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高估的思想家顧準

作者：邵建

來源：騰訊網大家專(zhuan) 欄（2015-12-04）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十月廿三日甲寅

           耶穌2015年12月4日

 [摘要]在20世紀最關(guan) 鍵的問題上，也是顧準自己最看重的問題上，限於(yu) 五四而無知其他，他顯示出自己思想上的短缺。

2015年是顧準誕辰100年，巧合的是，也是五四新文化誕辰100年。不妨可以把顧準視為(wei) “五四之子”。當然不僅(jin) 在於(yu) 共同的誕辰年份，還在於(yu) 這位“煉獄中的先知”乃是啜吮五四乳汁成長，其一生思想無脫五四。7月1日顧準誕辰那天，我收到一位年輕文學博士轉發來的微信，那是顧準的一段話：

“科學與(yu) 民主，是舶來品。中國的傳(chuan) 統思想，沒有產(chan) 生出科學與(yu) 民主。如果探索一下中國文化的淵源與(yu) 根據，也可以斷定，中國產(chan) 生不出科學與(yu) 民主來。不僅(jin) 如此，直到現在，中國的傳(chuan) 統思想還是中國人身上的曆史重擔……所以，批判中國傳(chuan) 統思想，是發展科學與(yu) 民主所十分必須的。”（《顧準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04頁）

顧準，1915—1974，字哲雲(yun) ，上海人，學者，思想家，

經濟學家，會(hui) 計學家，曆史學家

應該坦白，這些年來我個(ge) 人始終是五四新文化的批判者和傳(chuan) 統文化的擁躉（一定程度上）。這位博士是不是好意用顧準的話提示我呢，不得而知。但，這倒促使我想要了解一下他（前此並沒讀過他的文字）。這位被譽為(wei) 黑暗時代“拆下肋骨當火把”的思想者，其思想理路到底是什麽(me) 呢。

感謝福建教育出版社的朋友郵來了《顧準文集》。以上那段文字出於(yu) 《要確立科學與(yu) 民主，必須批判中國的傳(chuan) 統思想》。科學與(yu) 民主，是五四新文化暨《新青年》推出的兩(liang) 麵旗幟。除了“政治正確”上沒問題，尤其相較帶有“科學主義(yi) ”傾(qing) 向的科學，民主則隱匿著連其倡導者都未曾認知的隱患。但，至少與(yu) 這兩(liang) 者同樣嚴(yan) 重的問題是，即使傳(chuan) 統文化並未產(chan) 生科學與(yu) 民主；但它也未必反對民主與(yu) 科學。你固然可以倡導連你自己都未必清楚的舶來品，為(wei) 何偏要與(yu) 自己的文化傳(chuan) 統過不去：不但必須批判，而且徹底否棄。

徹底否棄的邏輯可見1919年陳獨秀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shu) 》：

“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lun) 理、舊政治。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陳獨秀文章選編》上，三聯書(shu) 店1984年版，第317頁）

這是一種毫無邏輯的表述，隻有態度和立場，沒有知識與(yu) 學理。無厘頭地把包括倫(lun) 理、政治、文學、藝術、宗教等在內(nei) 的所有傳(chuan) 統文化視為(wei) 與(yu) 科學民主的二元對立，又一元獨斷為(wei) 它們(men) 之間不可兩(liang) 存。殃及一個(ge) 世紀的文化破壞思維，被他們(men) 自己表述為(wei)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恰恰這又是文革時破四舊的流行語）。然而，這樣一種沒邏輯的邏輯，正是顧準在這篇文章乃至在《從(cong) 理想主義(yi) 到經驗主義(yi) 》中的思想依傍。對傳(chuan) 統文化“整體(ti) 和徹底”的否定，從(cong) 五四到顧準，已經成為(wei) 20世紀知識界的思想主線，它幾乎主導並鎖定了五四至四九後大陸知識人的思想狀況，包括曾經盛讚過顧準的李慎之、王元化等（例外者誰）。

為(wei) 現代而斷絕傳(chuan) 統，視傳(chuan) 統為(wei) 現代仇讎，隱藏在這種文化態度後的體(ti) 認，我想大概隻能用魯迅當年對蘇俄革命的禮讚來索引：

“那就是將‘宗教，家庭，財產(chan) ，祖國，禮教……一切神聖不可侵犯’的東(dong) 西，都像糞一般拋掉，而一個(ge) 簇新，真正空前的社會(hui) 製度從(cong) 地獄底裏湧現而出。”（魯迅《林克多〈蘇聯聞見錄〉序》，《魯迅全集》卷四，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426頁）

把傳(chuan) 統像糞一樣拋掉，這種價(jia) 值取向來自何端、它所導致的曆史後果是什麽(me) ，托克維爾似乎可以為(wei) 我們(men) 具出答案。在《舊製度與(yu) 大革命》一書(shu) 的前言中，托克維爾對法國大革命的批評似乎更像是針對後來遙遠中國發生的五四新文化：

“可以說，從(cong) 來沒有哪個(ge) 民族，像1789年的法國人那樣，企圖決(jue) 絕地把自身的曆史一刀兩(liang) 斷，在過去與(yu) 未來之間挖下一道鴻溝。為(wei) 防止把過去的任何東(dong) 西帶進新社會(hui) ，他們(men) 高度警惕；為(wei) 迥異於(yu) 先輩，他們(men) 給自己設立了種種限製；為(wei) 了讓自身麵貌煥然一新，他們(men) 不遺餘(yu) 力。”（托克維爾《舊製度與(yu) 大革命》（鍾書(shu) 峰譯），中國長安出版社2013年版，前言第1頁）

這段精彩的文字為(wei) 我們(men) 揭示了世界範圍內(nei) 反傳(chuan) 統潮流的源頭。正如顧準《民主與(yu) “終極目的”》一文所言：

“17世紀以來，有兩(liang) 股革命潮流：一是英國革命和美國革命……；一是1789年和1870年的法國革命……”（《顧準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24頁）

這其實也是世界範圍內(nei) 現代性發生和發展的兩(liang) 條道路。英美現代性不存在反傳(chuan) 統的問題，法蘭(lan) 西以及效法法蘭(lan) 西的後發現代化國家，幾乎無不存在此一問題。典型的例子就是屬於(yu) 法國革命譜係的蘇俄十月革命和1920年代發生的中國革命（五四新文化正是它的前奏）。翻閱《新青年》很容易發現，五四新文化推崇的其實正是法蘭(lan) 西式的民主與(yu) 科學。該雜誌創刊號不啻就是法蘭(lan) 西專(zhuan) 號，一如《新青年》刊名的外語翻譯，不是如今慣例的英語而是法語。當然這是有意識的選擇。有意識踵繼法蘭(lan) 西的五四新文化在反傳(chuan) 統的力度上顯然後來居上。

那麽(me) ，法國大革命以及範屬這一曆史譜係的革命後果是什麽(me) 呢，托克維爾認為(wei) ：

“那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為(wei) 強悍更為(wei) 專(zhuan) 製的政府，是如何攝取並壟斷所有政治權力的，是如何取消付出如此高昂代價(jia) 換來的所有自由而代之以徒具其表的自由的；它是如何剝奪選民的知情權、集會(hui) 權和決(jue) 定權而又標榜人民主權的……，它是如何取消國民自治權以及思想、言論、出版自由——此乃1789年爭(zheng) 取的最珍貴、最偉(wei) 大的成果——的主要法律保障，而又盜用大革命之名的。”（托克維爾《舊製度與(yu) 大革命》，鍾書(shu) 峰譯，中國長安出版社2013年版，前言第5頁）

羅伯斯庇爾把路易十六送上了斷頭台，卻為(wei) 法蘭(lan) 西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恐怖。較之激進的革命現實，傳(chuan) 統包括它的政府形態往往可能更不壞。以暴力的方式終結，代之而起卻是各種以新為(wei) 名的最壞，或走向最壞（曆史到此已成死結。打開這一死結，法蘭(lan) 西用了80年，俄國-蘇聯-俄國的輪轉，也花了近80年，曆史其無後乎……）這庶幾是法國大革命開啟的一個(ge) 詭異於(yu) 英倫(lun) 的現代性模式。如同劫數，它在東(dong) 方那些後發現代化民族的曆史中頻頻中獎。

晚年顧準雖然對20世紀的曆史深有反思，也頗有斬獲；但其思想框架依然以五四意識形態為(wei) 支撐；並以其是非為(wei) 是非，進而臧否曆史人物。梁啟超是顧準晚年的一個(ge) 批評對象，他所批判的是梁啟超寫(xie) 於(yu) 1922年的《先秦政治思想史》。當1970年代顧準聲稱：“要確立科學與(yu) 民主，必須批判中國的傳(chuan) 統思想”，早在1920年代梁任公卻表達了看似與(yu) 顧準其實是與(yu) 五四新文化不同的看法：

“新思想建設之大業(ye) ——據吾所確信，萬(wan) 不能將他社會(hui) 之思想全部移植，最少亦要從(cong) 本社會(hui) 遺傳(chuan) 共業(ye) 上為(wei) 自然的浚發與(yu) 合理的箴砭洗練。”（以下梁氏引文及顧準對梁氏批評俱出《顧準筆記》，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不另注）

以反傳(chuan) 統的方式推進現代化，這是五四乃至顧準的價(jia) 值理路。梁啟超不然，在西方現代化麵前，作為(wei) 一個(ge) 文化保守主義(yi) 者，梁啟超對傳(chuan) 統的態度既有疏通與(yu) 開發，也有合理的針砭與(yu) 淘洗。要其言，梁啟超對傳(chuan) 統抱同情之理解，並試圖對中西兩(liang) 種文化作交互闡釋並調和。但，顧準在自己的筆記中抄錄這段話之前，先行下了一個(ge) 政治評語：這是“梁啟超的政治反動的證據”。抄錄之後意猶未盡，又一言以蔽之“這不過是‘孔老二萬(wan) 歲’而已！”（前注書(shu) 第200頁）

落實到五四民主，為(wei) 捍衛新文化傳(chuan) 統，顧準引梁另一段話作靶：

“美林肯之言政治，標三介詞以檃括之，曰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我國學說，於(yu) of、for之義(yi) ，蓋詳哉言之，獨於(yu) by義(yi) 則概乎未之有聞……[然而]實現by thepeople之方法，雖在歐美今日，猶不能作圓滿之解答。況我國過去之國情——因地理及其他關(guan) 係所產(chan) 生之社會(hui) 組織——多不適於(yu) 此類方法之試驗；既不能有可侍之方法，則不敢輕為(wei) 理論的主張，亦固其所。”（前注書(shu) 第199頁）

顧準的批評和以上同調：“這完全是站在孔老二的立場上迎擊五四的科學與(yu) 民主之談。”顯然，不是梁啟超而是顧準自己才是立場論而非思想論。另外，不止一次出現“孔老二”一詞除了時代投影，也顯示顧準自己對傳(chuan) 統文化的態度。

《先秦政治思想史》是梁啟超1922年的作品。是時梁對五四民主的確抱有相當的疑慮。《新青年》的民主是取消議會(hui) 、不要代表、人人表決(jue) 的“直接民主”。鼓吹者認為(wei) 隻有這種古希臘式的民主才能真正實現“人民主權”（比較喜劇的是，顧準對希臘式的直接民主多有反思，但他似乎未審《新青年》張揚的民主正是不要代表的直接民主）。這樣的民主顯然隻有政治正確的意義(yi) ，它對一個(ge) 非城邦的大國根本不具備操作性，而且這樣的理論主張作為(wei) 輿論鼓吹危害更大。梁任公對五四民主的隱憂不為(wei) 無由。正因為(wei) 這是舶來品，缺乏傳(chuan) 統的內(nei) 因，又缺乏“可侍之方法”，因而“不敢輕為(wei) ”。顧準批評道：

“這等於(yu) 是說，吃飯不能一次吃飽，幹脆不要吃飯，這是一種可憐的遁詞。”

但梁啟超的意思是，吃飯不能一次吃飽，民主不能一蹴而就。“不敢輕為(wei) ”並非不為(wei) ，此乃漸進論而非取消論。正如他這樣概括傳(chuan) 統政治：

“要之我國有力之政治理想，乃欲在君主統治之下，行民本主義(yi) 之精神”（前注書(shu) 第199頁）

如果以此概括梁啟超清末時的政治努力，不啻是在君主立憲的框架下，逐步推行議會(hui) 代表製之民主而非後來《新青年》的直接民主。君主立憲不但是英倫(lun) 政治革命的成功；同英倫(lun) 一樣，保持君主虛位，實乃借傳(chuan) 統之殼生現代之蛋。這正是梁啟超對傳(chuan) 統政治的自然浚發和針砭淘洗。豈“幹脆不要吃飯”之有。

“‘在君主統治之下，行民本主義(yi) 之精神’，這原是1894年的口號。1922年，梁啟超繼續為(wei) 這個(ge) 口號辯護，這算是忠實於(yu) 自己的曆史。然而他還要說‘中華民國之成立並非無源之水’而不肯正視中國缺乏民主傳(chuan) 統，站在‘科學與(yu) 民主’的大旗的對麵，裝成一個(ge) 民主派的樣子，實際上企圖繼續他的專(zhuan) 製主義(yi) ，這就是偽(wei) 善了”（前注書(shu) 第200頁）顧準其實缺乏與(yu) 梁啟超的對話能力。1894年不是梁啟超的曆史，他的曆史是20世紀清末十二年的虛君立憲。在政治價(jia) 值的排序上，梁啟超確實不是民主主義(yi) 者，而是一個(ge) 立憲主義(yi) 者。憲政先於(yu) 民主。限製乃至掏空君主權力，逐步擴展民眾(zhong) （政治）權利。這是清末梁啟超的政治理路。與(yu) 當時的孫中山不同，如果孫是以民權亦即民主反專(zhuan) 製，梁啟超乃以憲政反專(zhuan) 製。梁氏當年以大量文字揭櫫憲政反專(zhuan) 製的政治機理，同時警告民主反專(zhuan) 製反而可能被政治強勢人物所利用從(cong) 而導致新的專(zhuan) 製。這樣的論述包括潛在於(yu) 這種論述之後的西方政治學傳(chuan) 統（從(cong) 亞(ya) 裏士多德到孟德斯鳩乃至《聯邦黨(dang) 人文集》多有法治或憲政反專(zhuan) 製的言述），顧準不妨是陌生的。他的政治學視角被五四鎖定，他的政治譜係顯然也是民主一詞獨挑大梁。比民主更重要的憲政，顧準或有提及，但顯然不是他的選項。以至憲政主義(yi) 梁啟超這樣一個(ge) 比新文化運動資格更老的反專(zhuan) 製主義(yi) 者，因其不反傳(chuan) 統，被顧準視為(wei) “企圖繼續他的專(zhuan) 製主義(yi) ”。

顧準晚年最重要的思考，亦即最為(wei) 人們(men) 稱道的思考是“娜拉走後怎樣”。這個(ge) “怎樣”是對革命成功之後而言。如果它是一個(ge) 問題，源頭顯然還是法國大革命。在《民主與(yu) “終極目》一文中，顧準認為(wei) ：“從(cong) 1917-1967年，整整五十年。曆史永遠在提出新問題。”第一個(ge) 問題是“革命取得勝利的途徑找到了，勝利了，可是，‘娜拉走後怎樣？”但，1917不是源頭，它還有更深遠的背景。“1789年、1870年、1917年，這一股潮流，走了自己的路，可是還有另一股潮流，兩(liang) 股潮流在交叉嗎？怎樣交叉的？它們(men) 的成果可以比較嗎？前景如何（《顧準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25頁）？”在顧準看來，屬於(yu) 五四新文化的1917顯然脈絡於(yu) 1789-1917的法俄曆史中。顧準的判斷沒錯，五四新文化從(cong) 反傳(chuan) 統的文化激進過渡到直接民主的政治激進，由此開出被主流意識形態稱之為(wei) 新民主主義(yi) 革命的曆史進程。顧準則是這一曆史的參與(yu) 者。但，在其人生晚年，顧準發現，發源於(yu) 1789年的法蘭(lan) 西式的革命是會(hui) 反噬的，它甚至“勢必要像蜻蜓一樣把自己吃掉（同前，第317頁）。”1917年蘇俄革命即其證例（包括其後）。應該說，顧準的反思是認真、痛苦的，因為(wei) 帶有他自己的切身體(ti) 驗。但，遺憾的是，顧準的思考又是短板的，半截的，因而未得要領。

“娜拉走後怎樣”，曆史已經具出答案。這個(ge) 答案是顧準不願麵對的，這不符合當年他投身的理想，以致要從(cong) 理想主義(yi) 走向經驗主義(yi) 。隻是，以1917年俄國革命為(wei) 例，它帶來的顯然是比沙皇製度更為(wei) 嚴(yan) 厲的專(zhuan) 製——此即“娜拉走後怎樣”的真實場景。顧準亦表示“要為(wei) 反對這專(zhuan) 製主義(yi) 而奮鬥到底”（同前，第195頁）。然而僅(jin) 僅(jin) 是態度並不解決(jue) 問題。娜拉走後為(wei) 什麽(me) 這樣，才是真正的曆史反思。種什麽(me) 樹，結什麽(me) 果。正如胡適有言：要怎麽(me) 收獲，先那麽(me) 栽。把眼光投向娜拉出走之前吧，它與(yu) “娜拉走後怎樣”直接因果。顧準並非念不及此。當他從(cong) 1789梳理到1917時，聲稱：“可是這些發生在‘娜拉出走之前’。娜拉出走了，1917年革命勝利了（同前，第326頁）。”於(yu) 是，曆史在這裏被他打成兩(liang) 橛。沒有之前，安有之後。痛感於(yu) 後，豈能不反思於(yu) 前。正是在這裏，我們(men) 與(yu) 其看到了反思，毋寧看到的是情懷：“我讚美革命風暴。問題還在於(yu) ‘娜拉走後怎樣’”（同前，第317頁）。這真是一種思維的吊詭，不知顧準思路的內(nei) 在邏輯。

類似的表述邏輯再次出現，它有關(guan) 十月革命：

“考茨基是和平過渡論者，他的和平過渡論，事實上給希特勒準備了第三帝國，他錯了。列寧強調直接民主的無產(chan) 階級專(zhuan) 政，奪取了政權，掃蕩了沙皇政治的汙泥濁水，他對了。他和考茨基的區別，是無畏的革命和膽怯的庸人之間的區別，這是無疑的。問題還在‘娜拉走後這樣’。”（同前，第315頁）

顯然，“娜拉走後怎樣”已經成了顧準的一個(ge) 情意結。其實打開這個(ge) 結並不難，答案就在他之前的表述。一段完整的曆史，於(yu) 前認同又於(yu) 後痛惜，這是一種怎樣的邏輯斷裂。

1990年代以來，顧準在中國知識界被視為(wei) 一個(ge) 思想家，但他其實更是一個(ge) 革命家，當然是帶有深刻反思意味的革命家。他是一位民主主義(yi) 革命者，也是一位社會(hui) 主義(yi) 者，亦即同等意義(yi) 上的馬克思主義(yi) 者，他說：“私有財產(chan) 終歸是要消滅的，我們(men) 消滅了私有財產(chan) ，這很好（同前，第323頁）。”曆史人物可以尊敬，但不必抑揚，尤其過分抑揚。我尊重顧準，尊重並認同顧準在那個(ge) 思想貧瘠的時代非常難得的思考，比如價(jia) 值規律、比如市場經濟、比如終極目的，包括直接民主等。甚至有的思考極為(wei) 深入，如“哲學上的多元主義(yi) ”，這是顧準思考最精彩的地方。但，在20世紀最關(guan) 鍵的問題上，也是顧準自己最看重的問題上，限於(yu) 五四而無知其他，他顯示出自己思想上的短缺。因此，針對1990年代以來知識界對顧準的高度評價(jia) ，我認為(wei) ，這是一個(ge) 被高估了的思想家。

責任編輯：梁金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