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汲取與(yu) 熔鑄反哺

——荀子在齊魯文化合流中的作用新探

 作者：姚海濤（青島城市學院）

 來源：作者授權發布，原載 《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研究》（第六輯）

［內(nei) 容提要］齊文化與(yu) 魯文化本是兩(liang) 種異質文化，因交流、互鑒、合流而成為(wei) 一體(ti) 化的齊魯文化，並由地域文化走向主流文化，終成中華文化主幹。作為(wei) 戰國末期思想集大成者的荀子，在齊魯文化合流中發揮了批判汲取與(yu) 熔鑄反哺的重大作用。荀子較早便走出了“尊魯卑齊”的文化偏見，甚至達到了後世難以企及的認知高度。從(cong) 對齊文化與(yu) 魯文化的批判汲取維度觀之，荀子實現了宗周文化視域下的多元與(yu) 一元間的平衡，功利與(yu) 仁義(yi) 間的折衷，王與(yu) 霸、禮與(yu) 法的合流。而從(cong) 荀子對齊文化與(yu) 魯文化的熔鑄反哺觀之，荀子集傳(chuan) 經之儒、弘道之儒、禮政之儒三者於(yu) 一身，成為(wei) 後世經學傳(chuan) 承譜係的核心，其對後世思想浸染程度亦遠超想象，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後世政治。時至今日，荀子在齊魯文化合流中運用的批判汲取與(yu) 熔鑄反哺方法對於(yu) 學術思想融合、文化交流互鑒乃至人類文明形態創造仍具有重要啟示。

［關(guan) 鍵詞］荀子；齊魯文化；批判汲取；熔鑄反哺

引言

齊魯文化[①]自西周初年分封齊國與(yu) 魯國而奠基，兩(liang) 國始封君因時、因地製宜，分別采取“因其俗，簡其禮”和“變其俗，革其禮”的治國理念，衍生出兩(liang) 種異質文化：齊文化與(yu) 魯文化。齊魯兩(liang) 國因地緣接近而交流頻繁，由是開啟了漫長的文化交流互鑒之路。齊魯文化並非齊文化與(yu) 魯文化的簡單疊加，而是新興(xing) 周文化與(yu) 東(dong) 夷文化相激蕩、融合的文明新成果。齊魯文化形成之軌跡經曆了西周分封之時的初步萌發，春秋時期齊文化圈與(yu) 魯文化圈的出現，戰國齊文化與(yu) 魯文化的整合及齊魯文化圈的形成，以及對秦漢之後思想、政治的主導性影響。易言之，齊魯文化有著從(cong) 東(dong) 夷文化到齊、魯立國漸成之文化再到齊魯文化合流，乃至成為(wei) 中華文化主幹的漫長發展曆程。

百家學術的集大成者荀子恰處於(yu) 齊魯文化合流的關(guan) 鍵節點，他以含弘光大的渾厚氣魄，以批判汲取與(yu) 熔鑄反哺為(wei) 學術手段，對齊魯文化的互鑒、融通、合流貢獻巨大。從(cong) 《荀子》《韓非子》《戰國策》《史記》《風俗通義(yi) 》等先秦兩(liang) 漢典籍的片斷記載來看，荀子為(wei) 趙人，其遊曆燕、齊，應聘趙、秦，為(wei) 楚蘭(lan) 陵令而終老。荀子一生較長時間在齊國稷下學宮度過，與(yu) 齊魯文化間存在著長期而密切的互動關(guan) 係。其雖生於(yu) 趙，受三晉文化影響，但從(cong) 後來的人生履曆來看，荀子的思想基調主要由齊文化與(yu) 魯文化奠定，其學術努力與(yu) 思想影響的關(guan) 鍵詞是批判汲取與(yu) 熔鑄反哺。正因如此，有學者嗅到了荀子思想的駁雜味道，體(ti) 味到了其中齊魯文化尤其是齊文化的深厚影響，故而認為(wei) 荀子學派當歸屬於(yu) 齊化了的儒家或是齊法家。

一方麵，荀子由於(yu) 對齊魯文化的塑造之功，成為(wei) 先秦儒家乃至先秦學術的集大成者；另一方麵，由於(yu) 他在齊魯文化合流中發揮了批判汲取與(yu) 熔鑄反哺的巨大作用，成為(wei) 齊魯文化乃至中華文化的巨人。第二方麵尤其重要，值得深入研究。

一、走出尊魯卑齊的文化偏見

對文化的恰當認知與(yu) 正確評價(jia) 是進行文化整合、互鑒的前提。長期浸潤於(yu) 某種文化之中的思想者經過深刻反思與(yu) 理論剖析可形成對文化的認知與(yu) 評價(jia) 。吊詭的是，文化認知與(yu) 評價(jia) 往往並非客觀的曆史事實，而是基於(yu) 一定價(jia) 值理念的文化偏見。從(cong) 此種意義(yi) 上來看，文化除了具有客觀認知維度之外，還具有價(jia) 值認同維度。在漫長的中華文化史上，尊魯卑齊的觀點始終占據上風，並且持續至今，尚有相當大的影響[②]。而這一觀點便是建立在宗周文化基礎之上的價(jia) 值判斷，恰恰是一種文化偏見。

孔子、孟子與(yu) 荀子所處的時代分別是春秋末期、戰國中期與(yu) 戰國晚期，三人依次間隔的時間大體(ti) 相當。孔子是魯國人，首開對齊國、魯國認知與(yu) 評點之先河。他曾有“魯、衛之政，兄弟也”[③]和“齊一變，至於(yu) 魯；魯一變，至於(yu) 道”[④]的典型評價(jia) 。朱熹認為(wei)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誇詐，乃霸政之餘(yu) 習(xi) 。魯則重禮教，崇信義(yi) ，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⑤]孔子的點評凸顯了對魯國宗周的高度評價(jia) ，同時指出了齊魯間的不同位階與(yu) 差別：在文化價(jia) 值層麵上，魯高於(yu) 齊且已近乎道。齊、魯、道分屬於(yu) 三個(ge) 不同的等級，而以魯國為(wei) 近正，但三者並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齊與(yu) 魯經由適當的治理則能臻於(yu) 先王之道，隻是躍升的難易程度不同罷了。可惜的是，魯衛之政的評價(jia) 僅(jin) 是出於(yu) 血緣宗族相近，是對周代分封的曆史追溯，而孔子“從(cong) 周”的個(ge) 人理想導致對魯國的過分偏愛，使得其評價(jia) 難免染上價(jia) 值衡定色彩。

孟子是鄒人，是鄒魯文化孕育下成長起來的思想家。其對魯文化極為(wei) 認同，又遊曆齊國多年，對齊、魯均有比較深刻的認知，然而偏見仍未能避免。當公孫醜(chou) 問“夫子當路於(yu) 齊，管仲、晏子之功，可複許乎”，孟子的回答是“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⑥]公孫醜(chou) 是齊國人，對於(yu) 管晏之功非常推崇，而孟子對齊國管仲、晏子等為(wei) 當時及後世讚譽的大政治家頗不以為(wei) 然，這自然是其仁政王道視域下的文化偏見。

仁義(yi) 與(yu) 功利是魯文化與(yu) 齊文化底蘊層麵的重要區別。孟子說：“齊人無以仁義(yi) 與(yu) 王言者，豈以仁義(yi) 為(wei) 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yu) 言仁義(yi) 也’雲(yun) 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yu) 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⑦]齊人不以仁義(yi) 為(wei) 貴，孟子則以堯、舜之道說齊王。拋開孟子出於(yu) 遊說齊王之需要，亦可以看到齊國確實有著鮮明的功利化傾(qing) 向。難怪“道性善，言必稱堯舜”的孟子不能用於(yu) 齊。出於(yu) 對齊國重功利之弊的嘲諷，《孟子·離婁》撰錄了有一妻一妾的齊人“求富貴利達”的醜(chou) 事。孟子以齊國為(wei) 用仁義(yi) 糾治功利的試驗場，而他不受重用最終離開齊國的結果，也從(cong) 現實層麵證明了仁政對於(yu) 重功利的齊國來說，確實過於(yu) 迂闊。

及至戰國末期，天下時勢的深刻變化使荀子對齊文化較之孔孟有了截然不同的認知。荀子說：“天非私齊、魯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於(yu) 父子之義(yi) 、夫婦之別，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以秦人之從(cong) 情性、安恣睢、慢於(yu) 禮義(yi) 故也。豈其性異矣哉？”[⑧]荀子將齊、魯並稱，認為(wei) 齊魯之民與(yu) 秦民的人性雖無異，但在父子之義(yi) 、夫婦之別方麵的現實表現卻相去懸遠，此為(wei) 禮義(yi) 教化之功。齊魯與(yu) 秦之間對待禮義(yi) 的不同態度，反映的是文化間的隔閡與(yu) 差異。

文化變動不居，因應內(nei) 外條件之變化而自我發展。齊魯文化經過長時期發展，在荀子之時相互融合、接近而合流為(wei) 齊魯文化圈，並與(yu) 秦地大異其趣。關(guan) 於(yu) 齊魯人才輩出及其文化合流，《列子·仲尼篇》雲(yun) ：“伯豐(feng) 子之從(cong) 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le) 者，有善治書(shu) 數者，有善治軍(jun) 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群才備也。”[⑨]此時已無法明確區分何者為(wei) 齊所善治，何者為(wei) 魯所善治，齊魯文化已經被作為(wei) 一個(ge) 整體(ti) 為(wei) 世人所知。

荀子說齊相時，獨具慧眼地指出了齊國麵臨(lin) 的戰略抉擇。他從(cong) 勝人之勢與(yu) 勝人之道入手，談及“女主亂(luan) 之宮，詐臣亂(luan) 之朝，貪吏亂(luan) 之官，眾(zhong) 庶百姓皆以貪利爭(zheng) 奪為(wei) 俗”[⑩]，更加印證了齊國重功利文化特征產(chan) 生的弊端。荀子又從(cong) 地緣政治的角度指出齊國麵臨(lin) 著“巨楚縣吾前，大燕鰌吾後，勁魏鉤吾右，西壤之不絕若繩”[11]的危險局勢。荀子對齊國評點相當全麵，包含政治、軍(jun) 事、文化等諸多層麵，在點評中寄予對齊國的殷切厚望。如他對齊桓公的霸道政治給予高度評價(jia) ，對桓公之所以能建立起功業(ye) 的原因進行剖析，對管仲知人善任等有著深刻的認識[12]，同時，對齊國軍(jun) 隊重視搏擊技能的利弊得失也有精到評點。

以上可知，孔子與(yu) 孟子在宗周立場下對和齊魯的認知有所偏頗，遂產(chan) 生了對後世影響深遠的“尊魯卑齊”文化偏見。這亦與(yu) 孔孟高揚仁義(yi) ，不與(yu) 現實相妥協的性格有關(guan) 。反觀荀子，其對齊魯文化的認知則較為(wei) 客觀，其評價(jia) 基於(yu) 現實導向而較為(wei) 公允，這對於(yu) 走出尊魯卑齊偏見有重要啟發。荀子也成為(wei) 曆史上為(wei) 數不多走出了尊魯卑齊文化偏見的思想家之一。

有意思的是，魯文化與(yu) 齊文化的文化史地位頗類孟子與(yu) 荀子的思想史地位。文化史上尊魯卑齊與(yu) 思想史上尊孟抑荀，正同其途轍。荀子思想的齊文化因子更多一些，在尊魯卑齊的文化係統中又怎能競爭(zheng) 得過思想中魯文化因子更多且師承子思門人的孟子呢？

二、荀子對齊文化與(yu) 魯文化的批判汲取

批判性是荀子哲學的重要標識[13]。荀子所批駁的學派涵蓋了儒、道、墨、法、名、陰陽家等當時有影響力的學派。在齊魯文化合流過程中，無論是對於(yu) 魯學中的儒、墨，還是齊學之陰陽家、法家、兵家等，荀子采用的是批判汲取策略。批判與(yu) 汲取並不矛盾，而是相互對待的兩(liang) 個(ge) 方麵。批判並不意味著完全的排斥，反而意味著汲取前的清理與(yu) 準備。

齊國與(yu) 魯國是春秋戰國時期的學術高地，兩(liang) 國間從(cong) 官方到民間有不少交流。在出版業(ye) 不發達的彼時，思想文化層麵的交流主要通過學脈傳(chuan) 承與(yu) 學者辯難展開，平台主要是稷下學宮。荀子對齊文化與(yu) 魯文化的批判汲取即在此時此地，所針對的是齊、魯文化總體(ti) 性格、思想傾(qing) 向，主要體(ti) 現在多元與(yu) 一元、功利與(yu) 仁義(yi) 、霸道與(yu) 王道等方麵。

（一）多元與(yu) 一元間的平衡

齊魯文化尤其是魯文化在春秋到戰國的漫長發展過程中，主要的基調與(yu) 底色是宗周文化。齊與(yu) 魯作為(wei) 周之封國，推行周代禮製，但具體(ti) 情況因曆史原因而有所差異。

周文化是何種文化？柳詒徵明確指出：“周之文化，以禮為(wei) 淵海，集前古之大成，開後來之政教。”[14]禮樂(le) 文化是周文化之顯明特征。孔子說：“周監於(yu) 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cong) 周。”[15]“鬱鬱乎文哉”顯示了周代禮樂(le) 文化之淵懿美茂。所謂“從(cong) 周”者，從(cong) 其禮樂(le) 文化是也。孔子所言“十世可知之損益”，亦謂之曆史迭代有序，傳(chuan) 承遵循彝則。從(cong) 學術傳(chuan) 承來看，“戰國時傳(chuan) 授學術者，猶以齊、魯為(wei) 多。子思、孟子、屍佼之類，皆魯人也。蘇秦、張儀(yi) 、荀卿俱至齊遊學，而荀卿在齊最為(wei) 老師”[16]。司馬遷《仲尼弟子列傳(chuan) 》載孔門弟子77人，魯人有38人，占比49.35%，齊人有6人，占比7.79%。若將齊魯合觀，則占比達到了57.14%。[17]魯地產(chan) 生了儒家與(yu) 墨家學派。韓非子所言“世之顯學，儒墨也”，皆出於(yu) 魯。儒家屬宗周文化，墨家則傳(chuan) 夏政，所以，魯文化在三代文化的一元傳(chuan) 承方麵貢獻較大。齊文化則在豐(feng) 富中國文化類型，即文化多元性開拓方麵貢獻突出，產(chan) 生了稷下道家、陰陽家、齊法家、兵家等眾(zhong) 多學派。

荀子批判齊魯諸子、百家諸子，如名家、法家、墨家、道家，甚至批判儒家的思孟學派、子張氏之儒、子夏氏之儒、子遊氏之儒等，而獨標孔子、子弓。在對各家全麵詳盡批判的基礎上，荀子建立起了博大的禮義(yi) 之統思想體(ti) 係。可以說，從(cong) 多元走向一元是荀子思想集成之理路。

齊文化的多元與(yu) 魯文化的一元均對荀子思想養(yang) 成有深刻的啟示與(yu) 影響。戰國學術爭(zheng) 鳴的舞台稷下學宮是齊魯文化碰撞、合流的重鎮。稷下諸子的學派構成以齊學與(yu) 魯學為(wei) 主。從(cong) 稷下先生的國籍來看，齊地與(yu) 鄒魯之地學者占比高達65%[18]。長期在稷下學宮求學及遊學、講學的經曆，使得荀子能夠接觸時代最鮮活的思想，直接與(yu) 當時的學術大家進行思想碰撞交鋒，養(yang) 成了重經驗而務實的邏輯思維品性，正所謂“荀學中的每一部分都滲透著稷下學術的深刻影響”[19]。

荀子在對齊文化孕育的多元思想進行深入批判汲取，對魯一元文化深層清理的基礎上，走出了一條從(cong) 多元到一元的思想成長路徑。其思想是多元基礎上的一元，是一元指導下的多元，既具有博大精深的內(nei) 涵，又具有淳樸敦厚的品格。而由多元走向一體(ti) 恰是齊魯文化乃至中華文化的發展軌跡。

（二）功利與(yu) 仁義(yi) 的折衷

齊國自建國之時便“通商工之業(ye) ，便漁鹽之利”[20]，重視功利是其突出的文化特征。魯國則有尚義(yi) 之風，對利尤其是個(ge) 人私利有明顯的排斥之意。齊文化的工商屬性與(yu) 魯文化的純粹小農(nong) 經濟屬性決(jue) 定了二者在功利與(yu) 仁義(yi) 的取舍間多有抵牾。

仁義(yi) 與(yu) 功利的糾結即義(yi) 利之辨，是儒家思想史的重大課題。傳(chuan) 統的義(yi) 利之辨在孔子有“不義(yi) 而富且貴，於(yu) 我如浮雲(yun) ”的剖白，在孟子則有見梁惠王時“何必曰利”的棒喝。顯然，孔孟思想視域中的義(yi) 利邊界較為(wei) 明晰，有著非此即彼的強烈對立感。雖然孔子講足食、足兵，也講富民而教之，但其對義(yi) 、信等精神層麵更為(wei) 重視。自此以後，儒家義(yi) 利之辨的主流觀點便有了義(yi) 在利先、以義(yi) 斥利的傾(qing) 向，以至於(yu) 發展到後世理學家那裏產(chan) 生了天理與(yu) 人欲間的零和博弈。

荀子則不然。他認為(wei) 滿足基本欲望是人生存要解決(jue) 的第一序位問題，因為(wei) “饑而欲食，寒而欲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21]。荀子認為(wei) ，欲望的實現是人存於(yu) 世要解決(jue) 的首要問題，在此基礎上方可談道德境界的提升與(yu) 政治秩序的合一。從(cong) 人生存的根本層麵來看，避談功利，則人不能生存。若連生存都無法保障，又有何資格高談義(yi) 利之辨呢？對人的道德約束是必要的，但畢竟處於(yu) 第二序位。此正是《管子·牧民》所言“倉(cang) 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22]的真諦。

“功利”一詞，《荀子》中出現了4次：（1）“事業(ye) 所惡也，功利所好也，職業(ye) 無分，如是，則人有樹事之患，而有爭(zheng) 功之禍矣。”[23]（2）“挈國以呼功利，不務張其義(yi) ，齊其信，唯利之求，內(nei) 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則不憚詐其與(yu) 而求大利焉。”[24]（3）“故招近募選，隆埶詐，尚功利，是漸之也；禮義(yi) 教化，是齊之也。”[25]（4）“若夫招近募選、隆埶詐、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翕代張，代存代亡，相為(wei) 雌雄耳矣。”[26]

試析之：（1）若崇尚功利而無節製，則可引發爭(zheng) 功之禍；（2）若一味強調功利，與(yu) 張義(yi) 、齊信相對立，則滑向唯利是求之一端；（3）與(yu) （4）同處《議兵》篇，意思相近，講的是勢詐、功利之兵。另外，荀子對魯文化孕育的墨子功利主義(yi) 進行了嚴(yan) 厲批判，如評價(jia) 墨子蔽於(yu) 用而不知文，裁斷墨子私憂過計，批判墨子非樂(le) ，駁斥墨子尚功用以及過於(yu) 儉(jian) 約而泯滅秩序與(yu) 差別等。荀子所談及的“功利”，均非褒義(yi) ，背後折射出了對功利主義(yi) 過分膨脹的深切隱憂。

然而，有意味的是，荀子非常推崇“功名”。“功名”一詞在《荀子》中出現了18次，如湯武之功名、王者之功名、仁義(yi) 功名、政教功名、功名之總、功名綦大、功名之極等。荀子意義(yi) 上的“功名”實兼有今日“功利”一詞的意義(yi) 。荀子舍棄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以合文通治、合眾(zhong) 明分、經國定分為(wei) 最高標準，實飽含著功利主義(yi) 因子。又，荀子對“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27]的名家惠施、鄧析進行了嚴(yan) 肅的批駁，甚至有“曾不如相雞狗之可以為(wei) 名也”[28]以及“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29]的激烈言辭。此則體(ti) 現了荀子實持有限度的功利主義(yi) 立場。荀子對湯武王者之功名、政治教化之功名推崇備至，打通了功名與(yu) 仁義(yi) 間的內(nei) 在聯係。其對“功利”有所忌憚，恐怕與(yu) 魯文化中義(yi) 利之辨的影響分不開，但又喜談“功名”則又與(yu) 齊文化重功利思想密不可分。荀子以齊文化重功利麵向來引導魯文化保守麵向，一方麵，不至於(yu) 使魯文化因保守而遭到世人的拋棄；另一方麵，也不至於(yu) 使齊文化因過分注重功利而成為(wei) 脫韁野馬肆意妄為(wei) 。如此，便保證了齊魯文化之精華不失。

荀子較早注意到了義(yi) 利偏頗可能帶來的係列問題，所以他提出了“義(yi) 與(yu) 利者，人之所兩(liang) 有也”[30]的觀點。功利與(yu) 仁義(yi) 二者不可偏廢，不可以一種固定的義(yi) 利模式來衡量一切，應當實現二者間的動態平衡與(yu) 相須而行。荀子之功利已不是孟子“何必曰利”意義(yi) 上的利，而是成就人群治道，臻於(yu) 郅治的人間大利。他在齊之功利與(yu) 魯之仁義(yi) 間進行了折衷與(yu) 平衡，對齊文化的功利主義(yi) 與(yu) 魯文化的仁義(yi) 思想進行了調適與(yu) 上遂，完成了對極端功利主義(yi) 的糾偏與(yu) 有限度功利主義(yi) 的闡揚。

（三）王與(yu) 霸、禮與(yu) 法間合流

王道與(yu) 霸道、禮義(yi) 與(yu) 法度是齊魯文化的又一重要話題。魯文化重王道、重禮義(yi) ，而齊文化偏霸道、尚法度。王道與(yu) 霸道體(ti) 現著古今之異，彰顯著理想與(yu) 現實間的分野。王道來自理想的黃金時代，屬於(yu) 過去的三代之先，王跡微茫信難求。而霸道屬於(yu) 距離戰國並不太遙遠的春秋時代，霸跡班班猶可考。如春秋首霸齊桓公即是齊文化創造出來的霸道典範。王道在孟子與(yu) 仁政相關(guan) ，所謂“以德行仁者王”；在荀子則與(yu) 修禮相關(guan) ，所謂“修禮者王”。孟子對霸道不敢苟同，所謂“以力假仁者霸”；荀子對霸道持開放態度，屬王道下一等而已，所謂“為(wei) 政者強”。

《說苑·政理》載：“魯有王跡者，仁厚也，齊有霸跡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31]齊不如魯的原因在於(yu) 太公不如伯禽，即霸跡與(yu) 王跡之別。仁厚之王跡指王道政治。之所以稱“王跡”而不稱“王道”，其本為(wei) 伯禽封國，不宜以“王道”稱之，且當時僅(jin) 存其跡而已。而武政霸跡指霸道政治之遺跡。齊不如魯的原因是齊國推尚“尊賢，先疏後親(qin) ，先義(yi) 後仁”，而魯國則講求“親(qin) 親(qin) ，先內(nei) 後外，先仁後義(yi) ”[32]。此等評述區分了仁與(yu) 義(yi) 、王與(yu) 霸間，固然有其道理，然所言齊不如魯則遠非曆史事實，僅(jin) 是一種先入為(wei) 主的價(jia) 值判斷而已。

又，《說苑·政理》載呂望回答文王“為(wei) 天下若何”時雲(yun) ：“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jin) 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cang) 府，是謂上溢而下漏”[33]。劉向《說苑》書(shu) 必有先秦之本，而《荀子·王製》恰有與(yu) 此語相類段落，雖未提及呂望，而談及“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僅(jin) 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筐篋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34]。由此來看，荀子此段可能即是劉向所本，而劉向將此語歸於(yu) 齊建國之君呂望並非毫無根據。

對於(yu) 輔佐春秋首霸的管仲，孔子雖歎其仁，孟子卻不以為(wei) 然。荀子之評則更加客觀全麵、具體(ti) 豐(feng) 富。其雲(yun) ：“管仲，為(wei) 政者也，未及修禮也”[35]，“可謂功臣矣”[36]，“若管仲之於(yu) 桓公，可謂次忠矣”[37]，並引孔子言雲(yun) “管仲之為(wei) 人，力功不力義(yi) ，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為(wei) 天子大夫”[38]。管仲善於(yu) 為(wei) 政，但私德有虧(kui) 。他雖可稱得上強國之臣、功臣，是傑出政治家，但與(yu) 聖臣尚有距離。對於(yu) 國君而言，他雖屬於(yu) 次忠之臣，但與(yu) 大忠之臣還有差距。對於(yu) 齊國來說，是有智有功之人，但稱不上行仁、行義(yi) 之人。齊桓公是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成就霸業(ye) 的春秋第一雄主。荀子評價(jia) 他有天下之大節、大知、大決(jue) ，給予高度的頌揚，但仍不失客觀地指出，霸道是依仁而蹈利者，是小人之傑。之所以如此評價(jia) 管仲與(yu) 桓公，與(yu) 荀子推崇王道但不排斥霸道的觀點有關(guan) 。由此亦可見，荀子合齊、魯的王道、霸政之跡於(yu) 一處，以為(wei) 齊之霸政更為(wei) 現實，但仍懸置王道為(wei) 理想旨歸。在堅持王道這一點上，荀子與(yu) 孔子、孟子一樣保持了一以貫之，但對霸道的觀點顯較孟子要開明、現實得多。這是荀子對魯文化的保守主義(yi) 超越之重要一例，而對魯文化保守之批判則集中體(ti) 現於(yu) 《非十二子》對思孟一派的大加撻伐以及《性惡》對性善的大量駁斥之中，茲(zi) 不贅述。

魯學以禮為(wei) 宗，齊學以法為(wei) 尚，荀子則綰合二者以綜合創新麵目出現。他指出：“原先王，本仁義(yi) ，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39]先王與(yu) 仁義(yi) 是儒家所持守的核心觀念。荀子論及先王時多結合仁義(yi) 、禮義(yi) ，所謂“先王之道”與(yu) “仁義(yi) 之統”，將禮義(yi) 納入古老的道與(yu) 統之中。又，“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謂中？曰：禮義(yi) 是也”[40]。荀子賦予禮義(yi) 、禮法同等意義(yi) ，且將禮法與(yu) 統類整合論述。他在保留禮、闡揚禮的基礎上，將法納入禮的麾下，以實現二者統一。這無疑是魯文化重禮與(yu) 齊文化重法的一次聚合。荀子將儒家孔子的仁義(yi) 、孟子的仁政向禮、法、術的方麵調校。他將法先王向法後王轉型而融通，既承認先王之道，又認可後王之道，將先王與(yu) 後王、仁義(yi) 與(yu) 禮法打通而為(wei) 一體(ti) ，對於(yu) 保證王霸政治、仁禮思想的連續性具有重要意義(yi) 。

荀子思想特別注重術，可以說是隆禮、重法與(yu) 尚術的綜合與(yu) 聚合[41]。齊法家的代表作《管子》特別重視法令、分職與(yu) 術數[42]，有不少具有指導性的篇什，如《七法》《八觀》《輕重》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對“數”的高度重視。所謂數，既是數之量，又是數之理，即事物數量與(yu) 規律的合一。對可操作性實踐細則的探求，是齊文化功利主義(yi) 發展的必然要求。荀子繼承了這一方麵，此類表述隨處可見，如學數、謹守其數、官人守數、守法數、天數、人徒有數、計數、製數度量、程以立數等。此外，還有三至、三威、三不祥、三必窮、兼人三術、師術有四、禮有三本、五綦、五權、六術、修六禮、六生、六說、明七教等不一而足。

荀子認識到，禮是對人欲望的節製與(yu) 導引，人生而有欲，不可禁而可導，故其實現了由仁義(yi) 到禮法的轉向。為(wei) 防止儒家過於(yu) 迂闊，遂將曆史價(jia) 值觀念灌注到現實之禮中。這些思想轉化內(nei) 含實用主義(yi) 、現實主義(yi) 取向，是齊文化尊多元、重功利、推霸道、尚法術諸多因子共同作用的結果。可見，荀子重新熔鑄的齊魯文化不是齊與(yu) 魯的相加之和，而是對齊魯文化的揚棄和與(yu) 時遷徙，是一種文化的雙贏。

三、荀子對齊文化與(yu) 魯文化的熔鑄反哺

對齊魯文化的批判與(yu) 汲取塑造了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而荀子對齊文化與(yu) 魯文化的熔鑄與(yu) 反哺集中體(ti) 現在後世經學傳(chuan) 承、學術思想與(yu) 政治影響三大維度。經學傳(chuan) 承對應儒家學統，學術思想凸顯儒家道統，政治影響指向儒家政統。三者共同構成了中華文脈之賡續，提示著齊魯文化之特殊重要性。荀子對齊文化與(yu) 魯文化的批判汲取與(yu) 熔鑄反哺是一體(ti) 之兩(liang) 麵。從(cong) 學脈傳(chuan) 承與(yu) 禮樂(le) 重構角度看，荀子對魯文化進行了繼承與(yu) 發展。[43]而從(cong) 荀子對稷下諸子的批判角度看，荀子又對齊文化進行了批判與(yu) 熔鑄。

（一）傳(chuan) 經之儒：經學傳(chuan) 承譜係核心

在從(cong) 地域文化到主流文化的躍進曆程中，文本的權威性塑造與(yu) 經典的有序性傳(chuan) 承尤為(wei) 重要且必要。兩(liang) 者相互依存、相互促進，文本的權威性促進經典的傳(chuan) 承，而經典的傳(chuan) 承亦利於(yu) 權威文本之形成。荀子論學直承孔子，卓絕精湛，一以貫之。他被劉勰稱為(wei) “學宗”，在經學傳(chuan) 承中起到了至關(guan) 重要的作用，可以視為(wei) 早期齊魯經學傳(chuan) 承譜係之核心人物。將荀子的經學傳(chuan) 承置於(yu) 儒家文化曆經秦火幾乎斷滅的曆史大背景之中，置於(yu) 秦漢時代轉換的緊要曆史進程中，其重要意義(yi) 則更加凸顯。

荀子是傳(chuan) 經之儒，在經學史上居於(yu) 特殊地位。劉向《孫卿書(shu) 錄》與(yu) 應劭《風俗通義(yi) ·窮通》皆言荀子“善為(wei) 詩、禮、易、春秋。”汪中《荀卿子通論》、皮錫瑞《經學曆史》、劉師培《經學教科書(shu) 》、程元敏《先秦經學史》[44]等，皆已論列考證，達成不少學界共識。其中，以汪中所論最具代表性：“蓋自七十子之徒既沒，漢諸儒未興(xing) ，中更戰國、暴秦之亂(luan) ，六藝之傳(chuan) ，賴以不絕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傳(chuan) 之，其揆一也。……故曰，荀卿之學，出於(yu) 孔氏，而尤有功於(yu) 諸經”[45]。荀子傳(chuan) 經具體(ti) 脈絡雖然在個(ge) 別環節、個(ge) 別經典上尚存疑問，但學界基本達成一致意見，即荀子為(wei) 傳(chuan) 經巨儒，是兩(liang) 漢經學之導師[46]。

以《詩》為(wei) 例，四家詩魯詩、齊詩、韓詩、毛詩，莫不與(yu) 荀子大有關(guan) 係。齊詩與(yu) 魯詩，自然屬齊魯經學，與(yu) 荀子師承關(guan) 係清晰。而韓詩、毛詩亦與(yu) 荀子關(guan) 係密切，除韓詩為(wei) “荀卿子之別子”之外，其他均為(wei) 親(qin) 傳(chuan) 。《荀子》引《詩》，按王先謙《荀子集解》的版本考證，達83處之多，全書(shu) 除《樂(le) 論》《性惡》《成相》《賦》《哀公》5篇外，均有引《詩》出現。[47]荀子創先秦引《詩》數量之最。又，《荀子》共32篇，而論《詩》之篇達7篇之多[48]，成就早期論《詩》典範。將引《詩》論《詩》合觀，則《荀子》僅(jin) 有《性惡》《成相》《哀公》3篇與(yu) 《詩》沒有明顯關(guan) 聯。如此重《詩》、懂《詩》，在先秦諸子中僅(jin) 為(wei) 一見。荀子雖言“隆禮義(yi) 而殺詩書(shu) ”，並不意味著對《詩》《書(shu) 》不重視，僅(jin) 指其“故而不切”而已。

再如禮，《禮記》中的《樂(le) 記》《三年問》《鄉(xiang) 飲酒》中的文字襲自荀子《禮論》與(yu) 《樂(le) 論》。《史記》之《禮書(shu) 》大段蹈襲自荀子《禮論》，《樂(le) 書(shu) 》大多來源於(yu) 荀子《樂(le) 論》。可見，西漢司馬遷認同荀子的禮樂(le) 之統，漢代禮樂(le) 均經由荀子傳(chuan) 承而來。此皆足見荀子學術思想包容之風，對諸家精論熔鑄之功，對齊魯文化反哺之力。在齊魯文化的傳(chuan) 經係統中，荀子在經典塑造、具體(ti) 傳(chuan) 承諸方麵居功甚偉(wei) ，對於(yu) 經典的神聖化、權威性的確立，立下不世之功。

荀子認為(wei) ，學始於(yu) 誦經，言稱禮經、道經，對於(yu) 後世所論之六經，有著非常準確的理解與(yu) 把握。這在先秦諸子中僅(jin) 其一人而已。因對六經有精妙契會(hui) ，故其傳(chuan) 經之舉(ju) 完全是水到渠成。孔子刪述六經，留下了針對六經的精當評述。荀子則指出了書(shu) 、詩、禮、樂(le) 、春秋的本質：“書(shu) 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禮之敬文也，樂(le) 之中和也，詩、書(shu) 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49]在《儒效》中，荀子進一步指出，“詩言是，其誌也；書(shu) 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le) 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50]詩言誌，書(shu) 言事，禮言行，樂(le) 言和，春秋言微。荀子以一字評一經，完成了對五經的精準定評。而對五經的缺點，荀子亦直言不諱：“禮、樂(le) 法而不說，詩、書(shu) 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51]而這種敢於(yu) 質疑經典的精神僅(jin) 有《禮記·經解》所稱引的孔子語[52]可與(yu) 之媲美。能夠對經典理解如此貼切者，孔子之後，唯荀子一人而已[53]。

（二）弘道之儒：思想浸染遠超想象

荀子既是傳(chuan) 經之儒，又是弘道之儒，在思想史上居於(yu) 重要地位。要做弘道之儒，先要批判、清理思想界之流弊，建立起自身的嚴(yan) 整思想體(ti) 係。荀子在學術精神氣質方麵，對齊文化兼容並包的性格及魯文化重禮樂(le) 的內(nei) 涵等皆有所取，此外更有學術批判與(yu) 思想熔鑄。荀子治氣養(yang) 心之術的提出無疑有針對稷下黃老之術與(yu) 齊國方術之考量。集中體(ti) 現荀子批判性的《非十二子》所批判的縱情性的它囂與(yu) 忍情性的陳仲，則展現了荀子對齊國文化中戕害人性思想的破斥。他對無益於(yu) 治國，不講差等的墨子、宋鈃亦展開批駁；對齊文化中的兵學進行了魯學式改造，以仁義(yi) 之兵矯正變詐之兵；對陰陽家、神仙家的神怪之說也進行了解構，以自然之天取代了信仰之天，以主動的人取代了被動的人。凡此皆體(ti) 現了荀子思想廣被之寬度與(yu) 批判熔鑄之深度。

遺憾的是，荀子弘道之儒的地位並未得到思想史主流的認可。蘭(lan) 陵善學，啟自荀卿，中華學統與(yu) 道統均與(yu) 荀子有莫大關(guan) 係，可荀子卻始終徘徊於(yu) 正統之外。自荀子始有荀學，後則有一部潛隱的荀學史與(yu) 孟學相頡頏。荀學雖不居於(yu) 主流，卻始終未斷流。荀學源為(wei) 荀子，流則衍生為(wei) 東(dong) 漢徐幹《中論》，表達為(wei) 唐代柳宗元、劉禹錫等的天人思想，突出表現為(wei) 繼承荀學真精神的宋代李覯著述，甚至隱含於(yu) 理學家天地之性與(yu) 氣質之性的二分認知之中，後又表現為(wei) 清代禮學複興(xing) 之中，表達於(yu) 民國蓬勃的荀學研究潮流之中，乃至下貫於(yu) 當前的荀學界。認識荀子弘道之儒的麵向，需要區分理論表層意義(yi) 上的荀學與(yu) 學術實質意義(yi) 上的荀學。兩(liang) 層意義(yi) 的荀學，或者說“兩(liang) 個(ge) 荀子”看似矛盾地流衍於(yu) 思想史。唯有荀學不滅，其所代表的仁智傳(chuan) 統不息。這對於(yu) 正確認識中國思想史世界的多元構成及其複雜性具有重要理論意義(yi) 。

百家爭(zheng) 鳴是經過三代以來長期積累到驀然綻放再到收斂聚合的曆史過程。中國文化是一種早熟的文化，在戰國時期已經得到充分討論與(yu) 全麵展開，至荀子已然成熟，形成高度發達的人文主義(yi) 。中華文化呈現出由多元到一體(ti) 的發展規律。後來的中國思想家都要回溯到先秦以找尋元典，重拾精神動力，而以荀子為(wei) 代表的先秦精神、相關(guan) 理論及其實踐，在後來的王朝曆史中得到具體(ti) 化的貫徹。

（三）禮政之儒：政治影響潛移默化

齊魯文化之所以成為(wei) 中國文化主流，因其主導了中國古代政治理論與(yu) 實踐。作為(wei) 齊魯文化之集大成者的荀學是坐言起行的學說，對於(yu) 後世製度性建構、意識形態的轉化與(yu) 塑造有著潛移默化的重要影響。

秦政思想來源於(yu) 法家尤其是韓非子一派。秦滅漢興(xing) 的哲理效應在於(yu) 法家式的君主專(zhuan) 製政體(ti) 被以儒家周禮為(wei) 代表的禮義(yi) 政治所替代。孔子指出“夏道尊命”，其民之弊在“樸而不文”[54]，從(cong) 文質關(guan) 係的視角觀察到夏、商、周三代之別。以周公製禮作樂(le) 為(wei) 標誌的禮樂(le) 文化無疑是周代最大的文化遺產(chan) ，對於(yu) 後世的政治製度、思想文化、風土民俗等諸方麵產(chan) 生深遠影響。

禮是荀子的標誌性學說，故可謂荀子為(wei) “禮宗”，是禮政之儒。禮政即以禮、法、術結合治國的政治思想。牟宗三承認：“逆之而承周文（禮）之‘價(jia) 值層級之觀念’以為(wei) 經國定分，而極顯其廣度構造之義(yi) 者，為(wei) 荀子。”[55]從(cong) 禮義(yi) 之邦的思想深層來看，若從(cong) 周公製禮作樂(le) 開始，則孔子廣大之，荀子完善之，後世承繼之，如此而已。

荀子以禮、法、術相統一的禮政思想來經國定分的思想對後世影響頗大。正如馬積高所說：“荀學這種崇實際、尚理性的獨特品格對它的曆史命運有深刻的影響。從(cong) 漢以來中國封建社會(hui) 的曆史來看，在政治上莫不是禮、法兼施，可說是基本上循著荀學的思路發展，隻是采納法家學說的成分更多而已。但是，在意識形態上卻形成鮮明的反差：荀學長期不顯，宋明時期甚至被當作儒學異端與(yu) 法家一起受到嚴(yan) 厲的批判。”[56]漢代儒者以禮更法的思想與(yu) 實踐自漢初的過秦之論開始，由此轉向了禮法合流的治國理路。而這條路在荀子思想體(ti) 係之中早已明晰化，所欠缺者，僅(jin) 是一實行機會(hui) 而已。荀子的學術努力主要是思想與(yu) 學理層麵對齊魯文化合流作適切引導，至於(yu) 由學術而政治則要等待漢代乃至以後曆史來運用與(yu) 驗證了。

餘(yu) 論

荀子所處的戰國後期是齊文化與(yu) 魯文化融合的關(guan) 鍵階段，是全麵合流、趨向一體(ti) 化的時期，由此，兩(liang) 種異質文化走向了你我不分的文化共同體(ti) ，以統一的“齊魯文化”標識示於(yu) 世人，由地域文化跨入了主導塑造中華文化的新階段。齊魯文化塑造了荀子，而荀子也重塑、反哺了齊魯文化。批判汲取與(yu) 熔鑄反哺是荀子之於(yu) 齊魯文化貢獻不可或缺之兩(liang) 麵。若不講批判與(yu) 汲取，則不能解釋齊魯文化合流過程中荀子的獨特性作用；若不講熔鑄反哺，則不能解釋荀子思想之文化淵源與(yu) 曆史影響。荀子批判汲取與(yu) 熔鑄反哺雙重變奏所譜寫(xie) 的齊魯文化新樂(le) 曲，透顯出荀子作為(wei) 諸子百家集大成者的大手筆，在齊魯文化從(cong) 地域性文化躍升為(wei) 全國性的中華文化的過程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尊魯卑齊的文化背景自然會(hui) 對思想中齊文化因子較多的荀子評價(jia) 不利，這也是荀子後世不顯的文化原因。走出尊魯卑齊的思想偏見，走出孟子式的“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yu) 夷者也”[57]的華夷之辨應是當前和今後一段時間內(nei) 的思想史使命，甚至是與(yu) 現實密切相關(guan) 的實踐任務。回歸先秦，解讀荀子，重拾荀子批判汲取與(yu) 熔鑄反哺的學術方法是當代新思想成長的必由之路。重走荀子的思想與(yu) 方法之大道，無論是對於(yu) 人類文明交流互鑒，還是文明新形態之建立，均有著重要的方法論啟示和現實意義(yi) 。

  * 【基金項目】山東省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項目“齊魯文化對中華文明精神標識的獨特性貢獻研究”項目編號：2024ZSMS389）。  
 
[①]齊魯文化的概念太大，極不易把握，而其中最為核心的當屬思想文化，故僅就齊魯文化中的思想文化層麵進行探討。學界相關成果如：1.孟祥才、胡新生：《齊魯思想文化史：從地域文化到主流文化》，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2.孟祥才：《山東思想文化史》，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3.逄振鎬：《齊魯文化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10年版。
 
[②]逄振鎬：《齊魯文化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10年版，第113-133頁。
 
[③]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135頁。
 
[④]同上，第87頁。
 
[⑤]同上。
 
[⑥]同上，第211頁。
 
[⑦]同上，第225頁。
 
[⑧]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428頁。
 
[⑨]楊伯峻：《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版，第140-141頁。
 
[⑩]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290頁。
 
[11]同上。
 
[12]姚海濤：《荀子評點戰國雙雄齊、秦》，《文史天地》2023年第7期，第17-21頁。
 
[13]參見《荀子哲學的批判性發微——以數術批判為中心的考察》一文，雷勇主編：《哲學探索》2022年第2輯（總第5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3年版，第247-261頁。
 
[14]柳詒徵：《中國文化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38頁。
 
[15]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65頁。
 
[16]柳詒徵：《中國文化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16頁。
 
[17]同上，第282頁。
 
[18]由於今日所見稷下學的相關材料並不完備，統計的樣本數量較少。但留存於史籍之中的學者，皆為大浪淘沙之後的重量級學者，故樣本數量少不是問題，質量精才具有決定性意義。具體參見姚海濤：《文化批判與理論熔鑄——荀子在齊魯文化合流中的作用》，《江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5期，第5-13頁。
 
[19]白奚：《稷下學研究：中國古代的思想自由與百家爭鳴》，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274頁。
 
[20]司馬遷：《史記》（五），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1793頁。
 
[21]《榮辱》與《非相》二篇，皆有此語，字句全同，分別參見王先謙：《荀子集解》，第63、78頁。
 
[22]黎翔鳳撰，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版，第2頁。
 
[23]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174頁。
 
[24]同上，第202頁。
 
[25]同上，第269-270頁。
 
[26]同上，第270頁。
 
[27]同上，第93頁。
 
[28]同上，第124頁。
 
[29]同上，第503頁。
 
[30]同上，第485頁。
 
[31]劉向撰，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169頁。
 
[32]同上。
 
[33]同上，第150頁。
 
[34]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152頁。
 
[35]同上。
 
[36]同上，第244頁。
 
[37]同上，第249頁。
 
[38]同上，第484頁。
 
[39]同上，第16頁。
 
[40]同上，第121-122頁。
 
[41]姚海濤：《荀子對齊文化的接受：隆禮、重法與尚術——稷下諸子批判與熔鑄的視角》，《江漢學術》2017年第2期，第105-110頁。
 
[42]楊寬：《戰國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60-568頁。
 
[43]姚海濤：《荀子對魯文化傳統的批判與熔鑄發微——學脈承繼與禮樂重構的視角》，《渭南師範學院學報》2017年第3期，第58-63頁。
 
[44]程元敏：《先秦經學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514-592頁。
 
[45]汪中：《述學》（內外篇•補遺•別錄）(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88-89頁。
 
[46]關於荀子與六經的關係，廖名春教授有《荀子與六經關係新考》一文可參看。參閱廖名春：《荀子新探》，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35-255頁。
 
[47]劉延福：《荀子文藝思想研究》，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27-244頁。
 
[48]楊艾璐：《解蔽與重構：多維視界下的荀子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70頁。
 
[49]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11-12頁。
 
[50]同上，第133頁。
 
[51]同上，第13-14頁。
 
[52]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參見王鍔點校，鄭玄注：《禮記注》，北京：中華書局2021年版，第635-636頁。
 
[53]因荀子對六經的引用、化用、評議，雖與荀子傳經有涉，但非本小文所能論，茲不贅述。
 
[54]王鍔點校，鄭玄注：《禮記注》，北京：中華書局2021年版，第712頁。
 
[55]牟宗三：《曆史哲學》，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0年版，第109-110頁。
 
[56]馬積高：《荀學源流》，武漢：崇文書局2023年版，第175-176頁。
 
[57]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24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