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麽(me) ？宋朝的朝堂上也有左右派？

作者：吳鉤

來源：作者賜稿

          節選自 吳鉤《宋潮：變革中的大宋文明》一書(shu)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三月初五日辛醜(chou)

          耶穌2025年4月2日

今人習(xi) 慣將保守派稱為(wei) “右翼”，將變法派稱為(wei) “左翼”。巧的是，宋人有時也使用“左右”的概念來形容元豐(feng) 黨(dang) 人與(yu) 元祐黨(dang) 人這兩(liang) 大陣營。

紹聖初，哲宗親(qin) 政，銳意紹述，起用元豐(feng) 黨(dang) 人，支持變法的章惇被召回朝廷，拜為(wei) 宰相。章惇從(cong) 湖州回京，途經山陽縣，當地官員都來拜謁，明州通判陳瓘當時在山陽，也“隨眾(zhong) 謁之”。章惇“素聞瓘名，獨請登舟，共載而行”。二人遂在江上小舟展開了一場關(guan) 於(yu) 施政之道的對話。

章惇向陳瓘討教“當世之務”。陳瓘說：“請以所乘舟為(wei) 喻，偏重，其可行乎？或左或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矣。”章惇聽後，“默然未答”。陳瓘反問他：“上方虛心以待公，公必有以副上意者，敢問將欲施行之序以何事為(wei) 先？何事為(wei) 後？”章惇說：“司馬光奸邪，所當先辨。”陳瓘說：“相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也。果然，將失天下之望矣。”

陳瓘又“極論熙豐(feng) 、元祐之事，以為(wei) 元豐(feng) 之政，多異熙寧，則先誌固已變而行之。溫公不明先誌，而用母改子之說，行之太遽，所以紛紛至於(yu) 今日。為(wei) 今之計，惟當絕臣下之私情，融祖宗之善意，消朋黨(dang) ，持中道，庶乎可以救弊。若又以熙豐(feng) 、元祐為(wei) 說，無以厭服公論，恐紛紛未艾”，“譬如此舟，移置之左，則左重，移置之右，則右重，俱不可也”。

按陳瓘的說法，熙寧變法，專(zhuan) 任新黨(dang) ，排斥舊黨(dang) ，就如江中行舟，眾(zhong) 人都坐在舟之右側(ce) ，舟有“右傾(qing) ”之險；元祐更化，司馬光悉罷新法，專(zhuan) 用舊黨(dang) ，相當於(yu) 將眾(zhong) 人全部安排坐到舟之左側(ce) ，舟又有“左傾(qing) ”之險。現在章相公還朝，又欲“移左以置右”，隻怕舟勢又無法平衡了。執政之道，應該是消朋黨(dang) ，持中道，不偏不倚。

陳瓘“辭辯淵源，議論勁直”，章惇雖然覺得“迕意，亦頗驚異，遂有‘兼取元祐’之語，留瓘共飯而別”。但章惇執政後，實未“兼取元祐”，而是將元祐黨(dang) 人悉數放逐，白白浪費了陳瓘的苦口婆心。

後徽宗繼位，陳瓘又上書(shu) 與(yu) 皇帝論治道：“今所以保四海而固天祿者，在允執厥中以奉天而已，無過不及之謂中，不高不下之謂中，不左不右之謂中。”希望徽宗平衡左右，取中道而行。

建中靖國元年（1101）七月，宰相曾布也跟徽宗說：“元祐、紹聖兩(liang) 黨(dang) 皆不可偏用。臣竊聞江公望嚐為(wei) 陛下言：‘今日之事，左不可用軾、轍，右不用京、卞。’緣此等人在朝，決(jue) 不免懷私挾怨，互相仇害，則天下士類為(wei) 之不安。士類不安，則朝廷亦不安矣。願陛下深思熟計，無使此兩(liang) 黨(dang) 得誌，則和平安靜，天下無事，陛下垂拱而治矣。”當時蘇軾、蘇轍兄弟隱然是元祐黨(dang) 人的領袖，蔡京、蔡卞兄弟則是元豐(feng) 黨(dang) 人的中流砥柱。曾布認為(wei) ，這兩(liang) 對兄弟，一左一右，均不可偏用。

我們(men) 現在習(xi) 慣將曾布列入變法派，不過曾布自己卻以“中立”自命，他曾自謂：“布自熙寧立朝，以至今日，時事屢變，惟其不雷同熙寧、元豐(feng) 之人，故免元祐之禍；惟其不附會(hui) 元祐，故免紹聖之中傷(shang) ，坐視兩(liang) 黨(dang) 之人反覆受禍，而獨泰然自若，其自處亦必粗有義(yi) 理，以至處今日風波之中，毅然中立，每自謂存心無愧於(yu) 天，無負於(yu) 人。”

曾布跟皇帝說“左不可用軾、轍，右不用京、卞”時，宋徽宗“頷之而已”，是點頭表示同意的。但吊詭的是，到了建中靖國元年（1101）十一月，徽宗一日單獨留下曾布，給他看一幅變法派小將鄧洵武進獻的《愛莫助之圖》，“其圖如史書(shu) 年表，例為(wei) 旁通，分為(wei) 左右。自宰臣、執政、侍從(cong) 、台諫、郎官、館閣、學校，分為(wei) 七隔。左曰紹述，右曰元祐，左序助紹述者，宰相執政中，溫益一人而已，其餘(yu) 每隔止三四人，如趙挺之、範致虛、王能甫、錢遹是也；右序舉(ju) 朝輔相、公卿、百執事皆在其間，至百餘(yu) 人。”

鄧洵武將此圖命名為(wei) “愛莫助之圖”，用意很明顯：“陛下方紹述先誌，群臣莫助之者”，因為(wei) 陛下現在所任用的官員，除了溫益、趙挺之、範致虛、王能甫、錢遹屈指可數的幾名元豐(feng) 黨(dang) 人（列於(yu) 圖之左序）之外，其餘(yu) 的全都是元祐黨(dang) 人（列於(yu) 圖之右序）。

鄧洵武又在《愛莫助之圖》的左序“別立一項，用小帖揭去”，這是鄧洵武建議的宰相人選，是扭轉乾坤的關(guan) 鍵人物，不過其姓名被鄧洵武用小帖子覆蓋住。曾布問其人為(wei) 誰。徽宗說：“洵武言，非相蔡京不可，以不與(yu) 卿同，故揭去。”此時，宋徽宗已決(jue) 意要拜蔡京為(wei) 相，紹述父兄之誌。

這幅《愛莫助之圖》有一個(ge) 細節很有意思：鄧洵武將元祐黨(dang) 人名單列於(yu) 右序，將元豐(feng) 黨(dang) 人名單列於(yu) 左序，正好跟今人稱保守派為(wei) “右翼”、革新派為(wei) “左翼”相吻合。這自然是一種巧合，因為(wei) 陳瓘與(yu) 曾布則將元祐黨(dang) 人列為(wei) “左”，將元豐(feng) 黨(dang) 人列為(wei) “右”。宋人顯然不會(hui) 曉得現代政治學說的“左右翼”概念，不過，如前所述，不隻一位宋朝士大夫會(hui) 用“左右”來形容元豐(feng) 黨(dang) 人與(yu) 元祐黨(dang) 人，至於(yu) 誰為(wei) 左，誰為(wei) 右，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左右”均偏離了中道，是各執一端。

除了“左右”，宋人還常常使用“中”的概念來描述一種理想的執政路線。中，即不左不右，不偏不倚，換句話說，就是平衡左右派，兼用元豐(feng) 與(yu) 元祐黨(dang) 人，兼取新舊法。美國漢學家伊沛霞將建中靖國年間的兼用元豐(feng) 、元祐黨(dang) 人解釋為(wei) “建立聯合政府”，堪稱是精妙的概念轉譯。可惜啊，宋人雖知中道可貴，不可偏頗，但知易行難，“建中靖國”僅(jin) 僅(jin) 一年，便被執其一端的“崇寧”所代替，恰如一首宋詩所言：“中道難行古已然，東(dong) 邊扶起又西邊。”未免令人歎息。

我們(men) 將宋人的這一首詠史詩改動幾個(ge) 字，變成“中道難行古已然，右邊扶起又左邊”，可能更加切合北宋後期的黨(dang) 爭(zheng) 特點。因為(wei) ，如果我們(men) 去了解元豐(feng) 黨(dang) 人與(yu) 元祐黨(dang) 人各自的政治主張，看看他們(men) 之間針鋒相對的辯論，便會(hui) 發現，他們(men) 的分歧，恰恰如同近代左右翼政黨(dang) 的分野。

舊黨(dang) 領袖司馬光與(yu) 新黨(dang) 中人呂惠卿有過一次辯論。熙寧二年（1069），呂惠卿任經筵講官，他在給神宗皇帝講課時，借機鼓吹變法：“法不可不變，先王之法，有一歲一變者，‘正月始和，置於(yu) 象魏’是也；有五歲一變者，‘五載一巡守’，‘考製度於(yu) 諸侯’是也；有一世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世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

司馬光則提出反駁，稱呂惠卿對經史的理解是錯誤的：“正月始和，置於(yu) 象魏者，乃舊章也，非一歲一變也。……天子恐諸侯變禮易樂(le) ，故五載一巡守，有變亂(luan) 舊章者，則削黜之，非五歲一變法也。刑罰世輕世重者，蓋新國、亂(luan) 國、平國，隨時而用，非一世一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司馬光之意，當然不是想與(yu) 呂惠卿討論學術問題，而是要向皇帝表明觀點：不可輕易變法。

王安石與(yu) 司馬光，北宋左右派的領袖

司馬光與(yu) 王安石也有過辯論。熙寧元年（1068），王安石、司馬光在邇英殿奏對，司馬光說，國家當務之急，是節省冗費，比如郊賚（郊祀後給大臣的例行賞賜），可免就免。王安石則說：“國家富有四海，大臣郊賚所費無幾，而惜不之與(yu) ，未足富國，徒傷(shang) 大體(ti) 。……且國用不足，非方今之急務也。”司馬光說：“國家自真廟之末，用度不足，近歲尤甚，何得言非急務邪？”王安石說：“國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財之人故也。”司馬光又說：“善理財之人，不過頭會(hui) 箕斂，以盡民財，如此，則百姓困窮，流離為(wei) 盜，豈國家之利耶？”王安石則說：“此非善理財者也。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用饒。”司馬光反駁說：“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yu) 加賦。”

總而言之，司馬光主張“輕租稅、薄賦斂”，王安石則認為(wei) “此皆腐儒之常談，不足為(wei) ”，盡管沒有明言加稅，但其廣開財源的財稅思想是顯而易見的。

蘇轍的思想轉變也折射出元豐(feng) 黨(dang) 人與(yu) 元祐黨(dang) 人的政見差異。我們(men) 都知道，蘇轍是元祐黨(dang) 籍中有名的人物，不過年輕時他的思想非常激進，如同一名狂熱的左翼文青，王安石變法之初，蘇轍還入三司條例司協助變法。

王安石變法的旗號之一是“抑兼並”，即運用國家力量調節貧富差距，他有一首《兼並》詩，表達的正是摧抑兼並的政治理想：“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鬥魁。賦予皆自我，兼並乃奸回。奸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後世始倒持，黔首遂難裁。秦王不知此，更築懷清台。禮義(yi) 日以媮，聖經久堙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時所咍。俗吏不知方，掊克乃為(wei) 材。俗儒不知變，兼並可無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闔開。有司與(yu) 之爭(zheng) ，民愈可憐哉！”

青年蘇轍的思想與(yu) 王安石《兼並》詩如出一轍，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他曾向仁宗皇帝進策論：“臣聞古者，天下皆天子之人，田畝(mu) 之利、衣衾之用，凡所以養(yang) 生之具，皆賴於(yu) 天子。……至於(yu) 末世，天子之地轉而歸於(yu) 豪民，而天下之遊民饑寒朝夕之柄，天子不恤，而以遺天下之富賈。……愚以為(wei) ，當今之勢，宜收天下之田，而歸之於(yu) 上，以業(ye) 無田之農(nong) 夫，恤小民之所急，而奪豪民假貸之利，以收遊手之用。故因其所便而為(wei) 之計，以為(wei) 莫如收公田而貸民急。”這番言論，簡直就是王安石《兼並》詩的注腳。

但蘇轍晚年，已成為(wei) 一名著名的保守派，對王安石的《兼並》詩與(yu) 抑兼並主張又提出猛烈批判：“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誌欲破富民以惠貧民，不知其不可也。方其未得誌也，為(wei) 《兼並》之詩，……及其得誌，專(zhuan) 以此為(wei) 事，設青苗法，以奪富民之利”。富民之利焉可奪？“州縣之間，隨其大小，皆有富民，此理勢之所必至，所謂‘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然州縣賴之以為(wei) 強，國家恃之以為(wei) 固，非所當憂，亦非所當去也。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橫，貧民安其貧而不匱，貧富相恃，以為(wei) 長久，而天下定矣”。你看，此時的蘇轍跟年輕時判若兩(liang) 人，與(yu) 王安石也早已分道揚鑣。

南宋葉適提過跟蘇轍差不多的觀點：“今俗吏欲抑兼並，破富人以扶貧弱者，意則善矣”，然而不可推行，因為(wei) “富人者，州縣之本，上下之所賴也”，“小民之無田者，假田於(yu) 富人；得田而無以為(wei) 耕，借貲於(yu) 富人；歲時有急，求於(yu) 富人；其甚者傭(yong) 作奴婢，歸於(yu) 富人；遊手末作，俳優(you) 技藝，傳(chuan) 食於(yu) 富人”，“富人為(wei) 天子養(yang) 小民，又供上用，雖厚取贏以自封殖，計其勤勞，亦略相當矣”，“故臣以為(wei) ，儒者複井田之學可罷，而俗吏抑兼並富人之意可損”。葉適是舊黨(dang) 的同情者，對熙豐(feng) 變法多有批評。

元豐(feng) 黨(dang) 人毫無疑問是重商主義(yi) 的踐行者，強烈主張政府積極介入、幹預市場，熙寧變法的“市易法”，即國家在城市設立市易務（相當於(yu) 官營商貿公司、官營城市商業(ye) 銀行），通過“貴買(mai) 賤賣”的方式調控市場、幹涉物價(jia) 、限製市場自發的定價(jia) 權力，並從(cong) 中賺取商業(ye) 利潤，同時，市易務也利用官方本錢向商戶提供貸款，收取二分利息。葉適對這樣的經濟幹預政策很不以為(wei) 然，他說：“今天下之民不齊久矣，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不一出於(yu) 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遽奪之，可乎？奪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為(wei) 國利，可乎？”

元豐(feng) 黨(dang) 人對國家福利的推行也相當積極，我們(men) 以前講過宋朝政府救濟貧民的福利體(ti) 係，這個(ge) 福利體(ti) 係主要是在熙寧、崇寧年間迅速發展起來的，而且在蔡京執政期間達至鼎盛狀態：“崇寧初，蔡京當國，置居養(yang) 院、安濟坊。給常平米，厚至數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頭，具飲膳，給以衲衣絮被。……三年，又置漏澤園。……諸城、砦、鎮、市戶及千以上有知監者，依各縣增置居養(yang) 院、安濟坊、漏澤園。”我們(men) 應該注意兩(liang) 點：其一，元豐(feng) 黨(dang) 人對貧民福利的關(guan) 注，與(yu) 其“振乏絕，抑兼並”的施政綱領是密切相關(guan) 的；其二，福利政策離不開充盈的財政收入提供支撐，而元豐(feng) 黨(dang) 人恰恰追求“藏富於(yu) 國”，因而才有更多的財政撥款投入福利建設。

說到這裏，我們(men) 會(hui) 恍然發現，豐(feng) 元黨(dang) 人的施政理念多麽(me) 像近代左翼政府：傾(qing) 向於(yu) 變革，支持國家幹預經濟，追求財政收入增長，主張以國家權力調節貧富差距，重視貧民福利。而元祐黨(dang) 人（及其同情者）多麽(me) 像近代右翼政府：傾(qing) 向於(yu) 保守，主張輕賦薄斂、藏富於(yu) 民，反對國家與(yu) 民爭(zheng) 利，承認貧富差距具有曆史合理性，反對政府“劫富濟貧”。

可以說，熙豐(feng) —紹聖—崇寧時期的宋朝政府，是左翼政府；元祐政府是右翼政府；建中靖國時期則出現了短暫的左右翼聯合政府。

這是宋代黨(dang) 爭(zheng) （嚴(yan) 格來說，是北宋黨(dang) 爭(zheng) ）全然不同於(yu) 其他王朝之朋黨(dang) 的一大特點。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