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學的研究要素與(yu) 浙學開拓

作者：何俊（複旦大學特聘教授、哲學學院博士生導師）

來源：《浙江社會(hui) 科學》，2019年02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正月廿四日丙申

          耶穌2019年2月28日

摘要

晚宋以後的兩(liang) 浙朱子學研究是對浙學的開拓。由於(yu) 朱子學研究不完全是純思想的哲學分析，具有明顯的思想史特征，因此其研究要素除了思想本身以外，至少還包括地域、時間兩(liang) 個(ge) 維度所涵攝的若幹內(nei) 容，實際研究需要依據問題作出相應取舍。同時，政治與(yu) 朱子學構成了重要的基礎性關(guan) 係，由此切入的研究需要依據思想周期作長時段的分析。

長期以來，關(guan) 於(yu) 浙學的研究聚焦於(yu) 宋代事功學、明代陽明學與(yu) 清代浙東(dong) 史學，而忽於(yu) 朱子學的專(zhuan) 題研究。由於(yu) 南宋的政治與(yu) 文化中心在臨(lin) 安，明代的立國之本也與(yu) 浙江具有重大關(guan) 係，尤其在北山一係的後續發展中，作為(wei) 朱子學正統嫡傳(chuan) 的金華朱子學與(yu) 明代意識形態和學術主流的建立具有著內(nei) 在關(guan) 聯，因此兩(liang) 浙朱子學的考察無論是對於(yu) 朱子學的研究，還是浙學的開拓，都具有重要的價(jia) 值。但是由於(yu) 朱子學的研究不完全是純思想的哲學分析，而是涉及後朱熹時代的整個(ge) 儒學運動，思想史的研究特征相當明顯，有必要對相關(guan) 的研究要素作一些梳理。

一

慶元黨(dang) 禁在朱熹去世後兩(liang) 年(1202年)開禁，此後在朱學、陸學、浙學的學派調合中，朱子學呈現出融會(hui) 陸學與(yu) 浙學而勝出的態勢。也許思想巨子之後思想出現裂變是一個(ge) 常態，後朱熹時代的朱子學也是如此。朱熹一生講學，雖以閩中為(wei) 主，但門徒分布仍然很廣，清初極力推崇朱子學的重儒李光地的孫子李清馥在意在表彰閩中朱子學的《閩中理學淵源考》中嚐指出朱子門人的廣泛性:“在閩中者二百餘(yu) ，在吳越、江右、楚黔者亦二百餘(yu) 。”[1]即便是著名者，分布也很廣。晚宋黃震就列舉(ju) 了一批人:

如閩中則潘謙之、楊誌仁、林正卿、林子武、李守約、李公晦，江西則甘吉父、黃去私、張元德，江東(dong) 則李敬子、胡伯量、蔡元思，浙中則葉味道、潘子善、黃子洪，皆號高弟。[2]

事實上，至晚宋朱學再傳(chuan) 、三傳(chuan) 時，朱學實已遍及南宋各地。如果延至元朝，更是“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了。

如何來梳理這一複雜的朱子學傳(chuan) 衍，從(cong) 而呈現出朱子學的豐(feng) 富性，一直以來便是困難的。一個(ge) 比較直接的方法，自然就是以地域為(wei) 依據來進行梳理，前引黃震與(yu) 李清馥所言，表明自宋至清的一貫做法就是如此；同時輔以師承，按照譜係的觀念進行梳理。概言之，地域與(yu) 師承是研究朱子學的兩(liang) 個(ge) 天然要素。不過，自黃宗羲撰《明儒學案》，雖然他仍然是以地域與(yu) 師承來建立大的框架，但他很明顯地將自己的思想立場放了進去，力求以思想的特質來構成他對明代儒學的理解。盡管黃震以來，思想也無疑是重要的敘述內(nei) 容，但黃宗羲顯然是將思想的要素擺在第一位。地域與(yu) 師承的要素沒有拋棄，但似乎已降至為(wei) 梳理的方便而已。黃宗羲原擬貫徹他的思想史方法於(yu) 宋元儒學，但由於(yu) 工作僅(jin) 限於(yu) 開端，黃宗羲的這個(ge) 思想史路徑在現存的《宋元學案》中沒有能夠完全得到實現，全祖望的續修增補根本上使得《宋元學案》成為(wei) 曆史學家的思想史著作，而與(yu) 思想家的思想史著作《明儒學案》有了顯著的區別。作此區別，決(jue) 無貶低全祖望的工作之意。客觀地看，盡管偏重於(yu) 曆史學家的思想史著作，全祖望終究是一個(ge) 極有識見的曆史學家，他仍然希望可以在事實層麵上盡可能提供史料、梳理清楚脈絡的同時，能夠進入到思想層麵的判識。比如他對晚宋的朱子學作有這樣的說明:

晦翁生平不喜浙學，而端平以後，閩中、江右諸弟子，支離舛戾固陋無不有之，其能中振之者，北山師弟為(wei) 一支，東(dong) 發為(wei) 一支，皆浙產(chan) 也，其亦足以報先正惓惓浙學之意也夫![3]

由此而將浙江的朱子學提升為(wei) 朱子學的正統。但是，要將朱子學的思想實際展開與(yu) 地域、師承的要素達成完全匹配，實際上總是難以實現的。如果一定要使之相合，則不免於(yu) 材料上左支右絀，漏洞百出。有鑒於(yu) 此，我在十多年以前討論南宋後朱熹時代的朱子學時，曾嚐試著跳出師承、地域等外在的限製，直接以思想的特質將晚宋的朱子學勾勒成“思想的形態化及其向生活落實”、“思想的政治化”、“思想的學術化”所構成的思想畫卷。[4]

現在回頭來看，一方麵，我仍然以為(wei) 自己關(guan) 於(yu) 晚宋後朱熹時代的朱子學的這個(ge) 認知分類大致是可靠的，也是有益的。另一方麵，我又深知這個(ge) 勾勒存在著難以消除的問題。最顯見的是，晚宋朱子學的推進雖然有此三個(ge) 明顯的維度，以及具體(ti) 到每個(ge) 朱子後學中人也有三維度中的明顯取向，但取向決(jue) 不可能是單一的，充其量隻是輕重。比如我把黃榦、陳淳都歸於(yu) 第一個(ge) 維度，即“思想的形態化及其向生活落實”，這固然是成立的，但決(jue) 不等於(yu) 說他們(men) 在“思想的學術化”方向上沒有建樹。無論是具體(ti) 的朱子後學個(ge) 體(ti) ，還是整個(ge) 後朱熹時代的朱子學，我的分析框架所示的三個(ge) 維度事實上都是交疊而錯綜複雜的。換言之，分類的圖象雖然有助於(yu) 認識的清晰，卻是以豐(feng) 富性的喪(sang) 失為(wei) 代價(jia) 的。如果把晚宋朱子學的認識延拓至元代，問題就變得更加複雜。由此，似乎頗能理解全祖望在增補《宋元學案》時為(wei) 什麽(me) 要以師承為(wei) 統緒，輔以區域，雖然這確實是學案體(ti) 的體(ti) 例所至，卻也實在是一個(ge) 比較穩妥的方法。

以上這樣一個(ge) 簡單的梳理，實際上是指出，後朱熹時代的朱子學研究至少有三個(ge) 要素是必須考慮的，一是師承，二是地域，三是思想。師承構成了朱子學在時間維度上的展開。盡管師承不足以保證思想獲得可靠的傳(chuan) 衍，況且從(cong) 道不從(cong) 人的觀念自始便是宋代理學的精神，整個(ge) 宋代理學本身也宣稱是在孔孟之道湮沒千載後的接續，但是師承構成了學術傳(chuan) 衍的客觀維係，同時這種維係也是朱子學在時間上展開的見證。地域與(yu) 師承的時間性相比，在傳(chuan) 統的研究上大體(ti) 隻是空間的提供，少有其它的思想涵義(yi) ，比如特定的場域對於(yu) 思想的影響等。但是，思想的傳(chuan) 播既受製於(yu) 時間，也受製於(yu) 場域。在傳(chuan) 統時代，場域的影響幾乎是與(yu) 師承完全交織在一起發揮作用的。在師承、地域、思想三要素中，相對而言，思想的要素似乎顯得要虛許多，這個(ge) 虛，主要是指它的呈現方式。但是，在後朱熹時代，思想比以往是要實體(ti) 化很多了，因為(wei) 印刷技術的普遍已使得書(shu) 本傳(chuan) 播突破了時間與(yu) 空間的限製。換言之，思想以書(shu) 為(wei) 載體(ti) ，實現了它對師承與(yu) 地域的實破。也許可以反過來理解，正是由於(yu) 書(shu) 本的流播極大地挑戰了師承與(yu) 地域，因此師承與(yu) 地域進一步固化以回應挑戰。後來清儒總是要講宋學中的門戶標榜，黨(dang) 人習(xi) 氣，想來也決(jue) 不是無來由的。

二

一旦觀察與(yu) 分析思想史的基本要素達到三項，它的認識複雜度便會(hui) 驟然巨增，如果再考慮到思想史與(yu) 所處時代的政治環境的關(guan) 係是不可回避的內(nei) 容，因此在某種意義(yi) 上講，有效解釋幾乎是難以實現的。因此要想有效理解後朱熹時代的朱子學，勢必在三項基本要素中有所偏重。近年來的思想史研究比較明顯地受到社會(hui) 史的影響，尤其是宋明以降。其中最突出的一個(ge) 特征就是希望通過士人社群的家族與(yu) 宗族關(guan) 係、師承與(yu) 學侶(lv) 關(guan) 係、仕宦與(yu) 交遊關(guan) 係的梳理來呈現思想流變的因果關(guan) 係。這對於(yu) 思想史的認識無疑是頗有助益的，但不可否認的是，關(guan) 係的梳理終究無法替代思想的闡明。換言之，在思想史的研究中，上述朱子學研究的基本三項要素，思想的維度是最不應該缺失的，否則便不成為(wei) 作為(wei) 思想史的朱子學研究。因此，如果必須有所取舍，似乎隻能在師承與(yu) 地域二者中作輕重的處理。依我的考慮，如何處理這二者，取決(jue) 於(yu) 研究的重點。如果對朱子學作類似切片式的研究，即限定在一個(ge) 相對短的具體(ti) 時段，比如朱熹的及門弟子與(yu) 二傳(chuan) 弟子，那麽(me) 地域要素應該放在一個(ge) 比較重要的位置上，由此考察朱子學在不同地域的傳(chuan) 衍所呈現出的豐(feng) 富性；如果對朱子學作長時段的考察，即由及門弟子而延至後來數代人的流變，那麽(me) 應聚焦於(yu) 師承為(wei) 宜，以便彰顯傳(chuan) 承中所展開的豐(feng) 富性。事實上，兩(liang) 者之間的選擇，又極大程度上受製於(yu) 整個(ge) 研究對象的內(nei) 涵。如果分析後朱熹時代的朱子學是作為(wei) 整個(ge) 南宋儒學的一個(ge) 波段，就會(hui) 傾(qing) 向於(yu) 選擇前者，以地域為(wei) 背景來進行思想類型的切片式分析，比如我在《南宋儒學建構》中所做的那樣。但是如果專(zhuan) 以後朱熹時代的朱子學為(wei) 研究對象，那麽(me) 就容易考慮後者，可以以長時段的觀察作為(wei) 重點，將後朱熹時代延展至整個(ge) 元代，置朱子學於(yu) 一個(ge) 長時段進行觀察，而將空間聚焦於(yu) 兩(liang) 浙地區，但又僅(jin) 以此空間為(wei) 背景，而不是將空間作為(wei) 思想史的分析要素，從(cong) 而將整個(ge) 考察聚焦在師承與(yu) 思想這兩(liang) 個(ge) 要素上，避免多要素的滲合而導致類型交叉所帶來的無法掌控的複雜，甚至混亂(luan) 。

所謂師統，便是師承的展開；所謂學統，則是思想的傳(chuan) 承。當進入長時段的考察中，會(hui) 很自然地發現，思想的傳(chuan) 承一定會(hui) 發生延異，而固化的師統必無法籠罩思想的溢出，因此學統與(yu) 師統之間的張力與(yu) 緊張，乃至矛盾與(yu) 衝(chong) 突，自然接踵而至。處於(yu) 這種關(guan) 係中，朱子學的每一代學人因為(wei) 自己所處的位置與(yu) 關(guan) 注不同而形成了迥異的思想風格。總的來說，事實與(yu) 常理還是比較相近的。比如依常理，離朱子越近，師統應該越足以成為(wei) 學統的保證，事實上也近乎如此，比如朱子的及門弟子輔廣與(yu) 陳埴；或者雖然隔了二代，但師承清晰者，也有益於(yu) 學統的延續，抑或思想的保守性堅持，比如同為(wei) 三傳(chuan) 的趙順孫與(yu) 車垓。相反，離朱子時代已遠，師承多源又經過了一番自我研判而皈依朱子者，應該容易傾(qing) 向於(yu) 學統獨立於(yu) 師承，黃震與(yu) 王應麟便佐證了這一點，與(yu) 此相應，思想的新創也往往開始萌生。當然，事實與(yu) 常理如果總是如此合若符節是不可能的。比如北山一係的傳(chuan) 承中便呈現出了師統與(yu) 學統的複雜性，北山一係的師統是清晰可靠的，但他們(men) 在思想上的突破反而使他們(men) 的學統與(yu) 普遍師統正確的朱子學出現了某種程度的緊張。可以說，僅(jin) 就宋元兩(liang) 浙朱子學為(wei) 例，已足以表征朱子學的複雜性。事實上，這仍然還是僅(jin) 限於(yu) 師統與(yu) 學統兩(liang) 個(ge) 要素的觀察，地域要素實際上並沒有真正介入。如果進一步向內(nei) (兩(liang) 浙內(nei) 部的亞(ya) 區域)、向外(兩(liang) 浙與(yu) 閩中、江右、楚黔)展開，宋元朱子學的複雜性無疑更為(wei) 彰顯。毫無疑問，決(jue) 無必要疑慮這種複雜性的存在。從(cong) 價(jia) 值評判的意義(yi) 看，這種複雜性毋寧是朱子學豐(feng) 富性的實現；從(cong) 思想洪流的進程看，這樣的豐(feng) 富性既是思想的展開，也是思想轉向新境的準備。更何況，這種豐(feng) 富性的呈現，在極大的程度也是研究偏重於(yu) 分析的取徑所至。宋元兩(liang) 浙朱子學所呈現的豐(feng) 富性終究可以被涵攝於(yu) 師承與(yu) 思想的紐結中，如果取以綜合的考察。

三

當然，當我這樣說時，明顯地隱含了考察朱子學的另一個(ge) 重要要素，即政治。朱子學與(yu) 政治的關(guan) 係是一個(ge) 無法繞開的問題，況且所謂的政治，恰恰也是與(yu) 呈以士人社群與(yu) 仕宦黨(dang) 群的師統、地域，以及與(yu) 政治正確相糾結的學統有著扯不斷的關(guan) 係。尤其是，南宋以臨(lin) 安為(wei) 都，兩(liang) 浙朱子學與(yu) 宋廷基於(yu) 地緣而產(chan) 生的互動，往往是超出今人由有限的史料所窺知的。專(zhuan) 門將政治作為(wei) 分析朱子學的一個(ge) 重要要素提出來，是因為(wei) 一旦將政治的要素作為(wei) 一個(ge) 分析的重要因素時，時間的要素是我想作進一步討論的。當我們(men) 從(cong) 時段上來進行思想史的分析時，很容易受到斷代史研究的影響，但其實是可以盡量擺脫一點，從(cong) 思想史本身與(yu) 政治的關(guan) 係對思想史的周期性程度的影響來考慮時段的劃定。我在前文中，用“思想洪流”這個(ge) 詞來比喻思想蘊涵的豐(feng) 富性，其實便有著思想史的周期性的考量。就朱子學而言，這是一個(ge) 尤其值得考慮的問題，因為(wei) 朱子學成為(wei) 晚宋以降傳(chuan) 統中國的政治與(yu) 思想的主流，並不僅(jin) 限於(yu) 宋理宗，以及後來的元代，而與(yu) 明清兩(liang) 朝都有著重要的關(guan) 係。自然，這決(jue) 不是意謂著要將整個(ge) 明清兩(liang) 朝都括入其中，而是強調要盡量從(cong) 朱子學自身的周期性來劃定時段。

這裏，斯波義(yi) 信先生關(guan) 於(yu) 宋代以降的時段劃分是極富啟發的。他在考察宋代江南經濟時，依據上升、平衡、下降之類的周期循環理論，將考察的時段從(cong) 宋朝開國一直下延到明初，分成七個(ge) 時期:

第一期960—1030年代，開拓疆土的開國期；

第二期1030年代—1060年代，上升開始發動期；

第三期1060年代—1127年，上升期；

第四期1127—1206年，實質性成長期；

第五期1207—1279年，下降始動期；

第六期1279—1367年，下降期；

第七期1368—1421年，上升始動期。

他的整個(ge) 時段選擇與(yu) 分期劃分是多方參照了政治變遷和製度框架的結構變化，比如下限劃在1421年，便是因為(wei) 這一年明朝遷都北京。[5]顯然，這一年不僅(jin) 對江南經濟是一個(ge) 重要的時間節點，對於(yu) 兩(liang) 浙的朱子學同樣是一個(ge) 重要的時間節點。朱元璋取得天下，與(yu) 金華士人社群是具有重要關(guan) 係的。方孝孺的殉難是否意謂著啟動了兩(liang) 浙朱子學的下降期，乃至為(wei) 後來浙中王陽明心學的崛起提供了某種思想空間，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但對於(yu) 兩(liang) 浙朱子學的影響是可以肯定的。

綜上所言，兩(liang) 浙朱子學由於(yu) 所涉內(nei) 容的複雜，導致決(jue) 定此一領域的研究要素具有著多維性與(yu) 交叉性。任何一個(ge) 學者的具體(ti) 研究很難既籠罩整個(ge) 全局，又能作充分的展開。選擇師統與(yu) 學統的調適這一視角，分析兩(liang) 浙朱子學的活動，可以有益地打開朱子學研究的一個(ge) 重要麵相，同時又足以引發我們(men) 對朱子學研究要素的進一步思考。我將自己獲得的啟發嚐試著說出，一方麵是為(wei) 了彰顯師統與(yu) 學統的調適所選擇的研究視角指向的研究要素，另一方麵更是為(wei) 了說明由這樣的研究所蘊藏著的兩(liang) 浙朱子學的其它研究要素。至於(yu) 兩(liang) 浙朱子學的研究對於(yu) 浙學的開拓，則因為(wei) 兩(liang) 浙朱子學的展現而更顯得直接，浙學的研究內(nei) 容將難以再簡單歸約為(wei) 南宋事功學、明代陽明心學、清代浙東(dong) 史學。當然，如果回到我對朱子學研究要素的分析，從(cong) 浙學研究的推進而言，考慮到政治製度規定的變化與(yu) 權力的實際運行在傳(chuan) 統中國是決(jue) 定思想的重大要素，我很期待未來的研究能夠在現有師統與(yu) 學統研究的基礎上，由政治與(yu) 思想切入，再對宋明的兩(liang) 浙朱子學作出專(zhuan) 題研究，從(cong) 而與(yu) 師統、學統的專(zhuan) 題研究構成雙璧。

【注釋】

1、李清馥:《閩中理學淵源考》卷26《文肅黃勉齋先生榦學派》。

2、《黃氏日抄》卷40《讀勉齋先生文集》。

3、《宋元學案》卷86《東(dong) 發學案》。

4、《南宋儒學建構》第五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初版、2013年修訂版。

5、《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0~82頁。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