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學文獻的淵藪篤實功夫的結晶

作者：虞萬(wan) 裏

來源：《中華讀書(shu) 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一年歲次庚子臘月十五日乙亥

          耶穌2021年1月27日

《五禮通考》（全20冊(ce) ），[清]秦蕙田撰，方向東(dong) 、王鍔點校，中華書(shu) 局2020年11月第一版，1990.00元

五禮是中國古代禮儀(yi) 的總稱，包括吉禮、嘉禮、賓禮、軍(jun) 禮、凶禮。

清代成書(shu) 的《五禮通考》對中華禮製作了前所未有的係統性總結梳理，被稱為(wei) “中國古代禮儀(yi) 製度的百科全書(shu) ”。

“古之所謂禮，其範圍之廣，與(yu) 今日‘文化’之概念相比，或有過之而無不及。”有學者認為(wei) 。在此意義(yi) 上，一部《五禮通考》也可說是一部中國古代“文化史”。

但這樣一部重要著作，卻一直沒有一部便於(yu) 學界和讀者閱讀、利用的整理本。直到最近，由方向東(dong) 、王鍔兩(liang) 位專(zhuan) 研禮學的學者曆經十多年的辛勤勞作，推出其點校本。

五禮文獻，散在經典、注疏、政書(shu) 、類書(shu) 、文集和專(zhuan) 著，浩瀚難檢，每為(wei) 學者所歎。朱熹曾說，“禮樂(le) 廢壞二千餘(yu) 年，若以大數觀之，亦未為(wei) 遠，然已都無稽考處。後來須有一個(ge) 大大底人出來，盡數拆洗一番，但未知遠近在幾時”。此語為(wei) 吳必大淳熙十五六年（1188、1189）所記，時朱熹年屆耳順，學問已造極致，已深刻認識到古禮難讀難治。但說要拆洗古禮重新編纂，“須有一個(ge) 大大底人”來做，不知在何時，當然不會(hui) 說是自己，可見其時雖深感需要卻未必有編纂《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之設想。但其紹熙五年（1194）閏十月《上乞討論喪(sang) 服劄子》時，有門人致疑而未能折服，及後見《鄭誌》有明文，方知經文未備，有待於(yu) 傳(chuan) 注之補充。於(yu) 是不數日即《上劄乞修三禮》，“欲以《儀(yi) 禮》為(wei) 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shu) 所載有及於(yu) 《禮》者，皆以附於(yu) 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這應該就是《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屬稿的動議節點和撰著體(ti) 式，時距吳記已過五年。原來希望有一位“大大底人”來做，現在則當仁不讓，不得不出來做這樣一個(ge) “大大底人”。

朱子主持編纂的《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雖未能及身完成，但其將《儀(yi) 禮》《禮記》拆洗一番，並附以經史雜書(shu) 文獻的纂例與(yu) 體(ti) 式，卻為(wei) 後來“大大底人”所繼承、修正與(yu) 發展。《通解》雖說拆洗《儀(yi) 禮》《禮記》，但還是按篇按類編錄，如將《冠禮》《冠義(yi) 》，《昏禮》《昏義(yi) 》，《鄉(xiang) 飲酒禮》《鄉(xiang) 飲酒義(yi) 》等《禮記》中解釋《儀(yi) 禮》的篇章挨次編錄，也將有聯係的相關(guan) 篇章匯集一卷，如《五宗》和《親(qin) 屬記》，《士相見禮》《士相見義(yi) 》和《投壺》，《學製》和《學義(yi) 》等。應該說，這僅(jin) 是拆“書(shu) ”而未拆“篇”。但到清代徐乾學居喪(sang) 讀禮，編纂《讀禮通考》，雖說“仿朱子《經傳(chuan) 通解》，兼采眾(zhong) 說，剖析其義(yi) ”，而實則將《儀(yi) 禮》《禮記》中有關(guan) 喪(sang) 禮祭祀篇章拆得更散，分得更細，編類更合理，征引的文獻也更多。《通解》喪(sang) 禮不過二十卷，而《讀禮》則有一百二十卷，所以論功績，徐乾學是朱文公之後一位“大大底人”。唯一不足者，他是居喪(sang) 讀禮而纂輯喪(sang) 禮，未及吉、嘉、賓、軍(jun) 和凶禮中的荒禮、劄禮、災禮等內(nei) 容。所以朱彝尊序《讀禮》而勸徐氏“並修吉、軍(jun) 、賓、嘉四禮，庶成完書(shu) ”。徐氏欣然接受朱彝尊建議，著手編定體(ti) 例，可惜方事排纂卻遽然逝世。

《通解》與(yu) 《讀禮》所留下的缺陷與(yu) 遺憾，由秦蕙田的《五禮通考》來彌補。秦氏纂著《通考》雖距徐氏《讀禮》僅(jin) 三十餘(yu) 年，但其自期甚高，謂“吾之為(wei) 此，蓋將以繼朱子之誌耳，豈徒欲作徐氏之功臣哉”，事實也是如此，《通考》以“五禮”名，意欲統括吉、嘉、賓、軍(jun) 、凶五禮於(yu) 一書(shu) 。今其書(shu) 二百六十二卷，凶禮僅(jin) 十七卷，吉、嘉、賓、軍(jun) 占二百四十五卷，紹繼朱書(shu) 意圖甚明。

五禮之名，首見於(yu) 《舜典》，《周禮·大宗伯》鄭玄著其吉、凶、軍(jun) 、賓、嘉之目，鄭司農(nong) 則序次為(wei) 吉、凶、賓、嘉、軍(jun) ，可見當時並無恒定序次。唐代《開元禮》序五禮為(wei) 吉、嘉、賓、軍(jun) 、凶，杜佑《通典》承之。秦氏《通考》亦依仿《開元禮》首以吉禮，殿以凶禮，於(yu) 凡例中明各禮之所屬。又撰《禮經作述源流》《禮製因革》二篇四卷置前，統領全書(shu) 。五禮中吉禮有一百二十七卷，幾占其書(shu) 之半，諸凡圜丘祀天、方丘祭地、日月星辰、五帝明堂、社稷城隍、四望山川、宗廟製度、時享禘祫，以至先代帝王、先聖先師與(yu) 功臣賢臣之配享，可謂無所不包。嘉禮九十二卷，從(cong) 帝王之即位改元上尊號，朝禮、尊親(qin) 禮、飲食禮、冠昏饗燕、射禮學禮，以至觀象授時、體(ti) 國經野、設官分職，上自天子，下至庶民，凡涉人倫(lun) 日常，皆有可依循之禮。賓禮、軍(jun) 禮各十三卷，前者以天子與(yu) 諸侯朝聘會(hui) 同為(wei) 主，兼及諸侯間之會(hui) 盟交聘，更涉追尊二王三恪；後者以軍(jun) 製出師為(wei) 主，兼及田獵馬政。唯凶禮十七卷，除去論荒禮、劄禮、災禮等六卷，有關(guan) 喪(sang) 禮者僅(jin) 十一卷。統觀全書(shu) ，凡維持天地人倫(lun) 間生存所必需的，從(cong) 殷商之禮俗發展為(wei) 姬周之禮製的各種度數、節儀(yi) ，乃至後世因時隨勢而因革與(yu) 新增之各種度數、節儀(yi) ，大多收攝其中，並可見曆代學者持論之異同，曆代禮製承襲與(yu) 變化。《通考》經始於(yu) 雍正二年（1724），告成於(yu) 乾隆二十六年（1761），前後達三十八年，成文五百餘(yu) 萬(wan) 字，不得不推為(wei) 一代之大製作，秦蕙田及參與(yu) 其書(shu) 之錢大昕、戴震也不得不推為(wei) 朱熹所謂的“大大底人”。

《通考》成書(shu) 至今二百六十年，先有乾隆二十六年（1761）味經窩刊本，旋被四庫館臣收入《四庫全書(shu) 》，至光緒六年（1880）有江蘇書(shu) 局重刊本，二十二年（1896）有湖南新化三味堂刊本。光緒之後一百多年間，以我之陋見寡聞，學術著作和論文中很少引述此書(shu) ，也始終未有整理本。民初廢經，社會(hui) 動蕩，禮學束閣，固是一因，而《四庫》本難見和線裝書(shu) 流行不廣也是客觀事實。但更重要的是此書(shu) 包容天地，牢籠萬(wan) 有，征引宏富，整理排印，實屬不易。這套由方向東(dong) 、王鍔二位教授領銜整理、中華書(shu) 局出版的二十冊(ce) 《五禮通考》，發軔於(yu) 2004年，曆經十六年方始與(yu) 讀者見麵，可以想見艱辛之程度。

點校本《通考》在比勘多種版本和稿抄本基礎上，以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本為(wei) 底本，通校味經窩初印本、乾隆通行本和光緒六年本，其工作字數已在二千萬(wan) 以上。《通考》征引文獻量極大，諸如十三經、二十二史、《通典》《文獻通考》《冊(ce) 府元龜》《唐開元禮》等是其所常用，整理者皆一一校核，無疑又增加數百萬(wan) 字工作量。更有甚者，《通考》之《開元禮》轉引自《通典》，發現異同舛訛，還須複核《唐開元禮》或《文獻通考》，無疑又增加了工作量。如此對校、他校，參互核對，致使全書(shu) 校記達6000條左右。如此內(nei) 容複雜、篇幅龐大的書(shu) ，整理者還選用了最複雜的標點符號係統，即加標專(zhuan) 名線。凡有古籍整理經驗者，都知道專(zhuan) 名線的加標對讀者閱讀提供無限方便，對自己卻是一件徒添無限麻煩，且往往吃力不討好、授人以柄的工作。一部大書(shu) 的整理，從(cong) 初點通校、複核通稿，到打印成稿送出版社，再經校樣三校次通讀，這點校和編輯兩(liang) 個(ge) 團隊先後所花的精力，無論外行內(nei) 行，都可以想見。王鍔兄在與(yu) 我交流心得時曾發給我的工作稿打印本照片有二十八冊(ce) 之多，使我望而生畏；而今出版後精裝二十冊(ce) 的新書(shu) 放在我桌前，則油然升起一種敬仰的心情。兩(liang) 位主事者都是我的好友，王鍔先生從(cong) 撰著《三禮研究論著提要》起，在禮學文獻，尤其是《禮記》資料匯集和研究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方向東(dong) 先生之《大戴禮記匯校集解》早已成禮學研究者案頭書(shu) ，而其用十餘(yu) 年時間獨立校勘的阮刻《十三經注疏》也已成稿付梓行將與(yu) 讀者見麵。今新點校本《通考》之行世，重新溫習(xi) 朱熹語錄、徐乾學序跋及兩(liang) 家原書(shu) ，隱約使我感到，即使不說兩(liang) 位主事者是朱熹所謂“大大底人”，至少在我的心目中是“大底人”，因為(wei) 他們(men) 確實為(wei) 禮學文獻做出了大的貢獻。

《通考》整理本之出版，是禮學文獻整理工作中的一件大事，在慶賀之餘(yu) ，我更進一步想到它與(yu) 《讀禮》的關(guan) 係。秦氏在凡例中指出徐乾學之《讀禮通考》雖仿自朱熹《通解》，但隻有凶禮中的喪(sang) 禮，而沒有吉、嘉、賓、軍(jun) 四禮，所以他要直接朱熹《通解》，依《通典》五禮次第，編纂《通考》。但將《通考》凶禮中的喪(sang) 禮與(yu) 《讀禮》勘合，喪(sang) 服禮製除基本文獻外，大多是徐書(shu) 已引錄，秦書(shu) 即略之，而專(zhuan) 就其未及者增補之，可知凶禮喪(sang) 製，《通考》僅(jin) 是《讀禮》之增補本。鑒此，就乾隆以前的五禮文獻而言，必須將二書(shu) 合觀，方為(wei) 完備。換言之，《通考》的整理出版，僅(jin) 是五禮文獻之大部分，而非全部，還須將徐氏《讀禮》也整理出版，方成“完帙”。這就需要朱熹所謂又一個(ge) “大大底人”站出來承擔。方、王兩(liang) 先生是否願意承擔，這要看他們(men) 手中工作情況，但作為(wei) 古籍出版界老大也是出版《通考》的中華書(shu) 局，應該籌措考慮合適人選，盡快啟動這一項目。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