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王陽明研究綜述

作者：黃誠 王新明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載《貴州社會(hui) 主義(yi) 學院學報》2025年1-2期

摘要：百餘(yu) 年來，學界對王陽明的研究隨著時間推移而呈現出顯著的階段性特征。在學科視野和方法論觀照下，陽明研究亦由傳(chuan) 統學術範式向現代學科思想語境轉向，並呈現多維度和多元化的學術研究論域。特別是改革開放後，陽明研究在守正創新中前行，並取得突破性進展。近年來，陽明研究聚焦陽明學之本體(ti) 論深化與(yu) 當代價(jia) 值轉化，並形成理論與(yu) 實踐結合、學科與(yu) 專(zhuan) 業(ye) 交叉、學理與(yu) 應用融合的立體(ti) 性研究格局，彰顯了陽明學的當代價(jia) 值和意義(yi) 以及在文明對話中的生命力。研究立足學術史脈絡，從(cong) 哲學思想、文化傳(chuan) 播、文獻考據、概念史、區域史、社會(hui) 史、文化史等維度，並聚焦於(yu) 陽明學概念、現代學科語境、研究方法論、跨學科與(yu) 跨文化以及與(yu) 儒釋道三教[①]關(guan) 係等問題，對王陽明研究的代表性成果與(yu) 演進軌跡展開係統梳理與(yu) 評述，有助於(yu) 推進陽明學之現代性與(yu) 時代性問題研究。

關(guan) 鍵詞：王陽明；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心學

作者簡介：

黃誠，1973年生，男，貴州銅仁人，哲學博士、文化遺產(chan) 學博士後，貴州大學曆史與(yu) 民族文化學院教授，研究方向：東(dong) 方思想與(yu) 文化遺產(chan) ；

王新明，1999年生，男，甘肅天水人，貴州大學曆史與(yu) 民族文化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遺產(chan) 。

一、陽明學緣起與(yu) 王陽明研究整體(ti) 麵貌

王陽明研究由來已久、成果頗豐(feng) ，經海內(nei) 外學者推廣至今已成一時代之國際顯學。以學問之學而言陽明學，陽明弟子錢德洪、黃綰、羅洪先等多以“先生之學”稱之。而以學派視域開展王學研究，似肇始於(yu) 明末王學後學劉宗周稱王陽明之學問體(ti) 係為(wei) “王氏學”。劉宗周雲(yun) ：“陽明先生為(wei) 再起儒宗，崇奉已有專(zhuan) 祀，自此學者多言王氏學。”[1]

明末清初之黃宗羲《明儒學案》卷二十五《南中王門學案一》亦言：“南中之名王氏學者，陽明在時，王心齊、黃五嶽、朱得之、戚南玄、周道通、馮(feng) 江南，其著也。”[2]且他在論涉“先生之學”時雲(yun) ：“先生之學，始泛濫於(yu) 詞章；繼而遍讀考亭之書(shu) ，循序格物，顧物理、吾心終製為(wei) 二，無所得入。”[3]由是觀之，“先生之學”即“陽明之學”也。

劉宗周亦雲(yun) ：“然學陽明之學者，意不止陽明也。” （《劉蕺山集》卷七之 《答王金如》）然以地域學論之，陽明之學在黃宗羲看來乃係姚江地域之學，則被稱其為(wei) “姚江學”。黃宗羲《明儒學案》卷十《姚江學案》雲(yun) ：“有明學術，從(cong) 前習(xi) 熟先儒之成說，……自姚江指點出‘良知人人現在，一反觀而自得’，便人人有個(ge) 作聖之路。故無姚江，則古來之學脈絕矣。”[4]由此具見王門後學中人對王學研究之重視程度和主動建構學派之用心。

有明一代，儒學出現分化，陽明學的形成是明代儒學的重要分界，所謂“學術之分，則自陳獻章、王守仁始”（《明史》卷一百八十二《列傳(chuan) 》第一百七十《儒林傳(chuan) 一》），這也是基於(yu) 王守仁、陳獻章在萬(wan) 曆初奉詔從(cong) 祀孔廟的曆史事實。茲(zi) 此表彰王陽明研究之史學著作亦應運而生，如周海門之《聖學宗傳(chuan) 》述陽明學最為(wei) 詳細，而王守仁及其門人後學占全書(shu) 三分之一篇幅，且“致良知”與(yu) “王門四句教”亦成為(wei) 貫穿其間之紅線，孫奇逢之《理學宗傳(chuan) 》亦具有重建道統與(yu) 調和朱王之學的意義(yi) 。

陽明學在陽明後學中人及其他學人視野中亦多有論及，且逐漸走入學人研究視野和學術思想世界，並成為(wei) 學界議論之重要論題[②]。“王氏學”與(yu) “陽明之學”在術語概念的演進中逐步被簡化為(wei) “王學”與(yu) “陽明學”之特定稱謂，遂成為(wei) 王陽明及其學派的標識性語言符號而進入學術話語體(ti) 係，故清張廷玉等撰《明史•王守仁傳(chuan) 》雲(yun) ：“學者翕然從(cong) 之，世遂有‘陽明學’雲(yun) ”（《明史》卷一百九十五《列傳(chuan) 》八十三《王守仁》）。由於(yu) 王陽明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影響，故王陽明研究20世紀即引起中外學者之高度重視。

柳詒徵先生曾言：“明儒之學，一王陽明之學而已。”[5]足證王陽明在中國文化思想上的地位或影響。早期陽明研究之重要者有章太炎、梁啟超、餘(yu) 重耀、呂思勉、梁漱溟、錢穆、嵇文甫、容肇祖等前輩碩學，如章太炎《興(xing) 浙會(hui) 序》《訄書(shu) 》等論著曾就王陽明作專(zhuan) 門之評論，言稱“若王文成者，學與(yu) 政兼之矣”[6]、“王守仁南昌、桶岡(gang) 之功，職其才氣過人，而不本於(yu) 學術”、“獨‘致良知’為(wei) 自得，其他均采自舊聞，工為(wei) 集合，而無組織經緯”[7]雲(yun) 雲(yun) 。

1926年12月，梁啟超先生在北京學術講演會(hui) 演講及編著清華學校講稿和德育教本中，廣泛涉及王陽明“知行合一之教”與(yu) “致良知之說”內(nei) 容，當代世界出版社在2018年將其匯編為(wei) 《梁啟超講讀王陽明心學》公開出版[8]。呂思勉在其《理學綱要》論及“陽明之學”時雲(yun) ：“陽明之學，蓋遠承象山之緒。而其廣大精微，又非象山所及。”[9]且早自20世紀一、二十年代謝無量《陽明學派》（上海中華書(shu) 局，1915）、餘(yu) 重耀《陽明先生傳(chuan) 纂》（上海中華書(shu) 局，1923）出版以來，就陸續有王陽明及其後學研究的專(zhuan) 著麵世，如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錢穆《王守仁》（商務印書(shu) 館，1930）、嵇文甫《左派王學》（上海開明書(shu) 局，1934）、王禹卿《王陽明之生平及其學說》（正中書(shu) 局，1943）、等，尤其是謝無量《陽明學派》開創中西比較路徑，為(wei) 傳(chuan) 統學術的現代轉型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餘(yu) 重耀《陽明先生傳(chuan) 纂》就陽明及其弟子後學們(men) 進行傳(chuan) 纂，“合理學、經濟和文章為(wei) 一事”且“纂輯群書(shu) ，成此傳(chuan) 本”，承續學案體(ti) 敘事方法並以年譜為(wei) 敘述線索，勾畫傳(chuan) 主陽明及其後學事功，呈現陽明與(yu) 後學思想形象；錢穆《王守仁》（1955年修改為(wei) 《陽明學述要》）一書(shu) 把王陽明置於(yu) 理學發展史的曆史大脈絡中加以考察，勾勒了王學之大綱與(yu) 流變，指出王陽明思想的價(jia) 值在於(yu) 他獨特的良知理論，而為(wei) 後世王學研究奠定了基本的理論框架。

由於(yu) 曆史的原因，新中國成立後的大陸王學研究一度停滯和廢弛，似僅(jin) 在1972年中華書(shu) 局出版了楊天石《王陽明》。而與(yu) 此相反，港台及海外學者卻仍對陽明學研究傾(qing) 注了較大熱情，研究成果頗豐(feng) ，如牟宗三《王陽明致良知教》（中央文物供應社，1954）和《從(cong) 陸象山到劉蕺山》（學生書(shu) 局，1979）、陳榮捷《王陽明與(yu) 禪》（無隱精舍，1973）、蔡仁厚《王陽明哲學》（三民書(shu) 局，1974）和《王學流衍：江右王門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鍾彩鈞《王陽明思想之進展》（文史哲出版社，1983）、劉述先《論王陽明的最後定見》（2009）[③]、鄭宗義(yi) 主編《中國哲學與(yu) 文化（第十九輯）王陽明哲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加拿大秦家懿《追求智慧：王陽明之道》（1976）[④]和《王陽明》（北京三聯出版社，2011），美國杜維明《青年王陽明：行動中的儒家思想》（生活·讀書(shu) ·新知三聯出版社，2013）和美國學者伊來瑞（George L. Israel）《陽明學之歐美傳(chuan) 播與(yu) 研究》（學苑出版社，2022）以及日本岡(gang) 田武彥《王陽明と明末の儒學》（明德出版社，1957）、宇野哲人等編《陽明學大係》（明德出版社，1971）、荒木見悟《陽明學の位相》（研文出版社，1981）、海村惟一《陽明學與(yu) 東(dong) 亞(ya) 文化：紀念北京大學劉金才教授從(cong) 教四十周年》（貴州人民出版社，2017），韓國崔在穆《東(dong) 亞(ya) 陽明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和《比較陽明學：以中韓日三國為(wei) 視域》（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瑞士耿寧《人生第一等事（上下）：王陽明及其後學論“致良知”》（商務印書(shu) 館，2014）等，推動了港台和海外王學的研究與(yu) 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陽明學研究在大陸亦升溫回暖，王陽明重新進入大陸學者視域。代表性成果，有如沈善洪與(yu) 王鳳賢《王陽明哲學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張錫勤與(yu) 霍方雷《陸王心學初探》（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2）、方爾加《王陽明心學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鄭艾民《朱熹王守仁哲學研究》（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楊國榮《王學通論——從(cong) 王陽明到熊十力》（上海三聯書(shu) 店，1990）和《心學之思——王陽明哲學的闡釋》（生活·讀書(shu) ·新知三聯出版社，1997）、陳來《有無之境——王陽明哲學的精神》（人民出版社，1991）、何懷宏《良心論——傳(chuan) 統良知的社會(hui) 轉化》（上海三聯書(shu) 店，1994）、徐梵澄《陸王學述 —一係精神哲學》（上海遠東(dong) 出版社，1994）、丁為(wei) 祥《實踐與(yu) 超越—王陽明哲學的詮釋、解析與(yu) 評價(jia) 》（陝西人民出版社，1994）、吳雁南《陽明學與(yu) 近世中國》（貴州教育出版社，1996）、餘(yu) 懷彥主編《王陽明與(yu) 貴州文化》（貴州教育出版社，1996）、張祥浩《王守仁評傳(chuan) 》（南京大學出版社，1997）、劉宗賢《陸王心學研究》（山東(dong) 人民出版社，1997）、張新民《中華典籍與(yu) 學術文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和《陽明精粹·哲思探微》（貴州人民出版社，2014）及《從(cong) 天人合一到致良知》（齊魯書(shu) 社，2024）、吳光主編《陽明學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和《陽明學綜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方誌遠《曠世大儒——王陽明》（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左東(dong) 嶺《王學與(yu) 中晚明士人心態》（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錢明《陽明學的形成與(yu) 發展》（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和《浙中王學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吳震《陽明後學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和《泰州學派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彭國翔《良知學的開展——王龍溪與(yu) 中晚明的陽明學》（生活·讀書(shu) ·新知三聯出版社，2005）、陳立勝《王陽明萬(wan) 物一體(ti) 論：從(cong) “身—體(ti) ”的立場看》（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和《入聖之機：王陽明致良知工夫論研究》（生活·讀書(shu) ·新知三聯出版社，2019）與(yu) 《陽明學與(yu) 中國現代性問題》（商務印書(shu) 館，2024）、任文利《心學形上學問題探本》（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呂妙芬《陽明學士人社群》（新星出版社，2006）、華建新《王陽明詩歌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朱承《治心與(yu) 治世：王陽明哲學的政治向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董平《王陽明的生活世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陳永革《陽明學派與(yu) 晚明佛教》（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朱曉鵬《王陽明與(yu) 道家道教》（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張衛紅《羅念庵的生命曆程與(yu) 思想世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王曉昕、趙平略主編《王陽明與(yu) 陽明文化》（中華書(shu) 局，2011）、束景南《王陽明全集補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和《王陽明年譜長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趙平略《王陽明居黔思想及活動研究》（中華書(shu) 局，2017）、顧久《王明陽心學的當代價(jia) 值》（孔學堂書(shu) 局，2024）、向輝《王陽明的書(shu) 籍世界》（孔學堂書(shu) 局，2024）等等均涉及陽明，陽明學呈現出多點開花之研究態勢，且多維度地豐(feng) 富了其研究題域；

如在地域性學派研究上代表性論著有張明《王陽明與(yu) 黔中王學》（2004）[⑤]和《〈明儒學案〉缺載“黔中王門”考論——兼論“黔中王門”源流演變及其心學成就》（2015）、王曉昕《王陽明與(yu) 黔中王學》（人民出版社，2021）、張宏敏《台州陽明學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何善蒙與(yu) 王靜《陽明祠祀與(yu) 陽明心學的發展：浙、黔、蘇、贛四地考論》（孔學堂書(shu) 局，2021）、周群《泰州學派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2021）及張小明《黔中王學研究》（中華書(shu) 局，2019）等，尤其是張新民等《貴州：傳(chuan) 統學術思想世界重訪》（貴州人民出版社，2010），聚焦“黔中王門及其思想流變與(yu) 傳(chuan) 承”主題，就王陽明與(yu) 地方王門學派的興(xing) 起、形成與(yu) 發展、思想風貌與(yu) 地域特征等問題進行研究，突顯了黔中王門是王門學術分化不可忽視的地域學派。

此外，專(zhuan) 門性陽明刊物創辦，如張新民主編《陽明學刊》（2004年創刊）、郭齊勇主編《陽明學研究》（2015年創刊），以及中國貴陽（修文）多屆國際陽明文化節、中國陽明心學高峰論壇和近年來貴陽孔學堂等舉(ju) 辦相關(guan) 的各類學術講座及香港首屆陽明心學國際論壇等係列活動，持續推動了陽明學的研究與(yu) 發展。

總體(ti) 而論，從(cong) 二十世紀開始到二十一世紀現今的百餘(yu) 年時段，是中國現代學術發展的重要階段和轉型時期。在這跨越了兩(liang) 個(ge) 世紀、長達一百二十餘(yu) 年的時間段裏，王陽明研究以時間維度來劃分，大致亦可分為(wei) 三個(ge) 時段：一是晚清至民國年間的王陽明研究（1900—1949），二是新中國成立以來至改革開放時的王陽明研究（1949—1978），三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王陽明研究（1978——現今）。每一時段都有每一時段的研究主題內(nei) 容和研究特點以及所要解決(jue) 之問題。

要之，百年王學研究，題域廣泛，內(nei) 容豐(feng) 富，視野多元，路徑多樣，且林林總總的王陽明研究題材，既推動了王陽明研究在學者討論過程中成為(wei) 主流性學術話語，也豐(feng) 富和擴充了陽明學成為(wei) 一時代顯學之熱議內(nei) 容。然而，包羅萬(wan) 象的王陽明研究，其最為(wei) 重要之研究論域，仍是以其心學思想為(wei) 主題內(nei) 容和主要特征，“陽明學信奉者們(men) 注重的隻是思想的闡發，幾乎沒有人進行考證性的研究”[10]。

“心學”之定位與(yu) 確立，在陽明先生生前即有明確之表白，王陽明《象山文集序》雲(yun) ：“聖人之學，心學也。”且他在《朱子晚年定論序》亦雲(yun) ：“守仁早歲業(ye) 舉(ju) ，溺誌詞章之習(xi) 。既乃稍知從(cong) 事正學，……因求諸老釋，欣然有會(hui) 於(yu) 心，以為(wei) 聖人之學在此矣。”即表明“聖人之學”乃“正學”與(yu) “心學”也，乃是其一生之追求和著力處，故以其心學為(wei) 根底的陽明學研究，乃是基於(yu) 王陽明心學家之思想形象而言的學術麵向。本文擬就百年王陽明研究進行綜述，以期在陽明研究的回顧省思中展望其未來研究路向，且囿於(yu) 筆者學力目力與(yu) 篇幅之限，成果述評與(yu) 線索呈現相結合，未必全麵妥當，而僅(jin) 供學者批評和參考。

二、傳(chuan) 統學術思想語境與(yu) 近現代學科視域轉換中的王陽明研究

明末清初黃宗羲著《明儒學案》進行學術思想之研究，開創了中國古代學案型研究的新範式與(yu) 新路向，並具有學術研究的典範意義(yi) 。以學案體(ti) 例之創造性研究範式和撰寫(xie) 方式來開展王陽明及其後學研究，乃是基於(yu) 中國傳(chuan) 統學術思想話語係統的實際狀況。需要指出的是，《明儒學案》的橫空出世與(yu) 前文論及周海門《聖學宗傳(chuan) 》和孫奇逢《理學宗傳(chuan) 》大有關(guan) 聯，它們(men) 是學案體(ti) 出現承上啟下的關(guan) 鍵性環節，均涉及陽明學之具體(ti) 內(nei) 容，是以傳(chuan) 統學案體(ti) 思想語境開展王陽明研究的具體(ti) 實踐，其中《聖學宗傳(chuan) 》輯錄明儒詩並言“精神命脈，全吐露於(yu) 詩句中”（聖學宗傳(chuan) ）卷二十之《陳獻章》，是以詩證史的先驅。進入二十世紀，隨著中西文化交流、交往與(yu) 交融，西方學科體(ti) 係逐漸進入中國本土並影響著中國傳(chuan) 統學術思想研究的轉向與(yu) 發展，近現代王陽明研究亦呈現出以西方學術範式來格義(yi) 陽明研究並呈現出迭代升級研究的時代趨向。

從(cong) 20世紀開始，王陽明研究首先在哲學領域獲得新的研究生機。中國哲學史的具體(ti) 書(shu) 寫(xie) 框架和研究內(nei) 容逐漸嵌入了王陽明研究的實際內(nei) 容，使其不斷進入哲學史研究視野。中國哲學史上的開山之作，即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商務印書(shu) 館，1919）出版具有特殊意義(yi) ，雖冠以哲學史之名，但更具有曆史考證的特點，是書(shu) 以人物為(wei) 中心敘及老子至韓非子哲學思想的曆史演變，雖未涉及王陽明研究的哲學史著作，但仍舊對同時代以哲學眼光開展王陽明研究具有參考意義(yi) 。鍾泰《中國哲學史》（商務印書(shu) 館，1929），涉及王陽明及其後學研究內(nei) 容，反對胡適以西方哲學術語“強為(wei) 比附”中國哲學，敘述言簡意賅，內(nei) 容精當，全麵係統，體(ti) 現了現代新儒家學者對傳(chuan) 統哲學“義(yi) 理脈絡”的深刻把握，且用中國自身知識體(ti) 係研究哲學思想問題，具有中國學術語境之本土性。

馮(feng) 友蘭(lan) 《中國哲學史（下）》（商務印書(shu) 館，1934）設立“陸象山、王陽明及明代之心學”章，係統梳理王陽明的學術經曆、核心命題，並分析其與(yu) 朱熹、陸九淵的思想差異，但仍運用中國本土性話語體(ti) 係進行人物觀點和主要概念進行陳述與(yu) 解讀，並輔以大量文獻給予論證與(yu) 比較，重點解讀了《大學問》中的“大人之學”與(yu) “萬(wan) 物一體(ti) ”觀，強調陽明對《大學》的重新詮釋，以便於(yu) 讓讀者更好地理解王陽明的心學思想，體(ti) 現了中國哲學一般性語言表達的特點。賀麟《近代唯心論簡釋》之《知行合一新論，認為(wei) 王陽明提出知行合一說，目的在為(wei) 道德修養(yang) 或致良知的工夫，建立理論的基礎[11]。

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史（全四冊(ce) ）第三冊(ce) 第十章“王守仁的主觀唯心主義(yi) 哲學思想”中，就王陽明“心外無物”“心外無理”的宇宙觀、“致良知”的主觀唯心主義(yi) 格物說、以知代行的“知行合一”說進行了馬克思主義(yi) 立場和方法的分析，同時兼顧了陽明思想文本學的解讀，認為(wei) 知與(yu) 行並存於(yu) 心，皆是由心所生，知行合一以致良知為(wei) 標準，知是知天理，行是行天理[12]，並闡明了知行合一的意義(yi) 及其與(yu) 致良知的關(guan) 係。

孫叔平《中國哲學史稿（下）》持馬克思主義(yi) 方法論立場，專(zhuan) 就“王陽明”的生平和著作、心學、致良知說和知行合一說進行闡述，用觀點加材料相結合的研究方法闡述“知行合一”並非“認識與(yu) 實踐的統一”，指出王陽明的“知”不是認識客觀世界，而是知心中的“良知”，行不是改造客觀世界的實踐，而是行心中的“良知”，“知”與(yu) “行”是致良知的“致”字的合二為(wei) 一[13]，如此之洞見在今天看來對於(yu) 深度理解陽明心學思想仍具有啟發性意義(yi) 。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三卷上）》（台北三民書(shu) 局，1981），就“王守仁之學”和“王門弟子之分派”進行論述，強調了陽明學所涉及的心性論、天道觀和本性論問題，並從(cong) 內(nei) 在的理論特性和外緣的曆史條件闡述了明代儒學重要的心性論是陽明學的內(nei) 核性問題。肖萐父、李錦全主編之《中國哲學史（上下卷）》專(zhuan) 列“王守仁對陸九淵主觀唯心主義(yi) ‘心學’的發展”一章[14]，從(cong) “心外無物”“心外無理”的宇宙觀、“致良知”的認識論以及“知行合一”的動機論闡釋了王守仁的哲學體(ti) 係，凸顯了其集古代主觀唯心主義(yi) 之大成的心學家形象。

馮(feng) 達文、郭齊勇主編之《新編中國哲學史（下）》（人民出版社，2004）專(zhuan) 設“王守仁的心學體(ti) 係”一章，而就心學的核心命題和基本範疇“心即理說”、“知行合一”、良知與(yu) “致良知”和本體(ti) 、功夫與(yu) 境界等進行闡釋和說明，以揭示心學體(ti) 係之構成及其價(jia) 值意義(yi) 。郭齊勇主編十卷本《中國哲學通史（學術版）》（江蘇人民出版社，2021-2022）係新時代係統、完整和集大成之哲學通史類研究典範，其中丁為(wei) 祥所著明代卷就有涉陽明學術思想重要論述，為(wei) 從(cong) 哲學史學術整體(ti) 脈絡觀察陽明研究提供了有益參照。

近現代學科視域轉換中，研究方法論層出不窮。但更多是體(ti) 現了哲學研究的題域，特別是以哲學史的視角將陽明學納入其中，並一直成為(wei) 研究中的主流性話語。但又因方法論的不同，而呈現出多維化的研究向度。如詮釋學、現象學、心理學、文學、美學、政治學、社會(hui) 學等學科視域方法論觀照下的陽明研究多元性方法要素的到場與(yu) 登場，拓展和展示了陽明學研究的範圍與(yu) 立體(ti) 麵相。哲學思想詮釋研究的代表，如陳來《有無之境——王陽明哲學的精神》（人民出版社，1991）、談遠平《論陽明哲學之圓融統觀》（文史哲出版社，1993）、丁為(wei) 祥《實踐與(yu) 超越—王陽明哲學的詮釋、解析與(yu) 評價(jia) 》（陝西人民出版社，1994）、楊國榮《心學之思——王陽明哲學的闡釋》（生活·讀書(shu) ·新知三聯出版社，1997），蔡仁厚《王陽明哲學》（台北三民書(shu) 局，1974）以及日本學者井上哲次郎《日本陽明學派之哲學》（東(dong) 京富山房，1900）注重學派哲學思想的研究，且身體(ti) 哲學的出場，又進一步豐(feng) 富了陽明研究的視域，如趙寧《王陽明“身體(ti) ”哲學的生態維度》（2015）、陳立勝《王陽明“萬(wan) 物一體(ti) ”論：從(cong) “身—體(ti) ”的立場看》（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李洪衛《王陽明身心哲學研究：基於(yu) 身心整體(ti) 的生命養(yang) 成》（上海三聯書(shu) 店，2021），陽明的生死觀問題，亦屬身體(ti) 哲學的重要內(nei) 容，龔曉康認為(wei) ，陽明生死覺化的心路曆程顯示了其生死觀的轉進緣於(yu) 對兩(liang) 重自我的區分，同時陽明的生死觀具有即生死而超越生死的特征，“不但極大地推進了儒家對於(yu) 生死問題的探索，也實現了對於(yu) 佛道教生死智慧的融會(hui) 與(yu) 貫通”[15]。關(guan) 注社會(hui) 政治研究的成果，如何懷宏《良心論——傳(chuan) 統良知的社會(hui) 轉化》（上海三聯書(shu) 店，1994）、朱承《治心與(yu) 治世：王陽明哲學的政治向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焦堃《陽明心學與(yu) 明代內(nei) 閣政治》（中華書(shu) 局，2021）；而陽明與(yu) 社會(hui) 思潮研究的代表，如吳雁南《陽明學與(yu) 近世中國》（貴州教育出版社，1996）、吳震與(yu) 申緒璐主編《中國哲學的豐(feng) 富性再現：荒木見悟與(yu) 近世中國思想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政治史、社會(hui) 史與(yu) 思想史的交融研究，則有李慶《王陽明傳(chuan) ：十五、十六世紀中國政治史、思想史的聚焦點》（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等等。

與(yu) 此同時，王學概念性之基本問題及學術意義(yi) 辨釋，如“四句教”多受學者重視，龐萬(wan) 裏《王陽明“四句教法”及其後學之分化》（1994）、馮(feng) 巽《從(cong) “四句教”看王陽明的宗旨與(yu) 立言》（1996）、張新民《王陽明“四句教”探釋》（1997）、方國根《“四句教法”與(yu) 王學分化》（1998）、楊海文《“四句教法”出處輯考》（2014）、鄧國元《王門“天泉證道”考辨——以“四句教”、“四有”和“四無”為(wei) 中心的考察》（2015）、畢世響《陽明“四句教”的教育哲學意義(yi) ——源頭上的人和路上的人》（2016）、盧盈華《王陽明四句教的“實存與(yu) 機能說”之新詮釋》（2018）、傅錫洪《兩(liang) 種〈大學〉詮釋，兩(liang) 種“四句教”》（2021）等研究，且近年來學人亦關(guan) 注於(yu) 心學本體(ti) 與(yu) 工夫的深化闡釋，王陽明心學本體(ti) 論、工夫論層麵的深化闡釋研究愈加全麵、不斷出新，如張學智，“從(cong) 龍場悟道的意義(yi) 、‘致良知’的精義(yi) 、‘知行合一’的特點三個(ge) 方麵探討了王陽明心學的精神與(yu) 智慧”[16]；傅錫洪指出“陽明提出有善有惡和無善無惡，主要是為(wei) 了給學者分別指點出由勉然好善惡惡工夫達到道德境界和由自然好善惡惡工夫達到天地境界的為(wei) 學進路”[17]；鄧國元關(guan) 於(yu) “心外無物”之說在其文章中指出：“陽明‘心外無物’涉及和蘊含兩(liang) 方麵的內(nei) 容，這兩(liang) 方麵的內(nei) 容關(guan) 聯著行為(wei) 物與(yu) 自在物，行為(wei) 主體(ti) 與(yu) 存有本體(ti) 是把握陽明‘心外無物’的雙重向度，對於(yu) 正確理解陽明此思想，進而認識陽明哲學具有重要意義(yi) 。”[18]要言之，關(guan) 注本體(ti) 性概念的闡釋，有利於(yu) 進一步探知陽明心學真義(yi) 及其學術思想史演化脈絡。

三、以陽明學文獻資料整理與(yu) 注疏為(wei) 中心的文本研究

陽明學文獻資料整理與(yu) 注疏為(wei) 中心的文本研究是陽明學研究之基礎，更接近傳(chuan) 統學術方麵研究，是其守正之一麵，且有裨益於(yu) 其他相關(guan) 問題研究。文獻資料整理與(yu) 注疏方麵，除吳光等整理《王文成公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之外，有較多的文本注疏整理成果，如陳榮捷《傳(chuan) 習(xi) 錄詳注集評》（台北學生書(shu) 局，1983）匯集曆代評注，鄧艾民《傳(chuan) 習(xi) 錄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則打通《傳(chuan) 習(xi) 錄》與(yu) 《陽明全書(shu) 》二者關(guan) 聯，且注重義(yi) 理貫通，有如吳震評雲(yun) “通過《陽明全書(shu) 》文本背景解讀《傳(chuan) 習(xi) 錄》”並強調“致良知”與(yu) “六經注我”的內(nei) 在關(guan) 聯。

劉宗碧點校《陽明先生輯要三編（黔南今本）》（上下冊(ce) ，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2019）、王曉昕與(yu) 趙平略點校《王文成公全書(shu) （全四冊(ce) ）》（中華書(shu) 局，2015）、張新民審定《新刊陽明先生文錄續編》（孔學堂書(shu) 局，2020）和《孫山甫督學集》（孔學堂書(shu) 局，2021）、郭諾明校注《李材四書(shu) 學著作四種南皋鄒先生語義(yi) 合編》（江西教育出版社，2021）、歐陽禎人主編《王陽明經典篇章導讀》（武漢大學出版社，2021）、束景南和查明昊編《王陽明全集補編》（增補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鄒建鋒主編《王陽明家族關(guan) 係家譜》（65冊(ce) ）（北京燕山出版社，2021）和《王陽明稀見版本輯存》（82冊(ce) ）（廣陵書(shu) 社，2021）及鄒建鋒、何俊主編《日本陽明學文獻匯編》（55冊(ce) ）（北京燕山出版社，2021）大型影印文獻，楊德俊主編《王學之源》《王陽明龍場遺墨》《王陽明遺像圖冊(ce) 》（貴州大學出版社，2016）以及李曉方主編《王陽明龍南史料輯錄》（中國書(shu) 店，2021）等，進一步豐(feng) 富了陽明學研究之文獻資料和遺產(chan) 資源，有益於(yu) 陽明及其後學研究之研究。

特別值得指出是，2023年北京采薇閣書(shu) 店編《陽明文獻論集》，不僅(jin) 就日本國立公文書(shu) 館藏郭朝賓本《王文成公全書(shu) 》（即王陽明全集初刻本）影印出版進行說明，而且與(yu)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圖書(shu) 館藏《王文成公全書(shu) 》以及南京本全書(shu) 及其他通行本進行比對考辨，澄清了一般以四部叢(cong) 刊本是《全書(shu) 》的初刻或南京本的初刻誤識，並突顯了郭本全書(shu) 在中國大陸自原書(shu) 刊行以來的第一次影印出版之重要價(jia) 值。與(yu) 此同時，采薇閣《陽明文獻論集》亦匯編了黃振萍《王陽明文獻集成》、鄒建鋒《王陽明稀見版本輯存》、翟奎鳳《陽明文獻匯刊》《陽明文獻匯刊二編》等出版說明與(yu) 始末，乃是陽明文獻專(zhuan) 題研究之重要參考。

文本比對等深度研究方麵，任文利《王畿重刻南大吉本〈傳(chuan) 習(xi) 錄〉與(yu) 南本相關(guan) 問題》一文指出，“錢德洪所見南本當同於(yu) 王畿重刻本，或者具體(ti) 落實下來而言，錢德洪所見即王畿重刻本，或王畿重刻所據母本。王畿重刻本的發現，為(wei) 曆來研究者所聚訟的錢德洪的說法找到了其版本依據”[19]。永富青地《日本的王守仁文獻研究概觀》一文在“關(guan) 於(yu) 王守仁著作的文獻學研究”和“《王文成公全書(shu) 》佚文研究的回顧”中簡介日本學界在王守仁文獻研究方麵的基本情況，並“希望今後有關(guan) 王守仁文獻的輯佚工作能夠與(yu) 王守仁文獻的係統整理結合起來，以便使這項研究不僅(jin) 能夠為(wei) 王守仁思想的研究提供新的資料，而且使我們(men) 對王守仁文獻的成書(shu) 、出版的過程以及在當時及後世的流傳(chuan) 情況有全麵而係統的了解，最終為(wei) 王守仁及其後學的思想研究打下堅實可靠的文獻學基礎”[20]。

張菁洲《圖書(shu) 的回環：王陽明文獻在日本明治時期的傳(chuan) 刻》一文，關(guan) 注明治時期日本學者對王陽明文獻的翻刻與(yu) 接收，主要考察日本學者對王陽明文獻的整理與(yu) 編撰，探討王陽明文獻在日本學界與(yu) 社會(hui) 的流傳(chuan) 版本及文化交流作用[21]。蔣鵬翔《〈王陽明全集〉“編校說明”中的版本問題》一文，認為(wei) 《王陽明全集》的“編校說明”中存在重要版本失載、版本性質誤判、校本選擇不當等問題[22]。葉曄《從(cong) 陽明偽(wei) 作考源看宗譜文獻中的互襲與(yu) 套用現象》一文，主要目的在於(yu) 通過對這些托名作品文獻來源探究，總結出明清宗譜中的一些作偽(wei) 規律，使普通讀者在閱讀相關(guan) 文獻時有一個(ge) 先驗的常識判知[23]。

方旭東(dong) 《王杏及其所編〈新刊陽明先生文錄續編〉——對黔版〈陽明文錄續編〉的進一步研究》對編者王杏的學行作了詳細考訂，特別揭示了其作為(wei) 嘉靖時期活躍的陽明學者形象，同時還探究了黔版《陽明文錄續編》的成立經過，分析了它與(yu) 陽明文錄的幾個(ge) 早期版本之間的關(guan) 係[24]。張宏敏《陽明後學文獻整理的回顧與(yu) 思考》回顧了1949年以來在陽明後學文獻資料整理方麵已經取得的學術成果與(yu) 正在推進的研究項目及對陽明後學文獻整理的總體(ti) 規劃[25]。何善蒙《王陽明早期思想世界的新探索——以〈弘治十二年會(hui) 試錄〉為(wei) 中心的考察》，認為(wei) 王陽明家學淵源中《禮記》的深厚積澱，為(wei) 其思想奠定了禮學底色，並通過發掘科舉(ju) 文獻的學術價(jia) 值，為(wei) 重新審視王陽明思想演進提供了新視角[26]。

在版本流傳(chuan) 考證研究方麵，鄒建鋒與(yu) 陳雪《王陽明〈傳(chuan) 習(xi) 錄〉形成過程研究》一文認為(wei) ：“上圖藏題南大吉刻《傳(chuan) 習(xi) 錄三卷》並非嘉靖三年首刻本，而是萬(wan) 曆時期重刻本，德安府本是國內(nei) 外所存最早刻本，蕭彥本為(wei) 國內(nei) 存世最早刻本，錢錞本源出蕭彥本。水西精舍本，較德安府本增加二卷續錄，其收語錄較接近通行本下卷。北京大學圖書(shu) 館藏《王陽明集》附錄單刻《傳(chuan) 習(xi) 續錄》2卷本為(wei) 水西精舍重刻嘉靖本。崇正書(shu) 院本為(wei) 《傳(chuan) 習(xi) 錄》定稿本。胡宗憲天真書(shu) 院本為(wei) 通行本《傳(chuan) 習(xi) 錄》足本，內(nei) 容最全。”[27]另外，作者詳細論述了關(guan) 於(yu) 陽明學文獻在重新匯校過程中之作用，即“我們(men) 不僅(jin) 可以發現不同版本具體(ti) 文字的差異，還可以發現各自版本的源流關(guan) 係。”[28]如此之基礎性整理校對工作，這對於(yu) 研究陽明學而言大有裨益。

錢明《王陽明兵學著作考述》一文認為(wei) ，“陽明真正的兵學著作有《兵誌》《陽明兵筴》《武經七書(shu) 評》《曆朝武機捷錄》四種，但對這些兵學著作，除了日本學者，國內(nei) 從(cong) 未有人做過係統的研究。……從(cong) 軍(jun) 事學及用兵實踐的角度看，陽明的兵學著作及其相關(guan) 的軍(jun) 事文獻，可以彌補《傳(chuan) 習(xi) 錄》等著述之不足。”[29]童飛在《論地方誌對王陽明文獻的重構與(yu) 還原》一文中強調：“‘方誌學’與(yu) ‘陽明學’的結合，將為(wei) 陽明學研究開辟新的路徑。”[30]另在《日藏〈陽明先生詩錄〉的版本源流與(yu) 校勘價(jia) 值》一文中，作者本人對《詩錄》的文本來源與(yu) 流布範圍，及其作為(wei) 王陽明早期文獻對整理王陽明詩歌的重要校勘價(jia) 值作了進一步探討指出：“近些年來，王陽明文獻的整理獲得了長足的發展。

在刊本文獻方麵，如《陽明文獻匯刊》（四川大學出版社，2015）、《陽明先生珍稀文獻二種》（西泠印社，2018）、《王陽明文獻集成》（廣陵書(shu) 社，2019）、《 陽明文獻匯刊二編》（北京燕山出版社，2019）、《王陽明稀見版本輯存》（廣陵書(shu) 社，2021）等，網羅了大量的陽明文獻早期刊本。在墨跡和石刻方麵，如計文淵《王陽明法書(shu) 集》（西泠印社，1996）、《王陽明書(shu) 法作品全集》（故宮出版社，2017）、《王陽明贛南詩文石刻拓片集》（江西高校出版社，2021）等，收錄了眾(zhong) 多的陽明手跡和石刻。隻有充分利用這些文獻，進行詳細的版本比對和文字校勘，才能整理出更高質量的‘王陽明全集’。”[31]此外，作者最新發表《明代〈王文成公全書(shu) 〉刊刻源流考》一文提出，“盡可能全麵調查明代《全書(shu) 》的版本，詳細考察《全書(shu) 》的各種印次，並進一步考證郭朝賓刻本、謝廷傑刻本的刊刻時間和刊刻動機。”[32]

總之，陽明學文獻整理與(yu) 注疏研究，實為(wei) 探究“心學”義(yi) 理的學術奠基，且深層觀照可窺見文獻整理已突破版本考證藩籬，在文本深度耕犁中直指陽明“心學”思想的本體(ti) 論建構。曆代學者對《傳(chuan) 習(xi) 錄》版本流變的考辨，本質是對“心即理”命題在不同曆史背景中內(nei) 涵的疏解；而對陽明佚文佚詩的輯佚，恰似在理解思想家生命與(yu) 精神成長中尋找的又一語言表達世界；對於(yu) 東(dong) 亞(ya) 各國陽明學文獻的互文研究，則進一步揭示了陽明學在跨文化語境中的區別與(yu) 聯係。故文獻整理工作恰似抽絲(si) 剝繭，即陽明學文獻與(yu) 陽明心學思想深層互動下的文獻整理與(yu) 注疏研究，而將“心學”思想從(cong) 靜態的文本符號轉化為(wei) 動態的生命智慧，在持續深化中推進和拓展陽明的新型研究。

四、儒釋道三教關(guan) 係視域下的陽明心學研究

儒釋道三教關(guan) 係視域下的陽明心學研究是研究中的一個(ge) 重要部分，這既是囿於(yu) 陽明自身是儒釋道兼涉的思想大師，也是因為(wei) 學術思想發展的曆史背景契符儒釋道三教合流的文化思想態勢，且基於(yu) 中國思想文化核心問題的需要，故學界以三教關(guan) 係視域開展的陽明學研究也頗為(wei) 豐(feng) 富。如李霞《陽明後學的以儒合佛道論》一文中認為(wei) ：“在明代哲學領域，最主要的思想流派是陽明學及其後學，三教合一思想主要存在於(yu) 陽明後學之中。陽明後學的特點之一是雖宗王門，卻又廣涉佛道。”[33]陳立勝《王陽明三教之判中的五個(ge) 向度》一文從(cong) 陽明心學本身的義(yi) 理架構入手，從(cong) 五個(ge) 向度揭示心學一係三教之判所牽涉的理論向度[34]。

朱曉鵬《從(cong) 王陽明“精一之學”看其三教觀的四個(ge) 維度》指出：“從(cong) 王陽明的“精一之學”的視角看其三教觀所呈現的異端之辨、是非之辨、內(nei) 外之辨、人己之辨等四個(ge) 相互關(guan) 聯的維度，具體(ti) 展示了王學所具有的豐(feng) 富深刻的思想內(nei) 涵及其精神旨趣。”[35]夢霞與(yu) 李元光《三教歸心：王陽明對三教合一思想的傳(chuan) 承與(yu) 超越》認為(wei) ：“王陽明以‘三教為(wei) 用’構建心學”[36]米文科與(yu) 劉學智《儒佛之辨與(yu) 王陽明三教思想的變化》指出：“北宋以來理學的儒佛之辨，又是如何改變明代儒佛之辨的致思方向的，並由此重新認識王陽明的三教觀及其意義(yi) 。”[37]

黎業(ye) 明《湛若水與(yu) 王陽明關(guan) 於(yu) 儒釋道問題的論辯》認為(wei) ：“兩(liang) 人對待佛道二教的不同觀點、不同態度，既與(yu) 他們(men) 修習(xi) 佛教、道教的不同經曆以及所接受的佛教、道教的不同影響相關(guan) ，又與(yu) 他們(men) 的衛道意識、自立門戶意識有所差異相聯。”[38]另外，黃誠與(yu) 包瀅暉《轉仙釋之識，成“儒門”之智——儒釋道三教關(guan) 係視域下的陽明心學思想建立之檢討》一文“借用‘轉識成智’的佛教語言結構與(yu) 思維邏輯來分析、闡釋王陽明聖學（儒家學說）之建立，指出陽明心學經‘初識’‘迷識’‘真識’階段環節，並在‘龍場悟道’中實現‘轉識成智’，初步建立其心學思想。”[39]展示了陽明與(yu) 三教關(guan) 係之多態研究麵相。米文科《論焦竑對王陽明“三教一道”思想的發展與(yu) 轉變——儒釋道三教關(guan) 係視域下的陽明心學思想建立之檢討》一文認為(wei) “焦竑對‘三教一道’的認識不僅(jin) 反映了陽明學‘三教一道’思想的發展與(yu) 演變，同時也體(ti) 現了晚明三教融合的進一步深入”[40]。

就三教關(guan) 係和儒佛之辨進行研究的有，張文標《論王陽明對儒道佛“靜”思想的吸取和發展》，認為(wei) 王陽明“表現出了融儒釋道於(yu) 一體(ti) 的明顯傾(qing) 向”[41]、郭應傳(chuan) 《依違於(yu) 儒與(yu) 佛、道之間的心路嬗變軌跡——以王陽明兩(liang) 次遊曆九華山為(wei) 中心》，認為(wei) 王陽明兼攝佛、道思想所折射出來的歸隱傾(qing) 向以及對超邁灑落的精神生活的向往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並鑄就了王陽明亦顯亦隱的豐(feng) 實人格[42]；劉悅笛等《良知與(yu) 良覺，性覺與(yu) 心覺——兼論王陽明思想的儒佛之辨》，指出佛教本土化之“佛性本覺”潛在地浸漬到陽明的思想深層，從(cong) 而終成陽明“理—知—心—覺—性”的基本思想架構[43]；張小明《淺議王陽明對儒禪的融通——從(cong) 其理想人格視角切入》，指出陽明較好地融會(hui) 貫通了儒禪，具有“適當的儒學本位”，而非“過度的儒學本位”，最終形成了亦出世亦入世或“有”“無”結合的陽明心學[44]；何靜《融攝與(yu) 會(hui) 通——與(yu) 佛教交涉中生成的陽明心學》，認為(wei) 王陽明在與(yu) 佛教的交涉中充分吸收、融攝佛理，會(hui) 通儒釋，建構起新的心學體(ti) 係[45]。

儒道關(guan) 係研究中，朱曉鵬《王陽明與(yu) 道家道教》（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主要對王陽明早中期與(yu) 道家道教的關(guan) 係作了曆史性的考察，並在《論王陽明中後期對道家道教思想的融攝》認為(wei) 道家道教思想的吸取，是支撐陽明走出龍場遠謫、宸濠之變等“百死千難”的生命困局的重要智慧[46]，以及《儒道融合視域中的心學建構研究及其方法論——以陽明學為(wei) 中心的考察》提出在儒道融合視域中考察陽明心學的建構為(wei) 主題[47]。張廣保《陽明心學與(yu) 道教內(nei) 丹道的性命之學》，認為(wei) “應將王陽明創立的心學視為(wei) 明代儒學回應性命問題大討論的一種新的理論形態”[48]，等等。

要之，陽明心學作為(wei) 儒釋道三教互動的樞紐性存在和關(guan) 鍵性環節，需要在三教關(guan) 係交融互動和浸潤中方能顯示其思想內(nei) 核和理論要旨。學界近年三教關(guan) 係視域下的陽明心學研究呈現出三大動向：

一是“三教合一”思潮中的“心學”定位。學者普遍注意到陽明後學群體(ti) 中廣泛存在的“以儒合佛道”現象，陽明本人則以“心”為(wei) 樞紐重構三教關(guan) 係，形成更具包容性的三教觀。

二是儒佛之辨研究的方法論突破。既有研究深入辨析陽明對佛禪“心性”思想的吸收與(yu) 轉化，揭示其“良知”學說與(yu) 禪宗“明心見性”的內(nei) 在關(guan) 聯，也有強調陽明通過“致良知”工夫論實現對外在超越與(yu) 突破，並完成對禪學的批判性超越。

三是儒道融合與(yu) 道佛互補結構中的心學思想整合研究，展現以儒為(wei) 主幹兼輔釋道結構的陽明心學思想史發展脈絡。且研究共同指向一個(ge) 核心命題，即陽明心學正是通過創造性地整合三教資源，在儒學傳(chuan) 統內(nei) 部開辟出兼具超越性與(yu) 現實性的思想新境，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現代轉型提供思想元素和研究新範式，並彰顯東(dong) 方獨特的哲學思想智慧。

五、中西比較視域下的陽明學與(yu) 跨文化傳(chuan) 播研究

中西比較視域下的陽明學研究近年成果明顯，有如趙寧《王陽明“身體(ti) ”哲學的生態維度》一文從(cong) “王陽明‘身體(ti) ’哲學的角度來窺探中西‘身體(ti) ’觀的不同，比較由於(yu) 不同的‘身體(ti) ’觀導致的對待自然態度的不同，並指出重新審視‘身體(ti) ’對於(yu) 應對當今生態危機的重大意義(yi) 。”[49]李浩《“心即理”與(yu) “良心自由”之比較研究——兼論近代中西倫(lun) 理體(ti) 係中的核心思想》，指出“中西方社會(hui) 倫(lun) 理文化在近代都發生了從(cong) 傳(chuan) 統到現代的轉向，王陽明的心即理學說是對傳(chuan) 統理學的突破，亞(ya) 當斯的良心自由突破了傳(chuan) 統基督教教義(yi) 。”[50]

蔡方鹿與(yu) 高健《王陽明經典詮釋思想與(yu) 伽達默爾詮釋學之比較》以詮釋學方法進行中西思想人物之思想比較，認為(wei) “王陽明經典詮釋思想和伽達默爾詮釋學在‘《五經》亦隻是史’與(yu) ‘效果曆史’、以己意說經與(yu) ‘讀者中心論’、明道求實與(yu) 實踐哲學等方麵具有相似處，而在理論的係統性、思想理論是否以倫(lun) 理道德為(wei) 本位、本體(ti) 涵義(yi) 等方麵則存在不同。”[51]劉光順《成聖路徑內(nei) 化的中西差異——以馬丁·路德的因信稱義(yi) 與(yu) 王陽明的致良知為(wei) 例》一文指出：“西方的馬丁·路德和中國的王陽明分別以因信稱義(yi) 和致良知學說將人們(men) 超凡入聖的路徑內(nei) 化。路德強調惟有憑借信仰才能稱義(yi) 成聖，陽明提出致良知才是通達聖人境界的正確途徑。”[52]

從(cong) 現象學層麵開展的研究有龔曉康和王斯詩《陽明心學視域下的道德情感之維——兼與(yu) 舍勒情感現象學的比較研究》，認為(wei) “王陽明關(guan) 於(yu) 情感問題的討論，與(yu) 舍勒的情感現象學有著諸多相通之處。”[53]李幼蒸《王陽明和胡塞爾的心學還原論——“重讀王陽明”和“重讀胡塞爾”》，認為(wei) “比較研究的描述性初階，用以作為(wei) 今後仁學、陽明學、以及現象學倫(lun) 理學進一步深入研究之準備。”[54]從(cong) 美學視角展開比較研究，如王元驤《王陽明與(yu) 康德美學思想的比較研究》指出：“王陽明和康德作為(wei) 中西哲學史上兩(liang) 位傑出的代表，他們(men) 對於(yu) 審美的理解有著共同的特征，即都十分強調內(nei) 在性的原則、非功利性的原則和主體(ti) 性的原則。”[55]

在中西哲學思想人物的比較中，重視王陽明與(yu) 蘇格拉底、亞(ya) 裏士多德和康德等比較研究，如伊麗(li) 娜《王陽明心學的道德自律性及啟示——以康德道德哲學為(wei) 視角》認為(wei) “王陽明心學思想中蘊含著豐(feng) 富的道德自律思想。”[56]龔曉康在《王陽明“本體(ti) ”觀辨證——兼與(yu) 亞(ya) 裏士多德“ousia”的比較研究》一文中提出：“王陽明關(guan) 於(yu) 本體(ti) 的言說，實可與(yu) 亞(ya) 裏士多德的ousia交互發明。這不但有助於(yu) 澄清ousia的翻譯疑難，而且有助於(yu) 回應中西本體(ti) 論的同異問題。”[57]

李濤《亞(ya) 裏士多德的“明智”與(yu) 王陽明的“良知”》一文認為(wei) ：“比較亞(ya) 裏士多德的明智與(yu) 王陽明的良知，可以從(cong) 古今中西的視角探討兩(liang) 種古典思想之間的同與(yu) 異。”[58]田薇《“知”“德”之辨——蘇格拉底與(yu) 王陽明比較研究》對於(yu) 蘇格拉底和王陽明倫(lun) 理學的基本命題——“德性即知識”與(yu) “致良知”進行了分析闡述和比較研究[59]。範世珍《王陽明“致良知”與(yu) 蘇格拉底“美德即知識”思想之比較》指出：“王陽明‘致良知’和蘇格拉底‘美德即知識’蘊涵了中西道德哲學傳(chuan) 統的一些重大差異。”[60]故在中西比較的研究視域中，更能發現陽明心學的獨特內(nei) 涵與(yu) 價(jia) 值意義(yi) 。

在跨文化傳(chuan) 播領域，在陽明學的文化傳(chuan) 播研究中也有豐(feng) 富之成果。以《傳(chuan) 習(xi) 錄》在西方世界的傳(chuan) 播與(yu) 研究為(wei) 例，《傳(chuan) 習(xi) 錄》的西譯曆程展現出中國哲學典籍對外傳(chuan) 播的複雜機製，從(cong) 早期通識譯介到“厚重翻譯”策略的應用，翻譯行為(wei) 本身已成為(wei) 文明對話的重要載體(ti) 。如費周瑛與(yu) 辛紅娟《〈傳(chuan) 習(xi) 錄〉在西方世界的傳(chuan) 播與(yu) 研究通識譯介階段》一文，以陽明學為(wei) 主題劃分了中西哲學比較研究的三個(ge) 階段：通識譯介階段（1960年以前）；學術繁榮階段（1960—1980年）；多元化研究階段（1980年至今），並力圖揭示文本譯介與(yu) 接受國社會(hui) 文化語境的關(guan) 係，以期為(wei) 陽明思想在海外的係統、深入傳(chuan) 播提供理據[61]。

徐賽穎在《“厚重翻譯”觀照下的亨克英譯〈傳(chuan) 習(xi) 錄〉探析》一文中提出：“亨克《傳(chuan) 習(xi) 錄》的英譯是應用厚重翻譯策略的成功驗證。”[62]張帆與(yu) 劉華文《中國哲學典籍翻譯的譯釋層次分析——以〈傳(chuan) 習(xi) 錄〉英譯文本為(wei) 例》強調“以王陽明《傳(chuan) 習(xi) 錄》的英譯本為(wei) 對象考察譯者在中國哲學典籍翻譯中的譯釋層次”[63]。劉孔喜與(yu) 許明武《〈傳(chuan) 習(xi) 錄〉英譯史與(yu) 陽明學西傳(chuan) 》，認為(wei) “梳理《傳(chuan) 習(xi) 錄》英譯史，重在論述兩(liang) 譯本出現前後西方學者對陽明心學關(guan) 注與(yu) 研究情況變化，突出呈現以譯本評論為(wei) 形式的陽明學研究實況，彰顯了《傳(chuan) 習(xi) 錄》英譯對推進陽明學在英語世界的傳(chuan) 播與(yu) 發展所起的貢獻。”[64]

司馬黛蘭(lan) 與(yu) 倪超《王陽明研究在西方》，“通過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王陽明以及陽明後學研究的專(zhuan) 著、書(shu) 中章節和期刊文章進行歸納”[65]。劉孔喜與(yu) 胡琴《作為(wei) 教育行為(wei) 的〈傳(chuan) 習(xi) 錄〉英譯與(yu) 傳(chuan) 播》認為(wei) ：“《傳(chuan) 習(xi) 錄》英譯作為(wei) 具有教育行為(wei) 意義(yi) 的翻譯活動，發揮著教育的文化功能，向彼時西方學子拓荒性地普及了先秦儒道哲學之外的中國傳(chuan) 統文化思想，積極扭轉了他們(men) 對中國哲學與(yu) 中國文明認識的缺陷。”[66]由此具見，《傳(chuan) 習(xi) 錄》的翻譯與(yu) 傳(chuan) 播促進了王陽明明海外之研究，且關(guan) 注海外陽明學研究亦是新時期的一大動向。李學堂《朝鮮朝中期的陽明學辨——以退溪、西厓、栗穀為(wei) 中心的討論》認為(wei) ：“16世紀上半葉開始陽明學在朝鮮學界已經廣泛傳(chuan) 播並產(chan) 生了相當的影響。”[67]

關(guan) 於(yu) 日本陽明學研究，鄧紅《何謂“日本陽明學”》，對“陽明學”一詞進行追根溯源，並全麵論述“日本陽明學”這一社會(hui) 運動的來龍去脈、內(nei) 涵和學術虛構，闡明其和王陽明哲學思想研究的聯係和區別[68]。錢明《早期日本人來浙考察王陽明遺跡考述》，指出“高瀨武次郎可以說是最早來浙考察陽明遺跡的日本學者，諸橋轍次則是最早考察並記錄和拍攝陽明墓的日本學者，而井出季和太乃是最早把王陽明引入時已為(wei) 日本所統治的台灣的日本人”[69]，另在《開拓陽明學域外傳(chuan) 播研究的新視域——從(cong) 文炳等著〈陽明心學海外傳(chuan) 播研究〉說起》中指出：“陽明學作為(wei) 曆史上中國傳(chuan) 統思想文化向外傳(chuan) 播、形成域外學派的最成功案例之一，更需要突出這樣的傳(chuan) 播理念，運用這樣的研究方法，以便進一步觀照當今的世界，展露我們(men) 的胸懷。”[70]

王陽明思想文化傳(chuan) 播方麵，曹雷雨《西方王陽明思想譯介與(yu) 研究綜述》認為(wei) ，陽明學西方之旅的研究中主要存在缺乏曆史性的係統全麵研究，以及選題範圍狹窄、研究層麵單一、現象羅列過多、觀點和方法陳舊等問題[71]。蔡亮《陽明思想在歐美的傳(chuan) 播研究》認為(wei) ：“陽明思想的域外傳(chuan) 播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篇章。”[72]程玲和嚴(yan) 功軍(jun) 《陽明學在英國的跨文化傳(chuan) 播研究》指出：“分析陽明學在英國的文化交流與(yu) 接受變化過程，理性認識和反思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在英國傳(chuan) 播的規律，推動新時期中英文明交流互鑒。”[73]

要言之，中西比較視域下的陽明學研究呈現出跨學科、多維度的學術研究態勢和格局。學者們(men) 以現象學、詮釋學、倫(lun) 理學等西方哲學方法為(wei) 參照係，並深入開掘陽明心學的內(nei) 在哲學意蘊及其現代性價(jia) 值。上述研究從(cong) “身體(ti) ”哲學的生態維度到“心即理”與(yu) 西方倫(lun) 理學的理論對話，從(cong) 伽達默爾詮釋學的異同辨析到道德情感與(yu) 現象學的會(hui) 通探索，研究既注重思想本體(ti) 的深度詮釋，又凸顯中西文化精神的內(nei) 在結構性差異。

此外，陽明學在東(dong) 亞(ya) 的傳(chuan) 播尤為(wei) 引人注目，“日本陽明學”的社會(hui) 運動特質與(yu) 朝鮮儒者的批判性接受，構成了理解東(dong) 亞(ya) 儒學思想史的關(guan) 鍵節點。因此，當前研究仍需在係統性、理論深度與(yu) 方法創新上著力，既要建立中西哲學比較的對話平台和機製，更要探索陽明智慧在全球化時代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路徑，使其成為(wei)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的文化紐帶和中國思想智慧方案。

六、陽明學跨學科交叉整合研究

文本學視域下的陽明學研究一直處於(yu) 該領域研究的前沿，故其在交叉整合研究層麵亦存有較大空間。其中，張獻忠與(yu) 朱候渝《閱讀史視角下的〈傳(chuan) 習(xi) 錄〉研究》，指出：“將《傳(chuan) 習(xi) 錄》置於(yu) 此背景下，可以勾勒出《傳(chuan) 習(xi) 錄》的閱讀群體(ti) 與(yu) 以此為(wei) 基礎形成的回憶空間，從(cong) 而更好地探究陽明心學在明清兩(liang) 代士人心中的地位”[74]。然而，當前文本學視域中的交叉性不夠凸顯，與(yu) 時代接軌的應用研究較少，故需結合當前數字化技術、文化遺產(chan) 學的保護思維與(yu) 路徑以及其他基礎性學科的積澱，合力一行，深入推動陽明學跨學科交叉整合研究。

陽明學跨學科交叉整合研究除文本學視域，政治學領域研究亦豐(feng) 富多元。陸永勝《王陽明“以心解佛”及其詮釋學省察》指出：“陽明‘以心解佛’既是一個(ge) 哲學命題、詮釋學命題，也是一個(ge) 社會(hui) 學、政治學命題。”[75]劉曉民《社會(hui) 整合理論視閾中王陽明南贛治理的曆史經驗與(yu) 借鑒》，認為(wei) “立足於(yu) 政治社會(hui) 學對南贛治理進行研究，試圖將王陽明南贛治理的經驗和措施進一步理論化、係統化，進而拓展陽明學研究的廣度和深度”[76]。

郭美華與(yu) 陳昱哲《個(ge) 體(ti) 道德與(yu) 普遍政治秩序的一體(ti) 化及其缺失——〈大學〉的政治哲學解讀》分析了王陽明以仁心感通為(wei) 基礎，將教化—道德—政治的一體(ti) 化理解為(wei) 個(ge) 體(ti) 道德與(yu) 普遍政治甚至天地萬(wan) 物的渾然整體(ti) 。[77]錢明《“覺民行道”與(yu) “安民行道”——王陽明的“親(qin) 民”思想與(yu) 當代中國的民生之道》認為(wei) ：“王陽明思想資源中與(yu) 社會(hui) 治理、民生政策關(guan) 係最為(wei) 密切的是他的‘萬(wan) 物一體(ti) 之仁’說與(yu) ‘親(qin) 民’說。”[78]從(cong) 政治學角度研究有隋思喜與(yu) 武萌《王陽明的情感政治論》一文，認為(wei) ：“可以將王陽明的政治哲學稱為(wei) ‘情感政治論’。”[79]黃誠《“悟道與(yu) 治道 ——以‘龍場悟道’為(wei) 主線的陽明心學探索”》，認為(wei) “悟道與(yu) 治道，互補互詮，構成王陽明良知心學的一體(ti) 兩(liang) 麵。”[80]

有關(guan) 陽明學與(yu) 易學研究成果亦較多，其中成中英與(yu) 張新民兩(liang) 位學者進行了“《易》學與(yu) 良知學的對話”[81]。溫海明從(cong) 意本論哲學的角度深入分析闡釋陽明“良知”與(yu) 其易思想之關(guan) 係[82]。張沛研究認為(wei) ，陽明心學表現出了“體(ti) 用一源”的易學思維方式[83]。謝金良《〈周易〉對陽明心學美學思想的影響》認為(wei) “良知即易”是陽明心學美學的思想精髓。[84]鍾純《“修辭立誠”與(yu) “遷善改過”——王陽明易學視域中的道德工夫論》圍繞“陽明道德哲學和其易學關(guan) 係的視角，具體(ti) 闡發了陽明‘修辭立誠’與(yu) ‘遷善改過’道德修養(yang) 的工夫路徑。”[85]陽明學與(yu) 易學探討，無論是關(guan) 係探究、文本梳證、思想舉(ju) 要都取得了可喜成績，然從(cong) 曆史邏輯、思想文化史大脈絡及王陽明與(yu) 陽明後學之易學視域等整合研究層麵著力上仍有不足，而有待繼續挖掘。

陽明學在文學藝術方麵的成果較為(wei) 分散，黃誠《從(cong) 王陽明之“詩”看王陽明之“悟”》，認為(wei) “詩”與(yu) “悟”關(guan) 係密切，“詩”是“悟”的意象表征，“悟”是“詩”的精神之魂，從(cong) “詩”可以看到“悟”的次第和“悟”的境界[86]，是以詩證悟方法就陽明心學的新探索；劉鳳霞《“風教”與(yu) “風情”——陽明學人的曲學態度及其戲曲發展史意義(yi) 》，探究陽明學人對明清戲曲的認知態度，並在歸納闡釋陽明學人戲曲觀的基礎上，重點解析陽明學人對晚明戲曲功用和性質的評價(jia) [87]。

薛青濤《論陽明學派的文學觀念——以王陽明及其弟子為(wei) 中心的考察》，對陽明學派的文學觀念進行初步探究[88]。武道房《心學本體(ti) 論與(yu) 王陽明的文學思想》認為(wei) ：“本體(ti) 論是陽明心學的核心，王陽明全部的文學思想均是從(cong) 其本體(ti) 論延伸而來。”[89]袁憲潑《王陽明“遊藝”工夫實踐與(yu) 文藝觀念突破》一文指出王陽明的文藝觀念提高了文藝在心學體(ti) 係中的地位，彰顯出了文藝獨特的審美價(jia) 值[90]。此外，陽明心學與(yu) 詩學上的比較研究方麵，劉強《論陽明心學及其詩學與(yu) “詩教”》指出，其“寓教於(yu) 詩”的詩歌教化實踐，堪稱一種獨具陽明心學特色的“新詩教”[91]。歐陽禎人《樂(le) 是心之本體(ti) ：陽明心學的美學向度》一文闡釋了陽明心學的情感問題，豐(feng) 富了先秦以來“樂(le) 感文化”的哲學內(nei) 涵和美學境界[92]。

與(yu) 此，從(cong) 心理學角度對陽明學進行研究，有王啟康《王陽明良知與(yu) 致良知學說中的心理學問題》，認為(wei) 王陽明的這種道德理念的形成不依賴於(yu) 具體(ti) 知識的作用的思想是錯誤的，“它是與(yu) 人類道德理想形成的實際過程以及對這一過程的心理學研究成果相違背的”[93]。舒曼《致良知與(yu) 幸福感》一文“借鑒現代心理學的研究成果，梳理了‘致良知’的思想內(nei) 涵與(yu) 幸福感精神實質的內(nei) 在聯係；並以此為(wei) 據，討論‘致良知’想何以能促進人類的幸福感”[94]，並在《知行合一與(yu) 心理健康》一文中專(zhuan) 門就與(yu) 心理健康作了關(guan) 聯性研究，用“知行合一”思想詮釋心理健康的促進模式，為(wei) 心理健康研究注入新的活力[95]。就陽明學在心理學視域下的研究而言，李承貴《心理學視域中的王陽明心學研究》以心理學角度研究王陽明心學，認為(wei) “王陽明心學心理學思想，不僅(jin) 內(nei) 容豐(feng) 富而且程度深邃，仍然有待全麵發掘、整理和深入地研究。”[96]

交叉研究中軍(jun) 事學方麵的成果亦較為(wei) 突出，這自然同王陽明個(ge) 人軍(jun) 事事功成就密不可分，閻盛國《〈孫子兵法〉對王陽明兵學思想的影響》認為(wei) 王陽明不受兵學權威思想的禁錮從(cong) 而發展了自己獨具一格的兵學思想，是屢建奇功，集明代兵學、理學之宗於(yu) 一身的曆史上罕見和楷模式人物[97]。錢明《王陽明的兵學術及武備策》，指出：“陽明更重視破心中賊、心學、致良知、萬(wan) 物一體(ti) 之仁、成聖等形而上的‘體(ti) ’和‘道’，這也是他不同於(yu) 一般軍(jun) 事家乃至軍(jun) 事戰略家的根本之處。”[98]

同時在《王陽明兵學著作考述》提出：“從(cong) 軍(jun) 事學及用兵實踐的角度看，陽明的兵學著作及其相關(guan) 的軍(jun) 事文選，可以彌補《傳(chuan) 習(xi) 錄》等著述之不足。”[99]此外，黃樸民與(yu) 熊劍平《知行合一：王陽明兵學思想管窺》就王陽明的兵學思想作了進一步研究，認為(wei) 其兵學思想具有兵儒合流的特征[100]。劉榮茂《爼豆與(yu) 軍(jun) 旅非二事：陽明學人的用兵實踐與(yu) 工夫修煉》，則從(cong) 用兵之必要、儒門兵將、用兵工夫等三個(ge) 方麵概括陽明學人獨特的兵學思想[101]。質言之，近年來在陽明學體(ti) 係中的陽明軍(jun) 事思想研究成果顯著，不論是陽明與(yu) 《孫子兵法》研究，還是陽明思想與(yu) 軍(jun) 事事功之比較研究十分豐(feng) 富。

從(cong) 認知科學角度理解陽明心學的成果較少，如王強《王陽明“致良知”認知模式的探析》，從(cong) “‘心即理’與(yu) ‘知行合一’兩(liang) 個(ge) 方麵揭示‘致良知’的邏輯進展方式。”[102]張慶熊《良知與(yu) 認知：在中西文脈比較中探討》，闡明中國和西方有關(guan) 良知和認知關(guan) 係的觀點之各自的特點，認為(wei) 通過道德修養(yang) 的致良知之路成聖的大方向是正確的[103]。陳心想《“心”即“認知”：認知框架、社會(hui) 事實與(yu) 賦值力》，認為(wei) “必須通過認知水平的提高，‘心外無物’的心學才能夠真正發揮其提高個(ge) 體(ti) 和社會(hui) 認知‘社會(hui) 事實’心智層次的價(jia) 值和意義(yi) 。”[104]

龔曉康《良知“坎陷”抑或“呈現”？——兼論陽明學對道德主體(ti) 與(yu) 認知主體(ti) 的開出》，從(cong) 牟宗三“良知自我坎陷”、王陽明區分“真己”與(yu) “軀殼的己”等入手，分析良知“呈現”何以能開出道德主體(ti) 與(yu) 認知主體(ti) [105]。其中，鮮明提出陽明心學就是中國的認知科學的是蔡曙山《陽明心學就是中國的認知科學》一文，文章指出：“陽明心學（ Yangming’s theory of mind）與(yu) 心靈哲學( philosophy of mind) 和認知科學關(guan) 係密切。且作出結論與(yu) 展望：陽明心學是當代中國的認知科學；以陽明心學確立中國的文化自信；把握認知轉向機遇，重建中華文化輝煌。”[106]並研究指出：“陽明心學的認識論已經具備了近代哲學的所有要素，因此陽明心學的認識論乃是中國近代哲學建立和完成的標誌。”[107]

要言之，陽明學作為(wei) 中國思想史上的重要流派，其跨學科研究自身呈現出多元交融的學術格局。文本學研究領域以閱讀史為(wei) 切入點，揭示文本傳(chuan) 播與(yu) 士人群體(ti) 的互動關(guan) 係；政治學維度則深入挖掘心學思想在社會(hui) 治理、民生政策及權力秩序建構中的實踐智慧，凸顯“致良知”與(yu) “親(qin) 民”理念的現世價(jia) 值。易學闡釋方麵，學者著重探討良知本體(ti) 與(yu) 易學思維的內(nei) 在契合，從(cong) 體(ti) 用一源到道德實踐，構建起心學與(yu) 易學交融的對話語境。文學藝術研究突破傳(chuan) 統範式，既關(guan) 注陽明後學對戲曲美學的重構，又剖析心學本體(ti) 論對文學觀念的重塑，尤其“樂(le) 是心之本體(ti) ”的美學命題開辟了新的闡釋空間。

心理學視域則聚焦良知教化與(yu) 現代心理療愈的關(guan) 聯問題，揭示知行合一思想對個(ge) 體(ti) 生命及心性成長的啟示。軍(jun) 事學研究則彰顯陽明兵學“事上磨練”的實踐品格，其兵儒合流思想為(wei) 傳(chuan) 統兵學注入心性智慧。值得關(guan) 注的是，認知科學領域研究近年異軍(jun) 突起，學者們(men) 嚐試以心學話語重構中國本土認知範式，提出陽明心學實為(wei) 中國古典認知科學的新見，為(wei) 傳(chuan) 統思想現代轉型提供了嶄新路徑。未來陽明學的跨學科研究，既需深化各領域內(nei) 在理路探究，更應加強學科間對話機製建設，在經典詮釋與(yu) 現實關(guan) 懷的雙向互動中，推動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七、陽明學價(jia) 值轉化與(yu) 綜合應用研究

陽明學價(jia) 值轉化利用研究中，從(cong) 曆史視域研究地方治理的成果有：馬國君與(yu) 李紅香《論王陽明對黔桂土司地區的治理與(yu) 邊疆穩定》，從(cong) 曆史維度出發闡釋了陽明心學對邊疆治理和穩定的貢獻，文章指出：“王陽明正是在這樣的危急時刻，在充分認識土司製度的基礎上，發揮其‘心學’精髓，對犯法違規之土司的處置既得體(ti) ，又能把握好分寸，進而維護了土司製度的權威性和合法性。”[108]有關(guan) 《鄉(xiang) 約》研究層麵，王雅克等《〈王陽明南贛鄉(xiang) 約〉的基層社會(hui) 治理思想研究》一文，即“從(cong) 《鄉(xiang) 約》訂立的曆史背景、《鄉(xiang) 約》的社會(hui) 治理模式與(yu) 思想淵源、《鄉(xiang) 約》的曆史價(jia) 值與(yu) 當代啟示三個(ge) 方麵著眼”[109]闡釋其基層社會(hui) 治理功能。

陳睿超《王陽明〈南贛鄉(xiang) 約〉的思想、現實基礎及其當代啟示——一個(ge) 傳(chuan) 統中國的“簡約治理”個(ge) 案》，認為(wei) “明代理學家王陽明創製的《南贛鄉(xiang) 約》立足於(yu) 其特定的思想與(yu) 現實基礎，開辟了一條製度與(yu) 道德協調共舉(ju) 、官治與(yu) 民治相互促進的鄉(xiang) 治路徑，這一路徑為(wei) 現代中國鄉(xiang) 村治理體(ti) 係建設提供了有益的啟示。”[110]劉曉民《社會(hui) 整合理論視閾中王陽明南贛治理的曆史經驗與(yu) 借鑒》一文指出：“文化整合與(yu) 製度整合強調道德、集體(ti) 情感和社群規範的重要性，與(yu) 王陽明的教化治理思想具有較高的契合性。”[111]總之，學者從(cong) 曆史、現實的不同角度剖析，詮釋了陽明學對古代中國地方治理的重要貢獻，並探討了古代基層治理建設經驗對於(yu) 當代中國現代治理實踐的鏡鑒作用。

陽明學在綜合應用研究方麵較為(wei) 顯著成果有：王偉(wei) 《王陽明心學廉政思想闡釋及其當代價(jia) 值》，指出“以王陽明心學體(ti) 係為(wei) 經、以王陽明廉政言行為(wei) 緯，旨在係統、深入挖掘王陽明心學體(ti) 係和‘立德立功立言’中的廉政思想，以期助益於(yu) 作為(wei) 共產(chan) 黨(dang) 人‘心學’重要組成部分的黨(dang) 風廉政建設和作為(wei) 公民道德建設重要內(nei) 容的廉潔自律教育。”[112]知行關(guan) 係不僅(jin) 是中國哲學史一直關(guan) 注並探索的理論問題，而且也是馬克思主義(yi) 哲學、倫(lun) 理學理論體(ti) 係中極其重要的內(nei) 容；且知行不一、知行分離、知行相悖的現象，也是現實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社會(hui) 問題。

呂本修與(yu) 趙紅梅《王陽明知行合一觀及其在幹部人格塑造中的作用》一文，就“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思想進行比較深入的分析，並在此基礎上試圖探討其對提升領導幹部道德素質、完善領導幹部道德人格的作用。”[113]舒曼《陽明心學與(yu) 現代心理疏導——寫(xie) 在王陽明誕辰550周年之際》，認為(wei) 陽明心學能夠為(wei) 現代心理疏導提供共享性經驗及指明未來可能性研究方向，為(wei) 應用中國文化促進國民心理健康提供理論支持[114]；其《陽明心學與(yu) 當代心理健康教育：文化啟示、內(nei) 在邏輯和實踐遵循》，則圍繞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對當下心理健康以及心理健康教育所引發的現象進行檢視、審思[115]。陳立勝《陽明學登場的幾個(ge) 曆史時刻——當“王陽明”遭遇“現代性”》，指出“陽明學的某些氣質可以從(cong) 不同的向度為(wei) 古今中西交織而成的中國現代性‘轉變’問題提供精神上的支持”[116]。

尤其在共產(chan) 黨(dang) 人的“心學”研究方麵，成果頗豐(feng) ，其中牛安生《“心學”對共產(chan) 黨(dang) 人黨(dang) 性修養(yang) 的當代啟示》，認為(wei) “強調知行合一是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學術問題，也是……關(guan) 於(yu) 黨(dang) 的建設思想的重要特點。”[117]袁吉富《王陽明學說對當代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心學”的啟示》，指出“王陽明‘聖人分兩(liang) 說’對當代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心學’頗具借鑒意義(yi) ”[118]。李朝偉(wei) 《“心學”的黨(dang) 性修養(yang) 價(jia) 值》，強調“‘心學’思想在提升個(ge) 體(ti) 道德修養(yang) 、培養(yang) 理想道德人格等方麵具有重要作用，在黨(dang) 性修養(yang) 教育中發揮著端正心性、修身養(yang) 性等重要功能。”[119]

另外，葉小文《體(ti) 悟陽明心學堅韌內(nei) 心定力》，提出“體(ti) 悟‘陽明心學’，有利於(yu) 滋養(yang) 民族心靈，在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領導下，中華民族一定能跨越心為(wei) 物役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周邊紛擾陷阱，戰勝各種艱難險阻。”[120]修好共產(chan) 黨(dang) 人的心學，增強黨(dang) 性，亦可從(cong) 陽明心學挖掘思想資源，漆思《修好共產(chan) 黨(dang) 人“心學”重在增強黨(dang) 性》[121]，強調“知信行統一”，陽明“知行合一”的思想資源在該文中亦得到較好開掘與(yu) 應用。

綜上，陽明學作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儒學的重要代表，其思想精髓在當代社會(hui) 仍具有顯著的現實轉化價(jia) 值。在地方治理領域，陽明心學強調的“知行合一”理念與(yu) 基層治理實踐深度融合，其創設的《南贛鄉(xiang) 約》和進行的製度設計，通過道德教化與(yu) 製度約束的雙向互動，為(wei) 現代鄉(xiang) 村治理提供了曆史鏡鑒。在思想價(jia) 值維度層麵，陽明學“致良知”的道德自覺觀為(wei) 廉政文化建設提供了深層滋養(yang) ，其強調的內(nei) 心修煉與(yu) 行為(wei) 規範的統一性，為(wei) 新時代黨(dang) 員幹部的人格塑造提供了重要啟示。

特別是在共產(chan) 黨(dang) 人“心學”建構中，陽明學倡導的道德主體(ti) 性與(yu) 黨(dang) 性修養(yang) 具有內(nei) 在契合，為(wei) 新時代思想政治教育開辟了傳(chuan) 統文化資源轉化的創新路徑。陽明心學在心理健康領域的現代轉型尤為(wei) 引人注目，其“事上磨練”的實踐智慧與(yu) 現代心理疏導機製形成理論呼應，為(wei) 心理服務提供了一條“心學”路徑。從(cong) 曆史治理工具到現代精神資源，陽明學在保持核心價(jia) 值內(nei) 核的同時，實現了從(cong) 傳(chuan) 統倫(lun) 理到現代價(jia) 值的創造性轉化，此乃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曆久彌新的關(guan) 鍵所在。

八、陽明學其他問題研究

陽明學研究已成蔚為(wei) 大觀之態勢，故就其進行綜述梳理亦難免掛一漏萬(wan) 。而其他方麵的研究包括：一是考古學與(yu) 文化遺產(chan) 保護利用方麵的研究和實踐，如吳曉秋與(yu) 胡進《龍場九驛非物質文化遺產(chan) 價(jia) 值評估》，認為(wei) “對龍場九驛非物質文化遺產(chan) 作初步的價(jia) 值評估，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yi) 和曆史意義(yi) 。”[122]譚德興(xing) 《貴州曆代詩刻的文化內(nei) 涵與(yu) 文學意蘊》多處提及和王陽明有關(guan) 石刻遺產(chan) ，指出“貴州詩刻無論在史料價(jia) 值和文學價(jia) 值方麵均極其珍貴，其所呈現的不僅(jin) 僅(jin) 是貴州區域文化的特征，還與(yu) 整個(ge) 中國文化與(yu) 文學發展亦息息相關(guan) 。”[123]

陳東(dong) 《嶧山大通岩與(yu) 明代心學遺存》，認為(wei) “嶧山大通岩的命名、孔子及四配石像的雕刻，都是由薛侃主導完成。”[124]張偉(wei) 與(yu) 趙乃蓉《廣西兩(liang) 方王陽明石刻畫像碑考錄》一文，結合史料就畫像碑所載人事、題刻年代、內(nei) 容、背景等進行考釋，從(cong) 而明確王陽明石刻畫像碑對研究王陽明畫像版本流轉、嶺南書(shu) 院創辦曆史及嶺南文化教育發展的重要價(jia) 值[125]。朱思維與(yu) 嚴(yan) 允《於(yu) 都羅田岩王陽明、何春題刻考釋與(yu) 解析》，就目前所知江西省唯一的一方記錄陽明弟子受學和傳(chuan) 習(xi) 陽明心性之學的摩岩石刻遺存作了研究，認為(wei) “這方摩岩石刻彌足珍貴，它不但為(wei) 我們(men) 研究王陽明的係統學說，而且也為(wei) 我們(men) 考察和研究陽明心學在贛南階段的傳(chuan) 播內(nei) 容和傳(chuan) 播形式以及它的發展情況，提供了非常寶貴的實物佐證資料。”[126]

二是文旅結合方麵，如劉鳳霞《他年貴竹傳(chuan) 異事應說陽明舊草堂——王陽明在黔遺跡保護與(yu) 旅遊開發現狀探析》，認為(wei) 要“著力探討王陽明在黔遺跡之保存、保護及開發和旅遊現狀及存在問題，以彰顯王陽明對貴州的文化貢獻，促進陽明文化在貴州的傳(chuan) 播和承繼”[127]。吳丹《論貴州陽明文化旅遊開發——以修文縣為(wei) 例》，認為(wei) “修文縣應該充分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對旅遊配套設施進行完善，加強旅遊產(chan) 品的開發和加強對外宣傳(chuan) ”[128]。

吳強與(yu) 彭佳慧《“文旅融合”下王陽明贛州詩的旅遊資源轉化途徑》，認為(wei) 可從(cong) 景觀構建、住宿、交通、購物和娛樂(le) 等方麵探討其詩文轉化途徑，為(wei) 贛州陽明文化旅遊的發展提供參考[129]。陳為(wei) 兵與(yu) 楊秋萍《以文促旅：王陽明居黔作品中貴州文學景觀旅遊鏈構建調查》，認為(wei) “調查為(wei) 一體(ti) 化傳(chuan) 播王陽明文化和推動貴州經濟發展提供了新思路，是對貴州現有文旅項目的補充，也是黔學發展的重要推力”[130]。

三是書(shu) 法藝術方麵的研究，劉瑞《王陽明書(shu) 法的哲學之美》，指出“王陽明書(shu) 法的哲學之美是以‘知行合一’及‘致良知’的哲學思想為(wei) 基礎，以‘心學’與(yu) 美學概念當中的‘意、誌、情’之間的關(guan) 係闡發其書(shu) 法藝術的經驗之美與(yu) 超驗之美”[131]。伍強勝《從(cong) “書(shu) 為(wei) 心畫”肇始到王陽明心學》，認為(wei) “書(shu) 法藝術彰顯了主體(ti) 的生命意識，是對道的把握方式。在道——藝的模式中，王陽明的‘書(shu) 為(wei) 心畫’之心學是對宋代‘道’抑製‘藝’的書(shu) 法理論的突破，從(cong) 而將‘道藝合一’提升到了更高的境界。”[132]孟莉《王陽明書(shu) 法藝術探賾》，指出“心學巨擘王陽明奉重道尚意理念為(wei) 書(shu) 學圭臬，取法魏晉書(shu) 法之率真韻致，師法‘二王’，直追宋人尚意尚勢書(shu) 風，由道統藝，以藝臻道，兼擅行、草書(shu) 。”[133]

四是，在社會(hui) 學研究方麵，吳璿《淺析王陽明與(yu) 誇美紐斯兒(er) 童德育思想之異同》一文，通過分析王陽明和誇美紐斯兩(liang) 人兒(er) 童德育思想的異同並挖掘傳(chuan) 統道德資源，指出合理借鑒西方先進德育思想的重要意義(yi) [134]。貴陽孔學堂十分重視陽明心學與(yu) 當代社會(hui) 心態的研究工作，尤其是貴陽孔學堂正式揭牌成立“陽明心學與(yu) 當代心態研究院”有力推動了心學與(yu) 社會(hui) 心態研究。

2016年4月專(zhuan) 門成立了“陽明心學與(yu) 當代心態研究院”，且舉(ju) 辦“陽明心學與(yu) 當代心態理論研討會(hui) ”，並有國內(nei) 著名高校和學者參與(yu) 研討之活動形式，標誌著心學與(yu) 心態研究出現了新變化、新轉變與(yu) 新發展，即轉入了全麵化、係統性和有組織地開展和進行研究之新階段。關(guan) 於(yu) 陽明心學與(yu) 社會(hui) 心態結合起來的研究成果，如何善蒙、李柵柵《從(cong) 心學到心態學：陽明心學的當代轉化》一文，提出要“從(cong) 心學找到適合當代心態需求的思想資源”、“實現心學到心態學的有效轉換”[135]，進一步豐(feng) 富了社會(hui) 心態研究的論域。

黃誠與(yu) 鍾海連《論陽明心學與(yu) 當代社會(hui) 心態建設的互動關(guan) 係》，將陽明心學與(yu) 社會(hui) 心態進行結合研究，認為(wei) “陽明心學與(yu) 社會(hui) 心態的深度融合，拓展了陽明心學研究的新方向、新領域和新篇章，為(wei) 建設新時代、新階段的人類精神家園提供了思想智慧。”[136]姚新中與(yu) 隋婷婷《當代社會(hui) 心理學視域下的知行合一》一文，發現陽明心學與(yu) 社會(hui) 心理學不但在思想中有諸多共鳴，指出“其理論交叉與(yu) 互補也為(wei) 把握情感與(yu) 認知的平衡、推動知行一致的自驗期望、去除蔽染引人習(xi) 行、為(wei) ‘知行合一’在當代社會(hui) 的嵌入與(yu) 施行開啟了更大的空間與(yu) 可能性。”[137]楊國慶與(yu) 呂文龍《王陽明鄉(xiang) 治思想的獨特係統性及其對社會(hui) 工作本土化的啟示》，指出“王陽明在秉持鄉(xiang) 約精神（教化）的基礎上根據社會(hui) 實際需求適時建立了由保甲、鄉(xiang) 約和社學等方案構成的鄉(xiang) 治係統”，認為(wei) 這種獨特性為(wei) 當代中國社會(hui) 工作本土化提供了諸多啟示。[138]。

五是陽明學研究還與(yu) 商業(ye) 經營理念與(yu) 精神相接軌，如張兵與(yu) 趙璐《王陽明“知行合一”思想對現代人力資源管理的啟示》，認為(wei) “‘知行合一’思想，對人力資源管理中的人才選拔、人才培養(yang) 、績效考核、企業(ye) 文化建設等方麵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yi) 。”[139]耿川等《當王陽明遇見德魯克：現代企業(ye) 博雅管理的本土化》，選取了中國傳(chuan) 統智慧哲學的精華王陽明“心學”以及西方管理哲學的典範德魯克“博雅管理”作為(wei) 研究對象，文章深入剖析了兩(liang) 者的內(nei) 涵與(yu) 特征，並沿著‘德魯克之路’嚐試尋找出適合中國企業(ye) 實際的管理模式[140]。

李佳威與(yu) 王永昌《用陽明心學涵養(yang) 浙商精神》，指出“陽明心學蘊含著義(yi) 廣精深的智慧，是浙商與(yu) 時俱進甚至超越時代的思想力量與(yu) 心靈養(yang) 料”[141]；另，王永昌與(yu) 王磊《陽明心學與(yu) 企業(ye) 家精神匯通的內(nei) 在機理探究》，指出“中國現代企業(ye) 家精神所需要的實踐精神、創新精神、主體(ti) 精神等與(yu) 陽明心學本有的精神正相一致，構成了陽明心學與(yu) 企業(ye) 家精神匯通的思想契合點。”[142]

總體(ti) 而言，陽明學研究在近年呈現多元發展的蓬勃態勢，其學術生命力與(yu) 研究不局限於(yu) 曆史學、哲學、文學、文化學等傳(chuan) 統學科領域，更拓展與(yu) 文化遺產(chan) 保護、文旅產(chan) 業(ye) 融合、藝術創作、社會(hui) 治理及現代管理等領域的深度對話與(yu) 融合中煥發生機。考古與(yu) 文化遺產(chan) 保護研究方麵注重實證考據，意在揭示陽明學說的在地化傳(chuan) 播軌跡及其對地域文化的塑造作用。文旅融合研究則聚焦心學資源的創造性轉化，探索如何通過景觀重構、品牌塑造與(yu) 產(chan) 業(ye) 鏈延伸，實現陽明文化的曆史價(jia) 值與(yu) 當代旅遊經濟的有效鏈接。藝術學視角深入挖掘陽明書(shu) 法“知行合一”的美學意蘊，闡明其“心手雙暢”的藝術實踐對明代書(shu) 風轉型的啟示。

社會(hui) 學研究方向則拓展至德育思想比較、社會(hui) 心態調適及基層治理模式研究領域，彰顯陽明心學在現代倫(lun) 理建設與(yu) 社會(hui) 工作本土化中的理論潛能。尤值關(guan) 注的是，陽明學與(yu) 現代管理哲學的跨界對話，通過“致良知”與(yu) “知行合一”的理論與(yu) 實踐調適，為(wei) 商業(ye) 倫(lun) 理與(yu) 企業(ye) 文化建設提供蘊藏東(dong) 方智慧的解決(jue) 方案。該類研究共同推動著陽明學從(cong) 抽象義(yi) 理向活態文化的轉型應用，並助力於(yu) 學術界不斷開辟出兼具思想深度與(yu) 應用價(jia) 值運用轉化相結合的實學與(yu) 真學問。

九、陽明學未來走向與(yu) 研究趨勢

陽明學作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思想史上的重要存在，其研究範式與(yu) 價(jia) 值向度正在經曆深刻的現代轉型。在曆經文獻整理的奠基期、文本學研究的深耕期、跨學科探索的拓展期後，當前研究正步入學術交叉、思想深化與(yu) 實踐轉化的關(guan) 鍵階段。未來研究將呈現六大基本趨勢，既延續了百年來的學術積累脈絡，又回應了數字時代現實需要。

（一）文獻整理的數智化轉型與(yu) 知識圖譜構建

隨著古籍數字化工程的推進，陽明學文獻整理將突破傳(chuan) 統校勘學局限，進入數字智化、智能化的新階段。通過構建“王陽明文獻知識庫”，可實現版本異文的全文比對、思想命題的語義(yi) 網絡分析、人物關(guan) 係的可視化呈現。AI技術將助力佚文輯佚工作，利用機器學習(xi) 模型從(cong) 地方誌、族譜等非結構化文本中自動識別疑似文獻。區塊鏈技術的引入有望解決(jue) 文獻版權爭(zheng) 議，建立可信的學術溯源體(ti) 係。這種數字化與(yu) 數智化轉型不僅(jin) 提升研究效率，也將催生“數字人文與(yu) 陽明學”這一新興(xing) 交叉領域。

（二）全球視野下的中國陽明學自主知識、學術係統的建構

在東(dong) 亞(ya) 文化圈，“陽明學”概念正在經曆去中心化的重構。日本“心學”研究群體(ti) 也在突破“日本陽明學”的自我限定，在世界陽明學研究語境中探尋思想對話。韓國學者通過比較栗穀學與(yu) 陽明學的體(ti) 用觀，建構東(dong) 亞(ya) 儒學研究的新坐標係。歐美漢學界則借助現象學方法，將“致良知”詮釋為(wei) 具有普世意義(yi) 的道德直覺理論。此類多元對話將推動建立“全球陽明學”研究網絡和機製，有助於(yu) 創建起全球視野下的中國陽明學自主知識、學術係統，並在未來形成超越地域範式的學術共同體(ti) 。且數字人文平台也將實現全球陽明學資源的雲(yun) 端共享，形成實時交互的學術生態係統。

（三）現代性困境中的心學智慧轉化

麵對技術異化、生態危機、價(jia) 值虛無等現代性問題，陽明學“心即理”的主體(ti) 性哲學展現出獨特的詮釋向度和解釋力。學者開始將“知行合一”轉化為(wei) 實踐哲學框架，探討其在人工智能倫(lun) 理、環境治理、社區營造中的應用轉化；“致良知”的道德情感理論為(wei) 情感計算提供東(dong) 方思想智慧，情感神經科學開始關(guan) 注陽明學“事上磨練”對前額葉皮層發育的影響。這種轉化不是簡單的比附，而是在現象學視域下重構心學範疇，探尋心學思想內(nei) 涵，並探索建立具有當代解釋力的心性哲學體(ti) 係。

（四）跨學科研究的範式持續推進

陽明學研究正突破傳(chuan) 統文史哲學科的研究邊界，並以新姿態形成幾大新興(xing) 交叉學科研究新領域：一是心學與(yu) 認知科學。通過技術研究“致良知”過程中的腦神經機製，發現靜坐冥想與(yu) 默認模式網絡的關(guan) 聯；二是心學與(yu) 政治哲學：構建“致良知型治理”模型，探索基層自治中的道德共識達成機製；三是心學與(yu) 教育學：開發“事上磨練”體(ti) 驗式教學法，應用於(yu) 青少年道德養(yang) 成教育。這種研究範式革命將催生新的學術增長點，推動陽明學從(cong) 思想資源向方法論體(ti) 係轉化。四是心學與(yu) 心理學：通過心學的核心邏輯，為(wei) 當前心理學的發展亦可提供新的思考路徑和方法論資源。

（五）社會(hui) 實踐應用的場景推陳出新

陽明學正從(cong) 書(shu) 齋學問走向生活實踐和實踐生活，並形成五大應用場景：一是城市治理：杭州等地試點“陽明社區”，通過“知行合一”理念重構社區議事機製；二是企業(ye) 管理：“致良知工作坊”提升員工道德領導力，華為(wei) 等企業(ye) 引入心學培訓體(ti) 係；三是心理健康：“心學認知療法”在焦慮症治療中顯現獨特療效；四是鄉(xiang) 村振興(xing) ：打造“陽明文化小鎮”，實現文化遺產(chan) 活化與(yu) 產(chan) 業(ye) 升級的有機融合。這種場景化創新推動陽明學從(cong) 理論建構走向生活實踐。五是合理規劃“陽明文化”旅遊路線，如貴州推出的“陽明十二境”，結合各地實際推出適合大眾(zhong) 的徒步旅行線路，積極適應當前新的旅遊熱潮。

（六）新媒質中的話語重構

當前，是新一輪科技革命的關(guan) 鍵期，王陽明的研究和知識傳(chuan) 播也發生了重大變化，當前一部分學者借助短視頻平台傳(chuan) 播陽明文化，也有一些視頻博主傳(chuan) 播“心學梗文化”，還有一些領域的工作者開發“陽明與(yu) 三十六計”遊戲，創作如貴州省“四大文化工程”之陽明文化歌曲作品，這些都是新時代下陽明學研究和陽明文化傳(chuan) 播的新賽道。此外，社交媒體(ti) 上的“陽明學超話”也容易形成新型學術交流對話的平台，B站有關(guan) 王陽明和《傳(chuan) 習(xi) 錄》知識和講解的視頻加起來播放量超億(yi) 次，我們(men) 也可以利用這些新的大眾(zhong) 傳(chuan) 媒。因為(wei) ，這種傳(chuan) 播媒介和學習(xi) 方式的革新不僅(jin) 擴大受眾(zhong) 群體(ti) ，更將推動陽明學研究從(cong) 精英學術向大眾(zhong) 智慧轉化，實現學術話語的代際更迭。

綜上而論，在中華文明五千年的曆史長河中，陽明學不僅(jin) 是儒學發展的高峰，更是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精神的集中體(ti) 現。其“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思想內(nei) 核，既承載著中國儒家傳(chuan) 統文化的倫(lun) 理道德智慧，又蘊含著突時代局限的哲學思想智慧。在文化自信、自強成為(wei) 時代強音的今天，陽明學研究也正從(cong) 單純學術研究轉向對中華文明精神內(nei) 核的深度開掘與(yu) 生命體(ti) 證過程之中。上述研究新趨勢體(ti) 現了本體(ti) 詮釋與(yu) 本體(ti) 實踐的雙向進路，既延續著中國哲學“體(ti) 用一源”的傳(chuan) 統特質，同時亦彰顯了數字文明時代“知行合一”的創新精神。因此，未來當陽明學真正實現從(cong) 曆史文本到生活實踐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是時代之必須，它定能為(wei) 中國哲學的現代轉型做出典範，為(wei) 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精神傳(chuan) 承貢獻思想智慧。

[①]編者按：“儒釋道三教”為符合學術習慣的學術用語。但根據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和我國對宗教的定義，宗教應具有係統的教規教義，一套相對穩定的宗教製度、宗教儀式、入教手續和依法成立的宗教組織，故儒家為思想流派，並非宗教。本文作者雖使用“儒釋道三教”這一表述，但實際是指懦、釋、道三家的哲學思想，不涉及宗教相關內容。特此說明。
 
[②]見明代人馮夢龍所著《王陽明出身靖亂錄》，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係現存最早一部關於王陽明的傳記小說，與《王陽明年譜》線索內容有緊密之關聯，或是在年譜參考下的文學創造，仍具有學術研究的重要價值。
 
[③]參見吳光：《陽明學綜論》，中國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④]書暫無中譯版，中文書名為作者自譯。原書:Ching，Julia. To Acquire Wisdom: The way of Wang Yangming. Columbia Universiti Press, New York and Londun，1976.
 
[⑤]參見張新民主編：《陽明學刊》第1輯，貴州人民出版社，2004。
 
[1]劉宗周著.劉宗周全集（第6冊）《文編下》[M].吳光主編，丁曉強點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790.
 
[2]黃宗羲.明儒學案：卷二十五南中王門學案一[M].沈芝盈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8:578.
 
[3]黃宗羲.明儒學案（修訂本）（全兩冊）上冊[M].北京：中華書局，2019:180.
 
[4]（清）黃宗羲.明儒學案（修訂本）（全兩冊）上冊[M].北京：中華書局，2019:178.
 
[5]柳詒徵.中國文化史（下）[M].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22:838.
 
[6]中共浙江省委宣傳部編.三讀叢書•開卷有益•章太炎著作選讀[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29.
 
[7]章太炎.章太炎全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146-147.
 
[8]梁啟超.梁啟超講讀王陽明心學[M].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18:3-199.
 
[9]呂思勉.國學知識大全[M].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2:291.
 
[10] 永富青地.日本的王守仁文獻研究概觀[J].文獻，2006(3):178.
 
[11]賀麟.近代唯心論簡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44.
 
[12]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史（第三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309-324.
 
[13]孫叔平.中國哲學史稿（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250.
 
[14]肖萐父.中國哲學史（上下卷）[M].李錦全主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20.
 
[15]龔曉康.“此心光明”：王陽明的生死覺化與良知體證[J].中國哲學史，2020(3):85.
 
[16]張學智.王陽明心學的精神與智慧[J].哲學動態，2019(11):37.
 
[17]傅錫洪.從體用論、工夫論與境界論看王陽明的“無善無惡”說[J].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6):63.
 
[18]鄧國元.行為主體與存有本體：王陽明“心外無物”研究說[J].哲學研究，2021(4):63.
 
[19]任文利.王畿重刻南大吉本《傳習錄》與南本相關問題[J].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4):125.
 
[20]永富青地.日本的王守仁文獻研究概觀[J].文獻，2006(3):183.
 
[21]張菁洲.圖書的回環：王陽明文獻在日本明治時期的傳刻[J].新世紀圖書館，2022(1):77.
 
[22]蔣鵬翔.《王陽明全集》“編校說明”中的版本問題[J].圖書館雜誌，2012(11):78.
 
[23]葉曄.從陽明偽作考源看宗譜文獻中的互襲與套用現象[J].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3):185.
 
[24]方旭東.王杏及其所編《新刊陽明先生文錄續編》：對黔版《陽明文錄續編》的進一步研究[J].杭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6):17.
 
[25]張宏敏.陽明後學文獻整理的回顧與思考[J].浙江學刊，2016(4):24.
 
[26]何善蒙.王陽明早期思想世界的新探索：以《弘治十二年會試錄》為中心的考察[J].社會科學戰線，2025(6):29.
 
[27]鄒建鋒，陳雪.王陽明《傳習錄》形成過程研究[J].浙江社會科學，2020(3):140.
 
[28]鄒建鋒.《陽明先生文錄》版本源流考[J].浙江社會科學，2019(1):118.
 
[29]錢明.王陽明兵學著作考述[J].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2):76.
 
[30]童飛.論地方誌對王陽明文獻的重構與還原[J].中國地方誌，2024(3):96.
 
[31]童飛.日藏《陽明先生詩錄》的版本源流與校勘價值[J].圖書館雜誌，2024(6):139.
 
[32]童飛.明代《王文成公全書》刊刻源流考[J].文獻，2025(3):52.
 
[33]李霞.陽明後學的以儒合佛道論[J].江淮論壇，1998(3):80.
 
[34]陳立勝.王陽明三教之判中的五個向度[J].哲學研究，2013(3):39.
 
[35]朱曉鵬.從王陽明“精一之學”看其三教觀的四個維度[J].哲學研究，2017(9):36.
 
[36]尤夢霞，李元光.三教歸心：王陽明對三教合一思想的傳承與超越[J].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4(2):64.
 
[37]米文科，劉學智.儒佛之辨與王陽明三教思想的變化[J].哲學研究，2019(7):48.
 
[38]黎業明.湛若水與王陽明關於儒釋道問題的論辯[J].學術研究，2009(6):37.
 
[39]黃誠，包瀅暉.轉仙釋之識，成“儒門”之智：儒釋道三教關係視域下的陽明心學思想建立之檢討[J].貴陽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2):12.
 
[40]米文科.論焦竑對王陽明“三教一道”思想的發展與轉變：儒釋道三教關係視域下的陽明心學思想建立之檢討[J].貴陽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3):8.
 
[41]張文標.論王陽明對儒道佛“靜”思想的吸取和發展[J].求索，2014(2):78.
 
[42]郭應傳.依違於儒與佛、道之間的心路嬗變軌跡：以王陽明兩次遊曆九華山為中心[J].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4):467.
 
[43]劉悅笛.良知與良覺，性覺與心覺：兼論王陽明思想的儒佛之辨[J].孔學堂（中英文），2022(2):92.
 
[44]張小明.淺議王陽明對儒禪的融通：從其理想人格視角切入[J].船山學刊，2010(1):119.
 
[45]何靜.融攝與會通：與佛教交涉中生成的陽明心學[J].哲學研究，2023(9):77.
 
[46]朱曉鵬.論王陽明中後期對道家道教思想的融攝[J].中共寧波市委黨校學報，2015(6):35.
 
[47]朱曉鵬.儒道融合視域中的心學建構研究及其方法論——以陽明學為中心的考察[J].中共寧波市委黨校學報，2017(6):43.
 
[48]張廣保.陽明心學與道教內丹道的性命之學[J].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3(4):20.
 
[49]趙寧.王陽明“身體”哲學的生態維度[J].南京林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4):67.
 
[50]李浩.“心即理”與“良心自由”之比較研究——兼論近代中西倫理體係中的核心思想[J].內蒙古社會科學，2020(3):74.
 
[51]蔡方鹿，高健.王陽明經典詮釋思想與伽達默爾詮釋學之比較[J].現代哲學，2012(2):108.
 
[52]劉光順.成聖路徑內化的中西差異——以馬丁·路德的因信稱義與王陽明的致良知為例[J].宗教學研究，2017(3):244.
 
[53]龔曉康，王斯詩.陽明心學視域下的道德情感之維——兼與舍勒情感現象學的比較研究[J].周易研究，2025(3):104.
 
[54]李幼蒸.王陽明和胡塞爾的心學還原論——“重讀王陽明”和“重讀胡塞爾”[J].貴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1):9.
 
[55]王元驤.王陽明與康德美學思想的比較研究[J].浙江學刊，2006(6):77.
 
[56]伊麗娜.王陽明心學的道德自律性及啟示——以康德道德哲學為視角[J].學術交流，2011(11):27.
 
[57]龔曉康.王陽明“本體”觀辨證——兼與亞裏士多德“ousia”的比較研究[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5(1):52.
 
[58]李濤.亞裏士多德的“明智”與王陽明的“良知”[J].倫理學研究，2025(3):123.
 
[59]田薇.“知”“德”之辨——蘇格拉底與王陽明比較研究[J].孔子研究，2003(6):81.
 
[60]範世珍.王陽明“致良知”與蘇格拉底“美德即知識”思想之比較[J].寧德師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3):50.
 
[61]費周瑛，辛紅娟.《傳習錄》在西方世界的傳播與研究[J].浙江社會科學，2019(5):121.
 
[62]徐賽穎.“厚重翻譯”觀照下的亨克英譯《傳習錄》探析[J].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5):238.
 
[63]張帆，劉華文.中國哲學典籍翻譯的譯釋層次分析——以《傳習錄》英譯文本為例[J].外語研究，2024(2):94.
 
[64]劉孔喜，許明武.《傳習錄》英譯史與陽明學西傳[J].中國翻譯，2018(4):28.
 
[65]司馬黛蘭，倪超.王陽明研究在西方[J].杭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4):12.
 
[66]劉孔喜，胡琴.作為教育行為的《傳習錄》英譯與傳播[J].西安外國語大學學報，2022(3):89.
 
[67]李學堂.朝鮮朝中期的陽明學辨——以退溪、西厓、栗穀為中心的討論[J].中國哲學史，2022(6):46.
 
[68]鄧紅.何謂“日本陽明學”[J].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4):153.
 
[69]錢明.早期日本人來浙考察王陽明遺跡考述[J].孔子研究，2018(5):54.
 
[70]錢明.開拓陽明學域外傳播研究的新視域——從文炳等著《陽明心學海外傳播研究》說起[J].紹興文理學院學報，2025(5):16.
 
[71]曹雷雨.西方王陽明思想譯介與研究綜述[J].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1):39.
 
[72]蔡亮.陽明思想在歐美的傳播研究[J].浙江社會科學，2022(2):111.
 
[73]程玲，嚴功軍.陽明學在英國的跨文化傳播研究[J].孔子研究，2025(2):139.
 
[74]張獻忠，朱候渝.閱讀史視角下的《傳習錄》研究[J].江西社會科學，2020(8):115.
 
[75]陸永勝.王陽明“以心解佛”及其詮釋學省察[J].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4):43.
 
[76]劉曉民.社會整合理論視閾中王陽明南贛治理的曆史經驗與借鑒[J].江西社會科學，2021(8):217.
 
[77]郭美華，陳昱哲.個體道德與普遍政治秩序的一體化及其缺失——《大學》的政治哲學解讀[J].周易研究，2021(1):98.
 
[78]錢明.“覺民行道”與“安民行道”——王陽明的“親民”思想與當代中國的民生之道[J].孔學堂（中英文），2024(1):70.
 
[79]隋思喜，武萌.王陽明的情感政治論[J].學術研究，2025(2):33.
 
[80] 黃誠.悟道與治道：以“龍場悟道”為主線的陽明心學探索[J].孔學堂（中英文），2025(1):73.
 
[81]成中英，張新民.《易》學與良知學的共通及嬗變——新《易》學與良知學對話[J].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17(4):55-61.
 
[82]溫海明，文與悟.“良知即是易”的意本論解讀[J]，孔學堂（中英文），2022(2):78.
 
[83]張沛.王陽明心學視域下的易學觀[J].周易研究，2010(4):25.
 
[84]謝金良.《周易》對陽明心學美學思想的影響[J].複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3):110.
 
[85]鍾純.“修辭立誠”與“遷善改過”——王陽明易學視域中的道德工夫論[J].孔學堂（中英文），2024(1):90.
 
[86]黃誠.從王陽明之“詩”看王陽明之“悟”[J].張新民主編.陽明學刊，2008(3):49.
 
[87]劉鳳霞.“風教”與“風情”：陽明學人的曲學態度及其戲曲發展史意義[J].山東社會科學，2020(1):53.
 
[88]薛青濤.論陽明學派的文學觀念——以王陽明及其弟子為中心的考察[J].文藝理論研究，2016(3):202.
 
[89]武道房.心學本體論與王陽明的文學思想[J].文學評論，2021(4):36.
 
[90]袁憲潑.王陽明“遊藝”工夫實踐與文藝觀念突破[J].民族藝術，2020(5):45.
 
[91]劉強.論陽明心學及其詩學與“詩教”[J]孔子研究，2020(3):17.
 
[92] 歐陽禎人.樂是心之本體：陽明心學的美學向度[J].哲學研究，2024(9):53.
 
[93]王啟康.王陽明良知與致良知學說中的心理學問題[J].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1):88.
 
[94]舒曼.致良知與幸福感[J].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4):92.
 
[95]舒曼.知行合一與心理健康[J].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3):73.
 
[96]李承貴.心理學視域中的王陽明心學研究[J].學術界，2021(6):107.
 
[97]閻盛國.《孫子兵法》對王陽明兵學思想的影響[J].史學月刊，2009(9):130.
 
[98]錢明.王陽明的兵學術及武備策[J].浙江學刊，2019(1):65.
 
[99]錢明.王陽明兵學著作考述[J].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2):74.
 
[100]黃樸民，熊劍平.知行合一：王陽明兵學思想管窺[J].浙江社會科學，2020(9):112.
 
[101]劉榮茂.爼豆與軍旅非二事：陽明學人的用兵實踐與工夫修煉[J].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1):63.
 
[102]王強.王陽明“致良知”認知模式的探析[J].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6):29.
 
[103]張慶熊.良知與認知：在中西文脈比較中探討[J].複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6):82.
 
[104]陳心想.“心”即“認知”：認知框架、社會事實與賦值力[J].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2):88.
 
[105]龔曉康.良知“坎陷”抑或“呈現”?——兼論陽明學對道德主體與認知主體的開出[J].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6):11.
 
[106]蔡曙山.陽明心學就是中國的認知科學[J].貴州社會科學，2021(1):4.
 
[107]蔡曙山.認知科學視野下的陽明心學認識論研究[J].貴州省黨校學報，2025(3):74.
 
[108]馬國君，李紅香.論王陽明對黔桂土司地區的治理與邊疆穩定[J].廣西民族研究，2012(4):125.
 
[109]王雅克，李建軍，陳華森.《王陽明南贛鄉約》的基層社會治理思想研究[J].貴州社會科學，2016(6):23-27.
 
[110]陳睿超.王陽明《南贛鄉約》的思想、現實基礎及其當代啟示：一個傳統中國的“簡約治理”個案[J].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6):69.
 
[111]劉曉民.社會整合理論視閾中王陽明南贛治理的曆史經驗與借鑒.江西社會科學，2021(8):224.
 
[112]王偉.王陽明心學廉政思想闡釋及其當代價值[J].四川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5):26.
 
[113]呂本修，趙紅梅.王陽明知行合一觀及其在幹部人格塑造中的作用[J].理論學刊，2019(5):119.
 
[114]舒曼.陽明心學與現代心理疏導：寫在王陽明誕辰550周年之際[J].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6):65.
 
[115]舒曼.陽明心學與當代心理健康教育：文化啟示、內在邏輯和實踐遵循[J].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24(2):77.
 
[116]陳立勝.陽明學登場的幾個曆史時刻：當“王陽明”遭遇“現代性”[J].社會科學戰線，2018(7):44.
 
[117]牛安生.“心學”對共產黨人黨性修養的當代啟示[J].中州學刊，2017(9):18.
 
[118]袁吉富.王陽明學說對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心學”的啟示[J].前線，2018(5):52.
 
[119]李朝偉.“心學”的黨性修養價值[J].人民論壇，2019(9):104.
 
[120]葉小文.體悟陽明心學堅韌內心定力[J].前線，2019(12):4.
 
[121]漆思.修好共產黨人“心學”重在增強黨性[C].人民日報，2023-07-06[2023-7-6].https://cbgc.scol.com.cn/news/4280797.
 
[122]吳曉秋，胡進.龍場九驛非物質文化遺產價值評估[J].貴州社會科學，2011(9):128.
 
[123]譚德興.貴州曆代詩刻的文化內涵與文學意蘊[J].貴州社會科學，2018(11):36.
 
[124]陳東.嶧山大通岩與明代心學遺存[J].齊魯學刊，2020(6):48.
 
[125]張偉，趙乃蓉.廣西兩方王陽明石刻畫像碑考錄[J].文博學刊，2020(4):85.
 
[126]朱思維，嚴允.於都羅田岩王陽明、何春題刻考釋與解析[J].南方文物，2007(3):115.
 
[127]劉鳳霞.他年貴竹傳異事應說陽明舊草堂：王陽明在黔遺跡保護與旅遊開發現狀探析[J].西安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3):81.
 
[128]吳丹.論貴州陽明文化旅遊開發：以修文縣為例[J].武夷學院學報，2017(10):52.
 
[129]吳強，彭佳慧.“文旅融合”下王陽明贛州詩的旅遊資源轉化途徑[J].贛南師範大學學報，2021(1):84.
 
[130]陳為兵，楊秋萍.以文促旅：王陽明居黔作品中貴州文學景觀旅遊鏈構建調查[J].貴陽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24(1):74.
 
[131]劉瑞.王陽明書法的哲學之美[J].中國書法，2016(2):168.
 
[132]伍強勝.從“書為心畫”肇始到王陽明心學[J].中國書法，2018(16):99.
 
[133]孟莉.王陽明書法藝術探賾[J].中國書法，2019(10):70.
 
[134]吳璿.淺析王陽明與誇美紐斯兒童德育思想之異同[J].今日中國論壇，2013(19):298.
 
[135]何善蒙、李柵柵.從心學到心態學：陽明心學的當代轉化[J].孔學堂（中英文），2016(2):5.
 
[136]黃誠，鍾海連.論陽明心學與當代社會心態建設的互動關係[J].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1):13.
 
[137]姚新中，隋婷婷.當代社會心理學視域下的知行合一[J].江蘇社會科學，2020(1):173.
 
[138]楊國慶，呂文龍.王陽明鄉治思想的獨特係統性及其對社會工作本土化的啟示[J].社會福利（理論版），2021(1):28.
 
[139]張兵，趙璐.王陽明“知行合一”思想對現代人力資源管理的啟示[J].貴陽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6):78.
 
[140]耿川，沈錦發，陳為年.當王陽明遇見德魯克：現代企業博雅管理的本土化[J].社會科學家，2019(8):31.
 
[141]李佳威，王永昌.用陽明心學涵養浙商精神[J].浙江學刊，2021(4):156.
 
[142]王永昌，王磊.陽明心學與企業家精神匯通的內在機理探究[J].浙江社會科學，2022(6):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