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dang) 在台灣的三民主義(yi) 實踐及其成敗

作者：吳啟訥（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史學博士）

來源：《原道》第32輯，陳明、朱漢民主編，湖南大學出版社2017年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臘月初一日己酉

        耶穌2018月1月17日

內(nei) 容提要：在國民黨(dang) 統治中國大陸的22年間，三民主義(yi) 中國化的過程並沒有完成。國民政府光複台灣，使台灣人從(cong) 殖民地的二等屬民變成一等國民，民族主義(yi) 得以實踐。國民黨(dang) 在台灣實施土地改革，民生主義(yi) 得以造福台灣人民。國民黨(dang) 在台灣的政治結構也必須回應台灣民眾(zhong) 參與(yu) 政治的需求，實施地方自治，地方自治選舉(ju) 成為(wei) 台灣政治活動中的焦點，民權主義(yi) 也得到實踐。國民黨(dang) 台灣的三民主義(yi) 實踐相對成功，卻也在近30年間遭受台灣社會(hui) 的拒斥，這一現象與(yu) 國民黨(dang) 政治基因的先天缺陷有關(guan) ，也有著曆史原因。國民黨(dang) 基於(yu) 其在冷戰時期的處境和自身的“現代化”情結，使得三民主義(yi) 尚未完成本土化過程，也向這種日本觀妥協，並不斷向地方勢力妥協，出讓理念和權利，因而完全略過了接收前殖民地所必經的去殖民化過程，為(wei) 其三民主義(yi) 實踐遭到反覆的命運植下禍根。

關(guan) 鍵詞：三民主義(yi) ；國民黨(dang) ；日本觀；現代化情結；去殖民化；

一

在接觸具有擴張、侵略傾(qing) 向的西方勢力之前，中國的近代轉型和具有近代意義(yi) 的國家建構一直沿著自身的曆史演進邏輯進行著，例如清朝針對“中原”與(yu) “藩部”的傳(chuan) 統關(guan) 係做出體(ti) 係化的製度創新，建構出大有別於(yu) 以往中國王朝的國家政治體(ti) 係。假如這個(ge) 體(ti) 係獨立演進，依其內(nei) 容推斷，我們(men) 將不會(hui) 看到民族、民主、自由、平等、國民經濟等等觀念的出現。西方列強的入侵，扭轉了中國曆史演進的方向，使得中國產(chan) 生了民族建國──這意味著將王朝國家改建成為(wei) 西式的現代國家，將王朝臣民轉化為(wei) 民族國家國民──的需求。在王朝中國龐大的體(ti) 量、曆史的慣性與(yu) 複雜性這些大背景下，近代中國國家建構的過程並不順利。

不順利的標誌之一，是現代中國建立現代國家、民族觀念的過程相對漫長。從(cong) 民眾(zhong) 到菁英，長期浸淫在“天地君親(qin) 師”體(ti) 係中的中國人無從(cong) 理解“主權”的和“民族”的“國”，其所能理解的僅(jin) 是個(ge) 人利益、家族利益與(yu) 不同範圍的地域利益。即使在外侮麵前，覺悟者也僅(jin) 是極少數。因此，在以“民族意識”“公民意識”為(wei) 號召的現代國家意識蔓延之前，整個(ge) 中國先蔓延開來的是地域意識、省籍意識。從(cong) 清末開始，這種意識的強化，屢屢造成一地、一省的利益，一個(ge) 團體(ti) 、集團的利益與(yu) 國家利益衝(chong) 突的現象。

正因為(wei) 如此，由孫中山於(yu) 20世紀初提出，國民黨(dang) 奉行的“三民主義(yi) ”具有重要的價(jia) 值。民族主義(yi) 是一個(ge) 人群的覺醒，而它的實踐需要人群中菁英的奮鬥；孫中山和國民黨(dang) 將“民族主義(yi) ”視為(wei) 其政黨(dang) 的核心價(jia) 值，還進一步強調“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yu) 國民全體(ti) ”，並以“五權”的架構設計賦予三民主義(yi) 的民族主義(yi) 以西式民主的意涵，名之為(wei) “民權主義(yi) ”；且為(wei) 三民主義(yi) 的民族主義(yi) 的內(nei) 容增添了全民利益共享的目標，名之為(wei) “民生主義(yi) ”。這些主張使得國民黨(dang) 最早成為(wei) 為(wei) 中華民族生存、整合奮鬥的菁英群體(ti) 。

然而，與(yu) 其他源自西方，但影響中國的思想一樣，在西方意識型態啟示下產(chan) 生的“三民主義(yi) ”必需完成“中國化”的過程，才能成為(wei) 成熟的中國政治藍圖，才能在中國文化的土壤上紮根。遺憾的是，即使經過了全民抗戰這樣重要的曆史洗禮，在國民黨(dang) 統治中國大陸的22年間，三民主義(yi) 中國化的過程並沒有完成。相較之下，由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所尊奉的馬克思主義(yi) ，反而在加速實現其中國化的過程。這樣，在與(yu)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政治競爭(zheng) 中落敗的國民黨(dang) ，直到退守台灣，才得到實驗其三民主義(yi) 政治藍圖的機會(hui) 。

二

對日抗戰，讓國民黨(dang) 部分完成了民族主義(yi) 的使命，但卻在與(yu)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這個(ge) 力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yi) ，廣泛動員基層社會(hui) 的政黨(dang) ──的政治競爭(zheng) 中落敗。國民黨(dang) 唯一比較完整的成就隻在於(yu) ，抗戰勝利後，讓已淪為(wei) 日本殖民地逾50年的台灣擺脫殖民地境況，贏得民族解放；退出大陸後被迫全力經營台灣，得到在這個(ge) 島嶼省分實踐三民主義(yi) 的機會(hui) 。

國民政府以犧牲數千萬(wan) 軍(jun) 民的代價(jia) 贏得抗戰，從(cong) 日本殖民統治下解放了台灣，使台灣人從(cong) 殖民地的二等屬民變成驕傲的一等國民，平等參與(yu) 國家政治事務，三民主義(yi) 的民族主義(yi) 在台灣得以實踐。

台灣的光複，也使得這個(ge) 島嶼脫離了日本的殖民經濟體(ti) 係，初步建立自己的經濟體(ti) 係。國民黨(dang) 在台灣實施土地改革，使80%沒有土地的台灣農(nong) 民成為(wei) 自耕農(nong) ，不僅(jin) 農(nong) 民所得大幅增加，地主的土地資本也藉此轉為(wei) 產(chan) 業(ye) 資本。貧富差距的縮小，產(chan) 業(ye) 資本的充裕，為(wei) 1970年代之後台灣經濟起飛奠定了基礎。這是推動三民主義(yi) 的民生主義(yi) ，造福全體(ti) 台灣人民之舉(ju) 。

國民黨(dang) 退守台灣後，冷凍“憲法”，以《動員戡亂(luan) 時期臨(lin) 時條款》代之，實施“訓政式”地方自治。在這個(ge) 背景下，國民黨(dang) 在台灣的政治結構，一方麵必須保留象征“憲政法統”的“中央政府”體(ti) 製，讓“總統”和三個(ge) “國會(hui) ”（“國民大會(hui) ”“立法院”和“監察院”）都得以持續延任；另一方麵，又必須回應居人口多數的台灣民眾(zhong) 參與(yu) 政治的需求，實施地方自治。地方自治選舉(ju) 自此成為(wei) 台灣政治活動中的焦點，地方自治選舉(ju) 的層級持續提高，規模持續擴大，三民主義(yi) 的民權主義(yi) 也得到相對有效的實踐。

三

三民主義(yi) 在1949年以前的大陸未能有效實踐，有負大陸民眾(zhong) 的期待，有其曆史原因，與(yu) 國民黨(dang) 政治基因的先天缺陷亦有關(guan) 聯；國民黨(dang) 台灣的三民主義(yi) 實踐相對成功，從(cong) 政治、經濟與(yu) 社會(hui) 層麵實質造福了台灣民眾(zhong) ，卻也在近30年間遭受台灣社會(hui) 的拒斥，這一現象與(yu) 國民黨(dang) 政治基因的先天缺陷同樣有關(guan) 聯，也有著曆史原因，隻是曆史的原因與(yu) 在大陸時期迥然不同。

此前提到，在現代國家意識出現之前，整個(ge) 中國先上演的是地域意識、省籍意識戲碼，做為(wei) 中國海疆島嶼的台灣自不例外。閩南粵東(dong) 不同地域、不同方言群體(ti) 的漢人於(yu) 明末清初陸續移民台灣的過程中，首先出現在這個(ge) 島嶼的，是較大陸原籍更為(wei) 強烈的漢番意識、地域意識、省籍意識；這些意識經過島嶼心態的加乘，其排他性大幅增加。1895年至1945年間，作為(wei) 清朝行省的台灣淪為(wei) 日本殖民地，使台灣人在形塑中華民族認同的三大近代曆史事件──辛亥變局、五四運動和抗日戰爭(zheng) 中缺席，因而到光複之日，不僅(jin) 未形成中國國家意識，其中與(yu) 日本合作的部分本地菁英（所謂“皇民”）甚至已經將殖民宗主國視為(wei) 祖國，排拒真實祖國的接收。這當中，台灣人的日本觀持續扮演著關(guan) 鍵的角色。

台灣的日本觀成形於(yu) 1920年代初“內(nei) 地延長主義(yi) ”時期，從(cong) 這個(ge) 階段起，到1945年日本投降為(wei) 止，一些來往大陸的台灣人，麵對近代化、都市化程度不高的祖宗之地，優(you) 越感油然而生。在“內(nei) 地延長主義(yi) ”的架構下，台灣人在台灣島上作為(wei) 殖民地二等公民的地位並未改變，但來往大陸的台灣人，卻可以在當時正處於(yu) 次殖民地狀況的大陸享有“日本人”的特權，在大陸華南和東(dong) 北的部分台灣人，還利用這樣的特權欺壓當地同為(wei) 漢人的中國百姓。1945年台灣回歸祖國，部分台灣人對於(yu) 光複台灣的中國政府和中國軍(jun) 隊“落後”“不體(ti) 麵”“不衛生”與(yu) “沒效率”的外觀產(chan) 生排斥，同步開啟了懷念日本殖民統治這種心態的大門。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相當一部分參與(yu) 者的動機，正是建立於(yu) 這一心態之上。

從(cong) 國際政治和地緣政治的某些特定角度看，國民黨(dang) 的政權也許是冷戰初期的受害者。蘇聯將中共、東(dong) 突厥斯坦共和國和外蒙古當作牽製國民黨(dang) 中國政府的籌碼，迫使國民黨(dang) 完全站到美國一邊，卻又在與(yu) 有蘇聯支持背景的中共的競爭(zheng) 中失敗，失去對大陸的控製；而當國民黨(dang) 政府驚險地退守台灣時，又發現要立足於(yu) 這個(ge) 不算大的島嶼，同樣充滿挑戰。將殖民宗主國視為(wei) 祖國的本島菁英強烈抵製國民黨(dang) 以“光複”為(wei) 名義(yi) 的接收和統治。國民黨(dang) 要鞏固他在台灣的統治，顯然必須利用公平分配土地資源等社會(hui) 變革措施爭(zheng) 取基層民眾(zhong) 的廣泛支持；但麵對大陸上共產(chan) 主義(yi) 政權的軍(jun) 事威脅和政治競爭(zheng) ，麵對整個(ge) 冷戰格局下不得不依附於(yu) 西方的窘境，又必須向富裕階層妥協，與(yu) 之聯合壓製下層潛在的動蕩因子（包括左翼思想、反帝、反殖思想，具體(ti) 而言，是反美、反日），因而完全略過了接收前殖民地所必須經曆的步驟，即去殖民化。國民黨(dang) 未能及時、準確地把握去殖民化的重大議題，為(wei) 其三民主義(yi) 實踐遭到反覆的命運埋下了禍根。

在這樣與(yu) 大陸迥異的曆史背景和過程之外，國民黨(dang) 政治基因的先天缺陷，更使之在麵對重大挑戰時，無法做出有效回應。這種缺陷之一，就是在思想上，三民主義(yi) 尚未完成本土化過程，國民黨(dang) 尚為(wei) 完全建立新的文化主體(ti) 性，仍然隻能往仰望西方式的現代化，讓自己在意識型態上居於(yu) 弱勢。現代化情結，使得國民黨(dang) 未能充分回應抗戰建國時期民眾(zhong) 對“新中國”主體(ti) 性的期待。現代化情結，使得國民黨(dang) 在台灣於(yu) 潛意識層麵原諒了日本殖民主義(yi) 的罪惡，未能充分體(ti) 認到在台灣去殖民化的必要性，錯過了在戰後去殖民化的重要時機。由於(yu) 現代化情結，同時讓台灣少數在殖民主義(yi) 統治架構下的合作者、受益者，以鄙夷的目光看待較台灣社會(hui) “落後”“野蠻”的國民黨(dang) ，使得崇拜“現代化”的國民黨(dang) 在親(qin) 日、皇民意識型態的包圍下落居下風。現代化情結，更讓接受日本殖民教育的台灣知識界和接受歐美教育的大陸菁英，有誌一同地在思想上自我殖民，無法找到解決(jue) 中國人自身困境的思想資源。

國民黨(dang) 政治基因的先天缺陷之二，是其缺乏長遠目標，也缺乏達成政治目標所需的動員力與(yu) 執行力。國民黨(dang) 在大陸時期始終無法讓組織和控製力穿透到基層，在台灣，國民黨(dang) 的地方自治舉(ju) 措，有政府向地方妥協的意味，目的隻是先求安定。國民黨(dang) 推行土地改革與(yu) 工業(ye) 化，本來是擴大基層政治基礎，培植國民黨(dang) 本地菁英的最佳時機：若與(yu) 前述去殖民化工作同步推動，在台灣以國民黨(dang) 在本地培育的菁英徹底取代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扶植的親(qin) 日菁英，不難從(cong) 奠定自身較為(wei) 堅固的統治基礎，但國民黨(dang) 在自身政治文化的製約下，未能把握這樣的機會(hui) 。當地方勢力藉地方選舉(ju) 的過程日漸膨脹，反過來升高對分享政府權力、分享國民黨(dang) 資源的要求時，國民黨(dang) 已不知如何因應，隻好向地方勢力妥協，不斷出讓權利和理念，而此舉(ju) 注定國民黨(dang) 的持續台灣化（台灣所稱的“國民黨(dang) 本土化”）。由於(yu) 這種“外來”政治力量的“台灣化”無力與(yu) 由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扶植的親(qin) 日菁英和自認為(wei) 其利益曾在國民黨(dang) 的土地改革中受損的大地主階層所主導的本地上層政治勢力所推動的“本土化”競爭(zheng) ，不可避免地形成無論是“中國國民黨(dang) ”還是今日（僅(jin) 具“中國國民黨(dang) ”之名）實質上已成為(wei) “台灣國民黨(dang) ”的政治力量持續衰微的趨勢。

總之，中國國民黨(dang) 是唯一曾經同時治理過海峽兩(liang) 岸的政黨(dang) ，它在大陸、在整個(ge) 中國以及在台灣所進行的三民主義(yi) 實踐和其中的成敗教訓，對於(yu) 麵對中華民族整合與(yu) 複興(xing) 職責的現代中國，仍有不可替代的參考價(jia) 值。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