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xiang) 村儒學”的由來與(yu) 鄉(xiang) 村文明重建

作者：顏炳罡（山東(dong) 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教授）

來源：《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hui) 科學版）》2020年第1期

摘要：鄉(xiang) 村儒學是民間儒學的特殊形態。在先秦時代孔子、孟子、荀子那裏，儒學沒有官方與(yu) 民間、精英與(yu) 大眾(zhong) 、城市與(yu) 鄉(xiang) 村之分別，卻包涵著向多向度分別發展的可能性。作為(wei) 理論形態的鄉(xiang) 村儒學可以追溯到孟子。兩(liang) 漢以下，曆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等朝代，政府推崇的官方儒學和經生文士之業(ye) 的精英儒學占主導地位，然而民間儒學尤其是鄉(xiang) 村儒學通過私塾、家學、私人書(shu) 院等不斷發展、深化。北宋時期鄉(xiang) 村儒學實現由理論圖景到生產(chan) 生活實踐的轉化。真正的儒學民間化運動始於(yu) 明代。泰州學派的崛起，標誌著民間儒學、鄉(xiang) 村儒學、鄉(xiang) 村教化走向理論自覺和實踐自覺，完成體(ti) 係化建構。泰州學派因此成為(wei) 鄉(xiang) 村儒學的真正源頭。20世紀以梁漱溟為(wei) 代表的鄉(xiang) 建運動，作為(wei) 解決(jue) 中國強盛問題的一種方案，是泰州學派的新發展。21世紀初期在山東(dong) 各地出現的“鄉(xiang) 村儒學”既是儒學創造性轉化與(yu) 創新性發展的一種實驗，也是一種示範。作為(wei) 一種實驗，它是對儒學在當代社會(hui) 能否煥發生機與(yu) 活力的一種實驗。作為(wei) 一種示範，鄉(xiang) 村儒學在山東(dong) 可做，在全國也可做；在鄉(xiang) 村可做，在都市更能做。

關(guan) 鍵詞：鄉(xiang) 村儒學；三老；泰州學派；鄉(xiang) 建運動；鄉(xiang) 風文明

鄉(xiang) 村儒學是民間儒學、大眾(zhong) 儒學、草根儒學、生活儒學的具體(ti) 形態。數千年來，中國社會(hui) 是一個(ge) 以農(nong) 耕文明為(wei) 主體(ti) 的社會(hui) ，鄉(xiang) 村是儒學的原鄉(xiang) ，是儒學不斷發展與(yu) 新生的根基。儒學是從(cong) 鄉(xiang) 土文化沃土中提煉、升華出來的生存智慧、人生信仰、生活方式和思想學說，反過來，儒學是鄉(xiang) 村文明的精神支撐、價(jia) 值標準、行為(wei) 規範、生活方式。在先秦時期，儒學沒有民間與(yu) 官方、大眾(zhong) 與(yu) 精英、城市與(yu) 鄉(xiang) 村、理論與(yu) 實踐之分。自漢代起，一方麵，儒學成為(wei) 經生文士之業(ye) ，另一方麵，三老製度的設計使儒學成為(wei) 鄉(xiang) 村治理的方式，儒學開始有民間與(yu) 官方、大眾(zhong) 與(yu) 精英、鄉(xiang) 村與(yu) 城市、知與(yu) 行的分別。到明代，泰州學派崛起於(yu) 海濱，標誌著民間儒學、大眾(zhong) 儒學、草根儒學、鄉(xiang) 村儒學的真正形成。20世紀，梁漱溟的鄉(xiang) 村建設實驗是泰州學派的現代版。21世紀初期，在山東(dong) 各地形成的鄉(xiang) 村儒學是民間儒學、大眾(zhong) 儒學、草根儒學形式之一，為(wei) 推動鄉(xiang) 風文明和鄉(xiang) 村文化振興(xing) 發揮著重要作用。

一、儒學、民間儒學與(yu) 鄉(xiang) 村儒學之形成

儒學根源於(yu) 華夏民族悠久的曆史文化傳(chuan) 統。孔子“信而好古，述而不作”，與(yu) 其說儒學是他的創造，不如說是他對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文化傳(chuan) 統的承傳(chuan) 。儒學是人學，是針對所有人的學問，是對人之所以為(wei) 人、人如何成為(wei) 理想的人而展開的理論說明和行為(wei) 實踐。在孔子那裏，儒學沒有民間與(yu) 官方、大眾(zhong) 與(yu) 精英、城市與(yu) 鄉(xiang) 村之別。他隻是“有教無類”（《論語·衛靈公》），不論貴族，還是平民，無論是國人，還是野人，“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嚐無誨焉”（《論語·述而》）。在孔子學生中，有孟懿子這樣的貴族，也有像子張、冉雍等那樣的“賤人”；既有如顏淵那樣的窮人，也有如子貢那樣的富人，還有如子路那樣的“野人”。孔子周流天下，四處講學，並沒有固定的講學場所，既可在都市，也可以在鄉(xiang) 村；既可在途中，也可以在居所，隻是隨處指點，隨機點醒。“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shu) ，孔子弦歌鼓琴”（《莊子·漁父》）。“緇帷之林”“杏壇之上”是曠野，不是今天的講學報告廳。天地之大，俯仰其間，哪裏沒有學問，哪裏不可以顯道、見道？什麽(me) 人不可以教化？哪裏人不可以教化？哪裏有鄉(xiang) 村與(yu) 都市之分，貧富高低之等或者此邦與(yu) 彼邦之念？這是孔子講學方式，也是孔子傳(chuan) 道的方式。

孟子講學“往者不追，來者不拒”，同樣沒有大眾(zhong) 與(yu) 精英、都市與(yu) 鄉(xiang) 村之別。《孟子·盡心下》記載：“孟子之滕，館於(yu) 上宮。有業(ye) 屨於(yu) 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cong) 者之廋也？’曰：‘子以是為(wei) 竊屨來與(yu) ？’曰：‘殆非也。’‘夫予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距。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往者不追，來者不拒”是“有教無類”的具體(ti) 貫徹，這說明孟子講學之門向全社會(hui) 開放，“館於(yu) 上宮”是都市裏的上宮，而不是孔子的“緇帷之林”的“杏壇”。誠然，與(yu) 孔子相比，孟子講學更偏重於(yu) 在都市講學傳(chuan) 道，講授的對象更多的是達官顯貴，力圖“得君行道”，以實現自己平治天下的理想。

先秦時期最後一位大儒荀子，“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wei) 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wei) 祭酒焉”（《史記·孟子荀卿列傳(chuan) 》）。荀子在齊國生活時間比較長，後離開齊國到了楚國，“春申君以為(wei) 蘭(lan) 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lan) 陵”（《史記·孟子荀卿列傳(chuan) 》）。齊國稷下學宮是中國最早的高等學府，可以與(yu) 柏拉圖創辦的雅典學園相媲美，荀卿三為(wei) 祭酒即三次出任這所高等學府的領袖。荀子講學主要在都市，相當於(yu) 今天在官辦的大學裏麵。荀子離齊適楚，因家蘭(lan) 陵。蘭(lan) 陵是楚國的一個(ge) 城邑，也不完全是鄉(xiang) 野。但荀子主張“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荀子·儒效》）。秦統一六國，蘭(lan) 陵地位開始下降，但荀子晚年在蘭(lan) 陵開創的文化事業(ye) 並沒有中絕。荀子後學繼續在蘭(lan) 陵及其他地方講學，傳(chuan) 承儒學事業(ye) ，在漢代的蘭(lan) 陵地區形成了後蒼、蕭望之、匡衡、王臧、孟卿、孟喜、繆襲、疏廣、疏受、王良等經師群。劉向指出：“蘭(lan) 陵多善為(wei) 學，蓋以荀卿也。”[1]荀子去官後，廢居蘭(lan) 陵，民間講學培養(yang) 和造就了儒學傳(chuan) 人，在這些學人的影響下，至兩(liang) 漢蘭(lan) 陵出現了“多善為(wei) 學”的局麵，形成了文化高地。

先秦時代，無論是孔子的儒學、孟子的儒學、荀子的儒學並沒有城鄉(xiang) 之別，沒有官方與(yu) 民間之分，沒有精英與(yu) 大眾(zhong) 之殊。換言之，在先秦沒有嚴(yan) 格意義(yi) 上的直接針對鄉(xiang) 村的儒學，同樣也沒有嚴(yan) 格意義(yi) 上針對城市的儒學。儒學，官方用之就是官方儒學；民間用之就是民間儒學；城市人掌握就是城市儒學；鄉(xiang) 村人掌握就是鄉(xiang) 村儒學；在士大夫手裏就是精英儒學；在民眾(zhong) 心裏、落實於(yu) 民眾(zhong) 生活就是民間儒學。在孔子、孟子、荀子那裏，儒學沒有任何分別，又包含著向一切分別拓展的可能性，含藏著向官方儒學、民間儒學、精英儒學、大眾(zhong) 儒學、城市儒學、鄉(xiang) 村儒學等發展的萌芽。

在中國大地上出現最早的鄉(xiang) 村儒學現象，至少可以追溯到漢代。漢初，儒學以官方意誌走進鄉(xiang) 村並成為(wei) 國家基層治理的重要製度設計。劉邦在與(yu) 項羽激烈爭(zheng) 奪天下的時候，在其統治區域就明確提出：“舉(ju) 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眾(zhong) 為(wei) 善，置以為(wei) 三老，鄉(xiang) 一人。擇鄉(xiang) 三老一人為(wei) 縣三老,與(yu) 縣令丞尉以事相教,複勿傜戍。”（《漢書(shu) ·高帝紀上》）“三老”作為(wei) 官名在先秦時代就已出現，但由政府在基層治理結構中予“三老”以特殊地位，並將這一舉(ju) 措推向全國，使之成為(wei) 鄉(xiang) 村治理的重要方式，則始於(yu) 漢高祖劉邦。三老作為(wei) 年高德碩、能帥眾(zhong) 為(wei) 善的人，既是道德楷模，又要善盡教化鄉(xiang) 民之職，是中國最早掌管鄉(xiang) 村教化的低級官員。漢文帝進而對三老教化的具體(ti) 內(nei) 容做出明確規定：“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wei) 生之本也。三老，眾(zhong) 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導民焉。”（《漢書(shu) ·文帝紀》）三老是眾(zhong) 民之師，這既是對漢高祖時代的文化、教育、基層治理政策的延續，同時又是對這一政策的強化。因為(wei) 漢文帝明確指出，三老為(wei) “常員”，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有編製的“正式工”，不是“臨(lin) 時工”，不僅(jin) 掌教化，還負有勸民力田、輔佐官吏察舉(ju) 賢才之責。《白虎通》進一步規範這一政策：“古者教民者，裏皆有師，裏中之老有道德者為(wei) 裏右師，其次為(wei) 左師，教裏中之子弟以道藝、孝悌、仁義(yi) 。”（《白虎通》卷六《辟雍》）道藝、孝悌、仁義(yi) 是鄉(xiang) 村儒學教授的主要內(nei) 容。漢代政府一向重視儒學在鄉(xiang) 村的推廣，重視德治禮序在基層治理中的作用，孝悌仁義(yi) 既是導民向善的方式，也是基層治理的目標，這是最早的“鄉(xiang) 村儒學”。自漢以後，無論朝代怎樣更替，鄉(xiang) 、裏、閭、村等等名稱如何變化，通過官吏設置、鄉(xiang) 紳的道德示範、童蒙讀物、宗族祠堂、家規家訓以及禮俗行為(wei) 的世代模仿等形式，從(cong) 而使儒學深深地植根於(yu) 鄉(xiang) 村，中國鄉(xiang) 村百姓須臾也沒有離開儒學尤其是儒家的孝、悌、忠、信、禮、義(yi) 、廉、恥的文化浸潤。

漢代“三老”現象隻能說是“儒學在鄉(xiang) 村”或者說儒學下鄉(xiang) 的自覺，還不等於(yu) 真正意義(yi) 上的“鄉(xiang) 村的儒學”，並不是儒者主觀設計的或者說理論形態的鄉(xiang) 村儒學、民間儒學或大眾(zhong) 儒學。作為(wei) 理論形態的鄉(xiang) 村儒學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孟子。孟子所謂“井田製”包含著鄉(xiang) 村儒學的原始方案：“鄉(xiang) 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qin) 睦。”（《孟子·滕文公上》）孟子給我們(men) 描繪的是一幅令人向往、充滿了人間溫情的鄉(xiang) 村儒學圖景。孟子隻有描繪，但沒有將其理論推向實踐、落實於(yu) 生活。將孟子的“鄉(xiang) 村儒學”由設計付諸實踐、落實為(wei) 真實生活，始於(yu) 北宋藍田呂氏兄弟的《鄉(xiang) 約》訂定及其實施。《鄉(xiang) 約》明確要求村民“德業(ye) 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這已不僅(jin) 僅(jin) 是儒家理論在鄉(xiang) 村的落實，而是形成了鄉(xiang) 村儒學理論係統和與(yu) 之相配套的實踐流程，實現了由“儒學在鄉(xiang) 村”到“鄉(xiang) 村儒學”的轉化。

二、泰州學派崛起：民間儒學、鄉(xiang) 村儒學走向理論自覺與(yu) 實踐自覺

誠然，由兩(liang) 漢魏晉南北朝，曆隋唐宋元，私塾講學、家學傳(chuan) 承、遺老鄉(xiang) 間課徒乃至私人書(shu) 院傳(chuan) 授等都屬於(yu) 民間儒學範圍，如果這些活動發生在鄉(xiang) 間，同樣可稱為(wei) “鄉(xiang) 村儒學”，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儒學在鄉(xiang) 村從(cong) 未中絕。不僅(jin) 未嚐中絕而已，甚至可以說得到了承續與(yu) 發揚，如唐代出現、宋元得到廣泛發展的書(shu) 院，就是民間儒學得到發展的最好證明。不過，真正的儒學民間化運動始於(yu) 明代，泰州學派是民間儒學、鄉(xiang) 村儒學、鄉(xiang) 村教化的真正開啟者，也是鄉(xiang) 村儒學從(cong) 理論到實踐這一體(ti) 係的真正完善者。泰州學派的重要傳(chuan) 人王棟對此有清楚的說明。他指出：

自古士農(nong) 工商，業(ye) 雖不同，然人人皆共此學，孔門猶然。考其弟子三千，而身通六藝者才七十二，其餘(yu) 則皆無知鄙夫耳。至秦滅學，漢興(xing) ，惟記誦古人遺經者，起為(wei) 經師更相授受，於(yu) 是指此學獨為(wei) 經生文士之業(ye) ，而千古聖人原與(yu) 人人共明共成之學，遂泯而不傳(chuan) 矣。天生我先師，崛起海濱，慨然獨悟，直超孔子，直指人心，然後愚夫俗子、不識一字之人，皆知自性、自靈、自完、自足，不假聞見，不煩口耳，而二千年不傳(chuan) 之消息一朝複明。[2]

王棟這段論述，推倒秦漢以下的所有經生文士之業(ye) ，認為(wei) 那些都是聖學之皮相，不是聖學之真精神。泰州學派的創始人王艮“崛起海濱，慨然獨悟，直超孔子”，他繼承了孔子的真精神，才是真聖學、真儒學。這個(ge) 學問“直指人心，然後愚夫俗子不識一字之人，皆知自性、自靈、自完、自足，不假聞見，不煩口耳”，愚夫俗子可學，不識一字之人可共此學，當然通達之人、高人逸士同樣可共此學。在泰州學派那裏，儒學是普遍的、大眾(zhong) 的、生活的，而不是經生文士的專(zhuan) 門之學、專(zhuan) 家之學。的確，孔子的儒學不專(zhuan) 指經生文士之業(ye) ，孔子“有教無類”，其學向全社會(hui) 開放，向所有人開放，向士、農(nong) 、工、商等各階層、各職業(ye) 開放，當然包括向愚夫俗子的開放，就這一點而言，王棟的理解沒有錯。不過，儒學自創始起，就存在另一麵相，即儒學同時又是一套知識係統、學問係統。孔子刪《詩》《書(shu) 》、定《禮》《樂(le) 》、讚《周易》、著《春秋》所開創的這套學問係統，不是愚夫俗子所能傳(chuan) 承的，而是專(zhuan) 家之學即孔門四科之一“文學”科，是“行有餘(yu) 力，則以學文”的文，是專(zhuan) 門之學，是精英儒學。這說明儒家有精英傳(chuan) 統的一麵，不能因大眾(zhong) 儒學而否定精英儒學。

作為(wei) 鄉(xiang) 村儒學源頭的泰州學派崛起的學術原因，前人和時賢都已作了很多的說明，這裏不再一一指陳。筆者想強調一點，即泰州學派的崛起是與(yu) 朱元璋推動鄉(xiang) 村儒學教化與(yu) 儒化的基層治理分不開的。有明一代，無一人的政治權威與(yu) 政治影響力可以與(yu) 朱元璋相抗衡，因此他對儒家思想在鄉(xiang) 村教化與(yu) 社會(hui) 治理的重視，為(wei) 明代儒生在鄉(xiang) 村講學、探索不同的鄉(xiang) 村治理模式提供了政治合法性保障。

洪武五年四月，朱元璋發布詔令：“天下大定，禮儀(yi) 風俗不可不正。……鄉(xiang) 黨(dang) 論齒，相見揖拜，毋違禮。婚姻毋論財。喪(sang) 事稱家有無，毋惑於(yu) 陰陽拘忌，停柩暴露。……僧道齋醮雜男女，恣飲食，有司嚴(yan) 治之。”[3]這個(ge) 詔書(shu) 是明初最重要的文化建設文件，直接指向百姓生活、鄉(xiang) 村禮俗，突出了以儒家治國，嚴(yan) 禁僧道不法行為(wei) ，反對迷信，“婚姻毋論財，喪(sang) 事稱家有無”，當時切實可行，至今也有意義(yi) 。明洪武三十年九月又頒布了“聖諭六條”，即“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xiang) 裏，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wei) ”，要求在全國尤其是鄉(xiang) 村進行大力推行和廣泛傳(chuan) 播。次年，朱元璋又專(zhuan) 門發布《教民榜文》，對如何教化民眾(zhong) 進行了專(zhuan) 門規範。其中規定：“每鄉(xiang) 每裏各置木鐸一個(ge) ，於(yu) 本裏內(nei) 選年老或殘疾不能理事之人或瞽目者，令小兒(er) 牽引持鐸循行本裏，如本裏內(nei) 無此等之人，於(yu) 別裏內(nei) 選取，俱令直言叫喚，使眾(zhong) 聞知，勸其為(wei) 善，毋犯刑憲。其詞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xiang) 裏，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wei) 。如此者每月六次。其持鐸之人，秋成之時，本鄉(xiang) 本裏內(nei) 眾(zhong) 人隨其多寡資助糧食。如鄉(xiang) 村人民住居四散窎遠，每一甲內(nei) 置木鐸一個(ge) ，易為(wei) 傳(chuan) 曉。”[4]這是中國最早設立的宣教員製度。這些宣教員不需要多麽(me) 高深的學養(yang) ，也不需要多麽(me) 強壯的體(ti) 力，而喪(sang) 失勞動能力、無法從(cong) 事農(nong) 事活動的年老者、殘疾不能理事的人或盲人，最宜為(wei) 宣教員。具體(ti) 實行起來方法也非常簡單，宣教員手持本鐸，讓一兒(er) 童牽引著，在鄉(xiang) 社之間四處遊走，高聲叫喊：“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xiang) 裏，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wei) 。”每月重複喊六次。每年秋天，本鄉(xiang) 本裏資助其糧食作為(wei) 報酬。這是明代由官方發明的儒學傳(chuan) 播新方式。由於(yu) 這一方式簡單易行，並在全國普遍流行開來並延續下去，直到20世紀在山東(dong) 有的地方還保存著這一宣教方式——民間稱為(wei) “喊街”。

如果不追究朱元璋的政治動機，僅(jin) 就“聖諭六條”的內(nei) 容而言，無一不是儒家思想的通俗表達，可以說朱元璋是自覺借皇權來推動儒家思想在基層社會(hui) 傳(chuan) 播與(yu) 落實之第一人。“聖諭六條”受到具有儒家信仰的知識分子的普遍重視，泰州學派創始人王艮認為(wei) “聖諭六條”，以孝悌為(wei) 先，誠為(wei) 萬(wan) 世之至訓。顏鈞著有《箴言六章》，對“聖諭六條”逐一闡述，發揮其大義(yi) 。羅汝芳更是對“聖諭六條”推崇備至：“而不知‘孝順父母、恭敬長上’數言，直接堯舜之統，發揚孔孟之蘊，卻是整頓萬(wan) 世乾坤也。”[5]無論是任安徽寧國知府，還是任雲(yun) 南參政，還是平時鄉(xiang) 居，羅汝芳都積極推行以“聖諭六條”為(wei) 核心的鄉(xiang) 約。如他的《寧國府鄉(xiang) 約訓語》即對“聖諭六條”進行的逐條解讀。“聖諭六條”為(wei) 民間儒學、平民儒學、通俗儒學、大眾(zhong) 儒學的出現提供了政治合法性依據，是泰州學派興(xing) 起的重要緣由。

“聖諭六條”作為(wei) 明代鄉(xiang) 村教化的政治性綱領，針對的是百姓、大眾(zhong) 的生活，是儒家教化在民間層麵上的落實，因而在表達形式上是詩歌式、格言式呈現，而不是古奧的散文體(ti) 呈現，由此開明代以俗導訓、以詩說理、以格言化民的先河。泰州學派從(cong) 創始人到二代、三代傳(chuan) 人，很多並不是經生文士出身，更不是學問大家和精英，而是普通農(nong) 人、灶丁、陶工、樵夫、販夫走卒。他們(men) 最接地氣，最了解鄉(xiang) 村百姓、下層民眾(zhong) 的需要，最懂得怎樣才能打動普通大眾(zhong) 的心靈，而詩歌、格言式表達為(wei) 他們(men) 的創作找到了理想的形式。如王艮的《樂(le) 學歌》：

人心本自樂(le) ，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知還自覺。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le) 。樂(le) 是樂(le) 此學，學是學此樂(le) 。不樂(le) 不是學，不學不是樂(le) 。樂(le) 便然後學，學便然後樂(le) 。樂(le) 是學，學是樂(le) 。於(yu) 乎，天下之樂(le) ，何如此學，天下之學，何如此樂(le) 。[6](P718)

這種表達朗朗上口，又易於(yu) 傳(chuan) 誦。他們(men) 既能將抽象的本體(ti) 觀念搞得通俗淺顯，易記易懂，又能將儒家思想如孝順父母、和睦鄰裏等大道理講得生動感人，令人信服，這是泰州諸公的手段與(yu) 能耐。洋洋灑灑，著書(shu) 立說，不是他們(men) 所長，也不一定是他們(men) 所樂(le) 為(wei) 。周流天下，側(ce) 身於(yu) 民眾(zhong) 之中，講學論道，化民成俗，是他們(men) 的追求，也是他們(men) 所向往的生活方式。黃宗羲在談到羅近溪時說：“論者謂龍溪筆勝舌，近溪舌勝筆。顧盻呿欠，微談劇論，所觸若春行雷動，雖素不識學之人，俄頃之間，能令其心地開明，道在現前。一洗理學膚淺套括之氣，當下便有受用，顧未有如先生者也。”[6]（P762）這一評價(jia) 對羅近溪合適，放到泰州學派的其他人身上也合適。將聖賢之道講得凡夫俗子可知、可懂、可明、可行，而文人雅士又可會(hui) 心一笑，且覺得別有韻味時，這種學問、這種本領隻有泰州人物可以當之。泰州學派的講學當然不限於(yu) 鄉(xiang) 村，聽眾(zhong) 對象也不限於(yu) 愚夫愚婦，在都市、在書(shu) 院、在鄉(xiang) 村，無處不可講；聽眾(zhong) 有學者、有士紳，也有樵夫、漁夫、陶工、匠人，儒學在他們(men) 那裏是大眾(zhong) 的學問，不是少數文化精英生活的奢侈品。向大眾(zhong) 講學是他們(men) 的生活需要，也是他們(men) 的精神追求，更是他們(men) 的弘道方式和生命意義(yi) 展開。

泰州學派講學情景之一，羅近溪講學：

至若牧童樵豎，釣老漁翁，市井少年，公門將健，行商坐賈，織婦耕夫，竊屨名儒，衣冠大盜，此但心至則受，不問所由也。……是以車轍所至，奔走逢迎，先生抵掌其間，坐而談笑。人望豐(feng) 采，士樂(le) 簡易。解帶披襟，八風時至。[7]

這是孔子“有教無類”的真正落實。教化是人人都應接受的教化，是人人都應教應化，有什麽(me) 老少之分，身份之別？“心至則受，不問所由”，這是孟子的“來者不拒，往者不追”。而講者在眾(zhong) 人簇擁之下，在人叢(cong) 之中“坐而談笑”，時或“解帶披襟，八風時至”，這是一種何等灑脫！深入民眾(zhong) 之中，又鶴立其中，這風采，這飄逸，至今讓人心向往之。

泰州學派講學情景之二，韓貞講學：

每秋獲畢，群弟子班荊趺坐，論學數日，興(xing) 盡則拿舟偕之，賡歌互詠。如別林聚所，與(yu) 講如前。逾數日，又移如所欲往，蓋遍所知交居村乃還。翱翔清江，扁舟泛泛，下上歌聲洋洋，與(yu) 棹音欸乃相應和，睹聞者欣賞若群仙子嬉遊於(yu) 瀛閬間也。[8]

韓貞，泰州學派的學者，世代以製陶為(wei) 業(ye) ，年十五始問學於(yu) 樵夫朱恕。經朱恕引薦，受學於(yu) 王艮門下。學有所成，拒絕科考，慨然以弘道化俗為(wei) 己任。他周流講學，不出鄉(xiang) 野。“生成難並衣冠客，相伴漁樵樂(le) 聖賢”，這是韓貞的誌向。韓貞自覺地與(yu) 官方劃清界限，既決(jue) 然拒絕科舉(ju) ，也不求仕進，更拒絕縣令宴請，這就是“難與(yu) 衣冠並”，可以“相伴漁樵”而樂(le) 聖賢之道。

在孔子看來，有責任、有擔當的儒者，不能做避世而居的隱者，人要過人的生活，人隻能與(yu) 現實世界的人打交道，因而“鳥獸(shou) 不可與(yu) 同群”，但“相伴漁樵”則無有不可。不能在朝美政，也不求在朝美政，可以在下位美俗。韓貞是一位真正的民間儒者、平民儒者，是在下位而美俗者，與(yu) 鄉(xiang) 村百姓為(wei) 伍，苦鄉(xiang) 民之所苦，樂(le) 鄉(xiang) 民之所樂(le) 。一村聚罷又一村，一村講畢又一村。“翱翔清江，扁舟泛泛，下上歌聲洋洋”，這是學，這是樂(le) ，這是“樂(le) 是樂(le) 此學，學是學此樂(le) ”。

自北宋呂大臨(lin) 、呂大端兄弟通過《鄉(xiang) 約》探索中國鄉(xiang) 村治理方式，經南宋朱熹的損益、推廣，明初朱元璋的“聖諭六條”，再經過儒家知識分子一再宣揚並與(yu) 《鄉(xiang) 約》相結合，使得儒學在鄉(xiang) 村教化與(yu) 治理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以泰州學派為(wei) 代表的陽明後學則是“鄉(xiang) 村儒學”理論的奠基者和踐行者，王艮、朱恕、韓貞、顏鈞、何心隱、羅近溪等等，將民間儒學或鄉(xiang) 村儒學理論與(yu) 實踐提升到一個(ge) 新的境界，將儒學由漢以下“經生文士之業(ye) ”轉而為(wei) “士農(nong) 工商，人人皆共此學”之學成為(wei) “百姓日用之學”。20世紀梁漱溟先在河南，後在山東(dong) 從(cong) 事的“鄉(xiang) 村建設運動”，有的學者稱之為(wei) “新泰州”，蓋有由焉。

三、鄉(xiang) 建運動與(yu) 當代新儒家的實踐化、大眾(zhong) 化

近代以來，無數懷抱理想的仁人誌士殫精竭慮去探索中國走上強盛之路，為(wei) 此提出了種種方案。20世紀20年代出現的鄉(xiang) 村建設運動，是解決(jue) 中國強盛問題的眾(zhong) 多方案之一。陶行知、黃炎培、盧作孚、梁仲華、彭禹廷、晏陽初、王鴻一、梁漱溟等是鄉(xiang) 建派著名代表人物。鄉(xiang) 建派認為(wei) ，中國的根本問題是鄉(xiang) 村問題，鄉(xiang) 村問題之解決(jue) 才是中國問題的根本解決(jue) ，缺乏鄉(xiang) 村的強盛支撐中國強盛不可想象，因而鄉(xiang) 建派力圖通過改造鄉(xiang) 村而改造中國，探索通過農(nong) 村的現代化帶動整個(ge) 中國走上現代化的道路。雖然陶行知、黃炎培、晏陽初、彭禹廷、梁仲華、梁漱溟、王鴻一等等，社會(hui) 出身不同、教育背景不同、立場觀點不同，但都非常重視鄉(xiang) 村教育和鄉(xiang) 民教化。而以儒家思想為(wei) 本，融入西方現代意識，提出一套相對完整的鄉(xiang) 村文化建設方案的是梁漱溟。

梁漱溟認為(wei) 中國問題最根本的是文化問題。近代以來，中國在政治、經濟上的改良運動以及革命之所以不成功，根源在於(yu) 照搬西方模式而造成中國極為(wei) 嚴(yan) 重的“文化失調”。中國是“倫(lun) 理本位，職業(ye) 分立”的社會(hui) ，西方是“個(ge) 人本位，階級對立”的社會(hui) ，西方文化傳(chuan) 入後，舊的社會(hui) 構造、價(jia) 值觀念被破壞了，但中國並沒有由此走上西方工商社會(hui) 的道路。弄得中國社會(hui) “其千年相沿襲之社會(hui) 組織構造已崩潰，新者未立”，邯鄲學步，匍匐而行，失卻自我，這就是文化失調。

既然中國問題本質上是“文化失調”問題，那麽(me) ，解決(jue) 中國問題的辦法就是改造舊文化，創造新文化。“從(cong) 來中國社會(hui) 秩序所賴以維持者，不在武力統治而在教化；不在國家法律而寧在社會(hui) 禮俗。質言之，不在他力而寧在自力。貫乎其中者，蓋有一種自反的精神，或曰向裏用力的人生。”[9]（P179）梁漱溟先生總結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秩序得以正常運轉的三要素是教化、禮俗、自力。

梁先生認為(wei) ，教化、禮俗、自力三者都是屬於(yu) 理性。中國文化是理性早啟，其所講的新建設，就是建設新禮俗。梁先生的文化創新不是對西方文化的模仿，更不是移植，而“要從(cong) 中國舊文化裏轉變出一個(ge) 新文化來”，這個(ge) 新文化的根是中國的，要從(cong) 中國文化這棵大樹的老根上生長出來。但他並不排斥西方文明，而是實現中國文化與(yu) 西方文化事實上的調和，調和成一個(ge) 東(dong) 西。他說：

我們(men) 講新的建設，就是建設新禮俗。那末，所謂新禮俗是什麽(me) ？就是中國固有精神與(yu) 西洋文化的長處，二者為(wei) 具體(ti) 事實的溝通調和(完全溝通調和成一個(ge) 事實，事實出現我們(men) 叫他新禮俗)，不隻是理論上的溝通，而要緊的是從(cong) 根本上調和溝通成一個(ge) 事實。此溝通調和之點有了，中國問題乃可解決(jue) 。[9]（P278）

鄉(xiang) 村建設在梁漱溟那裏有兩(liang) 層意義(yi) ：一是救濟鄉(xiang) 村，二是創造新文化。新禮俗就是他所創造的新文化，也是他從(cong) 中國舊文化裏轉化出的新文化。中國文化的固有精神就是自反精神，向裏麵用力的精神，西洋文化的長處即科學技術與(yu) 團隊組織，將西洋人的長處即科學技術與(yu) 團隊組織融入中國人的固有精神即中國的人生態度時，即中國精神與(yu) 西洋長處二者調和為(wei) 一既成事實之時，“就是一個(ge) 新社會(hui) 的實現，也是人類的一個(ge) 新生活。新社會(hui) 、新生活、新禮俗、新組織構造，都是一回事，隻是名詞不同而已”[9]（P278）。

如何保證中國固有精神與(yu) 西洋文化的長處從(cong) 而實現真正的溝通、調和，梁先生想到了鄉(xiang) 農(nong) 學校。鄉(xiang) 農(nong) 學校有“學眾(zhong) ”，由男女老幼一切村民組成；“學長”，由村中德高望重之人擔當；“學董”，由村中辦事能力強的人組成；“教員”，主要由鄉(xiang) 村建設的積極分子擔任。鄉(xiang) 校主要是教育機構，也是行政機構，所以可以稱得上是政教合一的機構。

鄉(xiang) 農(nong) 學校的建立離不開傳(chuan) 統所謂士、現代所謂知識分子的參與(yu) 。梁漱溟十分重視士或知識分子在鄉(xiang) 建運動中的作用。知識分子在傳(chuan) 統社會(hui) 被稱為(wei) “士”，上通天意，下接地氣，在社會(hui) 階層進而可以由“士”而“仕”，成就儒官、儒將，退可以由“士”而“農(nong) ”，成就耕讀之家，成為(wei) 鄉(xiang) 賢，士而商，成就儒商。士，在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結構聯結中起著至關(guan) 重要的作用。

在梁先生看來，中國問題得不到解決(jue) 在於(yu) 上層動力與(yu) 下層動力互不通氣，精英知識分子代表了上層動力，民眾(zhong) 代表了下層動力，兩(liang) 種動力沒有形成合力，才是幾十年來中國問題不得解決(jue) 的關(guan) 鍵。他指出：這兩(liang) 層動力如果不相銜接，中國問題就永遠無法解決(jue) ，兩(liang) 層動力一接氣，中國問題的轉機就來了。如何接氣？“全在知識分子下鄉(xiang) ”。

在他看來，“士”在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是四民之首，是讀書(shu) 明理之人，“代表理性，主持教化，維持秩序”。士即今天的知識子分子。他號召知識分子走出書(shu) 齋，走出中心城市，到鄉(xiang) 村中去，作農(nong) 民之師，擔當起教化之責，盡到時代責任。如果不能盡其社會(hui) 之責，放棄時代賦予的責任，就不再是“眾(zhong) 人之師”，而是“社會(hui) 之賊”。是作“師”，還是當“賊”，知識分子必須做出抉擇。他說：

今所謂知識分子，便是從(cong) 前所謂念書(shu) 人。如我們(men) 所講，它是代表理性，維持社會(hui) 的。其在社會(hui) 中的地位是眾(zhong) 人之師，負著領導教化之責，很能超然照顧大局，不落一邊。在辟建理想新社會(hui) 的工作上，他是最合條件不過的。……如果不能盡其天職，隻顧自己貪吃便宜飯，而且要吃好飯，那便是社會(hui) 之賊。今之知識分子其將為(wei) 師乎？其將為(wei) 賊乎？於(yu) 此二途，必當有所抉擇。[9]（P482）

是作民眾(zhong) 之師，還是作民眾(zhong) 之賊？知識分子對於(yu) 這一問題必須作出回答。在梁漱溟看來，一個(ge) 知識分子如果隻是徜徉於(yu) 空氣鬆和的都市裏，這樣的知識分子不要希望他們(men) 起來革命。知識分子“隻有下鄉(xiang) 而且要到問題最多痛苦最烈的鄉(xiang) 間，一定革命”。知識分子下鄉(xiang) 可以動員農(nong) 民，教化百姓，讓廣大農(nong) 民聯合起來。梁漱溟是改良主義(yi) 者、文化保守主義(yi) 者，他要求在中國文化這棵老樹上長出新芽，主張通過鄉(xiang) 村這個(ge) 中國文化有形的根來重建鑄造新文化，實現中國社會(hui) 整全的現代化。

知識分子是社會(hui) 的重要力量，他們(men) 頭腦敏銳，思想開放，勇於(yu) 創新，掌握先進科學技術，過去是、現在是、未來依然是鄉(xiang) 村振興(xing) 的重要支撐。沒有文化的軍(jun) 隊是愚蠢的軍(jun) 隊，沒有文化的鄉(xiang) 村是愚昧的鄉(xiang) 村，愚蠢的軍(jun) 隊不能打勝仗，愚昧的鄉(xiang) 村振興(xing) 就無從(cong) 談起。知識分子走出中心城市，側(ce) 身鄉(xiang) 間，到農(nong) 民中去，對於(yu) 鄉(xiang) 村振興(xing) 過去有效、今天有效、未來還是有效的。

梁漱溟視文化為(wei) 一個(ge) 民族的生活樣法，他常以生命之樹來類比文化，認為(wei) 中國有形的文化是鄉(xiang) 村，無形的文化是祖宗留下的老道理。中國文化這棵樹老了，葉黃枝枯，隻有根還是活的。要從(cong) 根上救起，讓老枝發新牙，重新生長新的枝幹。他認為(wei) “中國根幹在鄉(xiang) 村”，鄉(xiang) 村建設就是要使這個(ge) 老根上發出新芽。

作為(wei) 生於(yu) 官宦之家，長於(yu) 都市的學者，以九死不悔的毅力與(yu) 恒心，傾(qing) 其畢生念茲(zi) 在茲(zi) 於(yu) 鄉(xiang) 村建設、農(nong) 民生活狀況者，唯梁漱溟先生一人而已。鄉(xiang) 村是本，都市是末；鄉(xiang) 村是重心，都市是中心的論述，至今仍然不失為(wei) 客觀、理性的判斷；基於(yu) 他對中西文化的不同、社會(hui) 結構差異的認識，他主張根據中國國情，以中國固有精神為(wei) 依托，走出一條以農(nong) 業(ye) 引發工業(ye) 的獨特的現代化道路，為(wei) 人類文明的發展探索新模式。雖然他以鄉(xiang) 村建設為(wei) 基點的整個(ge) 建國方案失敗了，“事”上可能會(hui) 敗，“理性的總會(hui) 勝利”，他的許多主張對於(yu) 今天落實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依然具有啟發意義(yi) 。

梁漱溟在山東(dong) 鄒平從(cong) 事的鄉(xiang) 村建設實驗是“新泰州學派”，是泰州學派的現代版。梁先生深受泰州學派的影響，傳(chuan) 承了泰州學派的知行合一的實踐精神、關(guan) 懷基層治理的平民意識。那麽(me) ，作為(wei) 新泰州學派的“新”在哪裏？第一，泰州學派的鄉(xiang) 村自治旨在實現孔子“老安少懷”的政治理想，但這一理想的實現卻無法擺脫中國傳(chuan) 統血緣倫(lun) 理、宗法關(guan) 係，如顏鈞的萃和堂、何心隱的聚和堂等都是以宗法關(guan) 係為(wei) 基礎的，而梁漱溟在鄒平的鄉(xiang) 村建設實驗是對中國現代化方案、方式的探索，是建立在現代組織基礎之上的。第二，泰州學派講學旨在弘道化民，即光大以孔子為(wei) 代表的聖賢之道，教化百姓，而梁漱溟講學旨在從(cong) 中國舊文化裏生長出新文化即新禮俗，由新禮俗構造百姓的新生活。

四、“鄉(xiang) 村儒學”與(yu) 鄉(xiang) 村文化振興(xing)

現代“鄉(xiang) 村儒學”源於(yu) 山東(dong) 省泗水縣的尼山聖源書(shu) 院，是由書(shu) 院學者率先在書(shu) 院周邊村莊宣講儒家的孝悌仁愛之道而形成的一種儒學實踐形態。2012年底，學者們(men) 在書(shu) 院周邊村莊進行義(yi) 務儒學講習(xi)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經過一年多的儒學講習(xi) ，讓周圍鄉(xiang) 村尤其是北東(dong) 野村文化氛圍、人文環境、道德風貌等發生了很大改變。2014年2月，鄉(xiang) 村儒學講習(xi) 由書(shu) 院的幾個(ge) 村推廣至聖水峪鎮，設了北東(dong) 野村、小城子村、小官莊村、庠廠村、營裏村、南仲都、聖水峪鎮等七個(ge) 講學點，可以覆蓋十五六個(ge) 村莊。另外，在泗水縣城，書(shu) 院學者每周開設國學大講堂，講授國學基本知識，同時組織經典讀書(shu) 會(hui) ，以期提高縣城教師、公務員和市民的儒學修養(yang) ，培養(yang) 鄉(xiang) 村儒學師資。

近一時期，鄉(xiang) 村儒學在山東(dong) 已呈現蓬勃發展之勢。在山東(dong) 16個(ge) 地市中已有濟南、濟寧、聊城、濰坊、德州、泰安、煙台、威海等8個(ge) 地級市開展有鄉(xiang) 村儒學活動。其中濟寧聖水峪鎮、聊城韓屯鎮、青州王墳鎮侯王村、彌合鎮張家窪村、德州市德城區新四合社區、濟南市章丘文祖鎮三德範村、淄博市高青唐坊鎮、煙台市萊山區南水桃林村等開展的鄉(xiang) 村儒學較為(wei) 係統，效果也最為(wei) 明顯。

山東(dong) 各地鄉(xiang) 村儒學活動規模大小、組織形式各不相同，組織結構也不一樣，但仍然有共同點：第一，注重官、學、民、企的互動。任何一個(ge) 鄉(xiang) 村儒學講學點、講堂、學校都有當地基層黨(dang) 政部門參與(yu) 、組織，得到了所在地鄉(xiang) 鎮、村幹部的肯定、支持。在韓屯、聖水峪、唐坊、三德範、南水桃林等地，村幹部就是鄉(xiang) 村儒學講堂裏的義(yi) 工。第二，鄉(xiang) 村儒學講堂都有固定的場所，配有基本的教學設備如教室、辦公室、投影儀(yi) 等等。第三，有相對固定的講師隊伍和誌願者隊伍。第四，教學內(nei) 容包括儒家經典如傳(chuan) 統蒙學讀物、《論語》、《孝經》、《大學》、傳(chuan) 統家訓和現代科學技術、醫療衛生知識等等。第五，鄉(xiang) 村儒學講學大都從(cong) 孝道講起，以孝道為(wei) 鄉(xiang) 村儒學講堂切入點，進而涉及夫妻、親(qin) 子、鄰裏和睦、文明禮貌等等。

從(cong) 學者的角度講，“鄉(xiang) 村儒學”目標是實現傳(chuan) 統儒學的四個(ge) 轉化。其一，實現儒學由倫(lun) 理道德規範向民眾(zhong) 信仰的轉化。長期以來，人們(men) 一直認為(wei) 儒學就是倫(lun) 理道德規範，不是精神信仰，更無法安頓人的終極生活。我們(men) 認為(wei) ，這是對儒學的最大誤解。儒學是一種信仰，而且是一種高級信仰，一種人文信仰。至上的天理和內(nei) 在良知是儒家信仰的根據，而學堂、祠堂、中堂是儒家信仰建立的場所，祭天地、拜先師、祀先祖、敬先賢是儒家信仰的基本儀(yi) 規。鄉(xiang) 村儒學說到底是要對衝(chong) 基督宗教對鄉(xiang) 村文化生態的衝(chong) 擊。如果中國的民間社會(hui) 隻有基督教信仰與(yu) 殘存的佛教信仰，那無疑是對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的極大傷(shang) 害。鄉(xiang) 村儒學旨在守住鄉(xiang) 村文化的沃土，重建鄉(xiang) 民的信仰係統。

其二，實現儒學由小眾(zhong) 、精英向大眾(zhong) 、百姓的轉化。傳(chuan) 統儒學是“士教”即讀書(shu) 人的信仰，農(nong) 夫野老隻能徘徊、觀望於(yu) 孔子廟的門牆之外，傳(chuan) 統的經生文士之業(ye) ，是一種精英文化，百姓能行之而不能知之，這叫“百姓日用而不知”。鄉(xiang) 村儒學傳(chuan) 承泰州學派民間講學精神，將儒學從(cong) 精英知識分子手中解放出來，讓其由少數人文學者的研究對象轉化為(wei) 百姓生活的向導，實現由小眾(zhong) 研究對象向大眾(zhong) 信仰，由精英文化對象向人倫(lun) 日用之道的轉化，由百姓日用而不知轉化為(wei) 百姓日用而知。

其三，實現儒學由重知輕行向知行並進的轉化。以往儒學主要是少數哲學家、曆史學家的研究對象，不少知識精英對儒學但能言之，不能行之，重知而輕行，隻知而不行，精英學者的儒學成為(wei) 論著儒學、會(hui) 議儒學，與(yu) 百姓生活無關(guan) ，與(yu) 百姓的關(guan) 懷無關(guan) ，與(yu) 現實社會(hui) 無關(guan) ，因而儒學無法在生活中落實，無法向社會(hui) 實踐處著力。鄉(xiang) 村儒學目的就是將儒學生活化、實踐化、草根化。

其四，實現儒學由區域資源價(jia) 值向全球性資源的轉化。儒學本質上是人學，凡人皆可為(wei) 儒，凡儒皆不過是人而已的學問，儒學不分鄉(xiang) 村與(yu) 都市，不分東(dong) 西，不分內(nei) 外，凡人皆可學之、用之、行之。鄉(xiang) 村儒學既不是迷戀鄉(xiang) 村的舊俗，更不是為(wei) 了守住“破敗”，也不是回到古代去，而是以開放的胸懷麵對未來，麵對世界，麵向當下生活，為(wei) 鄉(xiang) 村文化振興(xing) 做出自己的貢獻。

當下的鄉(xiang) 村儒學遙契孔孟原始儒學之精神，近承泰州學派人倫(lun) 日用即道之傳(chuan) 統，呼應20世紀30年代梁漱溟鄉(xiang) 村建設之實驗，重開宋明儒者講學之風，讓儒學為(wei) 振興(xing) 鄉(xiang) 村、建設鄉(xiang) 村文明服務。

儒學沒有鄉(xiang) 村與(yu) 都市之別，但是鄉(xiang) 村與(yu) 都市畢竟有別。鄉(xiang) 村在文化上、人才上、經濟發展水平上遠遠落後於(yu) 都市。我們(men) 相信在鄉(xiang) 村能做到的事情，在都市裏一定能做到。鄉(xiang) 村儒學既是一種實驗，也是一種示範。作為(wei) 一種實驗，鄉(xiang) 村儒學是儒學這一古老學問在當代社會(hui) 能否煥發生機與(yu) 活力的一種實驗；作為(wei) 一種示範，鄉(xiang) 村儒學在山東(dong) 可以做得到，在全國鄉(xiang) 村都可做得到；在文化貧窮的鄉(xiang) 村做得到，在文化資源豐(feng) 富的都市更應做得到。

鄉(xiang) 村儒學不是短期行為(wei) ，而是長期的、持續不斷的事業(ye) ；不是一代、兩(liang) 代人事情，而是世代相承的事業(ye) 。鄉(xiang) 村儒學說到底是為(wei) 儒學的世代傳(chuan) 承、永續發展，為(wei) 儒學的廣泛傳(chuan) 播創造一種新模式和新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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