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二十一世紀初開始的這一波“國學熱”中，蔣慶先生無疑是最令人矚目的一位。早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那一波“國學熱”中，他便曾用如椽大筆，在死寂的舊書堆中掀起驚濤駭浪，並把杯水的風暴引向水杯之外。而從2004年發端的“讀經”討論開始，到2005年的“重建儒教”問題，蔣慶先生始終站在各種爭論的暴風雨的中心。媒體的有限發達與互聯網的興起，又讓人們得以看到蔣慶先生端坐、閉目、焚香、誦經的漫畫式形象，和那個讓掙紮在車水馬龍卷起的陣陣塵埃中生活的人們所羨慕的陽明精舍。這一形象是他在公眾眼中成為儒學的重要象征。

　　　　
　　　　目下方興未艾的“國學熱”，與上一波國學熱的情況有很大的差異，最根本的不同在於，上一波國學熱是中國思想從八十年代的“文化熱”，突轉入一種萬馬齊喑的環境，而做出的被動反應，那場國學熱中的討論，始終在學院的圍牆內進行。而時候進入新世紀，“讀經”熱潮的興起，便是一種發端於社會的民間行為，當城市中的人們普遍解決了溫飽問題，又對現行的教育方式產生懷疑，便自然地轉向古典文化尋求資源。並且，生於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一代人，既在一個相對平穩的環境中成長，又能明顯感覺到文化的斷層，於是有的人會有一種尋根的心理需要。

　　　　
　　　　2004年的“讀經”大討論，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進行的。蔣慶先生發起“少兒讀經”，並編寫經書教材，他的讀經觀是非常偏頗的，在《讀經與中國文化的複興》一文中，他說：“聖人講的話、編的書——經典——就具有先在的權威性，凡人必須無條件接受，不存在凡人用理性審查同意不同意的問題，因為凡人的理性沒有資格審查聖人的理性，相反隻能用聖人的理性來審查凡人的理性，來要求凡人接受。”這事實上是把作為古籍的儒家“經典”，當作真理來源的“經書”，要求人們在對之做出理性衡量之前首先接受它。但是，這種觀點仍然有很大的市場，一批以五四以來的新文化為思想資源的知識分子，紛紛一改五四一脈的先人對儒學的批評，轉而支持少兒讀經。而在2005年的“重建儒教”討論中，蔣慶先生以一篇《關於重建儒教的構想》，再一次震動知識界。文中提出儒教複興的兩條路線，第一是“上行路線”，即“‘儒化’當代中國的政治秩序”；第二是“下行路線”，就是“在民間社會中建立儒教社團法人，成立類似於中國佛教協會的‘中國儒教協會’，以儒教協會的組織形式來從事儒教複興的事業。”他的“上行路線”在《政治儒學》一書中有相對完整的表述。在2006年中，蔣先生又以一個《儒學在當今中國有什麽用？》的演講，提出儒學可以安頓中國人的個體生命、重建中國人的社會道德、重塑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重建中國人的信仰與希望、重建中國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建立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政治製度、奠定中國現代化的道德基礎、解決中國的生態環保問題。這些功能，未曾不美，但是，古往今來，尚未見有人拿著一本《論語》能讓殺人犯放下屠刀，拿著一本《孟子》能教皇帝放棄霸道實行王道，拿著一本《傳習錄》能使那些伐木者放下大刀。
　　
　　
　　　　蔣慶先生最具爭議的觀點，是他的“政治儒學”的思想。幾乎可以說，他是儒學現代轉型之後，第一個係統地設計出一套政製，用儒學的資源來反對民主的學者。自從天朝大國大門洞開，遭遇西方挑戰以來，中國進入一個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在西方國家成形的民主製度、科學精神、人權思想，在中國百餘年的曆史中，不斷接受挑戰，也不斷接受變異。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當個體覺醒，現代社會的人群組織方式，由傳統的家國結構轉化為以個體為中心、以民主為製度的民族國家，與傳統宗法社會相結合的儒家倫理，必定有一個轉化和變異的過程，而不可能直接作為指導原則運用於社會現實。蔣慶先生的“政治儒學”之所以讓人無法接受，主要在於，他把儒家經典看成一種萬古不變的常經大法，所以隻能先“信仰”之，才可能實踐之。而為什麽要信仰它，則是沒有任何理論說服的。儒學在現在怎麽去重建社會道德“怎麽去重建中國人的信仰與希望？怎麽去解決中國的生態環保問題？在蔣慶先生那裏都不是問題，仿佛隻要從小兒開始讀經，一切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在政治上，中國傳統一人專製的皇權製度中，無論皇帝詔令，百官奏折，還是文人筆下，鄉紳口中，莫不動輒子曰，開口詩雲，但是，卻沒有把中國帶入一個大同盛世，甚至連小康之治，也是史所罕見，這與儒家思想在專製政治中變異為“三綱”，永遠無法解決皇權問題，是有密切關係的。中國曆史從未證明，一個用“政治儒學”支撐起來的朝代，會是一個向小康大同進發的朝代。相反，近現代的曆史不斷證明，如果沒有接受自由、民主、人權等普適性價值，儒學隻能不斷成為工具和護符。
　　

　　在這個時代中，儒學越來越成為極端民族主義宣傳的材料。傳統的中國，巍然屹立於東方，周圍邊境，都是小國家，而與西方大國極少交通，所以產生了傳統天朝大國的心態。今天，這種心態折射到民族主義思想之中，變成了一種文化自卑心理，由此而反彈為“文化主體性”的宣傳，從《甲申文化宣言》到蔣慶先生的政治儒學製度設計，都可以視為這種心理的反映。儒學與自由主義相結合，以民主製度為基礎，才可能建造一個真正有中國特點，又接納普世性價值的現代民族國家。而如果儒學與民族主義結合，參與鼓動狹隘民族主義情緒，激發民族主義的好鬥性格，叫囂窮兵黷武，那隻會把中國帶入新的災難。在二千多年前，儒學與法家設計的皇帝專製製度結合，最終造成三綱的統治思想，而今天，至少到目前來看，儒學尚沒辦法從一種思想貫通、設計出一套政治製度，所以，儒學要獲得新的生命力，隻能與憲政民主的追求相結合，在憲政民主政體中，用儒學自身的道德力量，去構建一個富有道德感的公民社會。

    原載於《南方都市報》2007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