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的前生與(yu) 今世

作者：李競恒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名作欣賞》2019年1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十二月初二日甲辰

         耶穌2019月1月7日

一

巴金在寫(xie) 出小說《家》之後談到“我來向這個(ge) 垂死的製度叫出我的J’accuse（我控訴）”，“封建大家庭製度必然崩潰的這個(ge) 信念鼓舞我寫(xie) 這部封建大家庭的曆史，寫(xie) 這一個(ge) 正在崩潰中的地主階級的封建大家庭的悲歡離合的故事”。晚清以來，博物館心態在不斷編織自己的美麗(li) 新世界，“家”作為(wei) “舊世界”的基本單元，自然被囊括在遲早被送入博物館作為(wei) 展覽品的名錄之中。這份博物館的名單，至少應包括如下事物：中國文字（錢玄同）、國故（吳稚暉）、“封建”經典（顧頡剛）、《論語》（陳序經）、古琴（蔡元培等）、八股（傅斯年）、三寸金蓮（蕭子暲）、煙槍（魯迅）、文腔（瞿秋白）。如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所說，他們(men) 並非一定要粗暴地踐踏過去，但絕不能容忍曆史對當下的支配（《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

在“老英雄”吳虞看來，“家”乃是一切萬(wan) 惡之源（《家族製度為(wei) 專(zhuan) 製主義(yi) 之根據論》）；也有人主張，“割家族之戀愛”、“破家族之圈限”、“鏟家族之惡果”（《家庭革命說》）；而在胡適的筆下，“家”有四大惡德，所謂自私自利、奴隸性、假道德、怯懦（《易卜生主義(yi) 》）。既然作為(wei) 築造古老曆史的基本細胞，兼具“四大惡德”，“家”自然也應當與(yu) 三寸金蓮及煙槍為(wei) 伍，被送入博物館中塵封展示了。

在美麗(li) 新世界中，早已被送入博物館的“家”，獲得了如下評價(jia) ：

“家卻是個(ge) 不但物質上肮髒，而且心理上也肮髒的地方。物質上是個(ge) 兔子洞，是糞堆，好多人緊緊擠在一起，摩擦生熱，動著感情，發著臭氣。那親(qin) 密的關(guan) 係多叫人窒息！家庭成員之間的關(guan) 係又是多麽(me) 危險，多麽(me) 瘋狂，多麽(me) 猥褻(xie) ！母親(qin) 把她的孩子（哼！她的孩子）瘋狂地摟在身邊……像母貓護著小貓，不過那貓會(hui) 說話，會(hui) 一遍又一遍地叫，‘我的乖乖，我的乖乖’，叫個(ge) 不停。”

將“家”逐出對當下曆史的支配，並非僅(jin) 隻是巴金們(men) 的憧憬，列諸“舊派”的康有為(wei) 們(men) ，也同樣津津樂(le) 道於(yu) 此，梁任公慧眼如炬，一語點破其機要，所謂“其最要關(guan) 鍵，在毀滅家族”（《清代學術概論》）；而號稱中立於(yu) “新”、“舊”之間的蔡元培，也渴望破除家庭，從(cong) 而進為(wei) 國民（《新年夢》）；更有人認為(wei) ，廢除家庭製度可以增長“道德”，增加生產(chan) 力，促進“社會(hui) 進化”（陳顧遠：《家族製度底批評》）。晚清以降，“大同”理念被廣泛宣揚傳(chuan) 播，破滅家庭以求大同的各式版本，紛紛滋長，《禮運》一篇，則被強行賦予了毀滅家庭的意義(yi) 。

 二

晚清、五四以來精英們(men) 所詛咒的“家”，以先秦秦漢語言論之，實際上包括了封建貴族“有國有家者”之“家”與(yu) 商君“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之“家”，故而或稱為(wei) “家族”、或稱“宗族”，亦或是“家庭”、“家”。

揆諸文字，時人解“家”多以為(wei) “象形”，即在“室內(nei) 養(yang) 豬”者為(wei) “家”之本義(yi) 。但從(cong) 甲骨卜辭看來，“家”最初指先公、先妣的宗廟，如“上甲家”（《合集》13580）、“妣庚家”（《合集》19894）、“報於(yu) 家”（《合集》13581）、“侑家”（《合集》13588）、“奏家”（《合集13590》）。在卜辭中，“家”是祭祀的宗廟，在其中舉(ju) 行報祭、侑祭，並伴有奏樂(le) 。因此，“家”中有“豕”的結構，並非意味著“養(yang) 豬”，而是以豬肉為(wei) 祭品，獻祭給先公、先妣。“家”的本質，首先涉及到貴族共同體(ti) 的祭祀，以祭典凝聚世代的死者與(yu) 生者。

三代古禮，封建貴族才有姓、氏、族、廟，建立宗廟，意味著可以慎終追遠，以祖先崇拜為(wei) 紐帶，形成世譜和宗法，凝聚為(wei) 自治的小共同體(ti) 。而當時的平民，既無姓、氏，也沒有宗廟、世譜，因此是散沙化的狀態，隻能接受有共同體(ti) 組織力的封建貴族之治理。祖先崇拜和世譜對於(yu) 組建共同體(ti) 具有重大意義(yi) ，在世界各地為(wei) 普遍現象，因此古代夏威夷的酋長，嚴(yan) 格禁止平民記錄自己祖先的世係（陳淳：《文明與(yu) 早期國家探源》），而秦政收割先秦原生貴族之後，漢代平民重建世家，也是以修訂世譜為(wei) 切入手段（田餘(yu) 慶：《秦漢魏晉南北朝人身依附關(guan) 係的發展》）。

中國平民有姓、有家譜，這在世界各地均極為(wei) 罕見，歐洲、日本各地平民無姓，像中國三代一樣，姓和世譜屬於(yu) 貴族特權。而秦政毀滅了三代的原生貴族，因此漢儒隻能通過重建古禮，讓平民中的精英脫穎而出，模仿古代貴族，在散沙中重建世家，成為(wei) 新的社會(hui) 凝結核，《潛夫論·誌氏姓》、《風俗通·姓氏》中多收錄有漢代由平民形成的新世家。

宋儒鼓勵平民模仿遠古貴族，興(xing) 建宗廟，如張載鼓勵平民像上古的下層貴族一樣，可以祭祀三代的祖先；程頤、朱熹主張平民可以祭祀五代以來的祖先（王鶴鳴：《宋代家祠研究》）。以“收宗族”為(wei) 目標，即達到上古貴族組建自治小共同體(ti) 的能力。此種在曆史上不斷重建的文化，無論是“中世社會(hui) 與(yu) 共同體(ti) ”，亦或是宋人“收宗族”，最終都旨在給流沙一般的平民社會(hui) 提供自組織的能力。

三

“家”源自凝聚死者、生者共同體(ti) 的宗廟，因此先秦貴族才有“家”。是否有“家”，是區分自由人與(yu) 非自由人的區別，這一點中國並不特殊。“自由”一詞，liberty的詞源拉丁文libera派生自līberī“子女”，原意為(wei) 與(yu) 家長之間有血親(qin) 關(guan) 係的家庭成員；free一詞源自古高地日耳曼語frî，指有血緣關(guan) 係的家人。無論是拉丁或是日耳曼詞源，古老的“自由”都是與(yu) “家”、“家人”這些共同體(ti) 緊密聯係在一起的，而非原子個(ge) 體(ti) 忽然從(cong) 抽象的“天”那裏獲取的“權利”。

“家”是貴族、自由人才擁有的，殷周古文字材料中，從(cong) 國王、諸侯到各級貴族，多以稱“家”而自豪。如曆組卜辭稱“王家”（《屯南》332）、典賓卜辭稱“我家舊老臣”（《合集》3522）、午組卜辭稱“家亡震”（《屯南》2672），是殷人從(cong) 王到豪族長皆有“家”之例。周人貴族也以“家”而自豪，《書(shu) ·金滕》、《酒誥》、《君奭》、《蔡簋》、《克鼎》、《望簋》、《康鼎》皆言“王家”，周王首先有自己的“家”，才能掌控格局。大貴族也稱“家”，《卯簋》、《毛公鼎》、《叔向父簋》、《叔夷鎛》銘文中，毛公、榮伯、叔向父、伯和父等豪族貴族都自豪地談論“我家”。

所謂“有國有家者”、“修身齊家”的“家”，隻有在這一語境中才能獲得更深入的理解和體(ti) 會(hui) 。“封建宗族是一個(ge) 政治體(ti) ，古代文獻稱作‘家’，也是具體(ti) 而微的國”（杜正勝：《從(cong) 眉壽到長生》）。殷周時代“國”的規模極小，多是以一處小堡及其周邊村落為(wei) 中心，散布在廣袤的原始森林之中，星羅棋布，不同於(yu) 今人所感受的nation。故當時“國”與(yu) “國”之間疆場之役，“不過如今村邑之交哄”（呂思勉：《先秦學術概論》）。而“家”又是此種規模極小之“國”的微縮，因此規模更小，如王船山所言，三代世卿之“家”，“實則今鄉(xiang) 裏之豪族而已”（《讀通鑒論》），規模甚小，但卻是一種真實有效的自治小共同體(ti) 。

“家”頗小，因此內(nei) 部親(qin) 密互愛。如商代非王無名組卜辭《乙》八八一六，多卜問貴族家內(nei) “多臣”、“多婦”不會(hui) 生病的問題，這些“臣”和“婦”都是“家”的成員，因此得到家族長各種關(guan) 心（彭裕商：《非王卜辭研究》）。《禮記·曲禮上》記載，貴族乘坐家臣的馬車，雖然駕車的人身份低微，但乘車的貴族在接過挽索之時，按一下駕車人的手，表示謙謝。《曲禮下》說，各級貴族對“家”中的男女老臣，都不能稱呼“名”，而應用更尊敬的“字”，大夫對自己的家臣，都要“答拜之”。朱熹提到，當時貴族“待臣仆如子弟，待子弟如臣仆”（《朱子語類》卷十三）。至傅斯年也感歎“那時人民對於(yu) 那時公室的興(xing) 味何其密切”（《論孔子學說所以適應秦漢以來的社會(hui) 的緣故》）。

 四

“家”是內(nei) 部親(qin) 密互助，對外保持自治的小共同體(ti) ，卿大夫之“家”中有家宰、家司馬，掌管家族的管理和武力，有祝宗、卜、史、樂(le) 工、雍人、工師、邑宰等職務。《逆鍾》記載族長（君）給自己的家臣舉(ju) 行冊(ce) 命儀(yi) 式，可知“西周晚期世族已有效仿王朝的政治機構家朝”（朱鳳瀚：《商周家族形態研究》）。伴隨著“家”實力的增長，東(dong) 周時期，已有“百乘之家”（《論語·公冶長》、《禮記·坊記》），實力等於(yu) 一個(ge) 小國。

戰國時代逐漸進入全國總動員的軍(jun) 國體(ti) 製，王權希望打破大大小小的“家”，將“家”中的每一個(ge) 人，每一顆糧食，每一滴血都榨取出來，投入到漫無止境的戰爭(zheng) 前線中去。而“家”則試圖保護自己的共同體(ti) 成員，二者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因此“變法”迭起，魏有李悝，趙有公仲連，楚有吳起，韓用申不害，齊以鄒忌，秦用商君，相繼掀起了打破“家”的競賽。商君兩(liang) 次變法，嚴(yan) 厲打擊舊“家”，行“弱民”之法，“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強迫人民不能聚族而居，必須分“家”，將過去有一定規模的家族共同體(ti) 瓦解為(wei) 一夫一婦的核心小家庭。賈誼就說，變法後的秦國風俗“秦人家富子壯則分家”。“家”的價(jia) 值在秦國瓦解最為(wei) 成功，分“家”成為(wei) 秦人的風俗，而“家”之毀滅也同時伴隨著“暴秦”軍(jun) 事國家的節節勝利。

列國變法以破“家”，楚地之“家”保留較好。包山楚簡中，楚人身份由“居處”、“名族”兩(liang) 部分構成，其“名族”正是楚人“家”的身份。錢穆論屈原之死，亦注意到楚人貴族看重“一宗”的家族忠誠，與(yu) 他國不同（《國史大綱》）。湖北荊門羅墳崗，發現秦白起滅郢後延續了六十年的楚人墓地，雖經秦政，但仍然凝聚為(wei) 高度組織結構的家族墓地，未受秦的毀滅，亦可窺見楚人重視“家”的文化。其後項梁、項羽反秦，基本盤仍然是“賓客及子弟”（《史記·項羽本紀》）。楚人重“家”，秦人無“家”，故秦楚矛盾與(yu) 仇恨最深（陳蘇鎮：《春秋與(yu) 漢道》）。

相比而言，秦國“家”的組織與(yu) 文化瀕臨(lin) 毀滅，“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毋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yu) 公並倨；婦姑不相悅，則反唇而相稽”（《漢書(shu) ·賈誼傳(chuan) 》）。“家”的組織與(yu) 文化既已崩潰，一夫一婦核心小家庭內(nei) 唯一僅(jin) 剩的秩序便隻有赤裸利益與(yu) 暴力，蘇秦之嫂貪慕多金，陳平之嫂諷其白食，劉邦之嫂表演羹頡，因此官府唯有賦予丈夫以極大夫權，控製這一殘破無“家”的秩序。 “夫為(wei) 妻綱”之說，就最早出現在《韓非子·忠孝》篇中。北大藏秦代竹簡《善女子方》中，就強調“善衣（依）夫家，以自為(wei) 光”，人身依附於(yu) 丈夫，“雖與(yu) 夫治，勿敢疾當”，丈夫打妻子，也不要躲，且要“屈身受令”。秦朝“用法令來對女子作嚴(yan) 厲的壓迫，是此前所未有的”（楊寬：《戰國史》）。漢初法律《二年律令》中規定：“妻悍，而夫毆笞之非以兵刃也，雖傷(shang) 之毋罪”，丈夫打妻子，隻要不用兵器，打傷(shang) 了也沒有罪。官府賦予丈夫極大的夫權，恰恰是“家”崩潰後的需要。

五

戰國秦漢，王權、軍(jun) 國大興(xing) ，而“家”幾近於(yu) 毀滅，同時也伴隨著生育率的潰敗，以至於(yu) 朝廷屢次下達《胎養(yang) 令》，產(chan) 子者複勿算三歲，夫勿算一歲，以此獎勵人口，但效果並不明顯。而可慶幸的是，漢儒重建“家”與(yu) “家”的文化，至西漢晚期，一般平民都出現了姓，姓的普及化為(wei) “家”的重建提供了契機，並對中國曆史產(chan) 生了深遠影響：

“要恢複大家族，多子多孫的理想複興(xing) ，人口恐慌方可免除。人口維持，不像羅馬帝國因患貧血症而待死，等日耳曼狂風暴雨一來就立刻氣絕。中國五胡入侵能抵住並再造新生，歸功於(yu) 大家族”（雷海宗：《中國文化與(yu) 中國的兵》）。

徐複觀也曾論及：

“宗法中的親(qin) 親(qin) 精神，乃成為(wei) 我國二千年來，社會(hui) 組成的堅韌的紐帶；也成為(wei) 我國能渡過曆史苦難的真實力量。永嘉之難，能渡江南去的，或渡隴西去的，多是強宗大族。能立足中原，保持中國文化於(yu) 夷地之中的，依然是強宗大族。強宗大族是專(zhuan) 製政治的敵人，但卻是民族動力的保持推進者”（徐複觀：《兩(liang) 漢思想史》）。

文明是極其脆弱的，能延續數千年不墜，本身並非如同陽光、雨露、空氣一樣自然而然，憑空免費，而是不斷付出巨大努力維係的結果。梁啟超曾經感慨：

“羅馬帝國的繁榮，雖然我們(men) 不能看見，看發掘出來的建築遺址，隻有令現代人嚇死羞死，如今都往哪裏去了呢？遠的且不說，維也納、聖彼得堡戰前的勢派，不過隔五六年，如今又都往哪裏去了呢？”（梁啟超：《中國曆史研究法》）。

漢語文獻從(cong) 來不缺少黍離之悲、銅駝荊棘的哀歎，但有“家”在，“國”雖亡而“天下”尚在。五胡與(yu) 北朝兵荒馬亂(luan) 的歲月中，是大海中零星的島嶼“家”守護了中國文明的火種，是郗公含飯、忍饑相待這些“家”的哺育和艱辛，最終守護了黑暗中的最後火種。

中國文明最終沒有被印度文明或其它文明所取代，但在當時已初現端倪，《魏書(shu) 》、《資治通鑒》都記載馮(feng) 熙、常伯夫相繼為(wei) 洛陽刺史，公然破壞漢儒石經，“以建浮屠精舍”。洛陽出土的漢石經，是同碎磚瓦一起墊地的，被有意識地切割，改作他用（《考古》1982年4期）。前一個(ge) 文明的經典，對新的取代者來說，不過等同於(yu) 鋪地的磚瓦。

唐宋以來，“國”屢有覆亡，而“天下”尚在，能免於(yu) 人相食者，最後的一道防線往往是“家”的屏障，顧炎武親(qin) 曆明末大亂(luan) ，對此有最為(wei) 深切的體(ti) 會(hui) ：

“予嚐曆覽山東(dong) 、河北，自兵興(xing) 以來，州縣之能不至於(yu) 殘破者，多得之豪家大姓之力，而不盡恃乎其長吏”；“夫不能複封建之治，而欲藉士大夫之勢以立其國者，其在重氏族哉！其在重氏族哉！”（《裴村記》）。

六

晚清、民國以來的“老英雄”們(men) ，麵對的就是這樣一個(ge) 艱難重建並延續了兩(liang) 千年的“家”之遺產(chan) 。但時間的鬥轉，讓他們(men) 感覺到重回了“戰國時代”，在1861年到1894年之間，至少有十多個(ge) 人用“戰國”解釋當時的國際現狀（王爾敏：《中國近代思想史論》）。薛福成言俄國是秦、英國是楚、法國是齊、德國是趙、美國是燕、意大利是魏、奧匈是韓、土耳其是宋、日本是中山，而中國則為(wei) 東(dong) 周國（《出使英法義(yi) 比四國日記》）。麵對高度軍(jun) 國民主義(yi) 動員力的縱橫世界，其焦慮感延至民國，如陳天啟感歎“近百年來，我國既已入於(yu) 新戰國之大變局中，將何所恃為(wei) 國際競爭(zheng) 之具乎”（《韓非子校釋》）。

既然重回戰國，則必然訴求超強力的軍(jun) 國民動員體(ti) 製，以便用機槍與(yu) 帝國主義(yi) 對打（吳稚暉語）。然而對“家”的依戀，必然導致眾(zhong) 人不樂(le) 於(yu) “祈戰死”，而“家”也傾(qing) 向於(yu) 將諸人守護在懷中，顧炎武所盛讚的“豪家”、“氏族”，開始被視為(wei) 軍(jun) 國的阻礙。梁任公對完成了商君之法的日本，發出了“流連而不能去”的豔羨。既要破除“家”，方能將“家人”化為(wei) 編戶黔首，驅策以為(wei) 現代長平炮灰，故晚清諸公多讚許商君、秦皇。章太炎作《商鞅》、《秦政記》，讚美商君使得“秦日富強”，讚美秦皇僅(jin) 有“微點”，其餘(yu) 則大聖賢；劉師培作《中國民約精義(yi) 》，讚《商君》之書(shu) 與(yu) 歐陸國家主義(yi) 者伯倫(lun) 知理（Bluntchli Johann Caspa）學說相通；梁啟超作《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盛讚法家為(wei) “新學派”，“為(wei) 今日救時唯一之主義(yi) ”；吳虞則宣稱商君、韓非之書(shu) 對於(yu) “反對舊道德”，具有不可估量的價(jia) 值（《道家法家均反對舊道德說》）。

為(wei) 了新戰國和新長平的屍山血海，必須摧毀“家”以“祈戰死”，而此閥門一開，則洪水洶湧，不可阻遏。與(yu) 此相伴，為(wei) 了不同版本的大同美麗(li) 新世界，更有了破除“家”的必要。譚嗣同以“破家”為(wei) 衝(chong) 決(jue) 羅網，臻至仁境之妙途；康有為(wei) 以“去家族”，滅私產(chan) 為(wei) 最終通往大同世界與(yu) “至極樂(le) ”的不二法門；梁啟超渴望“以個(ge) 人為(wei) 單位（Unit）”，“直接以隸於(yu) 國”，蔑視“以家族為(wei) 單位”，以成就其“新民”理想（《新民說》）。

“家”既以父係、私產(chan) 為(wei) 基礎，因此需釜底抽薪，以“知母不知父”的上古想象來滅其根基。從(cong) 康有為(wei) 、章太炎至郭沫若，都相信巴霍芬(Johann Bachofen)以來所謂“母係社會(hui) ”之說，並以文獻中所謂“知母不知父”、姓氏多從(cong) “女”旁論證“亂(luan) 婚”、“群婚”、“雜交”、“母係”方為(wei) 上古不祧之尊，以此瓦解父係之“家”的常理。即使在西方主流人類學早已揚棄“母係”說之後的多年，“母係社會(hui) ”仍在中國大行其道（吳飛：《人倫(lun) 的“解體(ti) ”》）。

 “家”在二十世遭受重創，顧炎武的痛徹猶如魔咒，仍縈繞在銅駝荊棘的瓦礫之上。越來越多的人們(men) 失去“家”，成為(wei) 流浪的原子，而“家”的焦慮也仍在印刻在流民們(men) 的黑話切口之中——正晌午時說話，誰也沒有“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