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cong) 概念分析到曆史政治理論重構——以百年“中國專(zhuan) 製政體(ti) 論”的思想論爭(zheng) 為(wei) 中心

作者：馬猛猛 任鋒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載《學海》2026年第1期

摘要：針對一百多年來圍繞“中國專(zhuan) 製政體(ti) ”的思想論爭(zheng) ，有必要以概念分析的方法對其核心概念及其內(nei) 在邏輯結構予以重思。“君主專(zhuan) 製”概念背後的方法論本質主義(yi) 和立憲史觀凸顯規範理論的研究麵向。“專(zhuan) 製政體(ti) ”概念的思想論辯需要從(cong) 廣義(yi) 政治論的角度，探究政治文明體(ti) 的憲製性議題及其變遷邏輯。晚清以來“中國專(zhuan) 製政體(ti) 論”在思想演變過程中逐漸呈現出中國傳(chuan) 統的“治體(ti) 化”轉向，由於(yu) 其難以有效解釋諸多中國曆史上的憲製性議題，因此出現“概念超載”的理論困境。“中國專(zhuan) 製政體(ti) 論”的思想論爭(zheng) 和“大一統”範式代興(xing) 有助於(yu) 學界基於(yu) 中國自身的曆史政治經驗，為(wei) 中國自主性政治學知識體(ti) 係探尋更具理論包容性和解釋力的中心性概念。

關(guan) 鍵詞：“中國專(zhuan) 製政體(ti) 論”概念分析治體(ti) 大一統

作者簡介：馬猛猛，同濟大學政治與(yu) 國際關(guan) 係學院助理教授。任鋒，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guan) 係學院政治學係教授、博士生導師

19世紀末中國政治體(ti) 製與(yu) 思想文化進入深刻變革的“轉型時代”，(1)中國政治知識體(ti) 係和自我認知的基本範式也得到重塑。近年來建構自主性知識體(ti) 係的時代要求和回向“曆史中國”的研究理路促使學術界重新探究和反思現代政治學知識體(ti) 係的基本概念和命題。“中國專(zhuan) 製政體(ti) 論”自清末被引入和傳(chuan) 播以來，始終是解釋和評判中國古代政治體(ti) 製的支配性範式，並借由民國至今的教科書(shu) 形塑了現代中國人的曆史常識和集體(ti) 記憶。但與(yu) 此同時，有關(guan) “中國專(zhuan) 製政體(ti) 論”的爭(zheng) 議在這一百多年裏同樣不絕如縷，“專(zhuan) 製主義(yi) ”範式及其相關(guan) 概念一度成為(wei) 學術界爭(zheng) 論的焦點議題。(2)

近年有關(guan) “中國專(zhuan) 製政體(ti) 論”的大量學術論辯主要呈現出兩(liang) 種研究思路：首先是圍繞“專(zhuan) 製”的概念史研究，探究了西方專(zhuan) 製概念及理論的發展脈絡，及其在近代中國的引入和傳(chuan) 播過程；(3)其次是就“中國專(zhuan) 製政體(ti) 論”的論辯展開了對中國古代政治史的事實層麵研究，包括對中國古代君權、政治模式和文化傳(chuan) 統等重要曆史問題的重思。(4)上述兩(liang) 種研究進路主要聚焦於(yu) 概念命題背後的曆史現象展開，相對忽略對概念本身的規範性討論，即概念的適用性應當如何界定，以及不同的概念及其內(nei) 在邏輯結構提供了什麽(me) 樣的分析視角，同時遮蔽了哪些理論問題等。社會(hui) 科學研究的對象往往是抽象的，即使我們(men) 熟知常用的概念往往也都以某種“理論的結構”為(wei) 基礎。(5)

因此，關(guan) 於(yu) “中國專(zhuan) 製政體(ti) 論”及其相關(guan) 概念的研究需要一種“語義(yi) 上行”的視角，即將研究焦點從(cong) 曆史事實層麵轉移到語詞差異層麵，(6)有必要運用概念分析的方法來剖析“中國專(zhuan) 製政體(ti) 論”命題的各個(ge) 核心概念的內(nei) 在邏輯結構。概念分析的目的在於(yu) “區分觀念和範疇的邏輯結構或必然的、本質的屬性”。(7)在政治科學界，概念分析的方法也得到越來越廣泛的討論和運用。(8)

本文嚐試一種基於(yu) 概念思想史的理論分析，即通過對以往某一政治概念的運用、反思及思想論爭(zheng) 中的語義(yi) 邏輯予以係統整理和分析，探究其背後的概念結構、曆史觀念和方法進路，繼而建立評判概念適用性的基本原則。本文試圖基於(yu) 概念結構的邏輯分析來重新審視君主專(zhuan) 製、專(zhuan) 製政體(ti) 及其中國適用性等命題，揭示流行政治話語體(ti) 係中概念命題的利弊得失，並嚐試發掘被遮蔽的曆史政治理論的發展進路，從(cong) 而為(wei) 標識性概念創新與(yu) 自主性知識體(ti) 係構建提供更多的思想資源。

一 “ 君主專(zhuan) 製”論爭(zheng) 的政治邏輯與(yu) 方法論重思

以“專(zhuan) 製”為(wei) 中心的政治概念，包括君主專(zhuan) 製、專(zhuan) 製政體(ti) 、東(dong) 方專(zhuan) 製主義(yi) 等主要經由日本轉譯後被引進中國。(9)“中國專(zhuan) 製政體(ti) 論”自19世紀末被引進中國並廣泛傳(chuan) 播後，成為(wei) 理解中國古代政治模式的支配性範式。然而有關(guan) 這一問題的反思和論辯長期存在。近一百多年來有三次關(guan) 於(yu) “中國專(zhuan) 製政體(ti) ”問題的重要思想討論和爭(zheng) 鳴。第一次發生於(yu)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專(zhuan) 製政體(ti) 論”及相關(guan) 論述的引入和傳(chuan) 播時期，代表人物包括梁啟超、嚴(yan) 複和宋育仁等。第二次思想論爭(zheng) 貫穿20世紀4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國思想文化界，張君勱、徐複觀等思想家圍繞錢穆先生的“反中國專(zhuan) 製論”進行商榷與(yu) 探究。2008年侯旭東(dong) 發表《中國古代專(zhuan) 製說的知識考古》一文，開啟了第三次關(guan) 於(yu) “中國專(zhuan) 製政體(ti) 論”的論辯及探討，並一直持續至今。

上述三次思想論爭(zheng) 雖存在時間上的先後，但討論的具體(ti) 議題和論辯對象往往互相交錯。圍繞“中國專(zhuan) 製政體(ti) 論”所積累的思想資源和理論議題足以打破時間的界限，展開一場以理論命題為(wei) 線索的古今對話。從(cong) 概念邏輯而言，“中國專(zhuan) 製政體(ti) 論”的中心命題是：中國古代政治(或傳(chuan) 統政治)體(ti) 製是專(zhuan) 製政體(ti) 。在上述討論中，有關(guan) “中國古代”“政治體(ti) 製”方麵的爭(zheng) 議相對較少，主要集中在“專(zhuan) 製”“政體(ti) ”及其在“中國”的適用性方麵。因此“中國專(zhuan) 製政體(ti) 論”主要涵括以下三個(ge) 主要邏輯層次：首先是，中國古代政治是否存在專(zhuan) 製現象；如果前述答案為(wei) 是，即中國古代政治存在專(zhuan) 製，那麽(me) 需要進一步討論中國古代政治是否構成專(zhuan) 製政體(ti) ；而第三個(ge) 層次則是，中國古代政治是否適用於(yu) “政體(ti) ”理論，以及衡量“政體(ti) ”是否具有統一的標準。

中國傳(chuan) 統政治是否存在專(zhuan) 製，這是所有關(guan) 於(yu) “中國專(zhuan) 製政體(ti) ”討論所要麵對的基礎性問題，該問題的基礎是關(guan) 於(yu) “專(zhuan) 製”的界定。在此之前有必要先討論關(guan) 於(yu) “專(zhuan) 製”這一政治行為(wei) 特征的主體(ti) ，即什麽(me) 樣的主體(ti) 在一般意義(yi) 上具備專(zhuan) 製特征。這一問題對於(yu) 大多數討論該問題的思想家和研究者而言並無太大分歧。《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shu) 》將“專(zhuan) 製”(despotism)理解為(wei) “一種意指統治者與(yu) 被統治者的關(guan) 係是主奴關(guan) 係的統治形式”。(10)然而在實際的思想言說中專(zhuan) 製的主體(ti) 同樣會(hui) 無意識地有所搖擺，即薩托利所說的“外延模糊”的問題。(11)例如梁啟超在《開明專(zhuan) 製論》中指出，“專(zhuan) 製者非必限於(yu) 一人而已。或一人，或二人以上，純立於(yu) 製者之地位，而超然不為(wei) 被製者，皆謂之專(zhuan) 製”。(12)此外，梁啟超在《中國專(zhuan) 製政治進化史論》中認為(wei) ，“有郡縣，然後土地人民直隸於(yu) 中央政府，而專(zhuan) 製之實乃克舉(ju) ……而悉為(wei) 郡縣以隸於(yu) 中央政府，則非大行專(zhuan) 製不能為(wei) 功”。(13)實際上把專(zhuan) 製的主體(ti) 悄然從(cong) 君主轉變為(wei) 中央政府，這一主體(ti) 轉換在一些後來者的思想言說和學術研究中同樣可以看到。

在明確專(zhuan) 製的主體(ti) 為(wei) 中國古代的國家元首，即君主或皇帝的基礎上，“專(zhuan) 製”概念的核心內(nei) 涵則清晰呈現出來，即國家元首擁有絕對的或不受限製的政治權力。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這樣定義(yi) 專(zhuan) 製政體(ti) ：“專(zhuan) 製政體(ti) 是既無法律又無規章，由單獨一個(ge) 人按照一己的意誌與(yu) 反複無常的性情領導一切。”(14)然而在曆史事實層麵幾乎不存在任何一位君主具有絕對的權力。閻步克指出，“看來(中國)皇帝的權力似乎是絕對地無邊無際的，但事實上不是那麽(me) 一回事。皇帝的權力同每個(ge) 家庭中專(zhuan) 斷的家長相比並大不了多少，沒有什麽(me) 兩(liang) 樣”。(15)曆史上也不存在任何一位君主的權力是完全不受客觀環境的約束和限製，“全能王權”可以是一種思想假設或學說，而不會(hui) 是現實的政治形態。

君主專(zhuan) 製論的核心問題在於(yu) 界定“權力受限製”，目前支持“中國專(zhuan) 製政體(ti) 論”的諸多思想家和研究者雖未必都對此問題有明確的界定，但大體(ti) 可以總結和精煉出一個(ge) 概念共識，該共識主要源於(yu) 錢穆闡發其“非專(zhuan) 製論”思想後，大量同時代和後世學者對錢穆觀點提出批判。錢穆反對“中國君主專(zhuan) 製論”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中國古代典製和律令對皇權的限製；其二是中國士大夫官僚製度對皇權的限製，“中國秦以後的傳(chuan) 統政治，顯然常保留一個(ge) 君職與(yu) 臣職的劃分”。(16)錢穆認為(wei) 清代皇帝的命令是絕對的、不受約束的，因而清代政治是專(zhuan) 製政治。因而，與(yu) 其說錢穆反對“中國專(zhuan) 製政體(ti) 論”，不如說他強調中國傳(chuan) 統政治的曆史變遷過程，君主專(zhuan) 製或專(zhuan) 製政體(ti) 並不足以概括中國政治史的全部。馮(feng) 天瑜持類似觀點，“故漢、唐、宋的皇權製度尚未達到專(zhuan) 製全覆蓋程度，而元明清堪稱充分的君主專(zhuan) 製”。(17)

錢穆的論點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受到張君勱、徐複觀的激烈批評。(18)張君勱《中國專(zhuan) 製君主政製之評議》一書(shu) 致力於(yu) 運用邏輯分析方法來科學地回應這一問題，例如張君勱批評錢穆混淆了“範疇”和“分類”，並強調科學方法的同一性，反對錢穆所主張的“中國特殊論”。在君主專(zhuan) 製問題上，張君勱批評錢穆，“不知宰相即令存在，有時對於(yu) 君主發生限製作用，然君主本質之為(wei) 專(zhuan) 製，初未變焉”。(19)由此本質論出發，張君勱將宰相和文官製度視為(wei) 專(zhuan) 製君主製的附屬衍生物，中國曆史上的皇帝“何一而非以一人之意獨斷獨行，視天下為(wei) 一家私產(chan) 者乎?”(20)蕭公權對君主專(zhuan) 製的定義(yi) 為(wei) “一個(ge) 執政者完全憑仗自己的權勢去統治國家，絕對不受外力束縛的政體(ti) ”。“宗教、法律和製度雖然束縛君主，使他們(men) 不能完全任意行為(wei) ，而就二千年中大勢看來，它們(men) 的效力事實上並不久遠重大，不足以搖動專(zhuan) 製政體(ti) 的根本。”(21)

因此，在“君主專(zhuan) 製論”看來，君主權力的專(zhuan) 製性有兩(liang) 個(ge) 層麵，首先是王權或君權的獨斷性，本質上不受任何法律或製度的約束，因為(wei) 皇帝擁有最終極的生殺予奪大權；其次，王權在本質上不受任何官僚機構或政治勢力約束，在倫(lun) 理關(guan) 係上享有絕對的地位，表現為(wei) 基於(yu) 主奴關(guan) 係的君臣和君民關(guan) 係，“單一君主與(yu) 全體(ti) 臣民之間存在著人身支配、人格依附，存在著無條件的統治和效忠，有如主人和奴仆”。“君臣之義(yi) 無所逃於(yu) 天地之間。”(22)

總體(ti) 言之，從(cong) 張君勱、徐複觀到當代的研究者主張中國古代的“君主專(zhuan) 製論”，從(cong) 方法論層麵看體(ti) 現出一種本質主義(yi) 的方法論，卡爾·波普將方法論本質主義(yi) 追溯到亞(ya) 裏士多德，即“科學研究必須深入到事物的本質才能對事物給予解釋”。(23)因此科學研究需要首先對關(guan) 鍵性概念的真正本質予以探究。張君勱即認為(wei) ，“既論傳(chuan) 統政治，不先明辨主題之君主之性質，乃以宰相等製充塞其間，此乃忽略主題之重要性，不合於(yu) 邏輯方法者一也”。(24)張君勱的表述內(nei) 在體(ti) 現出方法論本質主義(yi) 對於(yu) 本質和普遍性的推崇以及對具體(ti) 現象的貶抑。(25)蕭公權等學者也先驗地將君主權力定義(yi) 為(wei) 絕對的或者本質的，後續關(guan) 於(yu) 中國君主的種種特征描述往往圍繞這一本質展開具體(ti) 的闡述。從(cong) 認識實踐的角度而言，“君主專(zhuan) 製論”體(ti) 現出一種“立憲史觀”，強調對王權的憲政性約束，以此避免君主權力的不受控製和無限擴張，從(cong) 而走向現代化的政治文明道路。(26)

在以往關(guan) 於(yu) 中國古代君主專(zhuan) 製問題的思想論辯和學術研究中，本質主義(yi) 的方法論和立憲史觀沒有得到充分的應對和討論，甘懷真對當代禮製研究進行的反思觸及了本質主義(yi) 的層麵，他認為(wei) 這些研究“預設皇權的本質是已決(jue) 定且不變的”。(27)這一現象的根源在於(yu) 兩(liang) 者分別是方法論問題和規範理論命題，而不僅(jin) 是一個(ge) 事實性問題。或許值得進一步討論的問題是，我們(men) 在曆史政治研究中應當如何定義(yi) 和理解“絕對”和“本質”，以及政治權力的製度性約束是不是唯一有效或可欲的權力製約機製；更廣泛而言，製度性約束機製是否為(wei) 衡量現代政治體(ti) 製優(you) 越性或有效性的唯一標準。(28)

從(cong) 方法論角度而言，基於(yu) 本質主義(yi) 的社會(hui) 科學概念強調本質性的核心屬性，這一核心屬性構成了超越時間和空間的“共相”。(29)以君主專(zhuan) 製為(wei) 例，盡管古今中外君主權力的具體(ti) 曆史情境各有不同，但隻要符合“絕對的”和“不受約束”的權力特征，都可以將之定義(yi) 為(wei) 專(zhuan) 製性權力。這一方法存在的問題在於(yu) ，由於(yu) 本質屬性往往是先驗規定的，例如如果預先聲明中國古代的君主權力是絕對的或實質上不受限製的，那麽(me) 中國曆史上所有沒有實現專(zhuan) 製的皇帝就會(hui) 被視為(wei) 曆史的特例、表象或非常態，而專(zhuan) 製的本質沒有變化，然後再通過相應的曆史解釋來證明這一點。這樣的方法路徑不僅(jin) 體(ti) 現在圍繞“中國專(zhuan) 製政體(ti) 論”的思想論辯中，也潛在影響著對中國國家治理史的研究。

這一方法論層麵的問題也可以從(cong) 既有曆史解釋背後的史觀角度予以具體(ti) 解釋。基於(yu) 立憲史觀的中國政治史研究主要聚焦於(yu) 中國傳(chuan) 統政治在法律性尤其是製度性權力製約方麵的相對闕如，而忽視了中國古代政治在事實上的權力製約方麵所累積的大量政治經驗，例如“祖宗之法”在宋代的政治運行過程中成為(wei) 士大夫官僚限製皇帝決(jue) 策和行動的重要綱領。(30)同時，中國在不同時期的曆史政治實踐當中形成了諸多種類的權力製約機製，(31)而由於(yu) 研究視角的遮蔽，這些政治經驗成為(wei) “房間中的大象”，對其運作機製和實際效能相對缺乏係統的政治理論探究。此外，皇權缺乏通常意義(yi) 上的製度性或憲製性約束機製，是否一定會(hui) 導致權力泛濫或治理低效，以及事實性權力約束是否在規範意義(yi) 上劣於(yu) 製度性權力約束機製，或許值得更多的理論思考和關(guan) 注。

因此，從(cong) 概念形成和使用的角度而言，“君主專(zhuan) 製論”中的概念使用並無嚴(yan) 格的對錯可言，任何一種預設的理論和方法都會(hui) 使我們(men) 的研究視角聚焦於(yu) 某些特定的問題，從(cong) 而遮蔽一些或許同樣重要的理論問題，這就需要通過對概念結構及其使用過程的反思來重新發現那些值得進一步研究和討論的問題。根據梁啟超的統計，中國曆史中的上千名皇帝中，“全權親(qin) 裁萬(wan) 機，毫不被掣肘於(yu) 他人”的皇帝僅(jin) 有二十二人，能“行專(zhuan) 政權者”也隻有三四十人。(32)因此，中國古代君主的專(zhuan) 製性權力至少是有條件的，在相當的曆史時期內(nei) 君權受到各種事實上的權力製約，因此中國君主何以專(zhuan) 製，什麽(me) 樣的曆史條件和個(ge) 人因素可以造成君主的專(zhuan) 製性權力，而什麽(me) 樣的曆史情況下君主無法施行專(zhuan) 製性權力甚至性命難保，也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社會(hui) 科學領域已對此問題有一定的研究，戈登·塔洛克認為(wei) 最高領導權力事實上是很受限的，他們(men) 的首要任務“一個(ge) 是避免被推翻的消極目標，另一個(ge) 是事情得以完成的積極目標”。(33)放在中國曆史上來看，古代皇帝受到事實性權力約束也可依此區分為(wei) 二，一種是直接對君主的個(ge) 人安全造成直接威脅的製約，外部軍(jun) 事威脅、諸侯王和朝廷內(nei) 權臣都可能使君主無法行使其製度性權力甚至無法保障其人身安全；另一種是君主可以保障其個(ge) 人安全並能夠威懾到所有潛在的競爭(zheng) 者，但其政令無法得到符合其意誌的有效執行。不妨擱置關(guan) 於(yu) 中國古代君主權力“本質性”的爭(zheng) 論，將皇權放在君主、官員和民眾(zhong) 等共同構成的權力關(guan) 係網絡當中，將皇帝視作一種製度，(34)甚至視作一個(ge) 權力博弈的場域，以動態視角分析皇帝在實際政治當中的角色、權力結構和價(jia) 值觀念。

不可否認，君主專(zhuan) 製理論範式的傳(chuan) 入提供了一種中國傳(chuan) 統思想中“兩(liang) 千年未有”的全新視角來批判和理解中國古代的政治現象和曆史規律。然而所有的理論視角既有其聚焦，亦有其所蔽，如果跳出單一曆史觀念和方法的拘囿，中國古代的曆史政治經驗在社會(hui) 科學方法和政治理論化層麵仍然有極為(wei) 廣闊的研究空間。因此，關(guan) 於(yu) 中國君主權力的研究不妨超越本質主義(yi) 方法，更多地關(guan) 注具體(ti) 的政治曆史現象及其因果機製，對這些政治現象及其背後的曆史邏輯和權力形態進行社會(hui) 科學化的理論解釋。

二 廣義(yi) 政體(ti) 理論與(yu) 古代中國的憲製性議題

根據上文分析，君主專(zhuan) 製論並不是審視中國傳(chuan) 統政治，甚至古代王權的唯一視角和方法，應當看到君主專(zhuan) 製理論在哪些方麵有助於(yu) 我們(men) 理解中國傳(chuan) 統政治的基本特征，同時又遮蔽了哪些理解這一問題的重要視角和方法。“中國專(zhuan) 製政體(ti) 論”在本質上應當是規範性政治理論在具體(ti) 曆史過程中展開的適用性和利弊得失問題。在此基礎上，如果認為(wei) 中國古代存在君主專(zhuan) 製的政治現象，那麽(me) 是否可以直接等同於(yu) 承認中國古代政治體(ti) 製是專(zhuan) 製政體(ti) 呢?答案依然是否定的，上述討論的“專(zhuan) 製”主體(ti) 為(wei) 君主或國家最高權力所有者，並非國家政治體(ti) 製本身。即便在中國古代存在專(zhuan) 製現象的前提下，仍需論證君主專(zhuan) 製現象何以如此重要，能夠成為(wei) 描述與(yu) 理解中國古代政治的中心性概念。這就需要對政體(ti) 理論及其類型學標準予以重新審視和思考。

政治學界則從(cong) 基礎理論問題出發，反思和批判政體(ti) 理論的價(jia) 值立場以及中國曆史適用性問題。楊光斌反思20世紀以來西方政治理論的高度意識形態化，二分法的政體(ti) 分類學說以捍衛西方自由民主政體(ti) 的政治正當性為(wei) 主要目的。(35)張舒提出中國近代以來的“古史敘事將秦以後的中國古代政製概括為(wei) 專(zhuan) 製政體(ti) ，這極大簡化了傳(chuan) 統秩序的複雜性”。(36)上述對於(yu) 政體(ti) 理論的批判性研究主要聚焦於(yu) 狹義(yi) 的政體(ti) 論，這些批判性研究在批判某一類具體(ti) 的政體(ti) 理論的同時，顯然也認可廣義(yi) 或一般意義(yi) 政體(ti) 論的學術意義(yi) 。廣義(yi) 政體(ti) 論往往指代“一個(ge) 政治社會(hui) 運轉的一般模式”，(37)核心特征為(wei) 用一個(ge) 或一組中心性概念對某一類或古今中外的政治體(ti) 進行總體(ti) 性概括。古今中外任何一種政體(ti) 論，都包含了對政治體(ti) 之根本性架構和運行邏輯的總體(ti) 性概括。現代政治學界已經形成了諸多基於(yu) 不同問題意識和分類標準的政體(ti) 理論，例如艾森斯塔德在《帝國的政治體(ti) 係》中用“中央集權政體(ti) ”來描述曆史官僚製帝國的基本政治模式；(38)芬納在《統治史》中將主要的政體(ti) 原型歸納為(wei) 四種：宮廷式政體(ti) 、廣場式政體(ti) 、貴族式政體(ti) 和教會(hui) 式政體(ti) 。(39)

廣義(yi) 政體(ti) 理論首先一定圍繞一個(ge) 或一組中心性概念展開，政體(ti) 理論的基本範式結構規定了政體(ti) 論必然追求為(wei) 一個(ge) 政治體(ti) 的基本模式尋求一個(ge) 核心解釋變量。在此意義(yi) 上，政體(ti) 理論必然具有“政體(ti) 簡化論”傾(qing) 向，往往麵臨(lin) “標簽化概念”與(yu) 複雜曆史政治事實之間的張力。(40)其次，各種政體(ti) 類型學說的概念結構是相似的，都將一個(ge) 概念作為(wei) 這種政體(ti) 的核心特征或關(guan) 鍵詞，其核心性體(ti) 現為(wei) 一種因果邏輯，即這一政體(ti) 類型學說試圖解釋的重大政治現象往往都能夠通過這一概念予以描述和解釋。中心性概念往往能夠反映政治體(ti) 的根本性製度結構和運行邏輯。因此，廣義(yi) 政體(ti) 論的理論基礎在於(yu) 探尋構成一個(ge) 政治體(ti) 的根本性製度結構和運行邏輯，正如詹姆斯·W.西瑟所言，“政體(ti) 是我們(men) 能夠通過審慎的人類活動提供的最深層的人類結構”。(41)學界對於(yu) 曆史中國“憲製”或“憲製性議題”的研究恰恰就是在試圖回答這樣的問題。(42)

以憲製性議題為(wei) 理論基礎的廣義(yi) 政體(ti) 理論具有兩(liang) 個(ge) 特點。其一，政體(ti) 理論具有相對固定的概念結構，凡被視為(wei) 某種政體(ti) 類型的概念，如專(zhuan) 製、民主、中央集權等一定被認為(wei) 對於(yu) 該政治體(ti) 的重大政治現象和製度邏輯具有有效的解釋力，因而是政體(ti) 理論的中心性概念。其二，憲製性議題往往具有鮮明的曆史性，即不同時代背景和客觀結構條件下，時人對於(yu) 何為(wei) 憲製性議題的認知和評判標準往往會(hui) 發生變化。由此我們(men) 可以重新反思專(zhuan) 製政體(ti) 範式的時代性，例如1902年梁啟超在《論專(zhuan) 製政體(ti) 有百害於(yu) 君主而無一利》中提出，“中國數千年君統，所以屢經衰亂(luan) 滅絕者，其厲階有十……至求此十種惡現象所以發生之由，莫不在專(zhuan) 製政體(ti) 。專(zhuan) 製政體(ti) 者，實數千年來破家亡國之總根源也”。(43)在晚清民初，中國士大夫和新知識分子麵臨(lin) 深刻的國家和文明危機，中國何以愚昧落後以及中國走向富強和現代化的出路何在，這些構成了近代中國的憲製性議題，這一問題意識已經形塑了對中國傳(chuan) 統政治的基本價(jia) 值判斷。

如果將視野從(cong) 晚清民國的轉型時代向前回溯，不難發現中國先賢在政治類型學方麵形成的知識傳(chuan) 統也基於(yu) 其所處時代的“憲製性議題”。渠敬東(dong) 指出：“傳(chuan) 統社會(hui) 由殷周、秦漢之變，以及後續各代的發展變遷，均圍繞著封建製與(yu) 郡縣製的辯證關(guan) 係而展開。”(44)中國傳(chuan) 統政治思想的封建-郡縣之辨構成了中國先賢思考政治秩序類型學的基本範式，中國曆史上的“周秦之變”即為(wei) 這一思維範式背後的憲製性議程，秦所建立的郡縣大一統政治秩序同作為(wei) 理想政治範型的三代封建秩序形成了持久的思想張力，同時體(ti) 現了中國政治發展自身的曆史邏輯。

對於(yu) 廣土眾(zhong) 民的大一統中國來說，超大規模的治理難題需要多層級和跨區域的政府體(ti) 係來應對，因此縱向的政治結構形式和政治主體(ti) 關(guan) 係構成了更具憲製性的分析視角。封建-郡縣之辨直接反映了兩(liang) 種中央與(yu) 地方之間權力分配結構的差異，顯然體(ti) 現了一種政府層級的縱向視角，同時中國傳(chuan) 統思想聚焦於(yu) “君-臣-民”三種縱向層級政治主體(ti) 之間的聯結機製和倫(lun) 理政治關(guan) 係。例如呂思勉在《中國國體(ti) 製度小史》中認為(wei) 中國國體(ti) 演變的根本問題是大一統問題：“眾(zhong) 國分立之中國，果何由而成為(wei) 大一統之局耶?”(45)

古代中國是否為(wei) 專(zhuan) 製政體(ti) ，不僅(jin) 取決(jue) 於(yu) 中國古代君主權力是否為(wei) 專(zhuan) 製的，也取決(jue) 於(yu) “專(zhuan) 製”能否成為(wei) 描述和解釋該政治體(ti) 製的中心性概念，因而取決(jue) 於(yu) 君主專(zhuan) 製或專(zhuan) 製主義(yi) 對於(yu) 中國古代諸多憲製性議題的解釋效力。由於(yu) 曆史中國的憲製性議題往往具有鮮明的時代性，不同的時代往往聚焦於(yu) 不同的憲製性議題，對於(yu) 中國政體(ti) 的理解也會(hui) 隨之發生變化。近十年來圍繞“中國專(zhuan) 製政體(ti) 論”的諸多爭(zheng) 論盡管由具體(ti) 的曆史事實問題展開，然而深層次反映了中國近幾十年來時代與(yu) 政治環境的變化，導致學術界看待中國曆史的視角和價(jia) 值觀念也隨之發生變化。

三 從(cong) “概念超載”到大一統範式的代興(xing)

圍繞“專(zhuan) 製”的思想和學術論爭(zheng) 在近年來延伸出“專(zhuan) 製”概念的中西屬性問題。侯旭東(dong) 認為(wei) 專(zhuan) 製說在中國的傳(chuan) 播和接受是一個(ge) “自我東(dong) 方化”的過程，同時已有大量學者對該問題進行商榷和討論，由此引出關(guan) 於(yu) 西方概念和理論是否適用於(yu) 中國，以及什麽(me) 樣的概念或理論體(ti) 係具有中國自主性等問題。(46)

從(cong) 西方專(zhuan) 製思想的演變脈絡來看，專(zhuan) 製政體(ti) 或專(zhuan) 製主義(yi) 問題在亞(ya) 裏士多德、孟德斯鳩等思想家的核心問題意識和理論體(ti) 係當中往往並不處於(yu) 核心地位，專(zhuan) 製政體(ti) 處在典範意義(yi) 上的民主政體(ti) 或自由政體(ti) 的對立麵，因而圍繞專(zhuan) 製的討論在西方思想史的脈絡當中顯得相對“邊緣”。(47)然而專(zhuan) 製政體(ti) 學說自傳(chuan) 入中國以來，就成為(wei) 中國知識分子理解本國政治及其曆史傳(chuan) 統的中心性政體(ti) 概念。(48)在晚清政體(ti) 學說當中，專(zhuan) 製往往與(yu) 立憲相對出現，幾乎得到了同等甚至更多的理論關(guan) 注。(49)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講，專(zhuan) 製政體(ti) 學說在近代中國反而走向了政治理論的中心位置，並引發近百年來大量中國政治家和思想家的不斷研究和闡發，最終形成的“中國式”專(zhuan) 製政體(ti) 學說在多個(ge) 方麵遠超出西方專(zhuan) 製學說的理論框架。

“中國式”專(zhuan) 製政體(ti) 學說同時還大量接續了中國傳(chuan) 統政治思維的一些基本模式，可稱為(wei) 專(zhuan) 製政體(ti) 論的“治體(ti) 化”。“治體(ti) ”是指中國古代政治思維的一種秩序意識，治體(ti) 論主要從(cong) 治道(價(jia) 值原則)、治法(製度方略)和治人(政治主體(ti) )三個(ge) 要素來分析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基本內(nei) 容。(50)專(zhuan) 製政體(ti) 的“治體(ti) 化”是指，專(zhuan) 製學說進入中國以來一方麵受到了中國傳(chuan) 統政治思維方式的潛在影響，另一方麵在長期學術論辯和理論詮釋過程中不斷擴充和發展，“中國專(zhuan) 製政體(ti) 論”從(cong) 以“專(zhuan) 製君主”和“君權”為(wei) 中心的討論擴展到政治製度(治法)、政治行動者(治人)和政治理念(治道)的多重維度，並在各個(ge) 維度不斷深化和創新。(51)

從(cong) 治道層麵而言，孟德斯鳩曾討論過專(zhuan) 製政體(ti) 的原則精神，而在中國現代思想中專(zhuan) 製政體(ti) 的價(jia) 值原則得到了更多的討論和延伸。嚴(yan) 複、梁啟超以降的近代思想家對於(yu) 專(zhuan) 製政體(ti) 的批評重點往往不在於(yu) 君主本身的權力專(zhuan) 斷和暴政，而在於(yu) 專(zhuan) 製體(ti) 製對思想文化的禁錮，這可看作傳(chuan) 統政學關(guan) 係思維方式的現代呈現。將思想文化的“專(zhuan) 製”視作中國專(zhuan) 製政體(ti) 的核心特征，這一觀念不僅(jin) 體(ti) 現出中國獨特的政治思維方式，並且在今天仍然有一定的影響力。(52)呂思勉則運用中國傳(chuan) 統的公私之辨來理解君主專(zhuan) 製，“然君主之權，既莫為(wei) 之限製，則其不免據天下以自私，亦勢所必至也”。(53)潘光旦在《家製與(yu) 政體(ti) 》中將專(zhuan) 製政體(ti) 歸結於(yu) 中國傳(chuan) 統的家製和家族文化：“中國二千年來的帝製政治就屬於(yu) 這一路，它實在是一個(ge) 大家庭的無數倍放大，所以會(hui) 有君父、子民、臣仆一類的稱呼……家庭的改製的重要性並不後於(yu) 政治的改製。”(54)梁漱溟認為(wei) 權力的一元化或專(zhuan) 製是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形勢的“果”而非“因”，職業(ye) 分途的散漫社會(hui) 決(jue) 定了政治權力的一元化。(55)

在政治主體(ti) 層麵，如何認識皇權與(yu) 士大夫政治的關(guan) 係成為(wei) “中國專(zhuan) 製政體(ti) 論”的關(guan) 鍵問題。在“專(zhuan) 製”概念剛剛傳(chuan) 入之時，嚴(yan) 複對中國士大夫群體(ti) 提出了激烈的批評，一方麵中國士大夫“不肖而訾周孔”，(56)另一方麵中國一直施行“愚民之治”，限製和禁錮了普通民眾(zhong) 的智慧、能力和道德。(57)劉澤華認為(wei) “皇帝與(yu) 官僚的結合，是中國古代君主專(zhuan) 製的主體(ti) ”。(58)閻步克則從(cong) 文吏與(yu) 儒生在政治地位、功能等方麵的變遷過程來審視中國古代的皇權-官僚專(zhuan) 製體(ti) 製。(59)君民關(guan) 係同樣構成衡量專(zhuan) 製政體(ti) 的重要維度，中國近代經學家宋育仁頗具洞見地提出，中國秦以來專(zhuan) 製政治的突出特征是社會(hui) 治理的缺失，“貌名為(wei) 專(zhuan) 製主權，而實與(yu) 民間無所幹涉，上與(yu) 下分離，其群渙而天下裂”。(60)

在治法(製度方略)層麵而言，西方經典的專(zhuan) 製政體(ti) 理論往往強調王權的專(zhuan) 斷性，因此專(zhuan) 製國家往往缺乏複雜精細的製度設計。然而中國自古以來即善於(yu) 政治製度之創建，錢穆、張君勱和蕭公權等學者分別論述了三省六部製、祖宗家法、科舉(ju) 製等中國曆史所獨有的諸製度。一般認為(wei) 君主專(zhuan) 製意味著中央集權，而夏曾佑根據中國曆史經驗得出相反的論斷，“專(zhuan) 製政教自古之格言，但有分權之說，而無集權之說”。(61)因為(wei) 群臣之間的權力製衡有利於(yu) 君權的穩固。這些思想觀點大大拓展了專(zhuan) 製製度在政治製度層麵的指涉對象。

自專(zhuan) 製學說傳(chuan) 入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即隱約感受到專(zhuan) 製學說不能完全適合中國的政治現實，並在同俄國對比的過程中對專(zhuan) 製政體(ti) 進行了獨創性細分，楊度認為(wei) ，“今世界中專(zhuan) 製國，惟有俄羅斯與(yu) 中國，而中國政府之行動，則又與(yu) 俄羅斯異。彼似強盜而此似小偷，……其於(yu) 人民財產(chan) ，皆以放任而無保護之心”。(62)此外楊度反思了盧梭“以力服人”的專(zhuan) 製定義(yi) ，他認為(wei) 中國古代君主並無製服天下眾(zhong) 人的全能力量，“故專(zhuan) 製之國其政權仍多在政府，或政府以外之權臣，而君主之權反較之為(wei) 少”。(63)楊度從(cong) 比較的視野，將古代中國定義(yi) 為(wei) “盜賊型”專(zhuan) 製體(ti) 製，實則是通過調適西方專(zhuan) 製理論來適應中國政治的特殊性。

中國專(zhuan) 製思想論說的“治體(ti) 化”表明，盡管“專(zhuan) 製”概念和理論來自西方，但在一百多年的思想調適和闡發的過程中已經被中國本土的曆史經驗和思想傳(chuan) 統所重塑，已遠遠超出了西方專(zhuan) 製政體(ti) 理論所討論的問題域。由於(yu) 政治規模和文化傳(chuan) 統差異，專(zhuan) 製政體(ti) 理論若要在中國語境中生根發芽，必須不斷開拓其理論視野，“治體(ti) 化”即是專(zhuan) 製政體(ti) 理論沿著中國自身傳(chuan) 統在規範價(jia) 值、政治主體(ti) 和政治製度等維度不斷拓展的結果。“中國專(zhuan) 製政體(ti) 論”的本土性和自主性不僅(jin) 關(guan) 涉概念命題的起源，也關(guan) 涉概念命題在新的語境中接榫和生發的過程。

然而“中國專(zhuan) 製政體(ti) 論”在近百年來所引起的廣泛爭(zheng) 議也呈現出“概念超載”現象，即“專(zhuan) 製”對於(yu) 諸多憲製性議題日益缺乏解釋力，愈發難以全麵認識古代中國的政治邏輯。如果將“專(zhuan) 製”僅(jin) 僅(jin) 作為(wei) 分析中國古代君主權力的描述性概念似無不可，但近百年來“專(zhuan) 製”已經成為(wei) 中國古代政治的中心性概念和政治話語，且在近代中國的政治實踐中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力。因此其解釋效度值得被重新審視。首先，無論我們(men) 對“專(zhuan) 製”理論進行何種程度的理論創新，“專(zhuan) 製”的概念內(nei) 涵都決(jue) 定了其必然以“君權”或“主奴辯證法”為(wei) 中心而展開論述。由此，大量中國傳(chuan) 統的政治現象和思想論述被工具化和扁平化為(wei) 君主維持權力的工具，例如監察製和科舉(ju) 製等長期以來被視作皇權進行思想專(zhuan) 製的工具，其公共性與(yu) 合理性的一麵難以得到全麵展現，一定程度上也遮蔽了中國古今治理體(ti) 係的延續性。

其次，近年來“第二個(ge) 結合”“中華民族共同體(ti) ”等重大理論命題亟待從(cong) 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的發展脈絡與(yu) 曆史成就層麵理解中國古代政治的基本原理，“專(zhuan) 製”的君權視角及其解釋路徑在回答上述時代命題方麵顯得捉襟見肘。政體(ti) 理論需要能對最重大的政治現象和治理經驗予以回應和詮釋，如果這些憲製性議題開始尋求超脫“君主專(zhuan) 製”的曆史溯源和邏輯推演，卻又繼續沿用“中國專(zhuan) 製政體(ti) 論”的概念體(ti) 係，那麽(me) 有關(guan) 中國傳(chuan) 統政治模式的“名”與(yu) “實”將進一步分離，這種名實分離的理論窘境意味著亟待一種新的理解中國國家治理傳(chuan) 統的理論範式。

“中國專(zhuan) 製政體(ti) 論”的思想論爭(zheng) 和解釋困境，以及近年來“大一統”範式的代興(xing) 對於(yu) 思考如何以中心性政治概念來概括政體(ti) 的問題具有很大啟發意義(yi) 。(64)首先，中心性概念對於(yu) 重大政治理論問題應當具有足夠的包容性和解釋力，盡量實現概念的“價(jia) 值中立”。我們(men) 發現“中國專(zhuan) 製政體(ti) 論”往往在解釋中國傳(chuan) 統政治當中的負麵現象時具有犀利的解釋力，善於(yu) 進行“病理分析”，但對其中大量積極正麵的政治價(jia) 值和治理機製難以提出令人信服的解釋，原因在於(yu) “中國專(zhuan) 製政體(ti) 論”具有明確的價(jia) 值取向，且研究視角相對偏狹。部分學者指出應當對“專(zhuan) 製”概念進行價(jia) 值中立化，將其視作一個(ge) 描述性和可測量性的政治科學概念，(65)隻是在概念的具體(ti) 運用過程中，“專(zhuan) 製”歸根結底難以擺脫其作為(wei) 規範性概念的事實。“專(zhuan) 製”概念自被廣泛使用以來，都體(ti) 現出明顯的價(jia) 值傾(qing) 向，即作為(wei) 自由、權利等普遍性價(jia) 值的對立麵的政治形態而存在，是“常態政體(ti) 的畸形偏離”。(66)放眼古今中外的政治理論，極少有國家使用一個(ge) 價(jia) 值負麵的概念來冠名自身的政治體(ti) 製。相比之下，“大一統”是中國政治文明的基源性問題，(67)也是對中國政治文明基本形態和價(jia) 值理念的總體(ti) 性認知。“大一統”首先是中華民族共同體(ti) 的曆史呈現方式，(68)同時體(ti) 現了政治集中和向心凝聚的秩序建構和價(jia) 值觀念。因此“大一統”概念更具包容性，既能夠解釋中國傳(chuan) 統政治在應對政治統一集中、族群團結和文化延續等議題過程中的曆史經驗，(69)同時也可以用來理解中國傳(chuan) 統政治所麵臨(lin) 的種種困境，如超大規模帶來的國家治理張力、權力過度集中以及限製個(ge) 人自主性等，因而“大一統”相比之下更趨於(yu) 價(jia) 值中立。

其次，中心性政治概念的使用應盡量“名”“實”一致。近代以來在西方知識體(ti) 係的引入和傳(chuan) 播過程中諸多政治概念在中國被“誤讀”和“本土化”，並且這種“概念誤讀”經過長期的傳(chuan) 播和調適成為(wei) 概念內(nei) 涵的組成部分。例如當今部分學者寬泛使用“帝製中國”(imperial China)，將其理解為(wei) 與(yu) 封建時代相區分的“皇帝製度時期”。這一理解實則不同於(yu) 西方典型的“帝國”理論，較易引發中西學術之間的理解障礙。(70)專(zhuan) 製理論的“治體(ti) 化”也意味著中國語境中的“專(zhuan) 製”概念在不斷獲得普遍解釋力的同時，其外延也不斷拓寬，在實際的使用中往往偏離了“專(zhuan) 製”的原初含義(yi) 。

最後，不妨回向錢穆“非專(zhuan) 製論”的基本出發點，錢穆提倡“從(cong) 人文的角度論說中國政治，以通馭專(zhuan) ，把文化看作一整體(ti) 係統，矚意政治、製度與(yu) 文化統一的一麵”。(71)在中國專(zhuan) 製政體(ti) 的思想論說中有一種主張政治思想與(yu) 政治製度或理念與(yu) 現實二分的進路，嚴(yan) 複譯《法意》之時認為(wei) 孟德斯鳩關(guan) 注於(yu) 政治現實層麵的專(zhuan) 製製度，而中國的政治思想並非如此。中國文明曆經數千年而不斷延續並擴展其國家規模和文化傳(chuan) 統，曆史延續性以及構成文明各要素之間的統一性顯然是更為(wei) 根本性的一麵。若以某一中心性概念高度凝練中國傳(chuan) 統政治的根本原理和運行模式，或許應當基於(yu) “治體(ti) 思維”的指導，從(cong) 製度、文化和主體(ti) 相互統一的整全性視野來探求這個(ge) 中心概念，基於(yu) 張力和衝(chong) 突的概念選擇或可揭示政治體(ti) 的製度邏輯和運行機製，但難以成為(wei) 政治文明體(ti) 生發綿延過程的基源性理解方式。(72)相比之下，“大一統”蘊含了中國超大規模治理和文明延續性的基本憲製議題，既體(ti) 現了中國傳(chuan) 統思想文化追求國家統一的基本精神，同時也能夠用來理解中國超大規模國家的治理架構，因而或許是一個(ge) 理論解釋空間更廣闊和更具整全性的概念。

注釋
(1)張灝：《近代思想史上的轉型時代》，載張灝《轉型時代與幽暗意識：張灝自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51頁。
(2)侯旭東：《中國古代專製說的知識考古》，《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
(3)李若暉：《中國古代對於君主專製的批判》，《文史哲》2016年第5期;宋洪兵：《二十世紀中國學界對“專製”概念的理解與法家思想研究》，《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4期;王義保：《“專製主義”概念溯源》，《學術論壇》2008年第6期。
(4)黃敏蘭：《質疑“中國古代專製說”依據何在——與侯旭東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閻步克：《政體類型學視角中的“中國專製主義”問題》，《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6期。
(5)卡爾·波普爾：《曆史決定論的貧困》，杜汝楫、邱仁宗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7頁。
(6)W.V.O.蒯因：《語詞與對象》，陳啟偉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306—307頁。
(7)邱昭繼：《法學研究中的概念分析方法》，《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08年第6期;葉峰：《概念分析法：一個物理主義的評估》，《學術月刊》2020年第5期。
(8)高奇琦、景躍進主編：《比較政治中的概念問題》，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年;李煥宏、薛瀾、徐建華：《用概念分析指導公共政策定量研究的變量測度——以環境規製強度測度為例》，《公共管理學報》2024年第1期。
(9)鄭小威：《關於“中國專製論”的辯論》，載鄧小南主編《宋史研究諸層麵》，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165—224頁。
(10)米勒、波格丹諾主編：《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鄧正來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207頁。
(11)喬萬尼·薩托利：《概念分析指南》，載高奇琦、景躍進主編《比較政治中的概念問題》，中央編譯出版社，第2014年，第8頁。
(12)梁啟超：《開明專製論》，載梁啟超《梁啟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453頁。
(13)梁啟超：《中國專製政治進化史論》，載梁啟超《梁啟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775頁。
(14)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張雁深譯，商務印書館，1995年，第8頁。
(15)閻步克：《政體類型學視角中的“中國專製主義”問題》，《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6期。
(16)錢穆：《國史新論》，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84頁。
(17)馮天瑜：《周製與秦製》，商務印書館，2024年，第452頁。
(18)任劍濤：《“良知的迷惘”——徐複觀、張君勱與錢穆的政治儒學之爭》，《清華社會科學》2019年第2期;範玉亮：《方法論視角下張君勱與錢穆的傳統政治屬性之爭》，《齊魯學刊》2020年第6期。
(19)張君勱：《中國專製君主政製之評議》，弘文館出版社，1986年，第5頁。
(20)張君勱：《中國專製君主政製之評議》，弘文館出版社，1986年，第18頁。
(21)蕭公權：《憲政與民主》，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70、74頁。
(22)閻步克：《政體類型學視角中的“中國專製主義”問題》，《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6期。
(23)卡爾·波普爾：《曆史決定論的貧困》，杜汝楫、邱仁宗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頁。
(24)張君勱：《中國專製君主政製之評議》，弘文館出版社，1986年，第5頁。
(25)樓巍：《維特根斯坦與反本質主義》，《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5期。
(26)劉九勇：《家國時代的天下之公：古典政治觀念的建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2年，第6頁。
(27)甘懷真：《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九州出版社，2023年，第4頁。
(28)任鋒：《“曆代政治得失”的微言隱義》，《讀書》2020年第10期。
(29)馬克·貝維爾、阿薩夫·基達：《政治科學概念的形成過程：質性方法的一個反自然主義批評》，載高奇琦、景躍進主編《比較政治中的概念問題》，中央編譯出版社，第2014年，第184—185頁。
(30)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
(31)曹正漢：《論郡縣製國家的縱向約束機製》，《清華社會科學》2021年第3期;白彤東：《中國是如何成為專製國家的》，《文史哲》2016年第5期。
(32)梁啟超：《梁啟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792頁。
(33)戈登·塔洛克：《官僚體製的政治》，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85頁。
(34)蘇力：《大國憲製——曆史中國的製度構成》，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442頁。
(35)楊光斌：《政體理論的回歸與超越——建構一種超越“左”右的民主觀》，《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1年第4期。
(36)張舒：《近代中國思想中的政體簡化論與古史敘事》，《學海》2017年第3期。
(37)劉海波：《政體初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44頁。
(38)S.N.艾森斯塔德：《帝國的政治體係》，沈原、張旅平譯，商務印書館，2021年，第92頁。
(39)塞繆爾·E.芬納：《統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權和帝國——從蘇美爾到羅馬》，王震、馬白亮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35—39頁。
(40)曾毅：《把國家組織起來——舊製度主義政治學的“十字結構”政體理論》，《教學與研究》2014年第7期。
(41)斯蒂芬·L.埃爾金、卡羅爾·愛德華·索烏坦編：《新憲政論》，周葉謙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第78頁。
(42)參見孔飛力《現代中國國家的起源》，陳兼、陳之宏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第1—2頁;蘇力《何為憲製問題?——西方曆史與古代中國》，《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3年第5期;等等。
(43)梁啟超：《梁啟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788頁。
(44)渠敬東：《中國傳統社會的雙軌治理體係：封建與郡縣製之辨》，《社會》2016年第2期。
(45)呂思勉：《中國國體製度小史》，知識產權出版社，2018年，第3頁。
(46)侯旭東：《中國古代專製說的知識考古》，《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黃敏蘭：《質疑“中國古代專製說”依據何在——與侯旭東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
(47)這一點在孟德斯鳩以前的西方思想中更為凸顯，參見段德敏《“專製主義”概念的“現代性轉型”》，《學術界》2015年第2期。
(48)顧少華：《名實相構：晚清“中國古代專製說”生成的邏輯及影響》，《人文雜誌》2024年第9期。
(49)鄧華瑩：《清季革命論戰中的“國體”“政體”爭議》，《社會科學戰線》2018年第11期。
(50)任鋒：《治體論的思想傳統與現代啟示》，《政治學研究》2019年第5期。
(51)嚴複在翻譯孟德斯鳩《法意》一書時深刻受到了中國傳統治體思維的影響，因此嚴複的專製論說同樣體現了治體思想的基本規模。參見任鋒《治化的三重世界：嚴複〈天演論〉導言探微》，《雲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4期。
(52)李振宏：《秦至清皇權專製社會說的思想史論證》，《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4期。
(53)呂思勉：《中國政體製度小史》，知識產權出版社，2018年，第64頁。
(54)潘光旦著，周飛舟編：《潘光旦社會學文集》，商務印書館，2019年，第412頁。
(55)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12—214頁。
(56)嚴複著，盧華、吳劍修編：《嚴複論學集》，商務印書館，2019年，第167頁。
(57)嚴複著，盧華、吳劍修編：《嚴複論學集》，商務印書館，2019年，第167頁。
(58)劉澤華主編：《士人與社會》，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頁。
(59)閻步克：《秦政、漢政與文吏、儒生》，《曆史研究》1986年第3期。
(60)王東傑、陳陽編：《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宋育仁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67頁。
(61)夏曾佑著，楊琥編：《夏曾佑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28頁。
(62)楊度：《楊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31頁。
(63)楊度：《楊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37頁。
(64)王向民、陳立業：《“大一統”研究：緣起、演進、挑戰與邊界》，《社會科學》2023年第7期。
(65)閻步克：《政體類型學視角中的“中國專製主義”問題》，《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6期。
(66)景躍進：《中國政治學的轉型：分化與定位》，《政治學研究》2019年第2期。
(67)任鋒：《大一統與政治秩序的基源性問題：錢穆曆史思維的理論啟示》，《人文雜誌》2021年第8期。
(68)林尚立：《大一統與共和：中國現代政治的緣起》，《複旦政治學評論》2006年第1期。
(69)汪仕凱：《論政治大一統：內涵、本質和演進》，《學海》2022年第5期。
(70)歐立德：《傳統中國是一個帝國嗎?》，《讀書》2014年1期;俞可平：《帝國新論》，《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2期。
(71)張昭軍：《“中國式專製”抑或“中國式民主”——近代學人梁啟超、錢穆關於中國古代政治製度的探討》，《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3期。
(72)任鋒、李歡：《中心統合主義：大一統國家的一個理論闡釋》，《社會科學》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