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五四的有色眼鏡

作者：李競恒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三月廿六日丁酉

          耶穌2019年4月30日

一百年前爆發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不但深遠地影響了二十世紀以來的中國曆史，更是塑造起一個(ge) 對中國曆史的想象傳(chuan) 統，即以儒家文化為(wei) 主體(ti) 的中國文化從(cong) 根子上、從(cong) 基因上就是敗壞的，四千年的吃人史和劣根性，體(ti) 現為(wei) 辮子、纏足等令人厭惡的象征符號，並進一步被延伸為(wei) “亞(ya) 細亞(ya) 社會(hui) ”或“東(dong) 方治水社會(hui) ”，因此必須得到徹底的清算和滌蕩。

與(yu) 之相對的是，“西方”自古以來凱歌高唱，古希臘人有“民主”，中世紀有“教權限製王權”，近代以來更是“新教倫(lun) 理”以及“啟蒙理性的光輝”。如果說中國文化還有一些可取之處的話，那麽(me) 也一定是長期被儒家“壓迫”的各類異端思潮，如莊子是“個(ge) 體(ti) 自由”，商鞅韓非是“講究法製”，墨子是“人道主義(yi) 和科學”，一直到李贄是“個(ge) 性解放”。

如果說再稍微溫和一點，就會(hui) 較為(wei) 肯定黃宗羲，覺得黃宗羲雖然比“西方啟蒙思想家”差一點，但是能出現在中國這塊古老幹涸的“黃土文明”上，一定是出現了宇宙射線輻射後基因突變的產(chan) 物。

此種狀況和喜愛大談“中西文化比較”的趣味交織在一起，形成了知識界的熱趣味和各種大行其道的“文化比較”，如“西方自古是海洋商業(ye) 文明，中國自古是農(nong) 耕文明”，“西方文化是個(ge) 體(ti) 主義(yi) 文化，中國文化是集體(ti) 主義(yi) 文化”，“西方文化主張個(ge) 性解放，中國文化主張循規蹈矩”，諸如此類的“中西文化比較”下，真實世界的影像變得越來越模糊和光怪陸離。

此種對“西方”的誤讀，早在五四時期就已顯現其荒謬，如1919年陳寅恪與(yu) 吳宓談及當時國內(nei) 流行的誤以為(wei) “西方自由婚姻”，便指出真相是“西洋男女，其婚姻之不能自由，有過於(yu) 吾國人”，“蓋天下本無‘自由婚姻’之一物，而吾國競以此為(wei) 風氣，宜其流弊若此也。即如憲法也，民政也，悉當作如是觀。捕風捉影，互相欺蒙利用而已”。（桑兵：《陳寅恪的西學》，自《學術江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265頁）。

對二十世紀早期西方社會(hui) 有深切了解的陳寅恪，對當時國內(nei) 流行的那種想象中“西方”頗為(wei) 不屑，但這種想象的“西方”在國內(nei) 大行其道，不僅(jin) 僅(jin) 隻是對當時歐美社會(hui) 婚姻和家庭製度的無知，而且對相應的憲法、民政等領域都是類似的捕風捉影和一知半解的想象。

即使是有“英國通”之稱的胡適一派，在1922年柏林聽到陳寅恪將印度與(yu) 歐洲視為(wei) 更接近的文化，而非是中國文化時，也是大開眼界，“不得不驚歎他的見解”（同上，第266頁）。

如果說五四第一代人的西學雖然短淺，但中國傳(chuan) 統學問尚且深厚，因此尚能夠洞見到一些真實問題的話。那麽(me) 五四後學，從(cong) 第二代、第三代直到今天反中國傳(chuan) 統的知識分子，由於(yu) 傳(chuan) 統經史知識和相關(guan) 訓練的匱乏，加之陷入先入為(wei) 主的抽象觀念，

“即使其中有人肯花些功夫去翻越古籍，他們(men) 所戴的‘五四’眼鏡也使得他們(men) 很難‘與(yu) 立說之古人，處於(yu) 同一境界’。至於(yu) 連古籍都讀不太通的人，那就更不在話下了。所以‘五四’以來反傳(chuan) 統風氣越到後來便越發展成‘一犬吠影，百犬吠聲’的情況”（餘(yu) 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yu) 保守》，自《現代儒學的回顧與(yu) 展望》，北京三聯書(shu) 店，2005年，第41頁）。

流風餘(yu) 韻所及，無論是五四後學，亦或是捍衛“國學”者，其思維方式往往如出一轍，五四後學大談“中西比較”，說中國自古奴性。捍衛“國學”者也大談中西比較，如宣稱西方人吃飯用鐵器刀叉，因此“好戰”，而中國人吃飯用竹木筷子，因此“和平”；又或是宣稱西裝為(wei) 上下結構，因為(wei) “西方文化天人相分”，“中國的長衫上下一體(ti) ，因為(wei) 天人合一”。

比較有趣的是，最早與(yu) 觀察西方社會(hui) 與(yu) 文化的晚清士大夫，卻很少有人熱衷於(yu) 大談“中西文化比較”，他們(men) 眼中更多的卻是從(cong) 歐美國家看到了和中國的相近，是類似華夏民族的“三代”。

如徐繼畬認為(wei) 華盛頓不當國王，是三代時期的天下為(wei) 公；薛福成認為(wei) 當時的美國類似“虞夏”時期；郭鬆濤、王韜認為(wei) 當時英國是華夏的三代；康有為(wei) 認為(wei) 歐美政治是三代和兩(liang) 漢；孫文在給李鴻章的信中，也認為(wei) “泰西諸邦”是“三代之遺風”；宋育仁以當時西歐的政俗為(wei) “三代之治象”。

張之洞在《勸學篇》中，從(cong) 各個(ge) 方麵論述了歐美政俗與(yu) 中國傳(chuan) 統之間從(cong) 大體(ti) 而言，其實並無根本性的區別，如談到西方雖然“尊嚴(yan) 君上不如中國，而親(qin) 愛過之”，但西方同樣有君臣之倫(lun) ；當時西方家庭供奉祖父母、父母的照片，並且省墓插花，這是因為(wei) 西方同樣有父子之倫(lun) ；

另外還談到，當時的西方，結婚要請命父母，夫人也並不參與(yu) 政事、議院、軍(jun) 旅等，西方人也是有夫婦之倫(lun) 的。張之洞提到當時已經出現了激進主義(yi) 者提議要廢除三綱，但“中無此政，西無此教，所謂非驢非馬”（[清]張之洞：《勸學篇》，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0—71頁）。

張之洞的觀察比較接近事實，即十九世紀晚期中國和當時西方之間的差異，小於(yu) 現今包括了中西方在內(nei) 的世界與(yu) 十九世紀時中西方在內(nei) 的世界之間的差異。換言之，“古今之爭(zheng) ”的問題可能才是真正實質所在，而非五四以來所想象的“中西之爭(zheng) ”。

十九世紀的英國，正是處在“不古不今”的狀態，它擁有現代的自由市場和貿易結構，但又尊敬君主、貴族，父親(qin) 在家中是權威和道德的榜樣，所以張之洞能從(cong) 中看到君臣、父子、夫婦之倫(lun) 。當時英國人口比例中少數的紳士精英才有參與(yu) 社區或國家治理的資格，而非人人有份，屬於(yu) 一種古典自由的狀態。

晚清士人從(cong) 西方看到並欣賞的內(nei) 容，不是西方和中國之間具有根本性的差異，而是西方的君臣、父子、夫婦這些內(nei) 容更接近古典的華夏文明。他們(men) 要做的，不是徹底否定自己的文明，而是通過作為(wei) “他者”的西方，重新喚醒並回歸古典華夏文明。

然而在此之後，中國知識精英接受的“西學”，卻日趨激進化。“西方”的形象，也不再是有君臣、父子、夫婦的麵貌，而是逐漸變為(wei) 了越來越接近五四時期人們(men) 想象中的形象。

馮(feng) 克利教授曾經感慨，中國在甲午戰爭(zheng) 以後開始大規模學習(xi) 西方，但這個(ge) 學習(xi) 的時間結點非常不幸，因為(wei) 1870年普法戰爭(zheng) 後的西方進入到一個(ge) 糟糕的狀態，普魯士式的國家統治經濟與(yu) 軍(jun) 國強權的模式逐漸替代了英國主導的自由貿易式舊歐洲。隨之出現的，便是種族主義(yi) 、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無政府主義(yi) 、軍(jun) 國主義(yi) 、帝國主義(yi) 等各類現代激進意識形態。

對於(yu) 1870年以前的整個(ge) 西學淵源了解並不多，像《舊製度與(yu) 大革命》《聯邦黨(dang) 人文集》這些都居然是改革開放以後才有中文翻譯的，像民國時期最吃香的便是費邊社拉斯基之類的左翼思想，有一個(ge) 叫“鮑桑葵”的人，現在根本沒人提的，他在1920年代寫(xie) 了一本書(shu) ，馬上就被翻譯過來，而《聯邦黨(dang) 人文集》這樣重量的西學，卻根本無人問津（馮(feng) 克利：《我們(men) 學習(xi) 西方的時機非常不幸》）。

實際上，隨著各類激進思潮的引入，晚清的最後十年間，中國精英也出現了大量的激進觀點，如今人推崇的宋教仁、蔡元培，都有過廢除家庭和私有製的觀點；章太炎和康有為(wei) 之間完全屬於(yu) 對立，既是政敵，又是經學今、古文之敵，但是他們(men) 居然都相信“母係社會(hui) ”，因為(wei) “母係社會(hui) ”這個(ge) 神話確實有助於(yu) 解構以父係為(wei) 紐帶組建的家庭、家族。

康有為(wei) 的終極理想是無家庭、無國家的“大同世界”，章太炎的理想則是“五無”，不但無家庭、無政府，甚至無世界。在著名的《民報》中，大量宣傳(chuan) 的是俄國無政府主義(yi) 、德國社會(hui) 主義(yi) 革命家、巴枯寧、萬(wan) 國社會(hui) 黨(dang) 、法國大革命、國家主義(yi) 等歐陸激進主義(yi) 意識形態。

而對於(yu) 真正西方更深厚的曆史文化淵源，無論是英美普通法，還是中世紀封建習(xi) 慣，亦或是蘇格蘭(lan) 啟蒙思想之類，其實都是非常陌生的。五四時期那種對“西方”的無知和想象，其實就是這種學習(xi) 西方時機不幸的延續。

到了五四時期，隨著整體(ti) 氛圍的日趨激進化，像康有為(wei) 、章太炎這種激進主義(yi) 者都迅速淪為(wei) 了“守舊派”，因為(wei) 他們(men) 一個(ge) 在打孔家店的氛圍下居然還有提倡孔教的主張，另一個(ge) 還反對白話文，主張讀經。

嚴(yan) 複雖然翻譯了大量符合激進人士口味的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作品，但他對西學的態度相對較為(wei) 審慎，希望“苞中外而計其全”，調和中國學問與(yu) 西學，反對“悉棄其舊”式的徹底否定本國文化。因此，這位向來主張維新的士人，也和康有為(wei) 、章太炎一樣，在五四前後迅速淪為(wei) 了“守舊人士”。

這種思想光譜的激速變化，顯示了學習(xi) 西方時機不幸，卻又狂熱崇拜“西方”，在迅速引入大量1870年代以來的各種激進思潮後，如野馬般狂飆的狀態。

經過了五四聲浪的口誅筆伐，中國傳(chuan) 統幾乎被等同於(yu) 垃圾，“全盤西化”的口號甚囂塵上，甚至連漢字、線裝書(shu) 也都被賦予了原罪的屬性，更遑論經史之學的命運了。

但是有趣的是，在曆經了數十年的風雨之後，五四的執牛耳人物胡適、傅斯年卻在晚年又對中國傳(chuan) 統產(chan) 生了某種回歸性的重新肯定，如胡適在台北中山堂的演講，肯定了“中國從(cong) 古代以來都有信仰、思想、宗教等自由”；“在中國這二千多年的政治思想史、哲學思想史、宗教思想史中，都可以說明中國自由思想的傳(chuan) 統”（胡適：《中國文化裏的自由傳(chuan) 統》，《新生報》1949年3月28日）。

在1960年美國西雅圖召開中美學術合作會(hui) 議上，他發表了“中國的傳(chuan) 統及其將來”的演講，強調了中國曆史文化傳(chuan) 統，是“人文與(yu) 理性的中國”，對中國文化報以樂(le) 觀的態度（《中國的傳(chuan) 統及其將來》，自《胡適文集》第12冊(ce) ）。又如傅斯年，在五四時期尤其控訴“名教殺人”，厭惡孔孟之道，在晚期也逐漸發生轉變。

到1941年他臥病在床，收到胡適的信中勸他讀讀《論語》《孟子》，“想想那‘發憤忘食，樂(le) 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不怨天，不尤人’的通達人情，近乎人情的風度”。傅斯年承認，在經曆了這場病痛後，他在一定程度上皈依了中國傳(chuan) 統。

在台灣大學第四次校慶演說中，他強調了“中國民族五千年文化，必定不會(hui) 泯滅”，“我們(men) 現在要看清我們(men) 的麵孔，想到我們(men) 的祖先，懷念我們(men) 的文化”（《台灣大學校刊》第四十五期），對中國曆史文化傳(chuan) 統寄予了強烈情感。

在他生命的最後階段，他將早年厭惡的《孟子》列為(wei) 了學生的教材：“傅斯年過去以不談仁義(yi) 禮智自豪，但他充台大校長後，卻規定以《孟子》及《史記》為(wei) 大一國文教材，這可能是表現由他們(men) 過去無思想性的學風的一種轉向”（徐複觀：《五十年來的中國學術文化》，自《中國思想史論集》，上海書(shu) 店出版社，2005年，第222頁）。

這兩(liang) 位五四旗手在晚年對中國傳(chuan) 統態度上的轉變，是值得玩味的。這其實意味著中國的啟蒙式知識分子，在經曆了大量具體(ti) 曆史經驗後，對於(yu) 早年“致命的自負”有所反思，意識到無根之樹的理性建構，隻能是沙子一樣的城堡，沒有根深樹茂的曆史文化淵源滋養(yang) ，一切理想藍圖也不過是縹緲的海市蜃樓。

另外一個(ge) 例子是殷海光與(yu) 中國傳(chuan) 統的關(guan) 係，殷海光一生激烈反傳(chuan) 統文化，但在他死前卻對此進行了很多反思，從(cong) “對西洋文化的熱愛遠超過中國文化”變為(wei) “轉而喜歡中國文化”；晚年殷海光認為(wei) “從(cong) 社會(hui) 層麵看，中國在強大的帝製下，人民卻有很大的社會(hui) 自由。拿猶太教和回教來說,比孔教要專(zhuan) 斷多了。曆史的社會(hui) 應與(yu) 曆史的社會(hui) 比較，拿曆史的社會(hui) 與(yu) 近代西方的社會(hui) 比較，是一個(ge) 根本的錯誤”（陳鼓應：《殷海光最後的話語》）。

對於(yu) 晚年殷海光的轉變，郭齊勇先生評論道：“殷海光大半生認定傳(chuan) 統道德與(yu) 民主政治、自由精神完全不相容，晚年轉而肯定‘孔仁孟義(yi) ’是中國實現民主自由的根基，至於(yu) 如何說明、論證後者，殷已來不及做了。但至少他肯定了政治自由的道德基礎。這是他最重要的轉變”（郭齊勇：《殷海光晚年的思想轉向及其文化意蘊》）。

這三位有重大影響力的五四知識分子晚年轉向的例子，當然並不是說就意味著中國的啟蒙主義(yi) 者已經放棄了五四的遺產(chan) ，轉而投入文化保守的陣營。

這三個(ge) 重要人物轉向的象征意義(yi) 在於(yu) ，這意味著在經曆了眾(zhong) 多曆史反思之後，秉承了中國五四道統的啟蒙知識分子已經意識到最初“砸爛孔家店”、“全盤西化”的簡單幼稚，他們(men) 開始用更成熟、嚴(yan) 謹的態度來麵對悠久的中國文化遺產(chan) 。

當然，這不是說港台知識分子如柏楊、孫隆基等就不再繼續從(cong) 根子上徹底否定中國傳(chuan) 統，而是說主流的知識界已經不再以仇恨的粗暴態度來處理與(yu)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關(guan) 係。

中國大陸知識界的“河殤”一代，其實繼承的正是五四後學那種狀態，對於(yu) 西學頗為(wei) 隔膜，而對於(yu) 本國傳(chuan) 統也難深入。在他們(men) 的敘事之下，中國文化一無是處，渾身是毒，或頂多隻有道家還能勉強與(yu) 海德格爾對話，儒家則一無是處，最多還有一點點“修身”的用處。

與(yu) 之相對的是，“國學熱”的熱鬧，大量“國學信徒”居然與(yu) 五四後學共同分享了一套關(guan) 於(yu) “中國傳(chuan) 統”的想象，二者貌似對立，但唯一的區別隻是前者認為(wei) 這個(ge) 很壞，後者認為(wei) 這個(ge) 很好。

例如，五四後學們(men) 認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對婦女戕害，夫為(wei) 妻綱太可惡，“國學大師”的女德班就宣稱夫為(wei) 妻綱很好，妻子就是要“逆來順受”方為(wei) 美德。無論是五四後學們(men) ，還是“國學大師”們(men) ，二者顯然都不清楚宋儒解釋“夫為(wei) 妻綱”，是丈夫首先要做出更好的道德表率，其實是對丈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又如二十四孝，郭巨埋兒(er) 之類的慘酷，五四後學宣稱這是儒家孝道吃人，“國學大師”們(men) 宣稱二十四孝真乃中華傳(chuan) 統美德。實際上，這二者都不清楚，這“二十四孝”根本和理學家或儒家無關(guan) ，其起源隻是民間混雜了草根佛教的愚夫愚婦故事，如“郭巨埋兒(er) ”這種殘忍的故事，在明清時期就受到正統士大夫如方孝孺、王延相、戴君恩、李默、林俊、李世雄、袁枚等人的強烈批評，說郭巨的行為(wei) 不但殘忍、虛偽(wei) ，而且也不孝，沒惻隱之心，連人都算不上。

顯然，由於(yu) 對真實傳(chuan) 統曆史文化的無知，五四後學說二十四孝是儒家的“吃人禮教”，“國學大師”們(men) 說這是“中華美德”，其實都和曆史上真實的儒學無關(guan) 。

又以跪拜禮為(wei) 例，五四後學認為(wei) 這是中國文化“奴性的體(ti) 現”，“國學大師”們(men) 則認為(wei) 這是“感恩父母、師長的中華傳(chuan) 統美德”，二者看似對立，其實仍然是分享了同一個(ge) 關(guan) 於(yu) “中國傳(chuan) 統”的想象。而實際的真實曆史是，古人席地而坐，雙方禮貌的坐姿本來就是跪，跪坐而拜，其實類似鞠躬，並沒有後世那種主奴尊卑的色彩。

身份低的人要拜身份高的人，身份高的人也會(hui) 回敬並答拜對方，臣拜君，君答拜臣；新婦拜姑舅，姑舅也答拜新婦；甚至在年輕人的冠禮上，是母親(qin) 先拜，再受兒(er) 子的答拜。跪拜古禮的含義(yi) ，既不是五四後學們(men) 說的“奴性”，也不是“國學大師”們(men) 要在垂足而坐時代鼓吹的“拜師禮”。

五四已經過去了整整一百年，但五四巨大波瀾的一圈圈漣漪，卻至今未曾消散，它所建構出的中國傳(chuan) 統想象，甚至成為(wei) 了其反對者的“基本常識”。

餘(yu) 英時先生說，新儒家為(wei) 了對抗科學主義(yi) ，結果最終變為(wei) 對現代科學主義(yi) 有一種有意無意的“反模仿”，而反模仿其實也是模仿的一種（餘(yu) 英時：《論士衡史》，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年，第377頁）。同理，現在大量號稱信奉“國學”的人，其實也是在對五四話語建構下的“中國傳(chuan) 統”進行反模仿，二者的認知其實如出一轍。

這其實意味著，五四及其後學的思維方式與(yu) 知識生產(chan) ，其實占據了長期的優(you) 勢，我們(men) 還需要更好地挖掘和整理本國曆史文化傳(chuan) 統，才能獲取有效的認知。

常見的誤解還包括“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古代中國沒有真正財產(chan) 權；給皇帝三跪九叩是是“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皇帝可以隨心所欲地頒發“聖旨”；纏足是“程朱理學的主張”；連坐製度、有罪推定是“儒家司法思想”；朱熹是“納尼姑為(wei) 妾的壞蛋”，凡此等等，層層包裹，而迷失在這些神話故事中的讀書(shu) 人，無論是啟蒙知識分子，還是“國學大師”，都如同在《黑客帝國》中被插入芯片的狀態。

告別五四的有色眼鏡，便是走出黑客帝國幻覺世界的過程。無論是喜愛還是繼續厭惡真實的中國傳(chuan) 統，摘掉多年來有色眼鏡形成的偏見，去直麵真實的曆史世界，至少是沒有壞處的。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