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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作者簡介:陳明,男,西元一九六二年生,湖南長沙人,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中國哲學專(zhuan) 業(ye) 博士。曾在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首都師範大學哲學係、湘潭大學碧泉書(shu) 院工作,二〇二六年起任台州學院和合文化研究院教授教授。一九九四年創辦《原道》輯刊任主編至二〇二二年。著有《儒學的曆史文化功能》《儒者之維》《文化儒學:思辨與(yu) 論辯》《浮生論學——李澤厚陳明對談錄》《儒教與(yu) 公民社會(hui) 》《儒家文明論稿》《易庸學通義(yi) 》《文明儒學:反思與(yu) 建構》以及《江山遼闊立多時》,主編有“原道文叢(cong) ”若幹種。 |
天人合一真詮——基於(yu) 儒教視角的思考
作者:陳明
來源:《哲學探索》2023年第2期
摘要:如果天是中華文化或文明的最高概念,天人合一是其思想的本質特征,那麽(me) ,命題中的天、人概念,二者之意義(yi) —邏輯關(guan) 係及其現實表達,必然是在某一學派、某一經典體(ti) 係得到係統而充分的論述,作為(wei) 一種核心或基礎支撐起我們(men) 的生活世界,並經由某種實踐形式作用於(yu) 社會(hui) 生活與(yu) 曆史進程的各個(ge) 方麵。這樣一種真實、生動的存在形式與(yu) 意義(yi) 的尋找正是本文的寫(xie) 作目的。
關(guan) 鍵詞:天人合一《周易》儒教
一 討論背景或前提
討論天人合一,或許可以馮(feng) 友蘭(lan) 的和錢穆的相關(guan) 說法作為(wei) 起點。[1]
馮(feng) 友蘭(lan) 歸納的“天有五義(yi) ”說影響深遠:“在中國文字中,所謂天有五義(yi) :曰物質之天,即與(yu) 地相對之天;曰主宰之天,即所謂皇天上帝,有人格的天、帝;曰運命之天,乃指人生中吾人所無奈何者,如孟子所謂‘若夫成功則天也’之天是也;曰自然之天,乃指自然之運行,如《莊子·天論篇》所說之天是也;曰義(yi) 理之天,乃謂宇宙之最高原理,如《中庸》所說‘天命之為(wei) 性’之天是也。《詩》《書(shu) 》《左傳(chuan) 》《國語》中所謂之天,除指物質之天外,似皆指主宰之天。《論語》中孔子所說之天,亦皆主宰之天也。”[2]
錢穆生前最後一篇文章同樣引起廣泛討論:“最近始澈悟此一觀念實是整個(ge)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思想之歸宿處”,“深信中國文化對世界人類未來求生存之貢獻,主要亦即在此”;“天即是人,人即是天。一切人生盡是天命”,“人生與(yu) 天命最高貴最偉(wei) 大處,便在把他們(men) 兩(liang) 者和合為(wei) 一”。[3]
天人合一這一命題或理念中,天邏輯在先,“天生萬(wan) 物”“天命之謂性”是其證明及其理論表現形式。所以馮(feng) 友蘭(lan) 在其《中國哲學史》中給天單列一條專(zhuan) 門討論以示重視。但是,基於(yu) 文字學的搜羅和字典式排序雖然可以窮盡天的各種義(yi) 項,卻不足以揭示闡明這一重要概念的理論內(nei) 涵與(yu) 文化意義(yi) 。[4]錢穆將天與(yu) 人結合為(wei) 天人合一的命題,意味著對天之理解的深化。因為(wei) 天人合一所蘊含的“天生萬(wan) 物”不僅(jin) 給世界提供了一個(ge) 起源敘事(對照基督教的創世論就知道這意味著什麽(me) ),而且標誌著作為(wei) 一個(ge) 文明的中國對天之理解的精神化,意味著對天和人自身之自然屬性的超越,借用黑格爾的話說,標誌著精神之自我理解的新階段。[5]從(cong) 馮(feng) 友蘭(lan) 所列舉(ju) 的五種義(yi) 項說,這意味著我們(men) 的文明做出了“主宰之天”的選擇,意味著從(cong) 這一角度理解處理其他諸義(yi) 的可能與(yu) 必要。錢穆將其視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之“歸宿處”,相信這將是中國文化對“世界人類生存之貢獻”的最大可能之處,正是由此出發做出的判斷。據此,我們(men) 或許可以說馮(feng) 、錢二說具有互相補充的作用,前者平麵地列舉(ju) 了各種用法;後者貞定其一,強調其係統性意義(yi) 和作用。
基於(yu) 這一理解,我們(men) 可以合理推定:1.“天人合一”必然是經由某一學派的係統闡述獲得其成熟的理論形式——甚至可以說正是因為(wei) 這一理論闡述與(yu) 建構,該學派才獲得其思想品質和文化地位;2.該理論必然表述在特定的經典文本裏,而表述這一切的理論文本必然是眾(zhong) 所周知並在學派經典譜係中享有崇高地位;3.該思想存在一個(ge) 發生發展到成熟的曆史過程,這一過程必然與(yu) 該學派最具神聖性的人物相伴,其所成就者為(wei) 整個(ge) 社會(hui) 所接受,從(cong) 而影響到公私生活的各個(ge) 層麵。
如果這一推論可以成立,那我們(men) 自然會(hui) 把眼光投向儒家—孔子—《周易》。但一切尚需論證。儒、道、墨、法素稱四顯學,我們(men) 先討論儒之外的各家。
道家,“道”是最高概念。“先天地生,字之曰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不仁以萬(wan) 物為(wei) 芻狗”;“天”或“天地”地位重要,但顯然“道”才是其最高概念。人的歸宿,依據“反者道之動”的原則,“歸根曰靜”。道教的肉身成仙,不過是這種與(yu) 道合一邏輯的具體(ti) 化。因此,天人合一,不是道家思想的本質主幹。[6]
墨家,天是最高概念,但天人關(guan) 係似乎是天向人之單向展開,並且關(guan) 係外在,偏重行為(wei) 評價(jia) 。人向天的維度,則論述十分粗疏。《墨子·天誌下》:“天之愛百姓,厚矣。”《墨子·法儀(yi) 》:“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天誌中》:“天子為(wei) 善,天能賞之。天子為(wei) 暴,天能罰之。”《墨子·尚同上》:“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yu) 天子而不上同於(yu) 天,則災猶未去也”,即以“天”為(wei) “上同”的終極。但從(cong) 這裏的語境可知,觀念意識十分樸素,雖也可說是天人合一,但天之所以為(wei) 終極以及天人聯係的基礎根據均沒有理論闡述和係統展開。兼愛、任俠(xia) 和工匠精神之外,墨家很難談得上其他思想文化上的影響。除開自身理論樸素單薄,其在秦漢以後即不被重視幾近歸於(yu) 歇絕也是重要原因。
至於(yu) 法家,可謂有治術而無治道。其形上學一則可說本於(yu) 《老子》的“道法自然”。韓非即以道、理概念勾連二者。《解老》雲(yun) :“道者萬(wan) 物之所然,萬(wan) 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wan) 物之所以成也。”“道無常操,死生氣稟焉……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凡此種種,均以道為(wei) 最高概念。另一條路徑,則是其業(ye) 師荀子“明於(yu) 天人之分”的“天人相分”和“天行有常,不為(wei) 堯存,不為(wei) 桀亡”的“自然之天”的理解。循此邏輯,他們(men) 開創的法家政治哲學從(cong) 人之自然(“欲”)出發而以性為(wei) 惡,即所謂“性惡善偽(wei) ”論。但與(yu) 乃師“化性起偽(wei) ”的取向不同,韓非冷靜而冷酷地從(cong) 現實政治出發,以法代禮,刑名為(wei) 治,所設計的“霸道”製度構成了中華文明的政治骨骼——與(yu) 儒家的王道教化理論緊張對峙,功能卻又互補相維。
澄清這一切意味著對儒、道、墨、法諸家理論內(nei) 涵與(yu) 邊界的厘定。對於(yu) 本文來說則意味著將天人合一的討論向儒家收攏,而這一聚焦的最終對象則隻能是儒學基本經典《詩》《書(shu) 》《禮》《易》和《春秋》。《書(shu) 》與(yu) 《詩》或為(wei) 先王治理檔案,或為(wei) 民謠、雅樂(le) 、頌詞。《禮》則分別為(wei) 政治製度(《周官》)、祭祀儀(yi) 則(《儀(yi) 禮》)及其理論闡發(《禮記》)。在《詩》中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商頌·玄鳥》);在《書(shu) 》裏有“我生有命在天”(《商書(shu) ·西伯戡黎》);《禮記·表記》中更有“夏道尊命,殷人尊神,周人尊禮”的敘述。“命”“神”“禮”在某種程度上都與(yu) “天”相關(guan) ,記錄反映了時人對於(yu) “天”的意識認知,但是,又都不能說它們(men) 就是後來“天”這一概念的完整表達。
《詩》《書(shu) 》《禮》《易》與(yu) 《春秋》都是經由孔子刪削提點而成為(wei) “經”(Canon)。《易傳(chuan) 》與(yu) 《春秋》不僅(jin) 在著作形態上“作”的色彩更重(區別於(yu) “刪”“削”的文獻整理),而且作為(wei) 晚年定論寄寓著其對天地、社會(hui) 和曆史之應然的理解,是其思想的成熟形態。孔子處天人之際與(yu) 古今之變的有機統一作為(wei) 儒門宗旨代代傳(chuan) 承,不僅(jin) 體(ti) 現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也反映在司馬遷的《史記》,並凝結為(wei) 《白虎通》的“eidos”(陳寅恪語)。如果說漢代的文治武功奠定了中華文明的基本格局,“武功”是指郡縣製及其相關(guan) 的政治軍(jun) 事上的安排和行動,那麽(me) “文治”主要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及由此而來的博士製度、察舉(ju) 製度等方針政策——經學政治於(yu) 焉底定開啟。《周易》獲得“群經之首”“大道之源”的地位和評價(jia) 既是以此為(wei) 時代背景,又是對這一時代之文化精神、文明品質的最好說明。是的,作為(wei) 中華文明起點和歸宿的“天人合一”正是在《周易》得到係統充分的闡揚和呈現並滲透影響到其他各個(ge) 方麵。
以下討論即循此展開。
二 《易經》中的文王“微言”
《周禮·春官·太卜》語雲(yun) :“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日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可見《周易》跟《連山》《歸藏》一樣被認為(wei) 是占卜之書(shu) 。事實上《周易》也確實仍然被作為(wei) 占卜手冊(ce) 使用,但相對《連山》《歸藏》,經文王之手重新編排的六十四卦以乾為(wei) 首,區別於(yu) 《連山》的艮卦為(wei) 首以及《歸藏》的坤卦為(wei) 首。這種區別不隻是簡單的卦序之不同,而是表現出一種不同的係統性——如果《連山》《歸藏》也存在某種係統構思或意涵的話,記錄或表達了一種對於(yu) 世界之發生、存在及運行方式的理解。如果可以把這樣一種編排及寓意稱為(wei) “文王密碼”(微言),其具體(ti) 內(nei) 容就是以乾卦為(wei) 首,統攝坤配,即以天地作為(wei) 萬(wan) 物化生之本源;以屯卦與(yu) 之承接,代表世界萬(wan) 物生發之初始;以既濟、未濟為(wei) 全篇之終章,象征天地大生命生生不息。《周易》六十四卦於(yu) 是就不再隻是一個(ge) 占卜的巫術係統,而成為(wei) 一個(ge) 自然生命的宗教係統。
以乾坤為(wei) 首,意味著以乾坤二卦所象征之天地及其互動關(guan) 係作為(wei) 整個(ge) 卦係的基礎。六十四卦之卦由三爻之八經卦組合而來,坎、離、震、巽、艮、兌(dui) 又可視為(wei) 乾坤之陰爻陽爻不同組合的結果。所以,乾坤二卦具有基礎性,它們(men) 以天地為(wei) 其取象本就反映了人們(men) 對於(yu) 天地之基礎地位的模糊意識。但是,隻有在《周易》中,這一模糊意識才隨著乾坤居首這一位置安排被文本化確立,並且得到係統化展開。換言之,“文王序卦”開辟了先民天地乃萬(wan) 化之源這一觀念意識的新紀元。這要求我們(men) 從(cong) 這一思想脈絡出發,對坎離以及表示其互動關(guan) 係的否泰等卦的特殊意義(yi) 去進行解讀。
將坎離作為(wei) 天地之交的形式與(yu) 內(nei) 容,實際是以“男女構精”想象“天地氤氳”的結果——以父母子女關(guan) 係理解萬(wan) 物之“生”是世界各文明的通例。[7]由此解讀坎離二卦所表征之乾坤二卦的“氤氳”關(guan) 係內(nei) 容(如“男女媾精”),體(ti) 現於(yu) 三畫之經卦者,即乾坤二卦將中間一爻互換位置,於(yu) 是乾(☰)變為(wei) 離(☲),坤(☷)變為(wei) 坎(☵)。其意義(yi) ,乃是經由六爻之“別卦”泰卦(䷊)體(ti) 現出來的。泰卦乾下坤上,坤為(wei) 地為(wei) 陰,陰氣凝重而下沉;乾為(wei) 天為(wei) 陽,陽氣清明而上升。天地相交,正是二氣交感。泰卦之泰,本有“通”意,“旁淫曰通”,去掉道德色彩,即兩(liang) 性交合,所謂“氤氳”“媾精”。《大象傳(chuan) 》說:“天地交,泰。後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大象傳(chuan) 》作者正是以“天地交”釋“泰卦”之“泰”。這是“裁成天地之道”,即天地化育萬(wan) 物之道。《彖傳(chuan) 》的“天地交而萬(wan) 物通也”以及《乾卦·彖傳(chuan) 》的“品物流形”,與(yu) 之一起構成一個(ge) 意義(yi) 的集合。這是基礎性的。
萬(wan) 物之“通”的“通”有“暢”,即茂盛生長的意思(《類篇》:“暢,長也”),亦由此而來。天地相交在經驗觀察中的顯現就是“震卦”的雷聲。震(䷲),《說卦》:“其究為(wei) 健”,此“健”即“天行健”之“健”,表示“陽氣”之動,即《乾卦·彖傳(chuan) 》的“雲(yun) 行雨施”——雲(yun) 雨所寓意的男歡女愛即淵源於(yu) 此。複卦(䷗)的“一陽來複”則是天之行的周而複始。明乎此,《說卦》的“帝出乎震”“萬(wan) 物出乎震”就很好理解了。前者是說天地之“帝”(“生物者”)的生命意誌乃是經由陰陽相交的雷聲顯現表達而出,後者是說世間萬(wan) 物正是在這陰陽相交的雷聲中孕育而生。《論語·陽貨》中“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一語,很能說明《易傳(chuan) 》與(yu) 孔子理念的內(nei) 在關(guan) 係。
承接乾坤作為(wei) 諸卦開篇的屯卦,卦名之屯,注家多讀zhun, 釋義(yi) 為(wei) “難”,可謂隻知其二不知其一。《說文》謂屯“象草木之初生。從(cong) 屮貫一。一,地也”,其卦體(ti) 為(wei) (䷂)震下坎上,上坎為(wei) 雲(yun) 為(wei) 雨(空中之水),下震為(wei) 雷為(wei) 東(dong) (一陽初起如青帝出東(dong) 方),對應之卦德顯然應該是“池塘生春草”的春天之象。《彖傳(chuan) 》的“剛柔始交而難生”是從(cong) 占卜的角度而言,從(cong) 事之初創而言。其中心和重點在後麵的自己解讀,“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不正是混沌初開,生機初現之景象麽(me) ?一陽複始,春雷震動,百物萌生,正是“天地氤氳”的結果,這才是文王密碼的真正意涵所在。
《係辭上》:“陰陽不測謂之神”,神字的意符“申”,就是閃電之象,也就是屯卦的雲(yun) 雷之震。《說文》:“神,天神,引出萬(wan) 物者也。”這裏需要注意兩(liang) 點,一是天,它是陰陽的主體(ti) ,即前麵反複提及的“氤氳”與(yu) “媾精”;二是“引出萬(wan) 物”即喚醒、孕育萬(wan) 物。在這裏“帝出乎震”和“萬(wan) 物出乎震”獲得統一。《說文》是許慎編撰的字典,由此可知,《周易》的觀念業(ye) 已深入漢代思維,而中國宗教觀念的特色也可由此獲得清晰的索解門徑。
文王如此編排當然基於(yu) 其對天地大生命的深刻領悟。但是,“文王之文”並不隻是他的個(ge) 人經驗,毋寧說乃是將華夏先民共同的生命意識加以繼承提煉,落實整合於(yu) 六十四卦的占卜文本才寫(xie) 下中華文明的“創世記”。《甲骨文合集》第37986片甲骨就是殷墟出土的天幹地支表。“帝乙”“帝辛”諸稱號表明商人已經將甲、乙、丙、丁用作時間排序,其背後則是對時間的生命化理解或生命與(yu) 時間統一的意識。根據《說文》:甲,“從(cong) 木,戴孚甲之象”,即種子破殼而出,將果殼支棱而起;乙,“象春草木冤曲而出”,即破殼而出的芽莖向下紮根;丙,“萬(wan) 物成,炳然”;丁,“夏時,萬(wan) 物皆丁實”。至於(yu) “癸”,“冬時,水土平,可揆度也。象水從(cong) 四方流入地中之形”——冬者終也,“四時盡也”,但“終則有始,天行也”。(《蠱卦·彖傳(chuan) 》)
文王將“未濟”安排在最後一卦的位置,其寓意也正在於(yu) 此。未濟卦也是由坎離二經卦組成,坎下離上䷿。一般僅(jin) 僅(jin) 從(cong) 經卦之卦象,即水火的相互關(guan) 係來詮解,或者從(cong) 卦名之“濟”的涉水義(yi) 運思,從(cong) 占卜之書(shu) 的角度說也許成立,但從(cong) 文王密碼的微言大義(yi) 來說就膚淺可笑了。我們(men) 認為(wei) ,隻有結合否泰二卦的天地互動,結合“天地以坎離交”的生化本質才能得其究竟。泰卦的“天地交”是乾下坤上(䷊),否卦的“天地不交”是坤下乾上(䷋),未濟的離火在坎水之上。循此關(guan) 係脈絡及卦體(ti) 結構,解讀未濟卦的正確思路就是把下坎上離分別視為(wei) 三爻經卦之乾坤交合後的狀態及形態,按照“天行”“終則有始”的原則,推斷其後續的運作應該是回到初始狀態,即離坎二卦之中爻各自回歸其原本所屬之處,於(yu) 是離變回乾,坎變回坤。如此組合之卦體(ti) ,就是坤下乾上的否卦,即天地不交之象。從(cong) 卦之單體(ti) 說否卦所表述者是天地不交的“否”之狀態(“閉不行也”)。但在係統中,在天地相交的互動關(guan) 係中,其所表示的是運動的完成與(yu) 暫歇。未濟非不濟,而是待濟、將濟。換言之,既濟可視為(wei) 泰卦的完成,未濟則可視為(wei) 對否卦的否定與(yu) 重啟。如是,未濟才能在既意味著六十四卦整體(ti) 運行之終結的同時,也可以標示新一輪運行的開始。離開“天地以坎離交”,“否極泰來”隻是抽象的哲學辯證法。結合這一點,所來之“泰”才有“天地交而萬(wan) 物通”的生命內(nei) 容,“雲(yun) 雷”之屯,“帝出乎震”“萬(wan) 物出乎震”才有機構成為(wei) 一幅生生不息的儒教世界圖景。
這就是《周易》六十四卦中乾坤、否泰、坎離以及屯、震、未濟諸節點所具有的結構性意義(yi) 與(yu) 意蘊,這就是所謂“文王密碼”。以屯卦承接乾坤作為(wei) 上經之始,以坎離作為(wei) 上經之末,以既濟未濟作為(wei) 全篇終章的《周易》第一次形成了中華文明對世界的整體(ti) 性理解,將其表述為(wei) 一個(ge) 以天地為(wei) 起源的生命係統,從(cong) 而使自身獲得了遠遠超出於(yu) ,如《連山》《歸藏》之類占卜之書(shu) 的地位和意義(yi) 。這樣一種對世界整體(ti) 的理解和把握是任何一個(ge) 文化想要成為(wei) 文明所必須完成的基礎工作。
三 《易傳(chuan) 》中的孔子“大義(yi) ”
“文王之文在孔子”文王密碼的植入使《周易》具有了超越《連山》《歸藏》的意義(yi) ,但將這一“微言”用文字點染而出並從(cong) 精神和德性上做出係統升華的則是孔子。孔子及其後學完成的《易傳(chuan) 》可以分為(wei) 對《易經》中以卦之係統節點安排所體(ti) 現的“易之蘊”的理論揭示和在此基礎上所做的人文拓展兩(liang) 個(ge) 部分(當然,對文本中占卜元素也有一定關(guan) 注)。前者已略述於(yu) 前,下麵繼續對後者做展開。
“五十而知天命。”“老而好易”的孔子對天的思考已經極為(wei) 豐(feng) 富,《詩經》裏的生民之本;郊社禮中的天地之感;《尚書(shu) ·湯誥》“天道福善禍淫”,尤其是小邦周克大國殷後,周公以“皇天無親(qin) ,唯德是依”取代商紂的“我生有命在天”,天與(yu) 人的關(guan) 係需要一種全新的基礎——“皇天無親(qin) ”,那它有什麽(me) ?“唯德是依”,這裏的“德”是指“有德之人”,天自身則還是“天命無常”,那麽(me) 如何才能確定其“常”?不言而喻,這一思想背景深厚而宏大,決(jue) 定了孔子進入《周易》的觀察與(yu) 致思不僅(jin) 關(guan) 乎這一思想傳(chuan) 統的理解評估,而且關(guan) 乎其未來的深度與(yu) 高度。帛書(shu) 易傳(chuan) 《要篇》的記錄正是如此。他說:“讚而不達於(yu) 數,則其為(wei) 之巫。數而不達於(yu) 德,則其為(wei) 之史。吾求其德而已。吾與(yu) 史、巫同途而殊歸者也。”“我後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yi) 耳。”
《國語·楚語下》:“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yi) ,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史記·日者列傳(chuan) 》載漢代卜者自稱“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yu) 仁義(yi) ,分策定卦,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這些大概可以對應《要》篇所言之巫與(yu) 史。簡單說,巫是憑借特殊稟賦(這裏主要指揲蓍技能)預言吉凶禍福,史則是憑借某種特殊知識(這裏主要指基於(yu) 史官天象觀察所得之“數”,《係辭》關(guan) 於(yu) 筮法的大衍之數、天地之數等均以此為(wei) 據)推算成敗利鈍。孔子並不否認這一切與(yu) 《易》相關(guan) ,但是孔子認為(wei) 六十四卦係統整體(ti) 背後的深層本質或根據絕不隻是“筮”與(yu) “數”所體(ti) 現或能表達者,即使是文王密碼所彰顯的世界體(ti) 係,他也覺得需要進一步開掘。
“求其德”的求,“觀其德義(yi) ”的觀,是尋找,是期待;尋找和期待則是因為(wei) 心有所願、心有所感。其所願所感也正如文王對世界的領悟一樣,既是個(ge) 人體(ti) 驗,也是一種傳(chuan) 承和創造,對“皇天無親(qin) ,惟德是依”的繼承和超越。由數到德的跨越其實是有脈絡可循的。《論語·堯曰》的“天之曆數在爾躬”,不僅(jin) 將數與(yu) 天勾連,而且數的背後有濃重的意誌、道德意涵。“生百物,行四時”的天雖然無言,但在孔子那裏卻是可以會(hui) 之以心。帛書(shu) 易傳(chuan) 《要》中論《損》《益》卦時孔子說:“明君不時不宿,不日不月,不卜不筮,而知吉與(yu) 凶,順於(yu) 天地之心也。此謂易道也。”如果說律之以數是智者見智,那麽(me) 契之以心就是仁者見仁了。這一切在《易傳(chuan) 》有十分係統的闡述,集中體(ti) 現在《彖傳(chuan) 》《文言》和《說卦》以及部分《係辭》篇章裏。[8]
乾卦卦辭“元亨,利貞”四字原意是“大亨,有利之貞”。但是《彖傳(chuan) 》卻打破其占卜語境,從(cong) 乾卦所象征之天的生化根源這一地位或定位出發,將四字分拆,改造成一個(ge) 世界產(chan) 生的敘事——這其實是中華文明關(guan) 於(yu) 世界起源或生成的標準版本。“大哉乾元,萬(wan) 物資始,乃統天。雲(yun) 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龍以禦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wan) 國鹹寧。”
“大哉乾元,萬(wan) 物資始”,一般都是將“大哉”讀為(wei) “偉(wei) 大啊”,將“乾元”解為(wei) “元氣”(“元者氣之始”)。但是,按照“至哉坤元,萬(wan) 物資生”的“至”為(wei) “鳥飛從(cong) 高至地”,而“大”與(yu) “太”通,以及“資始”與(yu) “資生”的區別與(yu) 聯係,如“帝出乎震”之與(yu) “萬(wan) 物出乎震”所昭示者,對照結合,將“大”讀為(wei) “太”,解為(wei) 時間的某種起點,類似《聖經》開頭的那句“in the beginning”,表示萬(wan) 物誕生之前的“太初”應該成立。
這樣,“元”就不再隻是構成論意義(yi) 上的“元氣”,而是一種與(yu) 天之生命形態相關(guan) 的存在。“元者氣之始”的傳(chuan) 統說法是一種構成論,如果不是僅(jin) 僅(jin) 從(cong) 經驗之物出發言說其起始,而要進行其與(yu) 天之關(guan) 係的追問,那麽(me) 它所暗含的結論乃是天也隻是蒼茫一氣,而這與(yu) 孔子《易傳(chuan) 》思想的整體(ti) 在意義(yi) 和邏輯上都是衝(chong) 突不兼容的。《說卦》“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明顯是生命的存在、人格的存在。這意味著不能從(cong) 構成論的角度去敘述其與(yu) 萬(wan) 物的關(guan) 係,而回歸“天地以坎離交”的“氤氳”“媾精”的生育論,將“元”理解為(wei) “精子”“種子”式的存在,則一切都豁然開朗一氣貫通:“形上”之“元精”,你是萬(wan) 物生命得以開始的根據。
“雲(yun) 行雨施,品物流形”則是這一過程的自然展開與(yu) 結果形成。“雲(yun) 雨”既是“雲(yun) 雷”之“屯”的寫(xie) 實,也是“男女構精”的隱喻。“品物流形”就是甲、乙、丙、丁所描繪的“天造草昧”……前一句對應的是卦辭“元”,這一句則是“亨”。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禦天”對應的是卦辭“利”。如果說第一句是從(cong) 萬(wan) 物之根據淵源言說,第二句是從(cong) 萬(wan) 物自身言說,這一句就是從(cong) 萬(wan) 物生長的時間空間言說。“大明”指日即太陽,“六位”既指六爻之位,也指四方上下之空間。“時乘六龍以禦天”則指這一世界的時間性、規律性與(yu) 目的性。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對應的是卦辭“貞”。貞者止也、正也——正者,止於(yu) 一也。“乾道”即天道,即行四時生百物的生養(yang) 萬(wan) 物之道。“各正性命”表明生命的生養(yang) 不隻是一種物質性肉身的哺育,更有性命完成的意義(yi) 目標。這是由天自身的屬性決(jue) 定的。《係辭下》:“天地之大德曰生”,“德”既是本性(nature),也是德性(virtue)。如是以成,謂之太和,用《聖經》的話說,就是“事情就這樣成了”。
“首出庶物,萬(wan) 國鹹寧”則是對天之地位的重新強調。萬(wan) 物均由“元”所孕育化生,所以天為(wei) “庶物”之首,庶之意為(wei) “屋下之眾(zhong) ”,所以“庶物”不隻是芸芸眾(zhong) 生,同時包含一種相對於(yu) “天”(六合之“屋”)的層次或等級的結構意義(yi) 。因此,才可會(hui) 有“萬(wan) 國鹹寧”的比喻說法。萬(wan) 國即萬(wan) 物,寧不是一般注家所謂之“安寧”義(yi) ,而是朝覲的意思。[9]“首出庶物,萬(wan) 國鹹寧”作為(wei) 對前述“元”“亨”“利”“貞”之闡釋的總結,可以理解為(wei) “生物之天,高高在上;天下一家,和諧繁榮”。以“和諧繁榮”解“萬(wan) 國鹹寧”,本於(yu) 無妄卦震下乾上(䷘),其卦象如《大象傳(chuan) 》所說乃“天下雷行,物與(yu) 無妄”,“與(yu) ”同“舉(ju) ”,意為(wei) (植物)生命條暢抒發繁榮有序。有秩序的和諧,正是“太和”之旨。
這段文字中最關(guan) 鍵的概念是“元”或對“元”的理解。我們(men) 揚棄傳(chuan) 統的“元氣說”,而在生命、生育和人格的理論背景或論域裏將其理解為(wei) 類似於(yu) “精子”“種子”的東(dong) 西,這不僅(jin) 有《易傳(chuan) 》自身思想和文獻上的根據,而且從(cong) 古希臘哲學和希伯來宗教以及古印度教思想中都可以得到支持。並且,某種意義(yi) 上可以說,這種“乾父坤母”“氤氳”“媾精”而生化萬(wan) 物(born to the parents)的敘事,原本就是人類各大文明關(guan) 於(yu) 世界產(chan) 生的基礎原型。而猶太教的“創世說”、古印度教的“原人說”以及古希臘哲學的“種子(seed)”“邏各斯(logos)”“普紐瑪(pneuma)”諸概念等,則可以視為(wei) 這種基礎原型在某種特殊情境和需要中的某種形變及其衍生物,在其背後或深層都有“生”以及精子的影子。[10]因為(wei) 對起源的追問原本就是對自己生命根源的追問,如果說作為(wei) 知識問題,它得不出確定答案,那麽(me) 作為(wei) 存在問題,它必須建構一個(ge) 敘事並加以論證信仰。
《坤卦·彖傳(chuan) 》可以進一步佐證並豐(feng) 富這一解讀。“至哉坤元,萬(wan) 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鹹亨。”坤卦卦辭也有“元”“亨”“利”諸詞,但因為(wei) 涉及卦象卦德文字相對複雜,《彖傳(chuan) 》作者主要的思想表述在這幾句之中。“至”本義(yi) 是“鳥飛從(cong) 高至地”即下降之意,用於(yu) 修飾“坤元”,則是說坤之元乃是形而上的“大哉乾元”之“形而下”降臨(lin) ,用《周易》的術語說,就是從(cong) “先天”(經驗之先)在“後天”(經驗)的落實、呈現。“萬(wan) 物資生”顯然比“萬(wan) 物資始”更加具體(ti) ,因為(wei) 是從(cong) 經驗之物的生長進行言說的。“乃順承天”不僅(jin) 說明了坤地對乾天的從(cong) 屬性,也曲盡了“天地氤氳”“男女構精”的生育之妙。在古人的經驗中,精子是可以觀察到的,卵子是觀察不到的,所以這裏使用以“順承天”對坤地加以定位並不奇怪。[11]亞(ya) 裏士多德也認為(wei) 女性隻是“土壤”,隻是種子的接受者和孕育者,男性才是主動的“播種者”。“順承天”完全可以從(cong) “接受”“孕育”的角度獲得理解,而“雲(yun) 行雨施”則可說是“播種”的形象表述。
但“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鹹亨”表明《周易》對大地母親(qin) 並無偏見。厚即厚重,《玉篇》:“不薄也,重也。”載,一般解為(wei) 承載,不確。載,生也,始也。《釋名·釋天》:“唐虞曰載。載,生物也”;《詩經·豳風》“春日載陽”;《白虎通·四時》“載之言成也”;凡此種種,均是例證。從(cong) 語義(yi) 上說,其所“順承”者乃是“雲(yun) 行雨施”之天,而其“順承”的方式或功用“含弘光大”“品物鹹亨”正是生命的發育成長。所以,釋載為(wei) 成的“厚德成物”顯然比釋載為(wei) 承的“厚德承物”更符合文本語境和《易傳(chuan) 》思維邏輯。
這一切在《文言》得到進一步展開。《乾卦·文言》:“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hui) 也;利者義(yi) 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ti) 仁足以長人;嘉會(hui) 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yi) ;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這是對《乾卦·彖傳(chuan) 》的引申闡揚。《彖傳(chuan) 》截斷眾(zhong) 流,將作為(wei) 卦辭的“元亨,利貞”改造為(wei) 對天生萬(wan) 物次第進程的描述,這裏的拓展包含兩(liang) 個(ge) 方麵,一方麵是從(cong) “物之生”的角度將元、亨、利、貞四時化,“善之長”是春天;“嘉之會(hui) ”是夏天;“義(yi) 之和”是秋天;“事之幹”是冬天。另一方麵就是從(cong) 天的“大德曰生”出發,將四季德性化、情感化,並以君子視角(對象)的引入建構起一個(ge) 天人關(guan) 係的德性論域,“各正性命”於(yu) 是獲得具體(ti) 規定。
由於(yu) 卦辭相對複雜,《坤卦·文言》文字不如《乾卦·文言》簡介清晰,但結合卦辭也提供了許多思想,將天人之間的德性關(guan) 係具體(ti) 化了。“積善之家必有餘(yu) 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yu) 殃”對“履霜堅冰至”的解釋,由量變質變而暗含上天賞善罰惡的理念。“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ti) 。美在其中,而暢於(yu) 四肢,發於(yu) 事業(ye) ”則指出將內(nei) 在之德發於(yu) 事業(ye) 是君子的最佳行為(wei) 選擇。此外,“後得主而有常,含萬(wan) 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對天地間的主從(cong) 關(guan) 係再次作出強調,所謂天地一體(ti) 其實是地對天的“順”與(yu) “承”的關(guan) 係。“天生”“地長”“人成”的次第隻是分別言之,合而言之或從(cong) 根本上講,則是統一於(yu) 天。
“人成”的意義(yi) 不能隻在“天生”“地長”“人成”的結構之中解讀,因為(wei) 作為(wei) 天生之物,人身上的倫(lun) 理性、精神性、意誌性不過是天之倫(lun) 理性、精神性、意誌性的呈現。[12]從(cong) 《彖傳(chuan) 》對《同人卦》《大有卦》《賁卦》《觀卦》和《複卦》的解說可以勾勒出一條清晰的線索,那就是天道最終的呈現與(yu) 完成。
如果說在《易經》那個(ge) 自然生命的係統中人隻是作為(wei) “百物”之一的存在,天與(yu) 物的關(guan) 係是其理論的主線及重心,那麽(me) ,在《易傳(chuan) 》這個(ge) 人文生命的係統中已經被賦予了特殊的地位和意義(yi) ,天與(yu) 人成為(wei) 理論的主線與(yu) 重心。具體(ti) 的理論架構就是在“大德曰生”和“大人者與(yu) 天地合其德”這兩(liang) 個(ge) 基本前提基礎上,抓住離火這一意象(取象)[13],以火光說天德之顯,以天德之顯說文明,以文明說人性之本,以人性之本說人生之所當行,由此將“人成”與(yu) “天生”“地長”整合為(wei) 一個(ge) 有機完整的理論體(ti) 係。
《彖傳(chuan) ·同人》:“……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能通天下之誌。”“乾行”即“天行”,“天行”即“雲(yun) 行雨施”,化生百物。《同人卦》下離上乾(䷌),《大象》描述為(wei) “天與(yu) 火”,天與(yu) 火即太陽之象,既象征“日月遞照”,也象征著天德昭明(所謂“文明以健”)。君子“中正而應”,即則天而行,與(yu) 之相應。“通天下之誌”,即《文言》所謂“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ti) 。美在其中,而暢於(yu) 四肢,發於(yu) 事業(ye) ”,即《中庸》所謂“致中於(yu) 合”“成己成物”。
《大有卦》也是天與(yu) 火所成。“火在天上”,《大象傳(chuan) 》解為(wei) 代表天威的“閃電”。《彖傳(chuan) 》則從(cong) 自己的脈絡出發,將其解為(wei) “天德”之呈現。“其德剛健而文明”中“文明”的主語為(wei) “(天)德”,意為(wei) 天德“文而明之”。全句即說在天的雲(yun) 行雨施之中,其生生之德亦隨之彰顯呈現。這正是君子“應乎天而時行”範本、根據和路徑。“應”,是對光的感受與(yu) 呼應,這是一種能力,一種基於(yu) 信仰的領悟天道的能力,即所謂“自誠明”的典型表現。
《賁卦》離下艮上(䷕),《彖傳(chuan) 》:“……文明以止,文明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艮為(wei) 山、為(wei) 止,離為(wei) 火,山下有火,卦名之賁意為(wei) 文飾。這裏的特殊之處是“天文”與(yu) “人文”對舉(ju) ,由“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可知“天文”為(wei) 日月星辰諸自然之象。人文作為(wei) 天德經由人的顯現則應當是“率性之謂道”的“道”,是由聖賢所出之禮義(yi) (《孟子·梁惠王下》:“禮義(yi) 由賢者出”)。結合前文君子“應乎天而時行”,可謂順理成章。需要指出,以人文化成天下雖然可以整合於(yu) 元、亨、利、貞的生命成長進程中,卻標誌著這一生命形態之精神維度的確立,生命因此亦由自然的形態躍升至人文的層次。在這一結果處,天道隨著其目的的達成而完全呈現出其意義(yi) 。
《觀卦》可以視為(wei) 對這一思想的佐證與(yu) 補充。《觀卦·彖傳(chuan)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四時之行,百物之生,是生養(yang) 萬(wan) 物之道(神即“引出萬(wan) 物”的天神)。聖人則天而行,製作禮儀(yi) ,教化民眾(zhong) ,“天下服膺”(踐行)[14],就是《中庸》的“天地位焉,萬(wan) 物育焉”,就是《乾卦·彖傳(chuan) 》的“保合太和”。
最能表示《易傳(chuan) 》係統之情感性的也許是《複卦·彖傳(chuan) 》。複卦震下坤上(䷗),六爻之位上隻有“一陽複始”,以震雷的方式表示一個(ge) 新周期的重新開始,從(cong) 屯的“天造草昧”到未濟的“否極泰來”。彖辭作者並不是將這“七日來複”的陽爻作“天行有常,不為(wei) 堯存,不為(wei) 桀亡”的自然理性之理解,而是從(cong) “大德曰生”出發,滿懷深情地寫(xie) 道:“複,其見天地之心乎!”從(cong) 《彖傳(chuan) 》中心出發,這可說是對《係辭》“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奠基。
董仲舒說“天心,仁也”。(《春秋繁露·玉杯》)宋儒更是以仁為(wei) 天地生物之心。仁者,親(qin) 也,人也,愛也。這其實與(yu) 天生萬(wan) 物之間是一種“生”的關(guan) 係緊密相連,相關(guan) 以生,意味著父子或母子關(guan) 係,意味著內(nei) 在的連續性。對照道家的“天地不仁,以萬(wan) 物為(wei) 芻狗”或者猶太教的“創造說”,仁的這種內(nei) 在貫通基礎上的情感性及其理論意義(yi) 和價(jia) 值影響可以看得更清楚,理解得更深透。
《周易》之《易傳(chuan) 》是文王對六十四卦的重新編排,給一個(ge) 古老的占卜的係統賦予了宇宙圖景的意義(yi) ;《周易》之《易傳(chuan) 》則是孔子對這一宇宙圖景的進一步闡釋,使之從(cong) 一個(ge) 自然生命的存在升華為(wei) 精神、意誌和倫(lun) 理的存在,並以人對這一精神的意識,開啟出其曆史的維度和方向。[15]
四 人成:天人合一的意義(yi) 呈現
“人成”才是最後的鑿破渾沌澄清玉宇,才是文明本質的呈現和意義(yi) 的完成。[16]
英文宗教religion是指天與(yu) 人和人與(yu) 天的連結與(yu) 再連結。《周易》建立的這一以“天行”(“雲(yun) 行雨施”“終則有始”)為(wei) 起點,以“合德”(“自強不息”“正位凝命”)為(wei) 過程,以“太和”(“各正性命”“萬(wan) 國鹹寧”)為(wei) 目標的“天人合一”的生命形態。奠定了儒教神學的基本結構,猶如邏輯在先的天人連接(-ligion)。進一步的工作就是在這一結構基礎上,對天與(yu) 人的連結形式、人與(yu) 天的再連結路徑這兩(liang) 個(ge) 環節加以補充完善。這正是《中庸》和《大學》的內(nei) 容:《中庸》是中間環節,主要從(cong) 理論上討論天與(yu) 人的連結形式,在“天命之謂性”的前提下,以“慎獨”為(wei) 起點,以“致中和”和“成己成物”為(wei) 理論環節和實踐形態,以“與(yu) 天地參”為(wei) 目標。《大學》則主要討論人與(yu) 天的再連結(re-ligion),承接《中庸》“成己成物”的生命目標,以“格物”為(wei) 起點,以“修齊治平”為(wei) 行動路線圖,以“平天下”(“至善”“太和”)為(wei) 目標。《周易》《中庸》《大學》三者結構形式一致,邏輯上前後承接、首尾呼應,論述重心則各有側(ce) 重而又交相深化補充:《周易》主要從(cong) 天的角度下貫;《中庸》主要從(cong) 人的視角銜接展開;《大學》則從(cong) 踐行的角度將這一切落實為(wei) 行動方案或路線圖。
下麵結合文本給出具體(ti) 說明。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道”顯然是指天道。上天生化萬(wan) 物,周行於(yu) 四時,遍顯於(yu) 百物。聖人“從(cong) 容中道”,發為(wei) 禮義(yi) ,並以之教化民眾(zhong) 。對此,君子自當心有所感而細心護持,“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即“與(yu) 道合一”。天道不僅(jin) 高高在上,也內(nei) 在於(yu) 我們(men) 自身性分之中,意識到這點,就當戒慎恐懼,善加持守,與(yu) 道合一,這就是“慎獨”。作為(wei) 個(ge) 體(ti) 心理、意識和思慮,它可以理解為(wei) 一種對生命內(nei) 在本質的喚醒,以及對由此自覺而確立的生活意義(yi) 目標的追求承擔。[17]
“喜怒哀樂(le) 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wan) 物育焉。”這裏的“喜怒哀樂(le) ”不能從(cong) 字麵上膚淺地理解為(wei) 情緒,而應按照郭店楚簡《性自命出》的“喜怒哀悲之氣,性也”,以及董仲舒《春秋繁露·人副天數》的“心有愛樂(le) 喜怒,神氣之類也”,將其理解為(wei) 生命存在的表現形態。《論衡·超奇》說“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因為(wei)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是《周易》與(yu) 《春秋》的有機結合,而作為(wei) “演易之書(shu) ”的《中庸》自然也可視為(wei) 《周易》與(yu) 《春秋》關(guan) 係之一環,董仲舒的相關(guan) 言說在思想和文獻上都具有某種說服力。[18]《春秋繁露·王道通三》:“春氣愛。秋氣嚴(yan) ,夏氣樂(le) ,冬氣哀。愛氣以生物,嚴(yan) 氣以成功,樂(le) 氣以養(yang) 生,哀氣以喪(sang) 終,天之誌也。”《春秋繁露·天辨在人》:“春,愛誌也。夏,樂(le) 誌也。秋,嚴(yan) 誌也。冬,哀誌也。”《春秋繁露·如天之為(wei) 》:“喜怒哀樂(le) 之止動也,此天之所為(wei) 人性命者……人有喜怒哀樂(le) ,猶天之有春夏秋冬也。”說明“喜怒哀樂(le) ”應該從(cong) 天人同構出發,作春夏秋冬一樣的生命呈現形態解。事實上,這一句就是承接“天命之謂性”而來,人為(wei) 天所生,自然稟賦天之生德以為(wei) 其性分。
結合《尚書(shu) ·湯誥》“惟皇上帝,降衷於(yu) 下民”,《左傳(chuan) ·成公十三年》“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將這裏的“中”理解為(wei) “性”不僅(jin) 有根有據,而且顯然比宋儒“不偏不倚”更準確,也更好。“中”為(wei) 性,而“性為(wei) 待成”(胡宏語),則“性”的顯發生長就成為(wei) 必然。“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在人之“性”(“中”)就如同“萬(wan) 物資始”的乾之元、“萬(wan) 物資生”的坤之元,既是人的行動動力,也是萬(wan) 事萬(wan) 物得以成就成立的根據。這也正是“中庸”的本意:庸,用也。
所謂“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就是指其顯發生長,自然當以與(yu) 內(nei) 在之規定性與(yu) 外在之適宜性為(wei) 原則。“致中和”就是“致中以和”和“致中於(yu) 合”,二者是統一的:前者是原則,後者是目標。果如是,則“天地位焉,萬(wan) 物育焉”。“育”是繁榮,指萬(wan) 物抒發條暢。“位”,《廣韻》謂“正也”,就是得其正,“守一以止”。《說文》:“惟初太始,道立於(yu) 一。”“一”既是初始狀態,也是終極狀態;既是“正位”,也是“正行”。從(cong) 這裏也可以看出,隻有把“中”理解為(wei) 性,把喜怒哀樂(le) 理解為(wei) 生命的形態與(yu) 過程,才可以與(yu) 《周易》的思想相貫通,也才可以與(yu) 《中庸》的文本在文意、文氣和邏輯上勾連貼切。
“致中於(yu) 合”是一種抽象的理論表述,“成己成物”則為(wei) 其賦予了具體(ti) 內(nei) 容和行動方向。所以,經文在“中論”之後就是“誠論”。“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唯天下至誠,為(wei) 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讚天地之化育。可以讚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yu) 天地參矣。”“天命之謂性”,表明天與(yu) 人以性相連結。“誠者,天之道”則對天之道的內(nei) 容給出說明。二者互相包含、互相發明,“誠”說明了性,性表明了誠也將從(cong) 人得到表達呈現。
誠者,成也。[19]由天道生生可知,張載此說遠勝“誠者,實也”的訓詁。“終則有始”“一陽來複”雖然都是“誠實無妄”,但內(nei) 中的“生生不息”“仁者天心”的深層意涵卻無法體(ti) 現表達。“誠之者,人之道”同樣可以從(cong) “天命之謂性”獲得理解:天以生生為(wei) 德(道),為(wei) 天所生的人自當以此生德為(wei) 性並成此生德。從(cong) 文本內(nei) 容看,這裏討論的全是“生生之謂易”,完全沒有涉及“誠”道德義(yi) 項。從(cong) “成”的角度講誠,即“自盡其性”以“成己”“成人”和“成物”,進而由此與(yu) 天地合德,“參讚化育”,完成人與(yu) 天的再連結。
“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從(cong) “盡性”的角度說,人稟天地生生之德以為(wei) 其自性,首先就是要“正位凝命”,體(ti) 會(hui) 自性及其與(yu) 天德的內(nei) 在關(guan) 係——所謂慎獨者也。一方麵,“性”是一種規定,也是一種潛能、一種自帶目標的動力,即則天而行(“與(yu) 天地合德”)。另一方麵,“苟非至德,至道不凝”,而需“待其人而後行”。天“雲(yun) 行雨施”化育萬(wan) 物,人的“致中於(yu) 合”成為(wei) 自己自然也就“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毋寧說隻有成就他者才是自我的真正完成。“天生——地長——人成”的架構,盡顯於(yu) 此。
能做到這一切的“至誠”之典範都是誰?胡宏給出了自己的答案,那就是聖人。“性,天下之大本也。堯、舜、禹、湯、文王、仲尼六君子先後相詔,必曰心而不曰性,何也?曰:心也者,知天地,宰萬(wan) 物,以成性者也。六君子者,盡心者也,故能立天下之大本。人至於(yu) 今賴焉。”[20]由“知天地”“宰萬(wan) 物”可知“成性”的實踐性、“功業(ye) 性”。因為(wei) 是“為(wei) 生民立命”(“人至於(yu) 今賴焉”),既需要“仁”,也需要“智”,遠非道德人格的養(yang) 成可以涵蓋範圍。
朱熹正確指出《中庸》《大學》文本形式上均為(wei) 經與(yu) 傳(chuan) 的二元結構,經為(wei) 孔子之言,傳(chuan) 則分別為(wei) 曾子、子思的闡述。如果說《中庸》文本在流傳(chuan) 中有錯亂(luan) ,顯得不很規整,那麽(me) 《大學》可說是十分清楚明晰。還是先引“經文”,再納入我們(men) 的框架進行分析。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qin) 民,在止於(yu) 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yu) 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yu) 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wei) 本。
“大學”指“大人之學”。按照《孟子·滕文公上》對“大人之事”與(yu) “小人之事”的區分,“大人之學”應該關(guan) 乎“大人之事”,即治國理政。《大學》的“大學之道”則是對曆史上聖王政治實踐的概括總結,具體(ti) 背景可能是《左傳(chuan) ·定公四年》所載的周公“選建明德,以藩屏周”,以及《尚書(shu) ·堯典》的“克明俊德,以親(qin) 九族”。“明德”指才俊之人,跟“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的“至德”一樣。所以,“明明德”“親(qin) 民”“止於(yu) 至善”就是古聖先王治理天下的三大要訣:擢拔才俊,親(qin) 睦九族,以和諧繁榮為(wei) 目標。
具體(ti) 如何做到?《大學》從(cong) 治理者聖王的角度強調“知止”,即目標確立的重要性,對“古之欲明明德於(yu) 天下者”的成功經驗進行心路曆程的還原或建構,形成自己的係統論述,使之成為(wei) 補足《周易》“天生——地長——人成”框架的最後一塊拚圖。[21]
從(cong) 文本看,“至善”就是“明明德於(yu) 天下”的實現或效果。它包含兩(liang) 方麵的意義(yi) ,一是政治的,即將自己擢拔的才俊封建四麵八方,建立起天下秩序;二是“哲學的”或“宗教的”,就是按照天賦性分加以經緯綏理,使萬(wan) 物各遂其性、各得其宜。換言之,“明明德於(yu) 天下”與(yu) “天下平”是同一事件從(cong) 不同角度的表述,是《文言》中“雲(yun) 行雨施天下平”(平,成也),《乾卦·彖傳(chuan) 》“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之“太和”的社會(hui) 曆史化和實踐化。
“知止而後有定”一段得出的“先後”是“目標導向”,為(wei) 後麵倒推邏輯的引入鋪平道路。“古之欲明明德於(yu) 天下者”的“古之……者”既說明前麵的“明明德”“親(qin) 民”“止於(yu) 至善”是指古聖先王的治理行為(wei) ,也說明以下的文字是自己所作的分析總結。由“天下”而“國”,由“國”而“家”,由“家”而“身”,正式進入自己的論述,即“欲齊其家,先修其身”。這是一個(ge) 由外向內(nei) 的轉折,也是一個(ge) 由“事”向“人”的轉折,由此轉折,打開了“事”與(yu) “人”與(yu) “天”相接的通道。
“平天下”須先“治其國”,“治其國”須先“齊其家”,“齊其家”須先“修其身”。“修身”須先“正心”,“正心”須先“誠意”,“誠意”須先“致知”,因為(wei) “知”是“誠意”的標準或方向。那麽(me) ,可以成為(wei) “誠意”之標準或方向的“知”,顯然不可能是一種關(guan) 於(yu) 實然的認知性“知識”,用陽明的話說就是“外在之理不能生成內(nei) 在之德”[22],而隻能是一種關(guan) 乎應然的價(jia) 值性“理念”。
因此,作為(wei) 產(chan) 生或形成這一價(jia) 值理念之行為(wei) 或活動的“格物”,自然也不可能劃歸對經驗事物進行理性把握的認知活動,而必然屬於(yu) 一種對於(yu) 應然之善的追求。“格物”之“格”有“至”“來”“感通”諸義(yi) 。一般多選“至”,如朱子即以“即物窮理”釋之。“物”朱子說“事也”。“事”如何與(yu) “格”搭配成句?顯然不成立。“物”經由人的活動能夠帶來“善”的理念,必然是因為(wei) “善”的理念內(nei) 在於(yu) 物的說法乃是似是而非。而“格物”能夠“喚醒”這一理念,並使之內(nei) 化於(yu) “我心”,那麽(me) 釋“格”為(wei) “至”顯然沒有可能。所以,“格物”之“格”當釋為(wei) “感格”之“格”。“致知在格物”所要求的“格物致知”,就是於(yu) 物上體(ti) 會(hui) 感通上天生生之德、萬(wan) 物一體(ti) 之仁,就此建立起個(ge) 體(ti) 與(yu) 上天及萬(wan) 物的生命連接。[23]這樣一種將個(ge) 體(ti) 與(yu) 萬(wan) 物及上天的生命連接,就是這一“格物”活動所致之“知”(信念)。“物”之可“格”是因為(wei) 它是上天所生,而“人”之能“格”同樣也是因為(wei) 人是上天所生,“生生之德”乃人之天性,也需要經由“物”之生意喚醒激活,明確為(wei) 自己的信念。正因為(wei) 對於(yu) 芸芸眾(zhong) 生來說“心如野馬,易放難收”,聖人才提示大家:“天有四時者,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吐納雷霆,流形庶物,無非教也。”(《禮記·孔子閑居》)這一“受教”的過程,與(yu) “格物”異曲同工,都是對自身與(yu) 萬(wan) 物及上天“一體(ti) 性”的體(ti) 驗領悟。它跟《中庸》的“慎獨”一樣,對於(yu) 生命,對於(yu) 活動,是基礎性的、起點性的。
“修身為(wei) 本”沒有錯,但“修身”的關(guan) 鍵,不在行為(wei) 上對道德原則的遵守(當然也不是否定這點),如非禮勿視之類,而在確立自己個(ge) 體(ti) 生命與(yu) 天地大生命之間的一體(ti) 性連結,即“先立乎其大者”。《大學》作為(wei) 《周易》《中庸》“天生——地長——人成”之係統的有機組成部分,其內(nei) 容首先是宗教的,然後才是哲學的、道德的。[24]
結 語
羅素說,“哲學,乃是介乎神學和科學之間的東(dong) 西”[25]。如果說科學是對於(yu) 經驗對象的理性研究,宗教(神學)是對於(yu) 超驗存在的信仰建構,那麽(me) 哲學就是對於(yu) 超驗存在的理性研究。“天”作為(wei) 世界起源和歸宿的超驗存在,居於(yu) 儒家思想體(ti) 係之核心和頂點,說明儒學與(yu) 其說是科學或哲學,不如說是宗教。這裏對天人合一的討論就是對這一判斷的證明嚐試,因為(wei) 筆者認為(wei) 這才是天人合一這一命題的究竟義(yi) 之所在。
注釋
(1)參錢穆:《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貢獻》,原載《聯合報》1990年9月26日。
(2)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第24頁。
(3)錢穆:《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中國文化》1991年第1期。
(4)鄭吉雄指出:“此說並不嚴謹。首先,五個意義是平列式的,缺乏意義發展曆程的說明,讀者摸不清這五義是怎麽發展出來的。其次,他所說的‘中國文字中……’觸及了漢字形音義統一的特殊性,但在這裏的用語卻又是泛稱,絲毫沒有從嚴意義討論古文字學的字義。再者,五義彼此重迭,難以區分,《爾雅·釋天》以‘穹、蒼’來形容‘天’,以‘四時’來說明‘天’,本不與儒家自先秦以來即視‘天’為主宰、為義理相排斥。古人所見具有主宰意義之天,正從其物質性(例如風雲雷電的不測之特性)而產生敬畏之心而來,金文‘電’字下半部為閃電的象形,與‘神’字所從右半的‘申’字相同,正說明這一點。故‘與地相對’的‘物質之天’並不容易與‘皇天上帝’之天明確區分。馮氏特指‘《詩》、《書》、《左傳》、《國語》中所謂之天,除指物質之天外,似皆指主宰之天’,其實顯示他自己也注意到此一問題。”參見http://www.china.cssn.cn/zxts/zgzx/ztyj/201806/t20180601_4332694.shtml。
(5)這是從中國哲學或宗教史角度而言。從錢氏個人來說,意味著的是對其一生所服膺之朱子理學的反思,從理學向經學的回歸。這可從他在文稿寫作時與其妻子的若幹談話可知:“我今天發明了中國古人天人合一觀的偉大”,“這將是我晚年最後的成就了”,“……從前所講的和現在所想講的,大不相同”。見錢胡美琦為《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所寫之“後記”。
(6)但錢穆在其《中國思想史》中認為“老子思想之最高蘄向在天人合一”,這在嚴格的意義上很難成立的。參見該書第77頁(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
(7)“創造論”其實是“生育論”的某種變形。即使古希臘哲學的“原子論”或“構成論”其實也閃現著“生育論”的影子。不僅種子說的“種子”與精子存在聯係,柏拉圖的理念也有genos的表述。普紐瑪(pneuma)同樣如此。《約翰福音》太初有道的“道”,希臘文為logos,斯多亞學派認為logos就有精子的意思。“三位一體”說雖然高明,但究其實乃是為了既欲借用“生”(born to the parents)之實而又極力與之撇清關係以確立耶穌特殊地位的理論建構。至於道教丹道的相關論述,更是以天地之交反過來為其陰陽修煉做論證。
(8)一般認為《係辭》是十翼的中心,其實《彖傳》才是。參見筆者的《易庸學通義》,福建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序”。
(9)參見筆者的《易庸學通義》,福建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第19頁。
(10)筆者在《宗教學講論》(待出)中有比較分析,茲不贅述。
(11)亞裏士多德也認為女性隻是土壤,隻是種子的接受者和孕育者,男性才是“播種者”。
(12)“通天地人之謂儒,通天地而不通人之為技”,從揚雄《法言·君子》的說法也可見一斑。
(13)奧古斯丁也正是根據《約翰福音》“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這一“恩典和真理”,提出所謂“光照說”,建構起神與人的聯係以及人與世界的聯係。
(14)《說文》:“服,用也。”段注:“服,事也。”
(15)陳明:《從原始宗教到人文宗教——〈易經〉到〈易傳〉的文化轉進述論》,《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4期。
(16)雖然儒教格局有所不同,但阿多所引此語對於理解“人成”應該有所助益:“對於普羅提諾來說,目的和終結都由與最高神的結合和不斷接近他的過程所構成。”[法]皮埃爾·阿多:《古代哲學的智慧》,張憲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21頁。黑格爾處作為“自己認識自己之精神”的“絕對知識”也近乎如此。
(17)參見筆者的《易庸學通義》,福建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第370頁。
(18)至少不會弱於千年後的宋儒。
(19)(北宋)張載之《橫渠易說·係辭上》:“誠,成也。”
(20)《胡宏集》,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328頁。五峰還說:“大哉性乎!萬理具焉,天地由此而立矣。世儒之言性者,類指一理而言之爾,未有見天命之全體者也。”
(21)“大學之道”說明這是一種貴族視角。《孝經》是“人成”方案的“平民版”。茲不贅述。
(22)《傳習錄》卷下:“先儒解格物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謂‘一草一木亦有理’,今如何去格?縱格得草木來,如何反來誠得自家意?”
(23)《易庸學通義》對此有較詳細討論。
(24)朱子所謂三綱領八條目之說影響深遠,其實並不成立。那是一種個體論的“我—物”關係論述,牟宗三所謂“橫攝的係統”。陽明據此工夫論“格竹子”,失敗後憤而在“心—物”關係中另立“良知說”,以良知內在解決朱子以“物理”為“知”的價值空白的問題。我們這裏將“大學之道”視為《周易》“天—人”關係中“天生——地長——人成”架構之“人成”環節的係統論述。
(25)[英]羅素:《西方哲學史》,何兆武、李約瑟譯,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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