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主權與(yu) 儒學的公共精神

作者：任鋒

來源：《文化縱橫》2012年第一期

時間：壬辰年二月廿七

           西曆2012年03月19日 

於(yu) 秩序轉換中再造新民

當下中國，儒學局縮學院書(shu) 齋，淪於(yu) 一裝點學問，而人民謀田問舍，依違無定，二者相顧，似乎為(wei) 兩(liang) 不相幹之事。而知識人士，慕西化則邯鄲學步，假保守乃抱殘守缺，食古不化與(yu) 食洋不化，汩亂(luan) 民心之病非一。欲解其惑，須溯其源。

儒學的此種邊緣化處境，固然有其自身調理不適的原因，而外在之顛覆驅逐影響尤巨。最為(wei) 煊赫者，應歸於(yu) 新文化運動之強力推手。此期中國思想界的激化浪潮大興(xing) ，即今人所謂“全盤反傳(chuan) 統”者，將故國傳(chuan) 統與(yu) 人民共業(ye) 一刀兩(liang) 斷，貽患無窮。如1916年陳獨秀撰《吾人最後之覺悟》《憲法與(yu) 孔教》，提出國民“徹底之覺悟”，主張在倫(lun) 理根本問題上拋棄所謂“孔教”。陳氏麵對民初以來的政治亂(luan) 象，呼籲人民參與(yu) 到共和立憲的大業(ye) 中來，其訴求無需否認。然而，他把解決(jue) 這個(ge) 問題的出路，放在打倒儒學的反傳(chuan) 統主義(yi) 上，則過於(yu) 粗莽躁烈。無視於(yu) 儒家傳(chuan) 統的複雜性，陳氏一方麵突出現實建製中如等級社會(hui) 的不合時宜，誇大儒家思想如綱常說的流弊，簡單教條地將儒學視為(wei) 宗教迷信，另一方麵曲解誣造，將公天下之禪讓製說成是“金匱石室”的私相禪授，片麵依據“庶人不議”而批評儒學否認民眾(zhong) 的參政議政權。至於(yu) 仁義(yi) 禮智信等儒家美德倫(lun) 理，則輕描淡寫(xie) ，稱其為(wei) 普世價(jia) 值，不足矜異。總之，在陳氏看來，孔子之道已成“失靈之偶像，過去之化石”，與(yu) 著眼於(yu) 共和國民的民國教育精神截然對立，必須廢黜。而正當出路，隻有將自由平等的人權信仰拿來代替之，才能解決(jue) 共和立憲的根本問題。

放寬眼界，讓我們(men) 超越新文化運動塑造的流俗常識，回顧之前一代的仁人誌士，當會(hui) 發現此種常識的偏執岐誤。在20世紀初的思想界中，可以《新民說》和《革命軍(jun) 》為(wei) 例，觀察他們(men) 對於(yu) 儒家傳(chuan) 統與(yu) 現代民國之關(guan) 係的深思熟慮。

梁啟超寫(xie) 成於(yu) 1902年至1906年的《新民說》，在當時輿論界領風氣之先，形成了有力影響。在這部連續刊載的論說中，任公把握到了中國從(cong) 一個(ge) 王朝文明向現代民族國家轉型的中心命題，直指現代中國的元氣根本在於(yu) 自由而活潑的民德、民智和民力。那麽(me) ，如何養(yang) 成造就這樣的人民？就在於(yu) 梁任公的新民主張。所謂新民，涵括了關(guan) 乎現代立國之道的多重關(guan) 係命題，即傳(chuan) 統與(yu) 現代、道德與(yu) 法度、民眾(zhong) 與(yu) 精英等等。現代立國之道，是梁啟超先生在著作中反複言及的首要關(guan) 懷，如雲(yun) “欲強吾國，則不可不博考各國民族所以自立之道”，專(zhuan) 言仁政“不足以語於(yu) 立國之道”。這就關(guan) 係到對於(yu) 現代國家機理的理解。在梁任公看來，民族主義(yi) 代表的民族建國是現代文明大勢所趨。而一個(ge) 民族和國家，之所以能在世界自立維係，必定有其長期延續演進的獨特精神。對於(yu) 中國這個(ge) 古老文明來說，現代立國之道在對待自身的傳(chuan) 統與(yu) 現代理想的關(guan) 係時，必須把握好二者之間的平衡。所謂新民，著眼於(yu) 現代國民的養(yang) 成，在傳(chuan) 統的繼承與(yu) 改革上，主張“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的因材而篤與(yu) “采補其所本無而新之”的變化氣質，二者並行不悖。

梁啟超指出，“吾所謂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風者流，蔑棄吾數千年之道德、學術、風俗，以求伍於(yu) 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紙者流，謂僅(jin) 抱此數千年之道德、學術、風俗，遂足以立於(yu) 大地也”。對於(yu) 構成傳(chuan) 統的“數千年之道德、學術、風俗”，他清晰地意識到這個(ge) 傳(chuan) 統的複雜多層，在“精義(yi) 大理”和“末俗承流”間需要區分，在代表精華的賢哲大德與(yu) 柔煦鄉(xiang) 願的迂儒賤儒間需要區分。他積極肯定聖賢訓示和祖先遺產(chan) 的宏大、高尚，然而，在國族競爭(zheng) 的現代世界需要加強傳(chuan) 統的薄弱環節，即人民參與(yu) 建國的事業(ye) 。因應這一事業(ye) ，需要養(yang) 成現代國民的道德智力。這方麵，公德的養(yang) 成非常重要，同樣離不開對於(yu) 傳(chuan) 統的選擇性處理。一方麵，表彰傳(chuan) 統價(jia) 值和德行中與(yu) 現代公德呼應相通的因素。如狂狷、乾德、有為(wei) 中的進取冒險精神，克己自勝中的道德自由、往聖先賢使命感中的自覺自尊、孔子德行中的尚武勇敢；一方麵，對於(yu) 其中的不足和弊端進行批評，提倡向西方文明學習(xi) 。比如權利意識的不足、自由精神的不能暢發、忠於(yu) 君甚於(yu) 忠於(yu) 國等等。對後一方麵，任公明言“吾不敢怨孔教，而不得不深惡痛絕夫緣飾孔教、利用孔教、誣罔孔教者之自賊而賊國民也”，儒學精義(yi) 被後世霸者偽(wei) 儒歪曲利用，在專(zhuan) 製統治下不能發揮本來功用，這一點應當為(wei) 現代國民揭明。

《新民說》對於(yu) 現代立國之道的闡發，重點在於(yu) 主張國民自新，透過從(cong) 自我到各種群體(ti) 生活層次（家庭、鄉(xiang) 黨(dang) 社團和國家）的自治參與(yu) ，確立行為(wei) 規則，建立起融合傳(chuan) 統價(jia) 值與(yu) 自由精神的現代政治秩序。其潛在論式，可以說是儒家大學模式的現代更新，為(wei) “修齊治平”的治理規劃賦予了現代價(jia) 值。從(cong) 現代國民主體(ti) 養(yang) 成的視角切入，而展示出法治原則、自由共和原則如何在文明傳(chuan) 統基盤上奠立，其實是指示出了現代中國的秩序重建原理。這一點也反映在梁任公對於(yu) 西方現代文明典範的闡發上，尤重盎格魯-薩克遜民族之政治精神，能夠在傳(chuan) 統道德、法律的基礎上養(yang) 成穩固有力之現代國民，能夠在學習(xi) 外邦中發揚充實本有之光明精神，最值得中國文明轉型效法。

在20世紀之初，梁啟超深刻而敏銳地捕捉到了中國政治轉型的核心主題，而且能夠平允地處理傳(chuan) 統與(yu) 外來文明的關(guan) 係。他不僅(jin) 反對抱殘守缺者，認為(wei) 這並不能真正守舊，更深具洞見地指出，各種激烈變革的主張不能成功，對於(yu) 文明存續尤其有極深遠重大的負麵效應。僅(jin) 僅(jin) 依靠引進西方學說，以樹立新道德改造國民，這是對於(yu) 文明秩序演進的淺薄看法。“其先哲之微言，祖宗之芳躅，隨此冥然之軀殼，以遺傳(chuan) 於(yu) 我躬，斯乃一社會(hui) 之所以為(wei) 養(yang) 也，一旦突然欲以他社會(hui) 之所養(yang) 者養(yang) 我，談何容易耶”，“夫仁人誌士之言破壞者，其目的非在破壞社會(hui) ，而不知‘一切破壞’之言，既習(xi) 於(yu) 口而應於(yu) 腦，則道德之製裁已無可複施，而社會(hui) 必至於(yu) 滅亡”。相應提倡公德的主調，梁啟超同時不忘指出不能輕視私德，而儒學往昔注重之私德養(yang) 成，其實乃包含了公德生長不可或缺的根基。這對於(yu) 轉型時期政治人物和政治團體(ti) 的行動倫(lun) 理，又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yi) ，所謂“分業(ye) 精密、團結鞏固之機體(ti) ……舍道德之感情，將奚以哉！將奚以哉！”若將儒學為(wei) 主的道德傳(chuan) 統摒而棄之，最終將導致道德秩序的極度空虛和混亂(luan) ，其間政治倫(lun) 理的顛倒失範甚乃以惡為(wei) 榮，勢必將國族陷於(yu) 更為(wei) 深重的文明危機中。按之其後百年的大革命浩劫，不得不為(wei) 任公的卓遠洞見而震撼。

鄒容作於(yu) 1903年的《革命軍(jun) 》可以說是中國20世紀革命主義(yi) 的經典檄文。他同樣準確地道出了中國文明現代轉型的要義(yi) ，即成為(wei) 一個(ge) 自由民主的現代民族國家。其特長在於(yu) 將這個(ge) 轉型的路徑鮮明標識為(wei) 一種帶有政治宗教色彩的革命主義(yi) ，以革命為(wei) 世界演進的公理，以革命為(wei) 國民進步的天職。那麽(me) ，此種革命國民、鄒容之新民，如何處理傳(chuan) 統與(yu) 現代理想之間的關(guan) 係？這裏鄒容的思想呈現出顯在和隱性兩(liang) 個(ge) 層次。從(cong) 顯在的實質性觀點上看，鄒容仍然保持了對於(yu) 故國文明和儒家傳(chuan) 統的敬意。他積極評價(jia) 二帝三王的政治，認為(wei) 堯舜政治與(yu) 自由民主的現代精神相通不悖，是為(wei) “秦漢以前有國民”。從(cong) 堯舜到孔孟儒家聖哲，實際上代表了中國文明的真正理想精神，這一點與(yu) 秦製秦政代表的政治傳(chuan) 統極為(wei) 不同。因此，鄒容提出，革命實際上是要“恢複我聲明文物之祖國”。排滿革命，不僅(jin) 是驅除韃虜，更是理想政治文明精神的恢複。而鄒容構想，在未來的國家建構中這種精神還會(hui) 發揮積極作用，如儒家平和政理對於(yu) 革命激情的節製。在這一層麵，鄒容與(yu) 梁啟超可說相通，而與(yu) 同時期劉師培在《中國民約精義(yi) 》中體(ti) 現出來的思維更為(wei) 接近，都認同故國曆史傳(chuan) 統中理想精神的現代民約價(jia) 值。然而，我們(men) 還需注意到鄒容革命主義(yi) 的另一麵，即其蘊含的普遍化、整體(ti) 化和極端化的擴張態勢。如鄒氏摯友章太炎指出的，革命不僅(jin) 及於(yu) 政體(ti) ，而且指向宗教道德、學術思想等廣闊領域（“政教、學術、禮俗、材性”）。在鄒容論述中，更為(wei) 鮮明強烈的對於(yu) 現實政治和文化的激憤批判（比如對於(yu) 忠孝倫(lun) 理、曾國藩等士大夫群體(ti) ），極容易給人一個(ge) 整體(ti) 主義(yi) 的革命直覺。這些態勢潛藏在《革命軍(jun) 》中。當現實狀況進一步惡化而未能實現革命期許的高遠理想時，革命易於(yu) 趨向上升為(wei) 一種徹底主義(yi) 的呼喚。其迫切魯莽，將舉(ju) 文明整體(ti) 而求徹底廢黜，以換得一個(ge) 徹底的新人新世界。而這就是後來新文化運動中出現的陳式論調。

儒家政治傳(chuan) 統中的公共精神

由《新民說》與(yu) 《革命軍(jun) 》二例，可以看出20世紀初年的思想界仍能夠對於(yu) 現代立國事業(ye) 中的傳(chuan) 統轉型保持一個(ge) 通達平正的立場，對於(yu) 傳(chuan) 統的複雜性有明確自覺，對其現代相關(guan) 性有辯證考量，沒有陷入全盤反傳(chuan) 統的激化狂飆之中。 今天，我們(men) 提出人民儒學，需要回溯到這種通達平正的視界原點，並反思其間的優(you) 長缺陷，進一步明確現代儒者在其中的規劃和擔當。

無論新民還是革命國民，都在揭示出現代政治中人民的出場或曰人民的降臨(lin) 蘊含著的秩序轉換大義(yi) 。梁啟超的民德關(guan) 切和鄒容的革命教育倡議，把握到了現代立國事業(ye) 的根本在於(yu) 民眾(zhong) 道德精神和政治主體(ti) 身份的一種普遍覺醒。但是，需要特別指出，在話語效果的意義(yi) 上他們(men) 當年的論述透露出一種製造政治神學的修辭態勢。受西方人民主權論的刺激影響，他們(men) 的引介複述最容易傳(chuan) 達其中的政治神學意味，由西方的神權向人權巨變轉而為(wei) 中國語境中的自黑暗向光明跳躍、地獄向天堂升騰。雖然他們(men) 都能辨識中國經驗中多層麵理想與(yu) 現實之間的張力，然而，對於(yu) 晚清政治社會(hui) 濃烈的、激憤的批判凸現出的主要是民權不張的黑暗現實，所謂時人國人之奴隸性，這就使得人民主權的呼喚更近似於(yu) 一種從(cong) 無到有的啟蒙頓悟、一種起死回生的超拔儀(yi) 式。在鄒容的思想中，這一點表現得尤其明顯。人民，經過革命，是要實現從(cong) 奴隸到主人的奇跡轉變，“使中國大陸成幹淨土，黃帝子孫皆華盛頓，則有起死回生，還魂返魄，出十八層地獄，升三十三天堂……”；而倡導者則以一種先知的身份“執盧梭諸大哲之寶幡，以招展於(yu) 我神州土”。後來的國民性話語、解放敘事，翻轉於(yu) 癲狂和深淵、黑暗舊社會(hui) 與(yu) 新人新世界之間，無不啟發於(yu) 這裏的政治神學意原。

按此邏輯，人民立國很容易被視為(wei) 一種與(yu) 傳(chuan) 統秩序構建截然不同甚至針鋒相對的活動。傳(chuan) 統政治經驗也很容易被徹底否定，一筆帶過。如是，則人民立國將成為(wei) 一個(ge) 完全受外來理念和知識經驗引導的事業(ye) ，失去自身立足的根據。在這個(ge) 意義(yi) 上，我們(men) 需要反思梁、鄒等前賢思考之不足。

梁任公晚年作《先秦政治思想史》，坦承早期論學之“粗疏偏宕”，對於(yu) 儒家政理之精髓又有新的闡發。然而總體(ti) 上，對於(yu) 故國政治文明的曆史和理念還需要更進、重讀。一方麵，從(cong) 實踐政治經驗來看，對於(yu) 儒家推崇的三代之治、儒家參與(yu) 實踐之傳(chuan) 統政治，他們(men) 還沒有一個(ge) 清晰準確的解釋。特別是對於(yu) 儒家的政治實踐經驗如何在秦製代表的專(zhuan) 製法度下曲折展開，梁、鄒等人都未能認真剖析。簡捷地用數千年專(zhuan) 製政體(ti) 就將其否定，不能使人認識到儒家儒學孕育其中的理想動力和積極作用；另一方麵，從(cong) 理念理論來看，也未能從(cong) 一個(ge) 秩序實踐的角度對儒學有根本性的通盤發明。《新民說》偏重主體(ti) 德行，並將儒學主體(ti) 視作私德淵藪，《革命軍(jun) 》言及堯舜之治僅(jin) 僅(jin) 略引其端。那麽(me) ，儒家是否有一套自身的優(you) 良政治理論，可以與(yu) 公民國家秩序相發明，這一點並未充分發掘。

以上兩(liang) 方麵，蘊含在源遠流長的博大經籍之中，還需要今人努力認真地繼承、整理並給以現代視野下的發明闡釋，才能有助於(yu) 我們(men) 恢複自身文明政治的信念、智慧與(yu) 技藝。限於(yu) 篇幅，這裏不能詳細說明，試撮要申論幾點：第一，三代之治尤其是堯舜之治，代表了公天下精神透過封建製實現共同治理的基本政治理念，發展出禪讓、選賢、井田、學校、巡狩等等一套機製，承認人民的自我治理能力，注重民德民心，因而成為(wei) 後世儒學的政治典範張本。其間，值得注重者，是天與(yu) 人的不即不離關(guan) 係。所謂“天工人其代之”、“天敘有典、天秩有禮”、“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都顯示出中國古老政治理性的特別表現形式，一方麵尊崇天所代表的超越之維，另一麵積極肯定人民對於(yu) 天道的發現和表征角色，天不獨行而人無僭妄。天，在後世的天道或天理說中，更顯示出公共性精神根源的地位。所謂“以天地萬(wan) 物為(wei) 一體(ti) ”的宇宙公共襟抱，在政治視野上涵括國家的世界主義(yi) 與(yu) 天下關(guan) 懷，期望仁義(yi) 秩序通貫天人人我，是我們(men) 在發展現代儒學政治思維時應特別注意的理想旨歸。

其次，儒者作為(wei) 中國政治傳(chuan) 統的主要塑造者，本身彰顯出強烈的公共精神。自孔子以來的真儒者，無不懷有崇高的天命感，仁以為(wei) 己任，自任以天下之重。除了引述三代，樹立後世大法典範，孔子本人置身政治實踐，一生遊曆幹君七十餘(yu) ，至其邦必聞其政。可以說，儒家士君子將西周晚期以來國人參政的積極精神發揚光大，乃至於(yu) 孟子提出“民為(wei) 貴，社稷次之，君為(wei) 輕”的政治主張。秦以後，無論漢儒宋儒，都相當程度上有效遏製了法家君主專(zhuan) 製的消極傾(qing) 向，追求與(yu) 君主共治天下。這是對於(yu) 三代公天下精神的偕時運用，在宋儒猶然。近世新儒學因應於(yu) 平民社會(hui) 的大勢，高揚天理良知的憲則精神，注重公論公行，講求道統成憲，強調德性自由，汲汲於(yu) 政治改革和社會(hui) 重建，特別體(ti) 現出儒家公共性的現代潛勢。梁任公在《新民說》中讚揚東(dong) 漢、宋世與(yu) 晚明之民德高尚，僅(jin) 就其民風私德立言，其實背後也正映對著儒家經世精神的高漲。儒家私德與(yu) 公德大政之間不可裂視，也可窺一斑；第三，儒家政治傳(chuan) 統兼重治人治法。“徒善不足以為(wei) 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儒家一方麵注重政治主體(ti) 多方麵實踐能力的培養(yang) ，強調道德指引下的政治批判意識和抗議精神，同時注重政治行動力的磨煉修養(yang) ，主張知行合一不可僅(jin) 以知識分子視之。另一方麵，圍繞禮法秩序，結合三代之法、漢唐之法與(yu) 王朝家法試圖發展出一套憲製理論，為(wei) 政治主體(ti) 的公共實踐提供法度保障和依托。這後一方麵尤其需要我們(men) 發掘清理，特別是對於(yu) 儒家法政與(yu) 法家專(zhuan) 製主義(yi) 之間的長久博弈經驗。“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決(jue) 非純粹的道德感化政治，而是蘊含了對於(yu) 民眾(zhong) 生活秩序規則的尊重和順循，由此“敬事而信”方能立國立政。最後，儒家政治傳(chuan) 統講究經權合一，於(yu) 道之公共高明精神中注入時之大義(yi) ，並非抱殘守缺、固步自封可語雲(yun) 。儒學能形成一個(ge) 綿延兩(liang) 千多年的偉(wei) 大傳(chuan) 統，實在是由於(yu) 曆代大儒賢哲能祖述憲章而洞察時勢，出於(yu) 閭裏鄉(xiang) 野而籌劃於(yu) 廟堂陛階，以天下人之憂喜為(wei) 憂喜，融弭貴賤上下而求一自得公道世界。

儒家主導參與(yu) 的政治傳(chuan) 統因此已經由其公共性精神而包含了與(yu) 現代人民政治相通的管道。三代公天下和漢宋共治天下的積極傳(chuan) 統，可以與(yu) 現代的人民立國事業(ye) 接榫貫通。在中國告別君主專(zhuan) 製的消極遺產(chan) 之後，儒學公共治理與(yu) 人民政治的結合，可以說實現了儒家早已蓬勃活躍的內(nei) 在夙願，並且可以為(wei) 人民主權論增添更為(wei) 深遠寬廣的理念和經驗視野。人民儒學視野下的現代立國之道，可以構思天理超越之公共性下對於(yu) 人民公意的豐(feng) 富填實，提防世俗主義(yi) 民主論的獨斷我執，在政體(ti) 和治理結構上處理好精英與(yu) 民眾(zhong) 等諸種人民要素之間的關(guan) 係。儒者共同體(ti) 內(nei) 在於(yu) 人民立國的事業(ye) 之中，本身就是在人民內(nei) 部各種力量之間體(ti) 認傳(chuan) 達民意、示範文教文行，從(cong) 而尋繹天則，求得一公共的宣示、檢驗與(yu) 傳(chuan) 播。而現代性情境中原子個(ge) 體(ti) 的孤獨無告、黨(dang) 閥政治的偏執衝(chong) 突、民族主義(yi) 的我族中心與(yu) 人類宰製宇宙的荒涼踽行，也庶幾可以發現一些對治克化的資源。

可以說，人民儒學一方麵是儒學傳(chuan) 統麵向現代立國事業(ye) 開放，尋求自身的充分實現與(yu) 調適升華，一方麵是現代國民為(wei) 自己的生活生命奠定穩固文明的傳(chuan) 統基礎，以求拓寬視野與(yu) 提升境界。自中國進入現代轉型的曆史進程，開始麵臨(lin) 三千年未遇之政治和文化危機，誌士仁人不斷在古今中西的碰撞衝(chong) 突間尋覓合適的解決(jue) 途徑。直到今日，我們(men) 麵臨(lin) 的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轉型仍然未競其功。人民儒學逢此時勢，應當明確自己的曆史使命，即發揚自任以天下之重的公共精神，積極參與(yu) 現代中國的秩序重建。

直到今日，我們(men) 麵臨(lin) 的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轉型仍然未競其功。政治上的憲政民主與(yu) 法治自由沒有充分實現，文化上麵臨(lin) 著更加深刻的道德混亂(luan) 、精神疲弱與(yu) 認同危機，在上者逡巡無計，在下者依違無據。人民儒學逢此時勢，應當明確自己的曆史使命，即發揚自任以天下之重的公共精神，積極參與(yu) 現代中國的秩序重建與(yu) 憲製轉型。

根據梁啟超等前賢的主張，這一重建和轉型事業(ye) 應當包括人民自新、人民革命、人民立憲和人民民主等多麵主題。 

作為(wei) 現代立國的元氣根本，人民自新是要鼓勵、推動和培育民眾(zhong) 在廣闊實踐領域中的自發性、自主性，在道德風俗、地方自治、企業(ye) 創新、教育改革、社會(hui) 建設中突破體(ti) 製性障礙，勇於(yu) 探索創製。梁任公寄望於(yu) 各界精英群體(ti) “分業(ye) 不遷”，大家樹立真正的國家主體(ti) 精神，擔負起應盡的職業(ye) 倫(lun) 理和公共責任，培育持之以恒的政治行動力。我們(men) 看到，改革開放以來的成就往往始於(yu) 民眾(zhong) 在經濟、社會(hui) 和政治困境中的突破摸索，今後應當期望具有儒家士君子擔當的企業(ye) 家、教育家、社會(hui) 活動家、行業(ye) 精英、媒體(ti) 人與(yu) 知識分子逐漸形成一個(ge) 更具活力的中等社會(hui) 來協衡上下、引領變革。政治領導者需要對此因勢利導，順循乃成，甚至洞悉先機、馭勢而動。這一點是國家民心的元氣所在，所謂“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正是需要執政者尊重和順循民眾(zhong) 實踐中自發形成的規則秩序，放棄對於(yu) 強製性政治意誌與(yu) 權力宰製的迷信。如梁任公提出的，對於(yu) “共和”真諦應進行儒家意義(yi) 上的“正名”，不斷追問人民共和的真精神，消解各領域中阻礙公共利益的壟斷限製，勿把人民當群眾(zhong) ，而是以之為(wei) 真正的國民公民、國家主人。當人民自新推進到一定階段，應當順勢進行穩健的人民立憲。

而若政治成為(wei) 一種壓製與(yu) 禁錮，民眾(zhong) 社會(hui) 秩序的活力被侵犯被扼殺，元氣削弱，民心流失，國將不國，人民於(yu) 此固然保留有革命伸張之權利。湯武革命、英美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都是顯證。現代中國於(yu) 此辛苦遭逢，已逾百年，人民革命有其光榮偉(wei) 大之德，也有慘痛激烈之禍。對於(yu) 五四以來激化政治主張的徹底革命、大革命，國人應當汲取教訓，以避免文明反噬的浩劫重演。當前中國道德秩序的混亂(luan) 失據，正是傳(chuan) 統被強行顛覆破壞之後的演變惡果，共同體(ti) 失去一貫之共識規則，新規則又遲遲不能確立。國之將傾(qing) ，人爭(zheng) 侮之。人心的淺陋鄙俗、僭妄狂率和暴戾無良，致使國族元氣澆漓，精神不立，這就需要傳(chuan) 統的重溫與(yu) 再植。

人民革命有其界限，在實現政治目標之後應致力於(yu) 文明政治的回歸和重建，此即人民立憲之事業(ye) 。一百多年前，梁任公對於(yu) 立憲與(yu) 革命之兩(liang) 相依存就作出了精辟的觀察和體(ti) 認。人民立憲，既需要有人民自新和革命形成的實力前提，也需要人民尤其是其中的精英群體(ti) 對於(yu) 文明政治的憲製構設進行深思熟慮、謀國砥行。現代中國的複雜性特別需要立憲精英對於(yu) 古今中西之關(guan) 係有一番通盤把握和安排。對於(yu) 儒家政治傳(chuan) 統的憲政追求深入了解，對於(yu) 西方憲政主義(yi) 的資源辯證吸取，立足於(yu) 現代國情給與(yu) 一個(ge) 中道解決(jue) ，為(wei) 國家與(yu) 民眾(zhong) 的活動確立大法憲則，以消解革命主義(yi) 的反芻複發。當然，最理想的路徑應當是由人民自新改革深入遞進到人民立憲，避免革命帶來的動蕩和反複。這需要整個(ge) 政治共同體(ti) 上下的共識凝聚、通力協作，特別是一個(ge) 穩健中等社會(hui) 的培育。總之，在人民憲政框架下，現代中國方能實現有序穩健之民主常態政治。

關(guan) 於(yu) 人民民主之政體(ti) 設計和德性教育，人民儒學可以貢獻自身智慧，諸如精英賢能政治與(yu) 大眾(zhong) 民主的關(guan) 係、政治家教育與(yu) 公民教養(yang) 、政治社會(hui) 協商溝通的理性培育、民主禮法風俗的培養(yang) 等等。透過常態政治的籌劃經營，不斷調適修正現代國家的憲製架構，最終牢固人民自新的元氣根本。對於(yu) 人民的自新、革命、立憲和民主，人民儒學應當從(cong) 自身傳(chuan) 統中抽繹出關(guan) 於(yu) 德性、規則和秩序的理論與(yu) 實踐經驗，並與(yu) 西方優(you) 良資源相融合，進一步在思想界中展開開放的憲製會(hui) 話，努力形成與(yu) 自由主義(yi) 、社會(hui) 主義(yi) 等理論的有效共識。所謂“通三統”者，所謂執中達權者，對於(yu) 中華民族的文明信念和智慧技藝進行複興(xing) 、深植和擴散，以全我天民大德。這就是現代新儒學的“為(wei) 天地立心，為(wei) 生民請命”。惟有這樣，人民儒學參與(yu) 的現代立國之道才能有一個(ge) 良性的循環往複和生生不已，中國的現代轉型才能最終實現舊邦新命的遠大願景，世界文明秩序的重構才能獲得一個(ge) 偉(wei) 大的契機。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