邸報與(yu) 中晚明政治的公開議政

作者：任文利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三月廿三日丁亥

           耶穌2015年5月11日

邸報多被今日新聞學研究者稱為(wei) 報紙的前身，亦有檔案學研究者視其為(wei) 檔案的，並於(yu) 報紙與(yu) 檔案之名義(yi) 上引發的相關(guan) 問題探微索隱，展開爭(zheng) 議。實則多沒有觸及問題的本質，唯日人小野和子在《明季黨(dang) 社考》中將邸報與(yu) 言路即“議政”聯係起來。在筆者看來，邸報實為(wei) 明代中央政府的政務公開以及議政公開的渠道——這裏，我們(men) 必須審慎地使用我們(men) 今日所見之相關(guan) 事務如報紙、檔案等急於(yu) 給其定性，否則會(hui) 造成很多不必要的糾纏。而邸報所包含的政治內(nei) 容之廣泛，及其所覆蓋的地域空間之廣，使明代政治保持了高度的公開性、透明性，為(wei) 明代士大夫與(yu) 士人人公開議政提供了必要條件。鑒於(yu) 古代政治製度的複雜性，本文之論域僅(jin) 限於(yu) 明代邸報，至於(yu) 宋與(yu) 清的邸報，不在其內(nei) 。

明之邸報，未載於(yu) 《明會(hui) 典》與(yu) 《明史·職官誌》之中，看似是一項無關(guan) 緊要的政治製度架構。實則不然，如研究者多提到的明末清初兩(liang) 大儒顧炎武、王夫之均曾論及邸報，且非在無關(guan) 緊要之情境中論及邸報。顧炎武於(yu) 論清修明史之事時提及邸報：“修史之難，當局者自知之矣。求藏書(shu) 於(yu) 四方，意非不美，而西方州縣以此為(wei) 苦，憲檄一到，即報無書(shu) 。……竊意此番纂述，止可以邸報為(wei) 本。”[1]官修曆史，是古代政治中的一件大事，無論是後代修前朝之史，抑或是下一個(ge) 君主修前一個(ge) 君主之實錄。修史之原則首先在於(yu) “信”、“實”，這一原則對於(yu) 超然於(yu) 清修明史這一事件之外的儒家士大夫顧炎武而言，自不待言。在恪守此一原則的前提下，而以為(wei) 修史“止可以邸報為(wei) 本”，則“邸報”之可信性幾乎是毋庸置疑的。而邸報之可以為(wei) 修史之“本”，說明了它的另一個(ge) 特征，即作為(wei) 原始史料，它所涵蓋的內(nei) 容非常之全麵——特別是以政治史為(wei) 核心內(nei) 容的正史所需之政治史料。

邸報之可以作為(wei) 官修曆史之依據，並非僅(jin) 出於(yu) 顧炎武一家之說。在有明一代，邸報實曾作為(wei) 官修實錄的一個(ge) 來源。如《明史》所載崇禎年間修天啟實錄事：“故事，纂修實錄，分遣國學生探事跡於(yu) 四方。（錢）龍錫言，實錄所需，在邸報及諸司奏牘，遣使無益，徒滋擾，宜停罷。”[2]此則見於(yu) 議論。而時獲纂修官任命的董其昌則曾奉旨往南京采輯邸報，以參訂實錄：“天啟二年八月初五日，吏部一本，奉聖旨，董其昌題充纂修官，俟泰昌實録稿成，前往南京采輯邸報等冊(ce) ，以備參訂。”[3]而曾在翰林院目睹實錄之纂修過程的蔣德璟則如此說：“作史難，讀史亦不易。自餘(yu) 在著作之庭，見所纂實錄，皆采科抄章奏與(yu) 《起居注》兩(liang) 者。而科抄多漏略，十僅(jin) 得三四。《起居》自文書(shu) 房傳(chuan) 諭及閣揭外寥寥，即欲有所刪潤，以諸曹掌故與(yu) 邸報參補而已。”[4]當然，蔣德璟在此主要檢討的是實錄修纂包括邸報在內(nei) 的諸般原始資料的缺陷，但無論如何，他告訴了我們(men) 一個(ge) 事實，邸報是修纂實錄時進行“刪潤”、“參補”的的主要依據。綜此可知，明代所修萬(wan) 曆始的後三朝實錄，均曾以邸報為(wei) 重要原始資料。

王夫之則是在《噩夢》一書(shu) 中提及邸報的，此書(shu) 主要內(nei) 容是反省明代政治製度之得失，所謂“因時之極敝而補之”，並藉此而希望於(yu) “禮樂(le) 百年而後興(xing) ”有所垂鑒。[5]在這樣一個(ge) 篇幅很短的反省政治製度得失的著作中有一大段論及“邸報”，可見在王夫之心目中，“邸報”並非一個(ge) 無關(guan) 緊要的政治建製。王夫之在此段話中雖主要討論的是“邸報”於(yu) 製度上可能造成的漏洞[6]，然他對於(yu) “邸報”之核心意義(yi) 認識得非常清楚、明確，所謂“公是非得失於(yu) 天下”[7]，寥寥數字，盡得其髓。

那麽(me) 這可以作為(wei) 官修曆史之憑藉，又可以“公是非得失於(yu) 天下”的“邸報”，究竟是怎樣一個(ge) 物事呢？

一、作為(wei) “議政”公開的邸報及其邊界

在談論這個(ge) 問題以前，我們(men) 首先須明白邸報的內(nei) 容。關(guan) 於(yu) 這一點，新聞學研究者雖有聚訟，如果說邸報主要是登載奏章與(yu) 詔旨的，當無異議，如以四部分類法而言，就是“史部”之“詔令奏疏”類。而明代邸報之主要或直接來源，就是六科之“科抄”，這一點對於(yu) 研究邸報的新聞學者而言，亦多無異議。詔旨不在本文論域之內(nei) ，因其乃國家之正式政策命令，其公開是一種必然。[8]奏疏則有所不同，它並非國家正式之政令，無論是出於(yu) 職守的“題本”，抑或以個(ge) 人名義(yi) 進呈的“奏本”，除奏事而外，它的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議政”。那麽(me) “議政”的公開是否有一個(ge) 邊界呢？

或許有的研究者會(hui) 質疑我們(men) 這裏提出了一個(ge) 假問題，因為(wei) 這個(ge) 所謂“邊界”是很明顯的，如王夫之所言：“題奏得旨，科抄下部，即發邸報，使中外鹹知……”[9]此中明謂“題奏得旨”，既已得旨，則亦具有了政令的性質，當已擺脫了“議政”的屬性。王夫之這裏所言，基本上上是真實可信的。如《明史》所載何楷（崇禎八年）之疏言：“故事，奏章非發抄，外人無由聞，非奉旨，邸報不許抄傳(chuan) 。”[10]然而，“得旨”、“奉旨”意味著什麽(me) 方是理解此一問題的關(guan) 鍵。“得旨”、“奉旨”並不必然意味著“議政”的終結，有時候反倒恰恰是“議政”的開始。

有一類奏疏所“奉旨”，如“某部知道”、“該部知道”、“某部議了來說”、“某部議行”等等類似的措辭[11]，就是議政的開始。這類奏疏一般而言，所議之事，乃某部、某衙門之事，故而“旨意”下達隻是讓有關(guan) 部門並行議處。或者，我們(men) 換一個(ge) 角度言之，凡各部、各衙門“題覆”之疏，一般而言即議行、議處此類“旨意”的。

這是從(cong) “奉旨”、“得旨”的意思來思考“議政”得以公開的邊界。如果我們(men) 換一種提問方式，這個(ge) 問題也許會(hui) 更為(wei) 清晰，即什麽(me) 樣的奏疏不會(hui) “奉旨”、“得旨”從(cong) 而公開呢？除“密疏”而外，隻有一種情況，即“留中”。然而，“留中”雖在明代時有發生，而以萬(wan) 曆一朝為(wei) 甚，但“留中”並非一種正常的情況。萬(wan) 曆初登大位之時，高拱內(nei) 閣上疏指出：

凡官民本辭，其有理者，自當行；其無理者，自當止；其有奸欺情弊者，自當懲治；未有留中不出之理。且本既留中，莫可稽考。則不知果經禦覽而留之乎，抑亦未經預覽而有留之者乎？是示人以疑也。又或事係緊急密切而有留中者，及至再陳，豈不有誤？

今後伏望皇上於(yu) 凡一切本辭盡行發下，倘有未下者，容原具本之人，仍具原本請乞明旨。其通政司封進外來一應本辭，每當日將封進數目，開送該科備照；倘有未下者，科官奏討明白。如此庶事無間隔，而亦可以遠內(nei) 臣之嫌，釋外臣之惑，其於(yu) 治理，所關(guan) 非細。[12]

高拱內(nei) 閣首先指出，上疏所言無論允當與(yu) 否，均須有所措置，“留中”於(yu) 理無據，且無此必要。並進而言及“留中”所可能引發的弊端，除有誤於(yu) “緊急密切”之事而外，或會(hui) 引起中官從(cong) 中作梗，“未經禦覽而有留之”即指此而言。須指出一點的是，疏中所謂“官民本辭”，依明朝製度，上疏言事並不局限於(yu) 官員，除生員而外，一切人均可以上疏言事。

為(wei) 了避免“留中”情況的發生，高拱內(nei) 閣提出一個(ge) 切實可行的辦法，即由通政司[13]每日統計章奏數目，並將此數目交送六科，以與(yu) 奉旨發下章奏之數目相對照。二者如不相符，六科要“奏討明白”，即追究章奏之所以未發下的原因。

高拱內(nei) 閣此疏曾被收入《春明夢餘(yu) 錄》中以說明明代內(nei) 閣之職掌，因而非常具有代表性。從(cong) 此疏中我們(men) 可以看到，在明代政治正常運轉的狀況下，所有章奏都應該“奉旨”發抄。而通政司與(yu) 六科奏章數目須能核對得上這一點，更直觀地說明了此一問題。也就是說，“疏不留中”應該是一種政治原則，為(wei) 了進一步落實這一點，高拱內(nei) 閣提出了製度上的建言，增加了通政司與(yu) 六科核對章奏數目這一環節，並由六科這一本來即擔負政治監察責任的政府部門來審查 “留中”這一可能會(hui) 發生的行為(wei) 。從(cong) 該疏末尾所附“奉聖旨”之“都依行”[14]可知，此製度上的建言至少在當時已經獲準施行，成為(wei) 一種製度。

通過以上論述，我們(men) 可以知道，在政治運行保持常態時，官員們(men) 議政之章奏當會(hui) 經由科抄，而最終以邸報的形式完全公開。“奉旨”並不能對章奏公開形成障礙，“奉旨”隻是在有的時候意味著朝廷對於(yu) 章奏所議之事給出定論，但無論此定論是指其為(wei) 有理、無理乃至加以懲處，章奏議論之公開與(yu) 此定論之公開也是同步的。正因為(wei) 如此，“公是非得失於(yu) 天下”的理念在製度層麵獲得了必要的保障。

“公……於(yu) 天下”須有一個(ge) 前提，即它所覆蓋的地域之廣泛性。這一點新聞學研究者多有論述，明代的邸報當覆蓋於(yu) 國家版圖的全部，甚至可以得出一個(ge) 結論，在地方上，它可以下到縣一級政府機構。茲(zi) 舉(ju) 幾個(ge) 邊遠地區的例子，如王陽明晚年嘉靖六年巡撫兩(liang) 廣之時與(yu) 弟子方獻夫信中提到：“昨見邸報，知西樵、兀崖皆有舉(ju) 賢之疏。”[15]而何孟春在巡撫雲(yun) 南之時更即藉邸報之相關(guan) 消息而參與(yu) “大禮之議”，其正德十六年九月初七日所上《乞明典禮疏》有雲(yun) ：

邸報中司禮監傳(chuan) 奉聖旨，朕既以興(xing) 獻王長子入奉大統，王墳在藩府，其立祀並稱號，爾禮部便會(hui) 多官詳議了來說，欽此。臣待罪邊遐，不獲預聞事跡。報中一條，進士屈儒奏內(nei) 有尊聖祖母為(wei) 太皇太妃，聖父為(wei) 皇叔考興(xing) 獻大王，聖母為(wei) 皇叔母興(xing) 獻大王妃等語，則恐是禮部會(hui) 官之所議。屈儒此奏，奉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則是禮部所議，尚未奉俞命也。[16]

何孟春此疏中即體(ti) 現了一種“議政”的典型方式。此“議政”的發起人是嘉靖，於(yu) 聖旨中就其父的“立祀並封號”，要求由禮部主持朝臣會(hui) 議。何孟春所看到的邸報，有屈儒之奏，該本已“奉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故而見於(yu) 邸報。這“看了來說”，就是我們(men) 前麵提到的，雖有旨，仍處於(yu) “議政”的過程之中。何孟春上此奏時，從(cong) 屈儒的章奏中判斷，禮部會(hui) 議已有了結果，並將結果上奏，然其此奏很可能遭遇了“不報”，也即“留中”的命運。故而禮部會(hui) 議的奏疏並未反映在何孟春此時所見之邸報上。何孟春進而據邸報中屈儒章奏中的“進士屈儒奏內(nei) 有尊聖祖母為(wei) 太皇太妃，聖父為(wei) 皇叔考興(xing) 獻大王，聖母為(wei) 皇叔母興(xing) 獻大王妃”文字，判斷其即為(wei) 遭“不報”的禮部會(hui) 議之結論，故而於(yu) 此疏中就此事進言。觀其後之議論可見：“陛下天縱聰明，此禮自應諳悉，今日多官詳議，更複奚疑？事上未報，豈非皇叔考之稱尚未當乎。”[17]至如禮部廷臣會(hui) 議之疏既“不報”，屈儒怎麽(me) 能在奏疏中言及其相關(guan) 結論，此事倒好理解，禮部主持者本為(wei) “會(hui) 議”，朝臣自可知曉。嘉靖之“不報”，並非要隱秘禮部會(hui) 議之章奏，隻是對禮部會(hui) 議結果的不認可的一種非直接的表達方式。從(cong) 何孟春此疏所引邸報及相關(guan) 情事，我們(men) 看到的不僅(jin) 是邸報使議政得以公開，同時也可以看到邸報之公開促進了議政的進一步開展。可以說，如無邸報，當時巡撫雲(yun) 南之何孟春是不可能參與(yu) 到“大禮議”之中的。而何孟春奏疏中所議，全然依據邸報，則邸報之信、實亦可於(yu) 此表現出來。

兩(liang) 廣、雲(yun) 南，距京師之道路不可謂不遠，然邸報成為(wei) 其獲知政治信息的重要工具。至於(yu) 邸報至縣。如孫緒所雲(yun) ：“緒僻居村落，去縣四十餘(yu) 裏，或有事抵縣，歲二三焉，故邸報絶不聞。”[18]此可證縣一級當可以讀到邸報的。

得閱邸報之群體(ti) ，自以各級政府官員為(wei) 主，然邸報本身並無保密製度，禁止政府官員將邸報相關(guan) 內(nei) 容外傳(chuan) 。如王夫之所擔心的邸報可能發生的“泄密”情況，在明人中即有議及，但是他們(men) 所質疑的隻是邸報刊載的內(nei) 容本身可能會(hui) “泄密”，而不是質疑邸報外傳(chuan) 所造成的泄密，以邸報之用意就是公開，政務與(yu) 議政的公開。當然，因種種原因，一般人獲讀邸報當有一定的難度，這一點不是非常重要，我們(men) 隻要知道邸報無禁止政府官員向外傳(chuan) 播的製度就可以了。

對於(yu) 議政的意義(yi) 而言，“邸報”的時效性非常重要。事實上邸報也確有其時效性，從(cong) 一些官員通過邸報獲知相關(guan) 之升遷信息可以知道。如時任廣東(dong) 左布政司右參政的張嶽即首先從(cong) 邸報獲知升任的消息的：“又接邸報，伏蒙聖恩，升臣前職，續接吏部谘文，就在廣東(dong) 起程前來到任。”[19]而吏部之正式公文反而後至。而胡世寧在赴任都察院左都禦史的途中，亦於(yu) 邸報中又獲知“升臣刑部尚書(shu) ”的任命。[20]這些都足證邸報傳(chuan) 遞之及時。

二、萬(wan) 曆時“留中”之疏藉邸報得以發布

前麵我們(men) 提到過，萬(wan) 曆一朝，章奏“留中”的現象非常嚴(yan) 重。此則因萬(wan) 曆皇帝因立太子問題與(yu) 朝臣發生齟齬，借“留中”而加以消極抵抗，使國家政治運轉幾陷入半停滯的狀態——隻有在既定組織架構內(nei) 的行政，而無政治。舉(ju) 凡需要“得旨”施行的無法付諸實現，最直觀的影響包括對於(yu) 官員的任命。然而，有確切的資料表明，萬(wan) 曆時期“留中”之疏，大量的出現在邸報中。前引董其昌之疏有雲(yun) ：

天啟二年八月初五日，吏部一本，奉聖旨：“董其昌題充纂修官，俟《泰昌實録》稿成，前往南京采輯邸報等冊(ce) ，以備參訂。供用就彼支給，完日回館供事。該部知道，欽此。”臣聞命自天，感恩無地。於(yu) 十月前往南京，將河南道所藏邸報，摘其未奉旨者，一一錄出。太常寺祠祭司督遣僧道助寫(xie) ，僅(jin) 得十分之三。緣事出創見，應天府例無工食。而其書(shu) 充棟，就結為(wei) 難。臣仍歸裏，大集書(shu) 傭(yong) ，給以紙筆。雖奉有支給之旨，不敢破用官帑。先差中書(shu) 沈僎亦錄七年，通共若幹張，裝為(wei) 三百本。但據原本對錄，以備史官取材征實，無所點竄。隨蒙欽命，翰林院待詔宋啟明、中書(shu) 朱正色守催。實以私家作事，孑身獨力，侵尋歳月，不自知其罪莫逭也。但臣有刪繁舉(ju) 要之義(yi) ，茲(zi) 四十八年留中之疏，有事因疏而傳(chuan) ，言不以人而廢。凡關(guan) 於(yu) 國本、藩封、人材、風俗、河渠、食貨、吏治、邊防，議論精鑿，可為(wei) 後事師者，別為(wei) 選擇，仿史讚之例，每篇係以筆斷。而其他……畧存一二而已。共四十卷，目錄一卷，別表進呈外……[21]

首先須說明的是，董其昌所奉聖旨，是至南京采輯邸報等材料，以備參訂，當主要是用以參訂《神宗實錄》。南京之資料之所以完備，以南京在明代亦為(wei) 一中央政府。依董其昌之敘述，邸報在南京為(wei) 河南道禦史所藏。而董其昌的主要工作是摘錄邸報中之“未奉旨者”，亦即其後所謂“四十八年留中之疏”。依此可以逆推，北京史館編纂實錄所依據之史料，此部分當有很大的缺陷。這一點可以從(cong) 相關(guan) 製度上得到證實，史館之編纂實錄，主要的原始資料即經六科抄送的章奏，“留中”者不在其列。

從(cong) 董其昌的敘述中我們(men) 可以看到，萬(wan) 曆一朝，邸報所發布的“留中”之疏在數量上是觸目驚心的。他首先請太常寺之祠祭司督促“僧道”幫助抄寫(xie) ，僅(jin) 得十分之三，後不得不歸裏（董其昌為(wei) 鬆江華亭人，去南京未遠）大量雇傭(yong) 寫(xie) 手，以完其事。最終所得，“通共若幹張，裝為(wei) 三百本”。《明史·藝文誌》收錄有董其昌之“《萬(wan) 曆事實纂要》三百卷”[22]，當即指此而言。此部分是“但據原本對錄，以備史官取材征實，無所點竄”。與(yu) 此同時，董其昌又據此而“刪繁舉(ju) 要”，另編輯四十卷書(shu) ，“別表進呈”。此表亦見於(yu) 其文集中，題作《進神廟留中奏議彙要表》，表中亦道出此書(shu) 之史料緣起：

日係月，月係年，即是近時之邸報。顧三館之掛漏已甚，而舊京之藏副差完。微臣寵藉輶軒，書(shu) 成漁獵。[23]

並於(yu) 表中道出其編纂此彙要用意之所在：“蓋真主求賢，將留為(wei) 再世之用。而藎臣陳善，或借諸異代之言。”借助於(yu) “異代之言”以“陳善”，並希望天啟能“時以萬(wan) 幾之暇，略垂乙夜之觀”。其事亦載於(yu) 《明史》本傳(chuan) ：

天啟二年，擢本寺卿兼侍讀學士。時修《神宗實錄》，命往南方，采輯先朝章疏及遺事。其昌廣搜博征，錄成三百本。又采留中之疏，切於(yu) 國本、藩封、人才、風俗、河渠、食貨、吏治、邊防者，別為(wei) 四十卷。仿史讚之例，毎篇係以筆斷。書(shu) 成表進，有詔褒美，宣付史館。[24]

然《明史》之敘事較於(yu) 董其昌自身所言，略有偏差。謂“三百本”之來源乃其“廣搜博征”，據董之《報命疏》，史料來源實亦為(wei) 邸報，而其對象亦如四十卷本，是“未奉旨者”，實即“留中之疏”。換言之，四十卷本與(yu) “三百本”所錄對象全同，均為(wei) 邸報之中的“留中之疏”。此事亦載於(yu) 《明熹宗實錄》，可參證《報命疏》所言不虛：

（天啟四年夏四月己醜(chou) ）禮部右侍郎董其昌以奉旨前采萬(wan) 曆留中之疏，分三百帙。又仿史讚例，各附筆斷，共四十卷。且薦南京太常寺卿李維禎史才，上是之。（原本小字注雲(yun) ：《兩(liang) 朝從(cong) 信錄》，禮部侍郎董其昌差竣複命，上曰：“錄完邸報並選訂奏章多卷，見纂輯勤勞，送史館采用。李維禎既稱宿學史才，即與(yu) 推用。”）[25]

此“上曰”中所稱“錄完邸報”即指敘事中所說“萬(wan) 曆留中之疏，分三百帙”者，可證《報命疏》所言不虛。而“三百本”不僅(jin) 供史館參訂《神宗實錄》，且亦曾以《萬(wan) 曆事實纂要》獨立成書(shu) ，惜此書(shu) 今或已不傳(chuan) 於(yu) 世。然而從(cong) 董其昌的描述中我們(men) 可以清楚地看到，萬(wan) 曆一朝“留中之疏”曾大量在邸報中公之於(yu) 世。而董其昌自天啟二年八月奉旨，至天啟四年四月複命，曆時一年半多，亦可證其工作量之大。這足以使我們(men) 質疑王夫之與(yu) 何楷所謂“題奏得旨，科抄下部，即發邸報”、“（奏章）非奉旨，邸報不許抄傳(chuan) ”的說法於(yu) 製度上而言，是否成立——至少在萬(wan) 曆一朝，此製度成立與(yu) 否，是大有疑問的。關(guan) 於(yu) 這一點，亦可以由發生於(yu) 萬(wan) 曆三十五年（1607）邸報之相關(guan) 禁令得到進一步證實。小野和子先生亦曾注意到此次關(guan) 於(yu) 邸報的禁令，然因誤讀相關(guan) 文獻，而忽略了相關(guan) 問題，嚐試論之。

如小野先生所言，此次禁令述之於(yu) 顧憲成為(wei) 吳亮之《萬(wan) 曆疏鈔》所作序中。顧憲成於(yu) 序中論及“國家之患莫大於(yu) 壅”，有所謂壅在上下之判，而以“敢言者敢言矣，究乃格而不報”為(wei) “壅在上”，此上即指“君上”而言，“格而不報”即指“留中”。並進一步追究“壅”之原因雲(yun) ：

說者以為(wei) ，下不自壅，殆有為(wei) 之上者然。上不自壅，殆有為(wei) 之下者然。丁醜(chou) 綱常諸疏，政府不欲宣付史館，遂遷怒於(yu) 執簡諸君。嗣是愈出愈巧，率假留中以泯其跡，令言者以他事獲罪，不以言獲罪。至於(yu) 邇年，且欲並邸報禁之，其故可知已。[26]

顧憲成之序作於(yu) 萬(wan) 曆三十七年己酉（1609），此中所言“至於(yu) 邇年，且欲並邸報禁之”實有特指，即萬(wan) 曆三十五年（1607）因王元翰之奏，而引發的邸報之相關(guan) 禁令。時任吏科右給事中的翁憲祥於(yu) 萬(wan) 曆三十五年（1607）十月所上《時禁疑於(yu) 防口，人情愈加阨塞，懇乞聖明，亟通章疏，以存清議疏》言及其事：

近該川省用兵一節，閣臣、省臣有疏，頗關(guan) 中國情形，科臣王元翰觸事陳言，請禁發抄。即已奉旨嚴(yan) 禁，靡不凜凜矣。但科臣所言，惟在軍(jun) 國之機，而明旨所禁，並及未奉俞旨一切章奏。[27]

小野先生以誤讀顧憲成“且欲並邸報禁之”一語，而以其事為(wei) “禁止邸鈔”[28]。實則顧憲成所雲(yun) “且欲並邸報禁之”其意並非是指邸報本身被禁止，而是指禁止有關(guan) 信息在邸報發布。如追溯其前之“不欲宣付史館”一樣，是“政府”（即內(nei) 閣）不欲使相關(guan) 奏疏入於(yu) 史館以作將來編纂曆史之用，至此則更甚一步，並不欲使之公諸邸報。如上引翁憲祥一疏“發抄”語尚嫌模糊——不必然指邸報的話，同年（1607）十一月南京工科給事中金士衡所上《言路宜通，懇乞亟寬時禁，以昭大公疏》中亦引及相關(guan) 禁諭，所用語則為(wei) “不宜傳(chuan) 抄”，然此“傳(chuan) 抄”在此實亦特指邸報，觀其疏中語可見：

況臣待罪留垣，去京師二千餘(yu) 裏，南北迢遙，見聞何自？即使道路偶傳(chuan) ，終非的據，未敢陳於(yu) 至尊之前。惟載之邸報，始足準憑。兩(liang) 月以來，音信斷絕，貿貿昏昏，如聾如聵。[29]

綜此可知，無論翁疏所雲(yun) “請禁發抄”，抑或金疏所雲(yun) “不宜傳(chuan) 抄”，其所指均為(wei) “邸報”。然細忖此事頗有不可思議者，其所禁止的仍然隻是“未奉俞旨一切章奏”傳(chuan) 抄於(yu) 邸報，如果我們(men) 前麵考證的明代相關(guan) 製度規定邸報所公布章奏的邊界是“奉旨”、“得旨”為(wei) 實的話，此禁令豈非多此一舉(ju) ？真實情況隻能是這樣的，即如前引董其昌疏為(wei) 我們(men) 展示的一個(ge) 事實，萬(wan) 曆一朝之“留中”奏疏，大量地以邸報的形式公布出來。金士衡疏中語為(wei) 也為(wei) 我們(men) 道出了這種情況：

夫自皇上垂拱深宮，外庭迥若萬(wan) 裏，臣工罕睹天顏。所恃以通一線之脈者，獨此章疏爾。乃邇來章疏批發，十無二三，寢閣十常八九。惟章疏多格，而猶幸托諸抄傳(chuan) 以流布，俾人人周知洞曉，無有壅閼。庶幾主威振肅，公論森嚴(yan) 。舉(ju) 者知勸，刺者知懲。消弭奸萌，磨礪頑鈍。獻諂導諛者莫能文其醜(chou) ，披肝瀝膽者得以關(guan) 其忠。所裨益世道人心，良非渺小。奈何吐棄之餘(yu) ，複加否塞。清議沉淪，輿情鬱結。豈社稷之福哉？[30]

此處申兩(liang) 層意思，其一，萬(wan) 曆垂拱，內(nei) 外暌隔，唯賴章疏以通一線。其二，更有甚者，章疏“留中”者十之八九，奉旨者十不足一二，唯賴邸報（所謂“傳(chuan) 抄”）使“留中”者亦得以流布。[31]其中不乏對萬(wan) 曆譏刺之語，如所謂“吐棄之餘(yu) ”，即指萬(wan) 曆借“留中”對廷臣之章疏不理不睬如“吐棄”之。然既有邸報布之四方，則所謂“公論森然”者猶在，奈何今日於(yu) 此亦欲“複加否塞”，最終所導致的結果隻能是“清議沉淪，輿情鬱結”，所責不可謂不切。

析論至此，筆者仍不認為(wei) 王夫之所言“題奏得旨，即發邸報”，所謂“得旨”這一邸報發抄的製度規定在萬(wan) 曆或萬(wan) 曆以前不曾存在過。隻是如我們(men) 前麵所分析的，“得旨”在明朝政治正常的運轉下，是章奏的必然命運——換言之，對章奏而言，“得旨”發抄與(yu) 不“得旨”即發抄，正常情況下在數量上不會(hui) 有什麽(me) 區別。而在萬(wan) 曆之前，章奏“留中”的事情雖時而發生，但以“留中”作為(wei) 政治之常態，則唯發生於(yu) 萬(wan) 曆一朝。如此而言，則金士衡疏中所雲(yun) “惟章疏多格，而猶幸托諸抄傳(chuan) 以流布”，二者之間實有一種因果關(guan) 係。這一點在翁憲祥的奏疏之中表達的非常清楚：

惟願皇上不第責臣下之擅抄以禁其流，而先須速於(yu) 批發，以清其源。蓋自來章疏，鮮有不得旨者。縱諸臣所言，未能悉當聖心，而一下部院，自有公議，無庸停閣。其得旨大難，特近年創見，不可為(wei) 常也。邇者各衙門事體(ti) 不能恪守舊規，未易緌數，要由上多變局，因下多權宜。即章疏抄傳(chuan) 一節，皇上倘不於(yu) 本原之地亟疏壅滯，僅(jin) 僅(jin) 欲禁其末流，恐非所以開言路也。在今日但當導之使言，不必禁之勿傳(chuan) 。以後除事幹軍(jun) 機者自應秘密外，其餘(yu) 一應章疏，宜與(yu) 天下共見共聞。每疏必賜批發，勑該部院酌議，覆請可否，從(cong) 違悉聽聖裁，於(yu) 以昭示海內(nei) 。豈不明白正大。所謂擅自抄傳(chuan) 者，不禁自無矣。[32]

從(cong) 翁疏中“邇者各衙門事體(ti) 不能恪守舊規，未易緌數，要由上多變局，因下多權宜”之語，我們(men) 可以知道，將“留中”之章疏發布於(yu) 邸報，是不合於(yu) “舊規”的“權宜”之計。如翁所言屬實的話，則“得旨”發抄之製度在萬(wan) 曆之前應當是確實存在的。之所以有萬(wan) 曆時大臣們(men) 的權宜之計，正源自於(yu) “留中”這一不合於(yu) 政治常態的“變局”發生。如翁憲祥追究於(yu) “留中”之源頭，同為(wei) 為(wei) 此一事上疏，兵科給事中呂邦耀於(yu) 疏中則不再追究於(yu) 此次發生的禁令，而唯獨追究“留中”本身之不合理性。

若夫言路脈絡，須憑章奏敷陳。章奏紛披，鹹待聖明批發。邇因明旨慎重，章奏未盡允行。事體(ti) 之不當停留者，而亦概停留。既起叢(cong) 脞之釁，人情之共疑。寢閣者而果然寢閣，能無猜忖之嫌？莫言密勿機關(guan) ，難掩輿人指視。眾(zhong) 情惶惑，眾(zhong) 議紛呶。聚訟盈庭，莫知底止。善哉乎，先臣陸贄之言也曰：“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chuan) 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chuan) 。”反複斯言，可為(wei) 詳盡。故機務之不密也，在漏之於(yu) 外。政令之不行也，在留之於(yu) 中。皇上之責臣下者，在慎於(yu) 發抄。臣下之望皇上者，在亟於(yu) 發票。何也？發票則與(yu) 天下共見之，亦與(yu) 天下共酌之。可以知某事之修明，可以知某事之廢弛。可以知某言之為(wei) 正，可以知某言之為(wei) 邪。可以使予不得借之以市恩，可以使奪不得因之以賣重。可以用賢不至如轉石，可以去佞不至如拔山。擬旨責之輔臣，題覆責之部院，糾正責之台諫，奉行責之有司。蕩蕩平平，堂堂正正。恭己而治，惟德其刑。則南麵可以無為(wei) ，人言何須預杜。聲色可以不大，議論豈至煩多。如是而不奏綦隆之理者，未之有也。[33]

此八股文體(ti) 所論有其委婉處，然關(guan) 鍵之處並不含糊躲閃。謂“留中”不僅(jin) 僅(jin) 徒致眾(zhong) 情惶惑、眾(zhong) 議紛呶，而實不能如其所希冀的，遮蔽什麽(me) ，終究隻能導致政令之不行。“發票”——即如我們(men) 前麵所提到的“得旨發抄”之邸報製度，亦如此次“禁令”再申此意——隻要對奏疏按政治之常態“發票”，使之得以通過邸報公諸天下，則其間是非得失（疏中所雲(yun) 修明與(yu) 廢弛、正與(yu) 邪等等，即此意），不惟可與(yu) “天下共見之”，且“亦與(yu) 天下共酌之”。至此，我們(men) 不得不強調一個(ge) 常識，所謂“票”，即指“票擬”、“票旨”，在明代內(nei) 閣製度化之後，其職掌在於(yu) 內(nei) 閣。呂邦耀疏中“擬旨責之輔臣，題覆責之部院，糾正責之台諫，奉行責之有司”所言，則為(wei) 儒家士大夫逐漸扭轉明初之君主專(zhuan) 權體(ti) 製，而為(wei) 政治走向理性化的治理所規劃之建製。這與(yu) 當崇禎之末世，劉宗周所言“以票擬歸閣臣，以庶政歸部院，以獻可替否付言官，而一人主持焉”[34]何其相似。此時的君主就是一個(ge) “恭己而治，惟德其刑（刑謂法、則），則南麵可以無為(wei) ”——所謂“恭己正南麵”、“無為(wei) 而治”的形象。隻是呂邦耀此處所言克就於(yu) 議政而言，更有其針對性。首先是臣民無人不可以上疏議政，輔臣擬旨，就所議之政付相關(guan) 部院議處、議行，科道官員行使監察之權，具體(ti) 辦事機構（仍在部院）依議定之事而奉行。同時，由於(yu) 邸報的存在，這一切完全是在公開透明的情況下進行的，其間是非得失，則最終取決(jue) 於(yu) 公論。呂邦耀與(yu) 金士衡所論，所針對者雖有所不同，然無不以邸報之公開（無論是“得旨”而後公開，抑或“留中”亦不得不公開）為(wei) 付之於(yu) “公論”之保證。隻是於(yu) 呂而言，此公開乃議政之進一步深化，所謂“亦與(yu) 天下共酌之”，使政治在一種公開議政的理性中不斷趨於(yu) 合理建製，終而達成 “蕩蕩平平，堂堂正正”的“王道政治”。

至於(yu) 章疏留中而唯藉邸報流布四方的意義(yi) 則與(yu) 此略有不同，金士衡所言“庶幾主威振肅，公論森嚴(yan) 。舉(ju) 者知勸，刺者知懲。消弭奸萌，磨礪頑鈍。獻諂導諛者莫能文其醜(chou) ，披肝瀝膽者得以關(guan) 其忠。所裨益世道人心，良非渺小”數語，除“主威振肅”[35]略有應景的意味而外，其他數語則有其確乎不可易者。翁憲祥疏中也有類似的看法：“況諸臣不避煩聒，固望采納施行。即使精誠未感，竟從(cong) 停閣，而尚存一種議論於(yu) 天地之間，則或於(yu) 時弊，默有所挽回，人心稍有所警惕。”[36]這有似於(yu) 今人之所謂輿論監督，隻是這輿論的發起者仍然是政府官員，在常規的政治運轉中，這些本應該在政治製度框架內(nei) 行使議政、政治監察權的官員們(men) ，轉而求之於(yu) “天下”、求之於(yu) “公論”以監督政治之運轉。這就是金士衡所謂的“清議”、“輿情”，或者如翁憲祥所言是“廟堂之上”的“清議”，付之“空言”，以“維世則”。儒家士大夫是相信有所謂“公論”的，如東(dong) 林之錢一本為(wei) 《萬(wan) 曆疏鈔》所作序雲(yun) ：

盛王之世，善善惡惡，無一不公諸天下，而與(yu) 天下共善之，共惡之。[37]

顧憲成於(yu) 序中亦如此說：

至於(yu) 言官操天下之是非，天下又操言官之是非，蓋言之不可不慎如此也，願以是為(wei) 台省獻求所以信於(yu) 天下者。[38]

顧憲成“言官操天下之是非，天下又操言官之是非”此語，其意當指，言官乃為(wei) 天下是非公論之代言者（“言官操天下之是非”），言官之代言其是非如何，則又取決(jue) 於(yu) 天下之公是公非（“天下又操言官之是非”）。而作為(wei) 議政公開的邸報之存在，使公是公非之評判成為(wei) 可能。這正是吳亮之編纂《萬(wan) 曆疏鈔》的一個(ge) 重要理由，如小野和子先生所雲(yun) 之“開通言路”。[39]就東(dong) 林而言，明白了“邸報”在當時是怎樣一種情況，我們(men) 可以說，明代邸報之議政公開實促成了以東(dong) 林書(shu) 院為(wei) 核心的晚明士人之在野議政的可能性。

三、關(guan) 於(yu) 邸報相關(guan) 製度的幾個(ge) 爭(zheng) 議問題

以上我們(men) 對明代曆史上邸報之存在狀態給出一種描述，然因相關(guan) 史料之闕如或略顯模糊，關(guan) 於(yu) 邸報的製度上的一些有爭(zheng) 議的問題仍有待於(yu) 探討，嚐試論之。

首先，最關(guan) 鍵的問題是邸報之職掌何在？在前麵的敘事中，我們(men) 可以看到邸報與(yu) 科抄之間的密切聯係，那麽(me) ，可不可以說邸報的職掌在六科呢？似不能如此說。這就像六科發抄相關(guan) 章奏至史館供編纂，然編纂之職掌實在史館與(yu) 內(nei) 閣，而不在六科一樣。如新聞學研究者所爭(zheng) 議的，與(yu) 邸報之職掌關(guan) 係最大的則為(wei) “報房”，據筆者所見，亦有稱之為(wei) “抄報所”[40]的，所指當相同。關(guan) 於(yu) “報房”，《春明夢餘(yu) 錄》所載崇禎元年上諭即有此稱謂：

各衙門章奏，未經禦覽批紅，不許報房抄發。[41]

然筆者並不認為(wei) 邸報之職掌即在報房，職掌雲(yun) 者，一方麵是對所承擔的事務有處置權，同時，為(wei) 此權限而承擔相關(guan) 責任。而報房則無此權力亦無此責任，它隻是一個(ge) 奉命辦事的機構。如與(yu) 其對接的政府機構是六科的話，它隻是負責把六科所提供的奉旨章奏發布出去，而對其內(nei) 容並無增刪編纂的權力。此“增刪編纂”實則是一個(ge) 很大的權力，如其為(wei) 有的話，則亦應如科抄所指向的史館之編纂，由一個(ge) 強有力的政府機構來執行，就像史料編纂其權力在翰林院之史館，而內(nei) 閣及方麵官員亦對其有監督的責任。[42]對於(yu) 邸報之發布章奏，科抄的邊界即是邸報發布的邊界，因此邸報之發布隻要有“報房”這一辦事機構就可以了，其辦事人員也隻是吏，而非政府官員，這也應該是《明會(hui) 典》不記錄邸報、報房之相關(guan) 信息的一個(ge) 原因吧。

那麽(me) ，“報房”這樣一個(ge) 辦事機構，其受中央政府什麽(me) 樣的部門約束呢，是六科嗎？筆者並不以為(wei) 如此，如崇禎元年之上諭，《春明夢餘(yu) 錄》是載在“通政司”條下，用以說明通政司相關(guan) 職責的，而崇禎之上諭亦可能就是針對通政司發布的。從(cong) 這一表麵現象上看，“報房”當受通政司[43]約束，或與(yu) 其對接的政府機構為(wei) 通政司。實際情況也可能確實如此。前麵我們(men) 看到，萬(wan) 曆一朝大量的“留中”奏疏通過邸報而公諸天下，其數量之大，顯然不能視之為(wei) 某些政府官員的個(ge) 人行為(wei) ，當亦通過一正常的製度渠道而得以實現。此渠道不可能是六科，而隻能是通政司。通政司是接受奏章的機構，而通政司在接受章奏的同時，亦錄有“副本”[44]。如趙誌皋即於(yu) 萬(wan) 曆二十四年曾借查驗通政司副本，以證實當時借邸報流傳(chuan) 的劉世延論趙誌皋等人之奏疏為(wei) 偽(wei) ：

近日又有劉世延一本，論臣及石星與(yu) 李楨。玩其詞，頗不類世延語。因查通政司，並無有副本。乃知憸邪小輩，假此以誣詆善類，其風豈可倡哉。[45]

正是因為(wei) 有通政司之副本，為(wei) 萬(wan) 曆中大量“留中”奏疏借邸報發布提供了製度上的可能。而萬(wan) 曆三十五年重申邸報之相關(guan) 禁令的命運，雖未見明確記載，然很可能最終不了了之。延至崇禎元年，邸報發布章奏逸出“奉旨”邊界之事時常發生，故有崇禎元年之上諭，再申邸報發布章奏的邊界，必須經過“預覽批紅”（仍是“奉旨”的另外一種表述方式）。

至於(yu) 邸報之傳(chuan) 播，據顧炎武所言，在崇禎十一年活版印刷應用於(yu) 邸報之前，一直是通過抄寫(xie) 來傳(chuan) 播的。[46]而抄寫(xie) 方式，如新聞學研究者指出的，是地方官員雇傭(yong) 抄寫(xie) 手至北京之報房抄寫(xie) 。邸報不用雕版，主要原因當為(wei) 其日常發布的量很大，雕版之成本過高，不似活字，可反複排版印刷。至如地方至中央的抄寫(xie) 方式，則亦因相關(guan) 費用支出問題。如嘉靖早年《明倫(lun) 大典》之編纂而發布天下，亦非印好書(shu) 以後發給中央及地方各機構，而須各機構自備紙墨印刷裝訂。由此推論，即便活版印刷應用於(yu) 邸報之後，亦當為(wei) 地方機構自備紙墨至報房印刷。因為(wei) 明代之邸報多為(wei) 抄寫(xie) ，如論者所言，其間發生的與(yu) 原始資料不合的情況，可以說均由抄寫(xie) 中人為(wei) 的因素造成的。故而當顧炎武得知清中秘所收邸報“乃出涿州之獻”的時候，會(hui) 質疑其“豈無意為(wei) 增損者乎”[47]，此“增損”即出自抄寫(xie) 手之所為(wei) 。而前引蔣德璟所論邸報之作為(wei) 官修實錄之原始資料的缺陷時說：

即欲有所刪潤，以諸曹掌故與(yu) 邸報參補而已。又一二載筆，視為(wei) 爛朝報，不經心，其高者胸臆為(wei) 政，間規時局所向，行其高下……[48]

此處“載筆”亦當指邸報之抄寫(xie) 手而言，然這種由抄寫(xie) 手引發的錯訛亦不可過於(yu) 放大，無論如何，從(cong) 明代政府官員之奏章通過邸報信息而建言之相關(guan) 現象看，所謂“邸報之抄傳(chuan) 有定”[49]，當非虛言。

綜合上述，大致可以斷言的是，明代邸報之發布奏章，當與(yu) 之對接的中央政府機構為(wei) 六科時，可供發布的奏章即“科抄”之全部。而當與(yu) 之對接者為(wei) 通政司時，可供發布的奏章也當為(wei) 奏章之全部。至於(yu) 邸報之編纂，並無相關(guan) 政府機構執行，或者換言之，政府機構隻是提供可以公布的奏章等原始資料供報房公之於(yu) 眾(zhong) 。而“損益”雲(yun) 者，均為(wei) 抄寫(xie) 中的人為(wei) 因素造成的，而並非出於(yu) 製度上的規定。而且經常發生的事情當為(wei) “損”，如新聞學研究者指出的，即抄寫(xie) 手根據地方政府官員的需要，於(yu) 抄寫(xie) 中或有所擇。當然，直接的原因還是可供邸報之原始資料量大，而其傳(chuan) 播亦有其時效，大多時候很可能是不得已而為(wei) 之。而抄寫(xie) 之多與(yu) 少，也部分取決(jue) 於(yu) 地方官員之財力，或者說地方財政願意為(wei) 其支出多少。但這一點並不意味著無所謂邸報之完本存在，如顧炎武質疑“涿州之獻”時，提出可以“訪問士大夫家，有當時舊鈔，以俸薪別購一部，擇其大關(guan) 目處略一對勘”，在顧炎武眼中，藏於(yu) “士大夫家”（當指中央政府官員）者，或可近於(yu) 完備。而董其昌之所以獲旨往南京采輯邸報以修纂實錄，當亦以南京這一中央政府所藏邸報，當亦可稱完備。[50]這些倒從(cong) 另一方麵暗示出，報房所提供抄錄的邸報，不僅(jin) 僅(jin) 是一些原始資料，當有其可供抄錄的邸報的完本。而此完本如有所謂編纂的話，當隻是按既定的格式對原始資料的匯總式抄寫(xie) 。

而邸報在中央政府並未作為(wei) 檔案留存下來（南京中央政府之留存或可彌補此一缺陷），這一點尚容易解釋，以邸報之原始資料其檔案本有相關(guan) 部門送交史館等處保存。但是，即以奏章而論，當史館乃至內(nei) 閣對此檔案之留存行使“編纂”的權力的時候，它已失去作為(wei) 檔案的原始性的基本特征，故而作為(wei) 後來官修實錄之依據，其缺陷就明顯顯現出來。此時，作為(wei) 原始資料匯總之邸報其優(you) 勢即顯現出來，而逐漸成為(wei) 官修實錄的重要依據。

以上是筆者嚐試勾勒出的明代邸報相關(guan) 製度的大致輪廓，然令筆者困惑的是，邸報在明代究竟何時出現的？大行於(yu) 宋代的邸報，在元代幾杳無蹤跡可尋，並無相關(guan) 資料表明，邸報在明太祖之時即已得以恢複。那麽(me) ，邸報在明代是何時出現的，或者是怎樣出現的，就是一個(ge) 比較值得關(guan) 注的問題了。筆者於(yu) 此亦無所見，嚐試以《四庫全書(shu) 》檢索之，則《四庫》所收明人文集，有年月可考的最早提到邸報的或出於(yu) 何喬(qiao) 新之《椒邱文集》，其《送方伯李公赴江西序》雲(yun) ：“成化十有二年冬十月，詔以河南參政隆慶李公文盛為(wei) 江西布政使，邸報至汳……”[51]而至弘治年間，邸報於(yu) 明人文集中即很常見了。然明代邸報究竟起於(yu) 何時，尚待進一步考究。邸報在清朝進一步延續下來，從(cong) 紙麵的製度上而言，清代邸報之相關(guan) 規定與(yu) 明代差別不大，然因明清兩(liang) 朝政治運作上的巨大差異，邸報所公布的信息二者之間實有極大的差別，此則非本文論域所關(guan) 了。

【注釋】

[1] 《與(yu) 公肅甥書(shu) 》，《亭林文集》卷三，《顧亭林詩文集》頁54-55。中華書(shu) 局，1959年。

[2] 《明史》，卷二百五十一，頁6485。中華書(shu) 局，1974年。

[3] 《報命疏》，《容台集》卷五。《四庫全書(shu) 存目叢(cong) 書(shu) 》171冊(ce) ，頁412。

[4] 《鑒杓序》，《明文海》，卷二百三十，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本。

[5] 《船山全書(shu) 》第十二冊(ce) ，頁549。嶽麓書(shu) 社，1996年。

[6] 主要即指因“邸報”之傳(chuan) 布天下，而使“用兵大事”，“喧傳(chuan) 中外，俾夷狄盜賊得以早測進止乎”。（頁580）這自然源自明亡這一痛徹的曆史經驗。王夫之因此希望對於(yu) “邸報”傳(chuan) 布的內(nei) 容加以限製，然也僅(jin) 拘於(yu) 兩(liang) 端，其一、為(wei) 他認為(wei) 明代已有的對於(yu) “緹騎戴問”等刑拘之消息發布的限製，其二則為(wei) 他所認為(wei) 明代所無的“用兵大事”消息發布的限製。僅(jin) 限於(yu) 此而已。

[7] 《船山全書(shu) 》第十二冊(ce) ，頁580。

[8] 此概而言之，實則詔旨之中亦有發起議政者。如明世宗為(wei) 其本生父之“立祀並稱號”等事，令“禮部便會(hui) 多官詳議了來說。”

[9] 《船山全書(shu) 》第十二冊(ce) ，頁580。

[10] 《明史》，卷二百五十三，頁6530-6531。

[11] 按此處隻是列舉(ju) ，“部”不一定即指六部。明代政府機構並不由六部統攝，如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六科等，均不隸於(yu) 六部。但有時雖用“部”之詞匯，然實指代所有機構，如“科抄下部”，即不局限於(yu) “部”，實指所有相關(guan) 的中央政府機構。

[12] 《特陳緊切事宜以仰裨新政疏》，《綸扉稿》卷二，《高拱全集》頁177。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

[13] 明代所有章奏均須經由通政司接收並備案，再行上達。

[14] 《高拱全集》，頁178。

[15]《答方叔賢 二》，《王陽明全集》卷二十一，頁828。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又同年《與(yu) 黃宗賢 三》亦言及“邸報”：“近得邸報及親(qin) 友書(shu) ，聞知……”（《王陽明全集》卷二十一，頁830。）

[16] 《何文簡疏議》，卷八。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本。

[17] 《何文簡疏議》，卷八。

[18] 《與(yu) 吳司空獻臣書(shu) 》，《沙溪集》卷二。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本。《四庫提要》謂孫緒為(wei) “故城人，弘治（十二年）己未進士”。

[19] 《平黎謝欽賞疏》，《小山類稿》卷二。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本。

[20] 《乞恩辭免加官以昭公道疏》，《胡端敏奏議》，卷七。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本。

[21] 《報命疏》，《容台集》卷五，《四庫全書(shu) 存目叢(cong) 書(shu) 》集171，頁412-413。此疏亦收於(yu) 《春明夢餘(yu) 錄》卷三十二“翰林院”之“史職”條下，頁499。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22] 《明史》卷九十七，頁2385。

[23] 《容台集》卷五，《四庫全書(shu) 存目叢(cong) 書(shu) 》集171，頁416。

[24] 《明史》卷二百八十八，頁7396。

[25] 《明熹宗實錄》（梁本）卷四十一，頁2326。上海書(shu) 店，1990年。又及，四十卷本《神廟留中奏疏彙要》今存於(yu) 事，《續修四庫全書(shu) 》史部470影音有該書(shu) 。該書(shu) 卷首收錄有董其昌《報命疏》，疏後附有“四月初六日奉聖旨：這錄完邸報並選訂章奏多卷，具見纂輯勤勞，著送史館采用。李維禎既稱宿學史才，著即與(yu) 推用，該部知道。”準此可知，《兩(liang) 朝從(cong) 信錄》所載“上曰”，實為(wei) 董《報命疏》所奉之旨。兩(liang) 者相參，更可證其可信性。

[26] 《萬(wan) 曆疏鈔》卷首，《續修四庫全書(shu) 》468冊(ce) ，頁3-4。

[27] 《萬(wan) 曆疏鈔》卷十，《續修四庫全書(shu) 》468冊(ce) ，頁483。

[28] 《明季黨(dang) 社考》，頁96。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小野和子先生亦於(yu) 書(shu) 中指出我們(men) 征引的翁憲祥、呂邦耀、金士衡三疏為(wei) 針對此次禁令而發者，然可能是受誤解顧憲成“且欲並邸報禁之”先入之見的影響，惟引金士衡疏中論“一切章奏”一段話來理解此次禁令，以為(wei) 是禁止一切章奏傳(chuan) 諸邸報。

[29] 《萬(wan) 曆疏鈔》卷十，《續修四庫全書(shu) 》468冊(ce) ，頁485-486。

[30] 《萬(wan) 曆疏鈔》卷十，《續修四庫全書(shu) 》468冊(ce) ，頁485。

[31] 這種情境在萬(wan) 曆一朝是怎樣發生的，已不可考。至如“留中”之疏借邸報傳(chuan) 布之事發生的時間則較早，如萬(wan) 曆二十四年（1596）趙誌皋於(yu) 《乞振朝綱疏》所言：“夫報房即古之置郵，傳(chuan) 命令以達之遠近者也，非奉命者不敢抄。今則朝奉疏而夕發抄，不待命下而已傳(chuan) 之四方矣。”（《禦選明臣奏議》卷三十二，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本。）“朝奉疏而夕發抄”是他為(wei) 我們(men) 描述的邸報當時發布的情形。筆者以為(wei) 其事發生的時間更早，而萬(wan) 曆三十五年（1607）之重新申明“奉旨”之限製，在更早的時候似也曾發生過。如時任吏科給事中的史孟麟於(yu) 萬(wan) 曆十七年（1589）《職居言責，指摘非人，乞賜罷斥，以解黨(dang) 錮，以杜讒諂疏》中所言：“三四年來，……台諫忤時，命曰好名，顯者杖謫，隱者外轉矣。猶懼不足以阻撓之也，於(yu) 是有未奉明旨，不許發抄之令。而至今台諫，言者如故。”（《萬(wan) 曆疏鈔》卷六，頁345。）頗疑此處“未奉明旨，不許發抄”仍指“邸報”而言。就明代製度而言，發抄不外乎三種情況，發抄到部，發抄到史館以及發抄到邸報，前兩(liang) 種均無製度上的漏洞，使發抄可以逸出“奉旨”的邊界，故無需申此禁令。小野和子先生則理解其為(wei) “史孟麟上疏中所說的不許發抄之令，是指當送六部抄寫(xie) 的上疏被留中。在六科抄寫(xie) ，就有可能以邸報等形式流布，情報可公開。”（《明季黨(dang) 社考》頁112。）所解略嫌屈曲，實則因為(wei) 沒有能夠注意到萬(wan) 曆時大量“留中”的奏疏被公布於(yu) 邸報的事實，這也可能是小野先生誤解萬(wan) 曆三十五年（1607）禁令的一個(ge) 原因。

[32] 《萬(wan) 曆疏鈔》卷十，《續修四庫全書(shu) 》468冊(ce) ，頁483。

[33] 《萬(wan) 曆疏鈔》卷十，《續修四庫全書(shu) 》468冊(ce) ，頁484-485。

[34] 《冒死陳言開廣聖心疏》，《劉宗周全集》第三冊(ce) ，頁72。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

[35] 如有實意，當指防止內(nei) 閣之擅權。

[36] 《萬(wan) 曆疏鈔》，頁483。

[37] 《萬(wan) 曆疏鈔》，頁2。

[38] 《萬(wan) 曆疏鈔》，頁5。

[39] “該書(shu) （《萬(wan) 曆疏鈔》）就整體(ti) 而言，是以開通言路作為(wei) 最大的課題來編纂的。”（《明季黨(dang) 社考》，頁98。）

[40] 瞿九思述其撰《萬(wan) 曆武功錄》收集資料時，嚐“走抄報所，稽其日全報章”。（《萬(wan) 曆武功錄》卷首，《續修四庫全書(shu) 》0436冊(ce) ，頁89。）

[41] 《春明夢餘(yu) 錄》卷四十九。頁1065。

[42] 按，新聞學研究者多有引述《大明會(hui) 典》中的“凡六科每日接到各衙門題奏本章，逐一抄寫(xie) 書(shu) 冊(ce) ，五日一送內(nei) 閣，以備編纂”（申時行等重修《大明會(hui) 典》卷二百十三，頁2839。廣陵書(shu) 社，2007年。）以說明邸報的，此則出於(yu) 文獻的誤讀，“以備編纂”非“編纂邸報”，乃編纂備後來修史之史料。參之《大明內(nei) 典》卷二百二十一“翰林院”所載：“其諸司章奏，另選講讀並史官六員，專(zhuan) 管編纂。……其各曹章奏，六科奉旨發抄到部，即全錄送閣，轉發編纂。月終，將記注編纂等稿送內(nei) 閣，公同各官，投櫃封鎖。年終開入大櫃，藏之東(dong) 閣左右。”（頁2940。）二者所言乃一事，此事出於(yu) 張居正任首輔時萬(wan) 曆三年所議定的製度，可參見張居正之《議處史職疏》（載《張太嶽文集》卷三十九，頁491-49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大明會(hui) 典》所載，幾全節錄自張居正該疏，以其疏已奉聖旨，“都依擬行”，即已成為(wei) 製度。此不贅論。

[43] 按，明之初製，曾以六科隸於(yu) 通政司，而後來二者之間實已無大的隸屬關(guan) 係。李東(dong) 陽之《明會(hui) 典》（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所收即此）猶記六科於(yu) 通政司下（實已無嚴(yan) 格的隸屬關(guan) 係），萬(wan) 曆重修《明會(hui) 典》時，已將二者分別記錄。然二者之間亦非全然脫離關(guan) 係，如六科官員之俸祿在前書(shu) 所載尚為(wei) “於(yu) 通政司帶支”，後書(shu) 所載則已為(wei) “自行關(guan) 支”。而“凡各科行移各衙門，俱經通政司轉行”這一點前後兩(liang) 部會(hui) 典並無差別。

[44] 通政司錄章奏“副本”非明朝初製，此製度自何時開始，筆者未嚐考見，然萬(wan) 曆時無疑是有此製度的。

[45] 《禦選明臣奏議》卷三十二，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本。

[46] “憶昔時邸報至崇禎十一年方有活板，自此以前，並是寫(xie) 本。”（《與(yu) 公肅甥書(shu) 》，《亭林文集》卷三，頁55。）

[47] 《與(yu) 公肅甥書(shu) 》，《亭林文集》卷三，頁55。

[48] 《鑒杓序》，《明文海》卷二百三十。

[49] 左懋第語，見《春明夢餘(yu) 錄》卷二十五，頁403。

[50] 陳懿典《兩(liang) 朝從(cong) 信錄序》雲(yun) ：“朝家故實，一憑邸抄，而省直流傳(chuan) ，詳略已異。”（《四庫禁毀書(shu) 叢(cong) 刊》史部第二十九冊(ce) ，頁576。）“省直”指地方和中央（“直”謂直隸），而“詳略已異”，當指直隸詳，各省略。按，《兩(liang) 朝從(cong) 信錄》乃明末沈國元所編泰昌、天啟兩(liang) 朝編年史，其資料所本，亦以邸報為(wei) 主。顧炎武曾提及該書(shu) ：“自庚辰至戊辰邸報皆曾寓目，與(yu) 後來刻本記載之書(shu) 殊不相同。今之修史者，大段當以邸報為(wei) 主……割補《兩(liang) 朝從(cong) 信錄》尚在吾弟處，看完仍付來，此不過邸報之二三也。”（《與(yu) 次耕書(shu) 》，《亭林文集》卷四，《顧亭林詩文集》頁80。）所雲(yun) “庚申至戊辰”即為(wei) 泰昌、天啟所值之年代，據此，則顧炎武曾據其所見邸報，對該書(shu) 進行“割補”，惜所“割補”者已不可見。而《兩(liang) 朝從(cong) 信錄》所載，在顧炎武看來，不過其曾寓目的泰昌、天啟邸報之十之二三罷了。

[51] 《椒邱文集》卷十，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本。

責任編輯：葛燦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