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獨特！宋王朝的“年號政治”

作者：吳鉤

來源：作者賜稿

          節選自 吳鉤《宋潮：變革中的大宋文明》一書(shu)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二月廿九日丙申

          耶穌2025年3月28日

自漢武帝建元之後，直到清末宣統，中國人基本上都以年號紀年，清人趙翼說，“年號紀元自漢武始，上自朝廷，下至裏社，書(shu) 契記載，無不便之，誠千古不易之良法也。” 也就是說，年號的使用，是為(wei) 了方便紀年。年號的用字一般選取吉祥字，通常並無特別的政治涵義(yi) 。不過，宋代例外。

北宋後期，從(cong) “元祐”至“崇寧”，年號通常含有深刻的政治寓意，改元往往意味著朝廷的施政路線發生改變。要深入理解這一點，我們(men) 應該從(cong) 北宋兩(liang) 組具有坐標意義(yi) 的年號說起。

一個(ge) 是宋仁宗的“嘉祐”。“嘉祐”本來並無特殊的政治涵義(yi) ，隻是普通的吉祥字，宋仁宗改元“嘉祐”，隻是出於(yu) 祈福之意，至和三年（1056），“仁宗不豫，久之康複，又改元曰嘉祐”；“時，上疾平以太宗至道年升遐，惡其年號，遂詔中書(shu) 改元嘉祐” 。但北宋元祐朝之後，“嘉祐”的年號卻被賦予不尋常的政治內(nei) 涵，簡單地說，一部分宋朝士大夫相信，“嘉祐之治”代表了一種近乎完美的施政狀態，後世君臣需要做的就是忠實效法仁祖，恢複“嘉祐之治”。

比如北宋大觀年間，禦史官陳師錫上書(shu) 宋徽宗，說：“宋興(xing) 一百五十餘(yu) 載矣，號稱太平，饗國長久，遺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臣竊嚐考致治之本，亦不過於(yu) 開納直言、善禦群臣，賢必進，邪必退。……以致慶曆、嘉祐之治，為(wei) 本朝甚盛之時，遠過漢唐，幾有三代之風。……臣願陛下遠思堯、舜、禹、稷任賢去邪之道，中采齊桓、管仲善善惡惡之戒，近法仁祖納諫禦臣之意，則太平之盛，指日可見。” 南宋淳熙元年（1174），宋孝宗在一份詔書(shu) 上說，“慶曆、嘉祐之治，上參唐虞，下軼商周，何其盛哉！”

可見，至少在一部分宋人的心目中，嘉祐是“盛治”的標誌，是衡量後世施政是否“達標”的座標。

另一組具有座標意義(yi) 的年號是宋神宗的“熙寧—元豐(feng) ”，時人習(xi) 慣合稱“熙豐(feng) ”。“熙寧”與(yu) “元豐(feng) ”原本也是吉祥字，並無特別的政治寓意，相傳(chuan) “熙寧末年旱，詔議改元。執政初似‘美成’，上曰：‘羊大帶戈，不可。’又擬‘豐(feng) 亨’，上曰：‘亨字為(wei) 子不成，惟豐(feng) 字可用。’改元元豐(feng) 。” 可見“元豐(feng) ”的涵義(yi) 也是祈福，祈祝五穀豐(feng) 登。但神宗去世後，“熙豐(feng) ”也被一部分士大夫賦予強烈的政治寓意，因為(wei) 宋神宗在位期間，起用變法派，厲行新法，以圖革除祖宗朝積弊。他所用的年號，也因此被認為(wei) 是“變法”的象征。

比如元符三年，福建路提舉(ju) 常平官鍾世美上書(shu) 宋徽宗，“乞複熙寧、紹聖故事”，稱宋哲宗親(qin) 政後，“振起斯文，六七年間，天下大治，複見熙豐(feng) 之盛” 。崇寧三年（1104），大臣評議先帝，稱“哲宗皇帝早以元良，紹膺大統，臨(lin) 禦之初，恭默退托，而權臣擅政，朋黨(dang) 蔽朝，肆為(wei) 紛更，以逞私意，熙豐(feng) 之良法善製掃蕩盡矣” 。

如此看來，在另一部分宋朝士大夫的心目中，“熙豐(feng) ”也是“盛治”的標誌，象征著敢於(yu) 革舊鼎新的“良法善製”。

進而言之，崇尚“嘉祐”與(yu) 崇尚“熙豐(feng) ”的北宋士大夫，實際上分屬兩(liang) 大陣營，前者為(wei) 舊黨(dang) 、保守派，宋人稱之用“元祐黨(dang) 人”；後者顯然是新黨(dang) 、變法派，宋人稱之為(wei) “元豐(feng) 黨(dang) 人”。陳師錫在進呈宋徽宗的奏疏上高度評價(jia) “嘉祐之治”；鍾世美上書(shu) 宋徽宗則極言“熙豐(feng) 之盛”，反映了元祐黨(dang) 人與(yu) 元豐(feng) 黨(dang) 人在爭(zheng) 奪皇帝對己派的支持，推行己派的政治主張。

“嘉祐”與(yu) “熙豐(feng) ”正好分別代表了宋朝士大夫兩(liang) 種不同的施政主張、方針、路線。宋人在議政時，也常以“嘉祐”、“熙豐(feng) ”指代兩(liang) 個(ge) 派係的不同政見，如元祐三年（1088），秦觀論役法，提到當時“士大夫進用於(yu) 嘉祐之前者，則以差（差役法）為(wei) 是而免（雇役法）為(wei) 非；進用於(yu) 熙寧之後者，則以免（雇役法）為(wei) 得而差（差役法）為(wei) 失” 。建炎四年（1130），一位司法官進言稱：“比年以來，法令變更，易於(yu) 反掌，且如靖康元年九月十三日議者乞用元豐(feng) 、嘉祐之法，仍候修書(shu) 之成，殊不知兩(liang) 法之中，自相抵牾者固多。” 南宋人劉實甫則將“熙豐(feng) 之急政”與(yu) “慶曆嘉祐之緩勢”對舉(ju) 。

再進而言之，“嘉祐”與(yu) “熙豐(feng) ”似乎有著某種內(nei) 在的背反關(guan) 係。“熙豐(feng) 變法”所欲變革者，便是積累至嘉祐朝的舊製弊病，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給仁宗皇帝上萬(wan) 言書(shu) ，直言“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因而必須“改易更革” 。但嘉祐年間王安石的變法主張未獲支持，到宋神宗熙寧年間才得以一展抱負。後來呂祖謙評論說：“安石變法之蘊，亦略見於(yu) 此書(shu) （指上仁宗皇帝萬(wan) 言書(shu) ），特其學不用於(yu) 嘉祐，而盡用於(yu) 熙寧，世道升降之機，蓋有在也。”

而在元祐黨(dang) 人及其追隨者看來，“熙豐(feng) 變法”亦是對“嘉祐之治”的反動。南宋光宗朝的禦史劉光祖說：本朝士大夫議論，“慶曆、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yu) 熙、豐(feng) 之邪說，疏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群凶得誌，絕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尚複何言？”

南宋之世，由於(yu) 國家經曆過北宋末的“靖康之恥”，王安石、蔡京等新黨(dang) 人主持的變法被認為(wei) 是導致靖康之變的誘因，受到士大夫眾(zhong) 口一詞的批判，“嘉祐之治”則大獲青睞，理想的政治即回歸“嘉祐之治”，這也顯示了南宋的整體(ti) 施政風格帶有一種“向後看”的保守主義(yi) 傾(qing) 向，缺乏銳意進取、外向開拓之心。

這一“向後看”的保守主義(yi) 風格還體(ti) 現在南宋的年號上，如宋孝宗年號“淳熙”，原擬“純熙”，中書(shu) 門下省認為(wei) ：“若淳化、雍熙言之，當用‘淳熙’字，庶幾仰體(ti) 主上取法祖宗之意。” 孝宗從(cong) 之；孝宗之子光宗即位，改元“紹熙”，意為(wei) “紹淳熙之政” ；寧宗繼統，改元“慶元”，則是“銳意慶曆、元祐故事” ；宋理宗的年號“寶祐”，意為(wei) “紹開寶之宸謨，體(ti) 嘉祐之聖德” 。卻無一個(ge) 年號向“熙豐(feng) ”致敬。

“嘉祐”與(yu) “熙豐(feng) ”的政治寓意，其實是後人追加的，仁宗與(yu) 神宗在世時，肯定想不到他們(men) 的兩(liang) 個(ge) 年號會(hui) 成為(wei) 後世兩(liang) 大士大夫陣營的政治圖騰。

第一個(ge) 主動注入施政路線涵義(yi) 的宋朝年號，是宋哲宗的“元祐”。我們(men) 都知道，神宗英年早逝，年幼的哲宗繼位，由太皇太後高氏垂簾聽政，改元“元祐”。高氏同情舊黨(dang) ，聽政之時，召回熙豐(feng) 時期被逐的保守派官員，委任司馬光執政，廢黜熙豐(feng) 新法，史稱“元祐更化”。

新的年號“元祐”有何深意？宋人說，“元祐之政，謂元豐(feng) 之法不便，即複嘉祐之法以救之。然不可盡變，大率新舊二法並用，貴其便於(yu) 民也。議者乃雲(yun) ：‘對鈞行法。’朝士善謔乃雲(yun) ：‘豈獨法令然，至於(yu) 年號，亦對鈞矣。’” 元祐建元，預示著“熙豐(feng) 之法”被摒棄，新政府轉而取法“嘉祐之治”，雖然名義(yi) 上“大率新舊二法並用”，但實際上，新法悉被廢罷，元祐黨(dang) 人無疑更偏愛嘉祐：“哲宗即位，宣仁後（太皇太後高氏）垂簾同聽政，群賢畢集於(yu) 朝，專(zhuan) 以忠厚不擾為(wei) 治，和戎偃武，愛民重俗，庶幾嘉祐之風矣。”

元祐八年（1093），宣仁太後去世後，哲宗皇帝親(qin) 政，並下禦劄：“改元祐九年為(wei) 紹聖元年，布告多方，使鹹體(ti) 朕意。”“詔既下，天下曉然知上意矣” 。這裏的“上意”，指宋哲宗決(jue) 意罷黜元祐黨(dang) 人，起用元豐(feng) 黨(dang) 人，叫停“元祐更化”，接續“熙豐(feng) 新法”。為(wei) 什麽(me) 天下人從(cong) 一個(ge) 年號就能想見皇帝的心意？因為(wei) “紹聖”者，“紹述聖皇”之謂也。紹述，意為(wei) 繼承、發揚光大；聖皇，自然是指哲宗的父皇神宗皇帝。

“紹聖”是北宋第二個(ge) 具有政治路線宣示意義(yi) 的年號。事實上，親(qin) 政的宋哲宗與(yu) 執政的元豐(feng) 黨(dang) 人也確實按“紹述聖皇”的宣示，恢複了宋神宗未竟的變法大業(ye) 。

宋朝第三個(ge) 有著鮮明政治路線寓意的年號，是宋徽宗的“建中靖國”。哲宗早逝無子嗣，由其弟弟徽宗繼位，向太後（宋神宗皇後）“權同處分軍(jun) 國事”。徽宗即位之後，宣布明年改元“建中靖國”，建中，意為(wei) 建立中道的治理；靖國，意為(wei) 消彌國家之前的爭(zheng) 端，“蓋垂簾之際，患熙豐(feng) 、元祐之臣為(wei) 黨(dang) ，故曰建中靖國”，“謂建大中之道，無熙寧、元祐之分也” 。

徽宗消彌黨(dang) 爭(zheng) 的決(jue) 心似乎是很大的。他令翰林學士撰詔宣布改元時，宰相曾布說：“建中乃唐德宗幸奉天時年號，不若更之。”徽宗說：“太平亦梁末帝禪位年號，太宗用之，初何嫌焉。”遂下詔不疑。 然而，這一旨在促使元豐(feng) 與(yu) 元祐黨(dang) 人和解的新年號，僅(jin) 僅(jin) 維持一年時間，向太後逝世之後，徽宗皇帝親(qin) 政，便於(yu) 次年改元“崇寧”。

崇寧，又是一個(ge) 明確宣示執政路線的年號，“崇寧者，謂崇熙寧也” 。宋徽宗通過改元，向天下人宣告：他將接過父親(qin) （神宗）與(yu) 兄長（哲宗）的薪火，繼續推行“熙豐(feng) 新法”。為(wei) 此，宋徽宗罷免了屬於(yu) 元祐黨(dang) 的宰相韓忠彥，拜元豐(feng) 黨(dang) 人蔡京為(wei) 右相，拜相製書(shu) 頒下之時，徽宗將蔡京請至延和殿，賜坐，並誠心向他請教：“神宗創法立製，先帝繼之，兩(liang) 遭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誌，卿何以教之？” 國是，為(wei) 宋代特有的政治概念，相當於(yu) “基本國策”，徽宗之意，顯然是要將“紹述新法”確立為(wei) “基本國策”了。

從(cong) 熙豐(feng) ，到元祐，再到紹聖，到建中靖國，到崇寧，每一次改元，都是在宣告施政路線的改弦更張、改途易轍。而施政路線的更改，又意味著元祐黨(dang) 人與(yu) 元豐(feng) 黨(dang) 人的輪替，可謂“你方唱罷我登台”：熙豐(feng) 自然是元豐(feng) 黨(dang) 人執政，元祐自然是元祐黨(dang) 人上台，紹聖時元豐(feng) 黨(dang) 人卷土重來，建中靖國則是元豐(feng) 與(yu) 元祐黨(dang) 人聯合執政，崇寧又是元豐(feng) 黨(dang) 人秉政。

這樣的“年號政治”，我們(men) 在其他王朝是不可能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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