軸心文明與(yu) 齊魯文化的多重意蘊

作者：顏炳罡（山東(dong) 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導，曲阜師範大學特聘教授）

來源：《東(dong) 嶽論叢(cong) 》2022年第9

時間：孔子二五七三年歲次癸卯閏二月十三日辛卯

          耶穌2023年4月3日

齊魯文化原初的意思是指齊國文化與(yu) 魯國文化。由於(yu) 齊魯兩(liang) 國作為(wei) 近鄰，又是聯姻的關(guan) 係，政治、經濟、文化尤其是思想交流非常密切，進入到戰國後期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基本成為(wei) 一個(ge) 整體(ti) 文化係統，後人將這個(ge) 整體(ti) 文化係統稱為(wei) 齊魯文化。齊魯文化既是齊國文化加魯國文化的集合概念，又是作為(wei) 區域意義(yi) 上和思想意義(yi) 上的非集合概念。齊魯文化的存在與(yu) 後來的發展表明：它既是曆史性存在，又是一個(ge) 活在當下通往未來的普遍性概念。不過，作為(wei) 具時性或區域限定性存在的齊魯文化大都成為(wei) 過去式，其學術意義(yi) 大於(yu) 思想價(jia) 值，而作為(wei) 思想性或美德意涵的齊魯文化則具有超越時空、跨越族界與(yu) 國度的普遍意義(yi) 與(yu) 永恒價(jia) 值，其思想意義(yi) 遠大於(yu) 學術意義(yi) 。

一、軸心意義(yi) 上的齊魯文化即先秦時代齊國文化與(yu) 魯國文化的整合，是中國文化的主體(ti)

軸心時代或軸心文明是德國思想家雅斯貝爾斯在《曆史的起源與(yu) 目標》一書(shu) 中提出的概念。他認為(wei) ：“世界曆史的軸心位於(yu) 公元前500年左右，它存在於(yu) 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間發生的精神曆史進程之中。那裏有最深刻的曆史轉折。”“這一段時間簡稱軸心時代。”這個(ge) 時期，人類思想取得重大突破，各大文明都出現了偉(wei) 大的精神導師，如中國的孔子和老子、墨子、莊子、列子以及其他數不清的哲學家。在印度產(chan) 生《奧義(yi) 書(shu) ，釋迦牟尼橫空出世，形成了懷疑主義(yi) 、唯物主義(yi) 、詭辯派、虛無主義(yi) ；古希臘有荷馬、巴門尼德、赫拉克裏特、柏拉圖等，人類的精神基礎同時或獨立地在中國、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古希臘開始奠定。美國社會(hui) 學家帕森斯有大致相類的表述，他認為(wei) 在公元前的第一個(ge) 千年之內(nei) ，“哲學的突破”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分別發生在希臘、以色列、印度和中國等地。無論是雅斯貝爾斯所說的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還是帕森斯劃定的公元前第一個(ge) 千年，在中國乃至東(dong) 亞(ya) 都屬於(yu) 齊魯文化最為(wei) 活躍、最為(wei) 輝煌的時期，孔子、孫武、晏嬰、墨子、孟子、莊子、鄒衍等等在齊魯大地誕生，管仲、荀況等政治家、思想家也於(yu) 斯成名。齊魯大地是軸心時代中國思想的核心區域，東(dong) 方的“哲學突破”在這片文化沃土實現。

在雅斯貝爾斯提出“軸心時代”理論、帕森斯提出“哲學的突破”說之前，梁啟超在1901年就提出了“地球盛運”說。他說：“嗚呼，世運之說，豈不信哉!當春秋戰國之交，豈特中國民智為(wei) 全盛時代而已，蓋徵諸全球，莫不爾焉。自孔子、老子以迄韓非、李斯，凡三百餘(yu) 年，九流十家皆起於(yu) 是，前空往劫，後絕來塵，尚矣。”以印度、希臘征之，無不是“全盛時期也”。“由是觀之，此前後一千年間，實為(wei) 全地球有生以來空前絕後之盛運。”梁啟超明確指出：中、西、印各民族哲學思想在差不多相同的時期內(nei) 幾乎同時提出“宇宙是什麽(me) ”“人生所為(wei) 何來”等種種問題，這些問題可稱為(wei) “哲學之問”。如果說梁啟超的“地球盛運”說是現象發現的話，那麽(me) 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時代”說就是對“地球盛運”說的縱深閱讀；如果說梁啟超的“哲學之問”是事實陳述的話，那麽(me) 帕森斯的“哲學突破”則是對“哲學之問”的定性。從(cong) “地球盛運”說、“軸心文明”說、“哲學突破”說的角度來觀照、審視齊魯文化，我們(men) 對齊魯文化在中國文化與(yu) 人類文明曆史長河中的地位會(hui) 有更深層的解讀。

有齊國與(yu) 魯國，才有齊文化、魯文化之名，進而有齊魯文化之名，如果曆史上沒有出現過齊國、魯國，齊魯文化之名則不能成立。就曆史的意義(yi) 說，齊魯文化就是自西周初期到秦統一全國期間齊國文化與(yu) 魯國文化的總稱，齊魯文化與(yu) 齊國、魯國的曆史共存亡。而齊、魯作為(wei) 邦國，其曆史存續時間與(yu) 梁啟超所說的地球盛運一千年、雅斯貝爾斯所說的軸心時期、帕森斯所說“哲學突破”的一千年大體(ti) 相當，而齊、魯文化的鼎盛期與(yu) 人類文明的軸心時期幾乎一致。

齊國是薑尚的封地，薑尚因輔佐武王功勳卓著而獲封於(yu) 齊。從(cong) 公元前11世紀受封到公元前211年亡國，齊國在曆史上存續800餘(yu) 年。在這800多年中，又分薑齊與(yu) 田齊兩(liang) 個(ge) 時期。公元前481年，田恒弑齊簡公，薑氏政權落入田氏之手。前386年田和正式被周安王列為(wei) 諸侯，薑齊政權名實俱亡，真正進入田齊時代。公元前221年，齊國為(wei) 秦始皇所滅。齊文化“是指自薑太公封疆營丘始建齊國（約公元前十一世紀）起，至秦始皇消滅田齊建（公元前221年）止，這一特定的曆史階段所建立的文化。”此說有一定的道理。

在春秋時代，齊桓公為(wei) 五霸之首；在戰國時代，齊國為(wei) 七雄之一，而且是七雄之中最後才滅亡的大國。800多年的曆史長河中，齊國自然有其立國之道、文化特色、價(jia) 值支撐。薑尚是殷未周初中國最傑出的戰略家，他針對齊國地理環境、風俗民情，確立其治國原則與(yu) 發展戰略。其一，在經濟上，薑太公“以齊地負海而瀉鹵，少五穀而人民寡，乃勸女工之業(ye) ，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湊。”（《漢書(shu) ·地理誌》）地薄人少，是齊國自然環境的劣勢，而負海瀉鹵又是其優(you) 勢，太公確立了“通商工之業(ye) ，便魚鹽之利”的經濟政策，使齊國農(nong) 、工、商、漁、鹽等全麵發展。為(wei) 齊國在春秋時期稱霸、在戰國時代稱雄確立了物質基礎。其二，在政治上，薑太公推行“尊賢尚功”的治國方略，這與(yu) 西周的“親(qin) 親(qin) 尚恩”的治國方略迥然有異。“親(qin) 親(qin) 尚恩”重宗法血緣關(guan) 係，“尊賢尚功”重德才與(yu) 社會(hui) 貢獻，後者比前者更公正、更合理、更進步，有利於(yu) 吸收社會(hui) 精英加入到齊國領導集團，為(wei) 齊國強大提供了政治保證。其三，在文化上，以東(dong) 夷文明為(wei) 基礎，建立齊國的文化係統。《史記·齊太公世家》：“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ye) ，便魚鹽之利。”這裏的“因”是因襲、繼承，“簡”是簡易，既有簡別意，也有簡略、簡化意。就夷禮而言，有選擇地加以取舍，就繁雜的周禮而言，加以簡化、簡略，使之更加平易近人。由於(yu) 薑太公謀國有方，在齊國800多年曆史中，先後出現了像管仲、齊桓公、孫武、晏嬰、扁鵲、田常、齊威王、尹文、孫臏、鄒衍、田駢、淳於(yu) 髡、田單等政治家、軍(jun) 事家和思想家，產(chan) 生了如《管子》《晏子春秋》《孫子兵法》《孫臏兵法》《考工記》等文化巨著，形成了源遠流長、洋洋大觀的齊文化。筆者曾指出：“齊文化以廣收博采，融會(hui) 貫通，自由奔放，積極進取為(wei) 特征，以富國強兵，開拓疆域乃至詔令天下為(wei) 旨歸，以實用主義(yi) 為(wei) 本質，構成中國文化的重要源頭，為(wei) 中國文化的形成與(yu) 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魯國從(cong) 周初封國到公元前256年為(wei) 楚所滅，存續不足800年，魯文化就是這一特定的曆史階段魯國所建立的文化。魯國是殷末周初中國最傑出的政治家、文化世匠周公旦的封國，周武王死得早，周成王年幼，周公輔佐周成王，無法來魯就封，周公的長子伯禽是魯國的第一任國君。周公雖然不是魯國的開國之君，卻是魯國立國之道的確立者，或者說魯文化是在周公思想的影響下形成的。伯禽正是遵照父命，針對魯國的地理環境、風土人情、文化底蘊的特點，確立魯國的治國理念與(yu) 發展方略。其一，政治上，周公確立了“親(qin) 親(qin) 尚恩”的政治方略，重德治教化；其二，經濟上，根據魯國“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眾(zhong) ，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史記·貨殖列傳(chuan) 》）的特點，確立以農(nong) 為(wei) 本的經濟方針。其三，文化上，“變其俗，革其禮”，推行全盤周化政策，到春秋時期，天下大亂(luan) ，禮壞樂(le) 崩，魯國成為(wei) 保存周禮最好的國家。魯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吳公子季劄觀樂(le) 於(yu) 魯，對魯國的禮樂(le) 文化大為(wei) 讚歎；魯昭公二年（前540年），晉國大夫韓宣子訪魯，見《易》《象》《魯春秋》，發出了“周禮盡在魯矣”的感歎。魯文化守德重禮，為(wei) 孔子創立儒家學派提供了豐(feng) 厚的文化土壤。

當今學者論及齊文化與(yu) 魯文化，往往更為(wei) 注意二者之間的不同，什麽(me) 齊文化是開放的、兼融的、智者型的；魯文化是守成的、單一的、仁者型的。有的學者甚至將這種差異無限放大，甚至以中西文化之不同來對應魯文化與(yu) 齊文化之異。我們(men) 認為(wei) ，在長達800多年的曆史長河中，魯文化與(yu) 齊文化相互影響，所同大於(yu) 所異，齊魯文化從(cong) 本質上講是一個(ge) 文化係統，而不是對立的兩(liang) 個(ge) 文化體(ti) 係。

薑太公是齊國開國之君，魯國是周公的封國，周公與(yu) 薑太公都是中國曆史上的傑出人物，如果說齊魯立國之道在政治、經濟、文化上有異，也是各自因地製宜所形成。如果將他們(men) 的封國置換一下，二人很可能會(hui) “易地而皆然”，可以說齊國與(yu) 魯國立國之道術異而心同。魯國與(yu) 齊國在後世發展中雖然有強弱之分、大小之別，文化上則通過長期的交流越來越走向一體(ti) ，到戰國後期，統一的齊魯文化已經基本形成。荀子在《性惡》中明確將齊魯看作一個(ge) 整體(ti) 概念加以使用，他說：“天非私齊魯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於(yu) 父子之義(yi) ，夫婦之別，不如齊魯之孝具敬文者，何也?以秦人之縱情性，安恣睢，慢於(yu) 禮義(yi) 故也”。齊魯文化作為(wei) 整體(ti) 觀念在戰國後期已經形成，而且有突出特點：重禮義(yi) ，守倫(lun) 常。

齊國與(yu) 魯國是鄰邦，世代聯姻，來往頻繁，魯國人可以到齊國做官、講學，齊國人也可以隨時前往魯國，齊魯之間文化交流不斷，走向融合。在軍(jun) 事、經濟上，齊國強於(yu) 魯國，而在文化上，魯國強於(yu) 齊國。相比而言，魯國對齊國是文化“輸出國”。孔子前往齊國，給齊景公講君臣父子之道，齊景公十分稱賞。齊景公與(yu) 晏嬰借狩獵之機，入魯郊，問禮於(yu) 魯，主動吸收魯文化。如果說在前孔子時代，齊國的治國方針是“尊賢而尚功”的話，到了與(yu) 孔子同時代的晏嬰之時，其治國之道已扭轉為(wei) 禮治主義(yi) 。晏嬰指出：“夫禮者，民之紀。紀亂(luan) 則民失，亂(luan) 紀失民，危道也。”（《晏子春秋·諫》下第十二）“君令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經也。君令而不違，臣忠而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yi) ，妻柔而貞；姑慈而從(cong) ，婦聽而婉，禮之質也。”（《晏子春秋·外篇》上第十五）禮就是社會(hui) 倫(lun) 理規範和人們(men) 的行為(wei) 準則，如果不遵守禮，就會(hui) 造成社會(hui) 秩序混亂(luan) ：“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人君無禮，無以臨(lin) 其邦；大夫無禮，官吏不恭；父子無禮，其家必凶；兄弟無禮，不能久同；故禮不可去也。”（《晏子春秋·外篇》上第一）晏子強調君主要帶頭維護禮：“君若無禮，則好禮者去，無禮者至；君若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同上）晏子對禮的理解與(yu) 孔子沒有本質的不同，也可以說都是指周禮。《管子》一書(shu) 具體(ti) 成書(shu) 年代有多種說法，顯然不完全是管仲本人的作品，其中大量的內(nei) 容是綜合儒家、道家、法家等而成。《管子·牧民》明確主張，禮、義(yi) 、廉、恥是維護國家存在的四大綱要。

儒學是鄒魯鄉(xiang) 邦之學，源於(yu) 魯，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家代表人物到過齊國，在吸收齊文化的同時，更主要是在齊國傳(chuan) 播儒學。孔子的“齊一變，至於(yu) 魯，魯一變，至於(yu) 道”（《論語·雍也》）恰恰規劃了齊魯文化演進軌變乃至整個(ge) 中國文化的走向。孔子的學生宰我、子貢、閔子騫、公冶長等或在齊為(wei) 官，或在齊講學，或遊說於(yu) 齊，或終老於(yu) 齊。孟子長期在齊，荀子三為(wei) 稷下學宮祭酒。齊魯文化在交流中走向一體(ti) 化的過程，恰恰是齊文化被魯化的過程，同時也是儒學吸取齊文化走向中國思想文化中心的過程。

二、經學意義(yi) 上的齊魯文化即齊學與(yu) 魯學

齊學與(yu) 魯學有廣義(yi) 與(yu) 狹義(yi) 之分。廣義(yi) 的齊學與(yu) 魯學，先看梁啟超的理解：“兩(liang) 漢以前，儒家學派，可以地域區分，所謂齊學魯學，風氣各自不同。……若以歐洲學風比之，魯像羅馬，齊像希臘”。在梁啟超看來，無論齊學與(yu) 魯學，都是指兩(liang) 漢以前的儒家學派，儒學在齊地流傳(chuan) 是齊學，在魯地流傳(chuan) 是魯學，因地理不同而造成二者學風不同。

胡適將“古代民間和智識階級的思想信仰”集合在一起的思想學派即陰陽家稱之為(wei) “齊學”，有時他又將“包括陰陽家，神仙家，道家（黃老），稱齊學”，因為(wei) “這些都是起於(yu) 齊國，故總名齊學”。胡適以學術的起源地劃分齊學與(yu) 魯學，起源於(yu) 齊地稱齊學，起源於(yu) 魯地稱魯學。

梁啟超與(yu) 胡適所定義(yi) 的是廣義(yi) 的齊學、魯學，不過這隻是梁與(yu) 胡的個(ge) 人見解。齊學、魯學之名，在曆史上早已有之，齊學、魯學本意是指齊地和魯地流行的解讀經學的不同方式。齊學、魯學之稱的出現至少可以追溯到《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le) 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xing) 《穀梁》。”這裏齊學、魯學的分野以對《春秋》經的傳(chuan) 解為(wei) 界，《春秋》有三傳(chuan) ：《左氏》《穀梁》《公羊》，《公羊》為(wei) 齊學，《穀梁》為(wei) 魯學，《左氏》為(wei) 魯人左丘明作，實際也是魯學。這說明在漢代齊學、魯學已經是流行的觀念。狹義(yi) 上說，齊魯文化在漢代就是指齊學與(yu) 魯學，都是指儒家學派。

戰國末年，魯國為(wei) 楚國所並，齊國之後為(wei) 秦所吞，天下一統，魯國、齊國作為(wei) 國家意義(yi) 上的行政區域已不複存在，同樣，國家意義(yi) 上的齊國文化與(yu) 魯國文化亦隨之走進曆史。秦、漢帝國的建立，大一統帝國的形成，在文化上與(yu) 春秋戰國政治局麵相適應的百家爭(zheng) 鳴的諸子學已成為(wei) 絕唱，代之而起的是“罷黜百家，表彰六經”的經學。而經學在齊地流傳(chuan) 就是齊學，在魯地講授與(yu) 流傳(chuan) 就是魯學。

秦漢之際，作為(wei) 國家的政治意識形態由法家到黃老道家，最終歸於(yu) 在民間一直傳(chuan) 承與(yu) 流行的儒家學派。秦始皇以法家之術治國，結果二世而亡。漢初，劉邦在儒生陸賈的提醒下，豁然明白“居馬上得之”而不能“馬上治之”的道理，由貶《詩》《書(shu) 》走向重《詩》《書(shu) 》，開始關(guan) 注儒生。儒生叔孫通幫助劉邦“製朝儀(yi) ”，劉邦非常受用，感受到做皇帝的快樂(le) 。公元前195年，劉邦親(qin) 至曲阜，以太牢之禮祀孔子。劉邦死後，剛剛走入廟堂的儒學遭遇到嚴(yan) 重挑戰。蕭何、曹參、陳平、漢文帝、竇太後等都崇尚“無為(wei) 而治”的黃老之術，黃老道家一時占據廟堂的中央。儒家學者為(wei) 爭(zheng) 奪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而進行堅決(jue) 的鬥爭(zheng) ，為(wei) 此代表齊學的博士轅固差點丟(diu) 掉生命，而代表魯學的中郎令王臧、禦史大夫趙綰則獻出生命。儒、道兩(liang) 家經過激烈的鬥爭(zheng) ，到漢武帝時完成“罷黜百家，推明孔氏”的文化轉向，這場鬥爭(zheng) 的勝利是齊學與(yu) 魯學共同的勝利。

《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認為(wei) ，“天下並爭(zheng) 於(yu) 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弗廢”。孔子死後，孔門弟子大都散落在齊魯之間，講誦不絕，齊魯之地形成了民間講學的傳(chuan) 統。秦漢時代，一度於(yu) 戰國時在民間十分活躍的學派大都式微了。墨家、名家、道家、法家、陰陽家等作為(wei) 獨立學派在民間的傳(chuan) 承幾乎不複存在，黃老道家雖然廟堂得勢，其民間傳(chuan) 承也無法與(yu) 儒家相提並論。漢高祖征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xi) 禮，弦歌之音不絕”（《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麵對大軍(jun) 圍城，城池不保，城中儒生不是去逃命，而是講誦、弦歌、習(xi) 禮，足見孔子故裏的儒生將講誦習(xi) 禮看得比生命都重要。叔孫通雖有弟子百餘(yu) 人，但到“起朝儀(yi) ”時必須“征魯諸生”。司馬遷適魯，“觀孔子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xi) 禮其家”，“傳(chuan) 十餘(yu) 世，學者宗之。”在魯地講授、傳(chuan) 承儒家學說的人形成了魯學，在齊地講授、傳(chuan) 承儒家學說的人形成了齊學。

正是因為(wei) 齊魯之間對中國文化的堅守、對傳(chuan) 播中國文化的重視，教授出一大批經師，為(wei) 朝堂儲(chu) 備了大量的人才，在民間也積聚了巨大的文化能量，這為(wei) 漢武帝黜黃老刑名，歸宗儒家，提供了民間文化支撐。

《漢書(shu) 》載：漢興(xing) ，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shu) 》自濟南伏生；言《詩》，於(yu) 魯則申培公，於(yu) 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yu) 齊則胡毋生，於(yu) 趙則董仲舒。及竇太後崩，武安君田蚡為(wei) 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為(wei) 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xiang) 風矣。（《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漢初經學，齊魯儒生幾乎一統天下，齊學與(yu) 魯學幾乎代表了當時的中國學術。董仲舒雖說是趙人，但其學實乃齊學，如此說來，所列十家之中有九家屬齊學、魯學範圍。無論是齊學，還是魯學，都源出孔子及孔門弟子，如果說孔子及弟子代表的是魯文化，那麽(me) 可以說漢代的學術無論是齊學與(yu) 魯學皆源於(yu) 魯文化。有學者指出：“漢代經學傳(chuan) 授係統幾乎全部出自齊魯儒者，對有漢一代經學發展影響甚著。”西漢時期，齊學的影響大於(yu) 魯學，昭、宣以後，魯學的影響大於(yu) 齊學。西漢經學，立十四博士。《易》有施、孟、梁丘三家，均出齊人田何，為(wei) 齊學。《書(shu) 》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均出伏生，伏生為(wei) 濟南人，為(wei) 齊學。《詩》有魯、齊、韓三家，齊詩出於(yu) 齊學。《禮》有大小戴及慶氏三家，與(yu) 齊無關(guan) ，為(wei) 魯學。《春秋》有嚴(yan) 、顏兩(liang) 家，均出公羊，為(wei) 齊學。十四博士之中，九家出齊。梁啟超以此斷定“西漢儒學，大部屬齊，魯學很衰”。漢代的齊學與(yu) 魯學不等同於(yu) 齊地之學和魯地之學。齊學之中不乏魯人，魯學之中不乏齊人。如果就地域言，《易》之施、孟、梁丘，施讎為(wei) 沛人，近魯而遠齊；孟喜是東(dong) 海蘭(lan) 陵人，是地道的魯人；梁丘賀，琅邪諸縣人，介於(yu) 齊魯之間。《書(shu) 》之三家，歐陽生是齊人，夏侯勝、夏侯建都是魯人。《詩》之魯、齊、韓三家、《禮》之三家全是魯人。《春秋》之嚴(yan) 、顏兩(liang) 家，嚴(yan) 彭祖，東(dong) 海下邳人，近於(yu) 魯而遠於(yu) 齊；顏安樂(le) ，魯國薛人，兩(liang) 人都不是齊人。如果以地域分，十四博士中齊地勉強占有三席，而魯地或近於(yu) 魯地則有十一席，“魯學很衰”這一論點是不成立的。如果就學術傾(qing) 向言，齊學與(yu) 魯學不等於(yu) 齊地之學與(yu) 魯地之學，齊學、魯學是兩(liang) 種不同的解經方式與(yu) 係統，魯學解經注重經文的本意，齊學解經比較重視對經文的發揮；魯學篤實，齊學誇誕；由魯學出發，發展出古文經學，由齊學出發，發展出今文經學。“齊、魯之學的本質就是經學，隻是傳(chuan) 授係統不同而已。就大處而言，魯學往往更加注重經學的本旨，而齊學則擅長於(yu) 對經學的闡釋。”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講，齊學與(yu) 魯學是經解的兩(liang) 種學問傳(chuan) 統，不完全是地域觀念。齊學傳(chuan) 承中有魯人，魯學傳(chuan) 承中也有齊人。西漢經學發展，有一個(ge) 由齊學向魯學演變的過程，昭、宣之際，實現了“齊一變，至於(yu) 魯”的學術轉向：武帝時，江公與(yu) 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呐於(yu) 口，上使與(yu) 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wei) 《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yu) 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xing) 。太子既通，複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chuan) 其《詩》《春秋》，高材捷敏，與(yu) 《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複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皆從(cong) 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為(wei) 學最篤。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le) 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xing) 《穀梁》。時千秋為(wei) 郎，召見，與(yu) 《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為(wei) 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複求能為(wei) 《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湣其學且絕，乃以千秋為(wei) 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cong) 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hui) 千秋病死，征江公孫為(wei) 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複死，乃征周慶、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yu) 歲，皆明習(xi) 。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yan) 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cong) ，願請內(nei) 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nei) 《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yu) 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cong) 《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瑕丘江公受業(ye) 於(yu) 魯人申公，申公是魯學的代表。西漢齊學與(yu) 魯學之爭(zheng) 就是春秋公羊學與(yu) 春秋穀梁學之爭(zheng) 。春秋公羊學是齊學，春秋穀梁學是魯學。武帝初期，將代表春秋穀梁學的江公與(yu) 代表春秋公羊學的董仲舒並重。但江公拙於(yu) 表達，而董仲舒善於(yu) 辭令，外加丞相公孫弘屬於(yu) 公羊學派，故董仲舒得到重用，公羊學大興(xing) ，齊學得勢。穀梁學並沒有消失，在經師的努力下傳(chuan) 承不絕。漢宣帝時，穀梁學大師孫征為(wei) 博士，在蔡千秋、劉向、蕭望之、周慶等穀梁學者努力下，穀梁之學大盛。《尚書(shu) 》學西漢初期主要是齊學。濟南伏生“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伏生所傳(chuan) 授的尚書(shu) 學是所謂的《今文尚書(shu) 》。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在壁中得《古文尚書(shu) 》《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孔子裔孫孔安國以《古文尚書(shu) 》對校伏生《今文尚書(shu) 》，多十六篇。由是《尚書(shu) 》在兩(liang) 漢分為(wei) 今文、古文兩(liang) 派，齊學多屬於(yu) 《今文尚書(shu) 》，而魯人多習(xi) 《古文尚書(shu) 》。詩學齊、魯、韓三家，“魯學”在兩(liang) 漢傲視三家，獨步天下。漢初為(wei) 申培公傳(chuan) 詩，弟子自遠方至，受業(ye) 者千餘(yu) 人。韋氏家族韋孟、韋賢、韋玄成三代以《魯詩》傳(chuan) 家，韋賢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韋玄成以《詩》授哀帝，以明經曆位至丞相。兩(liang) 漢禮學有大小戴與(yu) 慶氏三家，全為(wei) 魯學。總括西漢經學發展，《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有雲(yun) ：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yu) 元始，百有餘(yu) 年，傳(chuan) 業(ye) 者浸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yu) 萬(wan) 言，大師眾(zhong) 至千餘(yu) 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初，《書(shu) 》唯有歐陽，《禮》後，《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複立《大小夏侯尚書(shu) 》，《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複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shu) 》，所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由武帝時的《五經》博士，宣帝時擴大到《大小夏侯尚書(shu) 》、《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這是兩(liang) 漢經學由齊向魯轉化的關(guan) 鍵。元帝時，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shu) 》，由此魯學大盛。東(dong) 漢時期，光武帝劉秀“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采求圖文，補綴漏逸”（《後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西漢開國之君劉邦出自社會(hui) 下層，而光武則出身貴族，西漢經過相當長的曆史發展，由軍(jun) 功秉國至公孫弘為(wei) 丞相才實現由武人政治向文人政治的轉向。光武帝沒有經曆這一轉化過程，登基伊始，即立《五經》博士十四家。建武五年，修太學。漢順帝時期，大興(xing) 土木，廣造館舍，以蓄經生文士，“自是遊學日盛，至三萬(wan) 餘(yu) 生。”（《後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由於(yu) 統治者大力推廣，經學成為(wei) 官方正統的意識形態，經學已由齊魯大地走向全國，由區域之學轉化為(wei) 中國之學，齊魯文化上升到國家意識形態、學界共識、民眾(zhong) 信仰的地位。

三、地理意義(yi) 上的齊魯文化即山東(dong) 文化

周立升、蔡德貴教授主編的《齊魯文化通論》指出：“我們(men) 的‘齊魯文化’，也就是‘山東(dong) 文化’，其上限起自舊石器時代的沂源猿人，下限為(wei) 近現代”，又補充說“主要是傳(chuan) 統文化”。這個(ge) 說法就地理意義(yi) 而言有一定的道理，但需要認真辨析。

山東(dong) 簡稱“魯”，又稱“齊魯大地”，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齊魯文化就是山東(dong) 文化。不過，齊國與(yu) 魯國的麵積時大時小，麵積大時會(hui) 超出今天的山東(dong) ，麵積小時不能完全涵蓋今日的山東(dong) 。齊國、魯國沒有建國之前，山東(dong) 這塊土地上早已邦國林立；齊國與(yu) 魯國消失之後，山東(dong) 這一區域的文化依然存在並發展。可見，齊魯文化與(yu) 山東(dong) 文化不能簡單地劃等號，更何況“山東(dong) ”一詞原不是行政概念而是區域的地理概念。“山東(dong) ”這一地理概念很早便已使用，而作為(wei) 行政省的山東(dong) 出現不過數百年而已。春秋時期，晉國居太行山以西，將太行山以東(dong) 稱“山東(dong) ”。戰國、秦、漢時代，“山東(dong) ”指秦國的崤函關(guan) 以東(dong) 的地區，楚、齊、韓、魏、趙、燕都稱山東(dong) ，號“山東(dong) 六國”。漢初賈誼的《過秦論》多次使用山東(dong) 這一稱謂，“山東(dong) 之國”即是指崤函以東(dong) 地區。葉圭綬指出：“山東(dong) 之稱，古或指關(guan) 東(dong) 言，或指太行山以東(dong) 言，不專(zhuan) 指今山東(dong) 也。唐末五代以來，始專(zhuan) 以齊魯為(wei) 山東(dong) 。”山東(dong) 作為(wei) 齊魯地區的專(zhuan) 稱經過了長期的演化過程。秦漢統一，原來意義(yi) 上或作為(wei) 東(dong) 方六國意義(yi) 上的山東(dong) 消失了。《史記·酷吏列傳(chuan) 》載，公孫弘自稱“山東(dong) 小吏。”《史記·儒林傳(chuan) 》稱伏生“教於(yu) 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shu) 》，諸山東(dong) 大師，無不涉《尚書(shu) 》以教矣。”顯然，這裏的齊魯與(yu) 山東(dong) 發生了關(guan) 聯。金大定八年（1168年）置山東(dong) 東(dong) 、西路統軍(jun) 司，統轄山東(dong) 地區。作為(wei) 地理意義(yi) 上的“山東(dong) ”概念演變為(wei) 今天意義(yi) 上的行政區域概念。明洪武年間，置山東(dong) 行中書(shu) 省，治所先在青州，後移濟南，又改為(wei) 山東(dong) 承宣布政司。清代山東(dong) 行政區始定名為(wei) 山東(dong) 省，並沿用至今。由此可見，作為(wei) 行政區劃上的“山東(dong) ”之稱出現得較晚。山東(dong) 不等同於(yu) 齊魯，齊魯文化與(yu) 山東(dong) 文化也不完全一致。今天的山東(dong) 行政區域放到先秦時代，不僅(jin) 有齊國與(yu) 魯國，還有莒、曹、滕、薛、郯、邾、繒、紀、萊、譚等古國，並包括宋、衛的一部分。這是其一。第二，山東(dong) 文化與(yu) 齊魯文化互為(wei) 源流。從(cong) 現代的意義(yi) 上，齊魯文化是源，山東(dong) 文化是流。但山東(dong) 這個(ge) 地域自古已固存，齊國、魯國沒有建國之前，山東(dong) 在地理上早已有了悠久的文化如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嶽石文化乃至夏、商兩(liang) 代文化，文化已非常發達。齊國、魯國建國之後都充分吸收、融合了本土文明，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講，山東(dong) 區域文化如東(dong) 夷文明為(wei) 齊、魯文化形成與(yu) 發展提供了豐(feng) 厚滋養(yang) 。齊國薑太公立國之道是“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ye) ，便魚鹽之利”（《史記·齊太公世家》）“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sang) 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yu) 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cong) 其俗為(wei) 也。’”（《史記·周公世家》）後世發展，齊強魯弱，魯國政治條件、地理條件並不比齊國差，之所以弱於(yu) 齊國，原因之一，齊國采取融合本土文化的政策，對東(dong) 夷文化“從(cong) 其俗為(wei) ”即順應本土文化，不是以周文化去改造本土文化；魯國“變其俗，革其禮”，力圖以周文化對本土文化進行徹底改造與(yu) 革新。即便如此，魯國文化仍然建基於(yu) 本土文化即商奄文化的基礎之上，並不排斥夷文化且對夷文化多有吸收。據學者考證，孔子學說的核心觀念“仁”即源於(yu) 東(dong) 夷文化，“夷”即仁字的古老字體(ti) ，夷風尚仁，仁由東(dong) 夷文化之地方價(jia) 值通過孔子的改造而上升為(wei) 華夏民族的核心價(jia) 值。孔子“欲居九夷”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由此可見，魯國建國之前的本土文化對魯國文化的產(chan) 生與(yu) 形成同樣發揮了重要影響。盡管齊魯與(yu) 山東(dong) 有種種差異，但我們(men) 還是認為(wei) 山東(dong) 文化可以稱為(wei) 齊魯文化。第一，盡管先秦時代山東(dong) 大地邦國眾(zhong) 多，但這些古國或本來是齊、魯大國的附庸，或因國土狹小沒有獨立的文化傳(chuan) 統，或在長期戰爭(zheng) 中為(wei) 齊、魯所並，其文化也融入齊、魯這一大的文化係統了。第二，地理上“齊魯”概念與(yu) 後來山東(dong) 的行政區域概念雖有不同，但相去不遠，齊魯文化成為(wei) 山東(dong) 地方文化的代稱。正如人們(men) 習(xi) 慣於(yu) 稱四川文化為(wei) 巴蜀文化、山西文化為(wei) 三晉文化、河北文化為(wei) 燕趙文化、河南文化為(wei) 中原文化、湖北文化為(wei) 荊楚文化，這些地域文化之範圍與(yu) 現在的行政區域也不完全相同，因而以齊魯文化稱謂山東(dong) 文化順理成章。第三，齊魯文化尤其是軸心時代齊魯文化是山東(dong) 文化巔峰，也是當時中國文化乃至東(dong) 亞(ya) 文化的巔峰，永遠值得山東(dong) 人驕傲與(yu) 自豪!當然，我們(men) 不能泛用齊魯文化這一稱謂，山東(dong) 文化與(yu) 齊魯文化分開使用比較好。齊魯文化更多地指謂傳(chuan) 統文化，山東(dong) 的近現代文化或者山東(dong) 作為(wei) 行政省存在以後山東(dong) 大地所創造、產(chan) 生的物質文化與(yu) 精神文化以山東(dong) 文化稱之比較妥當。

四、思想史意義(yi) 上的齊魯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主體(ti)

思想史意義(yi) 上的齊魯文化包括創始時期的儒家、墨家、兵家、陰陽家、道法家等等。齊魯大地是管仲、孔子、孟子、荀子、孫武、孫臏、墨子、晏嬰、鄒衍等軸心時代一係列的思想大師的故鄉(xiang) 或生活之所，稷下學宮在戰國時代是百家爭(zheng) 鳴的重要場所；這裏是中國思想史上第一個(ge) 黃金時代的核心區域，點燃了中國數千年思想文化的火炬，點亮了中國乃至東(dong) 亞(ya) 的思想世界。孔子、孫武、墨子等思想巨匠是山東(dong) 人，更是中國人，他們(men) 的思想是山東(dong) 的，也是中國的，更屬於(yu) 全人類。

齊魯文化最大的慧果，是在這塊文化熱土上誕育了孔子。柳詒徵先生指出：“孔子者，中國文化之中心也。無孔子則無中國文化。自孔子以前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傳(chuan) ；自孔子以後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開。”我們(men) 認為(wei) ，柳詒徵先生的說法並不為(wei) 過。孔子以文自任，述而不作，他“上承六經，乃經學之鼻祖；下開九流，乃諸子之源。由孔子始，以傳(chuan) 播知識為(wei) 謀生手段的獨立的士（文士）階層開始走上曆史舞台，開辟了中國學術文化獨立傳(chuan) 承、發展的統緒”。孔廟大成殿裏供奉著五位聖人即至聖先師孔子、複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ya) 聖孟子，全是魯國人。而由孔子開創、孟荀紹述的儒家文化通過漢武帝采納董仲舒建議，“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漢書(shu) ·董仲舒傳(chuan) 》），使儒學成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主流意識與(yu) 官方學說，影響中國至深至遠至巨，進而通過宋明諸大儒推演、詮釋、發揮，孔孟之說流傳(chuan) 至韓國、日本、東(dong) 南亞(ya) ，成為(wei) 東(dong) 亞(ya) 精神的共同標誌。

如果說儒學代表了魯韻的話，那麽(me) 兵學就代表著齊風。孔子代表“文”、教養(yang) 、美德，兵聖孫武則代表著武、智慧與(yu) 謀略，孔子與(yu) 孫子一文一武，構成了齊魯文化的“雙曜”。《孫子兵法》《司馬兵法》《太公兵法》《孫臏兵法》等構成了齊國的兵學傳(chuan) 統，而《孫子兵法》為(wei) 中國乃至世界兵學之聖典，對中國的戰爭(zheng) 理論與(yu) 戰爭(zheng) 實踐產(chan) 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受到曆代軍(jun) 事家、思想家乃至尋常百姓的喜愛。《孫子兵法》是一部充滿智慧的典籍，它探討戰爭(zheng) 中敵我、主客、奇正、眾(zhong) 寡、強弱、攻守、勝敗、利害等矛盾雙方的相互轉化，提出“知此知彼”“不戰而屈人之兵”“奇正相生”“因敵製勝”“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等命題，被曆代軍(jun) 事家奉為(wei) 圭臬。它不僅(jin) 影響了中國，在世界軍(jun) 事理論寶庫中也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已被翻譯為(wei) 20多種文字，遠播歐美，在世界軍(jun) 事領域享有極高的聲譽。

墨學是齊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文化史占有重要地位。墨家麵對國與(yu) 國相攻，家與(yu) 家相纂，眾(zhong) 暴寡、強淩弱的局麵，提出了解決(jue) 社會(hui) 問題的十大主張：兼愛、非攻、尚賢、尚同、非樂(le) 、非命、節用、節葬、天誌、明鬼。墨家的辨學與(yu) 印度因明學、古希臘邏輯學並稱三大邏輯體(ti) 係。墨家在自然科學與(yu) 技術上是先秦諸子學的翹楚，墨子被今人尊為(wei) “科聖”，中國發射的第一顆量子科學實驗衛星被命名為(wei) “墨子號”。墨學在戰國時代是與(yu) 儒家並稱的“世之顯學”，後世雖然衰微，但其對中國文化尤其是在科技文化、俠(xia) 客文化等方麵的影響不容低估。齊魯文化除了儒學、兵學、墨學、經學之外，還有陰陽家、稷下道家（陰陽家被章太炎等學者認為(wei) 是儒家的別支）。鄒衍的“大小九州”宇宙論和“五德終始”理論成為(wei) 後世政權更迭的重要哲學基礎。《管子》作為(wei) 稷下道家或法家的代表性著作，曆代被奉為(wei) 治國理政寶典。經學是中國最富有根源性的學說，直達堯舜，貫通三代，受到孔子及其後學的尊奉，世代相通，延及晚清。伏生、鄭玄、王弼、王肅、顏之推、顏師古、孔穎達等既是著名經學家，也是思想家。經學者，齊魯之學也，中國之學也。借助於(yu) 經學以及對經學的一再詮釋，儒家思想成為(wei) 中國思想文化的主流，中國文化的主體(ti) ，東(dong) 亞(ya) 精神的象征。從(cong) 東(dong) 漢末年到永嘉南渡，以及北宋到南宋的轉換之際，中國北方大亂(luan) 。為(wei) 躲避戰亂(luan) ，山東(dong) 的世家大族，如琅琊王氏、琅琊顏氏、琅琊諸葛氏、泰山羊氏、蘭(lan) 陵蕭氏等紛紛南遷，將齊魯文化帶到江南地區，推進了江南文化的發展。清代以後，“闖關(guan) 東(dong) ”“下四川”“北上南下”，一批又一批的山東(dong) 人，走向全國，走向世界，展示山東(dong) 人的形象。正如錢穆在《中國曆史精神》一書(shu) 中所言：“若把代表中國正統文化的，譬之於(yu) 西方的希臘般，則在中國首先要推山東(dong) 人。自古迄今，山東(dong) 人比較上最有做中國標準人的資格。他們(men) 最強勁、最活躍，大聖人，大文學家、大軍(jun) 事家、大政治家，各種大人典型人物都有。”張天麟稱山東(dong) 人乃中華民族之“長子”。孔子的仁，子路的信，墨子的義(yi) ，晏嬰的禮，諸葛孔明的智，武鬆的勇等，足以亙(gen) 古不滅，令後世心向往之。齊魯是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東(dong) 亞(ya) 思想突破的核心區域，齊魯文化奠定了兩(liang) 千年多年來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基本方向，具有超越時空、超越民族與(yu) 國度的普遍價(jia) 值與(yu) 永恒意義(yi) 。

餘(yu) 論

齊魯文化具有多重意涵。至戰國後期，齊文化、魯文化經過長期交流、相互學習(xi) 乃至相互滲透，魯公與(yu) 太公立國時期的文化之異已經漸漸消解、融會(hui) 了，雖然還有差異，但總體(ti) 而言已經整合為(wei) 一個(ge) 文化整體(ti) 。

齊魯文化的多重意涵之間既相對獨立，又相互交叉、重合，存在著分而不分、不分而分的錯綜複雜的關(guan) 係。作為(wei) 軸心意義(yi) 的齊魯文化是指魯國與(yu) 齊國存國期間創造性的文化，魯國與(yu) 齊國存續時間不過800年，但這一時期卻是齊魯文化的創造期，也是其最為(wei) 輝煌的時期，規定了齊魯文化兩(liang) 千多年的發展方向。軸心意義(yi) 上的齊魯文化是經學意義(yi) 上的齊魯文化的源頭，而經學意義(yi) 上的齊魯文化是對軸心意義(yi) 的齊魯文化的闡釋、傳(chuan) 承、抽繹與(yu) 強化，沒有作為(wei) 經學的魯學與(yu) 齊學在齊魯大地乃至在燕趙吳越等長期流傳(chuan) ，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是不可想象的。正是由於(yu) 魯學與(yu) 齊學的盛極一時，為(wei) 齊魯文化成為(wei) 中國文化的主體(ti) 奠定了堅實的學術基礎和民意支撐。地理上的齊魯文化對軸心時代的齊魯文化而言既是源，又是流。一方麵，魯國、齊國立國之時這片土地不是文化空白，而是有著豐(feng) 厚的文化資源，如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夏商文化尤其是東(dong) 夷文化等，這是魯國、齊國立國之初的文化基礎。無論是魯國對本土文化的“革”與(yu) “變”，還是齊國的“因”與(yu) “簡”，都無法擺脫本土文化即原生文化的影響。地理意義(yi) 上的山東(dong) 本土文化是軸心意義(yi) 上的齊魯文化的資源，而軸心意義(yi) 上的、經學意義(yi) 上的齊魯文化又成為(wei) 地理意義(yi) 上的齊魯文化的源頭。若是失去了軸心文明時期齊魯先賢的創造性思想成果，齊魯文化在中國文化中的主體(ti) 地位是不可想象的。思想意義(yi) 上的齊魯文化是對超越時空、超越國界、族界具有永恒、普遍意義(yi) 思想的集中概括，主要指向軸心時代的齊魯文化，也包括後世經學大師及思想家如鄭玄、王弼、劉勰、顏之推、孔穎達、石介、李清照、辛棄疾、張而岐、孔尚任等人的思想。

總之，齊魯文化原初是一個(ge) 集合概念，自孔子始齊魯間思想文化開始融合，戰國後期尤其是漢武帝之後，齊魯文化成為(wei) 一非集合性的整體(ti) 範疇。孔子及儒家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代表著齊魯文化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孔子及儒家在人類文明史上的地位同樣象征著齊魯文化在人類文明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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