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學的地域性與(yu) 普遍性

作者：吳震（複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五月十七日癸巳

           耶穌2018年6月30日

  《光明日報》編者按
 
“浙學傳(chuan) 承與(yu) 當代價(jia) 值”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近日在位於(yu) 金華的浙江師範大學舉(ju) 行。70餘(yu) 位學者圍繞會(hui) 議主題展開了熱烈的研討。本刊選取的四篇論文，集中展示了學界關(guan) 於(yu) 浙學研究的最新進展，歡迎廣大讀者朋友給予關(guan) 注。

“文化”帶有地域性、特殊性乃至民族性特征，這是當今全球化理論亦不得不承認的現象，而全球化並不意味著文化發展趨向同一化或同質化，相反，它可以帶來文化多元化的發展。從(cong) 中國思想史的角度看，儒家思想文化原本作為(wei) 一種地方性文化現象，自先秦孔孟開創以來，經漢唐的發展演變，特別是隨著帝國“大一統”政治體(ti) 製的建立以及隋唐科舉(ju) 製度的確立，從(cong) 而被納入國家文教製度當中，獲得了跨地域的全國性發展，突破了地方性知識的局限，具有了遍布全國的籠罩性特征，而思想義(yi) 理的深入掘發，也使得儒學知識帶有了普遍性特征。特別是宋代儒學的複興(xing) 而發展出“道學”一脈，這種以追尋天道性命之理的義(yi) 理化儒學形態既有濂洛關(guan) 閩的地方性特色，更主要地表現為(wei) 全域性普遍知識的特征。

浙學在宋明轉型（含元朝）之際的儒者認識中，是一個(ge) 內(nei) 含豐(feng) 富、所指多樣的地域性知識形態。

從(cong) 一個(ge) 長時段的曆史角度看，“浙學”興(xing) 起之第一波，即自南宋始而及於(yu) 明初；中晚明時期，陽明心學肇興(xing) 於(yu) 浙江紹興(xing) ，然其餘(yu) 波所及則遍及天下，是為(wei) “浙學”中興(xing) 之第二波；清初至乾嘉時期的黃宗羲、全祖望、萬(wan) 斯同至章學誠，則為(wei) 浙學發展之第三波。由以上三期之發展略可窺見，“浙學”含義(yi) 所指十分寬泛，以學派言，含道學、心學以及事功之學等，以學術言，有義(yi) 理之學、經史之學乃至文史之學等，故“浙學”內(nei) 涵難以獲得一個(ge) 確切的定義(yi) ，其因在於(yu) 以地域之名而統稱某段曆史時期的學術思想，往往失之籠統。因此，有必要將浙學置於(yu) 宋明時期儒家思想的視域作全盤的審視和了解。

浙學文化的興(xing) 起與(yu) 流衍，主要有以下幾個(ge) 方麵的特征：

其一，兩(liang) 宋文化非唯儒家經學一枝獨秀，由經學開出程朱義(yi) 理之學，足以代表兩(liang) 宋儒學的最高理論成就，助推儒學複興(xing) 亦最為(wei) 有力，然並不足以覆蓋兩(liang) 宋文化之全貌。北宋元豐(feng) 間有“永嘉九學士”，如劉安節、許景衡、周行已等等，其中多與(yu) 伊川洛學有所交結，隨著洛學南傳(chuan) ，推動了浙江洛學一脈的發展，而且其傳(chuan) 承有自、脈絡可尋，例如兩(liang) 宋之際曾遊伊川之門的周行已及其弟子鄭伯熊便是其中的傑出領軍(jun) 人物，成為(wei) 浙學中道學一脈的重要傳(chuan) 人。

其二，與(yu) 注重經典詮釋、義(yi) 理闡發的洛學傳(chuan) 統有所不同，由經入史、以史通經的經史交匯之學術趣向在兩(liang) 宋浙學的曆史上亦由來有自，例如以力挽中原文獻失傳(chuan) 之頹勢，重建中原以來的文史傳(chuan) 統，構成浙學中注重現實關(guan) 懷的精神傳(chuan) 統，使浙學中以文獻傳(chuan) 承、史學建構為(wei) 特長的婺學一脈構成了南宋文化的一個(ge) 重要麵相，此為(wei) 金華呂氏為(wei) 代表之浙學的最大特色。

其三，宋室南遷，至乾淳年間，道學漸為(wei) 思想大潮之際，浙學中卻有永嘉、永康的所謂“事功之學”異軍(jun) 突起，此兩(liang) 係之浙學代表為(wei) 陳亮和葉適，他們(men) 在思想上重實事實學之旨趣非常接近，大多喜談王霸、力主事功，浙學中事功學與(yu) 南傳(chuan) 洛學之朱學、江西陸學之心學恰成鼎足之勢，然而由於(yu) 事功學被道學家貶為(wei) “功利之學”，在宋明時代的思想史上始終處在邊緣的境地。

其四，自宋末至明初，浙學中特別是“北山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為(wei) 朱學傳(chuan) 人，構成浙學“金華”一係的朱子後學，蓋其四人於(yu) 推動朱子學貢獻尤大。然此四人均非墨守朱學者，既與(yu) 呂氏婺學時有交結，又在思想上關(guan) 注道德性命之理論追尋的同時，推重經史製度、著力於(yu) 文史之學，及至明初則有金華宋濂、義(yi) 烏(wu) 王禕等相繼而起，複傳(chuan) 朱子義(yi) 理學，並對呂氏文史學以及浙東(dong) 事功學的學術亦有汲取，其為(wei) 學主張經史並重而並未偏於(yu) 性命義(yi) 理之說。這從(cong) 一個(ge) 側(ce) 麵表明朱子義(yi) 理學在元明以降已呈後勁乏力之現象。

其五，當淳熙年間理學興(xing) 起之際，除東(dong) 南三賢（朱子、張栻、呂祖謙）外，江西陸九淵獨創心學，被朱子稱為(wei) 其思想已滑入禪學的“江西之學”，而陸氏門下有四明楊簡等四人，史稱“甬上四先生”，於(yu) 南宋末年將心學傳(chuan) 至浙江，在四明一帶構成了心學發展的重要一支，尤其是楊簡的著述在明中葉得以整理出版，隨著其思想的重新出場掀起了一場小小的波瀾，擁護者與(yu) 批判者的聲音交織在一起，故江西象山學、四明係心學餘(yu) 波與(yu) 明代中晚期心學思潮也多少有間接或直接的關(guan) 聯，而浙學傳(chuan) 統中心學一係對於(yu) 儒家心性學之發展確有重要貢獻，誠為(wei) 不可忽略之現象。

實際上，“浙學”一詞可有廣狹兩(liang) 義(yi) 的理解，從(cong) 狹義(yi) 上看，專(zhuan) 指南宋乾淳之際的婺學三支：呂祖謙的性命之學、陳亮的事功之學以及唐仲友的經製之學。此為(wei) 全祖望之說（《宋元學案》卷六十《說齋學案序》），而其說或源自明初楊維楨（《宋文憲公集序》），隻是楊以葉適代陳亮。從(cong) 廣義(yi) 上看，浙學更應包含道學一脈的洛學傳(chuan) 統以及心學傳(chuan) 統。故浙學不僅(jin) 內(nei) 含史學、經學與(yu) 製度之學，更有“性學”（楊維楨語）與(yu) 心學的思想傳(chuan) 統，既有朱子後學又有象山後學的傳(chuan) 承流變，各種浙學流派之間既有交互影響又有互為(wei) 排斥的跡象，呈現出浙學思想趣向的複合性、多元化特征。倘若以功利之學概括浙學（如朱子），或以史學涵蓋浙學（如章學誠），則不免有一葉障目不見泰山之遺患。

然而從(cong) 一個(ge) 縱覽全局的觀點來看，一方麵，兩(liang) 宋以來經濟文化中心的迅速南移推動了浙學的文化發展，另一方麵，隨著儒家文化的全國性推廣也促進了浙學的多元化拓展。因此，浙學即是一種嚴(yan) 格意義(yi) 的地方性知識，同時也隨著非浙江出身的士人階層的廣泛流動而導致他們(men) 在浙江產(chan) 出的思想帶有了其他地域的知識特征。例如就宋明思想的全局看，程朱理學與(yu) 陸王心學很難以地域知識來局限，因為(wei) 洛、閩之程朱與(yu) 贛、浙之陸王的思想展開在宋明時代已呈現遍及各地的態勢。

同樣的道理，浙學雖發源於(yu) 兩(liang) 浙地域，然其學術思想的多元性格表明浙學也必有全國性的意義(yi) ，猶如儒家語言所構成的知識是特殊的，然儒學思想所表現的理趣卻有普遍性那樣，浙學既是地方知識，又有超越地域的普遍性特征；但是反過來說，儒學普遍性又需要地域性文化資源才能呈現。從(cong) 這個(ge) 角度看，承認浙學是一種地方知識並不是矮化自己，而在承認地方文化差異性的同時，能夠更好地促進互相學習(xi) 和對話，正是在具體(ti) 的差異中才能達到某種共同的肯定和普遍的承諾，才能共同傳(chuan) 承和弘揚中華傳(chuan) 統文化。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