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政策：多樣、單一還是通用？

作者：吳啟訥（台灣曆史學者）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人民政協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八月初十日壬申

          耶穌2020年9月26日

語言權利和國家認同是一個(ge) 日久彌新的話題。從(cong) 比較曆史的角度看，西歐民族國家體(ti) 係普遍強力推行單一語言製度，傾(qing) 向“單一”“一元”；中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國家推廣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同時保障各族民眾(zhong) 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重在“通用”和“多元一體(ti) ”，後者是個(ge) 人權利、前者則是國家責任和公民義(yi) 務。

△吳啟訥

西歐民族國家體(ti) 係下的一元語言政策

語言是人類的溝通工具，人類在地表分布的廣泛性，導致了語言的多樣性。在曆史和當代的現實生活中，不同語言之間的接觸和由之產(chan) 生的多語現象一直是生活的常態，當今世界的大多數人都能說一種以上的語言或方言。單語現象通常隻存在於(yu) 小型島嶼，不列顛島這種規模的島嶼，直到15世紀都還有5種語言並存。

中世紀晚期，西歐各國開始把統一的語言至少是統一的行政語言，看作是對國家的支持。17世紀後期，步入民族國家化道路的西歐和北歐諸國，開始在學校推行單一語言教學。單一語言政策加速了西歐中世紀國家轉型為(wei) “Nation-state（民族國家）”的進程。從(cong) 18世紀中期開始，語言與(yu) 國家的關(guan) 係變得越來越緊密，西歐國家事實上奠定了“一個(ge) 國家、一種信仰、一部法律、一種語言”的觀念。18世紀末的法國革命已經訴諸以“語言革命”為(wei) 重要內(nei) 容的政治革命，試圖建立法語在法國境內(nei) 的唯一合法地位。

“民族國家”型態的普及，使得“一個(ge) 國家、一種語言”的觀念被西歐視為(wei) 理所當然，並同步影響到美洲。新興(xing) 的美國，將英語定為(wei) “法定的”和國民教育應用的唯一語言。1789年之後，在西歐和北美國家，全民教育和公共媒體(ti) 體(ti) 係的不斷強化，學校、文學作品、交通和傳(chuan) 播設施的進步，進一步強化了單一語言的絕對優(you) 勢。20世紀後半期西歐、北美國家才有條件、有限度地實施文化多樣性和瀕危語言保護政策。所謂“條件、限度”，主要指的是這些國家的國民教育體(ti) 係當中，單一的國家語言依舊是唯一的學科知識教育語言。今天，整個(ge) 西歐、北歐和美洲大洋洲新興(xing) 國家在生活層麵接受語言多樣、文化多元的現實，但在國民教育中依舊堅持一元的語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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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歐民族國家體(ti) 係以外的語言狀態

19世紀到20世紀初期，“一個(ge) 國家、一種語言”的觀念影響到尚未進入西歐民族國家體(ti) 係的中歐和東(dong) 歐，中歐和東(dong) 歐在政治上包括語言政策上紛紛效法西歐民族國家。到了20世紀，“單語製”或單一的“國家語言”製度成為(wei) “主權─民族國家”體(ti) 係中普遍接受的製度。整體(ti) 而言，西歐版本的“單語製”隱含著針對少數族群語言的壓製，它成為(wei) 西歐版本民族主義(yi) 、資本主義(yi) 、殖民主義(yi) 和帝國主義(yi) 的文化側(ce) 翼。

20世紀初葉，蘇聯開始針對歐美民族國家“單語製”的政治文化現象作出反思。列寧指出，“資產(chan) 階級的民族主義(yi) 最喜歡談‘民族文化’，強調一個(ge) 民族同另一個(ge) 民族的差異,從(cong) 而把不同民族的工人分開，用‘民族的口號’來愚弄他們(men) ”“我們(men) 旗幟上寫(xie) 的不是‘民族文化’，而是各民族共同的文化”“所有居住在俄國的被壓迫階級，不分民族，都應當盡可能地建立更密切的聯係，達到兄弟般的統一。我們(men) 當然讚成每個(ge) 俄國居民都有機會(hui) 學習(xi) 偉(wei) 大的俄羅斯語言。”但縱觀蘇聯各個(ge) 時期的憲法，都沒有關(guan) 於(yu) 國家語言的條款，即蘇聯始終沒有規定國家語言。在1924年頒布的第一部蘇聯憲法中，俄語、烏(wu) 克蘭(lan) 語、白俄羅斯語、格魯吉亞(ya) 語、亞(ya) 美尼亞(ya) 語和“突厥—韃靼語”（現在的阿塞拜疆語）六種語言被確定為(wei) 通用語言，之後隨著各加盟共和國的陸續加入，這個(ge) 通用語言目錄也變得越來越長。斯大林於(yu) 1930年代中後期，先是曾試圖創立並推廣一種“融合語言”，即包括英語、法語、俄語甚至世界語的混合語言，但很快即告失敗，後將俄語定位為(wei) 國家通用語言並展開推廣。20世紀50年代蘇聯共產(chan) 黨(dang) 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hui) “關(guan) 於(yu) 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hui) 主義(yi) 共和國州以及自治共和國的學校中改進俄語教學的措施”法令中規定將民族學校的俄語學習(xi) 時間從(cong) 549個(ge) 小時增加到1590個(ge) 小時；在所有民族師範和教師學院中設立部門，以備在學校中培訓俄語教師；提高了民族學校中1-7年級的專(zhuan) 門俄語版兒(er) 童文學出版物的發行量。這樣的政策取得了顯著成效，各族學生的俄語水平迅速上升。但與(yu) 之並行的，是政治上強調民族差異和聯邦製下的民族自決(jue) 。蘇聯境內(nei) 各族群的差別反而較之沙皇時期擴大，並呈現固化的趨勢，追求建構“蘇聯人民”認同的理想遭到阻礙。

近代之前，東(dong) 亞(ya) 各國（政治體(ti) 、文化群體(ti) ）一方麵多推崇吸納“華夏”文化，另一方麵也都以各自的方式對“華夏”文化進行適合自身的改造。其中最明顯的例證，就是對漢語書(shu) 寫(xie) 係統的利用。東(dong) 亞(ya) 各傳(chuan) 統國家和族群的母語，包括語言學上的漢藏、阿爾泰、印歐、南島、南亞(ya) 五大語係的眾(zhong) 多語言和若幹語係不明的獨立語言，使用人數最多的漢語內(nei) 部也存在數量可觀的方言、次方言，在口語溝通上，存在不少難以逾越的障礙。主要由“指事”“會(hui) 意”原理創製的漢字，是一種視覺化的符號係統，上述很多政權和族群紛紛借用漢語的書(shu) 麵形式即漢字作為(wei) 本族母語的書(shu) 寫(xie) 工具。使用不同漢語方言的人以及非漢語使用者都得以擺脫自身母語與(yu) 漢語（中心方言）語音、語法不同的障礙，使用這套相對成熟的表意符號，從(cong) 事複雜政治活動所需的記錄、溝通和傳(chuan) 播。這樣，既達成了在區域內(nei) 大範圍溝通的目標，又保留了語言多樣性，這一模式的原理，成為(wei) 現代中國語言生態效仿的原型。

曆史發展顯示，國家整合和經濟發展的程度與(yu) 民眾(zhong) 交流的需求正相關(guan) ，而這三者也與(yu) 普及通用語言的需求正相關(gu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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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言政策趨向“重在通用”和“多元一體(ti) ”

中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國曆史上，不少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的少數民族對中國史、區域史乃至世界史產(chan) 生過重大影響，這些民族也積極以自身的方式廣泛介入中華大地的政治和文化，這些民族的語言文化也融入並豐(feng) 富了中華民族的語言文化。如蒙古族建立元朝，既廣泛接受中華文化，對現代中國文化的形成也有不可忽略的影響。元攻滅南宋後，理學被尊崇、傳(chuan) 播，蒙古、色目人及北方漢人“循利南趨”，任職、旅寓江南的色目人習(xi) 儒者眾(zhong) 。蒙古、色目人成為(wei) 傑出詩人、詞人、畫家者，數以百計，且主動使用中原姓名，並非在明代被迫改名。色目人在中華文化方麵取得巨大的成就，是極普遍而非鮮見的現象。由於(yu) 不是母語，蒙古人、色目人接觸和學習(xi) 中原語言文字，反倒是從(cong) 與(yu) 漢人基層社會(hui) 的接觸開始，以“自然學習(xi) 法”從(cong) 民間口語直覺、直接習(xi) 得。元朝的官方文書(shu) ，其漢文版往往使用口語體(ti) ，即“白話”。元代白話文體(ti) 繪本（全相本）經、史、俗文學著作開創近代文化白話文學傳(chuan) 統。元代的白話文也會(hui) 夾雜蒙古語語法，這一現象呈現出遼代以來北方漢語口語的現實狀況。這樣的現象，第一次造成中古以來的“言文一致”，在秦始皇時代開始文字統一的基礎上，進一步推動了國家共同語的形成。

現代中國文化，從(cong) 衣、食、住、行開始，到語言文字，再到某些深層文化，都與(yu) 日本、朝鮮、韓國等漢字文化圈的國家有所歧異。日、韓等國文化當中保留了較多的中國中古以前的習(xi) 俗，語言文字當中則保留了較多中古以前的詞匯及用法。中國現代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則因各民族密切的語言接觸，吸收了相當數量的契丹語、女真語、蒙古語及滿語詞匯。當然，各個(ge) 曆史時期，尤其是元以後的中國範圍內(nei) ，各少數民族語言也吸收了很大數量的漢語詞匯和語法影響。元以後中國的服飾、餐飲習(xi) 俗、建築、家庭、宗族製度，都與(yu) 漢字文化圈其他國家有了比較明顯的分別，現代中國所繼承的包括語言在內(nei) 的文化遺產(chan) ，正是來自各民族文化間廣泛交流、共同參與(yu) 後所留下的“中國文化”“中華民族文化”。中國文化、中華民族文化是各族人民共創的，各民族文化也是多民族長期共同創造的。而所謂“純”的漢族和少數民族文化，僅(jin) 僅(jin) 存在於(yu) 少數人的想象之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和中國政府在文化上保障各民族使用和發展本民族語言文字的權利，保護公民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風俗習(xi) 慣的自由，相應實行扶持各民族語言文化的政策，同時積極推廣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

觀察1990年代以來中國各民族的語言生活，可以看到兩(liang) 種現象：其一，伴隨中國市場化程度的加深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的提升，對掌握國家通用語言的需求大幅上升；其二，伴隨群眾(zhong) 生活水平及教育程度的提升，對保護少數民族語言和方言的文化生活需求和心理需求也有所提升。

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重要定位，在於(yu) 是中華民族使用各民族語言及各方言人們(men) 的共同交際語，著重強調“通用”，而非“單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中華民族建構的方法和內(nei) 容裏，強調“多元一體(ti) ”與(yu) 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精神。出於(yu) 維護和促進中華民族共同利益的需求，國家有必要推廣國家通用語言，國家內(nei) 部的非通用語言使用者（不論其為(wei) 少數民族還是漢族）也有學習(xi) 掌握通用語言文字，以滿足人際交流與(yu) 個(ge) 人發展的需要。

當今世界上有約200個(ge) 國家或政治體(ti) ，卻依舊存在大約6,000種語言，這說明，大多數國家內(nei) 部還是存在多種語言，因而大多數語言仍然會(hui) 與(yu) 其他語言密切接觸。出於(yu) 保護文化多樣性的目標，國家有必要統籌保護國家通用語言以外的其他語言和方言。人們(men) 也必須麵對語言會(hui) 隨時間演化、分化乃至消失的曆史規律，尋找工作上的平衡點。西歐、北美國家“單語製”實踐的缺失，凸顯出西歐民族國家模式下的文化政策的盲點。而當代中國在尊重語言多樣化現象的基礎上製訂和推行語言政策，保護“多樣”、鼓勵“通用”的語言政策，更適合中國國情，也更適合各族民眾(zhong) 的利益。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