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詮釋與(yu) 經史傳(chuan) 統的形成——以殷周爵國問題為(wei) 例

作者：陳壁生

來源：《哲學動態》2021年第2期

摘    要：中國經史傳(chuan) 統的形成是一個(ge) 極為(wei) 複雜的問題。漢代以後，經學詮釋深刻地影響了曆史書(shu) 寫(xie) 。鄭玄是其中一個(ge) 關(guan) 鍵人物。以殷周二代的諸侯國為(wei) 例，在鄭玄之前，《史記》《漢書(shu) 》對殷周諸侯國數量的記載各自不同。而鄭玄在注經中，通過三代異製來平衡經書(shu) 異義(yi) ，把《王製》的大量記載都理解為(wei) 殷商製度。因此，他判定殷製、周製是彌合群經異義(yi) 的結果，而不是為(wei) 了考證殷代、周代製度。而在鄭玄經學的影響下，杜佑的《通典》則以三代異製構建三代製度，最終構建了一套相對充分的殷代製度。但是，鄭玄的注經是把經文放在五經中進行理解，進而推導出殷周製度；而杜佑則是造史，是把鄭玄在注經中推導的殷周製度轉變成殷周曆史。

關(guan) 鍵詞：經學；鄭玄；杜佑；

中華文明的一個(ge) 重要特征是經史傳(chuan) 統。然經史之學，分合於(yu) 注經考史、群書(shu) 分類、治學方法諸方麵，雖然經學的定義(yi) 古今歧異，人言人殊，但自漢世以降，經是經，史是史，判然二分，不複合一，直至於(yu) 今。然經史傳(chuan) 統之所以形成，乃在於(yu) 經書(shu) 的價(jia) 值不僅(jin) 是對其不同理解塑造著經學傳(chuan) 統，而且也塑造著古典史學傳(chuan) 統。以史觀之，經書(shu) 所述涉及三代最多。於(yu) 是三代史的書(shu) 寫(xie) ，無論古今皆受到經學的重大影響。今以《史記》《漢書(shu) 》《通典》中論殷周爵國之製為(wei) 例，考察經學傳(chuan) 統如何影響三代曆史書(shu) 寫(xie) ，並略論其是非得失。

一 《史》《漢》之殷周爵國

爵國之製，為(wei) 一朝一代製度之大者，然殷史缺略，全無其文。成周之法，所言極簡，各有歧異。是故兩(liang) 漢之世，對殷周二代爵國之等級、數量，所述皆甚簡略。司馬遷《史記·漢興(xing) 以來諸侯王年表》開頭，即以“太史公曰”言殷周爵國雲(yun) ：

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yu) 魯、衛，地各四百裏，親(qin) 親(qin) 之義(yi) ，褒有德也。太公於(yu) 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裏，下三十裏，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史記·漢興(xing) 以來諸侯王年表》）

由此可見，太史公不知殷世爵國之製，而於(yu) 周爵則為(wei) 五等，封國大小，各有不同。以司馬遷之見，殷周爵國，殷世無聞。周爵五等，封國八百，大小不同。至於(yu) 東(dong) 京，班固《漢書(shu) 》承司馬遷而用新說，其於(yu) 殷世亦無一語，而於(yu) 周製，《漢書(shu) ·諸侯王表》雲(yun) ：

昔周監於(yu) 二代，三聖製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yu) 。周公、康叔建於(yu) 魯、衛，各數百裏。太公於(yu) 齊，亦五侯九伯之地。（《漢書(shu) ·諸侯王表》）

此語沿襲司馬遷《史記·漢興(xing) 以來諸侯王年表》，但是《漢書(shu) ·地理誌》所言又不同：

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裏，伯七十裏，子、男五十裏。不滿為(wei) 附庸，蓋千八百國。（《漢書(shu) ·地理誌》）

班固認為(wei) ，殷周爵國殷世無聞。周爵五等，封國有八百、千八百之說，而諸國大小也有異說。

無論是《史記》還是《漢書(shu) 》，對殷周爵國的曆史書(shu) 寫(xie) ，都是經學影響下的結果。殷世爵國之製，太史公惟雲(yun) “殷以前尚矣”，班固因之，也未有載。問題在於(yu) ，兩(liang) 漢本來有大量關(guan) 於(yu) 殷、周爵國之製的記載，為(wei) 何司馬遷、班固皆棄其說殷，而用其說周？這涉及到經學如何影響曆史書(shu) 寫(xie) 。其根本原因在於(yu) ，殷代爵國之製是說經過程中“製造”出來的，而周代爵國之製，則是注經的結果。前者無經書(shu) 明文可據，後者是對經書(shu) 明文的理解。

殷之諸侯爵、土，經籍並無明文。漢初言周之爵等，皆與(yu) 《春秋》相對，以成文質之別，而不與(yu) 夏、殷相對，以成三代曆史。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製質文》雲(yun) ：“周爵五等，《春秋》三等。”（《春秋繁露·三代改製質文》）《爵國》雲(yun) ：“周爵五等，士三品，文多而實少。《春秋》三等，合伯、子、男為(wei) 一爵。”（《春秋繁露·爵國》）《史記·三王世家》載武帝時青翟、張湯上奏雲(yun) ：“昔五帝異製，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時而序尊卑。”（《史記·三王世家》）蓋以《春秋》為(wei) 孔子立法，繼周而為(wei) 一代新王之法。漢初今文家說，本以周爵五等、《春秋》三等說文質之別，而無關(guan) 於(yu) 殷製。

然《春秋》今文家說，又雲(yun) 《春秋》改周之文，從(cong) 殷之質。故《春秋》質、爵三等，一變而為(wei) 殷質、爵三等。西漢之初，董仲舒據殷、周異製說文質之別，《春秋繁露·三代改製質文》雲(yun) ：“王者以製，一商一夏，一質一文。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故三等也。主天法商而王，…製爵三等，祿士二品。…主地法夏而王，…製爵五等，祿士三品。”（《春秋繁露·三代改製質文》）但是，董仲舒所言，非言殷周之史，也不在殷周之異，而是言文質之別。漢景帝之時，《史記·梁孝王世家》載袁盎等對景帝曰：“殷道親(qin) 親(qin) 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qin) 其所親(qin) ，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史記·梁孝王世家》）此亦以殷質、周文而論也。殷爵國之說，至《白虎通》而總其成，其說雲(yun) ：

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或三等者，法三光也。或法三光，或法五行何？質家者據天，故法三光。文家者據地，故法五行。……殷爵三等，謂公侯伯也。……土有三等，有百裏，有七十裏，有五十裏。（《白虎通·爵》）

據《白虎通》之說，殷爵三等，而封土有百裏、七十裏、五十裏之差。但仔細考察《白虎通》記載，可以發現，殷世爵國之說並不是經文的記載，甚至不全為(wei) 經說的內(nei) 容，而是根據《春秋》經傳(chuan) 內(nei) 容推斷出其爵國之製，再根據《春秋》“從(cong) 殷之質”的理論，把《春秋》之製視為(wei) 殷製，實可謂一波而有三折焉。

對古典史學而言，經文可以成為(wei) 曆史寫(xie) 作的直接材料，但經說則不行。正因如此，司馬遷作《史記》之時，雖然已有董仲舒言主地法殷，製爵三等，祿士二品，但此是經說之言，於(yu) 經文無征。甚至到了西漢末年，王莽猶雲(yun) ：“今製禮作樂(le) ，實考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殷爵三等，有其說，無其文。”（《漢書(shu) ·王莽傳(chuan) 》）也就是殷爵三等，乃經師說經之言，而非經文所載之言。所以司馬遷惟雲(yun) “殷以前尚矣”，而班固作《漢書(shu) 》也從(cong) 周爵國開始，而不及殷。可以說，兩(liang) 漢經說雖然屢言殷世爵三等，但是，皆是借殷、周之爵三等五等不同，來論證文質相變的理論。經說中的“殷”隻是一個(ge) 代號，代表文質之質，法天法地之法天，根本不是夏殷周三代曆史中的殷代。因此，無論是司馬遷還是班固，皆不言殷代爵國之製。

周世爵國之製，經傳(chuan) 有明文。《孟子·萬(wan) 章下》孟子答北宮錡問：“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有雲(yun) ：“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嚐聞其略也。”（《孟子·萬(wan) 章下》）下略言班爵祿之製。董仲舒《春秋繁露·爵國》言《春秋》製，與(yu) 《孟子》大同小異。但無論《史記》還是《漢書(shu) 》皆不用二書(shu) 之說。周世爵五等，屢見經傳(chuan) ，如《左傳(chuan) 》襄公十五年傳(chuan) 雲(yun) ：“《詩》雲(yun) ‘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左傳(chuan) 》）《孝經·孝治章》：“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yu) 公、侯、伯、子、男乎？”（《孝經·孝治章》）更別說像《周官》詳述五等爵之封國大小。因此，《史記》《漢書(shu) 》皆以為(wei) 周爵五等，據經傳(chuan) 明文也。然而，封國大小問題，《史記》列魯、衛、齊諸國情況，皆據史載與(yu) 實際地理相結合而言之，考古說以合事實，此良史之法也。

然而，《漢書(shu) 》言周世封國數量、大小，則有二說，自相矛盾。《諸侯王表》雲(yun) “封國八百”，《地理誌》雲(yun) “蓋千八百國”，其書(shu) 相同，而國數之差竟至千國。這一看似無關(guan) 緊要的差別，事實上背後乃是古典史學的一個(ge) 大問題，即曆史書(shu) 寫(xie) 要不要根據經義(yi) 進行書(shu) 寫(xie) 。

西漢人所理解的周代封國，主要皆言惟八百之數，《史記》尤其如此。《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雲(yun) ：“書(shu) 曰‘協和萬(wan) 國’，遷於(yu) 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yu) 《春秋》。”（《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周有八百封國也，征諸史遷以前史料，《三王世家》曰：“蓋聞周封八百。”（《史記·三王世家》）皆雲(yun) 周之封國八百。然以經本無文，經說又異於(yu) 此，故八百之數出自何典，至今已不得而知。及至東(dong) 漢仍有沿用此說者。《後漢書(shu) ·光武帝紀》建武十五年詔雲(yun) ：“古者封建諸侯，以藩屏京師。周封八百，同姓諸姬並為(wei) 建國，夾輔王室，尊事天子，享國永長，為(wei) 後世法。”（《後漢書(shu) ·光武帝紀》）及至班固修《漢書(shu) 》，未成而卒，其妹班昭續之，《後漢書(shu) ·曹世叔妻傳(chuan) 》雲(yun) ：“兄固著《漢書(shu) 》，其八表及《天文誌》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dong) 觀藏書(shu) 閣踵而成。”（《後漢書(shu) ·曹世叔妻傳(chuan) 》）班昭所續八表中，二表言及周世國數，皆雲(yun) 八百，上引《諸侯王表》雲(yun) 周“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又有《高惠高後文功臣表》雲(yun) ：“周封八百，重譯來賀。”（《漢書(shu) ·高惠高後文功臣表》）《漢書(shu) 》中周世爵國八百與(yu) 千八百的差別，事實上是班固與(yu) 班昭兄妹著史的差別。

班固《地理誌》雲(yun) ：“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裏，伯七十裏，子、男五十裏。不滿為(wei) 附庸，蓋千八百國。”（《漢書(shu) ·地理誌》）這一結論主要是信奉緯書(shu) 、王莽解讀過的《王製》的結果。西漢時期，除了司馬遷所說的周八百國之外，還有千八百之異說。《漢書(shu) ·賈山傳(chuan) 》引《至言》：“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yang) 千八百國之君。”（《漢書(shu) ·賈山傳(chuan) 》）《鹽鐵論·輕重》禦史曰：“周之建國也，蓋千八百諸侯。”（《鹽鐵論·輕重》）此皆非經義(yi) 。經說也有言千八百者，《孝經說》曰：“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裏內(nei) 。”許慎《五經異義(yi) 》引《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五經異義(yi) 》）這些內(nei) 容大多出自班固之前，但都不是班固的根據。班固述周世爵國的依據，是劉歆、王莽以來把《王製》部分經文理解為(wei) 周製的傳(chuan) 統。

《王製》一篇出於(yu) 《禮記》，與(yu) 《周官》同為(wei) 製度之書(shu) ，但是所屬何代，經無明言。王莽重之，合以周製。《王莽傳(chuan) 》載其上奏有雲(yun) ：

周武王孟津之上，尚有八百諸侯。周公居攝，郊祀後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yu) 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nei) 各以其職來祭，蓋諸侯千八百矣。《禮記·王製》千七百餘(yu) 國，是以孔子著《孝經》曰：“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yu) 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wan) 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此天子之孝也。（《漢書(shu) ·王莽傳(chuan) 》）

《王製》之天下千七百七十三國，正略合周製千八百數，《孝經》列爵有公、侯、伯、子、男，亦合周爵五等說，故王莽一歸於(yu) 周。王莽後來又說：“州從(cong) 《禹貢》為(wei) 九，爵從(cong) 周氏有五。諸侯之員千有八百，附城之數亦如之，以俟有功。”（《漢書(shu) ·王莽傳(chuan) 》）這又是周分五爵而有千八百國。

及至東(dong) 漢，白虎觀諸儒議禮，頗用《王製》，其言爵製有雲(yun) ：

《王製》曰：“王者之製祿爵，凡五等。”謂公侯伯子男也。此據周製也。《春秋傳(chuan) 》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yu) 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也。”《王製》曰：“公侯田方百裏，伯七十裏，子男五十裏。”（《白虎通·爵》）

班固《漢書(shu) 》，用王莽、劉歆經說以董理史事者甚多，雖謂《漢書(shu) 》是在古文經學思想指導下編寫(xie) ，亦不為(wei) 過。而班固又撰諸儒集議所成的《白虎通》，則於(yu) 《白虎通》內(nei) 容，自然極為(wei) 熟悉。本來，王莽、劉歆經說與(yu) 白虎觀諸儒經學立場不同，說經迥異，遙若河漢，但在以《王製》之爵製為(wei) 周製這一具體(ti) 問題上，恰好皆以《王製》有周法，而班氏之構建周世爵國之製，也因此而以《王製》所定即成周曆史。《王製》之文雲(yun) ：“王者之製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裏，公侯田方百裏，伯七十裏，子男五十裏。……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禮記正義(yi) ·王製》）以此文對照《漢書(shu) ·地理誌》所述，則班氏因王莽、白虎觀群臣說《王製》爵國之法為(wei) 周製，故以《王製》之經文為(wei) 周世之曆史，皎然可見。

與(yu) 班固相同的是，後漢述周世爵國之製，已經幾乎盡從(cong) 千八百國之說，如《後漢書(shu) ·光武十王列傳(chuan) 》章和元年下詔：“昔周之爵封千有八百，而姬姓居半者，所以楨幹王室也。”（《後漢書(shu) ·光武十王列傳(chuan) 》）《後漢書(shu) ·孔融傳(chuan) 》雲(yun) ：“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後漢書(shu) ·孔融傳(chuan) 》）而《史記》所說的周世八百國，已經無人提起。

可以說，班固述《漢書(shu) 》與(yu) 司馬遷作《史記》在指導思想上有今文經學與(yu) 古文經學的差別。在運用經書(shu) 以造史上，司馬遷“厥協六經異傳(chuan) ，整齊百家雜語”，但往往並不直接以經文為(wei) 史事，而經過自己的解讀，如《五帝本紀》用《尚書(shu) 》而不抄《尚書(shu) 》。而且，《史記》所述三代內(nei) 容甚多，時間上恰與(yu) 經書(shu) 大量內(nei) 容相合，但司馬遷很少直接以經文為(wei) 史事。蓋以今文經學觀之，經書(shu) 與(yu) 諸子之間，並非王官學與(yu) 家人言的關(guan) 係，經書(shu) 既非王官學，便不能直接成為(wei) 造史的材料。在周代國數問題上，《漢書(shu) 》中班固所撰與(yu) 班昭所撰的差異，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兩(liang) 種修史方法的差異：是繼承《史記》中據曆史事實以考證經書(shu) ，結合而撰成曆史，還是據經書(shu) 、經說的新成果，相信其真實而撰成曆史？簡單言之，在漢代書(shu) 寫(xie) 曆史，要繼承《史記》以來的傳(chuan) 統，還是繼承文獻新出、經書(shu) 新說的傳(chuan) 統。班昭采取前者，班固的方法則是後者。《漢書(shu) 》中述漢以前內(nei) 容，班固有沿襲司馬遷部分，但開始出現以經文及經說造史，蓋以經書(shu) 為(wei) 三代之遺，則是最可信的造史材料。因此，要敘述曆史，最直接的辦法便是遵從(cong) 經書(shu) 所述。班固此法，在漢代以後成為(wei) 三代史書(shu) 寫(xie) 的主要方法。在這種方法中，經書(shu) 逐漸成為(wei) 最真實的曆史記載。也就是說，拋開經學來看經書(shu) ，經書(shu) 是最真實的史料。但是，鄭玄之後，一切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二 《通典》：製造殷周之製

先來看《通典·職官》之“曆代王侯封爵”部分，其述殷製雲(yun) ：

殷製，天子之田方千裏，公、侯百裏，伯七十裏，子、男五十裏。不能五十裏者，不合於(yu) 天子，附於(yu) 諸侯。凡四海之內(nei) 九州，州方千裏。州建百裏之國三十，七十裏之國六十，五十裏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yu) 以為(wei) 附庸間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千裏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wei) 屬，屬有長。十國為(wei) 連，連有帥。三十國為(wei) 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wei) 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yu) 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wei) 左右，曰二伯。千裏之內(nei) 曰甸，千裏之外曰采。（《通典·職官》）

殷世爵國之製，《史記》的一句“殷以前尚矣”，《漢書(shu) 》不言一字，而至於(yu) 《通典》，居然敷衍出一套如此完整的製度，而且，《通典》之前，《晉書(shu) ·地理誌》言殷製同。1杜佑修《通典》，房玄齡等修《晉書(shu) 》，到底有何依據？“殷史”的發生，正是鄭玄經學的史學後果。這套完整的製度，除了“殷製”二字，其他都是《禮記·王製》的經文。《王製》之作，說法不同。較早者有《鄭誌》載鄭玄答臨(lin) 碩雲(yun) ：“孟子當赧王之際，《王製》之作，複在其後。”（《禮記正義(yi) ·王製》）這是戰國時期。盧植則雲(yun) ：“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製》之書(shu) 。”（《禮記正義(yi) ·王製》）這是漢文帝時期。即便如盧植說，也在司馬遷之前，更遠在班固之前。也就是說，《晉書(shu) 》《通典》所謂“殷製”的認定，不是新發現殷製文獻，而是在經書(shu) 中，司馬遷、班固不以為(wei) 是殷製的內(nei) 容，到了後來被認為(wei) 是殷製，正是鄭玄“三代異物”的注經方法達成了這一結果。《王製》經注雲(yun) ：

天子之田方千裏，公侯田方百裏，伯七十裏，子男五十裏。不能五十裏者，不合於(yu) 天子，附於(yu) 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凡四海之內(nei) 九州，州方千裏。州建百裏之國三十，七十裏之國六十，五十裏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yu) 以為(wei) 附庸間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nei) ，方百裏之國九，七十裏之國二十有一，五十裏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朌，其餘(yu) 以祿士，以為(wei) 間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yu) 。[注：殷湯承之，更製中國方三千裏之界，亦分為(wei) 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焉。]天子百裏之內(nei) 以共官，千裏之內(nei) 以為(wei) 禦。千裏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wei) 屬，屬有長；十國以為(wei) 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wei) 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wei) 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yu) 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wei) 左右，曰二伯。千裏之內(nei) 曰甸，千裏之外曰采，曰流。（《禮記正義(yi) ·王製》）

對比《王製》經注原文，與(yu) 杜佑《通典》所引殷製，可以看到鄭玄獨異的注經法如何自然轉成杜佑的造史法。《王製》雲(yun) ：“天子之田方千裏，公侯田方百裏，伯七十裏，子男五十裏。不能五十裏者，不合於(yu) 天子，附於(yu) 諸侯，曰附庸。”鄭注雲(yun) ：“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製也。”（《禮記正義(yi) ·王製》）但是，鄭玄之所以知此為(wei) 殷製，不是根據任何經典明文或前人經說，而是鄭玄根據其注經之法推斷的結論。鄭玄注經以《周禮》為(wei) 本。《周官·大司徒》載：“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裏，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裏，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裏，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裏，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裏，其食者四之一。”（《周禮注疏·大司徒》）《王製》與(yu) 此完全不同，故非周製。而《王製》下文有天下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鄭玄據《左傳(chuan) 》哀公七年傳(chuan) 雲(yun) ：“夏會(hui) 諸侯於(yu) 塗山，執玉帛者萬(wan) 國。”（《禮記正義(yi) ·王製》）夏有萬(wan) 國，則《王製》非夏製。因此，隻有殷製一個(ge) 選擇。《王製》雲(yun) ：“凡四海之內(nei) 九州。州方千裏，州建百裏之國三十，七十裏之國六十，五十裏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yu) 以為(wei) 附庸、間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鄭注：“此殷製也。”（《禮記正義(yi) ·王製》）鄭玄知此為(wei) 殷製，是因為(wei) 此“四海之內(nei) ”方三千裏，而根據《周官·大司馬》《周官·職方氏》，周之天下方萬(wan) 裏，四海之內(nei) 方七千裏，《堯典》言堯“協和萬(wan) 邦”，《禹貢》鄭注禹之天下九州方萬(wan) 裏，則《王製》此文非堯、舜、夏、周之製，因此鄭玄推以為(wei) 殷製。

《王製》雲(yun) ：“天子之縣內(nei) ，方百裏之國九，七十裏之國二十有一，五十裏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朌，其餘(yu) 以祿士，以為(wei) 間田。”鄭注：“縣內(nei) ，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殷曰畿。《詩·殷頌》曰：‘邦畿千裏，維民所止。’周亦曰畿。”孔疏雲(yun) ：“殷之與(yu) 周稱畿，唐虞稱服，無雲(yun) 縣者，今此特雲(yun) ‘縣內(nei) ’，故鄭雲(yun) ‘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禮記正義(yi) ·王製》）也就是說並無直接證據證明“天子之縣內(nei) ”是夏製。但是，經書(shu) 明文，有殷、周、唐、虞，皆不稱“縣”。則此稱“縣”者，隻有一個(ge) 選擇，那就是夏時。也正因為(wei) 鄭玄把此經文認定為(wei) 夏時之法，直接導致杜佑撰《通典》把這一經文從(cong) “殷製”中排除出去。問題在於(yu) 排除了這一句，便接不上下文“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之數，但對杜佑而言，既然鄭玄言經是夏製，則不能用在“殷製”之中。杜佑完全隻顧表麵上的“尊經”，而放棄實際上的“考史”。

《王製》雲(yun)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yu) 。”鄭注：“殷湯承之，更製中國方三千裏之界，亦分為(wei) 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焉。”（《禮記正義(yi) ·王製》）在鄭玄的經學體(ti) 係中，堯至禹都是“萬(wan) 國”，殷、周千八百國，故此雲(yun) 湯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也正因為(wei) 鄭玄認定其為(wei) 湯時，故《通典》列為(wei) “殷製”內(nei) 容。

《王製》雲(yun) ：“千裏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wei) 屬，屬有長；十國以為(wei) 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wei) 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wei) 州，州有伯。”鄭注：“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孔疏以為(wei) ，《尚書(shu) ·舜典》雲(yun) “覲四嶽群牧”，又雲(yun) “谘十有二牧”，可見虞稱“牧”。《左傳(chuan) 》宣三年雲(yun) “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可見夏稱“牧”。《周官·大宰》雲(yun) “建其牧”，因此周稱“牧”。（《禮記正義(yi) ·王製》）剩下的，便隻有殷一個(ge) 選項稱州長為(wei) “伯”。

殷世爵國之製，經典並無明文。但是，鄭玄對《王製》的注解使《王製》中不言何種朝代，但又與(yu) 《周官》不同的內(nei) 容有了時間歸屬。但是，鄭玄把《王製》三等之地、九州之國等經文判斷為(wei) “殷製”的時候，隻是注解經文而不是考證製度。因此，他並沒有著意於(yu) 斷為(wei) “殷製”的各種經文背後的製度關(guan) 聯。同時，鄭玄也沒有著意於(yu) 構建這些“殷製”的經文背後的曆史事實的相關(guan) 性。也就是說，鄭注的意義(yi) ，隻是使這些明顯與(yu) 《周禮》有矛盾的經文得到一種在文字的意義(yi) 上比較合理的解釋。至於(yu) 文字意義(yi) 之外，則並非鄭玄考慮的問題。然而，當鄭玄斷定某些經文的時間屬性，這種時間屬性便成為(wei) 曆史書(shu) 寫(xie) 的主要依據。於(yu) 是，杜佑編撰《通典》，依然是用經文為(wei) 材料以構建史事。隻不過有了鄭玄，經文有了“朝代”屬性，因此成為(wei) 一代之製，並進入曆史。

周世爵國，《史記》《漢書(shu) 》所述極簡，而《通典》則甚為(wei) 詳盡，其部分內(nei) 容如下：

周製，封王者後。凡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裏，侯四百裏，伯三百裏，子二百裏，男百裏。方千裏曰王畿。其外方五百裏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裏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裏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裏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裏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裏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裏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裏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裏曰藩服。凡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人以德，爵以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有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公國孤一人。大國三卿，皆命於(yu) 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yu) 天子，一卿命於(yu) 其君；小國三卿，一卿命於(yu) 天子，二卿命於(yu) 其君。每國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yu) 大夫一命。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通典·職官》）

杜氏此製，《史記》《漢書(shu) 》皆無其說。其言諸侯封地，公、侯、伯、子、男之地以五百裏、四百裏、三百裏、二百裏、一百裏為(wei) 差，出自《周禮·大司徒》。其言王畿、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夷服、鎮服、藩服，皆《周禮·職方氏》原文。“凡諸侯世子世國”以下，皆雜合《王製》原文而為(wei) 周製。杜氏沿襲《周官》以造周製，背後的基本曆史觀念是根據鄭玄的《周禮》學。《周禮》乃周公攝政六年而作，付成王並行於(yu) 天下。既然成王有王位，必能使《周禮》行於(yu) 天下。如果《周禮》所記述的經文，實際上曾經行於(yu) 天下，那麽(me) 這些經文便不隻是空言，而且是行事。這本經書(shu) 也不隻是典籍，而且是製度，對這本經書(shu) 的理解也不隻是文獻，而且是曆史。正因如此，要敘述周代的製度、曆史，《周禮》便是最可靠的文獻。如果以之與(yu) 《史記》對比，《史記·漢興(xing) 以來諸侯王年表》雲(yun) ：“封伯禽、康叔於(yu) 魯、衛，地各四百裏，親(qin) 親(qin) 之義(yi) ，褒有德也。太公於(yu) 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此是司馬遷因魯、衛、齊之國實際大小，考周代封國大小情況。司馬遷所用之法，乃後世考史之法。如果從(cong) 杜佑的角度來看，則司馬遷所述並非周代正典，既不夠準確，也很不全麵。《周禮》的記述才真實而全麵。例如太史公說封伯禽於(yu) 魯四百裏，經典異說甚多。《孟子·告子下》雲(yun) ：“周公之封於(yu) 魯為(wei) 方百裏也，地非不足，而儉(jian) 於(yu) 百裏。太公之封於(yu) 齊也，亦為(wei) 方百裏也，地非不足也，而儉(jian) 於(yu) 百裏。今魯方百裏者五。”趙歧注：“周公、太公地尚不能滿百裏，儉(jian) 而不足也。後世兼侵小國，今魯乃五百裏矣。”（《孟子·告子下》）孟子以周頒爵祿，公侯方百裏，所以魯也不過百裏。《禮記·明堂位》雲(yun) ：“是以封周公於(yu) 曲阜，地方七百裏，革車千乘。”鄭玄據《周官》公方五百裏注之雲(yun) ：“上公之封，地方五百裏，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裏者二十四，並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裏。”（《禮記正義(yi) ·明堂位》）《明堂位》記載魯初封之地，竟是《孟子》的四十九倍。所以，對後世史家而言，經書(shu) 最為(wei) 權威，經書(shu) 中記載的曆史才是真實的曆史。史書(shu) 不一定是準確的曆史記載，經書(shu) 才是真正的史。

杜佑錄諸侯國爵等，盡用《王製》之文。蓋《王製》部分與(yu) 《周官》不同者，鄭玄往往判為(wei) 夏製、殷製、文襄霸製，而《王製》不與(yu) 《周官》衝(chong) 突者，鄭玄不加評判。杜佑則默認其合於(yu) 周製，故係於(yu) “周製”之下。杜佑專(zhuan) 從(cong) 鄭玄之典型例子是《王製》小國卿製，原文為(wei) ：“小國二卿，皆命於(yu) 其君。”鄭注雲(yun) ：“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yu) 天子，二卿命於(yu) 其君。此文似誤脫耳，或者欲見畿內(nei) 之國二卿與(yu) ？”（《禮記正義(yi) ·王製》）因此，杜佑直接寫(xie) 道：“小國三卿，一卿命於(yu) 天子，二卿命於(yu) 其君。”此乃鄭注之文，非《王製》原文。

可以說，當經書(shu) 有了“時間性”，以《周禮》為(wei) 本成為(wei) 注經特征，而“三代異物”成為(wei) 注經方法，對那些與(yu) 《周禮》不同的記載，一般便隻有虞、夏、殷、周幾個(ge) 選項，鄭玄確定此文為(wei) “殷時製”，不是選擇正確答案，而是排除錯誤答案的結果。而且，鄭玄所做的是注經，不是構建製度或者構建曆史。如果是構建製度、曆史，便必然要尋找不同“殷時製”的經文之間的關(guan) 聯，從(cong) 而構建一套更加完備的“殷時製”。但是，鄭注幾乎不曾做過這樣的工作。鄭玄要證明的是他所認定的“經”的經文之間可以沒有任何矛盾，僅(jin) 此而已。但是，當鄭注流行之後，鄭玄的注經法，變成杜佑的造史法。鄭玄認定經文為(wei) 殷製，隻是因為(wei) 經文與(yu) 周製不同，杜佑則把這些經文視為(wei) 殷製本身。

三 從(cong) 注經到造史

鄭玄經學對中國曆史書(shu) 寫(xie) 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構建殷、周二代之史。在鄭玄之前，《史記》《漢書(shu) 》的三代曆史所依據的材料甚少，隻有《尚書(shu) 》《國語》，今所見《左傳(chuan) 》等內(nei) 容。但是，自鄭玄確立《周官》為(wei) 周公致太平之書(shu) 、群經之基礎，則史家之周製可得而述之。自鄭玄以《周官》為(wei) 本，判《禮記》一批經文為(wei) 殷製，則史家之殷製可得而述之。但是，經學家注經與(yu) 史家述史，本有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隻因為(wei) 經書(shu) 或經注中有“夏”“殷”“周”這樣的詞語，而這恰恰是史書(shu) 敘述曆史的時間主軸，使史家可以用這些詞語，在話語的懸崖峭壁間架起看似堅固的繩索，淩空蹈虛，化經文為(wei) 史料，剿經書(shu) 以造史。

在唐修《通典》《晉書(shu) ·地理誌》，以及後世之《文獻通考》諸史籍中，對殷、周史的書(shu) 寫(xie) 正是鄭玄經學的產(chan) 物，而且是無意的產(chan) 物。例如，在《通典》中，殷、周二代的曆史書(shu) 寫(xie) ，於(yu) 鄭君是注經法，與(yu) 杜佑是述史法。杜佑對殷、周的曆史書(shu) 寫(xie) ，將經文一變而為(wei) 製度，再變而為(wei) 曆史，一波三折，從(cong) 而造就相對完整的殷周史。

在對經文的理解方法上，鄭玄注經，無論是注《周禮》還是《禮記》，首先是經文之學，而非製度之學。經文之學，意味著注重文字層麵上的經文之間的互相關(guan) 聯，而製度之學，則意味著對文字背後的製度之間進行體(ti) 係建構。許多經文，尤其是像《周官》《王製》，文字的背後必然有製度，製度之間必然可以互相關(guan) 聯。注經家對這種製度之間關(guan) 聯的揭示，往往是一種製度建構。但在鄭玄注經中，更注重文字之間的關(guan) 聯，而非文字背後的製度建構。例如鄭玄不惜割裂《王製》經文之間的聯係，把許多經文解釋為(wei) 殷製、夏製，旨在證明《王製》作為(wei) “經”的一部分，與(yu) 《周禮》可以在同一個(ge) 經學體(ti) 係之中，並不互相矛盾、水火不容。至於(yu) 《王製》中“殷製”的經文能夠構成一套互相呼應的製度體(ti) 係，則不是鄭君主要考慮的問題。

然而，鄭玄以三代異製平衡經書(shu) 異義(yi) ，杜佑則以三代異製構建三代製度。鄭玄將《周禮》係於(yu) 周公，杜佑以《周禮》為(wei) 周公之製度。鄭玄據《周禮》以推不同之經文為(wei) 夏殷製，杜佑則將鄭玄所推的經文一變而為(wei) 夏殷製度本身，並用經注、史事去證明這些製度。由此，係於(yu) 夏、殷、周之經文，變成夏、殷、周之製度。

在對經書(shu) 性質的認識上，鄭君注經是經文學，隻解釋經義(yi) 。如果將鄭玄解釋過的經文視為(wei) 曆史，便非常單薄。杜佑據鄭玄之經義(yi) 造史，既把經文視為(wei) 曆史記載，則可以用更複雜的曆史事實來理解經文的原則。如上引周代諸侯爵國之製，“次國三卿，二卿命於(yu) 天子，一卿命於(yu) 其君”，杜佑加注釋進行考辨：“《左傳(chuan) 》曰：“管仲受下卿之禮，避天子之二守國、高故也。明國、高是天子之命卿也。”（《通典·職官》）此事見僖公十二年冬《左氏》傳(chuan) 文，當時周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是故“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春秋左傳(chuan) 正義(yi) 》）杜佑以此證明國、高是《王製》“二卿命於(yu) 天子”者。又，《通典》用《王製》及鄭注之文，以為(wei) 大國、次國、小國皆三卿。然三卿是何官，杜佑又不滿足經文所說，而引《王製正義(yi) 》之文以證明：“《左傳(chuan) 》雲(yun) ，魯季孫為(wei) 司徒，叔孫為(wei) 司馬，孟孫為(wei) 司空，此三卿也。以此推之，則知諸侯不立塚(zhong) 宰、宗伯、司寇。”（《通典·職官》）杜佑以此證明周世諸侯之三卿，僅(jin) 有周天子六卿之三。此二處皆用《左傳(chuan) 》之史事，證明《王製》杜佑以為(wei) 周製者。事實上，鄭玄注禮也大量以《春秋》內(nei) 容證禮。但與(yu) 杜佑此二處的不同在於(yu) ，杜佑完全是以《王製》所述周製為(wei) 周代史，所以可用《左傳(chuan) 》之史實來證明《王製》之製度。但是，鄭玄旨在解釋經文。此二處《左傳(chuan) 》之文在經文上與(yu) 《王製》沒有關(guan) 係。因此，鄭玄注經不引用這種沒有經文關(guan) 係的曆史事實來證明經文之義(yi) 。

可以說，經學、史學的對象可能都是共同的經文。但是，在經學中經文是目的，鄭玄注經的目的是解釋經文本身。在史學中經文是材料，杜佑述史也用經文，但卻是把經文視為(wei) 某一代的史料來構建其曆史。在對經文的解釋方向上，鄭玄經學所麵對的對象是五經而非群書(shu) ，而正因為(wei) 五經本身有異義(yi) ，一些典型的製度矛盾僅(jin) 從(cong) 解釋經義(yi) 本身入手無法將之納入於(yu) 一個(ge) 共同的體(ti) 係。所以，隻能用時代的差別來平衡經義(yi) 的矛盾。鄭玄判定《堯典》是堯舜之法，《禹貢》是禹法，《周禮》是周公法，旨在說明這些經文本身的性質。鄭玄據《周禮》判定《禮記》中許多沒有製度歸屬而又與(yu) 《周禮》不同的經文是夏製、殷製、文襄霸製，旨在說明這些經文與(yu) 《周禮》可以共在一個(ge) 經學體(ti) 係之內(nei) ，隻不過這個(ge) 經學體(ti) 係容許多種聖人之法的存在。概言之，鄭玄判定經文的屬性，是為(wei) 了使五經之文能夠繼續存在於(yu) 一個(ge) 共同的經學體(ti) 係之中。所以，在解釋方向上，鄭玄對每一經文的解釋，都是放在群經之中去解釋。

但是，由於(yu) 在鄭玄的解經法中，判定經文的屬性涉及到堯、舜、夏、殷、周的不同，而在後世史家的眼中，堯、舜、夏、殷、周，不止是經書(shu) 內(nei) 部經文所係的序列，而且恰恰就是一個(ge) 上承黃帝，下接秦、漢、魏晉、六朝的時代序列。因此，正好將鄭玄對經書(shu) 的理解，轉化成為(wei) 杜佑對曆史的編排。也就是說，鄭玄把每一句經文都放到五經之中進行理解，變成“鄭氏家法”這一新的經學體(ti) 係的組成部分，而杜佑則把每一句經文都放到黃帝、堯、舜、夏、殷、周、秦、漢的曆史序列中進行理解，變成過去發生的曆史事實的組成部分。經文就像一堆意義(yi) 不同的符號散布在一個(ge) 立體(ti) 空間中。鄭玄對這些符號進行歸類使之井然有序，杜佑則提供了一個(ge) 時間與(yu) 空間的坐標，把所有的內(nei) 容平麵化到這個(ge) 時空坐標中。

四 結語：經史傳(chuan) 統中的三代曆史書(shu) 寫(xie)

中國經史傳(chuan) 統，不單是指一些經學或史學派別所認為(wei) 的早期古史記載在經書(shu) 中，經書(shu) 即是古史，經史合一。更重要的是在經是經，史是史，經史判然冰炭的背景中。對經學的理解不斷塑造著每一個(ge) 時代的政治社會(hui) ，形成了經學影響下的曆史。同時，對經學的理解也不斷塑造著對三代曆史的理解，形成了經學影響下的曆史書(shu) 寫(xie) 。

以殷周二代爵國問題的曆史書(shu) 寫(xie) 為(wei) 例，對殷周爵國問題的曆史書(shu) 寫(xie) ，自《史記》而《漢書(shu) 》乃至於(yu) 《通典》正是在經學影響下不斷改變的過程。《史記》樸略，《漢興(xing) 以來諸侯王年表》對周代爵國之製的書(shu) 寫(xie) ，重在考史。此《史記》之所以為(wei) 正史之祖，亦考史之正道。然《漢書(shu) ·地理誌》深受劉歆經學影響，開始直接以經文為(wei) 史事，故直接用《王製》之文以為(wei) 周製。此化經文為(wei) 史料以造三代曆史之法也。但是，注經之法是注經之法，考史之法是考史之法，本自不同。經書(shu) 規定曆史書(shu) 寫(xie) 的方向，提供曆史書(shu) 寫(xie) 的要素，但不可能替代考史本身。也就是說，經書(shu) 經過孔子刪削製作，已經不隻有“史”的價(jia) 值，而更具有“經”的意義(yi) 。因此，注經大師如鄭玄之注經，重在把五經視為(wei) 一個(ge) 整體(ti) ，理解經文的每一個(ge) 部分，而不是把注經視為(wei) 上承五帝，下接秦漢的曆史發展過程。這樣一來，如果三代曆史的書(shu) 寫(xie) 直接援用經文，化經文為(wei) 史料以造三代曆史，其後果隻能是曆史的僵化，如《通典》用鄭玄經注以造殷周曆史，《文獻通考》往往因之不改，也無可更改。經文是曆史書(shu) 寫(xie) 的要素，是規定曆史書(shu) 寫(xie) 方向的最根本依據，更是曆史中的事跡、新出器物與(yu) 文獻證明的對象，而不是曆史書(shu) 寫(xie) 本身。

注釋
 
1《通典》成書於唐德宗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晉書》修於唐太宗貞觀年間，比《通典》早一百五十年左右。《晉書·地理誌》文與《通典》基本相同。