九《舒芬傳(chuan) 》（頁4759-4762）、卷二百八十三《應良傳(chuan) 》（頁7273）載其事同。

[45] 《明史》卷二百八十三，頁7273。

[46] 張立文先生雲(yun) ：“張璁與(yu) 王守仁早有交往：正德十一年（1516）張氏擬應吏部選經過南京，謁鴻臚寺卿守仁，相見甚歡，得其書(shu) 於(yu) 畫麵的《敬一詩》，張氏作《詠萬(wan) 詩》以酬，唐長孺先生20世紀50年代得之於(yu) 北京琉璃廠肆，作《跋明張璁書(shu) 扇》以記其事。”（張立文：《論張璁的“大禮議”與(yu) 改革思想》，《浙江社會(hui) 科學》（人文社會(hui) 科學版）2002年第4期，頁15，注1。）所述之事或可信，然亦不足說明二人之間有深層交往。張文所據當出於(yu) 張憲文等著《張璁年譜》：“過南京，謁鴻臚寺卿守仁，相見甚歡，得其書(shu) 於(yu) 畫麵的《敬一詩》，作《詠萬(wan) 詩》以酬之。”（頁5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年譜》未說明記錄二人南京相見的資料來源，或有其本。依唐長孺《跋明張璁書(shu) 扇》，則陽明原詩當為(wei) “詠一”詩，非“敬一”詩。唐文據扇文言和詩事，未言二人相見事。（《學林漫錄》第11集，頁177-184。中華書(shu) 局，1985年。）

[47] 如鄭德熙雲(yun) ：“世宗接納張璁之‘大禮議’案，特旨召引王陽明友人桂萼、席書(shu) 、張璁於(yu) 南京。”（氏著：《從(cong) 官私學派糾紛到王學傳(chuan) 習(xi) 禁令》，《中國哲學》第十九輯，頁253。）

[48] 如張立文雲(yun) ：“他（指王陽明）的學生席書(shu) 、方獻夫、黃宗明、黃綰都與(yu) 張璁一起上疏。”（氏著：《論“大禮議”與(yu) 朱熹王陽明思想的衝(chong) 突》，《南昌大學學報》（人社版）1999年第2期，頁68。）

[49] 《全集》卷三十三，頁1229。

[50] 《貴州通誌》卷三十七，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本。

[51] 王陽明：《預備水戰牌》雲(yun) ：“為(wei) 此牌仰福建布政司即行選募海滄打手一萬(wan) 名，……就仰左布政使席書(shu) ，兵備僉(qian) 事周期擁自行統領，星夜前赴軍(jun) 門，相機前進，並力擒剿。”（《全集》卷十七，頁576-577。）

[52] 事見王陽明：《舉(ju) 能撫治疏》，《全集》卷十五， 頁496。

[53] 《全集》卷五，頁180。又及，黃綰曾在《寄席元山書(shu) 》中有如是記載：“陽明先生曾與(yu) 潘禦史壯道及先生平生，頗為(wei) 知己，英雄心事，固不患無知者。”（《石龍集》卷十八，頁8。）此亦可見陽明與(yu) 席書(shu) 之一斑。

[54] 《年譜》雲(yun) ：“是秋（庚辰），兀崖過洪都，論《大學》，輒持舊見。先生曰：‘若傳(chuan) 習(xi) 書(shu) 史，考正古今，以廣吾見聞則可；若欲以是求得入聖門路，譬之采摘枝葉，以綴本根，而欲通其血脈，蓋亦難矣。’”（《全集》，卷三十四，頁1280。）

[55] 見王陽明：《答甘泉》二，《全集》卷四，頁174。

[56] 見王陽明：《與(yu) 顧惟賢》，雲(yun) ：“霍渭先亦美質，可與(yu) 言。”（《全集》卷二十七，頁997。）該書(shu) 未係年，考其中語“閩廣之役，偶幸了事”，可知為(wei) 正德十二年丁醜(chou) 所作。顧惟賢即顧應祥，王陽明弟子，時為(wei) 廣東(dong) 嶺北僉(qian) 事，王陽明於(yu) 此信中希望其能與(yu) 湛若水、方叔賢、霍韜相與(yu) 講明學問。觀信中語可知，王陽明初見霍韜當在正德十二年以前。

[57] 見《年譜》，《全集》卷三十三，頁1231。

[58] 同前注，頁1233。

[59] 同前注，頁1237。

[60] 一時所寫(xie) 其它諸信，《全集》或其它文獻中有收錄，惟給桂萼之信，相關(guan) 文獻未見記載，然由本年稍後所寫(xie) 《答見山塚(zhong) 宰》書(shu) 中語“向齎本人去，曾奉短劄，計已達左右矣”（《全集》卷二十一，頁833）可知，王陽明此時亦曾寫(xie) 信給桂萼。從(cong) 此書(shu) “向齎本人去”和《與(yu) 張羅峰閣老·二》“奏本人去，曾附小劄”可以推測，王陽明此次給張、桂、方、霍、黃五人之信，均為(wei) 差人送《辭免重任齊恩養(yang) 病疏》（《全集》卷十四，頁460）時，一並攜帶至京師的，該《疏》作於(yu) 嘉靖六年六月，故知此諸信均作於(yu) 此一時。

[61] 《與(yu) 張羅峰閣老》，錢明：《陽明學的形成與(yu) 發展》附錄，頁323。按：此書(shu) 錢明以其稱張璁為(wei) “閣老”而以其為(wei) 嘉靖六年十月張璁入閣後所作。然考其中內(nei) 容，則明為(wei) 六月“疏辭”時所作。錢明此書(shu) 采自嘉靖十二年黃綰序刊本《陽明文錄》，則書(shu) 信標題“閣老”之稱，或為(wei) 當時編者所加。

[62] 《與(yu) 霍兀崖宮端》，《全集》卷二十一，頁834。

[63] 《與(yu) 黃宗賢》、《答方叔賢》，同前注，頁829、828。

[64] 見黃綰：《明軍(jun) 功以勵忠勤疏》，《全集》卷三十九，頁1460-1463。

[65] 《與(yu) 張羅峰閣老·二》，頁323。下引述同此，其間標點符號略有調整。

[66] 《答見山塚(zhong) 宰》，《全集》卷二十一，頁833。

[67] 《與(yu) 霍兀崖宮端》，《全集》卷二十一，頁834。

[68] 《與(yu) 霍兀崖宮端》，《全集》卷二十一，頁834。

[69] 《大禮議》，《渭厓文集》卷五，《四庫存目叢(cong) 書(shu) 》集69，頁55。

[70] 《明史》卷一百九十七，頁5207。

[71] 《明史》卷一百九十七，頁5202-5203。

[72] 此疏於(yu) 《文襄公奏議》卷一題作《請正大禮疏》，附載席書(shu) 、方獻夫二疏則略而不載。

[73] 席書(shu) 此議《明史》謂“懼不敢上”，穀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則雲(yun) “二疏（其一即席書(shu) 之“疏”）俱中沮，不果上”，而非“不敢上”。桂萼後來附引席、方二疏時亦有此疑問：“臣久欲以請，乃者複得見都禦史席書(shu) 、吏部主事方獻夫二臣之疏，以為(wei) 陛下必為(wei) 之惕然更改，有無待臣之言者，既而久不見報，豈陛下未之覽邪，抑二臣將上而中止邪？” （《大禮集議》卷一《奏議》，日本內(nei) 閣文庫藏嘉靖四年刻本。）以席書(shu) 自纂的《大禮集議》未單獨列此議於(yu) “奏議”，而附載於(yu) 桂萼疏中，應該可以斷定，該議當時並未正式上呈。雖然如此，席書(shu) 、方獻夫二疏實已於(yu) 當時流傳(chuan) 於(yu) 士大夫之間，觀前引桂萼疏中語可見，又如《明倫(lun) 大典》卷八“嘉靖元年五月”載張璁於(yu) 當時所見雲(yun) ：“尋傳(chuan) 至席書(shu) 、臣獻夫疏，竊喜上必大悟也。”

[74] 《寄席元山書(shu) 》，《石龍集》卷十八，頁8。按，黃綰和席書(shu) 於(yu) 嘉靖二年、三年同在南京為(wei) 官，所憶之事當為(wei) 此一時之事。

[75] 《靜虛齋惜陰錄》附錄，《續修四庫全書(shu) 》第1122冊(ce) ，頁362。觀此附錄前一段言及大禮爭(zheng) 議之來龍去脈，並敘及嘉靖三年大禮議定之事、乃至更為(wei) 晚出的嘉靖七年《明倫(lun) 大典》告成之事，似與(yu) 附識所雲(yun) 作於(yu) “嘉靖二年”之說相牴牾。實不然，顧應祥所雲(yun) 作於(yu) 嘉靖二年的大禮之“論”當為(wei) 附錄所載“應祥私論曰”以下文字，而前此之文字乃收入此“私論”時所追記者。而“私論曰”以下核心的議題就是在討論“考孝宗、稱興(xing) 獻王為(wei) 叔父”之非，準此可知嘉靖二年所作之說不虛。

[76] 方獻夫此疏亦附見於(yu) 《大禮集議》卷一“奏議”所載嘉靖二年桂萼所上疏中。此疏亦載於(yu) 《西樵遺稿》，然較諸《大禮集議》所載甚為(wei) 簡略，對校之，《遺稿》所載與(yu) 《明倫(lun) 大典》卷七所載方疏文字相同，當為(wei) 錄自《明倫(lun) 大典》者，故節略較多。《明史》本傳(chuan) 亦以方獻夫為(wei) 疏具，“懼不敢上”，《明史紀事本末》則以其為(wei) “中沮”。夏燮《明通鑒》考異雲(yun) ：“按書(shu) 與(yu) 獻夫上疏，皆在元年，而證之《實錄》，則書(shu) 之疏未上，而獻夫疏已報聞，故元年十二月南京禦史方鳳等劾之，並及張璁、霍韜。”（《明通鑒》卷五十，頁1358-1359）比較可信，方獻夫之疏不徒已上，而且世宗已“報聞”，故方有嘉靖元年末禦史方鳳將方獻夫與(yu) 張璁、霍韜一並論劾之事（方鳳論劾事見《明通鑒》卷五十，頁1344）。

[77] 方獻夫於(yu) 嘉靖元年壬午至嘉靖四年乙酉在京，此間，《全集》所存王陽明與(yu) 其往還書(shu) 信唯有嘉靖二年癸未一劄，是時王陽明遭講學之議，是年春，鄒守益赴任京師過越，王陽明借此之便致書(shu) 方獻夫。此書(shu) 所論則涉及方獻夫此時與(yu) 同在京師的湛若水有講學之爭(zheng) ，王陽明勸誡方獻夫道：“若叔賢之於(yu) 甘泉，亦乃牽製於(yu) 文義(yi) ，紛爭(zheng) 於(yu) 辯說，益重世人之惑，以啟呶呶者之口，斯誠不能無憾焉！”（《答方叔賢》二，《全集》卷五，頁184）希望他能夠“務求其實，以身明道學”。與(yu) “議禮”無涉。

[78] 見楊一清：《論〈明倫(lun) 大典〉修完升官奏對》，《楊一清集》，頁940-941。中華書(shu) 局，2001年。

[79] 《大禮集議》卷三“續議”載有黃綰所上三疏，記其“具奏”月日分別為(wei) 嘉靖三年二月十二日、嘉靖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嘉靖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80] 《與(yu) 黃誠甫》，《全集》卷二十一，頁824。《全集》此信係於(yu) “甲申”，然書(shu) 末雲(yun) “先妻不幸於(yu) 前日奄逝”，考諸《年譜》，陽明夫人諸氏卒於(yu) 嘉靖四年乙酉（1525）正月，可知此書(shu) 當作於(yu) 此時。

[81] 《明史》卷一百九十七，頁5222。

[82] 《寄陽明先生書(shu) 》，《石龍集》卷十八，頁6-7。

[83] 《祭王改齋文》，《東(dong) 廓鄒先生文集》卷十，頁176-177。

[84] 《優(you) 禮謫官牌》，《全集》卷三，頁1089。

[85] 《開報征藩功次贓仗谘》，卷三十一，頁1148。

[86] 《改齋王君墓誌銘》，《東(dong) 廓鄒先生文集》卷十，頁172。

[87] 《與(yu) 霍兀崖宮端》，《全集》卷二十一，頁834。

[88] 《全集》卷二十，頁786。

[89] 《全集》卷二十，頁787。

[90] 《全集》卷二十，頁786。

[91] 《明史》卷一百九十七，頁5219。

[92] 《明史》卷一百九十七，頁5218。

[93] 事見《明通鑒》卷五十二，頁1418。《大禮全書(shu) 》正式開館在次年正月，“以閣臣費宏等及席書(shu) 為(wei) 總裁官，張璁、桂萼副之。”（《明通鑒》卷五十三，頁1423）

[94] 黃綰之書(shu) 不見於(yu) 《石龍集》，《寄胡秀夫諸兄書(shu) 》一書(shu) 有雲(yun) ：“又令人持書(shu) 質諸陽明，亦雲(yun) 義(yi) 不容辭。”（《石龍集》卷十八。）

[95] 《與(yu) 黃宗賢》，見錢明：《陽明學的形成與(yu) 發展》頁321。

[96] 《答方叔賢》，《全集》卷二十一，頁828。

[97] 觀此後同作於(yu) 丁亥的《與(yu) 黃宗賢二》所雲(yun) “得書(shu) ，知別後動定”（《全集》卷二十一，頁829）可知，二人確曾相見於(yu) 越。

[98] 《與(yu) 黃宗賢》，《全集》卷六，頁219-220。原信未分段，略為(wei) 斟酌分段。

[99] 按，黃宗明應召至京後不久因丁母憂而告歸。見《明史》卷一百九十七，頁5218。

[100] 《與(yu) 黃宗賢二》，《全集》卷二十一，頁830。

[101] 《答見山塚(zhong) 宰》，同前注，頁833。

[102] 《與(yu) 張羅峰閣老·二》，錢明：《陽明學的形成與(yu) 發展》附錄，頁323。

[103] 《祭元山席尚書(shu) 文》，《全集》卷二十五，頁962。

[104] 《答方叔賢》，《全集》卷二十一，頁828。

[105] 《與(yu) 霍兀崖宮端》，錢明：《陽明學的形成與(yu) 發展》，頁324。

[106] 《與(yu) 黃宗賢四》，《全集》卷二十一，頁832。

[107] 《與(yu) 黃宗賢二》，《全集》卷二十一，頁830。

[108] 《明儒學案》卷十四，《黃宗羲全集》第七冊(ce) ，頁336。

[109] 《明通鑒》卷五十一，頁1384。

[110] 《明史》卷一百九十六，頁5186。

[111] 《寄鄒謙之二》，《全集》卷六，頁202。

[112] 《二程集》，頁516。中華書(shu) 局，2004年。

[113] 《明通鑒》卷四十九，頁1325。

[114] 《答方獻夫》，同前注，頁828。

[115] 《全集》卷三十五，《年譜》三，頁1325。

[116] 《楊一清集·密諭錄》卷五，頁1001。

[117] 《諭對錄》卷五，《四庫全書(shu) 存目叢(cong) 書(shu) 》史57，頁110。世宗密諭所署日期為(wei) “嘉靖七年三月二十一日”。陽明《奏報田州思恩平複疏》（《王陽明全集》卷十四，頁467）撰著日期為(wei) 嘉靖七年二月十三日，計時日，陽明此疏或尚未至京。

[118] 見《王陽明全集》卷十五，頁500。

[119] 《楊一清集·閣諭錄》卷三。

[120] 《論言官周延奏對》，《楊一清集·閣諭錄》卷三。頁890。

[121] 《論方獻夫代任吏部何如奏對》，《楊一清集·密諭錄》卷六。頁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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