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決(jue) 獄與(yu) 儒家經義(yi) 的現實性訴求

作者：曾亦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經學研究》第一輯，2012.11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三月初十日甲戌

           耶穌2015年4月28日

自漢武以後，儒學之見尊於(yu) 世，以其闡發之經義(yi) 能切於(yu) 實用也。晚清以降，吾國不幸，屢敗於(yu) 西夷，政府以及學者有感於(yu) 時局之非，莫不以異學相煽，或以論學，或以治世。其間或有一二儒者，能稍存思古之幽緒，然於(yu) 儒家經義(yi) 之現實性，懵然以為(wei) 迂闊而已。彼等雖以接續儒學自任，然器局稍嫌狹陋，不過注目於(yu) “四書(shu) ”之學而已，至於(yu) 儒者素用以經世之“五經”，則以為(wei) 與(yu) 西學相扞格，未嚐稍措意焉。故今日儒學欲圖複興(xing) ，必當效法漢儒，引經義(yi) 以決(jue) 本朝諸事，誠能如是，儒學之全體(ti) 大用方能大明於(yu) 今世。竊以為(wei) ，當代儒學複興(xing) 之契機正在於(yu) 斯。

一  雋不疑與(yu) 漢儒以經義(yi) 決(jue) 事

《漢書(shu) ·雋不疑傳(chuan) 》載有這樣一件事：

（昭帝）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旐，衣黃襜褕，著黃冒，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jun) 、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wan) 人。右將軍(jun) 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禦史、中二千石至者並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cong) 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yu) 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yu) 大將軍(jun) 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yu) 大誼。”由是名聲重於(yu) 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

雋不疑治《春秋》，而漢人多徑稱《公羊傳(chuan) 》為(wei) 《春秋》，此處雋不疑即用《公羊》義(yi) 以決(jue) 衛太子事。

又案，蒯聵乃衛靈公世子，因欲殺母而得罪靈公，遂出奔晉國。靈公卒，聵之子輒嗣位為(wei) 君。此時晉國趙鞅乃納蒯聵於(yu) 戚，欲謀入衛奪國。魯哀公三年，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對此，《公羊傳(chuan) 》有如下一番評論：

齊國夏曷為(wei) 與(yu) 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為(wei) 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yi) ，為(wei) 固可以距之也。輒者曷為(wei) 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為(wei) 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為(wei) 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yi) 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

石曼姑乃衛國大夫，帥師圍戚伐聵，此舉(ju) 實有以子拒父之嫌，大乖儒家之孝道。然而，《公羊傳(chuan) 》卻讚許這種做法，且許之為(wei) “伯討”，猶方伯受命討伐有罪之人也。據《公羊傳(chuan) 》的說法，輒之立為(wei) 君，奉王父靈公之命，蓋以宗廟社稷為(wei) 重故也；至於(yu) 石曼姑之拒聵，猶輒之嗣立，皆奉靈公之命。因此，輒之拒父，雖乖孝道，然不過奉王父命以拒罪人而已。據此，雋不疑認為(wei) ，衛太子昔年得罪武帝出奔，猶聵之出奔也，《春秋》既許輒之拒父，則其收縛衛太子，猶石曼姑之拒輒，蓋以罪人處衛太子也。

此時武帝已死，其子昭帝即位，而前太子突然出現，這事無論放在什麽(me) 時代，都是非常敏感的政治事件。據《漢書(shu) 》的記載，當時“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wan) 人。右將軍(jun) 勒兵闕下，以備非常”，局勢非常緊張，稍有措置失當，就會(hui) 釀成變故。對此，朝廷上下皆不知所措，而雋不疑僅(jin) 據經義(yi) ，幾句話就把此事擺平了。此事無疑顯示了儒家經義(yi) 的現實政治功能，對此，當時的昭帝與(yu) 大將軍(jun) 霍光也認識到這一點，以為(wei) “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yu) 大誼”。

然而，今日頗有一派反儒的學者，認為(wei) 漢廷之尊儒，並非真用儒術，不過以之緣飾吏事耳。此說在史書(shu) 中固為(wei) 多見，如公孫弘“習(xi) 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 《漢書(shu) ·公孫弘傳(chuan) 》。]，武帝欲封禪，“乃自製儀(yi) ，采儒術以文焉”[ 《漢書(shu) ·兒(er) 寬傳(chuan) 》。]，張敞“履忠進言，緣飾儒雅”[ 《漢書(shu) ·張敞傳(chuan) 》。]，王莽則“誦六藝以文奸言”[ 《漢書(shu) ·王莽傳(chuan) 》。]。然而，此說不過一孔之見。儒術若隻有緣飾的功用，根本無法解釋兩(liang) 千年來其在傳(chuan) 統政治中的主導作用。

《漢書(shu) ·元帝紀》載有這樣一段話：

（元帝）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嚐侍燕從(cong) 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yu) 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luan) 我家者，太子也！”由是疏太子而愛淮陽王，曰：“淮陽王明察好法，宜為(wei) 吾子。”

此段故事亦頗為(wei) 反儒者津津樂(le) 道，以為(wei) 漢廷非真能用儒術也，不過“陽儒陰法”而已，貌雖尊儒，而內(nei) 實為(wei) 法家耳。然而，另有一派反儒者，又對漢人尊儒痛心疾首，以為(wei) 遂成一思想專(zhuan) 製之局麵。二說皆因陰忌儒家，乃有如此偏頗之論。

漢人因襲秦政之舊，素重文法吏事，此自是事實。然而，漢代政治傳(chuan) 統中尚有另一麵，即“以禮入法”，這是根本不同於(yu) 秦代的地方。譬如，秦法以親(qin) 屬相隱為(wei) 罪，漢初亦循其舊，然至宣帝地節四年（前66年），乃詔曰：“父子之親(qin) ，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yu) 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漢書(shu) ·宣帝紀》。]這在法律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事件，標誌著儒家經義(yi) 中“親(qin) 親(qin) 相隱”的倫(lun) 理開始在製度上落實下來。可見，漢宣雖多用文法吏，然其中自有迥異於(yu) 秦人之精神，即崇尚儒家所主親(qin) 親(qin) 之情也。漢宣之教訓元帝，不過一時意氣之語耳，不必據為(wei) 事實。

漢人於(yu) 諸經中首重《春秋》，蓋以《春秋》既為(wei) “禮義(yi) 之大宗”，又為(wei) “萬(wan) 世之刑書(shu) ”，因此，漢儒多據《春秋》以決(jue) 獄事。《春秋》尚質，漢儒不過以經義(yi) 中包含之親(qin) 親(qin) 價(jia) 值在法律的製訂與(yu) 實踐中體(ti) 現出來，此即“以禮入法”。譬如，董仲舒著有《春秋決(jue) 獄》一書(shu) ，其弟子呂步舒決(jue) 淮南獄，“以《春秋》誼顓斷於(yu) 外”。[ 《漢書(shu) ·五行誌》。]又，兒(er) 寬治《尚書(shu) 》，“以古法義(yi) 決(jue) 疑獄”。[ 《漢書(shu) ·兒(er) 寬傳(chuan) 》。]而張湯決(jue) 大獄，“請博士弟子治《尚書(shu) 》、《春秋》，補廷尉史，平亭疑法”。[ 《漢書(shu) ·張湯傳(chuan) 》。]可見，正因為(wei) 漢法本於(yu) 《春秋》，故儒者治事方能“以《春秋》誼顓斷於(yu) 外”。今人講“司法獨立”，固然是因為(wei) 現代法律的專(zhuan) 業(ye) 性質要更強，但絕不意味著法律可以獨立於(yu) 普遍價(jia) 值之外。我國法律講“公序良俗”，就是這個(ge) 意思。而儒家講“為(wei) 天地立心”，不過是依據其對“五經”的闡釋，將一個(ge) 社會(hui) 的普遍價(jia) 值落實到製度層麵中來，並對人類的社會(hui) 、政治生活的方方麵麵都發揮普遍的指導作用。因此，雋不疑能據經義(yi) 以決(jue) 衛太子事，亦是因為(wei) 《公羊傳(chuan) 》中闡發的道理能夠為(wei) 中國社會(hui) 的基本結構相適應而已，正因如此，儒家才能夠從(cong) 百家爭(zheng) 鳴的局麵中脫穎而出，開始了在古代中國長達兩(liang) 千多年的主導地位。

自古以來，儒者關(guan) 心現實，參與(yu) 現實，主要有兩(liang) 個(ge) 途徑：其一為(wei) 教育，另一則為(wei) 出仕。然而，現代國家的官僚體(ti) 製完全吏員化了，學者基本上失去了出仕這一途徑，通常隻能通過教書(shu) 育人來實現自己的價(jia) 值關(guan) 懷。然而，漢儒以經義(yi) 決(jue) 事，給當代學者指出了另一條道路，即學者可以通過司法實踐及參與(yu) 立法的方式來介入現實，卻又不失學者的本色。儒學在漢代得以興(xing) 起，不僅(jin) 通過公孫弘、董仲舒等儒者的上疏或對策來直接影響最高決(jue) 策，更多是通過大批儒者直接參與(yu) 到司法實踐之中，從(cong) 而讓朝廷充分認識到儒家價(jia) 值的現實功能。古代法律的精神乃援禮入法，而禮義(yi) 出於(yu) 儒家所習(xi) 之“五經”，故儒家誌在為(wei) 萬(wan) 世立法，而不屑於(yu) 收一時治安之效，因此，儒家需要將其價(jia) 值在立法與(yu) 司法中體(ti) 現出來，強化法律敦風俗、厚人倫(lun) 的功能。然而，近代以來的中國法律，似乎較少價(jia) 值的安排，即便有價(jia) 值的訴求，也無關(guan) 於(yu) 中國固有的價(jia) 值倫(lun) 理，而是出於(yu) 對自由、民主、人權一類西方價(jia) 值的安排。顯然，這種傾(qing) 向在實踐中常常造成了巨大的社會(hui) 危害。大家都熟知近來的“南京彭宇案”，小小一個(ge) 司法案件，導致的惡果卻是巨大的，對當代中國道德的滑坡造成了直接的影響。根本原因在於(yu) ，近來法學界過分強調司法之獨立，而漠視了法律應有的價(jia) 值關(guan) 懷。因此，當代儒者應該回歸漢儒以經義(yi) 決(jue) 獄的精神，推動立法與(yu) 司法的價(jia) 值化，乃至儒家化。

二  儒學的製度基礎及其複興(xing) 的可能性

儒學在傳(chuan) 統中國，是有其製度基礎的。然自晚清以降，先是科舉(ju) 製度的廢除，進而君主製度的傾(qing) 覆，最後是宗族的瓦解，致使儒家的製度基礎喪(sang) 失殆盡。其間，康有為(wei) 欲借鑒西方宗教的某些形式，試圖將儒學改造為(wei) 孔教，且最終上升為(wei) 國教，以便藉此為(wei) 儒學保留最後一片製度基礎。非常可惜，康有為(wei) 的努力最終還是失敗了。

五四以後，以梁漱溟、熊十力為(wei) 代表的新儒家不再謀求儒學之製度基礎，而隻是停留於(yu) 對傳(chuan) 統思想之抽象繼承，換言之，新儒家試圖撇開傳(chuan) 統中國之社會(hui) 、政治的基本結構，而抽象地談論儒家的道德價(jia) 值、文化命脈，不過欲視之為(wei) “國粹”而保留於(yu) 當代而已。然而，這種缺乏製度保障、與(yu) 社會(hui) 相脫結的儒學，終究是虛弱的，很難說是有生命力的。

新千年以來，少數大陸儒者開始尋求為(wei) 儒家奠立某種製度基礎，即政治基礎，乃至宗教基礎、社會(hui) 基礎。譬如，蔣慶將其努力區分成兩(liang) 條路線：

其一，上行路線，即尋求對我黨(dang) 上層政治建築的重新構建，以期容納更多的儒家內(nei) 涵。蔣慶的三院製構想，以及建立新的科舉(ju) 製度與(yu) 教育製度的要求，其種種儒化現行體(ti) 製的努力，都可以算作上行路線。然而，這些努力實非學者所能為(wei) ，唯期君以堯舜，至少與(yu) 是君臣相得而後可能。

其二，下行路線，即建立民間的儒教社團。蔣慶的國教訴求，以及陳明關(guan) 於(yu) 公民宗教的主張，都可以看作在民間培育儒家之社會(hui) 基礎。此種努力或可與(yu) 時下官方默許的非政府組織運動相呼應。此外，借助媒體(ti) 的力量宣揚儒家的“普世價(jia) 值”，亦屬於(yu) 此種路線。

然而，關(guan) 於(yu) 儒家社會(hui) 基礎之構建，尚有一種方向值得思考，即如何將目前的宗族複興(xing) 與(yu) 新農(nong) 村社區建設結合起來。

幾千年來，儒家的社會(hui) 基礎是家庭與(yu) 宗族。首先，就宗族而言，自晚清以來，首先受到了學者的批判。譬如，康有為(wei) 和孫中山都曾經指出，宗族造成中國“一盤散沙”的局麵，因此，必須克服宗族導致的分散性，才能完成現代國家的構建。這種對宗族的批判可以說非常深刻，然而，當我們(men) 考察日本由封建社會(hui) 向現代國家的過渡時，發現這點似乎並不足以成為(wei) 一個(ge) 摧毀宗族的充分理由。因為(wei) 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是一個(ge) 典型的封建社會(hui) ，宗族也相當發達，但是，日本卻能夠借助天皇製完成一個(ge) 向現代國家的轉變。而且，封建時代形成的“武士道”在日本的現代化過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見，宗族對日本來說，算不上一個(ge) 建立現代國家不可逾越的障礙。如果因此而否定宗族，理由實在是不充分的。正因如此，後來孫中山在其“國族”概念中，實際上容納了宗族的因素，即在宗族的基礎上建立起統一的中華民族。

第二種理由在五四前後提的比較多，即將宗族看作專(zhuan) 製政治的基礎，因而不利於(yu) 個(ge) 體(ti) 自由與(yu) 獨立人格的發展。其實，這個(ge) 理由完全是一種價(jia) 值上的偏執和意識形態的幻覺。對此，康有為(wei) 和孫中山皆屢屢說到，古代中國人的自由不是太少，而是太多。這是為(wei) 什麽(me) 呢？因為(wei) 宗族對個(ge) 體(ti) 的保護，使個(ge) 體(ti) 免於(yu) 國家之荼毒，因而使中國人有著不同於(yu) 西方人的自由，且自由度要更高。至於(yu) 宗族作為(wei) 專(zhuan) 製政治之基礎，恰恰現代國家最需要這樣一種空前專(zhuan) 製的集權主義(yi) ，五四前後，許多學者認同“軍(jun) 國主義(yi) ”，其緣由正在這裏。因此，此種批判宗族的理由實可兩(liang) 分視之。

至於(yu) 第三種理由，則是毛澤東(dong) 在《湖南農(nong) 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提到的，即把“族權”視為(wei) 束縛人的繩索。首先，宗族隻是在南方比較發達，因而才有所謂族權，而在北方，由於(yu) 宗族並不發達，談不上所謂族權。其次，宋以後的新宗族更多承擔一種社會(hui) 功能，較之西周時候的古宗族，族權是非常弱的，對家庭與(yu) 個(ge) 體(ti) 的束縛沒有後人想象的那麽(me) 大。而且，即便存在一定的族權，也沒有破除它的理由。蓋反觀目前共產(chan) 黨(dang) 在農(nong) 村搞的基層政權建設，由於(yu) 政府權力的滲透，村委會(hui) 有著更強大的權力。然而，在我們(men) 的意識形態裏，卻把村委會(hui) 看作民主建設的一部分。因此，族權的存在實在不構成一個(ge) 否定宗族的理由。

而且，上述三個(ge) 理由不過是對宗族的理論批判，真正對宗族造成摧毀性打擊的其實是武器的批判，即三十年代前後共產(chan) 黨(dang) 在各個(ge) 蘇區強製實施的土地改革。

首先，土改的目標是什麽(me) ？很簡單，就是把土地分給農(nong) 民，以便換取農(nong) 民對共產(chan) 黨(dang) 的支持。共產(chan) 黨(dang) 對農(nong) 民要求的支持非常具體(ti) ，就是滿足革命戰爭(zheng) 之征兵、征糧的需要。自古以來，政府總是盡可能把土地分給最廣大的民眾(zhong) ，以換取民眾(zhong) 的支持，不論對於(yu) 聲稱代表農(nong) 民的共產(chan) 黨(dang) 政府如此，即便對於(yu) 代表地主階級利益的封建政府亦是如此。然而，對於(yu) 當時的蘇區政府來說，由於(yu) 自身掌握土地不多，那就隻剩下一個(ge) 辦法，即剝奪一部分人的土地，以便分配給更多的人以土地。這一部分人，我們(men) 通常以為(wei) 是惡霸地主，其實未必然，尤其對於(yu) 蘇區時代的南方各省，更未必如此。

毛澤東(dong) 在《尋烏(wu) 調查》中把地主分為(wei) 兩(liang) 類，即個(ge) 人地主與(yu) 公共地主。其中，純粹私有性質的個(ge) 人地主占有的田地並不多，隻有30%而已，而公共地主，也就是宗族，竟然占有40%的田地。如果再算上山地，則宗族占有的比重更大，達到80%。公田比重之大，遠遠超過了井田製設計的十分之一。看來，宋明以來中國社會(hui) 的基本性質，帶有相當公有製的色彩。然而，革命的對象就是要粉碎這種公有製，把土地分給單個(ge) 農(nong) 民，實行私有製。我們(men) 以前總覺得信奉馬克思主義(yi) 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總是一貫主張公有製的，然而，我黨(dang) 為(wei) 了獲得最廣大農(nong) 民的支持，以便奪取天下，卻不惜背離馬克思主義(yi) 的基本教義(yi) ，即實行土地私有，這才是土改的實質，也是中國革命的特殊性所在。看來，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為(wei) 了馬上奪天下，是不那麽(me) 教條的，非常實際。

然而，40年代末，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在即將奪取天下之時，開始向公有製回歸，即實行互助組，進而搞合作社，以便把土地集中起來使用。這個(ge) 做法當然符合馬克思主義(yi) 的基本教義(yi) ，不過更符合傳(chuan) 統宗族社會(hui) 的特點。然而，對於(yu) 宗族社會(hui) 而言，公與(yu) 私不是絕對相排斥的，而是相互共存，各占一定比例，譬如，井田製采取公一私十的辦法，至於(yu) 兩(liang) 宋以後的新宗族，公有成分要更高一些，不過絕對不是“大公無私”。50年代末，公有製逐漸成為(wei) 一種意識形態上的追求，此時消滅私有田地，以至家庭的私有財產(chan) 乃至家庭生活，成了新時期的目標。可以說，人民公社至此否定了傳(chuan) 統的公有製，完全偏離了宋以來中國社會(hui) 發展的基本軌跡，而成為(wei) 馬克思主義(yi) 意識形態主導下的一種空想試驗。

然而，70年代末以來，政府的農(nong) 村政策又走向另一個(ge) 極端，即徹底否定土地的公有成分，而實施以家庭為(wei) 單位的土地私營製。此種政策雖能帶來一時經濟的增長，然而，卻徹底破壞了農(nong) 村的基層組織以及公共設施的建設，並且，最終使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走進了死胡同。因此，我們(men) 現在考察傳(chuan) 統宗族的合理性，應該放在這樣一個(ge) 背景中，即公私之兼顧不僅(jin) 有利於(yu) 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而且還建立起一種與(yu) 之相適應的農(nong) 村基層組織。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宗族的複興(xing) 實在是非常必要的。

除了宗族，儒學的另一個(ge) 社會(hui) 基礎，就是家庭。然自晚清以來，家庭也同樣受到了批判。譬如，家庭中的父權與(yu) 夫權，就屢屢受到現代思想的批判，看作束縛中國人的另外兩(liang) 條繩索。可以說，現代理性對個(ge) 體(ti) 之平等與(yu) 自由的近乎偏執的追求，破壞了傳(chuan) 統家庭中父子、夫妻之間的自然關(guan) 係。傳(chuan) 統的父子、夫妻之前，雖然有尊卑之秩序，然而卻是基於(yu) 血緣關(guan) 係，最為(wei) 自然；至於(yu) 西方人把社會(hui) 生活中的平等、自由原則擴大到家庭領域，卻破壞了那種基於(yu) 自然關(guan) 係的和諧狀態，如是，西方人倡導的家庭成員關(guan) 係，雖極自由，卻極不自然。五四以後，不論是國民黨(dang) 政府，還是共產(chan) 黨(dang) 政府，都通過種種手段，政治的、法律的以及輿論的手段，以破壞家庭的自然關(guan) 係，欲藉此實現夫妻間的平等，乃至父子間的平等，然而，這些做法的消極後果也是顯而易見，譬如，夫妻之間不信任，以及子女之不守孝道。今日政府與(yu) 學者都意識到養(yang) 老已成為(wei) 愈益嚴(yan) 重的社會(hui) 問題，然而，為(wei) 什麽(me) 幾千年來養(yang) 老不成為(wei) 問題，現在反成為(wei) 問題呢？關(guan) 鍵在於(yu) 孝道的缺失。孝道之所以缺失，根本原因即是由於(yu) 平等、自由這類西方價(jia) 值導致的惡果。

三  儒家經義(yi) 的現實性——以新《婚姻法》司法解釋三的再考察為(wei) 例

國、共兩(liang) 黨(dang) 對傳(chuan) 統家庭的破壞，最主要的手段之一就是通過製訂新的《婚姻法》來實施的。自上世紀二、三十年以來，《婚姻法》與(yu) 相關(guan) 法律文件的製訂，以及曆次修訂，莫不貫徹了摧毀傳(chuan) 統家庭的精神。然而，2001年大陸的最新《婚姻法》以及後來的司法解釋二與(yu) 三，我們(men) 似乎能從(cong) 中看到某種與(yu) 儒家經義(yi) 契合的內(nei) 容，或許，儒家能借對《婚姻法》以及其他一些法律的重新考察，尋找到了儒家經義(yi) 在當代的現實性，以及儒學複興(xing) 的契機。並且，儒學對其製度基礎的訴求，或許能夠借對司法實踐的介入以及立法的參與(yu) ，從(cong) 而得到實現。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婚姻法》司法解釋三，其中規定“婚後一方父母出資為(wei) 子女購買(mai) 的不動產(chan) ，且產(chan) 權登記在自己子女名下的，應認定為(wei) 夫妻一方的個(ge) 人財產(chan) ”。此項解釋甫一出台，即在各種媒體(ti) 上引發了廣泛的爭(zheng) 議，然皆不過各執一端，莫衷一是。據稱，此項解釋借鑒了英美分別財產(chan) 製的某些規定，且與(yu) 出於(yu) 《物權法》方麵的專(zhuan) 業(ye) 考慮相適應，然而，卻違背了我國《婚姻法》保護婦女之一貫精神，且就其社會(hui) 效果而言，將使男子離婚更少顧慮而變得容易，從(cong) 而破壞了家庭的穩定。

不過，目前新《婚姻法》的問題以及引發的爭(zheng) 議，其實並非由最新的司法解釋造成的，根本原因在於(yu) ，自蘇區時代以來我黨(dang) 製訂的曆次《婚姻法》都偏離了中國固有的傳(chuan) 統，放棄了中國幾千年最基本的家庭倫(lun) 理。

較之我黨(dang) 的土改政策，蘇區時代的各種婚姻法及婚姻條例要西化得多，可謂嚴(yan) 守馬克思主義(yi) 的教條，完全是把馬克思主義(yi) 的普遍真理照搬到中國的產(chan) 物。1950年新《婚姻法》製訂時，時任法製委員會(hui) 主任的王明曾經對30年代蘇區的《婚姻法》有過一番很高的評價(jia) 。他這樣說道：

（《婚姻法》）是以毛主席為(wei) 首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關(guan) 於(yu) 婚姻家庭和社會(hui) 發展問題的學說具體(ti) 運用來解決(jue) 中國婚姻製度問題的最初的法律文獻。這些文獻，奠定了廢除封建主義(yi) 婚姻製度和建立新民主主義(yi) 婚姻製度底原則基礎，標誌了中國婚姻製度底大革命開端”。[ 陳紹禹：《關(guan) 於(yu) 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起草經過和起草理由的報告》，中國人民大學國家與(yu) 法權理論教研室：《國家與(yu) 法權理論參考資料》，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57年，第82頁。]

然而，源出於(yu) 西方之馬克思主義(yi) 如何能成為(wei) 指導中國現實的普遍真理？此問題其實從(cong) 來沒有得到嚴(yan) 肅審慎的思考，不過是因為(wei) 尊奉馬克思主義(yi) 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取得了革命的勝利，遂歸功於(yu) 馬克思主義(yi) 而已。此種曆史解釋完全是以成敗論英雄。並且，就今日之政治、理論現實而言，馬克思主義(yi) 顯非普遍真理矣，而在其指導下製訂的《婚姻法》尤不符合中國之國情。至於(yu) 根植於(yu) 本土實際情況、且已影響中國數千年之久的儒學，對於(yu) 指導中國目前的現實 ，才具有無可辯駁的合法性。可見，我黨(dang) 《婚姻法》的出發點從(cong) 一開始就錯了，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講，左派朋友站在80年代以前的舊《婚姻法》立場反對最新的《婚姻法》，本身就是成問題的。雖然現在的新《婚姻法》有種種問題，尤其不利於(yu) 家庭之穩定，但是，如果我們(men) 因此要回到一個(ge) 更成問題的舊《婚姻法》立場，顯然更是不合時宜。

進而言之，我黨(dang) 《婚姻法》追求的目標從(cong) 來就與(yu) 民生無關(guan) ，即就不是從(cong) 個(ge) 體(ti) 幸福與(yu) 家庭穩定的民生需要出發，而是承擔了過多的政治任務，欲藉此實現馬克思主義(yi) 追求的社會(hui) 革命目標，換言之，《婚姻法》的目標不過是要求人類犧牲其個(ge) 體(ti) 幸福，而去實現所謂社會(hui) 進步，即實現男女平等這一理想。且不論這一理想是否正當，是否可能，然而在現實中，我們(men) 看到的更多是對家庭生活造成過多的負麵後果，我黨(dang) 似乎不甚措意，至少也是對中國家庭現實作了歪曲的理解。

其實，就男女之平等而言，本有三方麵內(nei) 涵：

其一，指父母平等。最初在《儀(yi) 禮·喪(sang) 服篇》中規定子為(wei) 父服斬衰三年，而為(wei) 母為(wei) 齊衰三年；若父在則為(wei) 母一年。可見，對於(yu) 子女而言，父母是不平等的，父是至尊，母隻是私尊，父要高於(yu) 母。到了明太祖的時候，規定子為(wei) 父為(wei) 母皆服斬衰三年，這樣，父母之平等最終在傳(chuan) 統社會(hui) 得到實現。顯然，父母之間的平等並不是現代社會(hui) 追求的目標。

其二，指夫妻平等。《喪(sang) 服篇》規定妻為(wei) 夫服斬衰三年，而夫為(wei) 妻僅(jin) 齊衰一年，可見，夫妻之間是不平等的，而且，這種不平等較諸父母之間，要大得多。此後兩(liang) 千多年，妻子的地位始終沒有得到提高，至少從(cong) 禮製與(yu) 法律的規定看來是如此。在傳(chuan) 統家庭中，女子之於(yu) 父為(wei) 女，於(yu) 夫為(wei) 妻，於(yu) 舅姑為(wei) 婦，皆不得稱尊，唯於(yu) 子始有尊名。正因如此，妻子必須生育，隻有做了母親(qin) ，才可以稱為(wei) “母尊”，從(cong) 而提升在家庭中的地位。可以說，現代社會(hui) 追求男女平等於(yu) 最主要的內(nei) 容是體(ti) 現在夫妻平等方麵。我們(men) 不難發現，現代《婚姻法》為(wei) 此作了諸多的規定，譬如，反對家庭暴力，離婚時對婦女的保護，關(guan) 於(yu) 夫妻共同財產(chan) 的規定，以及政府提高婦女社會(hui) 經濟地位的種種舉(ju) 措，其目的都是為(wei) 了保護妻子，提升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這種做法完全背離了“家無二主”的精神，非常不利於(yu) 家庭的穩定，消極後果極為(wei) 明顯。我們(men) 不難看到，每當新《婚姻法》頒布時，必然伴隨著離婚率的大幅度上升，30年代如此，50年亦如此，2001年以來的新《婚姻法》，何嚐不如此？當然，家庭之不穩定對於(yu) 民生來說確為(wei) 痛苦，不過，對於(yu) 馬克思主義(yi) “消滅家庭”之理想而言，卻是必要的代價(jia) 。

其三，指婚前男女的平等，或指公共生活中男女的平等。其實，現代社會(hui) 已部分實現了這種平等，譬如，男女一般能普遍受到教育，而且，女子在學校中常常較男子的成績更優(you) 秀。不過，當女子一旦進入公共生活之中，因為(wei) 性別差異而導致的差距卻是非常明顯。恩格斯曾經設想，現代大工業(ye) 的發展將消除男女之間的差距，現在看來還是很難。並且，我黨(dang) 對這種男女平等的追求，似乎最終還是為(wei) 夫妻平等準備條件，譬如，1931年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第11條規定：“中華蘇維埃正確以保證徹底地實現婦女解放為(wei) 目的，承認婚姻自由，實行各種保護婦女的辦法，使婦女能夠從(cong) 事實上得到擺脫家務束縛的物質基礎，而參加全社會(hui) 經濟、政治、文化生活。”本來家庭事務來是女子的勝場，是女子優(you) 勢的體(ti) 現，然而，現在女子多傾(qing) 向於(yu) 離開自己擅長的領域，非要到公共生活中和男子角力，這對女子來說不知是悲劇，還是喜劇？其實，我們(men) 在現實中不難發現，女子一方麵期待參與(yu) 公共生活，另一方麵，又處處尋求男子的保護，可謂自相矛盾。並且，女子從(cong) 事很多公共生活時，更多還是依賴自己的性別差異，譬如青春、美貌之類自然特點，這就注定了男女平等的追求不過是空想而已。因此，馬克思主義(yi) 對男女平等的追求實屬過當，完全抹殺了人類身上的自然事實。問題在於(yu) ，人類追求自由，就一定要超越自然嗎？女子若不能認清自身的自然事實，一味與(yu) 男子爭(zheng) 勝，終將悔之莫及。

因此，古人的智慧在於(yu) ，充分認識到男女在自然方麵的差異，而製訂出相應的家庭規範與(yu) 行為(wei) 準則，主張內(nei) 外有別，男主外，女主內(nei) 。如是，男女各有所主，各擅勝場，從(cong) 而相互協同，互相配合，促進家庭整體(ti) 的發展，而為(wei) 家庭成員的“雙贏”提供可能性。

董仲舒對夫妻之不平等，包括父子與(yu) 君臣之不平等，有一個(ge) 很好的說法：

陰者，陽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無合，而合各相陰陽。陽兼於(yu) 陰，陰兼於(yu) 陽；夫兼於(yu) 妻，妻兼於(yu) 夫；父兼於(yu) 子，子兼於(yu) 父；君兼於(yu) 臣，臣兼於(yu) 君。君臣、父子、夫婦之義(yi) ，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為(wei) 陽，臣為(wei) 陰；父為(wei) 陽，子為(wei) 陰；夫為(wei) 陽，妻為(wei) 陰。陰陽無所獨行，其始也不得專(zhuan) 起，其終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義(yi) 。是故臣兼功於(yu) 君，子兼功於(yu) 父，妻兼功於(yu) 夫，陰兼功於(yu) 陽，地兼功於(yu) 天。[ 董仲舒：《春秋繁露·基義(yi) 》。]

君臣、父子與(yu) 夫妻之間，猶陰與(yu) 陽之關(guan) 係：一方麵，陽尊而陰卑；另一方麵，陰當兼於(yu) 陽，陽亦當兼於(yu) 陰，如此陰陽相合而有功。陰陽之間既兼此二義(yi) ，因此，唯陽尊陰卑，而後陰陽能相合也。今人主陰陽平等之義(yi) ，而陰陽常因以不能相合矣。蓋眾(zhong) 人任事，須群策群力方能有功。然眾(zhong) 人又須分陰陽，必有一人為(wei) 君而其餘(yu) 為(wei) 臣，一人為(wei) 夫而其餘(yu) 為(wei) 妻，一人為(wei) 父而其餘(yu) 為(wei) 子，此所以能合也。若眾(zhong) 人皆欲僭擬君上而不屬臣職，女子皆欲抗禮夫君而不守婦道，人子皆欲獨立而不遵父教，則不能合也。古人有“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之說[ 《禮記·坊記》。]，即以此故也。今人過度強調夫妻之間的平等，不僅(jin) 導致家庭不能穩定，有害於(yu) 個(ge) 體(ti) 之幸福，而且，夫妻之間多因矛盾而相內(nei) 耗，故今日家庭之發展亦遠不如古代家庭。可見，現代《婚姻法》以男女平等為(wei) 基本目標，顯然大有問題。

那麽(me) ，為(wei) 了實現男女平等之目標，現代《婚姻法》作出了哪些具體(ti) 規定呢？首要一點，就是規定婦女有財產(chan) 繼承的權利。

中國自秦漢以後，財產(chan) 的繼承，基本上都是實行諸子均分的做法。女兒(er) 沒有明確繼承財產(chan) 之說，除非無子，女兒(er) 為(wei) 了守住家產(chan) ，可以招贅的方式繼承整個(ge) 家產(chan) ，因為(wei) 這有利於(yu) 家庭整體(ti) 之存在，與(yu) 現代女子的財產(chan) 繼承權性質不一樣。不過，當女子出嫁時，還是可以獲得一份嫁妝，其性質則相當於(yu) 遺產(chan) ，當然數額一般不如男子繼承的財產(chan) ，這就是妝奩製。到了1926年，國民黨(dang) 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hui) 通過了一個(ge) 《婦女運動決(jue) 議案》，裏麵規定未出嫁女子有繼承財產(chan) 的權利。這個(ge) 規定雖然提高了女兒(er) 的地位，但還沒有越出傳(chuan) 統的傳(chuan) 子製的內(nei) 涵。不久，國民黨(dang) 進一步規定出嫁女子也有財產(chan) 繼承權，這可是一個(ge) 亙(gen) 古未有的規定，對中國之家庭關(guan) 係產(chan) 生了深遠的影響。因為(wei) 這不僅(jin) 允許出嫁女子可以繼承其父母的財產(chan) ，還意味著妻子可以繼承丈夫的財產(chan) 。1931年，中央蘇區製訂的《婚姻條例》中就把這裏麵的內(nei) 涵明確為(wei) 這樣的法律語言：“夫妻可以相互繼承財產(chan) 。”此後，我黨(dang) 曆次《婚姻法》修訂，這個(ge) 條款都沒有絲(si) 毫改動。

這個(ge) 規定又與(yu) 現代《婚姻法》另一個(ge) 重大規定有關(guan) ，即“共同財產(chan) ”的概念。1930年，國民黨(dang) 頒布的《民法親(qin) 屬編》中規定了“共同財產(chan) ”的內(nei) 涵。到了1950年，新中國的《婚姻法》不僅(jin) 提出了“共同財產(chan) ”的概念，還提到了“家庭財產(chan) ”的概念。顯然，這兩(liang) 個(ge) 概念是不同的：“共同財產(chan) ”僅(jin) 僅(jin) 指夫妻因為(wei) 共同生活而取得的財產(chan) ，而“家庭財產(chan) ”則不同，還包括婚前的個(ge) 人財產(chan) ，以及未成年子女的財產(chan) 。可見，“家庭財產(chan) ”的範圍較“共同財產(chan) ”要大。當然，80年代以前，因為(wei) 大家都是無產(chan) 階級，私有財產(chan) 還很不發達，因此，兩(liang) 種財產(chan) 體(ti) 現在金錢數額上的差別，一般來說是不大的。然而，90年代末以後，隨著房屋的私有化改革，尤其是2003年以後房產(chan) 價(jia) 格的飆升，“共同財產(chan) ”與(yu) “夫妻財產(chan) ”的差別明顯化了，“共同財產(chan) ”在“家庭財產(chan) ”中的比重也越來越小。當子女越來越依靠各自父母的贈予才能購房時，以致於(yu) 兩(liang) 種財產(chan) 的差別達到一定的界限時，終於(yu) 使“家庭財產(chan) ”的內(nei) 涵發生了質的變化。現代核心家庭是以已婚夫妻為(wei) 中心，上養(yang) 父母，下育子女，其中尚有一層財產(chan) 內(nei) 涵，即夫妻共同財產(chan) 亦為(wei) 家庭之主要部分，而婚前財產(chan) 不論得自父母與(yu) 否，都隻是共同財產(chan) 的補充而已。然而，房價(jia) 的飆升使得大多數子女必須依靠父母的贈予，其比重之大，完全使家庭財產(chan) 的構成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且由於(yu) 現在夫妻關(guan) 係愈加不穩定，這些情況都讓《婚姻法》必須明晰婚前財產(chan) 的所有權。

現在我們(men) 看到，《婚姻法》規定“夫妻相互繼承財產(chan) ”，意味著夫妻一體(ti) 成為(wei) 現代家庭的核心，同時，“共同財產(chan) ”的規定又意味著為(wei) 財產(chan) 的分割、從(cong) 而家庭的最終瓦解準備了可能性，可見，現代《婚姻法》這兩(liang) 條基本規定其實是相互矛盾的。古代因為(wei) “父子一體(ti) ”，諸子得以繼承父產(chan) ，可謂天經地義(yi) ，這也是傳(chuan) 統孝道的物質基礎。然而，現代生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父子析居已成常態，這自然密切了夫妻關(guan) 係，經義(yi) 中的“夫妻一體(ti) ”內(nei) 涵終於(yu) 在現代法律中得到體(ti) 現，這就是“夫妻相互繼承財產(chan) ”。可以說，此條規定的合理性正在於(yu) 此。然而，“共同財產(chan) ”概念的內(nei) 在矛盾，終於(yu) 在現實的逼迫下而展現出來了，從(cong) 而凸顯出現代人久已忽視的“父子一體(ti) ”內(nei) 涵。我想，最新《婚姻法》的積極意義(yi) 在於(yu) ，將使現代人意識到家庭不能僅(jin) 僅(jin) 依靠“夫妻一體(ti) ”，還需要“父子一體(ti) ”，從(cong) 而為(wei) 傳(chuan) 統孝道的複興(xing) 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而且，馬克思主義(yi) 是將家庭與(yu) 私有製聯係在一起的，換言之，正是因為(wei) 人類有了家庭，才產(chan) 生了一切罪惡根源的私有製，那麽(me) ，未來隨著私有製的消亡，家庭亦隨之消滅。因此，80年代以前，中國雖然有家庭，但根本還是一個(ge) 公有製社會(hui) ，家庭本身的私有屬性得到了抑製，或者說，《婚姻法》中雖然有關(guan) 於(yu) 財產(chan) 的規定，但畢竟尚不發達，甚至有待於(yu) 在將來的現實中發展起來。正因如此，80年代以來，隨著整個(ge) 社會(hui) 朝私有化方向的高歌猛進，家庭中固有的私有屬性開始發展起來了，《婚姻法》中關(guan) 於(yu) 財產(chan) 的種種規定，衝(chong) 出了馬克思主義(yi) 意識形態的牢籠，開始以其自身的邏輯在運動。可以說，新《婚姻法》解釋三正是財產(chan) 自身邏輯運動的結果。此時，夫妻不再是同誌加伴侶(lv) ，而是有著自身利益的個(ge) 體(ti) ，利益的排他性雖然一定程度能夠為(wei) 共同生活所消融。然而，殘酷的現實將更多使人們(men) 意識到夫妻在利益上的差異，尤其是父母對子女的財產(chan) 贈予，使人們(men) 喚起對古老婚姻觀念的記憶，婚姻不再是相愛中男女個(ge) 體(ti) 的事情，而是兩(liang) 個(ge) 家庭的聯合，即“合二姓之好”。墮入愛河的男女雙方或許可以忽視利益上的排斥，然而，婚姻畢竟不是隻有愛情，男女雙方各自的父母則不能完全沒有利益上的計算。

然而，殘酷的現實並不必然導致完全負麵的後果，甚至為(wei) 家庭的健康發展提示了某種積極的可能性，即當馬克思主義(yi) 籠罩在革命家庭上麵的那層溫情脈脈的麵紗被撕破以後，傳(chuan) 統家庭的合理因素將融入到未來家庭之中，即一方父母為(wei) 自己子女購房，並不必然融入夫妻“共同財產(chan) ”之中，這條規定固然削弱了“夫妻一體(ti) ”，卻強化了“父子一體(ti) ”。這樣，新《婚姻法》中蘊涵的個(ge) 體(ti) 主義(yi) 倫(lun) 理卻在今日中國實現了向集體(ti) 主義(yi) 的轉變，我們(men) 或許會(hui) 看到，傳(chuan) 統孝道將在新時代的“父子一體(ti) ”的基礎上得以重建，婚姻也將回歸到儒家“合二姓之好”的這種古老觀念。

目前，我國以計劃生育為(wei) 基本國策，且在男女相對獨立的今天，如果建立一種新時代的家庭模式，將是儒家關(guan) 注的主要問題之一。或許，儒家對《婚姻法》的再考察，將為(wei) 儒家倫(lun) 理提供一個(ge) 新的製度基礎，並且，也給當代儒家提供另一個(ge) 介入現實的可能性，即積極參入法律的製訂、修改，並借助社會(hui) 的力量展示儒家在構建這些與(yu) 民生息息相關(guan) 的製度的作用與(yu) 影響。如此，儒家通過效法漢儒《春秋》決(jue) 獄的基本精神，而使其經義(yi) 的現實性得到充分體(ti) 現。

（刊於(yu) 《經學研究》第一輯，2012.11）

責任編輯：葛燦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