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民族」與(yu) 國族建構

作者：吳啟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台灣大學兼任副教授）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五月十五日丁卯

           耶穌2017年6月9日

「民族識別」下的「跨境民族」：理想與(yu) 現實的矛盾

1912年建立的中華民國和1949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都被設計成中國人╱中華民族的民族國家，基於(yu) 對曆史和現實的尊重，這個(ge) 民族國家同時承認中國人內(nei) 部存在著複數的、分別擁有著各自的文化傳(chuan) 統乃至政治經驗的群體(ti) ；隻是，立足於(yu) 法律的角度，這類傳(chuan) 統必須侷限在中華民族共同性和中國國家主權的範圍內(nei) ，不能發展成為(wei) 與(yu) 中華民族主義(yi) 相互衝(chong) 突的民族主義(yi) 。

然而，現實與(yu) 理想之間總是存在距離。1912年，繼承清朝領土和人民遺產(chan) 的中華民國，因應清朝的族群政治現實，為(wei) 安撫「滿、蒙、回、藏」，尤其是蒙、藏兩(liang) 個(ge) 族群排斥新國家，尋求分離、獨立的情緒，不得不揭櫫「五族共和」的國家族群政治綱領，致使「國族」——即「中華民族」——的建構遭遇到理論、政策與(yu) 現實幾個(ge) 方麵的阻礙。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一方麵秉持它在革命階段的族群平等理念，另一方麵又要接續中華民國未能完成的國族建構進程，於(yu) 1950年代前期展開大規模的人群分類工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群分類，被稱做「民族識別」。這一政治動作，本來即有確認中國境內(nei) 各族群的中國公民身分的意圖，但由於(yu) 中國的人群分類是在20世紀「nation」語境和蘇聯的「民族」理論影響之下展開的，其中又將西方語言學、人類學概念與(yu) 中國傳(chuan) 統族群政治遺產(chan) 雜揉為(wei) 一，將中國境內(nei) 多數政治人類學意義(yi) 上的族裔共同體(ti) 與(yu) 文化人類學意義(yi) 上的族裔共同體(ti) 一概定位為(wei) ——同時作為(wei) 「nation」譯詞的——「民族」，進而在「民族識別」後，由「民族」的內(nei) 含引伸出「跨界民族」、「跨境民族」、「跨國民族」等概念，將位於(yu) 現代中國國境之外，但與(yu) 中國境內(nei) 一些「民族」共享語言、文化、曆史傳(chuan) 統的親(qin) 緣群體(ti) 視作中國境內(nei) 「民族」的「同民族」、「同胞」；[1]與(yu) 此有關(guan) 的研究數量可觀，中央民族大學為(wei) 此還在民族係所中特別設置了相關(guan) 的專(zhuan) 業(ye) 研究方向。

與(yu) 中國的「民族識別」幾乎同步，那些曾經是中國王朝藩屬，19世紀後期陸續成為(wei) 列強殖民地的亞(ya) 洲國家，於(yu)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陸續脫離殖民統治，步入建構民族國家的進程，它們(men) 也在中國邊界以外從(cong) 事人群分類。但它們(men) 這項工作的背景、分類邏輯與(yu) 中國的同類工作不盡相同，其「識別」結果往往並不能與(yu) 中國的識別結果銜接。

唯一相同的是，這些鄰國從(cong) 事人群分類的政治動機，也是賦予和確認其境內(nei) 少數族群的國家公民身分。在這裏，相同的部分與(yu) 不同的部分，都同樣挑戰了中國對於(yu) 與(yu) 中國境內(nei) 人群相關(guan) 的「跨境民族」的認知與(yu) 定位。

各相關(guan) 國家從(cong) 事人群分類的政治動機本身，皆本於(yu) 民族主義(yi) 和國族建構這兩(liang) 項來自西方的概念，都和之前由中國王朝主導的東(dong) 亞(ya) 傳(chuan) 統政治「天下秩序」背道而馳。在「天下秩序」中，並不存在現代邊界所代表「主權」、「國籍」和「公民」概念，王朝和它的藩屬為(wei) 它們(men) 的「邊民」安排了模糊但適當的位置。那時當然常常有族群利益的衝(chong) 突，但不存在國族主義(yi) 或族群民族主義(yi) 的衝(chong) 突。

然而，近代民族主義(yi) 是一種強調以國家為(wei) 單位，以國界為(wei) 界限，嚴(yan) 格區分界限兩(liang) 側(ce) 人群身分和利益的、衝(chong) 突性的意識型態，戰後東(dong) 亞(ya) 各國的「民族識別」，都旨在確認境內(nei) 邊疆少數族群的國家公民身分，加深其國家認同，減少其對於(yu) 現代邊界另一側(ce) 有密切文化、曆史和血緣關(guan) 係的群體(ti) 的認同，切斷其「民族」意識成長的路徑。正是在這樣的動機之下，各國又依據各自的意識型態，各自具體(ti) 的地緣政治、族群政治生態與(yu) 政治需求，發展出自身的人群分類邏輯。

質言之，人群分類本身就是一項主觀的工作，從(cong) 一開始即不存在真正的「客觀」、「科學」標準，我們(men) 自然無法期待在各國分別進行的「民族識別」得到相同、相似，且相互對應的結果。

「跨境而居」現象的性質轉化

當然，我們(men) 並不否認人群分布的自然狀態與(yu) 人為(wei) 劃定的政治界限不一致的現象。事實上，這種現象自古以來即普遍存在。古代中國王朝和它的藩屬政權的統治力都有其極限，麵對王朝邊緣的地域共同體(ti) 和文化共同體(ti) ，其直接統治力有未逮時，隻能藉助不同程度的封建，實行間接統治。

很多時候，處在中國王朝和相鄰「藩屬國」邊緣的群體(ti) 甚至接受「雙重封建」；或群體(ti) 內(nei) 不同的次群體(ti) 分別接受中國王朝和「藩屬國」的封建，但又效忠於(yu) 群體(ti) 核心。這種情形對邊緣群體(ti) 而言，就是「兩(liang) 屬」，「兩(liang) 屬」與(yu) 連姻等手段一樣，是這些群體(ti) 保持實質自治狀態的策略之一。

這類「兩(liang) 屬」政治群體(ti) 往往仍處於(yu) 從(cong) 原初型態社會(hui) 組織到相對集權的高級政治組織之間的過渡狀態，其對政權內(nei) 部部落群體(ti) 的控製也相對鬆散，部落之間以及部落與(yu) 其鄰近其他群體(ti) 間的交往，並不是在界定「內(nei) 」、「外」的前提下進行的。

從(cong) 曆史過程來看，中國西南部人群跨境的現象，與(yu) 人群沿橫斷山脈縱向河穀分梯次持續遷徙的曆史有密切關(guan) 係，當這種遷徙遇到民族國家劃定現代邊界，同一人群的前後梯次成員即被分割在邊界兩(liang) 側(ce) ，但前後梯次成員間的傳(chuan) 統聯係並未完全中斷。

不過，我們(men) 也必須從(cong) 另一個(ge) 角度審視這種「自治」。很多擁有自治外觀的邊緣群體(ti) ，在曆史上和近代政治中從(cong) 未真正成為(wei) 完全獨立的政治實體(ti) ，原因在於(yu) 其政治結構原始而鬆散，無法全麵拒絕周邊大的政治實體(ti) （不論是古代王朝，還是近代國家）的控製要求，其最高政治目標僅(jin) 止於(yu) 尋求最大限度的自治。

在東(dong) 亞(ya) 社會(hui) 近代轉型的過程中，這種邊緣群體(ti) 往往未能發展出完整的「民族」意識和民族主義(yi) 訴求，而被迫納入大的民族主義(yi) 運動和近代國家建構過程之中。

民族主義(yi) 和近代國家建構，對擁有相對自治傳(chuan) 統，但卻未能建立古代國家或者近代國家的邊緣的人群構成了空前挑戰。政治上的國民、國族身分，在各民族國家的邊緣人群身上，與(yu) 他們(men) 在文化、曆史傳(chuan) 統當中形成的多重身分發生衝(chong) 突，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民族主義(yi) 和近代國家建構都訴求劃定國族、人群的排他性界限。世界上包括人群分類和國界在內(nei) 的所有界限都是人為(wei) 劃定的，因此，依照一種特定政治需求、特定政治邏輯所劃定的界限，並不會(hui) 與(yu) 依照另一種特定需求、特定邏輯所劃定的界限重疊，這在現實中必定是常態，而非特例。

在「民族」、「民族國家」的概念形成之前，作為(wei) 文化人類學共同體(ti) 的人群的流動、組合、再分布即是常態；在「民族」、「民族國家」的概念形成後，文化人類學共同體(ti) 分布的界線與(yu) 「國境」、「國界」有空間或時間上的差異，也成為(wei) 常態。

近代中國的邊界，基本上是由向亞(ya) 洲擴張的西方列強由外而內(nei) 劃定的，中國隻能多次以「收縮」、「截肢」式的手段做損害控管，確認國土範圍。在此過程中，王朝時代的邊緣群體(ti) ，尤其是曾經有過「兩(liang) 屬」經驗的群體(ti) ，往往成為(wei) 被新的國界分割的對象，加上普遍存在的遷徙、移居（包括多次遷徙、移居，其中還有跨越兩(liang) 個(ge) 以上國家的遷徙），同一個(ge) 群體(ti) 被邊界分隔的現象，無疑造成了目前中國政、學界所認定的「相同民族跨越國境而居」的現象。

在曆史上曾經是享有相同或相近曆史、文化，在現實中被現代國家的政治界線分隔在其兩(liang) 側(ce) 的群體(ti) ，很可能依舊分享著很多共同的文化傳(chuan) 統乃至曆史記憶；更為(wei) 有趣的是，一國境內(nei) 多個(ge) 群體(ti) 依其生活方式在相當大範圍內(nei) 以「垂直分布」方式比鄰而居的人類生態，同樣被「複製」到鄰近的國家，其中的文化群體(ti) 的比鄰組合和互動關(guan) 係模式仍然相當類似。這樣，分布在邊界兩(liang) 側(ce) 的這類群體(ti) 互相視為(wei) 「親(qin) 戚」，在相當長的時期內(nei) 互市、通婚的現象也並不少見。

然而，曆史是不斷流動、變遷的過程；人群也不是固定不動的。曆史上不同的人群，在曆史演變中可能融合成到同一人群當中；而曆史上相同人群的成員，在曆史演變中可能分化到不同人群當中去。這個(ge) 現象在古代史中並不少見，強大的蒙古部落的形成與(yu) 蒙古帝國的分崩、蒙古人的開枝散葉，就是廣為(wei) 人之的例子；近代國家則擅長運用意識型態的、政治的乃至社會(hui) 經濟的手段人為(wei) 引導這類現象。

事實上，連包括西歐在內(nei) 所有的近代歐洲國家都是多族群的政治體(ti) 。但西歐、北美國家透過強化國民意識和公民權力，壓抑、淡化了本國內(nei) 部的族群民族意識；在他們(men) 自己的亞(ya) 非殖民地，卻以人類學為(wei) 政治工具，極力推行人群的分類，以方便他們(men) 的殖民統治。這種政治化的人群分類法，逐漸取代了非洲、亞(ya) 洲原有的人群分類邏輯，造成人群的政治重組，以致在後殖民時代，亞(ya) 非新興(xing) 民族國家也盡力模仿西歐國家的建國模式和殖民地的人群分類模式。

殖民者的殖民統治技術，顯然超越了承襲王朝遺產(chan) 的中國。他們(men) 在東(dong) 亞(ya) 和東(dong) 南亞(ya) 對殖民地人群進行了大規模去中國化的記憶改造，並試圖消除以往在「天下」體(ti) 係中，人群身分的模糊狀態。同一文化╱曆史群體(ti) 處在中國─列強殖民地之間，隔著新的國界，產(chan) 生不同的曆史連結，獲得不同的曆史經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帶來的民族國家體(ti) 係進一步消滅了前現代的模糊狀態，賦予前殖民地人民當中的邊緣群體(ti) 全新的身分，隨著新的身分不斷放大，傳(chuan) 統的群體(ti) 連結不斷減弱。

「跨境民族」定位的風險

在近代列強蠶食、裂解中國的曆史背景下，中國的民族識別和由之衍生的對「跨境民族」認知，難免較多地專(zhuan) 注於(yu) 傳(chuan) 統的群體(ti) 連結，忽略或─—至少─—低估了群體(ti) 意識變遷的風險。

中國學界對於(yu) 「跨境民族」成員自我意識的形成、分化、現代化的討論尚不夠充分，尤其是未能充分體(ti) 認到「跨境民族」成員身分意識結構的層次和流變過程的普遍性：即從(cong) 曆史上「兩(liang) 屬」時代原形的「我群」意識期，演變到「我群」意識尚來不及發展成為(wei) 民族主義(yi) 的失敗蛻變期，再演變到在劃定後的現代邊界兩(liang) 側(ce) 分別形成新的國族意識這三階段當中，「跨境民族」成員對於(yu) 血緣、文化、記憶、身分、邊界、國家的多重認知。

帶有曆史化傾(qing) 向，注重尋根溯源的中國學界，尤其不喜歡談論現實利益議題，因而較少關(guan) 注到民族國家利益已經區隔了「跨境民族」成員曾經有過的共同利益的現實：分布於(yu) 邊界兩(liang) 側(ce) 或不同國家境內(nei) 的相近曆史文化群體(ti) 成員雖然仍有一定的共同曆史文化情感，但卻逐漸喪(sang) 失共同的族群利益。

當然，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對於(yu) 民族國家體(ti) 係本身也帶來了全新的挑戰。自由貿易與(yu) 信息革命弱化了民族國家的政治力，「本土化」、人群分化成為(wei) 新的趨勢。然而，這種分化並沒有被導向前現代秩序複興(xing) 的方向，反而比較象是前述前現代「兩(liang) 屬」人群的「我群」意識在近代轉型期來不及發展成為(wei) 民族主義(yi) 的失敗蛻變過程的複活。

近來有人注意到，「近20年來，隨著中國社會(hui) 經濟的變遷和邊境地區全方位的開放，跨境民族以往處於(yu) （中國）國家主導下的意識形態開始削弱，伴之而起的是本民族意識、宗教意識的上升」；[2]被認定為(wei) 「跨境民族」的群體(ti) 在邊界兩(liang) 側(ce) 或跨越邊界的互動也往往伴隨著衝(chong) 突，而這類衝(chong) 突又往往會(hui) 上升為(wei) 國家利益乃至國家主權、國家安全的衝(chong) 突。[3]

不僅(jin) 如此，中國境內(nei) 一些被界定為(wei) 「跨境民族」群體(ti) 的某些成員，甚至開始放棄中華民族認同，接受邊界另一側(ce) 或其他國家的國族意識。這一現象在一定程度上所呈現的，是中國政、學界有點一廂情願地擁抱訴諸情感的「跨境民族」概念，忽略其中風險的結果。

事實上，不論我們(men) 是否依照費孝通先生的「多元一體(ti) 論」劃分「民族」這個(ge) 概念的「層次」，「民族識別」下的「民族」都是一個(ge) 排他性的概念，但「跨境民族」的概念卻對「民族」的概念提出了挑戰，自成既排他，又容異的矛盾體(ti) 。

具體(ti) 而言，「56個(ge) 民族」的概念在描述某一曆史階段當下靜態的現實時有其合理性，雖然在人群交融、國族建構、民族國家主體(ti) 意識建構的連續過程麵前顯得有些捉襟見肘，但由於(yu) 它賦予中國人當中的族裔文化群體(ti) 以「國民」之外的「第二身分」，它至少界定了「少數民族」成員的「中國人」身分；但是如果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族識別邏輯和結果進一步延伸到「跨境民族」的領域，則部分少數族群的「中國人」身分反而可能受到挑戰。

從(cong) 中古到近代，前述「兩(liang) 屬」群體(ti) 對中國王朝的向心力大致仍大於(yu) 對中國周邊「藩屬」等政權的效忠。中國邊境以外的相關(guan) 族群曾經對中國境內(nei) 的相近血緣／文化群體(ti) 充滿崇仰。

20世紀前期，「中華民族」的國族建構曆程，即使曾在伊斯蘭(lan) 文化和黃教政教傳(chuan) 統影響之下的中國中亞(ya) 、蒙古草原和西藏高原遭遇挫折，但在華南、西南和西北地區東(dong) 部的丘陵、河穀地帶仍相對順利。在社會(hui) 主義(yi) 之下，共產(chan) 主義(yi) 意識形態本身即具有「統一」性質，「社會(hui) 主義(yi) 民族」的建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有效的國族建構。而正當南方丘陵地帶的非漢人群體(ti) 參與(yu) 中國民族國家建構之際，東(dong) 南亞(ya) 乃至東(dong) 北亞(ya) 現代國家的前身仍然都是列強的殖民地，這些因素都使得中國人不易體(ti) 認到「跨境民族」這個(ge) 概念中的負麵因素。

揆諸曆史，邊緣、「兩(liang) 屬」人群的文化傳(chuan) 統本來就不是固定不變的，而現代民族國家之下邊疆少數族群的政治認同轉移的例子也並不鮮見。

近古史上的越南王朝向北擴張，逐漸控製高平、諒山之後，廣泛分布嶺南地區的「僮」人即已開始分化的過程，高平、諒山區域的「僮」人逐漸受到越南多數族群「京」人文化的廣泛影響，形成「岱」人；此後廣西的一部分「僮」人再遷入越南王國境內(nei) ，一方麵受「岱」人的影響，另一方麵仍與(yu) 廣西的「僮」人文化保持較多的關(guan) 連，遂再形成「儂(nong) 」人。

同源且有密切親(qin) 屬關(guan) 係的緬甸撣人與(yu) 中國傣人，前者緬化，後者漢化，其過程都是在緬甸與(yu) 明、清大致確定其勢力範圍後即已開始的。

在民族國家的背景之下，邊緣少數族群文化向民族國家的主體(ti) 族群文化靠近；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包括邊緣少數族群文化在內(nei) 的所有非西方文化都向西方文化靠近的大趨勢迄今仍在持續。

這一大趨勢下的具體(ti) 流變也是複雜的：或者，少數族群文化自身的核心價(jia) 值仍在，但外觀發生很大變化；或者，少數族群文化的外在形式大致保留，但核心價(jia) 值已然改變。處在兩(liang) 個(ge) 以上民族國家之間，被視為(wei) 「跨境民族」的群體(ti) ，其主體(ti) 意識、國家意識的遊移現象就更為(wei) 明顯，更容易受到政治操作的影響。

即使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居住在中國境內(nei) ，但被界定為(wei) 「跨境民族」成員的邊民遷移到邊境另一側(ce) 的情形還是屢屢發生。從(cong) 集體(ti) 化、大躍進受挫的1950年代後期到1970年代後期的20年社會(hui) 、生活巨變期當中，這類遷移尤其頻繁。

1990年代之後，塑造「社會(hui) 主義(yi) 民族」的努力悄然告終，在鄰國政治、宗教、族群和人口政策的吸引，以及種植鴉片等經濟利益的誘惑下，不僅(jin) 仍然可以見到這類遷移現象，某些從(cong) 未離開中國國境的「跨境民族」邊民，也在非物質層麵改變了自我意識。這些因素包括：

一、政治吸引力。

最直接的是政治地位的吸引力。如中國境內(nei) 的少數族群對於(yu) 與(yu) 之有密切血緣／文化關(guan) 係的親(qin) 緣族群在境外建立民族國家的羨慕和認同。訴求蒙古國與(yu) 中國、俄羅斯聯邦的蒙古人聚居區合並的「蒙古統一」運動，其基點是主權獨立的蒙古國；哈薩克斯坦的「哈薩克回歸」運動，內(nei) 容是「主體(ti) 民族」號召「同胞」回歸「曆史祖國」這使得新疆北部教育程度較高的哈薩克專(zhuan) 業(ye) 人士大量移往該國；與(yu) 此類似的「韓民族故土」說和「韓民族離散」說，則將主要目標對準中國的朝鮮族公民。

「泛民族主義(yi) 」則具有間接的吸引力。如曾經在新疆誘發1930年代初期右翼突厥穆斯林民族主義(yi) 運動和1940年代中後期左翼突厥穆斯林民族主義(yi) 運動的「泛伊斯蘭(lan) 主義(yi) 」、「泛突厥主義(yi) 」，於(yu) 1990年代以來再度成為(wei) 新疆突厥穆斯林分離主義(yi) 者政治綱領的一部份。「泛泰主義(yi) 」則將僮、泰人南遷形成暹邏人的曆史，描述為(wei) 中國侵占「泰人故土」，其「恢複舊疆」的主張，竟在長期自傲於(yu) 華化的中國傣、僮等族群部分知識菁英中激起漣漪；越南政界和學界也以與(yu) 「泛泰主義(yi) 」類似的邏輯質疑中國對嶺南乃至長江流域的主權，這一主張的影響力固然仍是隱性的，但其潛在能量似難以輕忽。

二、文化吸引力。

如文化人類學上的「苗」（Hmong）分布在華南、西南和整個(ge) 中南半島接壤與(yu) 不接壤的幾個(ge) 國家，但中國的苗語傳(chuan) 媒、出版業(ye) 在軟硬件上都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雲(yun) 南東(dong) 部、廣西南部等地的苗人往往隻能收聽境外的苗語電台、閱讀境外苗文讀物。部分苗人在境外電台的影響下改宗「王主」；部分在學習(xi) 境外苗文的同時，受到居住在美國等地苗人的文化和意識型態的潛移默化；人口更少，自認（並被承認）「人口主體(ti) 在外國」的「德昂」等族群，興(xing) 奮、驕傲於(yu) 鄰國所創製的「統一的民族文字」，熱切投入學習(xi) 。顯然，這些文化上的吸引，最終難免引發政治效應。

三、宗教吸引力。

全球化帶來了經濟成長，也同步啟動了宗教化、再宗教化趨勢。對於(yu) 邊緣少數族群而言，經濟成長的吸引力有其極限，其導致少數族群利益進一步邊緣化的效應反而進一步浮現，弱勢群體(ti) 尋求宗教作為(wei) 對抗邊緣化的精神武器，乃成為(wei) 全球化的副產(chan) 品。

世界性宗教，尤其是一神教，在與(yu) 全球化同步的宗教化、再宗教化趨勢中，對中國境內(nei) 的相關(guan) 群體(ti) 提供了離心動力。曆經長期中國化、儒家化的中國伊斯蘭(lan) 社區，在全球化和中國經濟高速成長的新局中，開始出現再伊斯蘭(lan) 化的趨向乃至政治伊斯蘭(lan) 的訴求。

這一現象最初看上去有蘇聯解體(ti) 後中亞(ya) 宗教回歸對新疆的影響，進一步觀察，1950年代中國民族識別過程中，對漢語穆斯林和突厥語穆斯林「族源」的學術判斷導引了21世紀以來「回族」和「維吾爾」等族群「追溯」其「阿拉伯」和「伊斯蘭(lan) 」源頭的舉(ju) 動，而這一舉(ju) 動不幸與(yu) 宗教民族主義(yi) 接軌。

與(yu) 此類似，雲(yun) 南西部和西北部的基督教跨境互動也帶有民族主義(yi) 色彩；在西雙版納，緬甸上座部佛教在傣人社區中的神聖地位，使得傣人覺得，不引緬僧入境，宗教儀(yi) 式的神聖性就會(hui) 打折扣；如無法延請緬僧，即須設法到境外參加宗教活動，這樣雙向的過程，都不免涉及宗教政治。

四、族群、人口政策的吸引力。

如，進入21世紀後，越南為(wei) 促進經濟成長，在越中邊境地區實施經濟、人口和少數族群優(you) 惠發展政策，吸引中國一側(ce) 的邊民移居到越南一側(ce) （中國認知中）的「同民族」聚居區，進而引發部分移居者的認同移轉。

顯然，「跨境民族」的認知和描述，對於(yu) 中國國內(nei) 的族群政治事務，其效果並非全然正麵。在被現代邊界分割的邊民麵前，「民族」身分和「國族」、「國家」認同兩(liang) 者（如費孝通先生所界定的）的「層次差異」往往是無從(cong) 分辨的。

「民族」身分和意識的強化，必然減弱對「國民」、「國族」成員身分的認同程度，減弱這類國民參與(yu) 國家政治的意願。1950年代，中國學界和政界將使用同樣語言、分享相同文化、信仰和曆史記憶的人群稱做「民族」之際，並未特別在意這個(ge) 詞同時被當作有政治邊界、主權邊界的「國家」的等義(yi) 詞。

今天看來，這一疏忽所引發的並不止於(yu) 概念的混淆，它也涉及到人群對自身的政治定位的過度想象；將跨境分布在不同國家，分享語言、宗教等傳(chuan) 統，但缺乏共同的政治機構基礎的文化人類學或政治人類學共同體(ti) 視為(wei) 「跨境民族」，更加劇了這種混淆和想象。

「跨境民族」很可能是一把「雙刃劍」，它可能成為(wei) 讓古代王朝合理的「天下秩序」重現生機的橋梁，但也可能變成「泛民族主義(yi) 」或分離主義(yi) 的溫床。

簡短的結語

在現實中，國家必須體(ti) 認到，它必須將國界之內(nei) 一切保留特殊傳(chuan) 統文化的群體(ti) 一視同仁地視為(wei) 平等的國家公民，由此，有必要將這些特殊群體(ti) 和與(yu) 該群體(ti) 有著血緣、傳(chuan) 統、文化關(guan) 聯，但居住在國界另一側(ce) 或國境之外的群體(ti) 和個(ge) 人區隔開來。

如果我們(men) 認定不具中國國籍的海外「華人」（在我們(men) 的認知中基本上與(yu) 漢人是等義(yi) 詞）不再是「中國人」，不再是「中華民族」成員，那麽(me) 居住在境外，但與(yu) 中國境內(nei) 的非漢人群體(ti) 有血緣／文化關(guan) 係的群體(ti) ，既不應該是中華民族成員，也不應該是「跨境民族」成員。

處在現代民族國家體(ti) 係中的東(dong) 亞(ya) 現代國家，幾乎都采行與(yu) 國家主權和國族整合正向相關(guan) 的族群政策，如果有一國不這樣做，它的國族整合即難以實現，其國家主權也容易受到損害。

以追求中華民族共同性、維護中國國家主權為(wei) 己任的現代中國，無疑不能無視這樣的現實。

注釋：

[1]對於(yu) 與(yu) 中國相關(guan) 的「跨境民族」、「跨界民族」，當代中國政、學界的經典描述是：「我國是一個(ge) 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共有56個(ge) 民族，與(yu) 14個(ge) 國家接壤，有陸地邊界線2.2萬(wan) 公裏，其中1.9萬(wan) 多公裏在少數民族地區，全國有34個(ge) 民族跨境而居。實際上在陸路邊境地區幾乎到處都居住著跨境民族。在東(dong) 北部和北部，我國與(yu) 朝鮮、俄羅斯、蒙古國三國之間，存在著朝鮮族、赫哲族、鄂倫(lun) 春族、鄂溫克族、俄羅斯族和蒙古族等跨境民族，其中的蒙古族、俄羅斯族、朝鮮族在境外都建有主權國家；朝鮮族甚至建有兩(liang) 個(ge) 主權國家：朝鮮和韓國。在西部和西北部，我國與(yu) 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等國家接壤，存在著哈薩克族、俄羅斯族、維吾爾族、塔塔爾族、柯爾克孜族、塔吉克族、烏(wu) 孜別克族（居住於(yu) 中國之外的叫烏(wu) 茲(zi) 別克族）等跨境民族，其中的哈薩克族、烏(wu) 孜別克族和塔吉克族的主體(ti) 均在境外。在西南部，我國與(yu) 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不丹等國之間存在著藏族、門巴族、珞巴族等跨境民族。在南部和東(dong) 南部，我國與(yu) 緬甸、老撾、越南間存在傣族、彝族、哈尼族、景頗族、傈僳族、拉祜族、佤族、德昂族、怒族、布朗族、獨龍族、阿昌族、壯族、布依族、苗族、瑤族、京族等跨境民族。在上述跨境民族中，有的是跨兩(liang) 國而居，有的是跨三國而居，還有的跨四國而居，總人口約為(wei) 6,600萬(wan) 人」。近20年來，隨著中國社會(hui) 經濟的變遷和邊境地區全方位的開放，跨境民族以往處於(yu) （中國）國家主導下的意識形態開始削弱，伴之而起的是本民族意識、宗教意識的上升。謝念親(qin) ，〈跨境民族：血脈相親(qin) 的異國人〉，刊於(yu) 《中國周邊》2013年第23期，頁26–27。

[2]謝念親(qin) ，〈跨境民族：血脈相親(qin) 的異國人〉，刊於(yu) 《中國周邊》2013年第23期，頁26–27。

[3]吳興(xing) 幟，〈中越邊境跨境民族與(yu) 邊民社會(hui) 治理研究──以雲(yun) 南省河口、金平縣為(wei) 例〉，刊於(yu) 《青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hui) 科學版）》2015年第2期，頁50–55。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