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稱“臣”與(yu) 自稱“奴才”，有什麽(me) 不同？

作者：吳鉤

來源：作者賜稿

          原載於(yu) “我們(men) 都愛宋朝”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二月廿七日甲午

          耶穌2025年3月26日

曆代王朝，不管是漢、唐，還是宋、明，臣僚麵對君主，都是自稱“臣”，惟獨清王朝是個(ge) 例外，清朝人經常自稱“奴才”，如果我們(men) 去讀清代大臣的奏折，便會(hui) 發現，許多折子都是以“奴才某某謹奏”、“奴才某某跪奏”結銜；如果是謝恩的折子，少不了要向皇上表白“奴才犬馬戀主之忱”、“犬馬報主之心”；如果接到皇上的聖諭，則趕緊表態：“奴才跪誦之下不勝悚懼無地自容”、“奴才伏讀再三更切悚惶”。如此措詞，在其他朝代的大臣奏疏上是不大可能見到的。

臣僚自稱“臣”與(yu) 自稱“奴才”，有什麽(me) 不同嗎？若按乾隆皇帝的說法，“奴才即仆、仆即臣，本屬一體(ti) ，朕從(cong) 不稍存歧視”，好像臣與(yu) 奴才並無什麽(me) 區別。但乾隆帝的說辭無異於(yu) “此地無銀三百兩(liang) ”，因為(wei) 臣仆何種情況下稱“臣”，何種情況下稱“奴才”，乾隆帝最是斤斤計較。署理涼州鎮總兵喬(qiao) 照因為(wei) 在奏折內(nei) “書(shu) 銜稱臣”，即被乾隆帝“傳(chuan) 旨嚴(yan) 行申飭”。該稱“臣”而不稱“臣”，擅自稱“奴才”，那也不行。禦史馬人龍奏公事，因為(wei) 折內(nei) 書(shu) 銜自稱“奴才”，也受乾隆帝斥責。如果稱“臣”與(yu) 稱“奴才”沒什麽(me) 分別，為(wei) 什麽(me) 乾隆帝要對此錙珠必較？

那麽(me) ，稱“臣”與(yu) 稱“奴才”的差異體(ti) 現在哪裏呢？以我們(men) 今人的觀感，會(hui) 覺得“奴才”是賤稱，奴才的地位比臣卑賤。但是，按一名清末太監的自述，“其實奴才並非卑賤之稱，請看各世襲王公對太後、皇上、皇後都自稱奴才，皇上對太後稱兒(er) 臣不稱奴才，皇後對太後和皇上自稱奴才，妃以下王妃命婦等對皇後亦是自稱奴才，乃至隆裕之生父桂祥見隆裕太後時須跪下自稱奴才。約言之，隻要受皇家眷養(yang) 者必須自稱奴才。”那些在清帝跟前自稱“奴才”的王公貴族，怎麽(me) 可能比自稱“臣”的漢官更卑賤？以為(wei) 稱“臣”尊貴而稱“奴才”卑賤，恐怕是我們(men) 的錯覺。

然而，是不是可以說，“奴才”比“臣”更尊貴？也不是。試想象一下，一群原來稱“臣”的朝廷命官，被要求以“奴才”自稱，難道就是地位更尊貴的表現？清史研究方家杜家驥先生認為(wei) ，清王朝的漢官爭(zheng) 著自稱奴才，是“自賤其身”，“往代漢族士大夫的那種廉恥觀念與(yu) 剛直氣節在他們(men) 身上喪(sang) 失殆盡”。這個(ge) 評論是完全符合現代人之感受的。即使我們(men) 不以今律古，就從(cong) 當時的旁觀者看來，大臣自稱“奴才”也是有辱尊嚴(yan) 的表現，乾隆朝時來訪的朝鮮使臣便說：“和珅、福長安輩數人，俱以大臣常在禦前，言不稱臣，必曰奴才，隨旨使令，殆同皂隸，殊無禮貌，可見習(xi) 俗之本然。”

不過，我認為(wei) 應該跳出尊卑對立的視角看待稱“臣”還是稱“奴才”的問題，稱“臣”與(yu) 稱“奴才”，跟官員地位的尊卑並沒有必然關(guan) 係，乾隆皇帝宣稱“並非以奴才之稱之為(wei) 卑而近、稱臣為(wei) 尊而遠也”，倒也不完全是詭辯。按形成於(yu) 乾隆朝的慣例，稱“臣”，還是稱“奴才”，主要看官員身份與(yu) 奏事性質：文官上奏公事，原則上都稱“臣”；奏私事，包括請安折、謝恩折，旗人須自稱“奴才”，漢官也有稱“奴才”的；武員奏事，一概以“奴才”書(shu) 銜，不論漢官或者旗人，也不分公事還是私事。

為(wei) 什麽(me) 清王朝會(hui) 形成“奴才”與(yu) “臣”兩(liang) 套不同的官員自稱？意義(yi) 在哪裏？我們(men) 需要拉寬曆史的視界，從(cong) “臣”字涵義(yi) 之變遷、千年政製之演變的角度進行考察，方能抵達問題的本質。

“臣”字的甲骨文、金文如人受捆縛之形，在上古社會(hui) ，什麽(me) 人會(hui) 被捆縛起來？通常都是戰俘，所以，“臣”字的本義(yi) 指戰俘；戰俘被俘後，往往會(hui) 被罰為(wei) 奴隸，因而“臣”字又有奴隸之意。囚俘、奴隸，就是“臣”字的本義(yi) ，甲骨文時代（殷商時期及之前）的臣，一般都是指囚俘與(yu) 奴隸。

大約到了西周時期，“臣”字多被用來指稱事君的臣僚，這可能是因為(wei) ，最早的臣僚正是從(cong) 奴婢演變而來的。作為(wei) 奴婢主人的君主，往往會(hui) 將奴婢中選拔若幹頭領，讓他們(men) 管理家族事務，這些獲得提拔的奴婢從(cong) 執役到執事，身份便從(cong) 家仆變成了家臣。西周以後，臣通常都是指事君的臣僚，這也是“臣”字最廣為(wei) 人知的一個(ge) 義(yi) 項。

這裏我們(men) 要注意，在西周“家天下”製度下，臣都是家臣，因為(wei) 天下、封國是由一個(ge) 個(ge) “家室”組成的，“家室”是最重要的政治單位，周天子雖是天下共主，但他直接治理的領地，也僅(jin) 僅(jin) 是位於(yu) 王畿之內(nei) 的“家室”而已，“周天子是一個(ge) 家，齊國是一個(ge) 家，魯國又是一個(ge) 家，這樣的貴族家庭很多，天下為(wei) 此許多家庭所分割。那時在大體(ti) 上說，則隻有家務，沒有政務”。而協助各級領主治理“家室”的人，便是隸屬於(yu) 領主的家臣。

家臣與(yu) 家主的關(guan) 係為(wei) 人身依附關(guan) 係。在西周封建製下，臣—君之間的關(guan) 係就是一對一的人身依附關(guan) 係，一個(ge) 人認另一個(ge) 人為(wei) 君，自己為(wei) 臣，即意味著將自己的人身交給君主，要發誓永遠效忠於(yu) 君主，義(yi) 無反顧，直至為(wei) 君主犧牲性命，“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請注意，臣誓死效忠的對象是君主個(ge) 人，而不是君主之上的國家、天下。

綜上，早期的臣具有強烈的“私”的屬性：他們(men) 是君主的私臣、家臣；他們(men) 與(yu) 君主之間也是私人性的效忠關(guan) 係、人身依附關(guan) 係。雖然此時的臣不再是奴隸充任，甚至可能還出身於(yu) 貴族，但他們(men) 的人身必須隸屬於(yu) 君主，君臣關(guan) 係就如主仆關(guan) 係、主奴關(guan) 係，乾隆稱“奴才即仆、仆即臣，本屬一體(ti) ”，倒也沒有說錯。

但是，春秋—戰國以降，在建構王權製國家的曆史進程中，臣的身份與(yu) 君臣關(guan) 係又得到了重塑：

1）王權製國家建構的過程，亦即封建領主“化家為(wei) 國”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君主的家臣也完成了從(cong) “管家”到“治國”的職能轉換，從(cong) 而，臣獲得了公共性身份：由家臣、私臣演變成國臣、公臣。而仆與(yu) 奴，則一直保留著私人依附的屬性，好比猴子一直留著尾巴，沒有進化。乾隆認為(wei) “仆即臣”，就臣的本義(yi) 而言，雖沒有說錯，卻忽視了從(cong) 私臣到公臣的演化。

2）原來的私人效忠性質的君臣關(guan) 係也受到了挑戰。孔子提出：“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臣之間應當相互尊重，君對臣以禮相待，臣對君才誓死效忠；而且，臣對君的效忠應該合乎道義(yi)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君若無道，臣便沒有效忠的義(yi) 務。經由孔子的闡釋，君臣關(guan) 係不再是私人性的效忠關(guan) 係、人身依附關(guan) 係，而是“君臣以義(yi) 合”、“從(cong) 道不從(cong) 君”的公共關(guan) 係。

從(cong) 曆史演進的角度來看，家臣先於(yu) 國臣存在，國臣由家臣轉化而來，不僅(jin) 中國王朝如此，英國中世紀的樞密院，原本亦是國王的私人顧問機構，之後慢慢演變為(wei) 英國的最高行政機關(guan) ，樞密院首席秘書(shu) 也從(cong) 國王的家臣變成國家的政務大臣。

秦製建立以後，雖然出現了君尊臣卑的趨勢，但臣乃是國家公臣而非天子私臣的屬性並沒有改變。我們(men) 看秦漢時期的官製，臣由私臣轉型為(wei) 公臣的蛻變痕跡是十分明顯的：作為(wei) 政府首腦的宰相，原本是封建領主的家宰，周秦之際，封建領主紛紛“化家為(wei) 國”，建立王權製國家，領主的家宰也就順理成章地演變為(wei) 國相，從(cong) 一家之家務總管變成一國之政務總管——丞相。作為(wei) 宰相屬官的九卿，從(cong) 前都是王室私臣，現在也都成了政府大臣，他們(men) 掌管的事務，也從(cong) 王室家務擴展為(wei) 國家公務，比如九卿中的太常卿，原是管王室祭祀的家臣，演變成政府大員之後，便兼管國家的文化教育事務，相當於(yu) 文化與(yu) 教育部長。

當然，曆朝皇室通常都保留了一班私臣、家臣，他們(men) 的工作本是服侍君主生活起居，或充任君主私人秘書(shu) ，原則上不應該介入朝堂政治，但在實際上，很多君主都會(hui) 讓寵信的私臣參與(yu) 朝政，比如西漢的尚書(shu) 、中書(shu) 、侍中，唐五代的翰林學士、樞密使，都是天子的私臣，也都介入朝政，甚至執掌大權。但即使他們(men) 權傾(qing) 朝野，從(cong) 身份上來講，卻是皇室的家臣、家奴，這一身份也體(ti) 現在他們(men) 的自稱上，如唐朝權閹李輔國在要挾皇帝時說：“大家（皇上）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後梁的知崇政院事（即樞密使）敬翔稱自己“實朱氏老奴耳”。

但私臣介入朝政之後，經過長時間的演化，又會(hui) 不可避免地轉型為(wei) 國家公臣，就如西漢的中書(shu) 、侍中、尚書(shu) ，本是天子家臣，但到了唐代，已經演變成正式的宰相機構——中書(shu) 省、門下省、尚書(shu) 省，三省長官的身份不再是天子私臣。又如唐代的樞密使與(yu) 翰林學士，前者是天子的家奴，後者是天子的文學弄臣，而在宋代，樞密使已是專(zhuan) 掌軍(jun) 政的執政大臣，翰林學士雖未完全褪去“天子私人”的色彩，但其身份也是朝廷的正式職官。

事實上，宋朝可謂是曆史上惟一一個(ge) “政治之純出士大夫之手”、不允許皇室私臣預政的王朝。宋徽宗以宦官童貫領樞密院、掌兵權，隻是極少數的例外情況。而且，請注意，童貫是以朝廷命官而非皇室家奴的身份執掌權柄的，這一點與(yu) 漢、唐、明三朝的宦官專(zhuan) 權形態很不一樣。宋代宦官的自稱也有異於(yu) 其他王朝的宦者：漢、唐、明諸朝宦官跟皇帝說話時，都是以“奴婢”、“老奴”自謂，宋朝宦官卻自稱“臣”，說明宋王朝並非將宦官定位為(wei) 皇室家奴，而是列入國家的職官體(ti) 係內(nei) 。

那麽(me) ，政治“純出士大夫之手”，與(yu) 操之皇室私臣之手，這個(ge) 區別很重要嗎？很重要。因為(wei)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wei) 公，選賢與(yu) 能”。宋人引述儒家經典說：“臣聞《書(shu) 》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賢；爵罔及惡德，惟其能。’蓋官爵者，天下之公器。”曆代皇室私臣裏麵，或有忠良之人，但他們(men) 的身份都是天子私人，與(yu) 君主（主人）的關(guan) 係是私人性的效忠關(guan) 係，君主以家臣掌國柄，便是公器私授，將國家當成私產(chan) 與(yu) 家人分享，豈是治國之道？

宋朝士大夫當中，固然不乏不肖之徒，但作為(wei) 一個(ge) 整體(ti) ，他們(men) 自許“士當以天下為(wei) 己任”，自我定位就是治國平天下的主體(ti) ，而不是受帝王驅使的工具客體(ti) 。他們(men) 當仁不讓地要求與(yu) 君主“共治天下”，如北宋文彥博對宋神宗說：君主當“與(yu) 士大夫治天下”；南宋禦史陳淵說：“夫士大夫，天子所與(yu) 共理者也。”與(yu) 君主共治天下的士大夫，自然應當“從(cong) 義(yi) 而不從(cong) 君”，“臣雖所以共君，而不可貳於(yu) 道而曲從(cong) ”，“至於(yu) 君，雖得以令臣，而不可違於(yu) 理而妄作”。而家臣、家奴的行事準則是服務於(yu) 主人、服從(cong) 於(yu) 主人。

因此，宋代士大夫要效忠的對象，與(yu) 其說是君主個(ge) 人或一家一姓，不如說是超越於(yu) 一家一姓的國家、社稷。他們(men) 追求的君臣關(guan) 係，不是私人性的主仆關(guan) 係、主奴關(guan) 係，而是“各有職業(ye) ，不可相侵”的具有公共屬性的分工合作關(guan) 係。“各有職業(ye) ，不可相侵”之語出自南宋朱熹的一份劄子，在這份劄子上，朱熹提出了一個(ge) 多少有些超過我們(men) 想象的觀點：君臣各有職守，君主也不可侵奪臣僚的職權。敢於(yu) 抗議皇帝侵大臣之權的士大夫，除了宋朝，在其他王朝中恐怕很難找到吧。

那麽(me) ，臣的職守是什麽(me) 呢？朱熹以詔命的製定（“製命”）為(wei) 例加以解釋：詔命都是以天子的名義(yi) 製定的，因為(wei) 天子才有“製命”之權。但是，天子的權力是形式性、象征性的，士大夫才是治國理政的主體(ti) ，主導了“製命”的各個(ge) 程序：首先，執政大臣參與(yu) 決(jue) 策，形成詞頭（謀之大臣）；然後，由中書(shu) 舍人草擬詔令文本，中書(shu) 舍人若認為(wei) 詞頭不妥，可封還；詔令文本擬好，進呈皇帝畫可，發給事中審核，給事中若認為(wei) 詔令不當，可繳駁（參之給舍）；審核通過，即由宰相副署、頒行。這就是宋王朝的製詔程序，臣的職守體(ti) 現在這一程序中。

如果詔令不走這個(ge) 程序，而出於(yu) 皇帝獨斷，便是侵奪了臣的職臣。朱熹抗議皇帝這麽(me) 做：“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台諫，甚者方驟進而忽退之，皆出於(yu) 陛下之獨斷，而大臣不與(yu) 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yu) 陛下之獨斷，而其事悉當於(yu) 理，亦非為(wei) 治之體(ti) 。”在朱熹看來，君權獨斷就算正確，沒有出錯，也決(jue) 不是“為(wei) 治之體(ti) ”。

顯然，在朱熹解釋框架中，君與(yu) 臣都是公的代表，而不是私的化身，君臣關(guan) 係是公的君臣分職關(guan) 係，而不是私人效忠關(guan) 係，朝廷之詔命，必須體(ti) 現“公議之所在”。朱熹追求的“為(wei) 治之體(ti) ”，亦即宋人強調的“與(yu) 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體(ti) 。

與(yu) 朱熹闡發的君臣關(guan) 係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清代乾隆皇帝欽定的君臣關(guan) 係。這裏也有一個(ge) 例子：翰林院侍讀學士紀昀博學多才，被乾隆帝任命為(wei) 《四庫全書(shu) 》總纂官，一日乾隆帝入四庫全書(shu) 館，找紀昀討論南巡之禮儀(yi) ，紀昀卻說：“隋煬屢幸江都、明正德嬉戲南北，皆非正道；為(wei) 人君者，但洗濯其心，用賢退不肖，天下自可平治，尚多巡幸何為(wei) ？”乾隆帝一聽，勃然大怒，變色謾罵：“汝一書(shu) 生耳，何敢妄談國事？朕以汝文學尚優(you) ，故使汝領《四庫》書(shu) ，實不過以倡優(you) 蓄之耳。汝何敢妄談國事？”於(yu) 是“倡優(you) 大學士”之名，嘩於(yu) 輦下。

在乾隆帝看來，翰林學士不過是天子“以倡優(you) 蓄之”的家臣、弄臣，不要給點顏色就開染坊，以為(wei) 自己可以教導皇帝如何為(wei) 人君。翰林學士若論淵源，可追溯到唐代的翰林待詔，正是倡優(you) 之類的弄臣，從(cong) 這個(ge) 角度來說，乾隆帝也沒有說錯。就好比，你非要說人就是沒毛的猴子（所謂“裸猿”），從(cong) 進化論的角度來看，這麽(me) 說也沒有大錯。隻不過，進化的進程與(yu) 結果被你漠視了。

講述至此，我們(men) 再來看清代大臣稱“臣”抑或稱“奴才”的問題，便可以看出問題的要害所在了。

稱“臣”與(yu) 稱“奴才”兩(liang) 套稱謂並行，我相信確如乾隆帝所言，並不是為(wei) 了區分臣僚地位的尊卑貴賤——自稱“奴才”既不能說明更卑賤，或者更親(qin) 貴；自稱“臣”也不能說明更受寵幸，或者被疏遠。我們(men) 應該記住“臣”與(yu) “奴才”的關(guan) 鍵差異：臣是公共的，奴才是私屬的。大清皇帝要求旗籍臣工在私折中稱“奴才”，實是為(wei) 了強調皇帝作為(wei) 恩養(yang) 旗人之主子、臣子作為(wei) 皇家私有之家奴的身份，確認旗人對皇帝的私屬性質與(yu) 效忠義(yi) 務，維護皇帝與(yu) 旗人之間“終身不能更易”的主奴關(guan) 係。哪怕是貴族出身的宗王、貝勒，在皇帝麵前，身份也是家奴，也得自稱“奴才”。在這裏，貴族製與(yu) 家臣製、王大臣的貴族身份與(yu) 奴婢身份，不可思議地融合在一起。

盡管按皇帝的要求，隻有旗人與(yu) 武官才有自稱“奴才”的義(yi) 務，但實際上，清王朝的君臣關(guan) 係是被主奴關(guan) 係“劫持”了的。因為(wei) ：1）朝廷的重要職務，如軍(jun) 機大臣、地方督撫，多數都是旗籍大臣任其職，換言之，朝廷大臣多由皇室家臣充任；2）一部分漢官也爭(zheng) 著自稱“奴才”，以加入皇室的家奴圈子為(wei) 榮，主奴關(guan) 係已經溢出了八旗範圍；3）軍(jun) 機大臣不論是否為(wei) 旗籍，都以皇帝私臣的身份入值辦差，這是中樞大臣的私臣化；4）總督、巡撫等地方大員通過私人通信形式的奏折、密折，建立了且維持著對皇帝的私屬性的效忠關(guan) 係，這是地方大員的私臣化；5）朝中大臣未聞有麵折廷爭(zheng) 之舉(ju) ，給事中失去封駁之權，內(nei) 閣中書(shu) 不能封還詞頭，台諫官不敢諫議，總之臣的職守已失守，難免往奴的方向滑落。

國家大臣家臣化，公職身份私屬化，君臣關(guan) 係主奴化，構成了清代政治迥異於(yu) 其他王朝的一大特點——元朝雖有大臣自稱“奴婢”，但可以找到的例子不多。而在清王朝，堂堂大臣競相自稱“奴才”，領班軍(jun) 機大臣兼武英殿大學士曹振鏞自謂為(wei) 官之道“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翰林學士紀昀被皇帝直斥為(wei) “以倡優(you) 蓄之”，聽起來似乎有些刺耳，不過放在君臣關(guan) 係主奴化的大背景下，又有什麽(me) 可驚奇的呢？

如果我們(men) 用前麵朱熹關(guan) 於(yu) 君臣之道的闡述作為(wei) 參照係（更別說以現代價(jia) 值觀為(wei) 尺度來衡量了），量一量清王朝的君臣關(guan) 係，馬上就會(hui) 看到製度與(yu) 觀念的退化。若按大清乾隆帝的說辭，“奴才即仆、仆即臣，本屬一體(ti) ”雲(yun) 雲(yun) ，那麽(me) ，漫漫曆史長河中，從(cong) 家奴到家臣再到國臣的百折不回的文明演進，算是白折騰了。

等到清末，才有廷臣上疏提議“永革奴才稱謂”，因為(wei) “以臣工而稱奴才，經傳(chuan) 既未概見，名詞亦不雅馴”，——終於(yu) 委婉地承認“奴才”這個(ge) 稱謂上不了台麵。但“奴才”的問題其實不在於(yu) “名不雅馴”，而在於(yu) “君臣關(guan) 係主奴化”。晚清之時，有一個(ge) 概念從(cong) 域外傳(chuan) 入，那就是“公仆”，從(cong) 字麵看，也是不甚雅馴，卻代表了一種現代意義(yi) 上的公職身份。從(cong) 家奴到家臣，從(cong) 家臣到國臣，再往前演進，便是公仆了。不管怎麽(me) 說，清廷總算意識到“奴才”二字太難聽，采納了廷臣之議，於(yu) 宣統二年（1910）初下詔，正式宣布廢除“奴才”之稱，“一律稱臣”。但這個(ge) 時候，大清諸臣已經沒有多少時間稱“臣”了，因為(wei) “辛亥革命”快要發生了。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