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人有蓋棺論定之說。但在曆史上卻往往有一些大人物，他們(men) 生前既無定評，待蓋棺之後亦無定論；孔子便是這樣的一位大人物。誠如近人柳詒徵所言：“孔子者，中國文化之中心也。無孔子則無中國文化。自孔子以前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傳(chuan) ；自孔子以後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開。”

然而，正是這位在中國文化史上居中心地位的孔夫子，其生前死後，人們(men) 對他的評價(jia) 分歧甚大。當仲尼時，盛讚者有之，譏評者有之，質疑者有之。盛讚者，子貢之“數仞之牆|”、“猶天之不可階”，（《論語•子張》）顏回之“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論語•子罕》）；譏評者，晨門之“知其不可而為(wei) 之”（《論語•憲問》），桀溺之“與(yu) 其避人，豈若逼世”，荷條丈人之“四體(ti) 不勤，五穀不分”；（《論語•微子》）質疑者，宰予欲改三年之通喪(sang) 是也，（《論語•陽貨》）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論語•八佾》）與(yu) “孟可負邪？”（《史記•孔子世家》）是也，率直而好較真的子路對其乃師的行為(wei) 更是屢屢提出質疑，“子見南子，子路不說”（《論語•雍也》）僅(jin) 為(wei) 其中一例。及至仲尼歿後，對其評價(jia) 仍褒貶有加，或揚之上天（中世紀的主流）[1]，或抑之入地（近代以降的主流）。

上世紀初，章太炎曾考訂中國曆史上有“三個(ge) 孔子”：[1]（P.81）其一，商定曆史之孔子；其二，有從(cong) 事教育之孔子；其三，湛心利祿的“國願”之孔子。[2]（p.361-366）正如朱維錚先生所指出的，章氏關(guan) 於(yu) 孔子的論斷對“五四”青年們(men) 的“打孔家店”運動影響甚大；[1](p.82)我們(men) 可以進一步地說，對“五四”詆孔運動有直接影響其餘(yu) 波至今猶烈的是章氏所考訂的第三個(ge) 孔子，即玩弄權術、熱中競進的“國願”孔子。於(yu) 是乎，曆史家之孔子與(yu) 教育家之孔子伴隨著一場近代“中國的文藝複興(xing) ”（胡適語）運動而漸漸被世人有意無意地遺忘，國人但知“國願”之孔子，國朝學界從(cong) 此亦隻對“國願”孔子口誅筆伐。悲夫！昔孔子對“鄉(xiang) 願”疾之入骨，譏之為(wei) “德之賊也”；（《論語•陽貨》）今人複譏孔子為(wei) “國願”也。

欲知孔子果“國願”乎？不能不對其思想學說與(yu) 社會(hui) 實踐作一番考察。毋庸諱言，孔子的思想學說與(yu) 其政治實踐之間頗多抵牾。仲尼所處時代，周室衰微，禮崩樂(le) 壞，權柄下移，“挾天子以令諸侯”者有之，殺父弑君者有之，“陪臣執國命”者有之，僭禮越製者更是層出不窮。孔子向往“天下有道”的周代禮製，當然反對諸侯、大夫僭越稱王，遑論“陪臣執國命”。雖然，孔子仍三番五次欲仕於(yu) 不道君主乃至“亂(luan) 臣賊子”。並且為(wei) 達目的，采取了一些與(yu) 自己所立的道德原則相背離的手段。譬如：孔子欲見用以好色但不好德的衛國君主，竟至走聲名狼藉的南子的後門；而後有“予所否者，天厭之”（《論語•雍也》）之誓。陪臣公山弗擾以費叛魯，孔子欲從(cong) 其召；而後有“如有用我者，其為(wei) 東(dong) 周乎？”（《論語•陽貨》）之辯。陪臣佛胖以中牟叛晉，孔子亦欲從(cong) 其召；而後有“吾豈匏瓜也哉？焉能係而不食？”（《論語•陽貨》）之辯。

孔子臧否人物，似亦持兩(liang) 重標準。孔子批評管仲“器小”、“不知禮”、“焉得儉(jian) ”，（《論語•八佾》）卻又以不輕於(yu) 許人的“仁”來盛讚管仲“如其仁！如其仁！”；而後有“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論語•憲問》）之論。依史遷之見，孔子之所以以管仲為(wei) “器小”，乃是“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管仲）不勉之為(wei) 王，乃稱霸哉？”（《史記•管晏列傳(chuan) 》）[2]若果如司馬遷所言，那末，要麽(me) 就是以孔子做夢都想恢複周代禮製的傳(chuan) 統觀點是錯誤的；要麽(me) 即是孔子的政治理想與(yu) 其政治實踐以及由此而來的對政治人物的評價(jia) 之間存在著不一致。熟悉東(dong) 周列國曆史的人都知道，齊桓小白治下的齊國是春秋時代“禮樂(le) 征發自諸侯出”的策源地，[3]（p.66）晉文重耳則是“天王狩於(yu) 河陽”的策劃者。無論是從(cong) 孔子自己的評價(jia) 還是太史公的記載都可看出，孔子對齊桓、晉文頗有讚許之意；而據孟子的看法，一部“微言大義(yi) ”的《春秋》記載的也正是“齊桓、晉文之事”。（《孟子•離婁下》）從(cong) 某種程度上講，所謂的“春秋五霸”皆為(wei) “亂(luan) 臣賊子”，而孔子讚揚齊桓、晉文，卻貶斥吳、楚之君，何耶？原因即在於(yu) 前者至少表麵上尊奉時為(wei) “天下共主”的周天子，而後者卻目無天子、僭妄稱王。

如上所述，孔子言、行之間多有抵牾。而且孔子的一些態度也確實會(hui) 讓人與(yu) 湛心利祿的“國願”聯係在一起，比如“君命召，不俟駕行矣。”（《論語•鄉(xiang) 黨(dang) 》）孔子本人又何嚐沒有意識到他的舉(ju) 止態度會(hui) 授人以柄，遭人詬病，故曰：“事君盡禮，人以為(wei) 諂也。”（《論語•八佾》）雖然，吾人仍可為(wei) 之一辯。姑且不論麵對弟子和旁人的質疑，孔子對自己行為(wei) 所發表的一些辯護是否具有正當性與(yu) 合法性；我們(men) 可以知人論世、身臨(lin) 其境般地體(ti) 會(hui) 孔子的苦衷，從(cong) 而對他的一些遭人詬病的行為(wei) 報以同情之理解。孔子一生淑世心切，棲棲遑遑，周遊列國十四栽，席不暇暖，幹七十餘(yu) 君，以沽其道。是時，世卿秉政，賢路壅塞，出身沒落貴族而且是“野和而生”的孔子欲行其道，也隻有通過見用於(yu) 世襲世祿的當政者。然而，孔子雖懷抱理想，急於(yu) 行道救世，時絀時伸；但也絕非毫無原則，與(yu) 時俱變。《論語》和史書(shu) 中記載著許多孔子與(yu) 當政者“道不同，不相為(wei) 謀”（《論語•衛靈公》）的事跡：衛靈公曾問政於(yu) 孔子，孔子崇尚禮製教化，反對無故窮兵黷武，故辭之曰：“俎豆之事，則嚐聞之矣；軍(jun) 旅之事，未之學也”。（《論語•衛靈公》）也是這位好色而不好德的衛靈公“使孔子為(wei) 次乘，招搖市過之”，（《史記•孔子世家》）孔子位於(yu) 閹人之後，恥之，隨去衛。孔子在周遊列國之前，曾在魯國位至大司寇，其任期間，弱小的魯國吏治為(wei) 之一變；並且，在孔子的謀略下，魯國與(yu) 近鄰大國齊國的外交取得了重大勝利，史書(shu) 所記“夾穀之會(hui) ”是也。“魯用孔丘，其勢危齊”，（《史記•孔子世家》）於(yu) 是，齊國施行美人計，“齊人歸女樂(le) ，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論語•微子》）而況，孔子雖欲仕於(yu) 亂(luan) 臣賊子公山弗擾和佛胖，然卒不行。

李澤厚在其《論語今讀》中，多次點及“經”（原則性）與(yu) “權”（靈活性）的關(guan) 係；竊以為(wei) 孔子在自己的政治實踐過程中很好地處理了二者之間的關(guan) 係。孔子曾把自己和其他一些“逸民”作了比較，曰，“我則異於(yu) 是，無可無不可。”（《論語•微子》）既以“經”為(wei) 法則，又注重“權”的靈活性，是為(wei) “無可無不可”。孟子亦有言：“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處則處，可以仕則仕，孔子也”。（《孟子•萬(wan) 章下》）然而，孟子的“聖之時者”，到了“五四”時代的魯迅筆下，卻成了無不帶有嘲諷意味的“摩登聖人”。[3][4]（p.78）毫無疑問，孔子的“無可無不可”的處世態度很容易被人濫用，並很可能成為(wei) “鄉(xiang) 願”之流的托詞；但，這能歸咎於(yu) 孔子麽(me) ？

孔子曾盛讚“中庸之為(wei) 德也，其至矣乎！”（《論語•雍也》）近代學者多以“中庸”與(yu) “鄉(xiang) 願”並“國願”等同，章太炎《論諸子學》雲(yun) ：“所謂中庸者，實無異於(yu) 鄉(xiang) 願”，又“所謂中庸者，是國願也，有甚於(yu) 鄉(xiang) 願者也。”[2](p.365)後人有詳加發揮者：“‘子溫而厲，威而不猛’，認為(wei)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luan) 也’，是他待人的中庸；‘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是他對物的中庸；‘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是他做事的中庸；‘見危授命’與(yu) ‘危邦不入’，是他處理生死的中庸；‘師也過，商也不及’，是他評價(jia) 人物的中庸；‘樂(le) 而不淫，哀而不傷(shang) ’，是他審美的中庸；‘敬鬼神而遠之’，是他對待鬼神的中庸；‘周而不比’、‘和而不同’，是他交友之道的中庸；既要‘親(qin) 親(qin) ’，又要‘尚賢’，是他選用人才的中庸；‘禮之用，和為(wei) 貴’，是他治國之道的中庸，等等。”[3](p.115—116)

這段精彩的文字可謂對孔子的中庸之道作了準確、全麵而凝練的概括；惟作者以為(wei) 孔子的中庸之道“無非是處世圓滑的表現”，[3]（p.116）言下之意，即孔子本人就是毫無原則的閹然媚於(yu) 世者的“鄉(xiang) 願”，則吾人不敢苟同也。姑且不說孔子本人對鄉(xiang) 願之流“疾之已甚”；孔子喜與(yu) 中行之人交朋友，即便找不到中行之人，也不願和同乎流俗，合乎汙世”的鄉(xiang) 願結交，而寧可與(yu) 狂、狷之類性情中人為(wei) 伍。孔子時時警惕身邊眾(zhong) 皆悅之的好好先生，而“必察焉”。（《論語•衛靈公》）又，孔子有言：“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論語•裏仁》）這些都充分證明著孔子明察秋毫、愛憎分明而遠非老於(yu) 世故、練達人情的處世態度。如今，孔子所提倡的中庸之道，經過人類曆史實踐的檢驗，早已化約為(wei) 人們(men) 廣泛接受的成語，從(cong) 而成為(wei) 人們(men) 生活實踐中的準則，如“和而不同”、“過猶不及”、“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等等；再如在大自然遭到嚴(yan) 重破壞的今天，人們(men) 重倡人與(yu) 自然和諧相處，孔子的“釣而不綱、弋不射宿”的原則與(yu) “竭澤而漁”、“殺雞取卵”的態度就形成了鮮明的反照。此外，我們(men) 也知道，古希臘思想的集大成者亞(ya) 裏斯多德也很是提倡中庸之道（the Mean），這隻需看看亞(ya) 氏的《尼各馬可倫(lun) 理學》就可得知。概言之，“中庸”與(yu) “鄉(xiang) 願”之間實際上存在著本質的區別。

清代學者有“治經若剝筍”之說，德國社會(hui) 學家馬克斯•韋伯有“祛魅化”之論。近代以降至今，國朝學界對孔子的主流看法持否定和貶損態度，原因之一即在於(yu) 他們(men) 認準孔子為(wei) “鄉(xiang) 願”乃至“國願”。不可否認，這些學者層層剝除掉中國中世紀統治者附加給孔子的眾(zhong) 多華麗(li) 頭銜，祛除了中世紀附加給孔子的巨大幻魅，欲還孔子以本真之麵目。如果說“矯枉”難免“過正”，那麽(me) ，當學者們(men) 這樣做的同時是不是也在“妖魔化”孔子呢？                              

甲申 端午（正值猴年馬月）

參考文獻：

[1]朱維錚：壺裏春秋[M]，上海文藝出版社，2002年。

[2]章太炎：論諸子學[M]，見朱維錚、薑義(yi) 華編注：章太炎選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3]蔡尚思：孔子思想體(ti) 係[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4]魯迅：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Z]，且介亭雜文二集[M]，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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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茲(zi) 從(cong) 朱維錚先生用“中世紀”代替不甚恰當的“封建社會(hui) 時期”，來指稱從(cong) 西漢帝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到清朝末年廢出科舉(ju) 製度這一段曆史。

[2] 括號中的“管仲”為(wei) 筆者所加。

[3] 魯迅對孔子的態度無不帶有詼諧嘲諷之意，除了這兒(er) 提到的《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等雜文外，看看他的《故事新編•出關(guan) 》，就更加明顯。然而如上文所提到的，魯迅等“五四”一代人詆孔情緒乃受章太炎的影響，魯迅在《且介亭雜文末編•〈出關(guan) 〉的“關(guan) 》中就說：“老子的西出函穀，為(wei) 了孔子的幾句話，並非我的發現或創見，是三十年前，在東(dong) 京從(cong) 太炎先生口頭聽來的，後來他寫(xie) 在《諸子學略說》（即《論諸子學》）中”。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www.biodynamic-foods.com）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