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吹劍先生日前發表文章《文化不崛起，政治認同難一致》，籲請國家“重建儒教”，提出用儒教來統一全民的文化認同，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達致政治認同。
    
    　　儒教不是宗教，是在傳統中形成的儒家教化。但，無論宗教還是教化，現代國家建構，無不是政教分離，亦即教化的歸教化，政治的歸政治。民眾不是不需要教化，也不是不需要政治認同，而是後者無需建立在前者的基礎上。比如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移民來自各種不同的宗教背景，無法在文化認同上達成一律，但這並不妨礙他們有著相當一致的政治認同。
    
    　　什麽是政治認同？杜文認為：“政治認同則指特定個體或群體認為某一政治權力機構對其自身及所屬生活區域所行使的某些權力(立法、司法、行政等)是可以接受的，因而願意承擔某種義務。”應該說，這樣的表述嚴重不到位，它忽略了政治認同的前提，即國體意義上的權力來源和政體意義上的權力分配。隻有權力來自民選並且它是分權形態的又必須受法的製約，這樣的權力即使跨文化，也能形成不同文化間的交叉共識，並超越國家進而形成一般性的政治認同。比如，利比亞在伊斯蘭教的意義上已然有其全民族的文化認同，但卡紮菲的政權照樣被推翻。由此可見，專製體製即使有文化認同也無以達成它所需要的政治認同。
    
    　　另外，杜文呼籲重建儒教，是因為“文化的迷失必然導致道德混亂。於是，為官者不顧廉恥，為商者不守誠信，為富者不講仁義，為民者不懂禮儀”。現象倒是很寫真，但開出的方子卻無補於事。社會亂象首先要從為官者那裏找原因，權力不自斂，社會安能不亂？但，重建儒教就能解決為官者不顧廉恥的問題嗎？其結果勢必是權力要求權利講廉恥，它自己依然且更加不顧廉恥。不顧廉恥蓋在於權力不受法的製約(甚至法經常成為無良官員打壓權利的工具)，與文化無關。此問題不在道德在製度，它需要的是嚴格的法治建設。教化不是萬能藥，對政治問題尤其如此。儒家的軟肋也正在這裏，它重德治卻疏於法治。《禮記》載，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孔子並以此“三無私”要求權力亦無私以勞天下，可是權力不聽你的怎麽辦？在教化之外，儒家難辦的就是對權力的有效規約，勸善而無以止惡，缺乏真正能夠製約權力的製度安排。從曆史上看，盡管它可以抗衡傳統的皇權專製，但卻不能終結專製。因此，治官靠儒家教化遠不如靠剛性的法治和製度。
    
    　　至於重建儒教的又一緣由不啻於危言聳聽：“中國今天雖然已無亡國、亡種之憂，但亡教的危險依然存在。”“欲收拾人心，……挽救道德淪喪的世風，抵禦外來宗教肆無忌憚的入侵以及各種邪教的猖狂蔓延，除了重建儒教，……別無選擇。”亡教不知所雲，傳統文化如果那麽脆弱，你想重建也建不起來。但要說亡教的威脅來自外來文化，而且外來文化還導致了今天我們的道德淪喪，我隻能說杜先生幾乎沒有任何現實感。儒教即使重建，也不是為了和外來文化對立，儒教本身不會把外來文化視為文化侵略並不分緣由就把異質文化說成是邪教。相反，儒文化是開放形態的，本身就具有極強的包容性。所謂“和而不同”，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都是儒文化的精髓。佛文化和基督文化在教化上無不具有勸人向善的一麵，和儒教並不衝突，儒教從來也不反對它們，而且願意接納它們。今天重建儒教如果是為了抵製以邪教為名的外來文化，不但有違儒家教義本身，而且鼓吹這種極端排他性的“文化崛起”，崛起的勢必是文化專製。按該文邏輯，由此形成的文化認同再遞進為政治認同，其結果更不堪。
    
    　　統觀杜文，注意其語境，不難發現，所謂重建儒教，其實是一次文化喊話。其喊話對象，不是別的，而是權力，是籲請權力重建儒教。杜文最嚴重的危險正在這裏。教化或文化，最怕權力染指，它很容易變成權力的統治之術。儒文化不是沒有這樣的教訓，當年漢武帝“廢黜百家，獨尊儒術”，今天莫非我們要讓這一幕重演？如是則文化專製不遠矣。
    
    
    　　(作者係南京曉莊學院教授)
    
    
    原載於2011-10-28 南方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