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教：古代中國的核心價(jia) 值觀

作者：苟東(dong) 鋒（華東(dong) 師範大學哲學係副教授）

來源：《社會(hui) 科學報》第1695期第5版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二月十二日丁未

          耶穌2020年3月5日

名教是我國古代以“名”為(wei) 核心的教義(yi) 和教化係統。那麽(me) ，“名”是什麽(me) ？“名學”有怎樣的發展？曆史上有著怎樣的名教模型？名教對當代有什麽(me) 啟示？上海市哲學社會(hui) 科學規劃優(you) 秀課題《名教思想研究》（批準號為(wei) 2015EZX001）圍繞上述問題展開了深入討論。

每個(ge) 成熟的社會(hui) 都需要一套核心價(jia) 值。核心價(jia) 值的價(jia) 值主要在於(yu) 告訴人們(men) 什麽(me) 是對的，或者真理在哪裏、道在何方。非如此，民眾(zhong) 不能聚攏在一起而成為(wei) 一個(ge) 社會(hui) 或國家。當代中國基於(yu) 自身的發展而提出核心價(jia) 值觀建設的問題，也是這個(ge) 道理。不過，當代的核心價(jia) 值觀不能向壁虛構，而應當有一個(ge) 底座。這個(ge) 底座主要就是古代中國的核心價(jia) 值觀，一言以蔽之即“名教”。

“名”的問題與(yu) “新名學”

所謂“名教”，顧名思義(yi) 即以“名”為(wei) 核心的教義(yi) 和教化係統。那麽(me) ，“名”是什麽(me) ？在中國的語言文化係統中，“名”是一個(ge) 極為(wei) 特別而重要的術語。現代中國學術界對“名”的研究經曆了一番曲折。現代中國學術的產(chan) 生始自中西文化交流，在中國人最開始接觸西方文化和思想時，就有人敏銳地發現中國傳(chuan) 統思想缺少邏輯學和知識論。於(yu) 是，一些中國學者在彌補中國文化短板的心理驅使下，一方麵去翻譯西方的邏輯學著作，另一方麵則驚奇地發現原來在儒家和道家之外，墨家、名家等思想中不乏一些相當於(yu) 邏輯學的內(nei) 容。這些內(nei) 容往往圍繞“名”的問題而展開，於(yu) 是，一門叫做“名學”的學科就此產(chan) 生。“名學”既指翻譯的西方邏輯學，也指圍繞“名”的問題的中國古代邏輯學。

然而，“名學”自誕生起就處於(yu) 一種尷尬境地。麵對強大的西方文化以及作為(wei) 其文化特長的係統的邏輯學和知識論，原本立誌於(yu) 建立中國邏輯學的“名學”很容易蛻變成一種從(cong) 中國古代思想中挑揀材料而拚湊邏輯學的行為(wei) 。這種“以西解中”的方法不僅(jin) 有礙於(yu) 我們(men) 理解古代思想的原貌，而且更致命的問題是會(hui) 使人對這門學科的必要性產(chan) 生懷疑。“名學”在民國時代成為(wei) 一個(ge) 學術熱點，胡適、章士釗等知名學者均投身其中。然而，在當時就有人對此提出質疑，比如陳獨秀就不無諷刺地說：“如適之（胡適）、行嚴(yan) （章士釗）辛辛苦苦地研究墨經與(yu) 名學，所得仍為(wei) 西洋的邏輯所有，真是何苦！”此種“名學”的政治性遠大於(yu) 學術性，梁啟超就毫無隱晦地指出，名學是“增長國民愛國心之一法門”。

盡管如此，“名學”依然有其曆史價(jia) 值和學術意義(yi) 。其最大的意義(yi) 就是，在一種中西思想比較的視域中發現“名”的觀念在中國思想中的重要價(jia) 值。正是意識到這一點，並伴隨著本世紀初以來有關(guan) 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的討論，一種不再拘泥於(yu) “以西解中”的方法，並將“名”視為(wei) 中國哲學最重要的觀念的“新名學”產(chan) 生了。“新名學”要求重新且全麵研究“名”的問題，這樣一來，原來為(wei) “名學”所忽略的儒家和道家的“名”的問題就凸顯出來。其中，居於(yu) 儒家名學核心位置的名教問題便首當其衝(chong) 了。

兩(liang) 種名教的模型及其缺陷

上述學術史的介紹使我們(men) 看到，很多時候，一個(ge) 學術問題的出現似乎並不由問題本身決(jue) 定，而是由學術研究的方法和視角決(jue) 定，名教的問題正是如此。當我們(men) 將目光重新集中到名教問題時就會(hui) 發現，名教的意義(yi) 遠大於(yu) 此前對其的理解。

近代以來，人們(men) 要麽(me) 簡單地將名教等同於(yu) “綱常名教”的封建製度加以批判，要麽(me) 僅(jin) 在“名教與(yu) 自然”之辯的意義(yi) 下將其視為(wei) 中國哲學史上一段特殊時期的問題。隨著“新名學”研究的開展，一些學者注意到，“名”的話題雖在先秦時代引起了各方討論，表現為(wei) “名辯思潮”，但先秦以後這個(ge) 話題似乎消失了。實際上，“名”的問題在先秦以後不僅(jin) 並未消失，而且變成了一個(ge) 關(guan) 鍵問題。隨著儒學升格為(wei) 經學，“名”的問題主要以儒家名學的形式存在，隻不過由此前的理論形態潛藏為(wei) 以“名教”為(wei) 形式的實踐形態。

“名”在中國思想中的涵義(yi) 豐(feng) 富，一般可以理解為(wei) 符號、概念、語言、文字和文化等。儒家對“名”的理解則大為(wei) 不同。儒家的“名”主要指與(yu) 人密切相關(guan) 的名分義(yi) （包括名聲義(yi) ），可以說，“名”即人的本質，“正名”就是“成人”。具體(ti) 來說，名分是指君、臣、父、子、夫、婦等一個(ge) 社會(hui) 中的各種職分及其對應的仁、義(yi) 、禮、智等德行。在儒家看來，如果人人都能各守其名、各盡其義(yi) ，就能建成一個(ge) 理想國。名教的目的就在於(yu) 實現這一儒家的價(jia) 值理想，所謂“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後漢紀》）。作為(wei) 一種實踐哲學的名教，其目的主要不是闡明儒家的價(jia) 值理想，而是設法使人產(chan) 生踐行儒家道德的動力，從(cong) 而讓更多人認同儒家的價(jia) 值觀。從(cong) 道德動力角度來講，曆史上出現了兩(liang) 種名教模型。

一種是兩(liang) 漢名教。漢代儒者發現，為(wei) 了使人們(men) 遵行名分，可以對那些名分踐行得好的人進行表彰，給予其美好的名聲和其他獎勵。於(yu) 是，人們(men) 為(wei) 了獲得好的名聲，就不得不去踐行自己的名分。這種方法就是《顏氏家訓》中講的“勸其立名，則獲其實”。這個(ge) 辦法是有效的，而且對中國社會(hui) 影響深遠，但也有其弊端。因為(wei) 按照孔子仁學的基本精神，道德行為(wei) 應當純粹發自內(nei) 心，是自己覺得義(yi) 當如此才去做的，而不是迫於(yu) 外在的評價(jia) 。所謂“古之學者為(wei) 己，今之學者為(wei) 人”。於(yu) 是，一些儒家精神的繼承者就覺得，這種名教是對自己的一種限製和束縛。這一理論危機促進了魏晉名士精神的形成。

另一種是宋明理學。宋明理學家都不反對其所從(cong) 事的是一種名教的事業(ye) 。在理學產(chan) 生的前夜，儒家的價(jia) 值理想被佛教和道教擠壓到狹小的空間，缺乏生氣。為(wei) 了重新煥發人們(men) 對儒家價(jia) 值理想的熱情，宋儒借鑒佛道二家並繼承了先秦思孟學派的精神，強調儒家的價(jia) 值理想是一種內(nei) 在的“心性之學”。“心性之學”使儒家重獲生機，然而這種學說卻暗含著人人自覺做君子之意。可是按孔子思想，人不必都做君子，社會(hui) 中的大多數隻是普通平民，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此一來，對於(yu) 普通人來說，宋明理學實則拔高了對他們(men) 的道德要求。這種理論危機後來被清代新義(yi) 理學發現並控訴為(wei) “以理殺人”，這也構成了近代以來人們(men) 批判儒學的一種主要基調。

名教的遺產(chan) 及其當代啟示

上述名教思想史的回顧使我們(men) 看到，古代儒家核心價(jia) 值觀的踐行主體(ti) 存在著二元對立的情況，其中一極是君子（士），另一極是平民（民）。先秦儒家對這兩(liang) 種人是區別對待的，按照孔子思想，“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君子應當將理想置於(yu) 現實之上。平民則允其將現實作為(wei) 第一原則，如孟子說，“民之為(wei) 道也，有恒產(chan) 者有恒心”，“無恒產(chan) 而有恒心者，唯士為(wei) 能”。然而先秦以後，當儒家學說成為(wei) 社會(hui) 的指導思想，便難免以某種統一標準要求一個(ge) 社會(hui) 的所有人。如此一來，當兩(liang) 漢名教站在平民立場時，自然對君子的立場有所忽略，宋明理學站在君子一麵，則對平民一麵有所忽略。

近代以來，中國社會(hui) 的人群結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其中一個(ge) 顯著變化趨勢是，君子和平民二元對立的格局正在解構，公民社會(hui) 的格局正在形成。從(cong) 古今之變的視角看，公民可以理解為(wei) 既是君子又是平民的人。這一格局變化決(jue) 定了古今儒家問題視域的轉變，古代儒者關(guan) 注的重點是學為(wei) 君子還是甘為(wei) 平民，由此“義(yi) 利之辯”就成為(wei) 第一問題。當代儒學則應當思考一個(ge) 既是君子又是平民的公民何時為(wei) 君子，又何時為(wei) 平民，這是一個(ge) “公私之辯”的問題。由此可見，當代中國的核心價(jia) 值觀應當在“公私之辯”的框架下建構，這或許就是社會(hui) 主義(yi) 核心價(jia) 值觀分為(wei) 國家、社會(hui) 和公民三個(ge) 層次的原因。

名教更大的啟示在於(yu) 提醒人們(men) ，核心價(jia) 值觀是一個(ge) 實踐哲學的問題，因而更重要的工作不是理論上的闡述，而是設法使人們(men) 萌生踐行的動力。在這方麵，傳(chuan) 統儒家的兩(liang) 種名教模型依然可以發揮作用。隻不過在“公私之辯”的架構下，不管是兩(liang) 漢的“勸其立名”還是宋明的“心性之學”，都應置於(yu) 私德培養(yang) 的領域，且需注意各自的理論局限。至於(yu) 公德的建設，則應當在“法治”的框架下創建一種新的傳(chuan)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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