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之美與(yu) 社會(hui) 根本

作者：盛洪

來源：中評網

時間：甲午年臘月十五

           西曆2015年2月3日

近年來神經元研究的發展告訴我們(men) ，人們(men) 對事物的判斷和反應，不僅(jin) 憑借理性，也訴諸情緒。所謂情緒，就是神經元的自動反應。而這又是經過數十萬(wan) 年的演進而形成的心理定勢。一個(ge) 典型的自動反應，就是在黑暗中感到恐懼。為(wei) 什麽(me) ？不是因為(wei) 黑，而是因為(wei) 在黑暗中看不到周邊的情況，不知是否有威脅正在逼近。這在遠古狩獵時代，有助於(yu) 人們(men) 提高警惕。

因而，真正令人恐懼的，是不知道周邊的真實信息。由於(yu) 原始時代人群規模很小，社會(hui) 組織簡單，隻要有亮光，就能知道周邊的情況，所以黑暗就是不知信息的一種替代性的恐懼因素。隨著社會(hui) 的發展，規模越來越大，組織越來越複雜，威脅是否逼近或存在，並不是有了亮光就能知曉和掌握。有些危險潛藏在目力所不及的地方，有些危險則根本不能用感官直接感受。這時，就需要借助於(yu) 別人的感官觀察和思考來幫助一個(ge) 人獲得這些信息。這些別人，有可能通過提醒來告知有關(guan) 危險的信息，有可能通過批評來告知。

然而，也有一種對批評的神經元反應。這就是感到不快。具體(ti) 而言，有可能是羞愧，也有可能是厭惡。前者可能導致對批評的接受，後者會(hui) 導致對批評的拒絕。在遠古時代，這兩(liang) 種反應都有道理。因為(wei) 當時對信息的接受主要是感官對周邊事物的直接觀察，如果不同的人有所不同，很可能與(yu) 他們(men) 的感官能力相關(guan) 。無論是羞愧導致的接受，還是厭惡導致的拒絕，可能都近似地正確。但是這種演進形成的對批評的自動反應，在規模更大、更為(wei) 複雜的社會(hui) 中，就不見得正確了。

中國自夏以後形成了較大規模的社會(hui) ，其疆域大致覆蓋了今天的河南、河北、山西和山東(dong) ，人口至少應有數十萬(wan) 。已經初步形成了國家，即由一個(ge) 集團提供公共物品。很顯然，對於(yu) 統治集團來說，僅(jin) 用人體(ti) 感官不能通曉如此大規模社會(hui) 的情況。並且由於(yu) 提供公共物品的定位，使得統治集團必須超越經濟人的簡單趨利避害本能，以及對批評的厭惡本能，才能有超出個(ge) 人狹小視野和個(ge) 人立場局限的信息來源。這就需要依賴一個(ge) 製度化的信息係統。它包括由多人組成的信息發現、傳(chuan) 遞與(yu) 交流功能，也包括克服厭惡批評本能的製度化批評功能。如果沒有這種製度化的信息係統，就相當於(yu) 使一個(ge) 人，尤其是統治者處於(yu) 相當於(yu) 狩獵時代的黑暗之中。隻是產(chan) 生對這種信息係統的需求的時間，還不夠長，還不足以通過演進形成神經元的自動反應。

所以才會(hui) 出現，憑著神經元的自動反應而做出錯誤決(jue) 定的情況。如在夏朝末期，夏桀“不務德而武傷(shang) 百姓，百姓弗堪。”大臣關(guan) 龍逄多次勸諫他，他不但不聽，反而將他殺害，結果百姓對桀極度怨恨。商湯伐桀，四方百姓都翹首以盼。夏桀戰敗被俘，放逐於(yu) 南巢。後來商紂也是荒淫暴虐，祖尹警告商紂說，“老百姓都盼著殷朝垮台呢”，而商紂卻回答說“我生不有命在天？”比幹“強諫”紂王，卻被他殺害。最後周武王伐紂，商朝士兵倒戈，商紂死於(yu) 鹿台。這不僅(jin) 因為(wei) 對桀紂的威脅在他們(men) 的視線之外，而且更多了一個(ge) 因果環節，即桀紂的奢糜享樂(le) 在當時會(hui) 帶來快樂(le) ，但享樂(le) 的財富卻是盤剝百姓的結果。被侵害的百姓就成為(wei) 桀紂統治的威脅。桀紂對批評的拒絕，不僅(jin) 因為(wei) 本能厭惡批評，而且因為(wei) 當下好處會(hui) 掩蓋未來的危險。

這個(ge) 教訓為(wei) 周人所深思。周武王說“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即要從(cong) 民眾(zhong) 那裏獲得有關(guan) 王朝治理是否得當的信息。因而周朝建立了一個(ge) 彌補個(ge) 人感官局限和克服個(ge) 人立場傾(qing) 向的製度，設立風官。這種官員，或者專(zhuan) 職，或者兼職，到鄉(xiang) 下民間，要搜集民謠詩歌。這些詩歌裏可能會(hui) 包含對朝廷的不滿與(yu) 怨恨，即“風”。正如“毛詩序”中所說，老百姓的“風”就是“下以風刺上”。這樣的信息正是朝庭求之不得的，以使他們(men) 擺脫“黑暗”，糾正錯誤，所以應“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周雖然也滅亡了，但沒有亡在如桀紂一樣的暴君手裏，且在中國曆史中壽命最長，長達800多年，大概與(yu) 這一製度有關(guan) 吧。

直到很久以後，還有人羨慕這個(ge) 製度。唐代白居易曾有一首“采詩官”，就在懷念這一製度。詩中說：

……

周滅秦興(xing) 至隋氏，

十代采詩官不置。

郊廟登歌讚君美，

樂(le) 府豔詞悅君意。

……

沒了采詩的製度，也就沒有了采詩的精神，即主動尋求批評的精神，於(yu) 是詩詞變成諂媚之聲。最後他警告說：

……

君不見厲王胡亥之末年，

群臣有利君無利。

君兮君兮願聽此，

欲開壅蔽達人情，

先向歌詩求諷刺。

其中所說“厲王”就是周厲王，他是沒有繼承“風刺”精神的個(ge) 別例子。他對批評極度反感，竟殺害提出批評的人，對無人敢批評的結果喜形於(yu) 色。邵公於(yu) 是對他說出了“防民之口，甚於(yu) 防川”的千古名句。當然，沒有批評的人，提供正確信息的係統就遭到了破壞，周厲王對情勢就沒有了正確判斷。三年後，他被國人驅逐。

“胡亥”即秦二世，也是秦朝的亡國之君。秦之所以亡，賈誼的《過秦論》已經做了精辟總結，就是因為(wei) 秦帝反感批評，“忠言未卒於(yu) 口而身糜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qing) 耳而聽，重足而立，闔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諫，智士不謀也。”秦二世盲人騎瞎馬，也沒人告訴他危險臨(lin) 近了。

白居易顯然想用這兩(liang) 個(ge) 反麵教材諷諫當世。然而，他之所以能寫(xie) 這首詩，不是因為(wei) 唐朝太差了，而是相當地好。我們(men) 都知道，唐太宗是從(cong) 諫如流的典範，卻不知道以他重視批評的態度，唐朝建立起了當時最成熟和最有效的專(zhuan) 業(ye) 批評製度，即諫議製度。所謂諫議，就是政治批評。唐太宗認為(wei) 自己闖蕩江湖、連年征戰，既懂下層民眾(zhong) 之疾苦，也知奪取政權之艱辛；但擔心生在深宮中、長在婦人滕下的後代不懂。自己尚且要經魏征等人經常批評才能克服偏頗，對於(yu) 後代就要有一套製度來對抗他們(men) 厭惡批評的神經元反應。因而，一大批通過科舉(ju) 進入仕途的年輕文人的最初職業(ye) 就是批評，即作所謂拾遺、補闕這種低級諫官。白居易身處唐代末期，這套製度雖有所削弱，但仍然存在，他的仕途的大部分時間就是以諫議為(wei) 職。我們(men) 知道他的《長恨歌》和《琵琶行》，卻不知他的大量詩詞是“風刺”之作。

我們(men) 知道“盛唐”有很多原因，一個(ge)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建立了一個(ge) 更完備的偵(zhen) 察潛在危險的信息係統，且可以用來克服把自己關(guan) 進黑暗中的人性弱點。這就是諫議製度。由於(yu) 盛唐的榜樣，諫議製度的光芒照亮了後世；以致宋太祖給子孫立下“秘密誓約”，“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shu) 言事人”，並警告說，子孫若有違背此條者，天必伐之。這幾乎就是第一原則了。有了這一原則，才能保證正確的信息不因對批評的厭惡而被阻滯。宋朝雖因各種原因有其自己的弱項，也因儒弱最終歸於(yu) 軍(jun) 事失敗，但它沒有亡在社會(hui) 的內(nei) 部崩潰。隻因這個(ge) 第一原則，就使宋與(yu) 唐比肩。

可是到了明就沒有這個(ge) 第一原則了，結果嘉靖皇帝因“大禮議”之爭(zheng) 竟廷仗死了17個(ge) 諫官。所以在中國曆史中，與(yu) 唐宋相比，明就暗淡多了。但其中也有漂亮人物，如海瑞。就是對那個(ge) 打死諫官的嘉靖，他買(mai) 好了棺材，譴散了家人，就上殿去痛責他搞得“家家皆淨”。嘉靖竟被他這個(ge) 氣勢震住了，把抓他的命令收回。明朝的皇帝中也有明白人，知道海瑞將實情告訴皇帝，實際上救了大明江山。所以後來當海瑞辭世的消息傳(chuan) 到萬(wan) 曆皇帝那裏，他竟輟朝一日，並寫(xie) 祭文。這祭文我們(men) 今天在海口的海瑞墓還能看到。在祭文中，萬(wan) 曆稱讚海瑞“抗言爭(zheng) 日月之光”。

海瑞不僅(jin) 感動了明朝的皇帝，還感動了後代的政治領導人。這就是毛澤東(dong) 。他看了《明史. 海瑞傳(chuan) 》後，就希望有一個(ge) 當代海瑞，以為(wei) 他的時代增光。隻可惜他隻喜歡死海瑞，不喜歡活海瑞。當真的、卻打了折扣的海瑞——彭德懷在廬山私下批評了他時，就被打翻在地。後來吳晗遵旨寫(xie) 了《海瑞罷官》，又被敏感地認為(wei) 是為(wei) 彭翻案，指使另一個(ge) 文人“批判”，從(cong) 而掀起了大規模、係統性地打擊批評的運動——文化大革命。文革中，受《海瑞罷官》的牽連，海口的海瑞墓被搗毀。一同被搗毀的，是從(cong) 白居易到海瑞的批評精神。

毛澤東(dong) 後來說，“講海瑞，我很後悔。可能真正出了海瑞，我又受不了。”嘉靖也受不了海瑞，但為(wei) 什麽(me) 海瑞還能活下來，並受到朝野推崇？這是因為(wei) 明代不僅(jin) 有“海瑞精神”，還有支撐這種精神的製度，即諫議製度。海瑞就是這個(ge) 製度中的正式成員。而毛時代，這個(ge) 製度已經沒有了，彭隻是個(ge) 業(ye) 餘(yu) 角色，他被打倒了，也沒有嘉靖時那種諫官前赴後繼的抗爭(zheng) 。嘉靖知道，他可以殺掉海瑞，但殺不掉諫議製度，更殺不掉以諫議為(wei) 政治正確的曆史標準。

沒有了了解真實信息的係統，毛閉目塞聽。1958年，一些地區已經開始饑荒了，而毛在視察徐水縣時，幹部們(men) 在毛眼皮底下造假，竟讓毛得出“全國的糧食多得吃不完”的結論。在當年8月的北戴河會(hui) 議上，“如何消化吃不完的糧食”竟成了正式議題。即使到了1960年，全國已經餓死了上千萬(wan) 人，毛仍不知情。這是因為(wei) ，絕大多數地區的黨(dang) 政組織，那時已經變成了阻止真實信息送達到毛耳邊的力量。他們(men) 檢查從(cong) 當地郵局寄出的每一封信，把說饑荒實情的信說成是“反動信件”加以扣壓甚至追查（楊繼繩，《墓碑》，香港天地圖書(shu) ，2008，第56~57頁，第114頁，第225~226頁，第228頁，……）。少數一些餓死人的信息衝(chong) 破封鎖到了毛的耳邊，他也不認為(wei) 是全局性問題，因為(wei) 那麽(me) 多信息都告訴他“形勢大好”。直到李先念向毛匯報大饑荒的情況時，毛還說他是“杞國人”。

毛壓製批評大概是為(wei) 了證明自己“一貫正確”，使用的方法是說批評的立場或內(nei) 容是錯誤的。如他說“海瑞在明朝是左派”，到彭德懷這裏就是一個(ge) “右派”。在毛的時代，“右派”就等同於(yu) “壞蛋”。這就是對批評作為(wei) 一種原則和製度的根本否定。因為(wei) 一個(ge) 批評是否正確如果要由被批評者來評價(jia) 的話，他可以將他不想接受的批評說成是“壞的”、“錯誤的”批評。因而，壓製“錯誤的批評”就等於(yu) 壓製所有的批評。甚至可以說，那些被批評者想壓製的批評，往往是真正的批評；而被批評者可以表現得“寬容大度”的批評，可能輕描淡寫(xie) 。曆史證明，彭德懷的批評正是這樣一個(ge) 真正的批評。反過來，如果想要真正的批評製度，就要包容所有的批評，包括錯誤的批評。白居易和海瑞的時代，台諫官們(men) 有風聞奏事的權力，就包含了如果失實也不會(hui) 被追究的權力。

果然，毛的時代，除了一個(ge) 聲音以外，就是鴉雀無聲。極少數敢於(yu) 批評的人，成了“反革命”或“反黨(dang) 分子”。林昭和張誌新這兩(liang) 個(ge) 堅強的女性，隻是批評了毛，就遭到了最殘酷的對待。更嚴(yan) 重的是，當時沒有人聽到他們(men) 。而這個(ge) 時代，正如古今中外壓製批評的後果一樣，統治者毀掉了自己的信息係統，依據錯誤信息作出的錯誤決(jue) 定，就將民眾(zhong) 和國家帶入最悲慘的境地。數千萬(wan) 人在和平時期死於(yu) 非命；從(cong) 1949年到1978年，糧食的勞動生產(chan) 率始終沒有超過光緒13年（見下圖）。當初那個(ge) 說“吃飯問題最大”、立誌救民於(yu) 水火的青年，由於(yu) 壓製批評，把吃飯問題變得更大。

中國農(nong) 業(ye) 勞動生產(chan) 率（1952年-1979年） 

資料來源：盛洪，“製度應該怎樣變遷”，《學術界》，2014年第12期。

所以，保護批評還是壓製批評，是一個(ge) 社會(hui) 的根本問題；根本到是否要讓這個(ge) 社會(hui) 看清自己。凡人由於(yu) 理性有限及人性弱點，可以有這樣那樣的錯誤，但壓製批評是一種絕對錯誤。它使人們(men) 不承認錯誤，堅持錯誤，一錯再錯。就如不承認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的錯誤導致了大饑荒；不承認大饑荒的錯誤，就發動了文革一樣。別的錯誤尚可理解，壓製批評的錯誤不可接受。中國自周以來的諫議文化就是一個(ge) 基本原則。它要求“有過必諫”，鼓勵“直言極諫”；也要求“從(cong) 諫如流”，更警告“拒諫者天下必亂(luan) ”。因而，批評不僅(jin) 是一種權利，更是一種義(yi) 務。在傳(chuan) 統中國，當社會(hui) 把這樣一種義(yi) 務加到士大夫身上後，他們(men) 在精神上超越了世俗政權的等級，而“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le) 而樂(le) ”。

如果製度要求對最高政治領導人的錯誤進行批評，還有什麽(me) 話不能說呢？因而，這種諫議文化與(yu) 自由表達的原則就是相通的，隻是帶有中國曆史所賦予的特殊色彩。現代中國的創立者孫中山也看到了這一點，他稱讚這種諫議監察製度“代表人民國家之正氣，此數千年之製度可為(wei) 世界進化之先覺。”這種正氣，使《五五憲草》中的“人民有言論著及出版自由”條款理所當然，而獨立於(yu) 君權的彈劾權又成為(wei) 五權之一的監察權的中國資源。而彈劾，無非是把批評變成行動。

反過來，“表達自由”原則所要著力保護的，無需是民眾(zhong) 的日常言論，而是表達最容易受到打擊和壓製的部分，即政治批評。在1971年美國政府訴《紐約時報》案中，正是保護表達自由的《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致使政府敗訴，而使《紐約時報》以披露國防部越戰密件的形式對美國政府越戰政策的批評，產(chan) 生了糾正決(jue) 策錯誤的作用。也就是說，隻要保護最嚴(yan) 厲的政治批評的權利，所有表達自由的權利就自然都得到了保護。如今，我國也有了有關(guan) 表達自由的《憲法第三十五條》，卻因沒有了傳(chuan) 承了幾千年的批評文化，真正該保護的表達自由的權利不能落實，也就是《憲法第三十五條》不能落實的關(guan) 鍵因素。

從(cong) 中國的諫議文化到現代各國憲法中的“表達自由”條款，正說明這是從(cong) 人類幾千年成敗得失濃縮提煉出來的最寶貴的文明金律。它關(guan) 乎興(xing) 亡。一個(ge) 社會(hui) 是否有真正的批評，是一個(ge) 社會(hui) 能否健康發展的替代指標；一個(ge) 政治領導人能否不壓製批評、進而思考批評，則是該人曆史功過的重要砝碼。對於(yu) 任何具體(ti) 個(ge) 人，批評的重要性還表現為(wei) ，它對被批評者有利；而壓製批評，不僅(jin) 損害社會(hui) ，還會(hui) 埋葬壓製者。

沒有了批評精神，一個(ge) 社會(hui) 不僅(jin) 失明失聰，也會(hui) 精神不振。長期壓製批評的結果，會(hui) 使各級行政官員心理脆弱，沒有辯駁能力，容忍批評的閥值過低，稍有批評，不是失態，就是失言。如前幾年原湖北省長李鴻忠在記者問了稍微難答一點的問題時，竟把記者的錄音筆搶走。黨(dang) 政領導不愛聽批評的風格也使整個(ge) 官員群體(ti) 變得委瑣而不負責任。記得鄭也夫曾說過，當他通一位北京市政府前官員請市政府內(nei) 的中級幹部們(men) ，向市長轉交一封千人簽名要求玉淵潭開放野泳的信件時，“找了多個(ge) 人，居然沒有一位願意送這封信”，“我震驚於(yu) 市政府的幹部連轉交一封信都不敢”。由於(yu) 沒有批評文化，“以銅為(wei) 鑒”，竟不可正衣冠。如常年關(guan) 注前南京市長季建業(ye) 的資深媒體(ti) 人丘寧披露，他發現季的鼻毛較長，就買(mai) 了一把鼻毛剪給他，過兩(liang) 天他發現季用這把剪刀剪了鼻毛，遂感慨季的下屬連這種生活小事也不敢向他提。

沒有批評文化，既不正確，也沒力量，還不美。在一個(ge) 自由表達且吸納正確批評的社會(hui) 中，共識才能達成，社會(hui) 成員才能在觀念上成為(wei) 一個(ge) 文化整體(ti) ；壓製批評隻能獲得表麵上的平靜，而致使“和諧”一詞變意。對於(yu) 一個(ge) 政府而言，考慮各方麵批評中合理因素的決(jue) 策，才是有力量的決(jue) 策，因為(wei) 它兼顧並平衡了更多人的利益，而獲得更多的支持，從(cong) 而能更有效地實施。

進而，承受批評和承擔錯誤責任就是一個(ge) 政治人物的首要素質，“禹湯罪己，其興(xing) 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就是最好的解說。坦然麵對批評，才真正能反映他的自信，因為(wei) 他堅信在自由的批評和反批評中，正確的意見是有力量的；堅持表達自由的原則，才能反映他的智慧，因為(wei) 他知道，多種不同意見的並存和互動，並不會(hui) 使一種極端的錯誤意見占上風；吸納批評，才反映他的力量，因為(wei) 他知道真正的力量並不在於(yu) 他自己有多高大，以及政府所掌握的資源有多雄厚，而是來自於(yu) 改善公共決(jue) 策而導致的社會(hui) 力量的有機整合，以及由於(yu) 釋放了不滿而帶來的民意支撐；隻有在批評的環境下，也才能突顯他的成就，因為(wei) 他知道，沒有對手的“勝出”和不經辯論的“正確”不是真正的勝出和正確；不公正規則下的“成功”不足稱道。

對批評的態度也涉及到政治審美。世界上沒有最美的花，隻有萬(wan) 紫千紅。我們(men) 知道“隻要香花、不要毒草”的偏執帶來的是百花凋零。表達自由所帶來的多種觀念、意見、理論和表達形式的並存，才是我們(men) 應該追求的政治與(yu) 文化生態。唐宋，那兩(liang) 個(ge) 我們(men) 至今神往的朝代，正是因為(wei) 有著中國曆史上最成熟有效的諫議製度，以及這一製度所激發出的昂揚的批評精神，才出現政治和文化上群星燦爛的圖景，而不是“千夫諾諾”的局麵。那些我們(men) 今天因缺乏批評精神而窄化為(wei) “詩人”和“文學家”的人，如李白、杜甫、白居易和韓愈等人，如範仲淹、歐陽修、司馬光、蘇軾等人，都是活躍在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其中很多人就是以政治批評為(wei) 職業(ye) 。一個(ge) 缺乏批評精神的社會(hui) ，可能會(hui) 在經濟上有所成就，但縱觀曆史，我們(men) 知道它並沒有文明史的價(jia) 值。今天的中國，世人已對她所取得的經濟成就不存疑義(yi) ，人們(men) 需要拭目以待的，是她怎樣繼承已有的文化遺產(chan) ——批評精神，與(yu) 表達自由的原則貫通，再次攀登政治與(yu) 文化的高峰。

2015年1月28日於(yu) 五木書(shu) 齋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