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樂(le) 觀看待兩(liang) 岸和平統一的見解中，有一部分人的認知基礎，是將黨(dang) 名中仍保有「中國」二字的國民黨(dang) ，當作那個(ge) 抱有拯救中國的動機，在20世紀前半期與(yu)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兩(liang) 度合作的國民黨(dang) 。這種認知，顯然來自對1949年之後台灣曆史進程的陌生。

蔣介石統治台灣的大部分時期，強調「中華民國政府」代表全中國的「法統」，其政治目的在於(yu) 強化國民黨(dang) 政權作為(wei) 二戰戰勝國一方統治台灣的正當性。到了1970年代初期，國際和中國局勢的改變，使得國民黨(dang) 政權麵對的政治局麵和政治需求隨之改變，為(wei) 蔣經國提供了改變蔣介石版「一個(ge) 中國」政策的機會(hui) 。

青年時代的蔣經國在莫斯科學到了共產(chan) 黨(dang) 的群眾(zhong) 工作方法，也學到了王明打擊異己的手段。前者讓他在主政台灣期間得到遠較乃父為(wei) 高的民間聲望，後者則讓他黨(dang) 內(nei) 和台灣政局中選擇將權力考慮置於(yu) 人民利益之上。蔣經國在1970年代初期，台灣國民黨(dang) 當局麵臨(lin) 自失去大陸以來最嚴(yan) 重的政治、外交乃至因石油危機所導致的經濟危機之際出任「行政院長」，隨即著手拋棄乃父的「反攻大陸」政策，徹底轉到「革新保台」、拒絕統一的方向。

在經濟上，蔣經國推動包括鐵路、高速公路、國際機場、港口等在內(nei) 的「十大建設」，展示放棄軍(jun) 事「反攻」，發展台灣經濟的意誌；在政治上，有意向島內(nei) 和海外的台獨人士遞出橄欖枝，與(yu) 他們(men) 建立了密切的互動。

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中華人民共和國與(yu) 美國建立外交關(guan) 係，美國對台「斷交、撤軍(jun) 、廢約」，使台灣當局在國際上進一步孤立。鄧小平宣布「台灣歸回祖國」是「八十年代三大任務」之一，要求美國對台灣當局施壓，逼蔣經國上談判桌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對此，蔣經國明確宣示麵對中共「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政策，拒絕廖承誌訪台，並於(yu) 1986年的國民黨(dang) 十二屆三中全會(hui) 上提出「政治革新」案，意在掃除仍保持「光複大陸」主張的國民黨(dang) 元老派勢力。蔣經國選定的接班人李登輝評價(jia) 他說，「經國先生如同舊約中的摩西，帶領族人要渡過約旦河，不幸在摩押平原去世。但他的精神已灌注給繼承人喬(qiao) 舒亞(ya) ，喬(qiao) 舒亞(ya) 奮鬥不懈，終帶領族人平安渡過約旦河，到迦南之地」。從(cong) 蔣經國的初衷看，李登輝並沒有背叛自己，相反，李忠實地延續了蔣經國的政治路線。

如果說，蔣介石的「一個(ge) 中國」政策本身，是一個(ge) 在法律上承認中國主權不可分割，但在政治現實中與(yu) 大陸對抗的政策；那麽(me) ，蔣經國的「一個(ge) 中國」論述就已經發生質變，從(cong) 政治現實和法律層麵向台灣的拒統勢力和台獨勢力提供了政治基礎。

1987年3月，蔣經國廢除戡亂(luan) 法，讓主張台灣從(cong) 法理上與(yu) 中國分離的反對黨(dang) 合法化，並藉由「開放黨(dang) 禁」、「開放報禁」、終結了國會(hui) 原本保留代表大陸各地的國會(hui) 議員（立法委員、國民大會(hui) 代表）的製度，改由台灣地區直接選出，挾「民意」，以「民主化」的名義(yi) 抗拒中國統一的趨勢。

1987年11月，蔣經國指示馬英九，查清1949年遷台時，是否曾聲明繼續代表整個(ge) 中國？馬英九查明後報告，沒有聲明國會(hui) 將繼續代表中國大陸各省分。蔣經國便作出結論：「中華民國憲法，就是中華民國的法統；依照憲法選出的中央民意代表，就可以代表中華民國法統，不必設大陸代表了」。在此，「中華民國」概念的內(nei) 涵已被蔣經國置換為(wei) 「台灣」。

與(yu) 基於(yu) 仇中情感而厭惡蔣家的「情感台獨」人士不同，台獨的「理論家」們(men) 高度評價(jia) 蔣經國的舉(ju) 動。他們(men) 認為(wei) ，從(cong) 堅持「反攻大陸的外來政權」到「革新保台」的台灣主體(ti) ，是蔣經國深思熟慮的戰略部署。

為(wei) 此，他們(men) 提供了一項難以反駁的證據：早在1981年，李潔明（James R. Lilley）離開華盛頓到台北出任美國在台協會(hui) 處長之前，蔣經國曾委托一位代表告知自己的四點計劃，「第一，民主化，全麵選舉(ju) 中央民意代表（意指僅(jin) 從(cong) 台灣選出）；第二，台灣化，台灣人將全麵出任要職；第三，大幅提升國民所得和生活水平；第四，與(yu) 中國發展工作關(guan) 係」。

在此，蔣經國的邏輯十分清楚：既然反攻大陸已不可能，也就不可能以大陸為(wei) 國家、以大陸人為(wei) 國民；隻能以台灣為(wei) 國家，以台灣人為(wei) 國民。這樣，國民無論從(cong) 哪裏來，都是台灣人，隻需國家認同，無分省籍、族群。所以蔣經國是「終結外來政權，認同台灣主體(ti) 、台灣主權的第一個(ge) 新台灣人」，他完成了「從(cong) 外來政權到台灣主體(ti) 」的根本轉變，對於(yu) 台獨建國，功莫大焉。

馬英九於(yu) 2008年當選後，踵繼蔣經國的台灣化路線，從(cong) 個(ge) 人的角度，在台灣苗栗縣通霄鎮馬家莊找到了他的「台灣淵源」；從(cong) 國民黨(dang) 的角度，將中國光複台灣的民族功績論述轉變為(wei) 「外來政權」的「原罪」、贖罪論述；從(cong) 台灣當局的角度，刻意將1952年國民黨(dang) 台灣當局與(yu) 日本間簽訂的「中日和約」（即「台北和約」）當作確定「中華民國」統治台灣合法性與(yu) 確定「中華民國」國土範圍僅(jin) 限於(yu) 台灣的法律文件。

從(cong) 這個(ge) 角度看，國民黨(dang) 雖然堅持「中華民國」的稱號，但抽換了「中華民國」的內(nei) 容，這樣的「中華民國」除了招牌以外，與(yu) 台獨的內(nei) 容已不存在根本差異；甚至，這一招牌為(wei) 台獨提供了整個(ge) 「國家」政權的骨架，並且成為(wei) 台獨的保護傘(san) 。台獨政治勢力的菁英們(men) 對此心知肚明，他們(men) 的「台灣前途決(jue) 議文」，就是明確宣示借用「中華民國」招牌推行台獨內(nei) 容的文件。換句話說，台灣實際上已不存在「統」、「獨」之爭(zheng) ，隻有國民黨(dang) 的單向台灣化，而沒有曾被殖民化的台灣和台灣人的去殖民化、再中國化。

以上三節的內(nei) 容中顯示，「台獨」運動本來是台灣島內(nei) 親(qin) 日派對代表中國接收台灣的國民黨(dang) 的反抗；隨著國民黨(dang) 的台灣化，「台獨」擴大成為(wei) 掛著兩(liang) 種招牌的島內(nei) 政治勢力共同抗拒中國統一的政治傾(qing) 向。

選舉(ju) 結果顯示出台灣社會(hui) 的結構性變化

誤讀選舉(ju) 結果的，當然不止大陸上的這兩(liang) 種見解。台灣島內(nei) 傳(chuan) 統上支持國民黨(dang) 的部分選民認為(wei) 選舉(ju) 結果是對民進黨(dang) 兩(liang) 岸政策的否定，並樂(le) 觀預期兩(liang) 岸關(guan) 係回溫後，台灣經濟將快速複蘇。產(chan) 生這種誤讀的原因，在於(yu) 未能體(ti) 認到目前台灣社會(hui) 根深蒂固的結構性變化，而這種變化將不可避免地呈現在大陸麵前。

過去40多年間，台灣社會(hui) 在政治定位、國家認同、意識形態、經濟和文化幾個(ge) 方麵發生了巨大變化，從(cong) 蔣經國與(yu) 台獨政治勢力發展出妥協和合作的互動模式開始，競逐台灣權力的政治勢力即已確定將台灣的利益與(yu) 中華民族利益切割開來的方向，遂使得上述變化難以逆轉地發展成為(wei) 結構性的變化。

其一，在戰略的結構方麵，冷戰時期，蔣介石統治台灣背後的政治靠山就是美國；當蔣經國將台灣前途與(yu) 中國前途切割開來之後，國民黨(dang) 與(yu) 民進黨(dang) 更同時需要依賴美國的支持。

兩(liang) 個(ge) 政黨(dang) 都奉美國為(wei) 上國，無論他們(men) 是在情感上仍承認自己是文化的中國人，還是奉行媚日再殖民化政策，都要在美國亞(ya) 洲戰略的大架構下與(yu) 美、日建立戰略關(guan) 係。國民黨(dang) 內(nei) 的政治人物洪秀柱一旦主張不必唯美國馬首是瞻，立即喪(sang) 失了黨(dang) 內(nei) 的多數支持。這次縣市長選舉(ju) 之後，國民黨(dang) 籍立法委員江啟臣就特別澄清，「那種認為(wei) 台灣人在政治上倒向中國的看法並不正確，相反，台灣人對台海關(guan) 係越來越謹慎和實際」。無獨有偶，擔任民進黨(dang) 當局陸委會(hui) 副主委的邱垂正也向美國人表示，「這次選舉(ju) 結果與(yu) 兩(liang) 岸政策沒有直接關(guan) 聯，不存在親(qin) 中不親(qin) 中的問題」。

其二，蔣經國欲切割台灣前途與(yu) 中國前途，處在曆史的轉折點上的台灣，自然做出轉向西式政治製度的選擇，此舉(ju) 決(jue) 定了30年來台灣政治、經濟的大勢。

台灣經濟本來就存在基因缺陷，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台灣被日本定位為(wei) 農(nong) 業(ye) 、製糖基地，工業(ye) 發展相當有限。1970年代後的台灣「經濟奇跡」，源於(yu) 搭上冷戰時期美國所主導的經濟戰車，即資本主義(yi) 擴張的順風車，以低價(jia) 勞工從(cong) 事代工。即使是這一點成就，也應歸功於(yu) 蔣介石執政時期的規劃。蔣介石去世後，台灣的發展麵臨(lin) 幾種前途的抉擇，包括參考在經濟型態上與(yu) 台灣類似的新加坡、韓國的發展模式，以及引進西式民主製度，向殖民時代形成的親(qin) 日地方勢力妥協，借重其反中本能和力量的模式。

一黨(dang) 主導的新加坡模式，有利於(yu) 製訂長遠規劃，發揮行政效率，對於(yu) 島嶼型區域而言，是經濟快速成長、控製貧富差距的理想模式；韓國開放政黨(dang) 政治，但執政者並不放任抱持不同政治主張的政黨(dang) 在國家認同、民族情感上相互衝(chong) 突。台灣在那時如果傾(qing) 向新加坡模式，可以預見到高速的內(nei) 部經濟成長；如果傾(qing) 向韓國模式，則幾乎無疑可以搭上大陸經濟成長的列車，在新的亞(ya) 洲經濟和世界經濟生態中發展新型產(chan) 業(ye) 、扮演貿易橋梁角色。

然而，蔣經國選擇了他所認定的「民主化」、「本土化」道路，造成後來台灣政治混亂(luan) 、認同分裂、行政效能不彰，無法做出前瞻性經濟、產(chan) 業(ye) 規劃，而致產(chan) 業(ye) 無法升級，傳(chuan) 統經濟萎縮、出口難以成長的困境。一些經濟學家認為(wei) ，台灣業(ye) 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蔣經國執政時期，除了收割乃父的成果，事實上拒絕麵對冷戰即將終結、大陸經濟成長的大勢，未做規劃，失去先機。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在主觀短視並抗拒與(yu) 大陸達成政治協議的同時，客觀上被排除出近30年來區域經濟整合的範圍之外，經濟的倒退、貿易的萎縮、財政的困窘動搖了蔡英文當局的執政根基。冷戰期間，台灣又依附在以美國為(wei) 首、日本為(wei) 副的美日經濟分工體(ti) 係中，未能建立獨立、完整的產(chan) 業(ye) 鏈。與(yu) 自主經濟相較，這種依附性經濟，在搭不上美國經濟列車的情形下，唯一出路是從(cong) 大陸獲得經濟動能。

其三，在國家認同方麵。蔣經國的繼承人李登輝和民進黨(dang) 近30年在文化、教育上全麵而深入地推行「去中國化」、再殖民化措施；在價(jia) 值觀念和政策取向上全麵西化，在對內(nei) 對外政治上全麵依附美國、對抗大陸；在法律、政治體(ti) 製上與(yu) 大陸切割，全方位地構築「法理台獨」的基礎；藉由在政治製度和政治實踐上全麵推行投票選舉(ju) ，不斷建構和確認選民的「國家」意識、國民意識。這一係列舉(ju) 措，在極大程度上重塑了台灣人的身分認同。

這次選舉(ju) 中的贏家，基本上可以歸納為(wei) 三類：韓國瑜這類「非典型國民黨(dang) 」、鄭文燦這類「非典型民進黨(dang) 」，以及柯文哲這類「白色力量」。所謂「非典型」，重點在於(yu) 「國家認同」的分歧已經大幅降低，除了對於(yu) 「國號」仍有爭(zheng) 論之外，不再有結構性的「統」、「獨」之爭(zheng) ，接下來隻剩下民生、經濟議題。占島內(nei) 人口絕大多數，認為(wei) 自己是「台灣人」而不是中國人，或是「文化上的中國人」而不是「政治上的中國人」的人，絕不拒絕從(cong) 大陸獲得經濟利益，但不會(hui) 因此改變身分的認同。

麵對台灣選舉(ju) 和台灣的政治、社會(hui) 現實，大陸輿論常常做出極度脫離現實的解讀，影響這一現象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於(yu) 根植於(yu) 中國傳(chuan) 統中的一種「中國中心」思考模式。這種思考模式的缺失，在於(yu) 它將位於(yu) 中國核心曆史經驗以外的觀察對象「陌生化」，使得觀察對象從(cong) 客觀實體(ti) 轉變成為(wei) 一種審美對象，散發出某種「距離的美感」，與(yu) 此同時，觀察對象的諸多突出或隱蔽的麵向都不再顯現，觀察者的視角產(chan) 生諸多盲點。

麵對台灣，這種「陌生化」效應呈現為(wei) ：

一、習(xi) 慣於(yu) 看到核心曆史經驗的連續性，並據以詮釋現實。

對於(yu) 台灣在中國曆史連續性現象之外曾發生過的巨大斷裂，大陸知識界和輿論界極度陌生，由此產(chan) 生「大陸喪(sang) 失中國文化傳(chuan) 統，台灣完整保持了中國文化傳(chuan) 統」的根本誤解。事實上，在50年的日本殖民統治期間，台灣不僅(jin) 在文化上經受日本殖民地現代化的洗禮，在勉強保留部分地方生活文化習(xi) 俗的同時，喪(sang) 失了深層的儒家傳(chuan) 統；而且未曾經曆中國近代史上型塑中華民族、建構近代民族國家的三大曆史事件：中華民國建立、五四運動和抗日戰爭(zheng) ，缺乏與(yu) 全體(ti) 中國人民攜手反抗帝國主義(yi) 的共同曆史經驗。台灣光複後，國民黨(dang) 未能完成去殖民化的工作，蔣介石倡導的「中華文化複興(xing) 運動」在觸及淺表層次後即告失敗。

二、習(xi) 慣於(yu) 「炎黃子孫」敘事以及中國近現代史上中國主體(ti) 、中國人主體(ti) 的敘事，強調中國人「血緣」的凝聚力、中國文化的凝聚力、中國政治傳(chuan) 統的延續，輕忽近代國族建構的現象和過程，由此產(chan) 生「絕大多數台灣人對大陸人懷有血濃於(yu) 水的同胞情感」這一類的想象。

事實上，在50年的日本殖民統治期間，殖民當局在台灣全麵灌輸日本臣民意識和日本人比「清國奴」優(you) 越的意識，以致除少數覺醒者外，多數台灣人試圖藉由貶抑自己的血統和文化，鄙視、排斥自己在大陸的同胞來表達對日本的效忠；加上如前所述，台灣未曾經曆中國近代史上型塑中華民族、建構近代民族國家的三大曆史事件：中華民國建立、五四運動和抗日戰爭(zheng) ，缺乏與(yu) 全體(ti) 中國人民攜手反抗帝國主義(yi) 的共同曆史經驗，使得台灣人未能建立中華民族認同和中國人意識。在以上「血緣」與(yu) 「主體(ti) 」的想象下，觀察者無從(cong) 理解有深刻殖民地經驗的人群根深蒂固的「自卑─優(you) 越」雙重情感現象，即麵對殖民者的自卑、麵對同胞的優(you) 越感；無法感受和體(ti) 認到，將台灣人歸入同胞範圍，將會(hui) 造成刻意或不自覺地保有殖民地記憶的人對於(yu) 喪(sang) 失優(you) 越感的巨大焦慮和由此引發嚴(yan) 重的認同危機的後果。

三、習(xi) 慣於(yu) 中國近現代史上的革命敘事，將兩(liang) 岸的曆史關(guan) 聯簡化為(wei) 革命與(yu) 反革命之爭(zheng) ，將台灣社會(hui) 想象成為(wei) 「1949年南京政權的延續」。

事實上，退守台灣的國民黨(dang) 在以「法統」敘述建構統治台灣的正當性的同時，又要麵對以台灣為(wei) 實體(ti) 統治範圍的現實，遂致力於(yu) 國民黨(dang) 的台灣化和以「中華民國」為(wei) 名的政權的台灣化，進而以這個(ge) 政權下的製度差異與(yu) 大陸區隔，建構「國民」主體(ti) 意識。「解嚴(yan) 」後，國民黨(dang) 更加致力於(yu) 凸顯「中華民國」與(yu) 「台灣」在範圍上的重迭，並以此作為(wei) 它與(yu) 民進黨(dang) 在麵對「台灣主權」議題時的「共識」基礎。大陸的輿論，迄今為(wei) 止都還沒有體(ti) 認到，台灣的任何政治勢力都是將「台灣利益」與(yu) 「中華民族利益」切割開來的，而他們(men) 的政治考慮並不以中華民族整體(ti) 利益為(wei) 前提導向。

四、習(xi) 慣於(yu) 基於(yu) 「曆史階段論」的線性曆史觀，內(nei) 心認定中國大陸的「曆史發展進程」相對滯後，認定中國大陸以外的世界都在遵循「普世」的秩序，隻有中國是例外；同時缺乏對西式投票政治的切身體(ti) 驗，認定中國大陸以外的世界都享有信息的完全公開和充分的言論自由，因而無從(cong) 理解投票社會(hui) 為(wei) 保障特定政治經濟團體(ti) 所屬意的代理人當選而從(cong) 事的精細的政治經濟宣傳(chuan) 操作，以及這種操作和想象當中公平、廣泛的全民參與(yu) 的根本差異。

這其中包括對台灣的信息公開和言論自由的理想化想象下，無從(cong) 體(ti) 會(hui) 在日據時代的仇華、鄙華宣傳(chuan) ，兩(liang) 蔣時代的反共宣傳(chuan) ，以及「解嚴(yan) 」後的反中、厭中宣傳(chuan) 浸染下，台灣讀者和觀眾(zhong) 遭到洗腦而不自知，喪(sang) 失獨立思考能力卻自以為(wei) 有完全獨立的思考，在麵對大陸和世界時，自我限縮信息管道，意識型態自我審查，降低信息品味的困境。

麵對現實的解讀和麵對現實的準備

對於(yu) 這次選舉(ju) ，西方和兩(liang) 岸以外觀察者的解讀反而比較值得品味。「德國之聲」澤林在〈講求實際的島民〉一文中認為(wei) ，民進黨(dang) 損失慘重，顯示「一個(ge) 中國」不是台灣民眾(zhong) 最大的煩惱，更不是唯一的煩惱；民眾(zhong) 關(guan) 心的重點在於(yu) 維持現狀，不願承擔兩(liang) 岸關(guan) 係惡化的風險。香港評論員練乙錚在《紐約時報》發表以〈台灣會(hui) 成為(wei) 第一張被中國推倒的多米諾骨牌嗎？〉為(wei) 題的文章，認為(wei) 民進黨(dang) 的失敗「揭示了北京對台灣日益增長的影響力」。

對於(yu) 大陸而言，消除針對台灣政治現象和社會(hui) 現象的誤讀，才能避免盲目樂(le) 觀，看清當下台灣人基於(yu) 對實際利益的關(guan) 注，將兩(liang) 岸關(guan) 係工具化的傾(qing) 向。同時，將中國國力的真實增長轉化為(wei) 真實的影響力，顯然有必要在訴諸血緣、文化親(qin) 近感之外，針對台灣40多年來的政治身分重建，將重點置於(yu) 中華民族的國族建構，置於(yu) 政治上的中國人身分的建立和確認之上。古人早已體(ti) 會(hui) 到，是不是夷狄，在於(yu) 文化而不在血統；今人應該體(ti) 認到，是不是中國人，在於(yu) 政治，而不在血緣。

近代以來中國的國族建構曾麵臨(lin) ，也正在麵臨(lin) 多重的挑戰，其中不存在快捷方式。僅(jin) 強調傳(chuan) 統中國的遺產(chan) ，不麵對中國所處的現代國際與(yu) 國內(nei) 處境，難以應對這類挑戰。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陸抱持錯誤解讀的知識界人士，多數都是目前的社會(hui) 中堅，由於(yu) 曆史的原因，這些人的知識結構多數較為(wei) 單一，對世界的了解相對有限，對大陸以外世界的了解相對有限，在不了解的部分，往往隻能借助建立在相對狹窄的個(ge) 人經驗基礎之上的想象。

而大陸35歲以下的年輕人在知識結構、信息獲得、個(ge) 人和民族自信方麵的大幅提升，使得他們(men) 對台灣政治的解讀能力和正確度超過他們(men) 的前輩。與(yu) 台灣、美國年輕世代的對比，大陸年輕一代比較優(you) 秀，他們(men) 很快就會(hui) 感受到，韓國瑜勝選，隻是為(wei) 經濟困窘的台灣人和政治焦慮的大陸人打了一針麻醉劑，長遠而言，隻能延長，而不是縮短兩(liang) 岸人民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