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初儒道間的三次交鋒

作者：曾海軍(jun) （四川大學哲學係）

來源：作者賜稿

          原載於(yu) 《衡水學院學報》2025年第6期

內(nei) 容提要：曹參從(cong) “未知所定”到定黃老之術，道家雖說贏得毫無懸念，一切都顯得雲(yun) 淡風輕，但就學問本身的思想主張而言，具體(ti) 表現為(wei) 勿擾獄與(yu) 勿擾市這兩(liang) 方麵，儒家也一向反對不教而誅和與(yu) 民爭(zheng) 利，相比之下並無特別出彩的地方。竇太後召見轅固生問老子書(shu) ，結果聽到將老子書(shu) 評為(wei) “家人言”，即隻適合家人層麵的治身，而不能當作治國經書(shu) 時，便親(qin) 手導演了一場將其投入豬圈與(yu) 豬相搏的驚險鬧劇。竇太後受黃老道家的影響，除了守住類似於(yu) 清淨無為(wei) 這種教義(yi) ，對於(yu) 王臧和趙綰積極推動各種典章製度的建設，缺乏基本的認知，一律當作“此欲複為(wei) 新垣平邪”處理，運用皇權進行了殘酷的鎮壓。這是儒家在獨尊前夕的最後一次曲折，也是黃老道家的勢力最後的激烈掙紮。

關(guan) 鍵詞：儒家，道家，交鋒，曹參

儒家的仁義(yi) 在於(yu) 打動和震撼人心，道家的大道在於(yu) 洞察和把握時勢。西漢初期儒道之間的相互消長，大致可以梳理出相互較量的六個(ge) 回合：麵對曹參之問，長者諸生之言被淘汰，道家贏得毫無懸念，這是第一回合；景帝翻雲(yun) 覆雨，以“不愛一人謝天下”為(wei) 由殺晁錯，晁錯之敗可謂慘烈，這是第二回合；轅固生與(yu) 黃生在景帝跟前爭(zheng) 論“湯武革命”，景帝隻做騎牆之論，看起來不分勝負，這是第三回合；竇太後要求景帝立梁王為(wei) 太子，袁盎等人以公羊大義(yi) “君子大居正”駁回，竇太後沒能得逞，這是第四回合；竇太後惱羞成怒，迫使轅固生入圈刺豕，差點丟(diu) 了性命，黃老道家可能贏了麵子，輸了裏子，這是第五回合；議明堂事後，竇太後逼迫儒生趙綰、王臧自殺身亡，大概屬於(yu) 儒家黎明前的黑暗，這是第六回合。對於(yu) 這六個(ge) 回合的交鋒，本文選取其中曹參相齊、入圈刺豕和議明堂事這三次交鋒予以論說，以大略顯示儒道之間的消長曆程。

一、曹參相齊的雲(yun) 淡風輕

曹參入朝為(wei) 相而接替蕭何，隨後采用“蕭規曹隨”的治理路線，這方麵的研究比較多。在曹參入朝為(wei) 相之前，還有一個(ge) 曹參相齊的階段。曹參在齊國為(wei) 相這一時期，已經采用了黃老之術的治理方式，同時還可以看出，曹參最初在儒道之間如何讓黃老思想勝出。太史公的相關(guan) 記載如下：

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為(wei) 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yu) 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wei) 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yu) 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史記·曹相國世家》）

曹參相齊之初，便“盡召長老諸生”問對策，這表現了“漢統治者認識到秦式的文吏體(ti) 製不可盡賴，轉而向知識分子的求助” [1]149。但同樣是求助，為(wei) 何先向儒生谘詢就失敗了呢？太史公也未交代細節，隻說曹參問了百數儒生，終因眾(zhong) 說紛紜而作罷。所謂“言人人殊”，也可以有不同理解。若眾(zhong) 多儒生各說各話，都說不出一個(ge) 所以然，導致曹參很失望，那問題就出在儒生身上。但也有可能作為(wei) 儒生，有著共同的治理理念，隻是就具體(ti) 的治理方案有不同看法，導致曹參無所適從(cong) ，那問題就出在曹參身上。曹參獲得了基本的治理方向，本該於(yu) 諸多不同的治理意見中求同存異，作為(wei) 齊相而確定最終的方案。這是兩(liang) 種相對極端的情形，一般情況下，百數儒生各自水平肯定參差不齊，即便大多數屬於(yu) 那種書(shu) 生的意氣重，而並不切實際，也總可能有少數個(ge) 別飽讀詩書(shu) 卻又能通經致用之人，何以曹參居然一個(ge) 都沒遇上嗎？最大的可能是，曹參求助知識分子之前已經有成見在先，他並非在虛心聽取意見，而是要尋找那個(ge) 跟他相契合的人。此即為(wei) 何他在“聞膠西有蓋公”之後，就能迅速拍板“厚幣請之”的原因，而沒有多向一些類似蓋公的人詢問之後再決(jue) 定。這一切都表現得雲(yun) 淡風輕，儒道之間甚至還沒來得及交鋒，曹參就已經決(jue) 定好了。根據生活經驗，曹參既已有所聞，最有可能先是與(yu) 師承相關(guan) 的信息，如太史公所錄：

樂(le) 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le) 瑕公，樂(le) 瑕公教樂(le) 臣公，樂(le) 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yu) 齊高密、膠西，為(wei) 曹相國師。（《史記·樂(le) 毅列傳(chuan) 》）

蓋公之學本於(yu) 河上丈人，按有學者的說法，“漢初黃老學，臻於(yu) 蓋公，而蓋公之學，可追溯至河上公” [2]48。當時的曹參對此應該是了解的，因為(wei) 齊地原本就有黃老學的風氣，“漢代‘黃老學’的源頭，學界一般認為(wei) 是戰國時期齊國的‘稷下學’” [3]72，故曹參不難對蓋公之學有所耳聞。以曹參長期跟隨作戰而少謀略這一特點來看，可能不會(hui) 傾(qing) 向於(yu) 開拓新局麵，而更願意保持已有的局麵而少作為(wei) ，可能多少有點類似於(yu) “治大國若烹小鮮”（《老子》第六十章）的氣質。有鑒於(yu) 此，曹參在儒生當中找不到稱心如意的人，卻能與(yu) 蓋公一拍即合，也就不奇怪了。曹參在什麽(me) 意義(yi) 上自覺采取了道家的無為(wei) 之治方略，恐怕很難說。這一點也已被學者道破，其雲(yun) ：“道家認為(wei) 不必積極有為(wei) ，‘道’作為(wei) 宇宙秩序自然會(hui) 把萬(wan) 物調節到適宜狀態。信奉此說的曹參為(wei) 相，飲酒不問政事；汲黯治郡，‘臥閨閣內(nei) 不出’；直不疑為(wei) 官，‘唯恐人之知其為(wei) 吏跡’。但這不過反映了漢統治者承秦之弊，在未找到更好的統治術前不敢輕舉(ju) 妄動，寧肯犧牲官僚機器的能力與(yu) 效率，也要避免失誤而已。” [1]149不過，蓋公之學本於(yu) 河上丈人，而河上丈人以《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流傳(chuan) 後世。老子強調“道”本身具備“損有餘(yu) 而補不足”（《老子》第七十七章）的自然調適力量，卻明確表示隻適用於(yu) “小國寡民”（《老子》第八十章）的情況，怎麽(me) 就成為(wei) 了疆域遼闊的漢王朝用來治理天下的黃老學這種意識形態了呢？

根據有學者的研究，引領這種變化的關(guan) 鍵點正在河上丈人的《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首先便體(ti) 現在“將《老子》從(cong) 整體(ti) 上解釋成政治哲學”上，“其次體(ti) 現在解釋本身之去‘玄’歸‘實’。這裏所謂‘去“玄”歸“實”’，是指在解釋時竭力消解《老子》的哲學思辨特性，而將解釋的意向徹底落實在現實（漢初現實）政治需要上”。除此之外，在出土的帛書(shu) 文獻《黃帝四經》中也有清晰的體(ti) 現，其內(nei) 容“都是將《老子》清淨、無為(wei) 、因循之理念化為(wei) 治國安民的統治術，變《老子》玄思哲學為(wei) 現實政治哲學”。[2]50對《黃帝四經》的相關(guan) 研究表明，不同學者的看法雖不一樣，“但都承認黃老學派具有強烈的經世精神” [3]73。由此可見，黃老學成為(wei) 漢初治理天下的意識形態，跟其內(nei) 在的學理變化密切相關(guan) 。既有道家思想向黃老學的轉變，也有黃老學進一步向黃老道的轉變，黃老學偏重“治國”而黃老道偏重“治身”，此兩(liang) 者“本來是道家學說的組成部分”。有學者由是認為(wei) ，由黃老學的“治國”向黃老道的“治身”轉變，有著道家學問本身的思想邏輯，而“以往學界多在列舉(ju) 現象後將原因歸結為(wei) 外在的社會(hui) 環境，如階級矛盾的激化、儒家學說的競爭(zheng) 、統治階層的態度等”。[3]74同樣地，漢初黃老學的出現也多論外在的社會(hui) 環境，過分強調王朝初年有適合清靜無為(wei) 的曆史背景，由此通過某種大而化之的宏觀敘事，勾勒出似乎無可阻擋的曆史必然性。

比較熟悉的宏大話語諸如，“蓋老學流傳(chuan) ，經秦火而未絕。……此後則其術盛行於(yu) 朝，幾有壓倒儒法，獨為(wei) 國教之勢。曆六七十年而後漸趨衰微”，這屬於(yu) 總體(ti) 趨勢的判斷。老學的興(xing) 盛是由於(yu) “中國經六國及秦楚之長期爭(zheng) 亂(luan) ，天下困窮，達於(yu) 極點”，此後“經惠文景三朝數十年之休養(yang) 生息，至武帝初年遂大臻於(yu) 富庶。國力既已充裕，政策自趨積極。又適值武帝為(wei) 好大喜功之主，‘內(nei) 多欲而外施仁義(yi) ’，於(yu) 是黃老清靜之徒‘功成身退’，儒家禮樂(le) 之術亦應運而興(xing) 矣”。[4]窮困到極點而盛行老學，國力充裕之後儒家才應運而興(xing) ，這種看法顯然過於(yu) 籠統了。還有如，“秦火以後，至於(yu) 漢初，高、惠、文、景、武五朝之間，此儒道兩(liang) 家競爭(zheng) 之時代，而儒終以得勝，且以後相沿為(wei) 曆代之國教，則武帝之力也”，總體(ti) 趨勢的判斷大致相當，之前何以道家能占優(you) 勢，“蓋當秦政暴虐，楚、漢兵爭(zheng) 以後，民厭囂思靜，所以能順流而治也”，“故漢興(xing) 至武帝初，凡七十餘(yu) 年，其政論學說，純然為(wei) 道家之勢力而已”。[5]在這種宏大敘事中，主要呈現某種客觀的曆史必然性，卻缺失了思想本身的邏輯。

根據黃老學本身的思想邏輯，才能更好地理解曹參何以重視蓋公之學，以及在治理上具體(ti) 有哪些表現。關(guan) 於(yu) 蓋公之學及其對曹參的影響，有學者通過研究表示：“曹參師蓋公所習(xi) 者何？曆來史家皆無考，筆者新近注意到，劉向的《關(guan) 尹子書(shu) 錄》有重要線索，書(shu) 錄稱，‘蓋公授曹相國參，曹相國薨，書(shu) 葬。’關(guan) 尹子係老子弟子，莊子以之與(yu) 老子並稱為(wei) ‘古之博大真人’。《漢書(shu) ·藝文誌》有道家《關(guan) 尹子》九篇，已亡佚。今本《關(guan) 尹子》乃為(wei) 後人依托之作。但是我們(men) 可以從(cong) 《莊子·天下》篇中了解其基本思想，可知其以道為(wei) 本，尚謙弱，主虛空，其觀事致思的特點在於(yu) ‘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嚐先人而常隨人’，這與(yu) 呂氏春秋所言‘關(guan) 尹貴清’是吻合的。當然從(cong) 曹參一生的行跡來看，他對於(yu) 黃老道家的政治哲學和守內(nei) 之道皆有非凡了悟，並不止於(yu) 貴清之學。” [6]不過，對於(yu) 曹參所推崇的黃老學與(yu) 莊子之間的關(guan) 係，有學者卻一再明確主張，黃老學“主張政治意義(yi) 上的‘為(wei) 無為(wei) ’，本質上拒斥《莊子》消極‘無為(wei) ’思想，所以它不依據《莊子》，隻依據《老子》”，並聲稱“當我們(men) 籠統稱漢初‘黃老言’（黃老學）為(wei) ‘新道學’時，首先應警惕老莊混同，在思想上要清醒地認識到漢初的‘新道學’（黃老言或曰黃老學）不是新在對老（子）莊（子）思想之政治視角的解釋與(yu) 發揮，而隻新在對老子思想之政治視角的解釋與(yu) 發揮”。[2]51這說明學問本身的思想邏輯並沒有那麽(me) 明晰，卻並不能因此而否認這方麵的價(jia) 值。曹參對於(yu) 黃老道家是不是都有“非凡了悟”，的確不好說，也有另外一種可能，即“黃老思想本身是一問題；而統治者從(cong) 中理解了什麽(me) ，則又是一問題” [1]149。無論哪種情形，認為(wei) 曹參相齊有比較充分的黃老學依據，應無問題。

曹參在齊國為(wei) 相，從(cong) “問所以安集百姓”開始，“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史記·曹相同世家》），以“齊國安集”而告終，亦可謂善始善終。但曹相國到底實施了哪些高明的治理之策，史書(shu) 記載卻付之闕如。隻有相國離任前夕交班的時候留下了一條線索：

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wei) 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yu) 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並容也，今君擾之，奸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史記·曹相同世家》）

有學者對這條線索進行了分析，認為(wei) “曹參治齊之‘要’，即主要原則，是用黃老術，奉行‘無為(wei) ’。‘勿擾’即‘無擾’，即無為(wei) 。由曹參離職屬托可知，他治齊‘無為(wei) ’中，最著力的，是無擾獄無擾市。秦朝最令人難忍的刑罰亂(luan) 政……這是導致社會(hui) 動亂(luan) 的一個(ge) 重要原因。曹參曾是獄吏，他知道其中利害。要安集，就要清除暴政，首當其衝(chong) 的，是簡法遵法不擾獄。商業(ye) 在齊國曆史悠久，從(cong) 齊太公呂尚開始就重商業(ye) 。從(cong) 商人數多，商業(ye) 涉及麵廣，擾市，將引起廣泛不安。再則，蕭條、崩潰經濟的複振，也有待商業(ye) 的激發、疏通作用的發揮。曹參以無擾獄、無擾市為(wei) 重點，而推行無為(wei) 政治，是抓準了目標。” [7]“勿擾”能否這麽(me) 簡單就能與(yu) “無為(wei) ”劃等號，可以商榷，具體(ti) 表現為(wei) 勿擾獄、勿擾市應該大致無誤。曹參相齊運用黃老之術，至少包含了這兩(liang) 個(ge) 方麵，其與(yu) “關(guan) 尹貴清”或清靜無為(wei) 的思想理據照應得上。這一方麵能更好地理解曹參選擇蓋公之學的思想依據，而另一方麵通過呈現學問本身的思想邏輯，才能從(cong) 某種曆史必然性的宏大敘事中擺脫出來。若學問本身在思想主張方麵看不出有什麽(me) 壓倒性的優(you) 勢，就不能粗暴地將曆史的選擇敘述為(wei) 無可阻擋。以曹參強調的勿擾獄、勿擾市為(wei) 例，固然與(yu) 黃老之術的風格相契合，而儒家一向反對不教而誅和與(yu) 民爭(zheng) 利，而且有著十分豐(feng) 富的思想資源，很難說黃老學在這方麵的思想占有多大優(you) 勢。曆史固然有其必然性，但很多時候的選擇也充滿著偶然。曹參對蓋公之學情有獨鍾，固然找得著很多原因，卻未必能敘述成曆史的必然趨勢。由是，曹參從(cong) “未知所定”到定黃老之術，道家雖說贏得毫無懸念，一切都顯得雲(yun) 淡風輕，但就學問本身的思想主張而言，並無特別出彩的地方。

二、入圈刺豕的驚險鬧劇

當年竇太後給景帝施壓，強烈要求立梁王為(wei) 太子時，麵對這一咄咄逼人之勢，袁盎等人雖最終以公羊大義(yi) “君子大居正”勸服了竇太後，但也招來竇太後對儒家的忌恨，為(wei) 此後的反撲埋下了禍根。先是逼轅固生入圈刺豕，差點丟(diu) 了性命，後是儒生趙綰、王臧被迫自殺，都不能不讓人想到竇太後可能忌恨在先而伺機報複。此處先論前一件事，太史公筆錄如下：

竇太後好老子書(shu) ，召轅固生問老子書(shu) 。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後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shu) 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後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後默然，無以複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為(wei) 廉直，拜為(wei) 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史記·儒林列傳(chuan) 》）

好老子書(shu) 的竇太後召轅固生問老子書(shu) ，麵對盛氣淩人的竇太後，轅固生的回答無論怎樣理解，按理至少不會(hui) 有故意嘲弄老子書(shu) 的意思，因為(wei) 他應該很清楚自己的回答需要把握的分寸。在某種意義(yi) 上，這就相當於(yu) 一次學術交流見麵會(hui) ，轅固生不過發表自己的個(ge) 人看法，不至於(yu) 連性命都不顧。竇太後的激烈反應，轅固生可能完全沒預料到。有人認為(wei) 轅固生說老子書(shu) 是“家人言”，“這裏的‘家人言’就是指婦人之言，即婦道人家的見解”，並言之鑿鑿。在儒道之間，若以為(wei) “儒術是為(wei) 加強鞏固君權服務的；黃老之言隻能削弱君權，有利於(yu) 母後幹政”，[8]基於(yu) 這種見識做出的判斷顯然不足為(wei) 據。轅固生敢在至高無上的竇太後跟前說老子書(shu) 是婦人之言，不僅(jin) 罵老子書(shu) ，還順帶把竇太後一塊給罵了，這未免太瘋狂了，根本不可能是一個(ge) 儒生的作為(wei) 。若轅固生都狂妄到這種地步了，竇太後卻沒有痛下殺手，讓他還有逃生的機會(hui) ，這也不可能是一個(ge) 強硬太後的作派。有學者也表達了類似的意思，認為(wei) “轅固生再怎麽(me) 不通處世之道，也不敢當著景帝和竇太後本人的麵，貶斥竇太後喜歡的《老子》一書(shu) 為(wei) 僮仆之言，因為(wei) 這明顯有犯上的嫌疑，而犯上在漢代是以大逆不道論罪的” [9]118-119雲(yun) 雲(yun) 。這是針對顏師古所注“家人言僮隸之屬”而言，若以犯上而論，就不是通不通處世之道的問題，而是轅固生作為(wei) 儒生的操守問題。至於(yu) “婦道人家的見解”這一解釋，那就更過分了。

轅固生聲稱老子書(shu) 為(wei) “家人言”，如何理解這一說法，相關(guan) 的研究不少，爭(zheng) 議也很大[ 參見王翊《“家人言”與(yu) “司空城旦書(shu) ”新考》，該文對相關(guan) 研究有比較全麵的涉及，載《中國典籍與(yu) 文化論叢(cong) 》，2021年第1期。]。筆者以為(wei) ，未必能十分準確地界定“家人言”的意思，但根據曆史人物的身份、對話的情境及相關(guan) 的思想淵源，大致可以判斷類似的意思。比如首先不大可能指“婦人之言”或“奴仆之言”，這明顯有人身攻擊的意味。除非隻為(wei) 了表達一種輕蔑的情緒，不然就不可能說出這麽(me) 難聽的意思。而轅固生要衝(chong) 著皇權頂端的竇太後發泄情緒，這也完全不合情理。比較一致的解釋集中在“所謂‘家人言’，就是指普通老百姓所說的沒有見識、瑣碎、庸俗而不通大義(yi) 的話” [9]121，或“家人”具體(ti) 指“地位較低的平民” [10]49，這跟此前有學者認為(wei) “‘家人言’的主要意思是指它的流行之廣，一般人都學它、 講它” [11]49很接近。這種解釋的最大問題在於(yu) ，將如此玄奧難懂的老子書(shu) 說成是普通百姓的話，這也有違思想史上的常識。以我們(men) 今天能讀到的《老子》一書(shu) 而論，若論百家書(shu) 中哪一本最難讀懂，恐怕非此書(shu) 莫屬。《老子》一書(shu) 的難懂是義(yi) 理上的玄奧，與(yu) 普通老百姓的常識距離相當遙遠，時至今日依然如此。若聲稱老子書(shu) 沒有見識或很庸俗，今人都不敢這麽(me) 說，轅固生不可能表達這種誣妄之言，這仍然太不符合當時的曆史情境了。除非如有的學者所言，“果為(wei) 五千言之文，固即不說道家，豈得詆為(wei) 家人言？疑太後所好者實非今《老子》書(shu) 也” [12]，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轅固生所說的“家人”，考慮到其善治齊詩，最有可能同於(yu) 《詩經》中類似“宜其家人”的“家人”，其主旨在於(yu) 強調老子書(shu) 可以在“家人”的層麵上言治身，而不適合在天下的層麵上言治國。簡言之，轅固生旨在表明老子書(shu) 並非治國的經書(shu) ，而並不否認在“家人”層麵上的治身價(jia) 值。明知竇太後喜歡讀老子書(shu) ，轅固生首先想要表明這本身並無問題，甚至老子書(shu) 也很值得讀，這樣理解才符合當時的曆史情境及各自的身份。身為(wei) 人臣的轅固生被皇太後召見，決(jue) 無可能抱著故意觸怒她的用心，倒很有可能先對竇太後喜歡讀老子書(shu) 作一番肯定乃至誇獎。轅固生基於(yu) 對老子書(shu) 的了解，並不難看出其中有價(jia) 值的地方，表彰竇太後喜歡讀老子書(shu) 也很自然。竇太後在深宮之中，喜歡讀老子書(shu) ，原本也真沒什麽(me) 問題，這完全可以是很由衷的想法。隻不過竇太後若想將老子書(shu) 當成治國的經書(shu) ，作為(wei) 儒生的轅固生就不能認可了，這才是真正的關(guan) 鍵所在。即便要將竇太後與(yu) 景帝的關(guan) 係考慮進來，一個(ge) 不想失去母後的大權，一個(ge) 想要加強帝王的獨攬，將轅固生夾在其中，分歧點也在於(yu) 老子書(shu) 能否當成治國的經書(shu) ，而非竇太後喜歡讀老子書(shu) 本身。更重要的是，這種理解與(yu) 老子書(shu) 的思想內(nei) 容以及當時的思想變遷相吻合。

如前文所論，從(cong) 老子的道家思想到黃老學有一個(ge) 轉變的過程，其中最顯著的變化在於(yu) 極大地突顯了“治國”這個(ge) 維度。這也意味著，老子書(shu) 原本的治國思想很薄弱，在今本《老子》一書(shu) 中，即便“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老子》第八十章）一類的言說也極少。韓非這種富有原創性的思想家，未必不可以從(cong) 諸多老子之言中創造性地轉出治國思想，但即便像竇太後這種曆史人物，也沒有可能直接當成治國原則。故轅固生表示老子書(shu) 並非治國之大經，這有著充分的學理依據，自己有足夠的把握論說清楚。正常情況下，轅固生在覲見竇太後之前，肯定在心裏掂量過，這種話竇太後未必愛聽，也應當屬於(yu) 那種但說無妨的話。當然，事實證明，轅固生還是料事不周，當他在最後話鋒一轉時，還是招惹了竇太後，險些引來殺身之禍。或許可以說，“竇太後維護道家學說，甚至到了頑固的程度，聽不得任何有損老子的言論”，但這隻是表明了皇權的任性，不能說明別的問題。要是認為(wei) “他們(men) 從(cong) 道家思想出發，以百姓之心為(wei) 心，以德化民，仁愛天下，改善民眾(zhong) 的人權狀況”雲(yun) 雲(yun) ，[13]就未免太離譜了。老子雖謂“以百姓心為(wei) 心”（《老子》第四十九章），更有雲(yun) “聖人不仁，以百姓為(wei) 芻狗”（《老子》第五章），皆非治民之理，無論如何說不上“仁愛天下”。不然，轅固生就不會(hui) 稱老子書(shu) 為(wei) “家人言”而得罪竇太後了。至於(yu) 為(wei) 何陷入一言不合就招來殺身之禍的地步，有可能跟竇太後此前已經對儒生積怨太深有關(guan) ，轅固生隻是不幸撞在槍口上了，這顯然意料不到。這也能很好地解釋，為(wei) 何竇太後默許轅固生僥(jiao) 幸逃脫而沒有再追究，因為(wei) 並非轅固生所謂的“家人言”說得有多重，竇太後心裏也很清楚，轅固生隻不過是被遷怒的對象，還沒到置之於(yu) 死地而後快的程度。

但更有可能，竇太後召見轅固生問老子書(shu) ，恐怕並非在閑暇之間不經意的偶見，而有著複雜的思想較量。或者太史公的這一筆錄，不是閑來之筆，而暗示思想派別之間的激烈紛爭(zheng) 。關(guan) 於(yu) 漢初的黃老之學，初看起來有著很高的共識，乃至“絕大多數學者認為(wei) 所謂‘黃老之學’，就是以《老子》和這四篇古佚書(shu) 為(wei) 代表的，融合道、法概念的一種學說”，實則這種學問究竟是否存在過，都有學者提出了質疑。[14]46當有的學者認為(wei) 黃老之學“固然虛指黃帝、老子本人的言論與(yu) 學說，但亦實指流行於(yu) 戰國到秦漢之際的‘刑名法術之學’” [2]48時，卻有學者主張“刑名與(yu) 黃老之大別，絕不能混同” [14]58。雖說對於(yu) “西漢時期流行的道家學說，是一種融合了陰陽、儒、墨、名、法各家之長的比較駁雜的學說”有著比較高的共識，但“為(wei) 了把比較傳(chuan) 統的《老子》清淨無為(wei) 的道德思想與(yu) 那種雜家式的道家思想相區別，用‘黃老之學’來專(zhuan) 指傳(chuan) 統的《老子》的思想，的確是一個(ge) 比較方便的好辦法”，[14]56這是一種說法，認為(wei) 黃老學即司馬遷“成一家之言”，是在“諸子百家交匯融合的大趨勢”下出現的“儒、道、法三家的融匯”，[15]又是另一種說法。還不止如此，“黃老道家的形成，與(yu) 儒、墨的形成不同，與(yu) 老莊道家的形成也不同，它的形成是一個(ge) 較長的過程……在形成過程中不斷變化，不少人對這一派的理論學說作了貢獻，既有不少‘發明’，又有積極的傳(chuan) 播，但是有些人自身的發展又走向了別的學派”，包括法家、陰陽家、小說家等，“據以上這些情況，戰國時黃老道家似又不成為(wei) 一個(ge) 學術派別，故通常隻謂‘黃老之學’”，這種說法更不一樣。[11]51

綜合以上各種看法，最狹義(yi) 的黃老之學指單純的老子之學，寬泛一點則指黃老與(yu) 刑名並列之學，再寬泛一些便是以儒、道、法三家為(wei) 主交匯的學問，更寬泛的用法是集各家之所長的駁雜之說，相當於(yu) 雜家。最寬泛的說法當由稷下黃老而來，不隻集各家之所長那麽(me) 簡單，甚至衍生了部分百家之學，即所謂秦漢新道家。在這各種可能的範圍中，黃老之學始終跟兩(liang) 個(ge) 人關(guan) 係最密切，一是太史公司馬遷，一是竇太後。太史公與(yu) 黃老之學的關(guan) 係一方麵與(yu) 其父司馬談有關(guan) ，這顯然不會(hui) 有爭(zheng) 議。另一方麵便體(ti) 現在《史記》當中，但由於(yu) 這部煌煌巨著可供解讀的可能性太多了，使得這種關(guan) 係充滿了爭(zheng) 議。相比之下，竇太後跟黃老之學顯得相當確定，從(cong) 最狹義(yi) 到最寬泛各種可能的範圍，黃老之學背後都會(hui) 有竇太後的身影。有學者主張漢初黃老之學隻是老子之學，其中的一個(ge) 有力論據，便是太史公在《史記·儒林傳(chuan) 》中記載竇太後與(yu) 黃老之學的關(guan) 係，認為(wei) “前麵說‘竇太後又好黃老之術’，後麵說‘太皇竇太後好老子言’，則所謂‘黃老之術’，大體(ti) 就是‘老子言’，即便不完全等同，也不應該有大的差別” [14]47。太史公時而記載竇太後好黃老之術，時而又說好老子書(shu) 或老子言，固然有可能兩(liang) 者就是一回事，但也不絕對。

回到竇太後召見轅固生問老子書(shu) 的事上來，她有可能隻關(guan) 注老子書(shu) ，也有可能黃老刑名之學都有涉獵，卻隻問到最為(wei) 核心的老子書(shu) 。在當時的思想環境中，像老子、道家、道德家、黃老學、刑名學等名目，在漢初很可能既顯得不固定，同時也充滿著各種較量。有學者表示，“老子等於(yu) 道家，道家等於(yu) 道德家，道德家等於(yu) 黃老。而司馬遷父子又都是信奉這一派的” [11]51，即便能這樣劃等號，可能也是經過很長的曆史時期磨合的結果，並與(yu) 太史公父子這樣的思想人物付出的巨大努力分不開。對黃老之學而言，一邊是老子、道家或道德家這樣的名目，另一邊則是刑名、法術、陰陽這種派別。最狹義(yi) 的黃老學完全倒向老子或道家這一邊，最寬泛的黃老學則囊括了刑名法術在內(nei) 。由狹義(yi) 到寬泛的變化因素可能有很多，但最具決(jue) 定性的還在於(yu) 治國這一維度。儒家學問的因素雖說也始終與(yu) 黃老學的關(guan) 係密切，但並不影響其自身的獨立性。更重要的是，儒家以其在治國方麵具有無可爭(zheng) 辯的地位，充當著某種認定的角色。竇太後召見轅固生問老子書(shu) ，可能就有這種意味，無論老子書(shu) 或黃老學，都需要有轅固生這樣的儒生為(wei) 其站台。或者太史公通過得不到儒生的認可這一筆錄，暗示黃老學這個(ge) 時候在治國方麵還相當薄弱。對於(yu) 轅固生來說，不可能明知竇太後喜歡老子書(shu) 而觸怒她，但也不是阿諛奉承之徒，他隻有可能依據自己的見識據實回答。轅固生並不適宜也不需要否認老子書(shu) 本身的價(jia) 值，但老子書(shu) 無法作為(wei) 治國的經書(shu) ，亦是他基於(yu) 自身的學識做出的判斷。竇太後的惱羞成怒出人意料，為(wei) 了合理解釋這一激烈反應，不得不讓人在轅固生的“家人言”及竇太後回擊“司空城旦書(shu) ”上絞盡腦汁，卻一直得不到圓滿的解決(jue) 。

關(guan) 於(yu) “司空城旦書(shu) ”，其“解釋的疑難點並非‘司空城旦’的確切含義(yi) 。‘城旦’是刑罰的名稱，也指受這種刑罰的人，‘司空’是主掌罪人的官職，‘司空城旦’就是在司空手下工作的城旦”，但“司空城旦書(shu) ”究竟指什麽(me) ，依然難以有定論。其中有一種解釋，“‘司空城旦書(shu) ’在現實世界中是律令，就其內(nei) 容而言則是‘政刑之書(shu) ’”，[10]50筆者以為(wei) ，即指可以直接用於(yu) 治理方麵的書(shu) 籍。當轅固生聲稱，老子書(shu) 隻適合家人層麵的治身，而不能當作治國經書(shu) 時，竇太後回擊的意思很可能集中在治理方麵的書(shu) 籍。律令、政刑之書(shu) 無疑可以直接用於(yu) 治理，但隻依靠這種書(shu) 治理天下，是會(hui) 招致滅亡的，這是漢初不同思想學派反思暴秦時，形成的高度一致的共識。轅固生既然不承認老子書(shu) 可以用於(yu) 治國，竇太後反唇相譏，難道就隻有律令、政刑之書(shu) 可以治國了嗎？所謂“司空城旦”，則將這種書(shu) 更限定在治罪方麵，以突出其荒謬性。甚至還可能包含了這樣的意思，即想到哪裏去用這種治罪的書(shu) ？那就去豬圈裏用吧。於(yu) 是一怒之下，竇太後親(qin) 手導演了這場將轅固生投入豬圈與(yu) 豬相搏的驚險鬧劇，顯示了一副氣急敗壞的樣子。這一回合的交鋒表明，黃老道家在道理上占不了優(you) 勢，隻能憑著至高無上的皇權任性了一把。轅固生因此差點丟(diu) 了性命，幸虧(kui) 有驚無險，黃老道家可能贏了麵子，輸了裏子，未免有些失態。

三、議明堂事的激烈與(yu) 殘酷

漢武帝即位之後，政局為(wei) 之一新，武帝身邊很快聚集一批好儒術之人，在朝廷裏形成一股強大的政治勢力。如有的學者所寫(xie) 的那樣：“王臧景帝時曾為(wei) 太子少傅，是武帝的老師；趙綰是王臧的同門，皆學《詩》於(yu) 申培公。武帝初即位，即以王臧為(wei) 郎中令，趙綰為(wei) 禦史大夫。丞相魏其侯竇嬰、太尉武安侯田蚡是能影響朝政的當權派，也皆好儒術。也就是說，在詔舉(ju) 賢良文學之士前，朝廷已形成勢力強大的崇儒派。包括漢武帝本人在內(nei) 的最高決(jue) 策層，業(ye) 已達成共識。” [16]81但這種局麵並未持續多久，“罷黜百家”的行動才剛開始，便立馬遭到以竇太後為(wei) 首的黃老道家勢力的打擊，很快陷入沉寂之中。太史公記雲(yun) ：

蘭(lan) 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為(wei) 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乃上書(shu) 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為(wei) 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嚐受詩申公，綰為(wei) 禦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yu) 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chuan) 從(cong) 。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luan) 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yu) ，老，對曰：“為(wei) 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wei) 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後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史記·儒林列傳(chuan) 》）

在武帝登基之後開啟的“獨尊儒術”之路上，趙綰、王臧算不上多麽(me) 耀眼的人物，他們(men) 像是悄無聲息的犧牲品，剛一登場就隕落了。但根據有學者的研究結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動議既非發端自董仲舒，也非武帝采納他的建議而實施的文化政策，而是竇嬰、田蚡等執政者醞釀已久的新政” [16]82，這說明漢武帝實施“獨尊儒術”的路線，實際推動者是竇嬰和田蚡這樣的實權人物。還有學者甚至認為(wei) ，“與(yu) 其說漢武帝采納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建議，倒不如說漢武帝早就心向儒學，早就認同田蚡‘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執政作為(wei) ” [17]107。一方麵，“舉(ju) 竇嬰為(wei) 相、推轂趙綰、王臧都是田蚡所促成，所以田蚡才是這次政治鬥爭(zheng) 的實際主持者”，但另一方麵，“田蚡促成竇嬰為(wei) 相，薦趙綰、王臧，並迎申公，以及所作的一係列改革，其目的為(wei) 了‘務隆推儒術’。但田蚡並非篤信儒術”，乃至“所謂‘務隆推儒術’，不過是這次政治鬥爭(zheng) 的工具而已”。[18]112-113,115即是說，田蚡和竇嬰的實際作用主要通過趙綰、王臧來體(ti) 現，可見兩(liang) 人並非隻是犧牲品，而很可能在早期發揮了巨大作用。無獨有偶，有學者論到武帝前期建立保障政治儒家化的製度，“最頂層的是武帝，其次則是竇嬰、田蚡、趙綰、王臧諸公卿”，與(yu) 此相關(guan) 的重要學者除了董仲舒，還有就是趙綰、王臧的老師申公。[19]87漢武帝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作為(wei) 曆史上影響兩(liang) 千年的思想大事件，董仲舒在其中的作用無論如何不可低估，而此外趙綰、王臧及其老師申公的地位就突顯出來了。在武帝即位之初的政治鬥爭(zheng) 中，“王臧、趙綰似是這次改革的建議人與(yu) 執行者，以及最後的犧牲者。案王臧、趙綰皆受《詩》於(yu) 申公。申公，魯人，以《詩經》為(wei) 訓以教” [18]110，王臧和趙綰既有申公傳(chuan) 授《詩》學的思想背景，又是實際的執行人。可以說，他們(men) 的命運代表了儒家在獨尊前夕的最後一次曲折，黃老道家的勢力又一次掌握了主動權，進行了殘酷的鎮壓，卻也可以視為(wei) 最後的激烈掙紮。

對於(yu) 儒道之間這一回合的較量，學者多描述為(wei) 尊儒派的嚴(yan) 重失敗，如“轟轟烈烈的議立明堂活動夭折了，尊儒派遭到了嚴(yan) 重的挫折與(yu) 打擊” [20]194，或有更詳細的說法：“在這場儒學派發起的政治挑戰中，儒學派的損失不可不謂不小。竇太後利用手中的政治權力，把禦史大夫趙綰和郎中令王臧打入監獄，罷免了推崇儒學的丞相竇嬰和太尉田蚡，調整了最高統治集團的統治思想傾(qing) 向。麵對竇太皇太後的盛怒與(yu) 瘋狂鎮壓，漢武帝雖然內(nei) 心倚重儒者，偏好儒術，卻不得不向以皇祖母為(wei) 代表的黃老集團妥協。在這個(ge) 回合中，儒學派損兵折將，黃老派出盡風頭。經此一役，儒學派的鬥爭(zheng) 轉入低潮。” [17]106在這次激烈而又殘酷的鬥爭(zheng) 中，以竇太後為(wei) 首的勢力與(yu) 崇儒勢力如何走到這一步，還有值得仔細琢磨的地方。類似於(yu) 這種說法，“趙綰、王臧等想借明堂的招牌來推翻竇太後的專(zhuan) 政，放逐一班無節行的貴戚宗室，又明白奏請不要奏事東(dong) 宮，怪不得這位老太婆要大生氣了。竇嬰與(yu) 田蚡都是大貴戚，也免官而去；趙綰、王臧的下獄自殺真不為(wei) 奇了” [21]，太大而化之了，不能說明問題。而且完全敘述為(wei) 權力鬥爭(zheng) ，思想層麵都成了“招牌”，也未必符合實情。還有一種說法，認為(wei) “表麵上是一次儒術與(yu) 黃老政治理念的衝(chong) 突，實際卻是新崛起的王氏外戚集團，向長久掌握權力的竇氏集團，尤其竇太後的權威挑戰而引發的……鬥爭(zheng) 的結果，‘諸所興(xing) 為(wei) 皆廢’，王臧、趙綰自殺，成為(wei) 替罪的羔羊。不僅(jin) 掀起鬥爭(zheng) 的田蚡，同時也殃及竇嬰，皆免本職，以侯居家” [18]115。細化了對權力鬥爭(zheng) 的研究，但思想層麵的衝(chong) 突被視為(wei) 表麵現象，未能進一步探析。另有學者也注意到了這一點，又從(cong) 竇太後怒斥“此欲複為(wei) 新垣平邪”這一細節入手，深究這場政治鬥爭(zheng) 背後的思想根源。先引這一細節的相關(guan) 文獻如下：

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wei) 禦史大夫，王臧為(wei) 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guan) ，以禮為(wei) 服製，以興(xing) 太平。舉(ju) 謫諸竇宗室無行者，除其屬藉。諸外家為(wei) 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後。太後好黃老言，而嬰、蚡、趙綰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後滋不說。二年，禦史大夫趙綰請毋奏事東(dong) 宮。竇太後大怒，曰：“此欲複為(wei) 新垣平邪！”乃罷逐趙綰、王臧，而免丞相嬰、太尉蚡，以柏至侯許昌為(wei) 丞相，武強侯莊青翟為(wei) 禦史大夫。嬰、蚡以侯家居。（《漢書(shu) ·竇田灌韓傳(chuan) 》）

在這段文獻中，政治鬥爭(zheng) 方麵的信息很豐(feng) 富，針對諸竇宗室采取行動的怨恨積累到一定的程度，最後終於(yu) 在“請毋奏事東(dong) 宮”時爆發，迅速演變為(wei) 權力上的迫害。但與(yu) 此同時，“好儒術”與(yu) “貶道家”的思想衝(chong) 突也很鮮明，竇太後一句“此欲複為(wei) 新垣平邪”確實包含了非常重大的信息。新垣平是文帝時期推動“作渭陽五帝廟”（《史記·封禪書(shu) 》）的新貴大臣，“文帝時代的改正朔、易服色等改革，由祭祀改革領起，新垣平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時還“參與(yu) 了立長門五帝壇，泗水尋周鼎等事”，卻最終因作偽(wei) 事發而被誅。由此“回頭再看趙綰、王臧所提出的一係列舉(ju) 措中，正有‘巡狩封禪改曆服色’等事。毫無疑問，正是‘改正朔、易服色’這個(ge) 關(guan) 鍵詞，讓竇太後回想起文帝時代那一係列改革舉(ju) 措，並將趙綰、王臧與(yu) 當時的新垣平模擬”。通過分析相關(guan) 文獻後發現，“無怪乎在竇太後看來，要求立明堂、改正朔的趙綰、王臧，與(yu) 鼓吹祀五帝、‘日再中’的新垣平沒有本質的區別”。[22]這一研究至少能表明，權力鬥爭(zheng) 背後的思想觀念或意識形態始終在場，不隻是表麵的招牌那麽(me) 簡單。竇太後受黃老道家的影響，既分不清王臧與(yu) 新垣平的做法，更沒有區分其人與(yu) 其事的意識。新垣平固然隻是一個(ge) 投機分子，但“蘭(lan) 陵王臧既從(cong) 受《詩》，已通，事景帝為(wei) 太子少傅”，武帝即位後，“臧乃上書(shu) 宿衛”（《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竇太後也是應允的。這樣一個(ge) “根正苗紅”之人，怎麽(me) 可能是靠神鬼之事起家的方士新垣平能相提並論的？如有學者所認為(wei) 的那樣，“趙綰、王臧的改製計劃，與(yu) 其說與(yu) 新垣平有相類之處，不如說與(yu) 賈誼的看法更為(wei) 相近” [22]，而身在其中的竇太後卻傻傻分不清，並非缺乏政治智慧，而是被黃老道家的眼光製約了。

一般認為(wei) ，文帝是一個(ge) 深受黃老道家思想浸染的帝王，而即便如此，也曾一度熱衷於(yu) 郊雍五畤祠、建五帝廟、謀議巡狩封禪等事，直到“誅夷新垣平”之後，才“怠於(yu) 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史記·封禪書(shu) 》）。這充分說明皇權本身離不開這種典章製度的塑造，雖說現實中的皇權隻是為(wei) 了加強自身的需要，但提供這種典章製度的儒家有著自身的文化訴求。一方麵總會(hui) 有儒生抱著理想期待並參與(yu) 現實的皇權，另一方麵各種曲學之士乃至投機分子也會(hui) 層出不窮，伴隨左右。竇太後受黃老道家的影響，必然導致對皇權本身的理解也會(hui) 很不一樣，除了守住類似於(yu) 清淨無為(wei) 這種教義(yi) ，對於(yu) 這種典章製度的塑造作用，可能都缺乏基本的認知。如前文所論曹參交代接班人勿擾獄市時，理由居然是“奸人安所容也”。權力不是致力於(yu) 辨別忠奸而懲惡揚善，反而擔心奸邪之人沒有容身之地，這種思路不免令人大跌眼鏡，卻很能說明對權力的理解方式。所有圍繞著各種典章製度發生的事情，在竇太後眼裏可能都屬於(yu) 不必要的折騰。並非王臧與(yu) 新垣平之間有多難區分，隻是由於(yu) 竇太後反感這些事情，在她眼裏也就成了都是攛掇這種事情的人，便不由分說當成一撥人對待。實際上，真正能意識到典章製度對於(yu) 皇權的重大性，則新垣平作為(wei) 其人與(yu) 其所推動的事情，也完全可以兩(liang) 說。不但作為(wei) 方士的新垣平不屬於(yu) 儒生，田蚡恐怕亦非善類，至少不是篤信儒學之人，如前文所述，儒術可能隻是政治工具而已，但反過來，新垣平或田蚡也未必不是儒術最終得以獨尊的工具。其人早已不在，其事卻是大勢所趨，最終塑造了兩(liang) 千年來皇權政治的基本麵貌。新垣平最早開始推動的事，並不會(hui) 被新垣平這個(ge) 人的劣跡所玷汙，其人與(yu) 其事要分開來論。可惜竇太後囿於(yu) 黃老道家的視野，對典章製度方麵的建設缺乏基本認知，故無法做到互不幹擾。

在竇太後的眼裏，新垣平這種人能幹出什麽(me) 好事？於(yu) 是一句“此欲複為(wei) 新垣平邪”，便對王臧、趙綰等人痛下殺手。同樣是權力鬥爭(zheng) ，趙綰、王臧一派“舉(ju) 謫諸竇宗室無行者，除其屬藉”，即並非通過捏造、構陷的方式施加迫害，而列侯卻隻能以毀謗的方式予以回應，最後由竇太後出麵“微伺趙綰等奸利事”（《漢書(shu) ·效祀誌》），這就約等於(yu) 羅織罪名，其中的高下亦不難判定。不能因為(wei) 卷入權力鬥爭(zheng) ，就可以雙方各打五十大板。更何況，趙綰、王臧一派代表的是大勢所趨，與(yu) 新垣平的投機行為(wei) 已經毫無關(guan) 係，相比之下，以竇太後為(wei) 首的勢力卻對這種大勢熟視無睹。如有的學者所寫(xie) 道：“漢興(xing) 已六十餘(yu) 年，天下安定，學者和士大夫都希望皇帝能夠封禪、改製，以彰漢統。而漢武帝也向往儒術，招納賢良文學。於(yu) 是王臧、趙綰等便建議皇帝，在都城之南建立‘明堂’，以便讓諸侯朝拜，並製定皇帝‘巡狩’、‘封禪’和‘改製’（改正朔、易服色）等具體(ti) 方案，以興(xing) 天下太平之勢：又舉(ju) 薦其師申公出仕朝廷，任太中大夫，負責建立‘明堂’之事。” [23]所謂“彰漢統”或“興(xing) 太平”，這是劉漢皇權必須完成的自身蛻變，卻根本無法進入黃老道家的法眼，是故隨著竇太後去世而迅速退出曆史舞台，也就很正常了。史書(shu) 有載：

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漢興(xing) 已六十餘(yu) 歲矣，天下艾安，縉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xiang) 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wei) 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曆服色事未就。竇太後不好儒術，使人微伺趙綰等奸利事，按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xing) 為(wei) 皆廢。六年，竇太後崩。其明年，征文學之士。（《漢書(shu) ·效祀誌》）

竇太後駕崩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過程中一個(ge) 極具標誌性的事件。議明堂事被打壓之後，漢武帝主要做了“置五經博士”（《漢書(shu) ·武帝紀》）這件看似很低調的事，而竇太後死後的另一年“征文學之士”，完整表述為(wei) ：“及竇太後崩，武安君田蚡為(wei) 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為(wei) 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xiang) 風矣。”（《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可見被竇太後暫時擋住的大勢，積蓄的力量一下子如決(jue) 堤一般釋放出來。有學者將這一階段發生的事情梳理為(wei)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過程中的第六階段，也是政治上取得決(jue) 定性勝利的階段，同時寫(xie) 道：“議立明堂時被免職的竇嬰、田蚡等重新掌權，漢武帝從(cong) 此才真正大權在握，也才有機會(hui) 施展自己的抱負。於(yu) 是曆來向儒尊儒的田蚡才敢、也才能提出絀抑黃老、刑名百家之言，並延文學儒者上百人。過去衛綰沒敢挑破的主題，現在由田蚡率先挑破了。這是一個(ge) 標誌，標誌著轉變國家指導思想的鬥爭(zheng) 已經從(cong) 政治上取得了完全的勝利。特別是公孫弘以平民身份貴為(wei) 丞相，獲封平津侯，極具象征意義(yi) ，它向天下的學人表明，給儒學以更高的尊重並非虛幻，而是擺在麵前的、真實可信的事實。” [20]194不過，曆史的真相往往更複雜，在西漢初期儒道消長的過程中，雖然最終以儒術獨尊取得完全勝利，但沒有了對手的儒術內(nei) 部並不單純，甚至自始至終都充滿著分裂。

前文已論及新垣平、田蚡皆屬別有用心之人，“尤敬鬼神之祀”的漢武帝與(yu) “不語怪力亂(luan) 神”的儒家恐怕也差了十萬(wan) 八千裏。即便布衣出身的公孫弘，雖有功於(yu) 儒術，但口碑並不好，被轅固生告誡“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史記·儒林列傳(chuan) 》），甚至還多次被汲黯鄙視。其中還有一個(ge) 非常重要的細節，即“於(yu) 是上察其行慎厚，辯論有餘(yu) ，習(xi) 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漢書(shu) ·公孫弘卜式兒(er) 寬傳(chuan) 》），這意味著儒術隻起到文飾的作用，從(cong) 而給眾(zhong) 多“陽儒陰法”之論提供了口實。在充分肯定“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曆史功績時，顯然不能無視崇儒之術本身的複雜性。在推動這一事業(ye) 的過程中，前有儒生賈誼論“改正朔，易服色”，後有大儒董仲舒論“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漢書(shu) ·董仲舒傳(chuan) 》）。還有像申培公這種經學大師，對時局洞若觀火，一句“為(wei) 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不卑不亢，全身而退。反倒是好讀老子書(shu) 的竇太後，不懂得功成身退的道理。即是說，在推動“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一事業(ye) 的過程中，自有深明經義(yi) 和儒術的儒者在起著關(guan) 鍵作用，但更多直接參與(yu) 乃至卷入權力鬥爭(zheng) 的人，可能也是帶著各種心思、有著各種盤算，隻是“緣飾以儒術”而已。

兩(liang) 漢期間是經學發展非常興(xing) 盛的階段，用皮錫瑞的話說，就是經學由昌明到極盛的時期。其雲(yun) “經學自漢元、成至後漢，為(wei) 極盛時代。其所以極盛者，漢初不任儒者，武帝始以公孫弘為(wei) 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xiang) 風。元帝尤好儒生，韋、匡、貢、薛，並致輔相。自後公卿之位，未有不從(cong) 經術進者。青紫拾芥之語，車服稽古之榮。黃金滿籝，不如教子一經。以累世之通顯，動一時之羨慕。後漢桓氏代為(wei) 師傅；楊氏世作三公。宰相須用讀書(shu) 人，由漢武開其端，元、成及光武、明、章繼其軌” [24]等等，不可不謂興(xing) 盛。但另一方麵，不隻是漢武帝喜歡公孫弘“習(xi) 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隻因其人便如此，如封禪時“頗采儒術以文之”（《史記·封禪書(shu) 》），既然“尤敬鬼神之祀”，則儒術更似一種“緣飾”。漢武帝除了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有功於(yu) 儒術的事情多，如史書(shu) 所讚：

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谘海內(nei) ，舉(ju) 其俊茂，與(yu) 之立功。興(xing) 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le) ，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ye) ，而有三代之風。（《漢書(shu) ·武帝紀》）

盡管如此，有學者可能覺得“這些都是所謂儒術的緣飾，是儒家鼓吹的‘三代之風’” [25]。實際上，儒術或經術緣飾文吏、吏事、吏治，等等，諸如此類的論斷，幾乎成了兩(liang) 漢時期獨尊儒術之外的另一標簽。有學者撰文專(zhuan) 門探究了“以經術緣飾吏治”這一用語，現代學人認為(wei) 漢代以降經學不過曲從(cong) 政治而已，並借用“以經術緣飾吏治”來表達。文章旨在辨析這一判斷存在很大的問題，而這一用語最早便源自《史記》《漢書(shu) 》對漢武帝、公孫弘的記載。文章聲稱“傳(chuan) 統政治經學或政治儒學遠非為(wei) 君主專(zhuan) 製服務可以概括，毋寧說總是各種學術相互博弈的過程；即便僅(jin) 把漢代官方學術如此定性，也未免以偏概全”，這是針對籠統地批判經學曲從(cong) 政治而言。文章主要在於(yu) 辨析“以經術緣飾吏事”原本屬於(yu) 褒義(yi) ，僅(jin) 就“用經術‘緣飾’具體(ti) 吏事，與(yu) 用經學為(wei) 專(zhuan) 製統治文過飾非，二者尚非同一層次之事”這一見識而言沒有問題，將原義(yi) 矯正為(wei) “以經術修正或規範吏治的意思”也很有必要。[26]問題在於(yu) ，即便以最好的心意理解“以經術緣飾吏事”，“緣飾”對於(yu) 儒術或經義(yi) 而言仍然不夠。應當說，緣飾與(yu) 緣飾之間本就有高下之別，有義(yi) 理正當的緣飾，也就有不合義(yi) 理的緣飾。本就意在鬼神之事、長生不老之術的漢武帝，其以儒術文飾之，便不可能正當。如有學者所言，“武帝好儒術誌不在治，不過援之以為(wei) 文飾其鬼神之祠而已”，又“武帝想藉儒家文飾封禪的願望無法實現，於(yu) 是退而求其次，想到司馬相如”，到最後“積極籌辦封禪，完全依信方士，對於(yu) 儒術已不屑一顧了” [18]145,148,153雲(yun) 雲(yun) ，可見武帝好儒有著巨大的缺陷。

一方麵兩(liang) 漢期間在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經學的發展趨於(yu) 極盛，而另一方麵又始終伴隨著“以經術緣飾吏事”的困擾，這其中的問題被有的學者觀察到，稱之為(wei) “六藝之科”與(yu) “孔子之術”的分合現象。大意是說，“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架構中蘊含了一個(ge) 深刻矛盾，‘曆史的’儒學與(yu) ‘思想的’儒學之間，即‘六藝之科’與(yu) ‘孔子之術’間發生了分裂”，而武帝“隻是尊‘曆史的’六藝之儒，而不是‘思想的’孔孟之儒”。具體(ti) 而言，若“六藝之科”指的是“承載了上古三王至春秋源遠流長的禮樂(le) 文明傳(chuan) 統”，則“孔子之術”是指“孔子及其開創的儒家更著力於(yu) 闡發與(yu) 踐行仁、義(yi) 、禮、智、信及德、忠、孝、禮樂(le) 、教化等理念”。[19]82這種區分確實有助於(yu) 理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所取得的成就，同時還存在著哪種問題。無論如何，漢武帝置五經博士之後，曆兩(liang) 漢數百年間，經學本身得到了巨大的發展，這一點斷無可疑。正如皮錫瑞所言：“武帝為(wei) 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複其身。昭帝增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複。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為(wei) 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增弟子員三千人。平帝時，增元士之子得受業(ye) 如弟子，勿以為(wei) 員。歲課甲乙丙科，為(wei) 郎中、太子舍人、文學掌故。後世生員科舉(ju) 之法，實本於(yu) 此。經生即不得大用，而亦得有出身，是以四海之內(nei) ，學校如林。漢末太學諸生至三萬(wan) 人，為(wei) 古來未有之盛事。” [24]但其中的問題同樣不容忽視，孔子的仁義(yi) 精神並未隨著經學的興(xing) 盛而得到很好的傳(chuan) 承，乃至與(yu) 越來越繁瑣的經義(yi) 之間出現某種脫節。“六藝之科”與(yu) “孔子之術”相區分的視角，提供了比較好的理解途徑，但也潛藏著新的問題，即仿佛在孔子之後依然存在著有別於(yu) 仁義(yi) 精神的“六藝之科”，則六經為(wei) 孔子所手定的立場就有可能傾(qing) 覆。

總之，儒道之間經過幾十年的相互消長，進入議明堂事這十分激烈的最後一回合，儒家經受了殘酷的打擊，度過了黎明前的黑暗，不久之後就獲得了獨尊的地位。但同時也要看到，這遠非理想的實現，而始終伴隨著巨大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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