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對錢穆先生的一個(ge) 觀點提出反對意見

作者：吳鉤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我們(men) 都愛宋朝”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正月廿四日丙申

          耶穌2019年2月28日

作者按：錢穆先生是我敬佩、並且影響了我曆史觀的一位前輩大家。但有意思的是，我是一名宋朝文明的鼓吹者，錢先生則對宋朝評價(jia) 不高。我曾寫(xie) 過一篇與(yu) 錢先生論宋朝政製觀點商榷的文章，有興(xing) 趣回看的朋友可點【這裏】。今天再貼一篇也是反對錢先生觀點的文章。

錢穆先生對宋朝製度給出的評價(jia) ，是“差評”。他認為(wei) ，從(cong) 政治製度上來看，宋朝是最沒有建樹的一個(ge) 時代：“論中國政治製度，秦漢是一個(ge) 大變動。唐之於(yu) 漢，也是一大變動。但宋之於(yu) 唐，卻不能說有什麽(me) 大變動。一切因循承襲。有變動的，隻是迫於(yu) 時代，迫於(yu) 外麵一切形勢，改頭換麵，添注塗改的在變。縱說它有變動，卻不能說它有建立。宋之於(yu) 唐，隻好說像東(dong) 漢之於(yu) 西漢，有事而無政。有形勢推遷，而無製度建立。”

錢先生進而提出，宋製之所以沿襲唐舊、毫無建樹，“隻因宋初太祖太宗不知大體(ti) ，立意把相權拿歸自己，換言之，這是小兵不放心大臣，這也罷了。他們(men) 種種措施，自始就不斷有人反對。但因宋初承襲五代積弊，社會(hui) 讀書(shu) 人少，學術中衰，反對的也隻曉得唐製不如此而已，並未能通覽大局，來為(wei) 有宋一代定製創法”。

趙宋立國，確實繼承了前唐舊製。但若說宋朝在政製上全無建樹、立國者缺乏創製之智慧，則未免有失公允。須知趙匡胤“黃袍加身”，從(cong) 後周之手接過來的盤子盡管不太差，但放眼中國，麵對的卻是一個(ge) 無論政治現狀還是政治製度都混亂(luan) 不堪的爛攤子。

就現實層麵而言，且不說當時北方有大遼國虎視眈眈，周邊尚有後蜀、南漢、南唐、吳越、北漢諸多割據政權，單說趙宋立國之基的中原大地，也是藩鎮擁兵自重，兵變習(xi) 慣性發作，五十年間已經走馬燈一般換了五代王朝：後梁、後唐、後晉、後漢與(yu) 後周。宋太祖在建製上若無過人之智慧，隻怕大宋已成“後宋”，五代湊為(wei) “六代”。

就製度層麵而言，趙宋接手的政製也是如同一團亂(luan) 麻，三省六部舊製、使職差遣製、各路軍(jun) 閥私自設立的私製，交織在一起，良莠莫辨。後世學人總結的“唐宋變革”，在晚唐時已拉開序幕；殘唐五代更是製度亂(luan) 變之時，朱溫建立的後梁，廢除舊唐之繁文縟節，焚毀前朝之《律令格式》，修訂新的律法製度；取而代之的後唐則以恢複唐朝舊製為(wei) 標榜。

當此政製與(yu) 時局均變動不居之際，“黃袍加身”的趙匡胤當如何收拾爛攤子，建立大宋王朝的基本製度？

擺在趙匡胤麵前的，似乎有兩(liang) 條路徑：

一是完全推倒唐—五代亂(luan) 糟糟的政製，另起爐灶，重新設計一套全新的製度。但即便人有天縱之聖明，也是理性有限，如何可能設計出完美製度？考中西諸史，設計理想製度的衝(chong) 動集中出現於(yu) “軸心時代”，在西方有柏拉圖之《理想圖》，在中國有托名周公創製的《周禮》。《周禮》並非現實製度之匯編，而是先哲基於(yu) 理性想象設計出來的理想製度藍圖。曆史的經驗表明，將人為(wei) 設計之理想製度強行施之現實，必致禍亂(luan) ，新朝王莽仿《周禮》托古改製而天下大亂(luan) ，便是深刻教訓。可知優(you) 良、合宜的製度，並非源於(yu) 完美設計，而是來自傳(chuan) 統的損益演進。

一是因循承襲既有製度，蕭規曹隨。但如前所述，唐—五代之政製雜亂(luan) 無章，為(wei) 亂(luan) 世產(chan) 物，又如何能夠維持長治久安？

趙匡胤選擇了第三條道路：承認既成事實，沿用唐—五代形成的整體(ti) 製度框架，並在內(nei) 部作漸進之改良。

唐朝的經典政治製度為(wei) 《唐六典》。《唐六典》規劃出一個(ge) 整全的國家治理製度體(ti) 係：三省、六部、九寺、五監，權責分明。但中唐之後，這一經典官製已為(wei) 臨(lin) 時差遣所動搖，“省、部、寺、監之官備員而已，無所職掌，別領內(nei) 外任使，而省、部、寺、監別設主判官員額”，比如戶部尚書(shu) 並無執掌戶部之權，而由另一位領有“判戶部事”差遣的官員管理戶部。本官與(yu) 職事發生了分離。趙匡胤立國，官製襲用唐舊，官與(yu) 差遣兩(liang) 套係統並行，“官以寓祿秩、敘位著”；“而差遣以治內(nei) 外之事”。但若僅(jin) 僅(jin) 如此，則不可言太祖有立製之智慧。趙匡胤的高明之處，是運用官與(yu) 差遣相分離的唐朝舊製，巧妙化解了晚唐—五代的積弊。

自晚唐—五代以來，中央權威喪(sang) 失，方鎮、武臣控製了一地軍(jun) 政、民政、財政與(yu) 司法大權，此為(wei) 五代禍亂(luan) 之源。建隆二年（961），趙匡胤曾問計謀臣趙普：“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戰鬥不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為(wei) 國家長久計，其道何如？”趙普說：“此非他故，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所以治之，亦無他奇巧，惟稍奪其權，製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但如何“奪其權，製其錢穀，收其精兵”，也是一個(ge) 問題。

許多人都知道“杯酒釋兵權”的故事，但曆史上是否真的有過這麽(me) 一場戲劇性十足的宴會(hui) ，尚無定論；即使真有“杯酒釋兵權”，也僅(jin) 僅(jin) 是解決(jue) 了侍衛親(qin) 軍(jun) 統官的權力隱患。五代積弊又表現為(wei) 地方節度使權力太重——唐時節度使本為(wei) 使職差遣，後逐漸坐大，成一方諸侯。趙匡胤的策略是繼續保留節度使的建製，“偽(wei) 署並仍舊”，同時又將節度使的差遣性質轉為(wei) 榮銜性質，“節度、承宣、觀察、團練、防禦、刺史，俱無職任，特以為(wei) 武臣遷轉之次序”，朝廷另遣知州、知縣治理地方。知州、知縣均為(wei) 宋朝差遣。於(yu) 是唐—五代遺留下來的節度、觀察諸使，仍得以保持尊貴之地位、優(you) 厚之俸祿，權力卻收歸中央派遣之知州、知縣。這是太祖對唐—五代製度遺產(chan) 的不動聲色的改造，如此，新舊交替，自然過渡，不用推倒重來，避免了大破大立可能誘發的政治動蕩。

但官與(yu) 差遣兩(liang) 套係統並行，也有毛病，即宋人詬病已久的官製“紊亂(luan) ”。司馬光曾猛烈批評這一製度：“今之所謂官，古之爵也；所謂差遣者，古之官也。官所以任能，爵所以酬功。今官爵渾淆，品秩紊亂(luan) ，名實不副，員數濫溢，是以官吏愈多，而萬(wan) 事益廢。”今人說起宋朝官製，也以“繁複”、“混亂(luan) ”相形容。但晚清的康有為(wei) 卻獨具慧眼，提出“宋官製最善”，其中一個(ge) 依據便是宋代實行“差遣易官”之製。

康有為(wei) 論證說，“官職以治事也，事惟其才，則能者任之，其義(yi) 在用也；爵位以酬勳舊年，德也，所以尊顯之，其義(yi) 在報。故有治事之才者，不拘資格可以任官，然未有積累之功，不必加尊顯之爵位也。有爵位者任事未必其能稱職，故不必用之當官。兩(liang) 者各有所宜，當並行之而不可合一。”宋朝的官與(yu) 差遣相分離，其實就是康南海所說的爵位與(yu) 官職並行。康南海認為(wei) ，在宋朝官製下，“事權輕重視其差，恩榮輕重視其位，兩(liang) 不相蒙，各有所得。才賢爭(zheng) 效其職，大臣不怨遺佚，權貴不至屍位”。

我們(men) 可以看到，今天西方議會(hui) 製國家中，首相卸任之後，有時又會(hui) 被新一屆政府委任為(wei) 內(nei) 閣部長。其實這種“能上能下”的縱向流動在宋朝也很常見，如富弼於(yu) 至和二年（1055）拜“同中書(shu) 門下平章事”（差遣，即宰相），治平二年（1065）判揚州；文彥博也於(yu) 至和二年拜相，後判大名府；至和二年還有韓琦拜相，神宗即位後，又出判相州。這便是官與(yu) 差遣相分離的製度所表現出來的靈活性。秩輕而高才者，完全可以通過“參知政事”的差遣獲得副宰相之權；宰相下野之後也可以保留崇高秩位而出任比宰相職務低的差遣（如知州），沒有人會(hui) 覺得這是丟(diu) 身份的降職。難怪康有為(wei) 宣稱：“善哉！複古之製，未有如宋祖者也。”當然準確地說，宋太祖並未複古，隻是承襲唐舊、略加改造而已。

司馬光批評的“官爵渾淆，名實不副”，也確實是宋代官製的弊病，比如某人官授“吏部侍郎”，但他的職務可能完全與(yu) 吏部工作沒有關(guan) 係。所以方有後來的“元豐(feng) 改製”。元豐(feng) 改製以《唐六典》為(wei) 本，使官名與(yu) 職務名實相符，如吏部侍郎得治吏部事。但差遣製的“官階—職位相分離”精神還是保留了下來，那就是寄祿官與(yu) 職事官（含差遣）並行、分立，寄祿官用以定官品和俸祿，職事官（差遣）“仍不拘品位以任事，宋祖之良法仍存焉”。朝廷按寄祿官之官階高低發放俸祿，又依職事、差遣補貼職錢。

宋朝開國者對諸州“馬步院”的改造，更是堪稱中國司法製度上的“神來之筆”。按唐製，各州郡置司法參軍(jun) （或法曹參軍(jun) ），掌一州司法，《唐六典》規定：“法曹、司法參軍(jun) 掌律令格式，鞫獄定刑，督捕盜賊，糾逖奸非之事，……使人知所避而遷善遠罪。”但唐季以降，藩鎮專(zhuan) 權，私設馬步院，遣派親(qin) 信衙校出任馬步都虞候、馬步判官，架空州政府司法參軍(jun) 的司法權。馬步院以武人為(wei) 司法官，立即就成為(wei) 濫用酷刑、恣意殺人之所在，被逮捕入獄之人，“不問罪之輕重，理之是非，但雲(yun) 有犯，即處極刑。枉濫之家，莫敢上訴。軍(jun) 吏因之為(wei) 奸，嫁禍脅人，不可勝數。”馬步院之設，可謂是五代最黑暗的製度之一。

宋太祖開國，卻沒有一舉(ju) 廢除諸州已普遍設立的馬步院，而是保留下來，並加以改造：首先將其更名為(wei) 司寇院，太宗時又改稱司理院；又選派及第進士取代武人出任司理參軍(jun) ；複重新劃定司理參軍(jun) 的權限：“專(zhuan) 於(yu) 推鞫研核情實。”即負責審清刑事被告人的犯罪事實。那麽(me) 原來的司法參軍(jun) 怎麽(me) 辦？宋朝立國者將其權力調整為(wei) “議法斷刑”，即根據司理參軍(jun) 審理清楚的卷宗，檢出刑事被告人所觸犯的法條，供定罪量刑。這便形成了中國曆史上獨一無二的“鞫讞分司”製度，有點像英美普通法體(ti) 製下，陪審團負責確認犯罪是否屬實，法官負責法律的適用，“事實審”與(yu) “法律審”相分離。

唐—五代的州政府設有州院，是州郡的法院。趙宋立國，也將州院的設置保留了下來，於(yu) 是一州之中便出現了兩(liang) 個(ge) 法院：州院與(yu) 司理院。二院並立。有些大州還分設左右州院、左右司理院，一州有四個(ge) 法院。宋朝州一級的司法係統非常發達，與(yu) 這種複式設置有關(guan) 。但設置複式法院更重要的意義(yi) ，表現在“翻異別勘”的司法製度上。翻異，即翻供；別勘，即重新審理。宋代的刑事被告人在招供之後，乃至在宣判之時，都可以喊冤翻異。一旦翻異，案子便自動進入別勘的複審程序。按要求，翻異必須由不相幹的法官重組法庭別勘，原審法官全部回避。這個(ge) 時候，諸州設置兩(liang) 個(ge) 以上法院的意義(yi) 就顯示出來了：州院翻異的案子，可移交司理院重審；司理院翻異的案子，也可移交州院。

宋太祖（包括太宗）對唐—五代官製與(yu) 司法係統的繼承與(yu) 改造，體(ti) 現了宋王朝定製創法的一貫思路：陳陳相因，推陳出新。曾有人跟朱熹說：“太祖受命，盡除五代弊法，用能易亂(luan) 為(wei) 治。”朱子糾正他：“不然。隻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條目多仍其舊。大凡做事的人，多是先其大綱，其他節目可因則因，此方是英雄手段。”換成現代的說法，這便是漸進主義(yi) 的改良進路了。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